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共6篇）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篇1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共社会设施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建设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一)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由于城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不同步，农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难，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农民日益强烈的平等要求与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中的～作风形成尖锐矛盾。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农民对这些～现象切齿痛恨；(2)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主意识和政策观念普遍增强，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倾听群众意见，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3)农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与社会治安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使农民失去稳定安全感，他们既痛恨犯罪分子横行，又深怪国家惩治不力。2.经济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首先考虑到在农村解放生产力，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经营权到农户的大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quot;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业去背农村的手工劳动和八亿农民，是难以承受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先发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带动农村，逐步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尽管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显然的。由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例长期在一个极不合理的水平上，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是严重的。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从1990年到1998年，粮食价格上涨1.2倍，而工业价格却上涨了3.5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倍。国家给予农民的利益眉鄹癫罡窒恕Ｗ?990年到1998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无偿剥夺农民总价值在12000亿元以上。在用电、用水和税赋政策上，对农民也实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国家出钱修造的，而农村修路多数由农民集资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设也考虑到城市防洪、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占全部投资额的10％，七五下降为5％，八五期间下降为1.9％。农业投资总额仅相当于国有单位房地产投资额的14％左右，这说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相差的决不是一星半点。3.在公民应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与农民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权益。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如今在落后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率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拥有的教师、医生相差3倍以上。在农村，不但教学条件差、学习条件艰苦，而且考大学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可能难以达到建档分数线，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例如1999年北京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已高达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农村，高考入学率仅有5％。许多很好的农村学生，分数很高也上不了大学。还有许多考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大学，也因家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4.工人与农民的负担不同。中央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实上，自从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数地区农民负担一直高达10％以上，甚至20％。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匀皇桥┟穹从匙钋苛业奈侍庵唬行┑胤交瓜嗟毖现亍Ｓ行┑胤胶筒棵徘闪⒚浚蚺┟衤沂辗选⒙曳？睢⒙壹省⒙姨伞⒙艺羌郏挥行┑胤叫楸ㄅ┟袷杖耄薅钐崛〈逄崃簟⑾缤吵锓眩科扰┟褚宰蚀停簧偈愀刹孔鞣绱直课薹停踊簟⑶滞碳搴团┟竦淖什疲踔燎啃邢蚺┟袷涨瘴铩Ｕ庑┒佳现氐厍址噶伺┟竦暮戏ㄈㄒ妫焐肆伺┟竦纳裕撕α伺┟穸缘车母星椋岩鹆伺┟袢褐诘那苛也宦?br>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部分地区基层领导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们随意挪用农业资金，或用于工业等开发项目，或耗巨资等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农民的劳动报酬却是打白条，挤农、挖农、坑农等恶性事件大量发生，国家供给农民的粮棉“挂钩”平价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卖等问题反复出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关心群众疾苦，只知道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税款，等等。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也给农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被污染的农田达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鱼虾基本绝迹，26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污染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突发性鱼、虾、贝类大批死亡达20万吨。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管理不善，没有严把质量关，生产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质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优，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给农民，结果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都引发了农民对工业及工人的矛盾。5.工人与农民在流动上自由程度不同。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开放程度扩大和人口自由流动增大后，城市设施不能适应需要，上百万外地流动大军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徘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使一些地方政府极容易采取带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他们过分夸大外地劳动力流入带来的问题，采取一些轰、堵、罚的政策，如在就业问题上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护城市和地方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引起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满情绪。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们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业为压低农村劳动力工资，经常以招学徒或新招工的名义招工，发低工资，三个月试工期后绝大部分都不被录用，又新招学徒工或新工人；企业要求民工加班加点的事经常不断；农村劳动者的安全卫生、医疗保障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采取缓发工资、扣工资等手段控制工人；民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业成了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给治安管理造成了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带有一些盲目性和无序性，外地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在其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易产生犯罪动机。据1999年北京市调查，北京市外来人口达450万，在所有该年犯罪案件中，由外来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来人口聚居地所发生的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达91％。另据《光明日报》报道：外来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达97％。城乡矛盾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和现代的因素都可引发我国的城乡矛盾。解决好我国城乡矛盾，对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在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新时期，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明朗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使工农、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到我国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正确地对待、分析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二)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原因分析1.这是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表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一极是以大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经济；另一极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经济。这种利益差别最直观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对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城乡差别的首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显得严峻。近年来，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不断上涨，导致了农民增产不增收这样一种结果。工农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表现在工农产品的价格高低上，进而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如果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摊派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其它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护、环境治理、娱乐设施及其它社会公共福利措施等方面差距更大。农民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工农矛盾加大，工农联盟日益松散。2.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无序所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市场运行规则、市场机制不健全，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无序经济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工农、城乡矛盾。首先，农业生产对气候、土壤、地形、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利、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都很强，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投资大、涉及面广，个别生产者和个别单位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其次，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产业，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的投入，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三，由于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宏观引导和市场信息服务滞后，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与大市场的对接还存在一定难度。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中的大多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往往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盲目性较大，常常被市场无序状态所误导，这势必造成农民经济利益受损，造成农业生产的滑坡。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与收成并不成正比，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增加时，往往农民收入反而下降；农业减收时，农民的收入反而增加。这种收入和收成的逆向运动，只有靠政府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来解决。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因此，容易出现忽视农业的现象，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从领导层来看，领导农业的力量削弱，从党政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忙于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把注意力放在见效快、收益大的产业，普遍忽视农业生产；从投入角度来看，对农业投入的资金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用于发展农业和收购农产品的资金被占，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1997年减少1700多万亩，1998年减少2400多万亩，1999年减少了3000多万亩，有的地方乱占耕地、弃山撂荒现象严重；从农民的劳动成果来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猛、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再加上各种不合理的集资摊派，农民劳动一年，所剩无几，这就大大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述现象的产生，与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有很大关系。首先，农村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落实与否全都一样，甚至还会出现谁认真落实谁吃亏的现象。近几年，虽然党中央特别强调重视农业，特别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xx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其资产高的已达几亿元。例如，东方集团张宏伟、希望集团刘永好、长沙远大集团张跃等。2.部分各类企业的承包者。企业经营者阶层。前些年他们利用租赁、承包和承销等手段，得到了很多的丰厚收入。现在许多承包者已成为老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3.外商企业、三资企业的管理阶层或白领员工。他们的经理层平均年收入在5～15万之间，高的达50～100万元，一般员工平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4.部分影视名星、歌星、小品和剧创作者及演艺圈里的穴头，他们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几倍或几十倍。5.部分获得发明专利，技术转让、遗产、馈赠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关系的一些人士，一些华侨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给者。6.一些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他们依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依靠炒批文、炒贷款、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产权而获得暴利者。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有专家仅就全国银行信贷利差分析，每年国家将损失2000亿元以上。大约每年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5万亿元笥遥冶曜祭⒃嘉?0％～

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阶层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目前而言，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对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资产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社会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就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充分地发展。但是，有些人现在还对发展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难以理解，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地方、部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歧视、排斥、刁难、打击个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个体劳动者思想上仍有顾虑：怕露富，怕政策多变，怕生老病死无保障，怕经营不下去重新就业困难，等等。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享有“国家人”身份的干部阶层、工人阶层的抵触心理，从而引发为阶层矛盾。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的素质相对而言不是很整齐。从社会来源看，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体的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员、干部、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在以往的时期，他们一般有较稳定的工薪收入、劳保福利、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权力～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出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字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多么令人吃惊!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端正党风，密切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quot;三讲教育，是当前我党的一项中心任务。今后，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阶层矛盾仍会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阶层冲突。因此，在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篇2

关键词：毛泽东,阶级划分,农村改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与毛泽东对当时农村各阶级的划分密切相关。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当前, 农村各阶级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为调动农村各阶层的积极性, 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通过对农村各阶层进行深刻的分析, 促进农村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干部是农村改革的重要保障

地主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农村的腐朽统治力量, 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 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4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考察和革命经验, 认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1]127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完成了土地革命的伟大胜利, 地主阶级作为农村的一个阶层土崩瓦解。同时, 地主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也曾起过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带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过程, 在经济上实行“地主减租减息, 农民交租交息”, 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原则, 在抗战时期就提出“争取开明绅士, 争取地方实力派”, [1]746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当前, 农村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党在农村实行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使农业现代化取得长足的进步, 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它是农村发展的制度保障。现在的主导阶层主要是指本村村民通过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成员, 其方式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现在新世纪新时期, 农村的干部是通过农民民主选举产生, 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集体, 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村干部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重要领导力量和保障。首先, 他们是贯彻落实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组织力量, 党通过对民选村干部的宣传教育, 使其能够在基层落实党的政策, 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 他们代表本村村民的利益, 是争取村民利益的先锋, 由于其是由民选产生, 改变了村干部只对上负责的惯性,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再次, 他们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 针对党对基层的政策, 由于农民自身认识水平的差异, 不能立即实施政策, 村干部的示范作用,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兵制度, 扩大了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时期的主导阶层不再是剥削阶级, 而是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自己的当家人, 通过村民会议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让农村的矛盾和问题能在农村内部自己解决, 密切了干群关系, 成功实现了农村的稳定, 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

但是农村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农业基础薄弱, 干部贪污腐败、城乡差距扩大、干部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宗族观念影响深远等现象, 仍然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

为了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必须坚决实施以下措施。第一, 继续贯彻党在农村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方针政策克服干部的腐败现象, 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第二, 实施招商引资, 促进农村建厂, 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发展本地区的特色经济;第三, 引进人才, 把主流文化与本地民间文化相结合, 促进本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第四, 保障农民切身利益, 针对本村实际, 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第五, 保护生态平衡稳定,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使本地村民健康而有活力的生活。

二、致富示范阶层是农村改革的先锋队

富农阶级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毛泽东认为, “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 自己参加劳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1]128他们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大多数是进步力量, 能够参加边区的民主政权;在民主革命胜利后, 为新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富农虽然有剥削的一面, 但也有进步的一面。

党中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富农实行不同的政策。在土地革命时期, 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 实行保护富农利益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 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在建国初期, 实行保护富农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根据时代的不同, 党制定的不同政策, “以斗争求团结”促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党在全国逐步发展和深化市场经济, 制定了“先富带后富”的发展道路。这促使农村出现了一批新时期的致富示范阶层。这些致富示范阶层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为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首先, 他们占有较为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 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对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有示范作用;其次, 他们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源和较为长远的眼光, 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带头人, 是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特色经济产业化的有力先行者;最后, 他们是农业机械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先锋。

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方式导致农业现代化基础较弱,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影响使得中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经济结构不合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人均土地不足, 又无法集中,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致富。加上在中国广大农村固有的小农经济和封建恶习, 导致多数致富示范阶层产生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 不去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 不把金钱用在组建机械化生产而将其用在高利贷和享乐上面,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 实现农业现代化,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第一, 通过宣传、教育克服小农思维和封建恶习, 积极引导富裕农民走非农化道路, 通过发展副业和投资建厂发展农村经济, 通过先富带领后富, 而达到共同富裕;第二, 通过政策支持, 建设大量有效的公共产品, 对农业机械进行补贴, 继续深化改革, 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第三,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业, 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准入、监管、退出机制, [2]170使农业发展有充足的经济来源。第四, 发展与主流文化相适应的民间文化, 丰富和健全农村文化, 是民间文化产业化;第五, 引导建设环保工厂, 使农业走上生态平衡、特色突出的产业道路。

三、中间阶层是农村改革的基础和主力军

中农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是党主要的团结对象, 其所占比例也较大, 中农土地相对较多, “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 或主要靠自己劳动”, “一般不剥削别人”。[1]128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出:“农会争取中农入会, 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 是完全必要的。”[1]20中农占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因此, 毛泽东鲜明的提出, “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 并时刻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643正因为采取了正确对待中农的政策, 党中央才能够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孤立顽固派取得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世纪新时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 中间阶层在农村的比重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 所以说, 中间阶层是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力军, 要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首先就要实现中间阶层的现代化。“中国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 百分之六点五的水资源养活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 解决六亿多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2]57这主要是由中间阶层完成的, 农业的现代化是全国现代化的关键, 中间阶层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调动中间阶层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中间阶层的态度决定着农村改革的胜负。

目前, 农业的粮食生产最主要的是靠中间阶层来完成, 在党和国家带领下, 各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 粮食连年增产。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基础设施全面加强。”“农村综合改革……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较快增长”。[3]

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比如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收入差距扩大, 农业的科技水平低, 机械化作业很难在广大农村推广, 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现状;农民当家做主的意识薄弱, 不能很好的维护自身利益, 政治参与水平低;小农和封建思想浓厚, 与主流文化脱节, 对自身的权力和义务认识不清,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广大中间阶层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针对中间阶层存在的问题, 必须认真解决。第一, 对中间阶层进行宣传、教育, 使中间阶层与主流文化接轨, 改善中间阶层的生活条件和精神享受;第二, 完善农村金融体制, 鼓励中间阶层走集约化、机械化道路, 鼓励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过渡, 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城乡关系;第三, 加强中间阶层的纳税人意识和自治思想,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强化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第四, 夯实农业基础, 扩大对农业的补贴和政策照顾,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完善基本经营制度,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第五, 加强绿色生产, 加强科技服务, 使广大中间阶层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得到实惠。

四、贫困阶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依靠力量

毛泽东对贫农的划分, 使无产阶级有了最坚定的同盟军, 为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无论在哪个革命阶段, 无产阶级始终依靠贫农, 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1927年明确提出:“没有贫农, 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 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 便是打击革命。”[1]21可见, 毛泽东把贫农的力量看得至关重要。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 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 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1]643他们有高昂的革命热情, 是促进中国革命向前推进的主要力量。

建国后由于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基本相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在改革前期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口号下, 很大一部分人走上富裕道路,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家庭财产稳定增加, 衣食住行条件明显改善”。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

同时, 还有一部分人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虽然掌握着当地的文化底蕴, 但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基本社保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深化, 加上思想认识上的落后, 使得“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象严重, 教育压力大, 养老负担重, 土地保障缺失等原因, 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更是全面小康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3]3

“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373为了完成党在十八大上提出的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必须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为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村现代化作出贡献。第一, 要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纳税人意识, 努力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积, 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第二, 整合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确保保障资金用到实处, 发展当地特色文化产业;第三,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健全社会福利制度, 支持慈善事业, 做好优抚安置工作, 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做好民生工作;第四, 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扩大农村义务教育的范围, 充分解决上学贵的问题。第五, 坚持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 坚持“初次分配注意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以农村为重点,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五、农民工是新时期农村增收的主要引擎

1. 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雇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贫农的地位同等重要, “中国的贫农, 连同雇农在内, 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1]643他们都是农村革命和改革的主要动力, 没有雇农的支持,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胜利的。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广大雇农翻身做了主人, 不再是被剥削的阶级。

在新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 以及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 出现了中国特有的现象———民工潮, 他们既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力军, 也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催化剂。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村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 为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其次, 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 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 开阔农民的眼界;再次, 促进非农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特色化经营, 促进新农村的建设;最后, 扩大内需, 增进交流, 使城乡壁垒减弱,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但是,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受到年龄限制、市场信息滞缓、“落叶归根”思想的束缚、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 使得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阻碍和转移之后没能发挥应有作用。

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第一, 应该通过宣传、教育解放广大农民工的思想, 使其能安心在城市工作, 繁荣城市经济;第二, 建立健全农民工权利保障机制, 减少对劳动者的歧视和限制, 尤其是在户籍方面的权利的限制;第三, 通过政策支持农民工进城,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并适当调整土地政策, 完善社会保障尤其是土地保障制度;第四, 通过再教育, 培训农民工的技能, 使其长期为城市繁荣发展做贡献;第五, 通过政策支持农民工回乡发展非农产业, 进而促进农业集体化大生产。

2. 脑力劳动的农民工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毛泽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熟知中国历史, 因此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 在中国长期的战争中, 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指挥和领导作用。毛泽东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618“全党同志必须认识,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 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620所以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也不会有建设的成就。

新世纪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实施的情况下, 国家加大了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和支持, 为广大农民子女成长成才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同时也使农业发展有了科技指导基础, 增进农民的权利意识, 扩大了与城市和国外的文化交流, 使农产品能够拥有核心技术, 迎接世贸组织的挑战, 也有利于发展本地区特色产业, 完善资源利用率, 建设生态环保的农村产业体系。

同时, 农村脑力劳动仍然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首先是社会整体对农业发展不够重视, 对“三农”存在心理偏见;其次是知识分子普遍追求安逸, 不愿吃苦下乡;第三, 农村基础设施差, 底子薄, 发展落后。

要想使知识分子用聪明才智去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必须要坚持以下几点方针。首先, 加大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通过对“三农”的政策和资金、技术支持, 来促进农村的发展;其次, 继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加大对农村教育和专业知识的投入, 培养更多的农村科技人才, 使科技理论与农业实践相结合;再次, 通过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同时加大对知识分子在科研上的支持;最后,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 使知识分子自愿到农村去、到基层去。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中国的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就是典型的“两头小, 中间大”, 在革命过程中,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与时俱进的制定政策, 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可以说, 没有对当时农村各阶级的认识, 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胜利, 更不会出现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的问题, 大多出于农村。农村乱则天下乱, 农村治则天下治”[5]134邓小平也提出“农业搞不好, 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4]322

通过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对农村各阶级的划分, 来指导当前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具体政策, 对当前农村改革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既要坚持在“五位一体”的布局下把“三农”问题当做一个整体来建设, 也要清醒地看到农业也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整体, 它是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社会基层, 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情况, 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村官要加强监督指导使其为选民服务, 针对致富示范阶层要坚持政策引导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针对中间阶层要增加农民收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以调动农民积极性, 针对贫困阶层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针对农民工要保证权利实施和政策扶持以利于城镇化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对农村具体情况有着清醒的认识, 只有具体分析农村各阶层的情况, 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政策, 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周文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浅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 篇3

[关键词]社会阶层；矛盾；缓解；制度

一、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阶层矛盾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多元化划分标准，主要分为7个阶层，分别是：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管理者阶层、军人阶层、私有私营者阶层和其他边缘阶层。这些阶层互相存在着某种交叉关系，并不是完全互相独立排斥的。当然，阶层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里把当前社会矛盾大体归为三类：

1.“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阶层利益矛盾的集中体现。能否正确认识处理这一问题，关系到能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进程中，一部分群体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勤奋，创造了财富，但也有些人，通过钻制度转变的空子获得了大量经济资源，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由于某些群体的腐败和非法致富，人民群众心理落差加大，对社会现实产生不满情绪。

2.资产占有者与劳动阶层的矛盾，即劳资矛盾。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员工安全得不到保障，拖欠工资的现象很普遍。很多企业主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失去生活来源，从而造成罢工打击报复等突发事件，甚至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3.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矛盾。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中最突出的是国家领导干部与人民大众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源上说也是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由于管理者主导相关利益分配，因此双方矛盾激化。一些干部虽然身为人民公仆，但在考虑问题上急功近利，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导致官民矛盾恶化；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也削减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二、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阶层矛盾的新特征

1.当前我国阶层矛盾是体制型矛盾和结构型矛盾相结合的矛盾。改革开放后，很多体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某些阶层的利益要求了，这便引起了社会体制发生变革；体制变革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之前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我国的社会构成比较单一，随着改革开放，体制性矛盾也愈加明显。所以，在制定相关措施时，必须从解决体制型矛盾入手，从解决结构型矛盾着眼，双管齐下。

2.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分化引发了社会各阶层间关系的变化。在农村，有些农民已经转化了身份，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日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其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后，企业自主权加强，国家对企业的领导由直接控制逐渐转向宏观，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

3.在思想观念领域不同阶层间也出现了分歧。改革开放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交替也带来了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存留思想的矛盾错综复杂；阶层分化也造成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职业、收入和地位方面的差距，加剧了他们彼此在思想观念的隔阂与冲突。

三、社会阶层矛盾产生原由

（一）经济上快速自由式的发展是阶层矛盾产生根源。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某些利益获得者获利的手段并不是合法的，就会导致穷人阶层对社会某些方面存在的不公平产生不满情绪，经济因素是阶层矛盾不断加剧的根源。

（二）改革中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矛盾加剧。经济上飞速发展，但很多制度上出现了漏洞。由于缺乏制度的制约，某些群体便钻制度的空子去赚取非法利益。我们应认识到改革不仅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包括各方面体制的完善。

（三）媒体舆论的大肆渲染也加速形势的恶化。很多媒体本着社会公平原则大量报道弱势群体与富人间的矛盾事件，产生了负面效应。作为媒体应遵循事实本来面目，但不是大肆渲染，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当然相关制约制度也较缺失。

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的解决措施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稳步发展，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要坚持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利益。在就业分配等社会问题上，要始终坚持公平原则。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

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建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如果人民无法合法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将会加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自身作用，弥补市场的先天不足。

（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提供坚实保障。要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建立新的就业体制，如近年来社会上实行的领导干部公示制，企业聘任制，都有利于群众的公平竞争。要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继续巩固义务教育，尽快实现职业教育的普及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能缓解弱势群体与其他阶层间的矛盾，促进利益格局合理化。

（四）壮大中间阶层，培育新型社会阶层结构。目前我国的结构形态呈现“洋葱头”型结构。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高层和低层之间的缓冲带，能维系社会稳定，为了缓冲社会高层和社会低层之间的冲突，应该提高低层群体生活，继续壮大我国中间阶层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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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显信.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矛盾的性质、特点与基本对策[J].中国矿业 大学学报，2003.09（社会科学版）.

[3]周显信.简论我国社会阶层矛盾的基本现状与基本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6.

[4]刘胜康.社会阶层结构与和谐社会[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05.

[5]喻晓.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的原则和方法[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02.

[6]罗小凡、郑昌华.试论我国当前社会阶级阶层矛盾的特点[J].科学社会主义，1996.04.

[7]刁乃莉.近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综述[J].学术交流，2009.10.

[8]顾玉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及其化解路径[D].

作者简介

邵孟琪，1989，女，汉族，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1 篇4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业主,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离休干部,部队中的军官等。这个群体中职业门类烦多,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个群体人数占从业人员的25%左右。

(三)富裕阶层: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或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大型国企老总,上市公司高管,外资和合资企业高管,一线演艺人员,金融业界高管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隐形富豪群体,即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者,他们将财产隐藏或转移,在未被揭发查处前,仍属于这个阶层。富裕阶层的人数占从业人员5%左右。

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群体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呢?这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的同时,一些企业老总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变相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演变成民营企业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本世纪头十年房价持续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

(6)从2003年起,GDP呈两位数增长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使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使一批知识界精英,进入富裕阶层群体,其中尤以IT产业为典型。

(8)近十年中国股市的高速扩容和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牺牲千百万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却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中国股市可称得上造富机器。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分布仍属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成了当前社会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各种资料数据差异很大,有说是0.5的,有说达到0.7的,也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还达不到警界线0.4。这是由于所取的样本和计算方法的差异造成。但不管怎样,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已是不争事实。有两组数据特能说明问题:我国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体占有社会财富达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体所占社会财富仅为4.7%。换句话说,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量是20%穷人的10.7倍,而这个指标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日本则仅为3.4倍.中国已排在世界前列。据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已由过去的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这一提升使扶贫对象一下子扩大到1.28亿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每天一美元,被联合国定为赤贫标准。这让我们深深震惊,我国的扶贫攻坚是多么任重而道远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我国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急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官员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加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诚信危机,使我国的文明程度和软实力大打折扣,而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兴起的怀念毛泽东热 ,实质上就是对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增大的不满。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使中产阶层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使社会结构呈纺锤形。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已尝尽社会**的苦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上国强民富的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共产党人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邓科：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 篇5

12月11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 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 ，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199 9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 听取汇报，作出指示。

这位负责人称，报告提前问世，因为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 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 调查数据和成果。 “十大阶层”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研 究报告对这种改变描述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 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 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

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报告看来，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来分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课题组的专家指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 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而现阶段的研究则是用来“指导建设”，主 要是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 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原来的阶层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报告提出 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则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 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

按新标准划分的10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 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 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 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 等(如图)。 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

研究人员指出，在据以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仍 具有决定意义，而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 (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 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报告采用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简单而 又基本有效)，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测量，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 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 有所变化。

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 中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 步上升到19・8%。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 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 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 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 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 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 拔干部和发展党员。

报告说，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 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 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 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 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也在不断地变迁。那么，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 构呢?

陆学艺告诉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 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 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 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

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特征分析 篇6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经历了空前深刻的分化与整合，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在诸多新的社会阶层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其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强调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阐明和揭示其特点，对于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维护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利益，团结和带领他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群体。与传统产业工人一样，他们也在城市就业，从事非农业劳动，同属非农业劳动者。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已经不是主要来自农业劳动收益，而是非农劳动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就其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来说，他们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3年全国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达9820万人，在第二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7．6％，在第三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2％以上。但是与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相比，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又有明显不同。

1.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同农业、农村、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的产业工人一般都长期生活在城市，具有城市户口和相对稳定的工作，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尽管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但其社会身份仍旧是农民，在农村还保留着承包土地。他们虽然已经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但大多还要在农忙季节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属于亦工亦农者阶层。

他们的工作完全由劳务市场需求调节，与所供职的企业或雇主之间没有长期的固定契约关系，两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往往随着一项工程或业务的完成而终结。这种关系一旦终结，就需要重新寻找工作。

他们的职业具有临时性、季节性、流动性等特点。他们是一个介于产业工人与传统农民之间的双向交叉的社会群体，经常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颠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处在一种双向流动过程中，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就往城市流动，找不到工作就往家乡流动。他们常年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漫游，苦苦寻求着各种就业机会。由于户口在农村，因此他们的许多权利和义务都与户籍所在的农村发生联系。农村是他们的输出地，往往又是他们的归宿地。找不到工作或者患了疾病，便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尽管不在农村谋生，但他们的根还在农村，他们的家庭、心理寄托与感情牵挂都系于农村，自我感觉上也还是一个农民。农业虽不再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但还要兼而从之，以此作为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最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已身在城市，从事着非农业劳动，但还带着农业、农村、农民的脐带。

2.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为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起码的职业技能。在谋求某一职业时，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拿不出相关的技能证书。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他们只能甘居下风，去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重、苦、险的简单劳动。

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出于挣钱谋生的热望，他们宁肯放弃自己的某些权益，接受雇主苛刻的条件，去谋求一份报酬非常低廉的工作。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8.7％的雇主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金，93.4％的雇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更有甚者，多数农民工不敢提出签订劳务合同的要求。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有报道称，在广州接触职业危害的40多万工人中，70％以上是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成为“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相当多的农民工被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新华社记者曾在北京、浙江、安徽随机抽样访问了80名农民工，其中竟有72.5%的农民工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在从业方面可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境况毕竟要好得多。

3.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生活普遍比较窘迫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原本就是来自农村的贫困阶层。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改变眼下生活状况的渴望，来到城市打工谋生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生活在城市的最下层。

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其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低档蔬菜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他们想尽办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的是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多带几个钱回家。

农民工是城市中失业最为频繁的群体。他们中有不少人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农民工遇到过失业问题的比例高达45.4%，有45.5%的人遇到了3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失业。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连那点微薄收入也没有了。

由于享受不到城里人所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受伤或害病。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有46%的农民工生过病，17％的人生病在3次以上。他们一旦生病，就意味着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二、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作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尽管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但由于诸多原因，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与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1.他们还尚未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顶着纯粹农民的脑壳进城的。在这个脑壳里，满满地装着带有浓郁的泥土与乡村气息的思想意识。短暂的非农业劳动尚不足以改变他们原有的思想意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去。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还没有认识。进城就业以前，他们一心想的只是怎样打工挣钱，没有任何来做产业工人的思想准备。加之进城就业时间有限且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他们还不可能有什么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甚至连朴素的阶级意识都没有。

2.他们尚不具有产业工人所应当具有的那种组织性和纪律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就是这种改变与催生的产物。他们不再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千里迢迢来到城市打工就业。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觉醒，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一种反叛。然而，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同社会的嬗变跃迁并不是同步的，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惯性。这种历史惯性的存在并发生作用，使得传统的东西远未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淡出，还时常地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尽管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熏陶，参与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但这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尚未能锤炼出他们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

3.他们在所供职的单位中是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数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按市场游戏规则形成的纯粹的雇佣关系。目前，尽管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存在职工个人不同的具体职业感受，但作为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其主人翁地位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在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连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

正是由于农民工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因而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他们在企业里完全处于一种无权的地位，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的关切度也根本不可能有国有企业职工那么高。除了出力干活挣得工资以外，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所在企业的前途命运。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们只是躺在床铺上思念自己久别的家人，根本无暇去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因此，置身于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中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萌生主人翁意识。

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从业于国有企业。即便是这部分农民工，也没有多少主人翁地位可言。职工在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原本是基于保障固定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城市产业工人的各种民主权利的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临时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的问题。由于农民工同所在国有企业的关系也是一种雇佣关系，加之他们在企业里的身份被统称为临时工，因而不可能被当作企业发展的依靠力量，不仅不被吸收来加入企业工会，参加职代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而且也根本享受不到本企业城市职工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甚至连工资级别也完全与城市职工分属两个体系。同时，农民工自己在心理感受上，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单位人，没有心思去管企业的事。

4.他们被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

依照法律规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一样，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享有法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言论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这些政治权利往往受到诸种制约。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作为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远离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一般宁肯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不愿去办理这些繁琐的选民资格手续。因为办理这些手续，他们一要中止好不容易才谋到的工作，冒失去这份工作的危险；二要付出较高的办理成本，其中包括误工工资和往返的差旅费用。因此，在办理选民资格手续和放弃参加选举二者之间，他们通常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当然，作出这种选择，并非是因为农民工们缺乏参政的热情，而是制度安排没有考虑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取得选民资格证明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是这种有缺陷的制度安排，把他们被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还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三、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处在城市社会的最低层。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全部100种职业的排位中，农民工居于第94位，而且排在最后10个位次的职业都与农民工不无关系。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每日含辛茹苦地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提供了巨额税收，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却经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视。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歧视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公共歧视，另一类是个体歧视。所谓公共歧视，即在公共场所遭受歧视，如在公交车上遭受司乘人员的歧视，在商店遭受店员的歧视，在其他公共场所遭受各类管理人员、执法人员的歧视。有些公共歧视明显带有政府行为。所谓个体歧视，是指农民工在其就业的单位或家庭里面遭受雇主的歧视。这些单位或家庭通常以扣压身份证为手段，强迫农民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置同工同酬的宪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给予农民工以带有歧视性的劳动报酬。

对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和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

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项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农民工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平等的就业资格和机会。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在就业方面普遍实行总量控制、先城后乡的政策，设置种种职业、工种限制。近年来，有些城市政府为解决城市职工再就业问题，制订了各种就业准入制度，限制外来人员进入某些行业。有些城市政府甚至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一些部门和行业清退农民工，为本地下岗失业人员腾位子，搞所谓的“腾笼换鸟”。在对农民工实行就业限制政策的同时，还强制性收取各种管理费，以提高就业成本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就业壁垒。

除此之外，对农民工劳动权的歧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劳动休息权、工资报酬权和劳动保护权等方面的侵害上。用工单位和雇主大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报酬和工伤处理办法全由用工单位和雇主说了算。用工单位和雇主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却很少给务工者支付超时超额劳动报酬。尤为突出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一些用工单位特别是建筑企业，不是按月给农民工工资，而是一年一结，有的甚至连这也做不到。如果农民工中途变更工作，就基本上拿不到工资。

社会保障也是我国公民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享受着不同等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下，城市职工享受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公共性保障，而农民工的惟一保障就是远在家乡的那片承包田。城市职工下岗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取得政府再就业帮助，而农民工则完全处于无助状态。城市职工患病、负伤可以享受医保，而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

学龄儿童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原因，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享受不到与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

四、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况

当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以后，由于与家人、亲戚、朋友减少了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情感方面失却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故而在社会流动与漂泊中产生种种心理不适，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

如果说农民工们的物质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贫困。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少能光顾城里的书店、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们除了打扑克、掰手腕，就是睡大觉，甚或以讲黄色笑话聊以自慰。正常的性生活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然而由于远离妻子或丈夫，农民工的这一需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长期没有性生活，使农民工们不同程度地感到心理压抑和不适，处于焦虑、烦躁、郁闷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之中。长期和过度的精神压抑，不仅会使一些农民工患上精神类功能性疾病，有时甚至使一些农民工会形成某种直接导致过激行为的变态心理。近年来，一些城市发生的恶性案件，许多都与农民工有关。

五、几点认识与结论

基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分析，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性群体。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是非农业劳动，在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上已经接近乃至相同于城市居民，但是由于一些制度性因素，又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享有市民的权利和地位。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社会，但还尚未获得充分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权利，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样正常生活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与城市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膜。他们离开了农村，但又心系土地，与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属于城市，又属于农村，是一个处于城乡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性社会阶层。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已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但还尚未完全实现非农化，未能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他们既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既是产业工人又未完全产业工人化，是一个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特殊人群。这是进城就业农民工的一个最显著的阶层特征。

第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传统制度安排的产物。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在这种经济架构下，国民经济被分割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分别运转。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内维系特定的经济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维系经济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客观上要求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安排来与此相配套。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传统的户籍制度将国民严格地区分成 “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实施人口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且还与公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相联系。于是，户籍制度已经不单是户籍制度本身，它成了区分不同国民身份的重要标识。户籍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也就存在明显差异。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出现，是对传统制度安排的冲击与反叛。这种冲击与反叛，使旧的制度开始出现某些裂痕与松动。但这种制度还远未被彻底打破，依然是阻碍进城就业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制度性篱笆。目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还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它一方面开始容忍农民进城就业，同时又阻碍他们的身份转换。在这样一种制度氛围下，进城就业农民工这一“夹心”社会阶层便被锻造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