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质是什么样的（精选11篇）
大学本质是什么样的 篇1
有什么本质区别？
MOOC的核心是“让每一个有意愿提升自己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它与普通的大学公开课、视频公开课有着以下三个本质区别：
一、具有令人赞叹的学习体验——优质、免费普通的大学公开课、视频公开课如果是“优质”课程，绝对是付费课程，不可能免费。MOOC是一种任何人都能免费注册使用的在线教育模式。它集中了众多来自985高校的优质课程，通过全新完整的在线教学模式，以简短优质的视频形式定期开课，并通过课堂讨论、提交作业参与互评等形式，实现了普通人与名师的零距离接触。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咖啡馆，进度都可随你掌握！完整的在线教学模式更是支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实现学生、社会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更好、更全面、更便捷地实现了“获得优质资源”的学习体验。
二、具有广泛认可的证书支持——实惠、荣耀普通的大学公开课、视频公开课虽然可供学习，但绝对没有证书“认证”功能。MOOC每门课程都有老师设置的考核标准，当学生的最终成绩达到老师的考核分数标准，即可免费获取由学校发出主讲老师签署的合格/优秀证书（电子版），也可付费申请纸质版认证证书。获取证书，意味着学生达到了学习要求，对这门课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达到了对应大学的要求。他可以骄傲地将通过了这门课的事实写在其简历中。每一张证书都能证明学习者的能力与水平，这对学习者升学、求职、职业提升等多方面都有帮助，具有着无可替代的权威性和纪念性。
大学本质是什么样的 篇2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只不过是被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喝骂罢了。前任校长李国章甚至差点进不了会场，因为有学生睡在路上阻挡他的座驾前进。再前一任校长“光纤之父”高锟就更惨了，他在毕业典礼上接到的抗议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有什么动作，学生就一定奉陪“反动”;你要盖新大楼，学生就贴大字报;你要砍树修路，学生就在树上绑黄丝带以示“保树育人”的决心。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抗议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还有过全校学生罢课的光荣纪录呢。所以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的平台广场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学会集会誓师的圣地。
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集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更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回到母校耶鲁大学，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圣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是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向以激进著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物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致词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什么是商业本质的“本质”？ 篇3
出版社： 中国经济出版社
时 间： 2014年8月
近年来，人们对商业模式普遍产生了审美疲劳，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回归商业本质。此时我们发现，如何解读“商业本质”反而成了问题。
2008年，我在理论界率先提出商业形态概念，对商业本质的研究必须以商业形态为基础。
首先，商业形态就是企业在产业（链）上的组织形态。
商业形态的概念来自商业流通领域，是指企业在产业链上的经营组织类型（简称“业态”）。比如，是零售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又分为百货商店、购物中心、超市、杂货铺、连锁店甚至网店等形式，他们所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将商业形态概念延伸、提高到产业高度，即企业在产业中的组织类型和在产业链上的存在形态。不管何种产业或某一产业中的特定环节，一般都存在着各种商业形态。
比如，在房地产行业，按价值链顺序涵盖的商业形态是：投资商、设计商、开发商、建筑（承造）商、（销售）代理商和物业管理服务商等。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商业形态包括加工商、制造商、提供商、运营商和贸易商等。
加工商一无独立的营销体系，二无自主的产品品牌，只能为品牌企业贴牌生产成品，或为中间商生产半成品、零配件，最终沦为别人的“加工车间”。
制造商亦称生产商，一方面生产成品并自行销售（直销或借助加盟商分销），另一方面只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即所谓自产自销。他们拥有独立的营销体系和品牌建设，但因依赖自身产能而带有“重资产”风险。
提供商指的是企业提供产品、服务，而且很大程度上借助分包、外协方式。在具备相当技术附加值的产业中，企业可以向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运营商则是依靠一定的特许经营权，提供综合性、公共性的服务。其特点有三个：一是具有一定垄断性，二是服务的客户广泛而普遍（无指向性），三是一般不生产或提供有形产品，但商业品牌的建设维护相当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提供商”与“运营商”的内涵比较接近。比如，我们一直将中国电信视为电信服务的运营商，但他们却旗帜鲜明地自我标榜为“综合信息处理服务提供商”。
而贸易商销售的产品并非自产，主要方式包括批发和零售。批发逐步已被分销、代理所取代，而且越来越多的零售商迅速走向连锁。零售商的品牌建设至关重要，但不连锁就难以做大。
其次，基业常青的沃尔玛如何将零售商做到极致？
1945年，山姆·沃尔顿用从岳父手里借来的2万美元，在美国的一个小镇开设了第一家杂货店。1962年，公司正式启用Wal-Mart商号，并于1970年公开上市。
对7岁就开始卖报纸、送牛奶的沃尔顿来说，薄利多销才是商业成功的不二法门，“天天低价”可谓经营哲学的逻辑基础。要使普通百姓买到与富人一样的东西，就必须“天天低价”；而要做到“天天低价”，就必须坚持顾客是上帝、尊重每一位员工和每天追求卓越，并推行员工持股分享计划。
1987年，沃尔玛耗资4亿美元与休斯公司合作，发射了全球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用于全球连锁店的信息传送与运输车辆的定位联络。这间世界上最大的民间数据库，涵盖了商品来源与流向、仓库管理、顾客、设备投资、管理费用及经营分析等信息。
2004年，沃尔玛率先启用智能标签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条形码。智能标签内含数据芯片，记录着货物的各项信息，无需人工干预就可通过计算机系统自行物流配送操作，同时还能降低盗窃和假冒产品的风险。
就这样，在互联网问世之前，沃尔玛就解决了自身运营的大数据和智能化管理问题。从不搞营销广告轰炸，更与商业模式创新绝缘的沃尔玛，在IT设施建设方面堪称“国家级”投入，其收益回报与核心竞争力谁与争锋？
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长居榜首的是沃尔玛；在全球富豪排名榜上，沃尔顿家族位居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之前——其诀窍不过是把零售商做到无人匹敌。
最后，商业模式取决于商业形态，而后者更重要。
所谓商业模式，就是商业组织在满足客户需求、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前提下的持续盈利模式。为此，企业需要将内外部各种资源和要素系统整合起来，形成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达成利益相关者的一种交易结构。
众所周知，快餐大王麦当劳的利润支柱实际上是商业地产经营：首先把精心考察的店铺租下来；然后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吸引加盟商，将店铺加收20%的租金后再租给加盟商。
商业形态与商业模式二者不容混淆。简单来说，企业必须先明确商业形态，再确定相应的商业模式。
第一，二者的层级不同。
虽然不否认存在一定的互动作用，但总体而言，商业形态决定商业模式。也就是说，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一定商业形态基础之上的，同一商业形态下的企业商业模式有其共性（不排斥标新立异）。反之，一定的商业模式要在不同的商业形态之间进行转移、复制，一般而言难度要大得多。
譬如，制造商与零售商属于不同的商业形态，对应的商业模式必然不同。制造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供应链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产品研发创新而提升附加值，以及市场渠道的战略合作。而零售商的盈利模式则侧重于规模化采购、连锁化销售和快速周转，甚至离不开供货商的入场费、推广费。
第二，二者的重心不同。
可以说，商业模式就是企业在确立战略定位以及商业形态之后，所相应采取的竞争模式、运营策略。正确的战略定位（包含商业形态）本身并不能保证企业盈利，还需要合理的商业模式及经营策略。同样，正确的商业模式能带来盈利，但如果缺乏科学的战略定位则无法持久和难以扩张。
换言之，商业模式是一种比较成功和稳定的经营模式，与企业核心竞争力非常相近。而商业形态，则是指企业明确了产业边界之后所确定的组织形态，是在产业链系统中得以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商业本质。
说到底，所谓商业本质的“本质”，就是不同商业形态所决定的企业运营模式；除了内部组织管理模式层面要不断完善和提升，当然也不排斥在商业模式方面动态创新。
党的本质是什么 篇4
坚持执政为民，是党的一切主张和全部工作的根本归宿，是党的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必须身体力行党的宗旨，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不断提高执政为民的本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所肩负的主要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必须认真回答好执政干什么和怎样执好政的问题。我们党执政干什么?就是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怎样才能执好政?就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概括起来，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客户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篇5
大致来说，对于客户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客户至上。
持这个观点的认为客户是上帝(因为客户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认为客户是员工的爹(因为企业对于客户，从来不敢怠慢);认为客户是小孩(因为企业如同家庭，是一个组织，应该企业应该象家庭围绕小孩为中心一样围绕客户为中心)。
二是员工第一，客户第二。
因为客户至上的基础是员工第一，只有员工满意敬业，才有客户的满意，客户只有满意才会有忠诚。
三是认为客户应该分类。
甚至有将客户分为三类，其中，现有客户是妻子、潜在客户是情人，忠诚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客户是红颜知己。
其实，客户就是客户，需要的是分类管理，如根据是否发生交易把他分成两类，即客户(成交)与潜在客户(未成交)。成交的客户根据自身的价值又分为小、中、大、VIP客户;未成交的客户根据销售成交的可能性，又分为A、B、C、D四个等级。对于现有客户，如同老婆，需要我们好好的经营，要求做到终生服务;对于潜在客户，我们更要用心经营，即要像情人一样紧追不舍。
如果按价值对客户进行分类：最有价值的客户(MVC);最具增长性的客户(MGC);负值客户(BZC)。对于最有价值的客户，我们要加强保持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于最具增长性的客户，要采取发展的战略，对于负值客户，应该将其排除在外，
对不同的客户实施客户差别化，使企业营销工作能有的放矢，集中有限的企业资源从最有价值的客户那里获得最大的收益，毕竟企业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有能力与所有的客户建立学习关系，从所有的客户那里都获取相同的利润;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根据现有的客户信息，重新设计生产行为，从而对客户的价值需求作出及时的反应，企业对现有“客户库”进行一定程度和一定类型的差别化，有助于企业在特定的经营环境下制定合适的经营战略。
对于客户的差别化，我们还可以建立一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选取客户所拥有的该产品的占有率(高、低)和客户最近即将购买的数量(大、小)这两个变量为坐标，对于占有率高，即将购买量大的客户，采取重点保持良好的联系策略;对于占有率高，即将购买量小的客户，应采取保持或获取策略;对于占有率低，即将购买量大的客户，应采取发展策略;对于占有率低，即将购买量低的客户，应采取获取或放弃策略。
通过对企业现有和潜在客户的分类，对客户采取差别化的对策。当然，企业有时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如通过吸引负值客户来提升人气或者是带来相关产品的销售;通过抢占高端客户去提升形象等等。
总之，对于客户，无论怎样划分和管理，客户终究是客户，并非万能。
因为一方面，在变革的环境下，客户对自身下一步的需求往往是不知道的或不清楚的，单纯的客户导向是很难挖掘客户需求的;另一方面，客户的满意始终建立在员工基础之上，没有环境与情景，没有员工的满意，是很难形成客户的满意与忠诚的。当然，对于客户的管理与需求，从发展趋势去看，需要去引导和培育客户，需要去加强与客户之间的互动，与客户形成战略伙伴关系，企业因客户而生存，客户因企业而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篇6
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开展的金融活动，是互联网和金融的跨界与融合，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不能简单等同小微金融，更不能等同P2P，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互联网金融，特别是从创新支持和证券市场来研究推动。它不是互联网颠覆金融业，而是互联网出来之后，拓展了金融的空间，使金融的业态发生了改变。
互联网金融有两种演进路径，却是“殊途同归”的。一种是从金融机构出发，吸收互联网技术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另一种是互联网企业向金融机构靠拢，借助互联网技术提供创新的金融模式。也就是说，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既包括了互联网企业“淘金”，也包括了金融机构“触网”。现在，二者正同步进行中。
同时应从四大观念来审视互联网金融：第一，要从“大历史观”看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互联网技术一经出现就与金融创新结合在一起。如证券交易所很早的时候就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中国的上交所、深交所很早就用上了互联网技术；中国银联也是互联网金融早期的成功范本。
第二，互联网金融在互联网1.0时代有，今天2.0时代有，将来3.0时代还会有。因此，应从“大网络观”来看，互联网金融是在互联网生态环境下才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所以互联网金融充分发挥了网络的跨界、颠覆，其渊源与整合，风险与低价会改变我们的金融生态。
第三，从“大金融观”看互联网金融。从我们的“银政保信基”可以看出跟互联网接轨的方式，同时我们的民间金融从民间借贷到私募股权基金再到信用管理调查等，一系列金融创新都可以和互联网结合起来，形成与互联网结合的金融产品、模式等。
第四，要从“大文化观”来看。互联网金融不仅是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金融领域，最重要还是以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精神来改造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现在我们谈的大多是互联网技术、产品等，这远远不够。我相信，在互联网3.0时代，对金融业的改造会更加彻底。
互联网金融的火爆，是否可从侧面反映出银行服务的不足？
专业人士认为：传统金融行业的互联网服务没有满足广大老百姓的需要，80%的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却只让20%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务，剩下80%的人根本享受不到。因此，为广大的普通人提供金融服务成为金融改革要解决的最大问题，而互联网金融能快速使用户群聚集，并通过支付环节，为老百姓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
大学是什么 篇7
1971年1月9日,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 蔡元培又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 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抗战胜利后,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校友通讯》中写道:“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 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 大楼又添几座, 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 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
历史探究教学的本质是什么？ 篇8
“和同为一家”教学案例
本课内容非常简单，按课程标准，就是了解唐与吐蕃等少数民族交往的史实。执教者是这样设计的：首先，教师从我国有多少个民族、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导入，引出主题——“和同为一家”，本课讲的是我国唐朝时期国内民族关系的状况。教师提问：“唐朝时，我国民族关系十分融洽。一位唐朝汉族的皇帝（唐太宗）为什么会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戴呢？”之后，引导学生看书找答案。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得出答案：唐太宗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任用少数民族人为官等。老师再进一步引导：“在这众多民族中，有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叫吐蕃，它和唐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你想知道它的情况吗？有个小组课前已经做了准备，今天我们就请他们做我们的主持人。”
主持组同学介绍吐蕃概况，讲述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故事，然后向全班同学提问：(1)文成公主入藏有哪些重要影响？(2)我们如何看待文成公主入藏？
全班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有的说密切了汉藏两族的关系，也有的说避免了战争的爆发等。
其他学习小组向主持组自由提问，提出了“公主入藏后的生活状况如何，布达拉宫相当于中原皇宫的哪一部分，文成公主入藏给西藏带来了什么”等问题。
知识竞赛小游戏：主持组课前设计制作好有关本课的知识问答，各组派代表上台，依照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和“幸运52”的模式，在1分钟里快速做答，依照各组答对题量的多少选出优胜组。
教师小结：在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下，唐朝的民族关系真正是“和同为一家”。密切的民族关系巩固了唐朝政权，也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最后教师提问：“学了本课，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学生们提了许多开放式的问题，诸如“布达拉宫为什么不建在平地，而是建在峭壁上，人走路头不晕吗”等。[1]
上述这个案例，是当前历史教学界推崇的探究形式教学。对此案例，评论者认为，“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提问的开放性、延伸性和探究性是其特点”，“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激发，真正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起到了知识内化的作用”。[2]真是如此吗？什么是历史探究？历史探究的本质是什么？
历史探究性教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围绕一定的历史问题、文本或材料，自主寻求答案、意义、理解的活动或过程。教师的指导不是以现成的结论去帮助学生，而是要帮助学生克服探究中的困难，提供探究中所需要的服务，引导学生观察探究要点，与学生一起分享成功的愉快等。历史探究的方法可以是观察、讨论等发现式探究方法，也可以是“直接面向图书馆、互联网，查询有关资料”的接受式探究方法。在探究中，低层次的探究活动是从材料中直接获得所需的信息，学生顶多进行一些比较、归纳、分类等综合整理活动。更高要求的探究活动，要求学生必须对收集或所掌握的材料进行鉴别筛选，以此为基础，通过周密的推理、分析与综合，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教学中采用何种探究方式，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基础、当地图书馆资料状况等灵活处理。根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理论”，探究问题的解决所需的能力应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探究内容要适度，遵循引起兴趣的原则，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历史探究教学的本质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使学生学会历史思维
历史是一门解释性学科，所关注的是一个业已成为过去的存在，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观察。要探究、了解过去的事实，我们只能通过文献进行间接推理，在史料中寻找历史本真与历史启示。
历史是一门主客观统一的学科，历史中的基本史实是客观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却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史家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及认识问题角度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历史课标要求大胆设计没有答案束缚的开放性问题，以开放的态度来学习、理解历史，更好地培养学生辩证认识历史的品质，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历史研究的方法，学会历史思维。
历史是一门思辨的学科，思辨意味着观点的对话与碰撞。如果没有各具个性化色彩的不同观点的对话与论争，也就无所谓“思辨”。从这个角度讲，历史探究教学中要尽量设置开放性问题，同时教师提供的或学生搜集的材料一定要全面，促使学生对历史现象认识的升华，真切感受人类历史所蕴涵的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最终学会思考、理解、追问。
历史的理解是多元的，企图采用单一的观点、一两段材料，让学生去研究，形成正确的史学认识是不可能的。历史思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必须在众多矛盾的史料中努力追寻历史解释的合理性。一般来说，一个历史事实越简单、越清楚、越容易证实，那么从其本身来说，对我们的用处越少。历史学是探讨人类思想和经验的，充足的史料，尤其是正反观点的史料，更容易引起学生的思索、对话、讨论、体验、探索，使学生主动去构建问题，进而形成历史意识。
在上述案例中，教师提出的问题由学生看书得出答案。主持组提出的两个问题的确有启发性、开放性，然而学生探究所依赖的背景知识有哪些？一是教科书，一是主持组介绍的吐蕃概况、和亲故事内容。这些知识内容过于简单，对深刻探究文成公主入藏的影响及评价无济于事。学生通过这种所谓的探究，是不可能形成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历史眼光的。因此，上述案例的学习内容过于直白、浅显，缺乏观点的碰撞，根本不是探究式教学。
当前有许多教师认为，只要学生参与动手，就能保证探究教学的实现，这是对探究教学的一种误解。学生参与活动，并不一定能保证学生的思维也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上述案例中采用知识竞赛的形式，以课本知识为根据设计题目，让学生抢答，表面上课堂教学热热闹闹，实际上教师教学仍以掌握书本知识为目标，并没有锻炼学生的批判性历史思维。
进行历史探究，必须了解某一事件、现象发生的背景、条件。如果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史实知之甚少，进行所谓的探究就成了一种形式之举。学生只有经过自己的思考，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见解，养成历史眼光。历史探究中没有思维，没有思辨，就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洞察。
二、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思维观念与方法，它在对复杂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的基础上，根据历史的启示来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从而形成对自身、民族、国家、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历史是一门人学，必须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来理解人和历史。理解了人，就理解了历史；同样，对历史的反思会有助于我们对人自身的理解。学习历史是将我们自身的生活与过去相连接，是今天与过去的对话，从历史人物的活动、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中，进行选择和解释，在心中重建历史，形成正确分析、看待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
英国历史教育家李彼得说：“历史的有用是在于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改变我们对现实、对人类是什么及可以是什么的看法，进而使我们能够有达成想要的结果的机会。” [3]透过历史，我们可以获得广阔的人生视野与阅历。历史可以开阔我们的想像世界，有助于我们智慧的生成。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从历史的发展中了解人类、社会的进步，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特点。
这种历史意识的养成，仅靠传统的接受式学习是无法做到的，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到历史学习活动中去，借助丰富的历史事实、材料去思考、理解、分析社会问题，在具体的历史问题情境中去探究、反思、体验和参与，进而感悟、思考、内化，逐渐养成责任心，产生社会归属感。这些批判、质疑和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学会合作的精神是提高学生智慧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历史意识的内涵之一，对他们以后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但从上述案例中，根本看不出历史意识培养这一历史教育的关键，学生所获得的仅仅是一则故事和知识竞赛所涉及的教科书知识。
三、使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建构知识
探究教学的特征是，不直接把构成教学目标的有关概念和认知策略告诉学生，而是教师创造一种智力和社会交往环境，让学生通过探索发现有利于开展这种探索的学科内容要素和认知策略。探究式学习强调学生知识建构的自主性，实质是强调知识建构过程中学生自主决定的权力。新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本质上是建构的，是认识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构的产品，是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表达或解释。学习不是把知识由外部传输给学生的过程，而是学生以自己已有经验为基础，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教师应把知识质疑与批判、鉴别与选择、探究与建构的权力还给学生，允许和尊重学生享有自主建构个人知识的权力与责任。
探究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实践证明，对于某些概念，除非学生亲历探究过程来自主建构，否则无法真正理解与习得。在历史领域，尽管学生往往在史实记忆方面成绩突出，但他们对真正的历史思维模式十分陌生，缺乏解读矛盾观点的系统方法。当面对一大堆需要梳理的有争议的论点并要求形成合理的解释时，学生往往束手无策。只有通过探究，学生才有可能领悟历史思维与历史学习的方法，学会判断史料、分析史料，从矛盾的材料中得出自己的见解；只有通过亲身探究与实践，这些知识才会在学生心中真正获得新生和意义，获得深层理解，形成自己的思想。
知识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建构起来的，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建构，其中课本知识只是一种较为可靠的假设，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因此，教师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定“死”的东西教给学生。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只能靠他自己的建构来完成，以他们自己的经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历史理解是多元的，尤其是对历史事件背景与影响、历史人物的评价等，不同的史家往往有不同的见解，我们没有必要让学生只接受一种观点。只有在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中，学生才能建构自己的历史认识。遗憾的是，当前我国中学历史课堂中，绝大多数的探究教学都没有足够的史料，自然不会有真正的探究活动，学生也不可能掌握历史学习的真正方法。上述案例中，对文成公主入藏的影响的认识，必须依助于足够的史料进行探究，而不是教科书中空洞的几句话。在历史探究教学中，教师要赋权给学生，把学生视为有主见的思想者和探究者，同时要引导、培养学生有根据地、高效地探究和建构知识的能力，而不是任由学生随心所欲地去质疑与批判、辨别与选择，或任由学生不计成本、不计时间地去自主探究与建构。
参考文献：
[1][2]李启明：《初中历史新课程校本教研问题与指导》[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引自陈冠华：《英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M]，龙腾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
四个全面提出的本质意义是什么 篇9
自己结合对《对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孟进柱署名文章《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肩负起实践者推动者的责任》及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省州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州检察长会议精神的学习，感触颇深。作为政法部门的一分子，要坚定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才能切实维护公平正义。谈谈个人的一些理解。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与公正原则的坚持与遵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富足，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既有发展的内容，比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公正的内容，比如释放社会创造活力。全面依法治国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就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领导力量保证，又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政治保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生动实践，又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螺旋式前进的基本路径和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目标、动力、保障和领导方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定型的问题;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任务、总布局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为了解决问题、坚定自信、明确方向，它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必须依靠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党的以来，我们党相继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但要想把这些主题活动的成效巩固下来、深化下去，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切实转化为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还必须依靠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对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深化改革，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消除阻力、增添动力、激发活力。全面依法治国，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制保障，可以对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予以惩治。全面从严治党，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指明正确方向、引领正确道路。
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必须给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惠。只有让人民群众有想头、有盼头、有干头，才能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的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步步临近，让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好处;全面深化改革举措的不断出台，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发生在身边的可喜变化;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未来希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拳出击，让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要求之严格、惩戒之严厉、形象之重塑。可以说，人民群众从“四个全面”的不断推进中，感受到了一个奋发有为的政党、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换言之，“四个全面”已然成为人民群众认知评价党和政府工作的主要衡量标准。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党自身的责任担当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的清醒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工作重心的精准判断，也体现了我们党直面矛盾、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化解风险的勇气和智慧。从它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系统明确而具体，包含了许多量化的指标体系，体现了党对奋斗目标的责任担当;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动力系统牵涉面广，工作难度大，不确定性因素多，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体现了党对发展动力的责任担当;全面依法治国这一保障系统，建章立制的内容多，操作实施的环节多，体现了党对法治保障的责任担当;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操控系统，自我割舍难度极大，自加压力要求极高，需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体现了党对自身素质与能力的责任担当。用“赶考”做比喻，如果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大考”的话，那么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约相当于“中考”，而“四个全面”就是关乎“大考”与“中考”的四张试卷：“小康”卷，难点在于均衡，即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均衡;“改革”卷，难点在于推进，推进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法治”卷，难点在于建制，更在于把法治改革的成果转化为鲜活的法治运行实践;“党建”卷，难点在于自我约束，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自我手术，其中的痛苦与坚毅是难以想象的。如此看来，“四个全面”不啻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立下的奋斗誓言，其中包含着许多倒逼和自我要求的内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对民族的责任，昭示着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也体现了对人民的责任，昭示着我们党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体现了对党的责任，昭示着我们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路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与中国梦这一美好愿景的激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梦的激励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当下的奋斗目标，而且还是实现未来美好愿景的必要条件;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仅是倒逼出来的必然选择，而且还是为未来美好愿景奠定制度和治理基础的重要前提;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条件，而且还是在公平正义的方向上实现未来美好愿景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然举措，而且还是鼓舞激励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未来美好愿景的必备要件。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国梦的激励，我们党才能既务实深刻又超然洒脱地提出并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那么，实现中国梦就是前行的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保障高速列车顺利前行的重要条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奔向中国梦征途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站点，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发展问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基础，又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基础。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保障，又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既贯穿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始终，又贯穿于实现中国梦的始终，是须臾不可离的政治保证。由此看来，能否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能否顺利实现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中期考核验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方面都突出强调“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在覆盖的人群、地域、领域都是全面的，是没有“掉队者”的小康;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在坚持系统思维，充分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进行统筹配合;全面依法治国，体现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在治标和治本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提出一系列严格管理干部、完善制度法规的全方位、高标准管党治党举措。“四个全面”之间又有机联系、相互贯通，以全面小康凝聚力量，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以依法治国规范秩序，以党的建设提供保证。四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战略统筹，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教育现代性本质是什么？ 篇10
中外的教育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西方的现代性并非是人类最好的选择，而试图通过教育传统的复兴来挽救社会的堕落，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教育的现代性追求，既不能一味模仿搬用西方现代性的直接成果，也不能幻想将我们的教育传统作为救治西方现代性弊端的灵丹妙药。我们惟一所能够做出的选择，就是重新建构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现代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对个体的制约作用将会越来越间接，制约的范围也将大大缩小。这就意味着个体存在和选择的自由权和自由空间不断扩大。在传统及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个体的生命存在方式及其质量，基本上都是由外在于个体的力量所控制和支配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这种控制和支配的权力却让渡给了个体自身。如何安顿并健康地发展自己的生命，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和价值，已经成为每一个个体不可避免的必然选择。
现代的教育不仅已经摆脱了过去的从属工具性质，而且正在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对于个体来说，它已经成为个体生命全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个体生命所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安身立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传统对于个体的立命方面给予了足够的照顾，而对于安身的问题则缺乏应有的重视;西方的教育现代性直接以个体的安身为出发点，对于立命的问题却作为形而上的东西予以排斥，结果不仅消融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也给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许多问题甚至直接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所以，现代中国的教育现代性的建构，应当从个体生命的完整认识出发，对于个体的安身立命问题有个比较圆满的解答。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中国的教育现代性在其本质上，将不再是一种培养人的工具，而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命的连接。通过它，个体不仅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将人类过去的生命、现在的生命、未来的生命都紧紧相连并汇成一股鲜活跃动的生命之流，同时在个体自我与异己他者之间建立起同感互通的纽带，将由于过度的个人主义所造就的一个个独立而分散的原子式的个体，组合成一种熟悉的、亲切的、和谐的整体，使个体拥有生命存在的充分条件和保障，赋予被孤独和空虚所充斥的生命以充盈的意义。简言之，立足生命存在，关注生命体验，呼唤生命活力，提升生命质量，这就是我们教育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也是教育现代性义无反顾的责任。
(摘自《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
什么是行业本质？ 篇11
6月9日，在2015全球汽车论坛上，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总裁、长安汽车副董事长张宝林向与会人员分享了长安汽车的最新成绩和经验。
“近年来，长安汽车取得了高于行业、好于行业、快于行业的高速发展。2015年前5个月，在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略高于2%的情况下，长安汽车累计产销125万辆，同比增长13.1%，高于行业约11%，增速继续保持前五大集团之首。其中长安自主品牌汽车销量77.3万辆，增速名列前茅，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注入强大的信心。”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长安汽车的汽车销量行业排名第三，位居上汽、东风之后，领先一汽和北汽。
“长安汽车逆势增长的秘诀是：始终坚持自主创新，以技术为本；坚持用户导向的产品策略；不断深化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创新推广方式，强化用户体验。”张宝林这样总结长安。
研发体系是本质竞争
在自主品牌普遍艰难前行的市场环境中，长安自主乘用车能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与其注重产品技术研发体系建设不无关系。
长安始终认为，汽车企业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产品的竞争，本质上则是研发体系的竞争，因此长安一直注重研发体系的能力建设。据了解，长安坚持每年研发技术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5%，而且长安将在下一个5年投入300亿元人民币用于技术研发。
“近年来，长安汽车产品的畅销，得益于长安汽车投资巨大的国际化研发布局。长安以开放的胸怀，利用国际汽车资源实现研发。”业内人士这样评论长安。
在中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日本，长安建立了全球化的研发格局，拥有了涵盖碰撞安全等14个领域国际化、高标准的实验室和中国第一精度长安实验厂，建成了长安开发流程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具备了同步开发多款世界先进整车、“五国七地”各有侧重的研发格局。在意大利，长安开办了负责整车造型的研发机构，由200多名当地的外国人组成；在英国的诺丁汉，长安有负责动力系统研究研发机构，由100多名当地员工组成；在日本东京，长安成立了负责汽车内饰和商用车研究的研发机构，也是招聘当地员工；在美国底特律，有负责底盘研究的研发机构；在中国重庆、北京、上海都有研发机构。张宝林说，“通过这些研发机构的数据沟通，我们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研发。这种做法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的科技创新奖。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很快地低成本、高效率地学习到很多先进的汽车开发技术。”
“五国七地”的研发布局，使长安汽车拥有了一个令竞争品牌羡慕不已的强大武器，产品的品质得到了极大保障。而对于未来的规划，长安汽车一方面将重点聚焦在最近发布的新能源战略，另一方面，智能化也会成为长安汽车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长安在国外建立研发机构能带来哪些好处？
张宝林的回答是，“速度快，成本低。”
他解释说，“所谓速度快，长安自己拥有研发机构确实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间，同时这些人身处汽车技术前沿国度，在捕捉最新趋势上比把这些人请回国内要快得多。所谓成本低，即在人才聚集地本地招聘的成本，比把人才引进到国内要低得多，只要付出在当地匹配的成本，就很容易吸引到人才，而如果要把这些人引进国内，将付出数倍的成本代价。”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最容易吸引到人才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逐渐成为整个汽车行业的共识。
人才体系是核心保障
技术创新是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技术人才体系建设是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没有强有力的人才体系保障，创新研发体系就是空谈。张宝林介绍，最近五六年长安汽车在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在长安总部23000人中，研发人员将近7000人，其中有300多位外籍专家，这些人才对推动长安汽车的自主创新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随着长安汽车企业转型升级以及对未来目标的打造，长安汽车对于人才的渴望也愈发强烈。长安的人才策略，就是要“引进来，留得住，发挥好”。据介绍，从2006年开始，长安汽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每年公司领导亲自带队远赴海外进行招聘，组成了汽车界知名的研发“梦之队”。目前，长安汽车借助庞大的全球研发体系，建立起高端、完善的研发人才库。
如果不是一家有技术情结的公司，没有工程师文化的土壤，技术创新、人才体系建设很有可能成为空话。而一家企业的基因形成，可能来自其领导人，可能来自其历史底蕴，也可能兼而有之。
技术人员在长安有着崇高的地位，是一直以来的传统。
这家最早可追溯到1862年始于洋务运动的军工企业，从成立之初带着技术强国的使命，不得不疯狂去学习和攫取技术，即使几经波折迁徙，这种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长安的工人都住工字楼，而长安的技术人员住的都是两层小楼，这种尊重技术的传统通过诸多类似信号化的细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长安人，并通过传承被逐步固化，形成了长安的文化底蕴。
三代长安出身的张宝林是这一文化的见证者，同时也是这一理念的忠实执行者。生于1962年的张宝林从事汽车行业工作近三十年，鲜为人知的是张宝林、张宝林父亲、张宝林爷爷三代人都是“长安人”，参与了长安汽车的创业和发展，见证了长安汽车不同的发展阶段。
上世纪二十年代，张宝林的爷爷在河南巩县兵工厂工作，抗战时期，该厂和很多兵工厂一同内迁至重庆，组成第21兵工厂。他父亲从1938年开始在21兵工厂工作，从技术管理工作一直做到长安厂的副总工程师，到1985年退休，在长安干了整整47年。
1984年，张宝林进入长安汽车工作，此后又进入西南兵工局。2001年起，张宝林又被调回长安主抓公司总经理助理、长安汽车集团总裁、长安汽车副董事长。
尊重技术在长安汽车的语境里变成了一个前提，而不是需要去论证的一个选择。
据了解，张宝林常会飞到意大利、飞到英国去和工程师一对一聊天，甚至有时候还自己带两瓶白酒过去和工程师们喝上两口。这些看上去非常中国的方式，却让外籍技术员工备受鼓舞。和总裁面对面聊天感受到尊重，因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备受追捧而振奋。
技术人员的管理和激励其实很简单，不管文化差异有多大。现在回过头来看，长安汽车如今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尹家绪、徐留平等长安汽车历届领导的高瞻远瞩和对于研发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研发布局方面，引入国际化的团队，将研发推至企业头号大事。长安在数地设立的研究院，绝不是撑门面的摆设，而是为长安不断开发出新的适销对路产品立下大功。采用知人善任的人才战略和持续性的投资，让长安汽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能力。在长安，你看不到体制凝滞、决策缓慢那样的国企通病，相反，灵活的市场决策和贴近市场需求的开发策略，最终为长安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长安汽车用成绩证明，只有遵循产业规律，坚持自主创新，回归行业本质，自主品牌才能走出困境！”张宝林所说的行业本质，其实就是体系竞争力，企业的研发、制造、营销、服务和管理，哪一样都不能弱，而研发体系和技术人才体系则是确保企业产品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