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共5篇）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篇1

梁启超(著)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

法国名士波留氏。尝著俄国通志。其言曰。俄罗斯无历史。非无历史也。盖其历史非国民自作之历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动者而他动者也。其主动力所发。或自外。或自上。或自异国。或自本国。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内部之涨生。宛如镜光云影。空过於人民之头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是俄国与西欧诸国所以异也。云云。今吾中国之前史。正坐此患。吾当讲此史时。不胜惭愤者在於是。吾当著此史时。无限困难者在於是。

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曰美术。[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国前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耳。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之可沿袭。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

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

（甲）中国史与世界史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

[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虽然。西人论世界文明最初发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亚细亚之文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国之文明。四曰印度之文明。五曰中亚美利加之文明。而每两文明地之相遇。则其文明力愈发现。今者左右世界之泰西文明。即融洽小亚细亚。与埃及之文明而成者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虽然。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乙）中国史与泰东史泰东史者。日本人所称东洋史也。泰东之主动力全在中国。故泰东史中中华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扬民族之地位。日本近来著东洋史者。日增月盛。实则中国史之异名耳。今吾所述。不以泰东史名之者。避广阔之题目。所以免汗漫挂漏。而供简要切实之研究也。至於二千年来亚洲各民族与中国交涉之事最繁赜。自归於中国史之范围。固不待言。

第三节中国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第四节地势

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葱岭向东。衍为三派。其中部

一派。为昆仑山脉。实界新疆与西藏焉。昆仑山脉复分为二。其一向东。其一向东南。向东南者名巴颜喀喇山。界青海与西藏。入中国内地。沿四川省之西鄙。蔓延於云南两广之北境。所谓南岭者也。其向东者名祁连山。亘青海之北境。其脉复分为二。一向正东。经渭水之上流。蔓延於陕西河南。所谓北岭者也。一向东北沿黄河亘长城内外者为贺兰山。更北为阴山。更北为兴安岭。纵断蒙古之东部。而入於西伯利亚。盖中国全部山岭之脉络。为一国之主干者。实昆仑山也。使我中国在亚洲之中划然自成一大国者。其大界线有二。而皆发自帕米尔高原。其在南者为喜马拉耶山。东行而界西藏与印度之间。其在北者为阿尔泰山。实为中俄两国天然之界限焉。在昆仑山与阿尔泰山之中与昆仑为平行线者为天山。横断新疆全土。分为天山南北路。而终於蒙古之西端。

中国之大川。其发源之总地有二。其一在中国本部者。曰黄河。曰扬子江。曰西江。曰金沙江。皆发源於新疆西藏之间。其二在中国东北部者。曰黑龙江之上流斡难河克尔伦河。其支流之嫩江。曰色楞格河。曰鄂尔坤河等。皆发源於蒙古之北部。大抵诸大川河中与历史最有关系者为扬子江。其次为黄河。其次为西江黑龙江。

蒙古及新疆虽为诸大河之发源地。但其内部沙漠相连。戈壁瀚海准噶尔之诸沙漠。殆占全土之大半。故河水多吸收於沙漠中。或注泻於盐湖。

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於牧业。平原适於农业。海滨河渠适於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有绝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虞。宜於渔。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故按察中国地理。而观其历史上之变化。实最有兴味之事也。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於温带。灌於平原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何以数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势。则长江为之天堑。而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发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於北方者其势常日伸。起於南方者其势常日蹙。以寒带之人常悍烈。温带之人常文弱也。东北诸胡种。何以二千余年迭篡中夏。以其长於猎牧之地。常与天气及野兽战。仅得生存。故其性好战狠斗。又惯游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华民族之性质适与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国。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於汉人。亦地质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发达甚早。则以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结为团体。以自整理也。何以数千年蜷伏於君主专制政治之下。而民间曾不能自布国宪。亦以地太大。团体太散。交通不便。联结甚难。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何以不能伸权力於国外。则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给。非如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故冒险远行之性质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与昔者常相反。则往时主动力者常在盘据平原之民族。近时主动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势。驱迫使然也。凡此诸端。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

第五节人种

种界者。今日万国所龂龂然以争之者也。西人分世界人种。或为五种。或为三种。或为七种。而通称我黄色种人谓为蒙古种。此西人暗於东方情实。谬误之谈也。今考中国史范围中之各人种。不下数十。而最著明有关系者。盖六种焉。

其一苗种是中国之土族也。犹今日阿美利加之红人澳大利亚之黑人也。其人在历史以前。曾占重要之地位。自汉族日渐发达。苗种即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犹保残喘於湖南贵州云南广西之间。其在安南缅甸等地亦间有焉。

其二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於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黄帝起於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行而入於中国。栖於黄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数千年来。赫赫有声於世界。所谓亚细亚之文明者。皆我种人自播之而自获之者也。

其三图伯特种现居西藏及缅甸之地。即殷周时代之氐羌。秦汉之际之月氏。唐时之吐蕃。宋时之西夏。皆属此族。

其四蒙古种初起於贝加尔湖之东隅一带。次第南下。今日蔓延於内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带之地。元朝即自此族起。混一中国。威震全地。印度之谟嘉尔帝国。亦此族所建设也。

其五匈奴种初蕃殖於内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亚细亚一带之地。多此族所占据。周以前之猃狁。汉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纥。皆属此族。现今欧洲土耳其国。亦此族所建立也。

其六通古斯族自朝鲜之北部。经满洲而蔓延於黑龙江附近之地者。此种族也。秦汉时代之东胡。汉以后之鲜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属此族。今清朝亦自此兴者也。

西教徒所主张。以谓全世界之人类。皆由最初之一男一女而生。但今日世界大通。人种学大明。此论之无稽。殆不足辩。然则各种各族。各自发生。其数之多。殆不可思议。且也错居既久。婚姻互通。血统相杂。今欲确指某族某种之分界线。其事盖不易易。况游牧民族。迁徙无常。立於数千年之后。而指前者发现於历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实之。非愚则诬。故今日以六种族包括中国史内之人民。诚不免武断挂漏之讥。但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於分析而置之不论。故举其在史上最有关系者约而论之云尔。

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据寻常百家姓谱。无一不祖黄帝。虽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战国。常见有特别之发达。其性质习俗颇与河北民族。异其程度。自是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发达。不相承袭。而瓯闽两粤之间。当秦汉时。亦既已繁盛。有独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来。则其移住之岁月。及其陈迹。既不可考见矣。虽然。种界者本难定者也。於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於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於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

第六节纪年

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於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间之位置。以纪年定时间之位置。二者皆为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是则为劣。是也。故凡野蛮时代之符号。必繁而杂。凡文明时代之符号。必简而整。百端皆然。而纪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呐莎王为纪元。[在今西历纪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时按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比亚之大祭为纪元。[ 当纪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七百五十三年] 囘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难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六百二十二年]犹太人以创世纪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当纪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乃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各国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至简便之大略也。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号。此为最野蛮之法。

[ 秦汉以前各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野蛮之野蛮]於考史者最不便。今试於数千年君主之年号。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对也。故此法必当废弃。似不待辨。惟废弃之后。当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之问题也。甲说曰。当采世界通行之符号仍以耶稣降生纪元。此最廓然大公。且从於多数。而与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虽然。耶稣纪元。虽占地球面积之多数。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数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於徇众趋势。其不便一。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后世人之画诺。贸然用之。於公义亦无所取。其不便二。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合。且以中华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论似可抛置。乙说曰。当用我国民之初祖黄帝为纪元。此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之一良法也。虽然。自黄帝以后。中经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记实在若茫若昧之中。无真确之年代可据。终不能据一书之私言。以武断立定之。是亦美犹有憾者也。其他近来学者。亦有倡以尧纪元。以夏禹纪元。以秦一统纪元者。然皆无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辩。於无一完备之中。惟以孔子纪年

之一法。为最合於中国。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於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司马迁作史记。既频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后若干年。是亦与耶稣教会初以耶稣死年为纪。不谋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

但取对勘之便。故本书纪年。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於其下。

第七节有史以前之时代

史者记人间世过去之事者也。虽然。人类之起原。远在书契以前。其详靡得而稽焉。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其荒诞固不足道。而要之必有悠远之时代。无可疑也。洪水时代。实为全世界公共纪念物。故截称洪水以前为无史时代。洪水以后为有史时代。亦不为过。虽然。洪水之起原。及其经过之年代。虽以今世地质学家。考据极周密。然犹纷纷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后始可为真正之有史时代。中国自古称诸夏。称华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华民族之整然成一社会。成一国家。实自大禹以后。若其以前则诚有如列子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者。其确实与否。万难信也。故中国史若起笔於夏禹。最为征信。虽然。中国为全世界文明五种源之一。其所积固自深远。而黄帝为我四万万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统。皆其裔派。颇有信据。计自黄帝至夏禹。其间亦不过数百年。然则黄帝时去洪水之年。亦已不远。司马迁作史记。托始黄帝。可谓特识。故今窃取之。定黄帝以后为有史时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於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为新旧二期。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虽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据此种学者之推度。则地球生物之起原在一万万年以前。而人类之遗迹。亦在一万年乃至十万年以前云。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新旧两石刀期。其所经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巳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时代以前。有断然也。

又以人群学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之时期。斯宾塞尔群学云。‘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於此。一旦或因国迁。或因国危。涌出一公共之问题。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众於一大会场。而会场之中。自然分为二派。其甲派。则老成者。有膂力者。阅历深而有智谋者。为一领袖团体。以任调查事实讨议问题之事。其乙派。则少年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为一随属团体。占全种族之大部分。其权利义务。不过傍听甲派之议论。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领袖团体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猎家。或狡狯之妖术家。专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即被举为临事之首领云云。’然则一群之中。自划然分为三种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数之随属团体。即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则少数之领袖团体。即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即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种人物。当其在太古野蛮时代。常相集合。距离不甚远。又至今日文明时代。亦相结合。距离不甚远。惟中间所经过之趋势。则三者常日渐分离。其政权。由多数而寖归於少数。由少数而寖归於最少数。盖其初时。人人在本群。为自由之竞争。非遇有外敌。则领袖团体。殆为无用。其后因外敌数见。於是临时首领。渐变而为常任首领。而领袖团体之权力日以大焉。又其后此领袖团体中之有力者。各划分权力范围。成封建割据之形。而兼并力征之势日盛。久乃变成中央集权之君主政体。此历代万国之公例也。我中国当黄帝尧舜之时。纯然为豪族执政之时期。而且中央集权君主专裁之制。亦已萌芽发达。亦可见我中国有史以前。既经绝远之年代。而文明发达之早。诚足以自豪於世界也。

第八节时代之区分

叙述数千年之陈迹。汗漫邈散。而无一纲领以贯之。此著者读者之所苦也。故时代之区分起焉。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虽然。时代与时代。相续者也。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故於其间若欲划然分一界线如两国之定界约焉。此实理势之所不许也。故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於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虽曰武断。亦不得已也。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华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卒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变为周初孟津之八百诸侯。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又变而为战国时代之七雄。卒至於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於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於外部大别之种族。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篇2

自近代报刊传入汉文化地区, 报刊中国化的步伐便告启动。经过宗教报刊的发端、《循环日报》等报刊的推进, 至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时, 中国特色报刊基本形成。其中, 梁启超对报刊中国化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通国学、识新学, 民族情怀深厚, 救世之心亦切, 这就决定了梁启超以办报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时, 报刊必定被赋予中国特色。也正是梁启超深广的报刊活动, 使中国特色报刊雏形初具, 呈现出独立、完整、鲜明的风貌。

1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维新运动中, 梁启超参与编辑《万国公报》, 又任《中外纪闻》主笔。1896年, 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 在《时务报》的第一册, 梁启超写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议》两篇文章。前者鲜明地提出了“去塞求通”的思想, 视该报为“耳目喉舌”;后者在七万言的篇幅里, 论述了不变法的危险、变的必要、如何变等问题, 明快犀利, 气势如虹。《时务报》以其新思想、新文风“风靡海内”, 知识界争趋之状, “如饮狂泉”。1897年《知新报》创办后, 梁启超又为该报撰稿。1898年, 《湘报》创刊, 梁启超任董事、撰述。在创办报纸、撰写评论的同时, 梁启超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对新闻学的几个主要问题都有所论及。在评论写作实践中, 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 并被新闻界长期使用。

总之,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涉及报刊的创办与编辑、评论写作、文体创新、新闻思想的提炼总结等方面, 范围广泛, 参与深刻, 影响深远。

2梁启超对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贡献

2.1 《时务报》的报名具有汉语言的构词特点

汉语翻译外语词汇, 方法之一是音译加注释, 比如Car、Beer、Aids、Pizza, 翻译为卡车、啤酒、艾滋病、比萨饼, 后面多了“车”、“酒”、“病”、“饼”的注释, 同样, 英国大报《The Times》, 其汉译为“泰晤士报”而不是“泰晤士”。这一思维反映在国人所办报刊的名称上, 就是报名加“报”字。就报名的意思来说, “The Times”和“时务报”是相近的, 前者想做“时代的记录”, 后者则要宣传时代的要务, 梁启超等人给《时务报》取名《时务报》而不是《时务》, 其中可见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当然, 报名带“报”字不自《时务报》始, 但是, 《时务报》作为早期有影响的大报无疑可作为体现该特点的典型。

梁启超创办、编辑的报纸都采用书册式装订、竖排的形式, 具有中国古代图书的传统样式特征, 尽管以后很快有所革新、但仍是以传统为起点的。

在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初具规模、大众传播初步形成时期, 媒介形式包括报名、装订和排版形式的中国传统特点、中国文化特色, 无疑是增强亲和力、使受众认可和接受的必要办法。

2.2在内容上则确立了近代报刊评论本位的趋向和特征

梁启超为维新报刊写了很多高质量的评论。他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 洞悉列强环伺的险恶国际形势, 觉察到了中国被瓜分以致亡国灭种的危险, 同时他也看到了国人的暮气沉沉和麻木不仁。强烈的爱国情、沉重的危机感、急切的拯救心, 使他笔下呈现的不是报道事物变动的“寓理于事”的新闻, 而是大声疾呼、耳提面命的评论。这些评论宣扬变法, 鼓吹君主立宪、兴民权、设议院倡西学, 启蒙了民众、警醒了国人, 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推崇。同时也使中国报刊也呈现出评论本位的特点。

在此之前, 王韬也写过很多评论, 惜乎《循环日报》形单影只, 影响不广。梁启超则挟国人办报潮起之势, 巨笔如椽, 指点时政, 所作评论见于几乎所有维新报刊, 声势影响巨大。如果说王韬是评论的开山祖, 具体而微地体现着评论本位, 那么梁启超则以汪洋恣肆的气势和规模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打上了评论本位的烙印。

评论本位历经百年, 至今余绪不绝。2008年4月, 北京、合肥、大连、武汉、昆明等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抵制家乐福事件, 但《人民日报》对此并没有设置议程, 没有报道相关新闻, 而是连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爱国热情与国家利益》两篇评论, 籍以引导舆论。评论本位影响之深远, 可见一斑。

2.3梁启超提出了卓异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强调信息的传递性。《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 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 “去塞求通”其主语实指为报馆、传播渠道, 虚指则为信息的流动。“上下不通, 故无宣德达情之故……内外不通, 故无知己知彼之能……”, 讲的既是渠道缺失的弊端, 更是信息不畅的窘境。至“朝登一报, 夕布万邦”、“文甫脱稿, 电已飞驰”之处, 信息传递性的思想则更为明显, 简直呼之欲出了。“没有传递就没有信息, 更谈不上信息的效用”, 上下通达, 内外相闻、开民智、造舆论, 都以信息的流动性为前提和基础。实现信息流动性, 对于改变闭关锁国的国情、改变国人闭目塞听的状态, 无疑至为重要。

梁启超强调新闻的“新”和“真”。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 梁启超提出了“报事速而确”的主张, 虽然它针对的是办好报章的条件, 但其中体现了对新闻的认识。报纸“惠人者”以“知今为最要”, 报馆要搜求“新事”, 也就是说要报告外界的最新变动, 使读者受益。这就比较明显地说明了新闻的“新鲜”和“真实”的要求。

此外, 梁启超还论述了报刊的性质、任务等其他问题。其中他提出的“耳目喉舌”、“党报”等概念至今仍在使用。

总之,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较为全面, 涉及了新闻的主要问题, 虽然他是以“宣传”为论述角度的, 这使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不够明确和专门化, 但这并不能否定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2.4梁启超创造了新的评论文体和风格

王韬的评论, 从文体和风格上来说仍不脱古代议论文的藩篱。梁启超则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评论文体的脱胎换骨, 创造了新文体“报章体”, 风格鲜明, 耳目一新。

梁启超曾阐述了“报章体”的特征:“平易畅达”、“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皆用、“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他还特别指出了晚汉魏晋文风对自己的影响, 报章体有晚汉魏晋文风的影子。可见, 报章具有民族文化的“血统”, 是中国特色的文体。

报章体实际上清除了大众传播的文本障碍, 使信息载体呈现简明的形式, 便于受众解码和接受信息, 从而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3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意义

中国特色报刊的形成, 表明报纸这种传播形式和中国国情的成功结合。维新报刊吸收传统文化的养分, 呈现出民族气派, 在内容形式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报纸这种舶来品植入了中国“基因”, 这使它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报刊的形成, 表明报纸这种大众传播形式在中国基本确立。维新时期, 传播者和传播机构的职业特色和中国特色更加鲜明, 受众的范围也扩大了。报刊能够更好地履行传布信息、传承文化、整合社会的功能, 成为中国变革和进步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读书笔记 篇3

张立方华东师大政治学系

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实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代表性。

一、注重从中国内部出发的研究方法

本书摒弃了“冲击——回应”和“传统——近代”研究模式，主张应重视中国内部的发展，建议学者们研究19世纪的中国思想时，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研究方法，把自己放在当时儒家文人学士的地位。作者指出，在自1840年中西接触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冲击是有限的，西学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立刻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西学与中学产生革命性的接触，那是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之后的事情。

因此，作者把梁启超的思想放在中国思想这个大背景中来进行研究，他在序言中强调：“儒家更不用说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决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在本书第一章“思想背景”中，作者对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桐城派和经世致用学派在晚清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分析。陆王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认为“心”是万物的本源，为了达到道德修养和获得知识，人们应该求助于自己的思想，或者说是“内省”，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求助于外部世界来确立修身的方向，正如朱子所说的读书是穷理的最好办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王心学到晚明时达到高潮，但随着明朝的灭亡，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出现了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倾向”的思想。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陆王学派的方法有过分抽象地空谈良知的危险倾向，他们呼吁提倡“实学”，即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经验主义”研究，形成了考据学派。当然提倡实学与清政府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压力有关。当19世纪初清王朝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时，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兴起，宋学的社会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变化既是学术思想内在演变的结果，也是外在环境影响下产物，即艾尔曼所说的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外在变迁”。作者在书中写道：“由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的出现而导致的思想变化，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张灏并不赞成列文森将梁启超描写成一个文化革命者，说梁这一时期彻底摒弃了中国文化传统，只认同来自西方的价值观。作者指出：梁氏当时所说的“道德革命”与五四时期所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他既不是全盘接受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的道德观，而是对两者的选择综合。梁启超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他主要侧重将来自西方文明的公德思想介绍到中国的思想界，但梁对传统私德的信仰在很多方面也是确信无疑的，至少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中那套有关养心和束性的方法，对培养新民的人格理想仍然是有用的。他还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的。

梁启超为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激励，曾求助于曾国藩的家书，他曾模仿曾国藩的做法，坚持写日记，对自己的言行每天进行省察和批评。从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家书中，梁引述出五个概念作为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的指导原则。第一个概念是用心控制外部世界的欲望和诱惑（克己）；第二个概念是确保愿望的真诚（诚意）；第三是强调严肃态度的首要性（主敬）；第四是使自己吃苦耐劳（习劳）；最后一个概念是培养有恒心的习惯（有恒）。

梁启超也反对将儒学奉为国教，并不是儒学毫无价值，而是出于宗教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功用的实际考虑，担心它阻碍思想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挑起宗教战争，危害国家安全。总之，如同中国文化传统在梁看来是复杂多变一样，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有时由真实的理智判断来决定，有时为一些说教的因素所支配，有时还不知不觉受他保留文化认同愿望的影响。

三、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认识上的偏差及原因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他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观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中国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思想在梁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梁始终没有抓住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在他那里，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正如张灏在文中指出：梁没有认识到西方各个自由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梁从来没有清楚地领会英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每个公民的权利。”

梁启超把自由主义引进中国，主要是为了矫正中国人具有的奴性，梁否定了中国人逆来顺受和退隐的人生观，但他没有责备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只是将道家作为病根。梁对自由主义的介绍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人的权力意识，摆脱那种消极依赖君上的指导和控制的思想。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偶尔也提到个人自由，但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他的新儒学和佛学思想背景，他相信每个人具有双重的自我：肉体上的我和精神上的我。真正的我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当精神的我战胜了肉体的我，才获得了自由。

梁启超将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使他感到自然权利说的危险性。在《新民说》中，他站在集体自由的立场上，极力否定个人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篇4

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作者:张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多年间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我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讲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转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拜读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感概颇多，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可以归为第一类；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这可以归于第二类。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梁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1.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

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1】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梁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1】《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8页。

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梁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人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2.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2】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

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5】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

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

【6】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的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梁启超首先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把历史目的分段详细解释，可以分成4段：

1、求得真事实，并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联络法五种方法。

2、予以新意义。

3、予以新价值。

4、供吾人活动这资鉴，可分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内的方面。还介绍了读史的方式：鸟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废。其次介绍了史家的四长，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把德，才，学，识作为史家的四长，并且根据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史家四长的顺序应该是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实，对史学工作者要求家所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其所谓“通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史识强调观察力，要有从全部到局部的观察力，也要有从局部到全局的观察力。【2】

【3】

【4】

【5】

【6】【3】《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5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6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8页

史才强调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最后梁启超做了五种专史的概论，提出可做的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的撰写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总之，该书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梁启超187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从小就饱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进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学理论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学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体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7】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起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

【8】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在梁氏的史学研究理

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起超来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末西方史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于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的路上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梁启超开始逐渐了解西方，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

【9】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 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若由于防弊》、《论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传变法的文章,成为维新派中极具影响力的宣传家。其著作编为《引冰室合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而西方史学“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在这【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9】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阶段,梁氏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虽然很有限,但这却动摇了传统的史学思想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学而言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可见,梁氏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仍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为本位,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点。“中体西用”的史学思想观点,成为梁氏进行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梁氏这一阶段的治史活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

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国家’, ‘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

【11】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

为此,他还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梁启超才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史学思想。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一阶段，梁启超进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学研究中，阅读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书籍，开始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观点。从注重通史的研究，转到了注重专史的研究。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史料“则有如矿山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说明了梁启超这二十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转引自【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田筠 刊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 第24卷 第4期。

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3.《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岳晓萍，李健萍 刊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5卷第1期。

4.《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篇5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中国梦

随着当今新闻事业的发展, 新闻记者的队伍逐渐壮大。加上网络的飞速发展,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形式涌现, “记者”这个职业的门槛也降低了。近年来, 虚假信息、虚假广告、有偿新闻、新闻娱乐化等现象也逐步被曝光。于是, 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上”。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史上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1896年, 梁启超写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深刻阐述了报刊与国事的密切关系。在1902年的《敬告我同业诸君》里, 他呼吁各同业诸君要“尽天职”, 要具有献身国事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对新闻从业人员角色定位的认识也在这个时候展露出来。

目前, 国内对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 专门针对新闻职业观的研究也有一些。樊亚平的《“意有所在, 凡归政治而已”——梁启超报刊职业认同探析》, 从职业认同的视角出发, 对梁启超作为“报人”的职业认同进行了考辨, 文章的重点在于考究梁启超对“报人”的职业认同感。而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 阐述他少年“中国梦”的政治抱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政治抱负, 所以梁启超才会从政治上去分析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而他对报刊作用的这种认识也逐渐形成了他对新闻从业人员角色定位的认识。最后, 以古鉴今, 结合时代主题, 提出对当今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继续传承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 担当起“政府监督者, 国民向导者”的重任。

一、梁启超和他所处的时代

1873年, 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这一年,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自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后, 中国就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再加上国内一片混乱, 天灾人祸不断, 政治黑暗, 太后专权, 朝廷昏庸, 贪污腐败横行, 社会腐化, 民智不开。后来梁启超总结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时, 这样说:

“……我国民全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 政府失望!希望疆吏, 疆吏失望!希望政党, 政党失望!希望自力, 自力失望!希望他力, 他力失望!……” (《饮冰室自由书》)

梁启超从小聪慧过人, 十六岁中举, 但是他并没有踏上科举仕途之路。在1890年, 梁启超中举后的第二年, 他师从康有为, 开始走上一条救亡图强、变法维新之路。1894年6月, 梁启超随康有为上京参加会试, 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期间。到1895年,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 中国和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结束。这一年, 也正是洋务运动破产的一年。此时, 梁启超开始意识到, 仅靠“师夷长技”, 提高军事装备、机械技术水平, 并不能使中国振兴起来。那么, 到底要怎样才能振兴中国、救亡图存呢?梁启超在救国的道路上一直在探索着, 他经历了从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转变, 他既支持过孙中山, 也拥护过袁世凯。梁启超的这些无异于“墙头草”的举动, 其实都归于他爱国、救国的热情。

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先后经历了戊戌变法维新时期、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与“新民”时期、1905年前后的“开明专制”时期、君主立宪论时期、“虚君共和”和“共和专制”时期、社会改良主义时期这六个阶段。虽然随着社会历史环境还有其自身认知的变化, 他的政治思想不断的发生改变, 但是梁启超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始终都没有改变。从梁启超少年时期开始, 面对几乎陷于绝望的国家惨况, 他就主动扛起救国的重任, 他的《少年中国说》一文, 深刻表达了他要充实武装自己, 振兴中华的“中国梦”, 这篇文章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少年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 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 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

后来,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开始自己的斗争, 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时的梁启超虽仍不能忘情于政治, 却已经跟时代潮流渐行渐远, 逐渐成为了新时代的落伍者。

三、梁启超对新闻从业人员角色定位的认识

1895年, 梁启超参加康有为主持的《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两份报纸的编辑工作, 从此梁启超的报刊工作生涯正式开始。之后他又参加创办《时务报》, 担任《知新报》撰述, 上海《国风报》的总撰稿人, 直到他晚年从欧洲游学回来都还在从事报刊活动。梁启超对报刊活动有一套自己的认识, 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都方面有许多的论述, 他把他的政治抱负也映射到了其报刊活动当中, 最典型的是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直接从政治上看报刊的功能和作用。

梁启超对于新闻从业人员角色定位的认识同样也来源于其对报刊与国事关系的认识。1902年, 梁启超写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 阐述了报馆的两大天职:“对于政府而言为其监督者”, “对于国民而言为其向导者”。他在文中写道:

“……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 或坠落, 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报馆者, 作世界之动力, 养普通之物者也。……报馆者, 救一时明一义者也。” (《敬告我同业诸君》)

梁启超认为, 报馆应该利用其自身的优势, 在监督政府的同时, 要成为国民的向导, 要给他们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知识和观点。正因为如此, 梁启超认为办报的必须是“怀才抱德”之士。1923年, 孙中山提出, 从事报刊活动的记者要“先觉先知, 应该以先知觉后知, 先觉知后觉”。而实际上, 梁启超对新闻从业人员角色定位的认识跟孙中山是相通的, 只不过他的这种认识更体现出他的政治抱负, 他觉得新闻从业人员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四、当今时代的主题

梁启超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中国梦”跟我国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2012年习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自2012年11月以后, “中国梦”一词开始迅速蹿红, 成为我国当今时代的主题。跟梁启超那一时代他的“中国梦”不同的是, 当今“中国梦”的实现, 不仅要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要争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要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全面科学发展, 也要力求使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五、当今新闻从业人员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形式不断涌现。当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 在新闻现场的普通网民往往能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形式比新闻记者更快的发布消息。于是, 在这个人人都能成为新闻报道者的自媒体时代, 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普通网民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 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新闻报道中, 要体现自己的专业素养。通过调查采访, 让新闻报道比一般网友发布的信息更准确、更全面、更有深度, 要让媒体的新闻报道成为受众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的可靠信息源。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角色定位提出的新的要求, 要能体现充分体现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性。

除此之外, 当今新闻从业人员也应该继续传承梁启超对新闻从业人员角色定位的认知, 成为“政府的监督者、国民的向导者”。在新的历史环境中, 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结束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 就反腐、简政放权、经济增长、全面深化改革、雾霾、社会保障、周边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这些都是新时期地热点问题, 也是老百姓切身关心的问题。作为新闻从业人员, 既要监督政府在以上问题上的作为, 也要为老百姓正确地解释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政策, 要让老百姓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这是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新闻从业人员要继承和发扬梁启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 利用自身的职业优势, 资源优势, 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 做政府的监督者, 国民的向导者,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原著, 康雪编著, 《梁启超新民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7月版

[2]张锡勤著, 《梁启超思想平议》, 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版

[3]吴其昌著, 《梁启超传》,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4]王德峰编, 《梁启超文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年版

[5]丁淦林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