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庄的道德本体论及其现代意义

论老庄的道德本体论及其现代意义（共5篇）

论老庄的道德本体论及其现代意义 篇1

探讨本体的明证性关系到对哲学自身本性的理解.在哲学史上,无论是作为“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形态还是作为“知识统一性”的本体论形态,其明证性根源都是人的生存体验.破除对理性的偏执,回归于明证性的本体,对人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这突出表现为把理性归约在人的生存活动下,确立起它与伦理生活的内在联系.

作 者：薛俊清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吉林,长春,130012 刊 名：长白学刊  PKU英文刊名：CHANGBAI JOURNAL 年，卷(期)： “”(6) 分类号：B016 关键词：本体   明证性   生存体验   伦理生活  

论老庄的道德本体论及其现代意义 篇2

【关键词】：性善论 道德修养 存心养性

孟子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孟子思想的主体是其伦理思想，它是孟子“王道”“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也是孟子哲学的理论形式。孟子的伦理思想，以“仁政”为核心，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他特别重视人们道德品质的形成，强调修养的重要性。为此建立了系统的道德修养理论。从总体上说，孟子的伦理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包含许多合理成分。有些是可供今天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借鉴的。

一、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基础

在中国道德教育史上，孟子是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思想家。较早讲到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难看出，孔子只是讲到人的天性相近，并没有说出人性的内容，更没有断之善恶。孟子则将孔子的“性相近”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成为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孟子提出：“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些都是他的人性善观点的集中体现。孟子还提出道德根于人性，人性是先天固有的。孟子的“人性”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人之性与动物之性是有本质区别的。人之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这就是人所特有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心理，孟子还把“仁、义、礼、智”的四种道德与人们的四种情感经验联系起来，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样，人性的善就具体表现为仁、义、礼、智的四种道德；而且它们又还都是人的先天本性所固有的，非常明显，这是典型的天赋道德论。同时，孟子认为人性“四心”是“人皆有之”的人类共性，并由此得出“圣人与我同类者”的论断，主张人性平等。人性“四心”是先天的。他称之为“良知”、“良能”，合而谓之“良心”。从人性是善端这一前提出发，孟子同意“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进而由“人性平等”推出“道德平等。”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尧舜或都是为善的。孟子认为，人之为不善，其原因不在于人性，“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由于环境的侵染和主观不努力，从而丧失其本善“良心”所造成的。人性或人的本性，就是现实的人自身所特有的规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的社会关系就必然决定并形成人的不同本性，所以，人性不可能先天的就是善，或先天的就是恶，这些道理，孟子不会也是不可能懂得的。

二、道德修养的方法

《尽心上》载：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是孟子道德修养论的基本纲领。

（一）存心养性

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所谓“存心”、“养性”，也就是“尽心”、“知性”，意为保持天赋“良心”和理性之不失，并扩而充之，使自己成为“大人”君子。可见，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就是“存心”。这不仅因为善性本“根于心”，而且还由于善性可失（“放心”）。因此，“存心”又逻辑地包含了“求放心”；“求放心”就是把丢掉的本性找回来。“求放心”同样也是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个“善端”，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不为而有的“良知”和“良能”。进行道德修养，无非要把这先天的良知良能保持住，不丢失，并且使之发扬光大。人与禽兽的差别就是人内心被“天”先验的赋予了仁、义、礼、智等善性，惟有君子善于存养，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爱人”、“敬人”等高尚德行，在形象上才能表现出高尚的气质。扩充善心就能体认自身固有的善性，进而与道德之天合一，达到安身立命的境界，所以修养必须善于存养心性。“存心”、“养性”能存心养性者，便可为君子；使心性失散者，便堕落为小人。“养”，还有一个“浩然正气”。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最伟大、最刚强，它必须同义和道相配合，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它就没有了力量。这种浩然正气不只表现在生死关头为理想而献身、舍生取义，而且还表现在对名利、富贵的态度上，不因富贵贫贱而动摇自己的理想信念，有损自己的人格。儒家强调正心诚意、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其合理之处。一个人要做一个有道德者，就必须端正人生态度、培养善良意志和良好习性，要做一个心底坦诚、一身正气之人，要对人以诚相待，对己以道德相约。既然“知性”、“养性”是实现于内心的自我认识，因此，就不需要以感官和感性为基础。相反，孟子认为，感官物欲会妨碍存心养性。这是因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它会引导人们步入迷途邪道。据此，孟子又提倡“寡欲”。

（二） 寡欲说

孟子的道德修养方法论，还包括他提出的著名的“寡欲”说。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讲的养心与寡欲的关系，实即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孟子的价值观是道德高于物质利益，想保有善性就要克制有物质利益的欲望，即寡欲。

在孟子的道德修养说中，把“寡欲”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食色之欲对于人的道德理性具有明显的侵蚀作用，如果利欲之心过重，就会陷溺良心本心。在孟子看来，物质欲望的多寡、物欲满足方式的优劣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分野。孟子看到了物欲与道德品质的关系，并且从修养品性的需要考虑，向人们提出了“寡欲”的要求。“寡欲”不是“禁欲”，如果指导思想正确，要求得当，提倡“寡欲”不仅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且也一定能够起到节制物欲和有益于修养品性的作用。这里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即仁、义、礼、智所具有的德性。孟子提出“知性”就是要人理解人的本质属性，识其大者，做到尽心，也就是实现了知性，并通过“养性”使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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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求诸己

所谓“反诸求己”，即是指当自己的道德行为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时，应主动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不应归咎于别人，或怨天尤人。强调通过存养心性、持志养气将“善端”扩而冲之，而且也重视从否定方面，通过自我分析，反省在仁、义、礼、智方面有没有过错，而不应归咎于别人。“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在人际关系中遭到对方的无礼首先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反求，强调了道德主体在个人修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性和目的性。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错误，要及时改正。孟子提倡有错则改，对那些有错不仅不改，反而文过饰非的人，则是深恶痛绝。

孟子认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他不仅孟子道德修养方式中提出并非常重视“反求诸己”的方法，要求人们不断的从自身出发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反思。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道德自觉意识，人们不仅要扩充善端、培养德性，更要自觉地去努力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本来就是主体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同样是在此意义上，古希腊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德性是在我们能力以内的和出于意愿的”也就是说，道德是我们自觉自愿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道德行为选择，道德修养方式也要依靠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并保持和不断提高已然获得的德性。

三、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当代意义

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缺陷。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一经产生，就被历史所接受，被社会所改造，长期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的重要内容，自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也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孔孟儒学的道德修养方法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大部分可继承下来，转换其时代内容之后，发挥新的作用。当代社会是一个缺乏德性的社会，人们把主要精力用于才智的发展，社会的导向在重才轻德、重理轻文，教育的重心在职业技巧和知识的培训，对德性的栽培相当忽略。我们可以对孟子的道德教育去粗取精，重新诠释，根据时代的特征吸收新的道德因素，形成适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新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3]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国书局.1981年版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论孟子的性善说及其现代意义 篇3

孟子以人与禽兽之别、同类意识为理论依据,阐发了他的性善说,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了加强后天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孟子的性善说所蕴含的.思想对今天的道德对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王秋梅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刊 名：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NING JUNIOR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2)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四端   四心   性善说   现代意义  

论述老庄人生哲学的现实意义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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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思想起源的特性

道家哲人老子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哲学家，而且，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人也是中国古代最早对社会文明演进进行系统性反思、批判的思想家。“批判性反思”的理论品格是道家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起源的特性”集中体现。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首次把“道”作为哲学范畴而给予系统化的论证，从而建立起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老子的“道”的思想对现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道家学的现实意义

（一）按照自然规律行事

“天之道，利而不害；从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三章）提出人类应按照道的规律来行动，反对妄为。人的行为应该合乎天道，这些思想对现今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需要顺应自然之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体表现在人与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人类无节制与不合理的对待资源，产生由资源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紧张，甚至产生资源大战。老子“道”的思想就要求人们应该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不凌驾于自然之上。

（二）反对社会文明异化，守护人本然价值。

老子十分强调“道”的自然性与无为性，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以为天地人当效法“道”的自然性。可见，在道家哲学中，“道”既是世界的本原和万物存在的根据，也是天地万物之本性和君王治国安邦之根本方略，也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据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境界。“自然”则是对“道”存在状态与本性的客观描述，意指万事万物非人为的、不受外力干涉的存在方式，即“自然而然”、“自主而然”。

传统的宗教信仰认为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道’法自然”的观念否定了超自然意志的支配，具有无神论的性质。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也就是说“道”顺任自然，各物在不受干涉的自然状态下反倒有更好的发展。

因此，“道法自然”最一般的涵义，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解读，就是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要遵循万事万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和主体自身本然的发展趋势。显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哲人为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所预设的根本价值原则，它深刻地反映了道家哲学反对社会文明异化，守护人本然价值的思想主旨。

（三）正确处理“身”与“心”的关系。

老子认为，人的祸患多源于自身永不知足的贪婪本性，因此，圣人不仅要有优秀的道德修养、完美的人格魅力，还要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知足”是对于“已经得到满足后”的精神反刍：“知止”却是“获取过程中”的主动放弃。知足是不贪，知止是不随。知足常乐，能忍恒安；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知足知止”是道家用来调节、处理“身”与“心”(欲)关系的思想主张，也是非常可贵而独特的价值取向。

《老子·四十四章》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兵?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声和身体哪个更值得珍惜？身体和财富哪个更贵重？得到名利和丧失身体哪个更有害？过分地爱惜名声必定造成很大的精力耗费，过分地贮藏财货必定导致惨重的损失。因此，知道满意知足就不会遭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导致危险。这样，就可以长长久久。

可见，“知足知止”思想的可贵和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辩证的智慧教导人们如何对待成功，如何把握名利财富，如何正确处理“身”与“心”的关系。

（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道家哲人庄子看来，社会上出现的人为物役，包括“以物易性”、“以身殉利”“去性从心”等等社会乱象，关键是没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财货、名利”等有形或无形之“物”的关系。人生有三大需要，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这正是成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赖以繁衍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为此人类产生许多欲望，比如食欲、物欲、占有欲，并由此派生出诸如金钱、名利、地位、权力、美色，等等。而且当某种欲望实现了，又会产生新欲望，所谓“欲壑难填”，欲望是无止境的。

在《庄子·在宥》篇中指出：“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这里，庄子以治国作喻，认为能够支配万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的统治者，就能统治天下。人、物之辨在区分人与物的同时，明确地拒斥了人的物化，它的内在意蕴在于肯定人自身的存在价值。

可见，庄子“物而不物”的思想强调的是“人”对“物”的主导性和主体性，身虽处于“物”中，却不为“物”役，以此启示人们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不能本末倒置，不应把功名、利禄等外在之“物”，当做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载体。唯此，才能真正做到“人”与“物”的和谐，也才能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五）反对世俗之“伪”，守护人“真”性

在《庄子·渔父》中有这样一句话“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于天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认为，法天，就是法自然，自然是真实的存在，它从不说谎，人要法天，就是要真诚地坦露自身的真性情，真性情的敞开就具有感人的力量，反之则不然，不真不诚则不能动人。庄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关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统一问题。内心情感激越，既使表面平静，人们也能感受得到；相反，内心毫无波澜，愈是假装，愈是让人反感。

“法天贵真”是道家哲人用来揭示生命与生存内涵的思想主张。在一个人性被世俗的情欲、名利、财货所牵引，以致于物欲横流、虚伪丛生的社会里，如何安顿生命和生存，是道家哲人思考与关注的重心。现代人往往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他们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行事完全背离了自已的真性情，所谓“法自然”在如今的时代成了奢望。可见，道家关于生命和生存要“法天贵真”，内在地具有反对世俗之“伪”，守护人“真”性的价值诉求。

三、结语

论老庄的道德本体论及其现代意义 篇5

一戈公振的新闻编辑思想

(一)编辑思想的核心——救国与启民

“救国与启民”是戈公振先生新闻编辑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倡导办报的根本宗旨。戈公振指出：“如果办报而无一定宗旨与特色，则人云亦云，是非不辨，不但难使阅者起信仰之心，亦且失却报纸之功效与意义。”报纸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宗旨呢?他在对民国勃兴时期的报纸进行总结时就这样说道：“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称者，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以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而近日所不多觏者也。”。在他看来，报纸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报纸编辑能够以振兴国家和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而不以谋利为目的，这才是“报纸之正轨”。又说：“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报纸既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应摒除己见，公开讨论，俾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

要实现“救国”的目标，“启民”是前提。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够使国家和社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报纸则能够塑造这样的国民。对此，戈公振先生指出我国惯有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消极思想阻碍了国家社会的发展，“实为我民族积弱之由来”。然而，在报纸的鼓吹之下，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今则知自己以外，尚有社会，尚有国家，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由此出发，戈公振先生认为报纸编辑一定要充分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以启迪和教化受众为目的。他在对民国成立以后的报纸进行总结时就这样评价道：“即就报界自身而言，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法；知注意社会心理，而积极改善编辑方法。”从编辑思想的角度看，戈公振通过此段述评鲜明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即报纸的编辑必须考虑读者的社会心理。只有积极准确地搜集、分析和判断读者的社会心理，才能够确定合适的报纸编辑方针。同时，也只有研究不同受众的不同心理，才能选择编辑不同的内容，从而为特定受众所接受，而这就是戈公振先生所强调的报纸特色。他借西人之语对当时报纸的同质化现象进行了批评，“试观各报新闻，十之七八类同，编制亦无大异，阅过一报，则他报即一无可阅”，并进而提出“每一报要有他的特色，免得各报新闻千篇一律，看了甲报不必再看乙报，我以为一地报纸也要分道扬镳，各寻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戈公振先生强调研究读者的社会心理，但并不主张毫无原则地迎合读者的猎奇心态，因为他的编辑思想的核心是“救国”与“启民”。因此，他重视研究读者接受心理是要利用报纸提高他们的素质，而不是迎合、刺激他们的低级趣味。所以，他对于当时报纸为庸俗消息所充斥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今日之报纸，唯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无知读者之一笑，其幼稚诚不堪言矣”。

作为戈公振先生编辑思想的核心，“救国与启民”不仅体现为他对办报宗旨和强调研究受众心理的相关论述，而且也渗透在他对报纸新闻、评论、广告等具体编辑工作论述中。

(二)新闻、评论、广告统筹考虑的大编辑观念

在编辑思想上，戈公振提倡一种“大编辑观念”，认为报纸编辑不仅要考虑到新闻的编排，而且还要考虑到新闻、评论、广告的编排达成和谐一致，同时还应该在新闻、评论和广告的编辑中体现出整个报纸的编辑方针。将三者统一起来进行考虑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对于报纸的浓厚兴趣。对此，戈公振借美国名记者韦廉之的话说：“‘新闻、评论及广告各栏，务求能引起阅者最浓厚之兴味’。愿我国报业其注意之”。戈公振先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编辑思想，对新闻、评论、图画、广告等的编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新闻编辑

在戈公振看来，报纸的根本要素在于新闻。他提出：“故报纸之原质，真可谓为新闻。”又说“报纸以报告新闻为原则”。因此，他对于新闻的编辑尤为重视。为掌握当时报界新闻编辑的现状，戈公振分别选择了京、津、沪、粤、汉5个地区的报纸，在进行新闻篇幅和内容的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我国报纸所载之新闻，苘以充篇幅而已。叙一事也，常首尾不具，前后矛盾，同一事也，而一日散见二三处，无系统，无组织，浮词满纸，不得要领。”在他看来，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访员不研究记事之法，以抄录为范围”，二是编辑不负责，“后者由于编辑不为读者着想，以省事实为要诀”。对此，他感叹道：“报纸材料少，固不足以餍读者之望；有材料而不善编辑，直如衣锦夜行，在报馆尤为极大之损失。”怎样才能改善新闻编辑呢?戈公振先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析。

首先，要做好新闻选择，而选择新闻的标准有三：第一个标准是新闻的真实性。戈公振指出：“身为记者，于此应先下一番研究工夫，以徐待事实之证明，若根据捕风捉影之谈，人云亦云，漫为鼓吹相攻击，其不为通人所齿冷也几希。”第二个标准是新闻的时新性。他借用日本新闻学家本山户有的话说：“新闻贵在新鲜，有如蔬菜鱼肉之不可陈腐。”第三个标准是新闻价值。戈公振将新闻价值与“救国

与启民”相结合，认为能够推动国家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事实就具有新闻价值。他以当时的考古发现等为例从反面进行了论述。“又如敦煌石室之发现，实为研究我国古代艺术之绝好材料，在理我国报纸应大拓篇幅，以发挥我先民之优越，其价值与埃及王陵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我国报纸对于此种事业之成绩如何，能不扪心自愧否?”在外交方面，“我国报纸向不注意国际间事，外交常识可谓绝无。每遇交涉，则手忙脚乱，恒不能导民众人于有利之途。上者为外人宣传而不自觉，下者则以受外人津贴为得计。言念及此，不寒而栗矣”。由此可见，戈公振先生是用“启民”、“救国”等作为标准来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

其次，在具体新闻编排上，戈公振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新闻编排不应该杂乱无章，支离破碎，而是应该在总的编辑思想的统领之下进行整合、优化，突出重点信息。戈公振对当时的5种报纸(上海《申报》、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汉口《中西报》、广州《七十二行商报》)进行了新闻编排分析后，对《晨报》的编辑进行了肯定：“以上五报，以《晨报》纸张最少，而其编制独精。盖专电具有题目，且与新闻合登，重要者排列在前，不问其为京内京外之事也”，同时对其他的报纸编辑提出了批评，“其他纸张愈多者，分栏亦愈多，支离破碎，毫无活气。”

2.评论编辑

戈公振先生虽然将报纸的原质定位于“新闻”，但同时也指出评论也是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报纸虽以揭载新闻为主，然评论为意见之表示，亦未可轻视。”戈公振对于报纸评论的重视，来源于他“救国与启民”的编辑思想。在他看来，报纸承担着向导国民、改善政治、抒发意见的重要功能，而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评论来加以体现的。所以，报纸的评论功能应该强化。他在《中国报学史》里就认为，报纸舆论功能的弱化是导致袁世凯封建复辟的重要诱因。他说：“若当袁氏蓄意破坏共和之时，各报即一致举发，则筹安会中人或不敢为国体问题之尝试……虽日其故甚多，而舆论之软弱无力，不可谓非一种诱因。”所以，他强调“报纸……在组织复杂的社会中，更成为流通消息，交换意志的唯一枢纽。所以要实行民治政体，全在报纸能负起责任去做”。

对于我国报纸在评论方面的缺陷，戈公振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报纸评论“多以编辑兼之，精神不能贯注，则敷衍塞责，亦固其所。”并且暗示欧美大报社通过所设立的“论说记者团”来强化报纸评论的方法或许值得借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戈公振先生认为报纸应该为普通民众提供发表评论的空间，而不是只重视那些“名人”和“要人”的意见。他呼吁道：“深愿主笔政者，今后能移易其眼光，开豁其胸襟，子平民以发抒意见之机会。”这样才能够让公共意见得到表达，并通过意见的自由表达和辩论而寻求到“救国”之真理。

3.图画编辑

戈公振先生非常重视图画在报纸编辑中的重要地位，并对图画的编辑进行了相关论述。

首先，他认为图画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并借用了“图画为无音之新闻”的说法。“文义有深浅，而图画则尽人可阅；记事有真伪，而图画则赤裸裸表出。盖图画先于文字，为人类天然爱好之物。虽村夫稚子，亦能引起兴趣而加以粗浅之品评。英国名记者北岩氏谓图画为无音之新闻，最能吸引读者而推广一报之销路，诚至论也。”这一观点在当时中国民众文化水平很低的语境之下，对于提升报纸的传播效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他认为在报纸上刊载图画对于信息传播和接受、外在的美观等而言也非常重要。“近北京《晨报》亦发行《星期画报》，注意时事与艺术，皆取材严谨，足以引起国民之美感。”

再次，对于图画的具体编排等也作了分析。一是图画要生动，“吾意画报之精彩，第一在印刷清晰，图画则必取生动者。一片之优点何在，须能表而出之。”二是要排列有致，“排列之参差有致，又其次焉者也”，三是要使图画的色彩浓淡分明，为达此目的，可采用制锌版等方法。

4.广告编辑

戈公振对广告的重视主要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将广告看成报纸摆脱政治势力操控而独立的重要手段，二是他将广告看成是推动商业发展、传承文化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最初报人想以销数的收入来抵消一切支出，但是结果却是负债累累，到后来发现广告是一条重要的获利渠道，“于是经济才能得了独立的基础，报馆遂立于稳固的地位。”只有经济独立了，报纸才能独立，言论才能独立。所以，广告对于报纸不可或缺。

广告虽然重要，但是在刊登广告时却不能与报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违背。他通过对欧美报纸的考察梳理得到一个结论：“广告虽为商人所登载，亦由商人自负其责，然一经报纸宣布，遂影响于社会。故欧美报纸之登载广告，其慎重与新闻等。凡有害于风俗人心者，皆在拒绝之列。”戈公振进一步指出，广告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推销商品赚取利润，而且还承担着传承进步文化观念、向导国民的社会责任。“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由此，戈公振对当时报业广告中的乱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然就上列各表观察，则外货居十之六七，国货仅十之二三；而就国人广告论人，除书籍外，大半为奢侈品及药品，其中且有不道德与不忠实之广告。此不但为我国实业界之大忧，亦广告界之大耻也。”

在报纸广告的编排上，戈公振认为一个主要弊端是广告编辑杂乱无章，不能够有效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所以，他提出广告应该“排列务求美观，印刷务求清晰，地位务求明显，俾易人读者眼帘”；同时他还指出，外报所采用的分类广告的形式值得我国报纸广告编辑借鉴。“广告编辑杂乱无章，不若外报将同性质者汇列一处，使读者易于寻觅”。

虽然戈公振对新闻、评论、广告编辑等各有论述，但是作为其编辑思想核心的“救国与启民”却始终是贯穿这些论述的一条红线。正因为如此，在戈公振的编辑思想中，新闻、评论、广告等的编辑工作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为“救国与启民”的核心编辑思想服务，这正是他提倡的“大编辑”观念的具体表现。

二戈公振新闻编辑思想的现代意义

通过梳理和检视，我们发现，虽然戈公振先生的新闻编辑思想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是它对于现代新闻编辑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闻编辑既要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又不能完全迎合受众

在当代传媒环境中，由于商业利润等原因的刺激，“受众”越来越成为各种媒体竞相争夺的对象。受众在传播流程中地位的提高十分值得肯定，也标志着我国传播理念的巨大提升。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某些媒体以满足受众需要为名大肆传播各种低俗甚至暴力和色情等信息，这就走到了毫无原则地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的极端。由此回顾戈公振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来的新闻编辑既要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又不能完全迎合受众的论述，我们不得不慨然感叹。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传媒界的“低俗化”现象，除加强外部管制外，传媒树立起“教化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创办理念至为重要，这刚好也是戈公振编辑思想的核心所在。

(二)报纸要实现差异化发展

戈公振强调，报纸应该在接受群体方面做好定位，通过研究他们的接受心理，为他们编辑出版符合他们需要的报纸，这亦即他所说的报纸要办出特色。他特别指出：“我以为一地报纸也要分道扬镳，各寻出路……”这一编辑思想在当代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报纸而言尤其如此。如今报纸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一个城市里所出版的《早报》、《晚报》等同质化程度很高。这就造成受众觉得报纸虽多，但是一份足矣的感慨。因此，近年来“差异化发展”成为传媒改革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总体看来，戈公振先生所提出的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制约我国媒介发展的一个及需破解的难题。

(三)广告编辑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而且也要承担社会责任

如前文所述，戈公振认为广告对于报纸的生存和言论独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报纸在编辑刊登广告的时候应该承担传承文化、教育国民之职责，而不应该登载那些不道德、不忠实的广告。当今传媒对广告的重视无以复加，但相当多的媒体都只注重广告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不问广告是否道德、是否忠实。相当多的地市级电视台、广播电台大量播放性药广告而无视其具有的欺骗性和不道德性，甚至不少省级电视台也播出了不少诸如“北京新兴医院”的送子神话等不实广告。这些广告虽然为各媒体带来的不菲的经济收入，但却极为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并最终会影响到媒介本身。这些情况无疑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所带来的恶果。所以，回顾戈公振先生的广告编辑思想，对于当下媒介的广告刊播行为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四)应该为普通民众提供发表言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