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精选10篇）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篇1

中国古代文人叙事诗的明珠《长恨歌》作为一个悲剧性的文学审美客体，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和诗人白居易创作思想的矛盾性而使悲剧审美客体呈现出多重主题内涵。

1.隐事说。

这一观点首先由愈平伯先生于1929年发表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提出。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在提示一个隐事，即杨贵妃在马嵬兵变中隐逃民间。此观点颇新颖，并迎合了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

2.讽喻说。

这是一个历史较长的观点，也是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长恨歌》主题为讽喻，诗歌通过李杨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旨在通过这个教训达到讽喻的目的。

3.爱情说。

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旨在描写李杨爱情，否定讽喻主题。诗歌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等诗句明显地讽喻李杨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教训的客观讽喻性均说明诗歌蕴含着讽喻主题。此观点同样存在着残缺性和非封闭性。

4.感伤说。

此观点认为《长恨歌》“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一代人叹恨时世变迁的感伤情绪。此观点将李杨故事看作一种象征，旨在通过这个载体表现一种时代的感伤情绪。

5.双重主题说。

这一观点在二十世纪50年代讽喻说和爱情说相互争论中产生。此观点以王运熙《略论〈长恨歌〉内容的构成》最有代表性。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前半部表现了讽喻主题，后半部表现了爱情主题，两个主题并存。但以诗人讽喻和爱情倾向先后流露所占的篇幅对讽喻主题和爱情主题作简单的主次划分，有明显的割裂感。另一方面当时代感伤说出现之后，讽喻主题对诗歌政治是思想内涵的揭示有着明显的不足。

6.三重主题说。

二十世纪80年代感伤说提出之后，蹇长春于1991年发表《〈长恨歌〉主题平议》一文，对三重基本观点讽喻说、爱情说、感伤说作出回归而提出三重主题说。此观点对《长恨歌》主题作了全方位把握。提出讽喻、爱情、感伤三者并存。但将讽喻和时代感伤单列两重主题和爱情主题并列，不太恰当。

《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是由题材的特殊性决定的。

《长恨歌》所选题材李杨故事是一个历史题材。李杨故事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和爱情两个方面的思想意蕴。故事的主人公李隆基和杨玉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一个是天子之尊，一个是贵妃之宠。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一举一动的`政治后果。其爱情不能不与唐帝国的盛衰相联系。帝王沉迷于爱情，必然要荒废朝政;而朝政的荒废必然导致**。这就说明封建帝王的爱情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内容。唐明皇自迷于杨贵妃之后，整日莺歌燕舞，而将朝政委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是一个有深刻教训的历史史实。这种历史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主题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是诗人创作思想双重性的反映。

诗人写《长恨歌》是初入仕途，为“三登科第”的得意时期。“兼济天下”是其主导思想。对于李杨故事这个蕴含着深刻历史教训的历史故事，诗人不能不从政治角度着眼，以寄寓讽喻。作为以“兼济天下”自负的封建文人不能不为大唐的衰落而感伤。另一方面，诗人作为一个有爱情伤痛者(诗人于元和年间在符离曾与一个叫湘灵的女子相爱，但终因礼教而忍痛分别，未能成眷属)不能不对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自己深爱女子的痛苦。诗人的爱情隐痛正可借李杨爱情故事得以宣泄。这种从政治和爱情双重着眼的创作动机，反映在诗歌中必然是政治和爱情的双重主题。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篇2

深入探究, 我们发现, 白居易对这一对封建帝王夫妇的充满世俗人情味的记述, 竟然是放在道教神话的文本中进行的。唐代是道教盛行的年代, 信道入道还一度成为当时的时尚。白居易深谙道教精髓, 日常生活无不践行道教教义和理论。基于道教和神话极为复杂的传承关系和历史渊源, 基于神话的特殊思维对文学创作的启迪与滋养, 白居易吸取了道教中的神话因素, 并以之为框架, 以唐杨故事为经纬, 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想象, 创造出基于历史又超越真实的千古名篇《长恨歌》。

白居易的道教情结在诗歌中体现在他套用了道教的三大母题。

一、角色母题———仙真

道教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远古神话, 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 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神话谱系。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主角——仙真。陈耀庭先生将道教神谱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先天尊神, 都是出于天地未分时的先天真神, 例如:三清、三官、四灵二十八宿等。第二层次是天地开辟以后的得道仙真, 都是由凡人学道、修道后成真的后天神明, 如八仙等, 是道教徒自己创造的新神。三是长期流传于民间并受到道教供奉的俗神, 例如门神、财神、妈祖等。”[1]《长恨歌》既然是放在一个道教神话文本中记叙故事的, 那么主人公和道教有何关系呢?

《长恨歌》开始是这样拉开唐杨爱情序幕的:“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从“人未识”、“一朝选”这样的字眼来看, 二人相识之前杨玉环是冰清玉洁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杨玉环在皇宫之中最初的真实身份, 曾为朝廷命官的白居易不可能不知道, 然而他并未提及杨玉环曾经是唐明皇的儿媳妇一事, 难道仅仅是慑于皇家权威有所忌惮吗?那么为什么千百年后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在有意无意地淡化这段历史呢?唐明皇是如何“误导”舆论、掩国人耳目的呢?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杨玉环在735年被册封为寿王妃 (唐玄宗儿子李瑁之妻) , 五年后 (740年左右) 她被度为女道士, 并起道号“太真”, 又五年 (745年) 唐玄宗召她入宫, 并册封为贵妃。原来, 杨贵妃曾经被“度”为道人———问题的关键在此。这件事记载在众所周知的唐玄宗741年亲自颁布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其中批复了杨玉环的申请:”……属太后忌辰, 永怀追福, 以兹求度, 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 特遂由衷之请, 宜度为女道士。”[2]意思大致是:值此皇太后忌辰, 杨氏玉环期盼为亡灵祈福, 因此请求出家超度, 这种高雅的情志实在难以违背;为了敦促宏扬此道德之风, 特满足杨氏这一由衷请求, 批准其为女道士。按照道家的说法, 出家就等于了却一切尘缘, 隔断与世俗的一切瓜葛 (包括与寿王的夫妻关系) , 杨玉环也等于脱胎换骨、死而复生, 因此白居易说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算是在宗教上获得了认可的权威性。至此, 这个被赐号“太真”的杨玉环凭借道教实现了大变身, 由俗人变为道人, 几年后, 当她成为唐玄宗的贵妃时, 自然也就轻易得到崇信道教的唐人们的谅解。这点隐藏在历史尘埃之下的事实被白居易信手拈来作为叙述前提, 奠定了全诗充满道教味道的神话基调。从后文杨贵妃死后位列仙班来看, 她在道教的神话谱系中应该归类为第二种仙真。于是故事的女主角带着道教光环闪亮登场。

二、观念母题———羽化登仙·彼岸世界

道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他们相信人人都可以得道成仙。某些道士有“通灵”的特异功能。失去杨贵妃的唐玄宗相思成疾, 苦不堪言。于是他找来“临邛道士洪都客”为他招来杨贵妃的亡魂, 以慰藉自己的相思苦。岂知杨贵妃生前虔诚修道, 死后既不在“碧落”也不在“黄泉”, 而是到了道教徒神往的彼岸世界———“蓬莱仙山”。

彼岸世界是神话特有的主题。道教的彼岸世界最著名的是昆仑山和蓬莱山, 《史记·封禅书》这样记载蓬莱仙境:“自威、宣、燕、昭, 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 其传在渤海中, 去人不远。患且至, 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 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 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 望之如云;及到, 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 风辄引去, 终莫能至。世主莫不甘心焉。”[3]道教依然沿用了蓬莱仙山母题, 白居易从激赏二人的爱情出发把死后的杨贵妃安置在了蓬莱仙阁。

白居易对蓬莱仙境的着墨不多, 却已仙味十足。“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 其中绰约多仙子”。虚幻辽远、云蒸霞蔚、仙人游逸, 这分明就是与人间迥异的“天堂”。再看杨贵妃, 她不但花容月貌梨花带雨, 而且她的仪仗排场令人咂舌, 她的居所“金阙西厢”、“珠箔银屏”、“九华帐“已是极尽奢华, 在她身前供她役使的居然是吴王夫差的女儿小玉和西王母的侍女。可见, 她在神界的地位是何等尊贵。当唐玄宗乃至善良的读者获悉生前显贵的贵妃娘娘登仙后地位有增无减, 他们郁闷伤感的情绪该获得多大的舒展与慰藉。

三、情节母题———人神殊途·飞神驭气

正如曹植不能与梦中的洛神交好一样, 由于人神殊途, 唐玄宗也无法与升仙的杨贵妃再续前缘。为了让唐玄宗与杨贵妃互通信息, 白居易又一次借助道教, 引入道士的变化之术 (法术) ———飞神驭气沟通世俗与仙界。

“驭气“是道教非常重大的法术, 这类法术的要义在于使得自己神通自在, 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自然规律的束缚。变化时, 方士自己在原处不动, 六神可以到处往来, 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4]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规范, 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徒。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记载了当时这类的变化之术, 在汉代就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 东汉时期变化之术成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唐, 皇帝大都推崇道教, 迷信法术。唐玄宗也渴望依靠道教延续他和杨贵妃的不朽爱情。道士施展驭气的法术给唐玄宗带回杨贵妃的一半钗盒, 还捎回杨贵妃忠贞不渝的爱情誓言。虽然诗歌到此戛然而止,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唐玄宗的相思之苦应该是得以缓解, 并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四、神话思维对作品的填充作用

道教承袭原始神话来张扬其教派的神性色彩, 而白居易以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又将道教神话加以剪裁涂缀, 制成符合唐杨爱情传奇的霓裳羽衣, 把一件原本不太光彩的宫闱秘事套上神话的光环, 以致歌咏千年, 流传至今。这不得不归功于宗教神话思维独有的优势和特征。

首先, 神话思维可以突破世俗思维定式和艺术禁忌, 充分拓展审美空间。例如, 杨玉环通过修行斩断前缘净身还俗, 唐玄宗通过方士作法与亡者沟通, 这些神话中才有的思维方式使得白居易敢于冒“唐玄宗乱伦“之大不韪, 堂而皇之地大写特写二人的爱情故事。这不得不归因于道教, 也归因于那个信道的时代。

道教在唐代走向鼎盛时期, 信仰和崇尚道教是社会时尚, 李白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道教狂热分子。白居易把二人的故事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去描摹, 用神话过滤了他们在世俗的悖谬, 不但博取后人的同情, 而且提升了故事的审美层次, 使之成为可以与梁祝媲美的美学对象。

其次, 神话所营造的上下无极、浩瀚无边的仙人世界为白居易提供了一个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 使得作品氤氲着浪漫主义的艺术气息, 也使得他在对仙境仙人的描写上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挥笔泼墨纵横开阖, 把天上宫阙的奢华绮丽辉煌灿烂写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对于神话驾轻就熟, 在情节上延伸了时空, 弥补了现实中唐杨二人的故事断层, 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心理;在艺术风格上, 将凄凉悲苦的现实主义叙述质变为浪漫主义的吟唱, 从语言到情感都给读者带来了莫大的视觉享受和心灵震撼。

参考文献

[1]道教文化资源[EB/OL].http://www.gb.taoism.org.hk/Taoist---immortal/default.htm.

[2]北宋学者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卷四十《诸王·王妃入道》类收录了一篇文章 (仅此一篇) , 题为《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救》.

[3]陈建宪.论道教对中国神话的继承与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 42 (6) :27.

试论《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 篇3

白居易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以其精炼流畅的语言，优美的韵调打动了无数读者，对其主题不少学者有着精辟的分析和见解，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简编》中认为“诗的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注），诗的前半部分是“露骨的讽刺”，诗的后半部分“由批判”转为“歌颂”。意思是说在这一作品中存在着双重主题，即批判与歌颂并存。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双重主题说”似乎不无道理，因为诗的前半部分对唐玄宗的重色误国确实有大量描写，诗的后半部分对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又有详尽的刻画。然而，如果让相互矛盾的两个主题共存于一篇文章中，使前后成为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两部分，岂不是使本来具有完美艺术整体的长诗被割裂开了吗？在我看来，《长恨歌》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歌李、杨爱情悲剧之“长恨”，也就是白居易有感于唐玄宗重色误国造成终身“长恨”，希望总结这一历史教训规劝帝王，垂戒后世，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这一主题思想非常明确，首尾一致，贯穿始终，并不相互矛盾。

《长恨歌》的主题是什么？白居易在诗歌的题目中已经点明，就在“长恨”二字上，这是贯穿全篇的中心。《长恨歌》里的“恨”便是唐玄宗失去爱妃杨玉环的终身悔恨，同时也暗指一代君王由于重色误国造成既误国又害己的千古遗恨。

白居易创作长诗《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历史爱情悲剧为题材，诗人正是从展示这一爱情悲剧的因果关系及其教训创作《长恨歌》的。长诗从内容到结构自然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长恨”之因，后一部分写“长恨”之果，前后两部分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统一于一个主题之下。我们按照这一主题思想审视全诗，不难发现在长诗的前后两部分中对“恨”什么，为什么要“恨”及其因果关系表现的相当明显，隐含在其中的深刻教训也是显而易见的。

诗歌开卷的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七个字一开始就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其中“倾国”一词语意双关，既说明唐玄宗重色“思倾国”，又暗示着将导致“倾国”（国家倾覆）的结局。接下去诗人描写了唐玄宗得到杨贵妃后如何纵欲、行乐，终日沉迷于歌舞酒色、荒废国事，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这是“长恨”的内因，是整个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句承上启下，为李、杨爱情悲剧的前因后果划了一道分界线。

长诗的后半部分写“长恨”之果，是全诗的重点。白居易以深切的同情，层层深入地描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伤痛和刻骨的相思，层层解开了这对帝王夫妻爱情悲剧的绵绵“长恨”。马嵬坡兵变，唐玄宗被逼的“无奈何”，眼看着心爱的妃子“马前死”，“回看血泪相和流”，权力至高无上的天子连一个心爱的女人都“救不得”，为什么？正是由于重色误国犯了众怒，终于上演了与爱妃生离死别的一幕，这可以算第一“恨”。从“黄沙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极力渲染了玄宗对死去的杨贵妃的“朝朝暮暮情”，玄宗对杨玉环的思念与日俱增。可是“悠悠生死别经年”连爱妃的魂魄都“不曾来入梦”，这就把“长恨”又推进了一步。“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篇尾，通过玄宗派方士求杨玉环魂魄，又通过杨玉环在仙境中再现，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达了死者对生者的无限相思。至此，二人生死相思却永无见期，就把“长恨”推上了顶点。白居易巧妙的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作为全诗结尾，进一步深化、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纵观全诗，“长恨”及其因果关系把诗歌前后两部分的紧密联系起来，“恨”什么，為什么“恨”可以说层层相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前后照应，从而我们可以更加确定，诗歌只有一个主题，整首诗是个完整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主观意图是有感于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并想通过总结玄宗重色误国造成终身“长恨”的历史教训，惩前毖后，教育后世君主引以为戒，以维护和巩固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基于这种目的，白居易主观上是要把历史教训写得深刻一些，以达到规劝后世君主的目的。然而，越是将历史教训写得深刻，就越是不可避免的触及唐玄宗贪色误国的昏庸腐败行为，同时也就越把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写得可歌可泣、真切感人。这样在客观上使读者感觉既是痛恨又是同情，既是批判又是歌颂，仿佛有双重主题一样。

要确定《长恨歌》这一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仅仅是分析诗歌题目的含义、作品的内在联系和白居易的创作意图还不够，如果从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时代背景再作一些分析，我们就会得出更全面、更合理的结论。

首先我们来看白居易的政治态度。《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创作的，正值他仕途一帆风顺的时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信任。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志在兼济”，想做出一番事业，因此在政治上“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为维护和巩固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对“安史之乱”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心一意把改革政治、振兴王朝的殷切希望寄托在刚刚登基的宪宗皇帝身上。在文学创作上，白居易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文学主张，即文艺要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白居易这种一切为唐王朝着想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在《长恨歌》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唐玄宗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国家经历了巨大的灾难，全国上下痛定思痛，希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种时代思潮的驱使加上民间对李、杨爱情悲剧故事的广为传播，引发了白居易的创作动机，《长恨歌》正是时代要求的产物。正是因为这些特定因素的组合，才使得《长恨歌》“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才使《长恨歌》中的“长恨”既有李、杨二人爱情悲剧之“恨”，又抒国家民族兴亡之“长恨”。

综上所述，《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固有的，我们不能孤立的从诗歌的章、段、句上寻找主题，忽视作品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这样就会使有机的艺术整体被割裂开，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我们应从抓住贯穿始终的“长恨”这一主题，联系特定的历史事件、诗歌的时代背景、作者的政治态度等因素综合分析，才能客观全面地揭示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主题思想。

参考文献：

[1]《长恨歌》主题辨析 李进立《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试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刘玉华《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3]《长恨歌》主题探究 廖建生、余慧霞《新课程学习》2012年第12期

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意图 篇4

首先，《长恨歌》对统治者的荒淫进行了揭露。

文章起首就写出了“汉皇重色思倾国”，这就为下文唐玄宗好色亡国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随后，文章步步深入，先写了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容貌，再写君主“不早朝”的作为，又写杨氏家族专宠的`政治后果及“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怪异社会后果，最后终于写到安史之乱的爆发，杨贵妃被迫自杀。从这条事情发展的主线上可以看出，李杨二人的荒娱误国是与这幕帝王之家爱情悲剧的基本原因。作者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客观地评价了李杨二人不可免除的政治责任。

另外，作者在诗歌的前十五句中，使用了“赋”的手法，用华丽的笔法反复强调了李杨二人的奢靡与荒淫，“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等等，生动形象具体地表现了皇家繁奢的生活，更加形象地说明了悲剧形成的原因。

其次，《长恨歌》也对李杨二人的真挚爱情进行了歌颂。

《长恨歌》主要笔墨放置在贵妃死后唐玄宗哀怨悱恻的感情上，文章的抒情描写尤其值得称道。作者运用“秋雨”“梧桐”“落叶”“秋草”等多重意象，分述“蜀山”“行宫”“夕殿”多个凄凉的画面，从各种角度渲染生离死别的揪心的痛。这样描写，使故事具有悲剧的美感。这说明，作者对李杨二人爱情美的一面是给以了肯定的。

还有，作者在描写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想念之后，本来可以停笔了，但是作者并没有

结尾，而是虚构了方士以“精诚致魂魄”的美好情节，使整篇文章更加曲折动人。如果不是作者对李杨爱情进行了一定的肯定，这样虚构的美好情节是不会出现的。

作者在描写李杨二人爱情时，把他们从原有的帝妃地位上释放了出来，把他们当成了普通的、感情丰满的人来写，这才使得李杨之间的爱情真挚而美好，使整个故事缠绵悱恻。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扬爱情 篇5

长期以来，有关《长恨歌》的争议虽然众说不一，但对“李、杨爱情”的事实似乎多有默认。

每次我在讲课或者备课时翻开白居易的《长恨歌》，都不免为其主题思想的研究所困扰。长期以来的有关争鸣，无论是讽谕君主说，还是爱情悲剧说，或是双重主题说，似乎都以承认并接受“李、杨爱情”的既成事实为前提，而后阐发见解。

尽管有诸多评论对《长恨歌》中的李、杨情事议论纷纷，但大体上均承袭了“李、杨爱情+悲剧”的模式来定格诠释。甚至将此比作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或比作与常人别为二致的真挚爱情而加以称颂的议论也不少，当然此类见解的探讨不排除受诗人情感因素的影响。然而我却对此颇存质疑。因为在李、杨的情事中，所谓的“爱情”具有非常明显的单边优势和强权色彩。作为唐玄宗李隆基，“后宫佳丽三千人”，他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爱，随心所欲地求，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反而依仗皇权不择手段地执意将被自己看上眼的儿子寿王李瑁之妃强行占为己有。为了遮人耳目，掩饰自己的丑行，还不惜自欺欺人地让这个曾是儿媳的杨玉环出家做女道士，然后再迎娶回宫。“爱情”在他的一方，实在是太自由太偏宠也太霸道了;而作为对应方的杨玉环，则完全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惟有殉道般地专一侍奉并献媚于自己的公公——当朝皇帝李隆基这一条路可走，此外别无他途。在这种扭曲得变了型的“爱情”演绎中，最终衍生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与当今社会的“包二奶”、“养小蜜”等畸形的丑陋现象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如果说这也算得“爱情”，甚至还要加以歌颂的话，那么人世间还有什么真实美好的情感可言?所以在我看来，李、杨之间的关系，至多只能算作皇权威慑下的姻缘交易。这与古往今来的婚姻关系中为利所诱，或者为权所倾、为权所屈等不健康、不合理的逼迫无奈的婚姻现实同出一辄。它在本质上与朴素的自由恋爱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其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不尊重或者完全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权、选择权和人格的尊严。这种婚姻乃至情感关系的维系，从来都是以牺牲女性的情感自由和人权自由为代价的。《长恨歌》亦不例外，“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的“娇侍夜”、“醉和春”，以及“仙乐飘飘”、“缓歌慢舞”，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尽日君王看不足”的荒淫和享乐而已。一当“渔阳鼙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的叛乱爆发，便惊吓得只好“千乘万骑西南行”。不料兵至马嵬驿“六军不发”“行复止”，猝然间忽生兵变，唐玄宗李隆基的性命也由此受到威胁。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牺牲杨家兄妹的生命作为交换。难道说这样的“深挚情感”也配博得“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赞赏和称颂么?

如果说《长恨歌》在描写李、杨的情事关系中确实注入了“爱情”的`成分，那也只不过是在杨贵妃被赐死后，李隆基面对“夕殿荧飞”、“孤灯挑尽”这样凄凉的感触中所生发的一种单相思。且不论这种寂寞中的单相思是诗人在想象中赋予唐明皇的，还是唐明皇在落寞孤寂的“西宫南内”对以往“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追思，总而言之，如果把这种依仗皇权满足色欲、临危即弃而后导致的单相思也等同于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操，或者比作与普通人民相一致的爱情追求和向往，并且还要加以赞赏和传诵，岂不是对“真、善、美”的玷污和亵渎?

当然《长恨歌》是文学作品而非历史实录，但作为《长恨歌》的作品欣赏却不能简单地与其他普通的文学作品等量齐观，因为它毕竟是以人所共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取材加工的，在《长恨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并非是普通人民的朴素爱情，而是封建帝王的色欲和情思，所以就更不应该撇开历史事件的真伪性辨析而孤立地就诗人表达出来的情感意识来简单地判断和评价作品中的人物情感，否则岂不是掩耳盗铃?因为诗中有许多情节所反映出来的，当属于白居易自己的情感判断、同情理解和浪漫想象，而并非或者未必符合历史人物的真正情感。所以在我看来，《长恨歌》遗留给后人的确实只有长恨!

拓展：

解读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所谓爱情故事

一、从寿王妃到杨贵妃

杨贵妃，名玉环，号太真，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杨玉环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没有衣食之忧，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

杨玉环16岁时嫁给了唐玄宗与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李瑁非常宠爱这个年轻美丽的妻子，杨玉环喜爱乐舞，寿王便专门请王府中的著名乐工教习。杨玉环的风姿与温婉不但赢得了寿王的百般欢宠，也赢得了公公唐玄宗和婆婆武惠妃的欢心。当初，杨玉环被册立为王妃时，玄宗以父皇的身份接受过小两口的叩拜，玄宗曾在婚诏中称赞她“含章秀出”。武惠妃常常召杨玉环入宫和她做伴，赐予她许多珍宝。武惠妃当时有中宫皇后之实，有她的庇护，虽然宫中皇储斗争十分尖锐，玉环与寿王却依然能沐浴在安适悠闲的小家庭生活中。

唐玄宗是唐朝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也是个很风流的皇帝。唐玄宗妻妄成群，在所有的女人当中，玄宗独宠武惠妃。不幸的是，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暴病身亡，这使得唐玄宗伤感不已，他感到极度空虚，经高力士的提醒，他想起了儿媳杨玉环。

高力士最初留意杨玉环，是觉得杨玉环的许多地方都与逝去的武惠妃颇为相似。玄宗也渐渐回想起几次相见的情景，杨玉环这个姿色冠绝当代的儿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开元二十五年十月，玄宗与武惠妃率皇族驾幸骊山温泉，杨玉环恰好独自骑马出游，玄宗在高台上看见，便召她入暖阁共同进餐。这次小范围的觐见，似乎隐隐在玄宗心底留下点什么。是惆怅?是遗憾?或者是其他?总之，玉环在玄宗心中印象不菲，只是当时武惠妃恃宠在侧，使他无心他顾。至于在另外一些社交场合的见面则不可枚举，杨玉环的姿容仪态、风度举止都深深地烙在李隆基的心中，因此，一经高力士提出要杨玉环入宫，李隆基那枯槁的心一下子就复活了。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上够滑稽的乱伦故事。

二、我对故事的分析

从个人生活的角度上看无可厚非;但作为统治者沉迷声色不问朝政，使国家**百姓受苦这就不对了。

1、据史书记载，玄宗生性风流，在位时虽然嫔妃众多，但大多数只是博取他一时之欢的玩物，能够博得他的真情并长久地在他心中占有位置的女人很少。他只对极少数情投意合的女人保持着一种比较专一和持久的感情。但作为一代帝王能做到这一点，感情还是比较专一的。

纵观玄宗的一生，除了与之患难多年的王皇后外，使他长久忠情的女性仅有武惠妃和杨贵妃。自王皇后爱衰之后，武惠妃一人专宠近二十年。然而史书并未记载武惠妃有多么美丽，她死时已40多岁，但玄宗仍伤感不已，长久的郁郁寡欢，后宫三千佳丽竟无一人能让他摆脱心中的寂寞惆怅。在武惠妃死后的第三年，他认识了杨玉环。也许是杨玉环与武惠妃有某些相似之处，让他一见钟情。在此后的十几年，与杨贵妃形影相随，直至杨贵妃死后，还始终占据着玄宗生活的全部。可见，玄宗并非只求美色，而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

2、开元二十八年，杨玉环被诏进宫，天宝四年正式册封为贵妃，从此开始了与玄宗食则同席、寝则同榻的专宠生活。“三千宠爱在一身”就是高度概括。有人说玄宗之所以爱杨贵妃，那是因贵妃的貌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说玄宗看重的是色、是欲，对他们刚开始认识的那一段生活可以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贵妃与玄宗一同生活的十五年间(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十四年)，对杨贵妃一直是比较专一的，可以说将其全部的感情、爱心都寄托在杨贵妃身上。如果仅从其美貌并不能说明问题，杨贵妃虽姿色出众，但后宫中的绝色佳人并非没有，何况玄宗已年过花甲，情.欲的追求已非昔日可比，他之所以对杨贵妃如此醉心，应该说，主要的原因是两人在感情上、志趣上的情投意合。 《新唐书》记载杨贵妃“善歌舞，通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这正是颇有音乐造诣的玄宗所求的知音，据说玄宗非常喜欢《霓裳羽衣曲》，贵妃对此曲似乎心有灵犀，表演的非常出色。每当贵妃舞起《霓裳羽衣曲》，玄宗就兴致勃勃地击鼓伴奏，两人配合的非常默契。两人还亲自教梨园弟子演奏此曲。可以说是音乐这根红线将两个有着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牢牢的拴在一起，才使两人有了坚实的爱情基础。

3、据史书记载，杨贵妃曾两次被遣回娘家。第一次是天宝5年，即杨贵妃被册封的第二年，贵妃因嫉妒触怒了玄宗，被遣回娘家。贵妃被赶出宫后，玄宗忽然感到人去楼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玄宗茶饭不思，还动不动就对左右侍从乱发脾气。随即就令人将御膳送去，当夜将贵妃接回宫中，从此对贵妃更加恩爱。

第二次是天宝9年，贵妃因违背玄宗旨意，被遣送娘家。后来贵妃认为自己骄悍不逊，有些过分，便剪下一绺头发，让人带给玄宗并说：“有罪当死，身上的一切都是皇上恩赐，只有头发可以献上报答皇恩。”玄宗大为感动。通过这两次，两人之间那种难分难舍的感情又更深一层。

按照皇家惯例，后妃触怒圣上，只能在宫中处治，重则斩杀，轻则囚禁或被打入冷宫，从不见有送回娘家的。玄宗却开了这个特例，如同寻常夫妻吵架一样，留下了回旋和好的余地。由此可见，玄宗并非视贵妃为玩物，他们能象普通夫妇一样互相迁就。两人之间的感情超越了帝王与妃子的关系，可以说，玄宗是将贵妃当作伴侣、妻子看待的。

4、玄宗与贵妃虽是帝王与妃子的关系，但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可以发现，他们象一对和睦相爱的夫妇，更象热恋中的少男少女。

《杨太真外传》栽：有一年宫中的橘树结了许多柑橘，玄宗发现其中有一个“合欢实”(即两个柑橘长在一起)。他欣喜万分，与贵妃一起玩赏，并说此橘似通人意，知你我心心相印，固如一体。然后同坐一席共尝“合欢实”。他们完全沉浸在两人相爱的喜悦中，他们欣赏和分享“合欢实”的情景如一幅画映在你我的脑中，难道还要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吗?

《开元天宝遗事》也记载着玄宗与贵妃温柔缠绵、相亲相爱的故事。一次玄宗酒醉，两天后方醒，醒后他拥着贵妃同赏牡丹，并摘折一枝与贵妃交臂相闻，玄宗说：“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

《怅恨歌传》载：天宝十载秋，七夕之夜，玄宗与贵妃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郎织女重逢的悲欢场面，密誓要世世结为夫妻，言毕，抱手呜咽。这就是白居易《怅恨歌》所写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莲理枝”。在七夕之夜，对天起誓，足见爱的至深，情的至诚。说明他们生死与共超乎寻常的爱情的确是存在的。

5、安史之乱，造成了历史的遗憾，却也造就了一段爱情佳话。对贵妃的死，玄宗耿耿难忘，忧虑难眠。甚至问仙访道，以求与贵妃相见。可以说，玄宗在风蚀残年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对贵妃的深深思念、痛苦和哀悼中度过的。

对于国难，就贵妃本人而言是无罪的，但对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心情如何呢?我想清代剧本《长生殿》里写的好：“算来无计解军哗，残生甘愿罢。” 一个“罢”字，不仅道出她是为情献身，更是为国赴难。

对于贵妃的死，玄宗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但事到临头，也是被迫的。他只能无奈地说“贵妃是无罪”，在危难关头，不舍贵妃，即舍江山，熟轻熟重，玄宗自然知晓。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玄宗对贵妃的爱。用今天观念来看，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当公与私发生冲突时，玄宗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无私精神，更显出其伟大。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篇6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 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叙事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最高。白居易一生勤于写作, 创作诗歌三千多首, 当中近两百首是叙事诗,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系列, 约一百七十多首;另一类是以《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代表的歌行体感伤诗系列, 约二十多首。其中, 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更是在中国叙事诗文学的发展史上,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居易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 还有着极高的音乐修养, 他善弹古琴、筝、琵琶, 还能唱歌, 更能指导别的艺人演唱、演奏。他把自己深厚的音乐造诣结合到叙事诗歌的创作当中:在选材上, 选取充实而丰富的内容, 在形式上, 注重对诗体形式和叙述语言等的改善, 并融入自己善于“绘声”的优势, 使作品更倾向于可歌, 最后在叙事诗歌中大大增加抒情的部分, 使作品在精神、情感上更容易打动读者, 从而引发读者的想象, 引起共鸣。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精神情感互相融合, 外美与内美相互促进, 使其叙事诗歌较之先前的叙事诗具备更高的音乐性。

一、采用歌行体叙事

“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 “歌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 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魏以后的乐府诗, 题名为“歌”、“行”的颇多, “歌”与“行”, 虽然名称不同, 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都是“歌曲”的意思, 其特点是音节和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 形式多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 富于变化, 以后遂有“歌行体”。白居易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歌《长恨歌》, 采用的就是宜于铺陈、音节流荡、藻绘鲜丽的诗体———“长庆体”。“长庆体, 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 《长恨歌》正是这一诗体的代表作。”[1]可见, 这是一种在传统歌行基础上增加了叙事成分的七言歌行。运用这种诗体进行叙事, 可以把原来篇幅亢长、叙事繁杂的作品, 描绘得生动多变、音节流美, 既能恰到好处地记述事件, 又便于合乐传唱。

二、注重节奏与乐感

“音乐的核心是节奏”、“节奏是通过强音和弱音的周期性交替变化而产生。而唐诗的节奏则是依靠平仄格式的变化而形成”、“一简之内, 音韵尽殊;两句之中, 轻重悉异, 才够成了诗歌的音乐节奏美”[2]。在诗歌中, 节奏通常由可以较量的语言单位在一定时值中有规律地重复来形成, 它是诗歌音乐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诗歌中鲜明的节奏, 能够满足人们生理或心理的审美需要, 大大推动情感的表现与抒写, 使人的感官得到舒适与满足, 诗歌中起伏变化的声调、快慢缓急的语速更能唤起读者情绪上的共鸣, 让人仿佛沉醉在无声的音乐当中;另一方面, 鲜明的节奏, 能够凝聚诗歌的语言, 使之吟读起来更加抑扬与流畅。

诗词创作有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的要求, 平仄的对比、双声叠韵等的运用是美化诗歌的韵律的重要手段, 有助于诗歌产生一种回环的音乐感。白居易的叙事诗非常注重美化叙事语言的韵律, 强化叙事语言的音韵美, 可以使诗作本身具有更高的音乐性, 欣赏性大大提升。无论是双声词、叠韵词或是叠音词, 诗人往往都能信手拈来, 在叙事抒情的过程中应用自如, 使作品韵律和谐优美。例如《琵琶行》, “弦弦掩抑声声思, 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 说尽心中无限事”、“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等, 为了使音韵和谐, 诗人借助于叠音词调整音节, 使音顿协调。这几句中, 叠音词的大量出现, 无意中就实现了以平仄相同的两个音节为一个声音单位的规律。因为在汉字重叠的时候, 其声调也是重叠的, 这样, 不仅能够贴切地描摹了琵琶女演奏的美妙乐声, 更可以贯通气势、强调情感, 能够在回环反复中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与诗歌的韵律美。

三、声乐并茂, 回味无穷

音乐本是无形之物, 是很难用语言文字直接进行描写刻画的。可是在白居易笔下, 那复杂多变的琵琶声, 却被描绘得层次丰富, 音色分明。“直接模拟音响的写法, 只能用之比较简单的自然声籁。对较复杂的某种声响, 专用象声词或简单的形容词就会受到局限, 因而诗人常常借助贴切巧妙的比喻加以模拟。”[3]更重要的是, 他多以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声音作比, 给读者具体而深刻的印象。在生动贴切的比喻中, 把无形抽象的声音描绘得有声有色、具体可感, 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倾听美妙绝伦的乐声。

《琵琶行》中以声写乐, 通过各种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声音来描绘琵琶女之琵琶音, 极富音韵之美。“当诗人对美妙的琵琶声进行描写时, 运用了一连串新颖奇妙的比喻, 把音乐旋律完全形象化了, 这一段诗遂成为描写音乐的经典之笔。”[3]“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是一段高低抑扬的华彩, 琵琶有四弦到五弦, 一条比一条细。第一句以骤降的“急雨”比喻粗弦声音的沉重舒长;第二句以小女儿般的轻柔“私语”比喻细弦细声音的低密绵密;由于在音乐的力度上, 粗弦细弦发出的音响相互补充, 听起来如同大大小小的珠子在玉盘滚动, 于是下面一句又以大珠小珠洒落玉盘比喻乐声的高低音调和与清脆悦耳;接着再以“花底”的“莺语”比喻乐声的宛转, 一个“滑”字更道出乐声的流动顺畅, 又以“冰下”的“泉流”比乐声的幽咽低沉, 声音渐渐变得如同冰冷的泉水一般冷涩, 连琴弦也仿佛被凝住, 逐渐沉寂了下来;一番沉寂过后, 诗人再以银瓶乍破、水浆迸溅、铁骑突出、刀枪齐鸣等来比喻乐声休止后的骤然响起;最后以“裂帛”比喻四弦齐拨时乐声的清脆短促, 响亮非凡。至此, 琵琶妙乐绕梁三日, 令人回味无穷。

四、悲歌低吟, 余音袅袅

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情感, 而情感的流泄, 要想用日常谈话式的语言是无法实现的, 伴随情感流泄的语言应当是错落有致的、歌唱和谐的。只有这种音乐性的语言, 才能满足诗人抒情的需要, 才能从心理上或生理上给作者自身抑或读者以快感[4]。《琵琶行》与《长恨歌》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歌中的两大奇葩, 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琵琶行》虽然是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 但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 声随情起, 情随事迁, 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长恨歌》更是“风情”之作, 与此前的叙事诗歌相比, 对故事中一些矛盾冲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诗人的叙述、描写往往简要带过,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诗中便于抒情的地方, 诗人反倒倾注极大的艺术力量, 酣畅淋漓地泼墨。例如诗歌中安史之乱的爆发, 是彻底改变人物命运的事件, 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 可是诗人在诗中只用“渔阳颦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一带而过;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 唐玄宗被迫赐死杨贵妃, 人物的命运发生突变, “长恨”也由此铸成, 是全诗矛盾冲突的最高潮, 作者也只是以“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寥寥数笔即将此事带过。相比而言, 当写到杨贵妃死后, 唐玄宗对她刻骨铭心的怀念时, 在这种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面, 诗人则泼墨如雨, 务求尽情,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 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无光日色暮。蜀江水碧蜀山青, 圣主朝朝暮暮情”到“鸳鸯瓦冷霜华重, 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共三十二行, 二百二十四字, 占了整首叙事长诗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段抒情的笔墨, 是全诗中最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部分, 它从各个角度, 层层渲染、反复揭示了主人公深深的思念之情, 当中的景物描写, 恰当地烘托了一种凄美的抒情气氛, 充分描绘了“长恨”的心情, 真挚的情感令人动容。从整体上看, 全诗文字哀艳动人, 声调悠扬宛转, 结尾处更以“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来结束对久远的真挚爱情的礼赞, 令人回味无穷。品读全诗, 就好比倾听诗人为我们吟唱一曲撼人的爱的悲歌, 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由此看来, 白居易以独特的叙事艺术、高超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丰富的情感内涵, 在其叙事诗的创作中, 充分体现了叙事情歌的完美结合, 抒发了他浓浓的音乐情,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唱歌的诗人”。

参考文献

[1]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3]古远清.留得枯荷听雨声 (诗词的魅力)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篇7

杨玉环作为一个祸国殃民的丑的历史人物，世人皆唾而骂之。然而她在白居易美化了的宫廷爱情悲剧《长恨歌》中，却是一个玲珑剔透，完美无缺，外在美和内在美完美结合的美的艺术典型。

从外表看，杨玉环和赵飞燕一样，是人们公认的“倾城倾国”之美女，在白居易笔下更无例外。“天生丽质难自弃”，从全身角度描述了她出落非凡，天生的美丽的姿质光彩照人，令人称羡，就是她自己也“难自弃”。不少人认为“难自弃”乃画龙点睛之笔，成功地发掘了杨玉环“恃色而骄的心理”。但我以为不甘心埋没自弃“天生丽质”也不为过，有谁愿在自己本来很漂亮的脸蛋上涂沫脏物而使之变丑昵？其实，从诗语上也看不出“恃色而骄”的心理。评价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宜受历史真人的局限，因为他已是在作家、诗人头脑中“打过转”的东西。“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前句写她回头微微一笑，便生出百般妩媚，眸能传情，令人心动;后句用衬托手法极写她的美貌压倒群芳，绝世超群。历来“重色”求“倾国”的唐玄宗选杨为妃就顺理成章了。“温泉水滑洗凝脂”写她皮肤洁白细嫩，滑腻可感。“云鬓花颜金步摇”写她有乌云般的头发，鲜花般的容貌，鬓边戴着金的首饰一步一摇，雍容华美，楚楚动人。唐玄宗让她“侍宴”、“侍夜”是自然的事了。“玉楼宴罢醉和春”写杨玉环在玉楼酒宴之后，醉态更加娇艳动人，可说是无时无刻都让唐玄宗心醉。于是出现“君王不早朝”、“三千宠爱在一身”，乃至“姊妹弟兄皆列土”杨家权倾天下的结果，造成“安史之乱”。对此，有人谴责杨玉环“以色邀宠”、“恃色争宠”等等。笔者认为似有不妥。责任不在杨玉环，而在于唐玄宗沉缅女色，滥赐恩宠，“爱屋及乌”罢了。掩卷而思，一个你曾见过的最美的美人就活脱脱站在你面前，让你唏嘘不止。她死后成仙，美貌不减当年。“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写她长袖飘扬，风姿绰约，犹如当年跳霓裳羽衣舞时一样美丽。“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写她的美丽好像春天带着雨滴的白色的梨花，美中透着悲凉，但依旧“含情凝睇”眉目传神，不论是天上还是人间的杨玉环，都是外表美的极致。

杨玉环对唐玄宗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灵美极。“侍浴”、“侍夜”、“侍宴”等是她生前对唐玄宗爱的奉献，临死时对唐玄宗仍是情意缠绵，不忍离开自己心爱的人，诗人写道：“宛转蛾眉马前死。”她死后成仙，凡心不改，仍惦记着长安。身居仙境，听到汉朝使者到来，她“九华帐里梦魂惊”，心情如此激动，充分表现了她虽处人世之外的仙境，但心仍与李隆基连在一起。“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细致地刻画了她无比激动的心绪。一听到天子使者来了，迅速地揽衣、起床，云鬓半偏，来不及整妆就匆匆忙忙地出来迎接。杨玉环一连串的动作是何等的利索，她再也不是当年“侍儿扶起娇无力”的贵妃了，这表现出她想得知心上人的消息的急切心情。看到汉使，通过对往事的回顾，使她更加情深意重：“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自从那一次和君王分别，生和死两下茫茫，不能见面也难通音讯。从前在宫中与君王的种种恩爱，到如今早已经一一断绝。我独自在蓬莱宫中，度着悠长的岁月。杨玉环与唐玄宗的无限思念之情可想而知。为表心迹，“唯将旧物表深情，钿盒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盒一扇，钗擘黄金盒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她只有将过去的旧物寄去来表达自己的一往深情。使者就要离开了，她重申当年七月七日在长生殿中发出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些不能不使人感到杨玉环是一个美丽善良，对爱情极为真挚忠诚的女性形象，已不再是历史上祸国殃民的妃子了。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篇8

首先，从文体特征上看它们有着不同的特色。《长恨歌》是白居易用诗文的创作方式所写的长篇叙事诗，诗歌本就极富抒情性，语言文字也都简洁、精练，更有节奏感极强的韵律，使得全文显得和谐而不突兀；而《梧桐雨》白朴在《长恨歌》的基础上写的元杂剧，它遵循着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标准模式，也具有标准的代言体的特征，人物的出场次序明朗，唱词通俗易懂的同时也能体现出各自的性情。元杂剧在发展后大部分作品也都有了抒情性，在这一点上，虽然表达形式不同（一个是诗歌一个是杂剧），但总体上来说也都属于抒情作品。

其次，从描写内容的侧重点来说它们是不同的。《长恨歌》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其实是有着双重性的，虽然有对政治上帝王荒淫误国的讽刺，但更多的是对那种难得的爱情的褒扬和对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的感叹。全诗通过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准确把握了人物个性，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塑造了唐玄宗、杨贵妃这两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格调婉转缠绵、凄艳动人。所以从一定程度来说，他的侧重点是爱情悲剧，笔触间渲染的爱情是令人赞叹的。而在《梧桐雨》中，白朴致力于用杂剧的表现形式来烘托出一场政治悲剧，他以安史之乱为背景，以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对他们的爱情生活和政治遭遇进行了再次创造，在该剧中既有对历史现实的反思，也有深沉的人生变幻的题旨。作者总是把爱情纠葛贯穿在政治悲剧中来写，爱情的失败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而政治的腐败又源于荒唐的爱情，二者互为因果。总之，他是侧重于政治悲剧的。

白居易 长恨歌 篇9

《长恨歌》在叙事结构方面的五个特点：一，美化杨女出身，回避杨氏曾作过寿王瑁妃子这一事实。二，铺张叙写李杨二人欢爱生活，多角度地表现杨女“天生丽质”。三，略写“安史之乱”“马嵬事件”原委，有意回避历史事实。四，铺张叙写皇帝思念杨女，表现其内心情绪。五，杜撰杨女赠物表誓这一情节。因此，从叙事结构来看，《长恨歌》是一首描写帝妃之间爱情的诗歌

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佞、耽于享乐。

《长恨歌》是按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来组织安排结构的，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起。作品以“汉皇重色”总揽全文，着重表现倾国美人杨女的“天生丽质”。第二部分是承。因安史乱起，“九重城阙烟尘生”，杨女“宛转娥眉马前死”，男女主人公马嵬死别。第三部分是转。汉皇回宫，思念杨女，痛惜不已。第四部分是合。诗人突发奇想，安排天子使者临邛道士上天入地遍寻杨女，杨女赠物表誓以示忠贞。乍看起来，叙事结构上下贯通，前后勾连，流畅自然，结构完整，其实不然。《长恨歌》在叙事结构方面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略而不顾李杨二人的伦理关系，回避杨氏曾作过寿王瑁妃子这一事实。这个事实对于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来说，并不光彩体面。而对“杨女”形象的美丑来说，关系却非常重大。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完全了解这一事实，他有意改变了它，这就等于重新为他的人物制造了一段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一说为君讳也。一说惧因言怙祸。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一些疑点。如果说白居易意在讽谕和揭露，那么为何又要为君讳呢？暴露其丑恶不是可以更好地达到讽刺揭露的目的吗？如果是为惧文字之祸，那么就应该什么也别说，委婉含蓄地揭露也是讽刺。然而“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怎么看都是在美化。所以只能这样理解，诗人不愿意让自己所创造的杨女形象一开始就染上污点，他在诗歌一开头就很注意这一点。

二、铺张叙写李杨二人的欢爱生活，多角度地表现杨女“天生丽质”。“天生丽质”是概括描写、正面评价杨女的美丽。“回眸”两句以“六宫粉黛”侧面衬托她的妩媚，是“天生丽质”的具体说明。“春寒”四句写她“承恩”时的娇态，其中“温泉水滑洗凝脂”也是在继续写她的天生丽质。“云鬓花颜金步摇”，描写她的容颜装饰，也还是天生丽质的具体化。“春宵苦短”等句写玄宗对她的迷恋宠爱，“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三千专宠一个，进而使玄宗对她的恩宠扩大到她的兄弟姊妹身上，这还是“天生丽质”的具体说明。这首诗用了整整二十六句，不仅形象地描写了她的“天生丽质”，而且深刻地表现了她的“天生丽质”的影响。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讽刺和批判吗？也许白居易在这里对玄宗沉湎女色不无讽刺，但这显然不是诗歌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旨。

三、略写“安史之乱”“马嵬事件”的原委，有意回避历史事实。安史之乱爆发，马嵬事件发生。对于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歌中只有六句诗。其中关于杨女的死因，诗中只有一句交代，“六军不发无奈何”，完全“略而不顾”诛杨，乃是政治的斗争需要。诗人却将他的主要笔墨集中在杨女的死状以及玄宗的悲痛情状上面。这就是说，诗人不只将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完全略去，而且连“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被迫所下的命令也完全回避，好像是“六军”杀了杨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讽刺和批判吗？只能这样理解，白居易有意替玄宗、杨女开脱历史责任。开脱，就是一种剪裁，一种艺术加工。很明显，白居易 不愿意让龌龊的政治斗争伤害二人的感情表达。他完全是在摒弃丑而取其美，去其实而成其精。

四、详写玄宗思念杨女，铺张地表现内心悲哀。杨妃死后，玄宗的心情是非常悲哀寂寞的。

诗人或利用入蜀路上以及回宫后的景物加以渲染映衬其内心的孤寂；或通过“至此踌躇不能去”“东望都门信马归”等动作行为暗示其内心的相思；或以人物的变化衰老写玄宗的伤感；或以“夕殿萤飞”“孤灯挑尽”衬托他因孤独引起的愁思；或以“迟迟钟鼓”“星河欲曙”写玄宗因思念杨妃而感觉长夜漫漫；或以“鸳鸯瓦冷”“翡翠衾寒”映衬玄宗的孤枕难眠。诗人用了整整三十二句写玄宗的悲痛和相思。如此全面深入而又细腻地描写一个人内心悲痛无望的相思情状，不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少见，恐怕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难得的。时间拉得很 长，距离拉得很大，过程写得很细腻，使一位皇帝对他舍弃的妃子的痛惜思念之情变得非常具体，非常形象，感人至深。谁又会想起他的皇帝的身份呢。皇帝失去了一个妃子后宫还有佳丽三千，难道不可以随意找个替补吗？但在诗人的笔下，他是一心一意、时时刻刻地怀想失去的杨妃，孤寂痛苦之感也经常伴随着他。诗人要表现他对于爱情的专一，这难道还不够吗？

五、杜撰杨女赠物表誓这一情节。在似乎无故事可讲的结尾处，作者宕开一笔，节外生枝地展开了一段文字。杨妃远隔尘雾，与玄宗音容两别，只好赠物表誓，以表深情。“钗留一股合一扇”，是显示爱情的坚贞，寄托“天上人间会相见”的希望。“临别殷勤重寄词”六句是强调二人的私誓，尽管天人两隔，也能遵守不违以示自己的深情与坚定。这个结尾弥补了爱情故事因缺乏戏剧性转折而收束无力的先天不足，使文章流韵悠远，余味无穷。方士升天入地在蓬莱仙宫觅得杨女后，杨女又是赠物，又是表誓，这当然不可能。古人不信，今人岂能信之，然而这却是诗人完成爱情主题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一节，没有玄宗因思念过度精神恍惚而让临邛道士“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遍寻杨女魂魄的荒唐举动，没有觅得蓬莱仙宫的杨女后的赠物表誓情节，前面的故事将显得平庸无奇。因为前面的“汉皇”虽然相思，但不至于颠狂，读者还不敢肯定这就是爱情；前面的贵妃虽有美丽的外表，却没有主宰身躯的灵魂，只有前后映合，互相补充，李、杨的爱情悲剧才能动人心扉，才能使两人的形象完善而富有情味。由此可见，诗人写的帝妃故事，并不是按照历史的样子，而是按照其应当有的样子去写的。诗人不是历史学家，没有义务，只写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按照它们真正发生的样子去写。诗中的汉皇虽然是“重色”的皇上，诗中的杨氏虽然是“重色”的对象，但是由于作者巧妙结构，倾注感情，读者不但感不到杨氏是祸水，而且会认为她是纯洁而又美丽、多才而专一的完美女子；读者不仅感不到“汉皇”荒淫无耻，而且会认为他是一个一旦用情却也能做到情比金坚的普通男人。《长恨歌》是一曲唐版的“人鬼情末了”，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其中既凝聚着诗人的爱情理想，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美好愿望。正是因为其绵绵“长恨”比天长比地久，此诗才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从“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开始到结束，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和派道士寻找等，这一部分对李、杨感情却进行了更多正面描写。安史之乱爆发，玄宗自长安出逃，然而“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被逼在马嵬坡自缢。“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合流。”从对杨贵妃的同情，又转为对二人恋情及玄宗的同情。最引人注目的是“仙寻”部分，结尾“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及作为全篇概评、收束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进一步证明《长恨歌》后半部分的确是以同情态度在描写李、杨情爱悲剧，白居易并未丑化、甚至也没有直接从政治上评价这一悲剧。这一部分以歌颂爱情为中心，在《长恨歌》中占的分量更大，又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成为“爱情说”的主要论据，“讽喻说”则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是一首叙事诗，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李、杨早先的逸乐和后来的长恨，都是这个故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早先的逸乐是导致后来贵妃丧生、彼此长恨的重要原因，而长恨则是李、杨荒淫误国、最终殃及自身的必然结果。其次还应注意：这是一出经作者艺术处理过了的爱情悲剧。作为悲剧中的两个主人公，李、杨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俩的荒淫逸乐引发了安史之乱，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

是悲剧的制造者；另方面，安史之乱的发生使他们死生异处，相见无期，自食其果，因而又是这一悲剧的承受者。《长恨歌》是一首叙事诗，但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叙述李、杨爱情始末的过程中，作者融进了自己的感情，通过感情的媒介，表现了他对这一悲剧的是非评判。对李、杨之逸乐误国，作者显然是意在批评而语含讥讽的，这从“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等语句中可明显看出。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李、杨的态度也由批评讽刺转向怜悯同情。这从“君王掩面救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到此踌躇不能去”、“不见玉颜空死处”、“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等等大量饱含感情的描述中，可以获得非常明显而强烈的感受。诚然，作为悲剧的承受者，作者对李、杨深抱同情；作为悲剧的制造者，作者对李、杨又有所谴责。但是，作者的谴责自有其立足点，那就是李、杨的任意纵情，不仅贻误国事、危害社稷，也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自食苦果，并非为了揭露批判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尽管诗歌在客观上有此认识作用)。否则，作者何必化费那么多的笔墨着意铺写渲染李、杨两人的绵绵长恨? 即使按“讽喻说”论者的说法，这是“通过李隆基晚年失去一切的狼狈景象，隐曲地讽刺”，那么，至少仙寻部分的整段描写就大可不必，而且作者亦无须在字里行间倾注如此明显而又深切的同情__

从作品本身来看,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表现爱情的。这首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唐玄宗重色误国,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这一部分重在揭露 讽刺。一个痴迷女色,一个顾盼作态,以色邀宠,这样寻欢作乐,必然荒疏政务。“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不仅如此,生活上的荒淫还和政治上的腐败结合在一起“, 姊妹弟兄皆 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充分地暴露在人们面前。这一部分肯定有其鲜明的政治讽喻意义,但就整首诗来看,其作用在于揭示造成李杨爱情悲剧的原因,为下文情节的展开进行必要的铺垫。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一部分描写他们怎样寻欢作乐,令人生厌。第二部分则着重表现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深深思念,这种思念是如此执着,如此的刻骨铭心,因此,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强烈共鸣。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描写反映了杨贵妃这样的尤物惑人不浅,是生亦惑、死亦惑,讥刺唐玄宗的昏迷不误。但从诗歌本身流露的感情来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落叶满阶红不扫”描绘的是一幅萧条破败景象“, 梨园弟子白发新”流露的是人生易老的感伤“, 鸳鸯瓦冷霜华重”、“夕殿萤飞思悄然”渲染的是凄凉寂寞的气氛。这些描写都是在烘托唐玄宗晚景的凄凉。一个垂垂暮年,过着囚徒差不多一样生活的老人,思念自己心爱的妃子,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得到的应是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怎么能是讥讽呢? 诗歌最后一部分写方士受玄宗之托到蓬莱宫中寻觅杨贵妃。杨贵妃与唐玄宗虽阴阳相隔,生死异途,但仍然执着地思念唐玄宗,即使身处仙界,也不能忘却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表达了她对唐玄宗至死不渝的爱情。纵观全篇,对李杨二人遭遇的同情,对他们真诚爱情的肯定是作品的基调。爱情应是这首诗要表现的主题。

白居易《长恨歌》教案 篇10

1、了解白居易的生平和诗歌创作特点。

2、了解《长恨歌》本事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

3、分析李、杨爱情悲剧的深刻历史教训。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感受。

2、内容提示：

本篇是白居易根据唐玄宗和杨妃的爱情悲剧所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与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互相映衬，各具特色。

３、诗篇可分为四个层次：

（1）杨妃入宫受宠，明皇迷色误国。

（2）马嵬生离死别，蜀中伤心断肠。

（3）还都触景生情，回宫绵绵相思。

（4）仙山寻得杨妃，遥寄信物誓词。

诗篇既有对李、杨真挚爱情的歌颂，也有对明皇迷色误国的讽喻。叙事曲折婉转，抒情缠绵悱恻，移情入景，情景交融，烘托气氛，刻划心理，是古代杰出的叙事诗篇。全诗语言流丽，声调和谐，适于反复吟诵。

三、作者生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今陕西渭南人。倡导新乐府，作品有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等，风格平易自然、浅切流畅。作品多收录于《白氏长庆集》。白居易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朝廷官员。他自幼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便能够辨别声韵，读书也特别刻苦。他出生的年代是“中唐”时期，曾经集中、统一而强大的唐帝国，已逐步滑坡。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他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还写过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些诗写出了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状况。

贞元十六年（800），29岁的白居易以第四名及进士第，结识元稹，遂成莫逆之交，他们被后人并称为“元白”。32岁步入仕途，被授校书郎。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因得罪当时的宰相李吉甫，白居易不幸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后来曾被贬为江州司马。为避嫌消灾，也为消解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并且开始信佛，寻找精神倚托。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他仍政绩斐然，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任杭州刺史时曾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把这个湖堤命名为“白堤”。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但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成就却极大。后人将他与李白、杜甫并称为唐代三大诗人。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思想以“兼济天下”为主，写下了大量政治讽喻诗。但贬官江州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兼济天下”转为以独善其身为主。在文学创作上，白居易最突出的贡献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他特别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以情动人，诗歌语言要“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等一系列观点，教案《长恨歌 白居易教案》。他的诗存留下来将近3000首，诗风浅切平易，广为流传的有《长恨歌》、《琵琶行》等。

２、内容分析全诗分四段：

第一段：写李杨会合经过及李对杨的宠幸。

第二段：写变乱爆发，贵妃殒命，玄宗伤痛不已。

第三段：写李重归长安后对杨的无穷思念。

第四段：写杨对李的忠贞不渝之情。

３、详述：

（１）第一段：

写李杨会合经过及李对杨的宠幸“汉皇重色思倾国”统摄全篇，又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天生丽质难自弃”隐去了杨玉环可羞可痛的再嫁经历，也写出了她后来横遭劫难的深刻的悲剧根源──美丽。“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写杨贵妃的美丽，也奠定了李杨爱情的悲剧基础。

人物的身份地位与好色的欲求形成尖锐的对峙，群体社会的秩序规范与生命个体的秀美艳丽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对峙与冲突奠定了李杨爱情的悲剧基础。“芙蓉帐暖度春宵”，“君王不早朝”直接导致了李作为皇帝的失职。“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兄弟皆列土引起了世人的反感与社会心态的变异──“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欢喜”；“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长恨歌传》）在对杨氏得宠与兄弟姐妹高官厚禄不无贬刺的描写中，已隐约揭示了李杨爱情的悲剧根源。

（２）第二段：

写变乱爆发，贵妃殒命，玄宗伤痛不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夜雨闻铃肠断声”李杨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留下不可挽回的终身恨事。

（３）第三段：

写李重归长安后对杨的无穷思念“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写白日里因环境的触发而睹物思人，充分展示了玄宗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抒写玄宗在夜间万籁俱寂之中难以成眠的相思情怀。用心理时间与心理色彩来写悄然思恋的漫漫长夜，真切感人。在这一段里，诗人自白天到黑夜，自春天到秋日，自现实到魂梦，以丰富的想象与虚构，从各个不同侧面传神地描写了玄宗相思的苦痛。

（４）第四段：

写杨对李的忠贞不渝之情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春带雨”，写道士到海上仙山找到杨贵妃，美在已经幻化仙化的彼岸世界得到复现与升华。作者没有让李杨二人在仙国来一个庸俗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将美与爱情不能并存的矛盾问题留给读者去咀嚼，去思索。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写杨贵妃托物寄情，点明“长恨”。诗歌叙述的是一出美化了的宫廷爱情悲剧。对李早先的耽乐误国，作者不无讽刺。对李、杨后来的生死相隔，作者怀有怜悯。对李杨不顾人天相隔、依然苦苦相思的那份深情，作者则深表同情。

五、对诗主旨理解差异的原因：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性很浓的长篇叙事诗，也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作，对于《长恨歌》主旨的理解，历来有不同的认识。或说讽刺荒淫? 或说歌颂爱情，或说双重主题?产生分歧原因：

1、诗歌素材介于历史与传说之间。

马嵬驿事变的翌年，杜甫写《北征》诗：“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称肃宗李郭为明哲的周宣王、汉光武，把杨玉环比作褒姒、妲己。杜甫的看法代表了儒家正统思想对这一史实的价值取向，女色祸水。

白居易时代，民间的传说对杨贵妃的故事作了较大的改造，突出了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白居易借着史实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的传说，创作出《长恨歌》，诗歌自然会具有这双重的价值取向。

2、在情感态度上，作者的儒家思想观念与诗人发自内心的情感之间存在着矛盾。

一方面白居易是一位有着正统儒家思想的文人，所以，在《长恨歌》的第一层，作者对杨贵妃有所贬刺，认为她是恃媚邀宠，要负一定的误国责任。而在《胡旋女》中更是将杨贵妃与安禄山并举，斥之为安史之乱的两大罪魁祸首：“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同时，白居易又是一位诗人，追求美，讴歌美，汲汲追寻艺术的直觉，视至尊至贵的君王贵妃为普通的人，并将他们置于被怜悯的地位。所以，《长恨歌》便以无限深情的笔触礼赞“褒妲之色”，歌颂美在彼岸世界的复现与升华，对美的毁灭倾注一腔同情。从而突破了儒家正统与钦定史学的樊篱。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了作品内容在国家命运和个人爱情之间的内在张力。

六、艺术特色：

1、采用了历史事实的描写和浪漫的想象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前半部重在写实，描写了玄宗重色轻国、杨妃恃宠惑主导致安史之乱，以及玄宗出逃、杨妃死于军中与玄宗在蜀和归京的过程，基本上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当然也有想象性的描写和抒情。

后半部重在虚构，先写回京后触景伤情、睹物思人，貌似写实，其实也是作者的虚构生发，然后转入方士的致幻，引出幻境中杨妃的百般情态的细腻描写和思念之情，最后以“长恨”点明题旨。

2、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以叙事作为故事情节展开的基本手段，以景物和环境描写来烘托气氛，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

3、充分发挥了乐府七言歌行体的语言形式特点，语言优美明丽，精确生动；音节和谐流畅，婉转自然；运用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手法娴熟圆美，造成了优美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