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的性格及其原因

英国人的性格及其原因（共5篇）

英国人的性格及其原因 篇1

择偶标准是男女选择结婚对象的条件或要求。在以往社会，婚姻并非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而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如今，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择偶标准也在不断变化。性别、个人资源和家庭背景与当事人择偶的政治取向无显著相关，而对政治取向影响最大的年代，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结束，择偶的政治取向明显弱化。此外，自己认识的以及不注重门当户对的择偶者也较少考虑对方的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出身背景、政治背景较好的当事人，在择偶时对未婚伴侣的政治条件关注较少。一些青年人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理解也和以前完全不同，不仅改变了其政治内涵和性质，而且把它当做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经济指标，即把“家庭出身”理解为对方父母的经济地位，把“社会关系”视作门路、交际资源，而不再把“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视作对自己的婚姻和前程起消极作用的政治屏障。

女性更关注未婚夫的经济实力，年长者和教育程度低者更看重经济和实际。新近恋爱结婚者以及文化程度较高者，考虑对方住房、收入的概率相对较大。但家庭经济、住房条件较好的当事人，则较少对伴侣的收入、住房等有要求。此外，结识途径以及未婚对象的吸引力等因素也对经济取向起作用，自己认识的以及对方的外貌、风度、气质综合形象较好的，另一方面也更少地考虑其经济背景。

这或许表明经过婚姻生活实践，人们对物质生活在夫妻关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欲望与目前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是对以往爱情理想革命化和贬斥物质欲望的意识形态的逆反。

由此看来，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是超越国界的总趋势，但这并非意味着文化层次较高者更少地关注对方的教育、职业和收入等社会经济背景。实际上，教育素养高者往往更认同同质交换，对意中人的期望更高，择偶也更慎重，他们不仅关注对方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也更在乎情侣的人品个性和双方情投意合。其次，年轻人、教育层次较高者更看重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对浪漫爱情具有负面影响，因为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与关注对方的人品个性并非对立，况且爱情往往是在双方深交、相互了解后产生的倾慕、依恋的炽热情感，孤一般不是择偶的前提条件而是双方互动、交流结果。两性在初次见面时“一见钟情”的仅占少数，因此，把择偶条件定位在“找一个爱我的人”或“我爱的人”往往过于理想化，除非双方都特有魅力，特吸引人，让对方“一见”就情有独钟，但这种情有独钟凭直觉并更多地借助于生理标准（外貌、身材、气质等）而在“一见”的瞬间所迸发的激情，未必都可靠、稳妥。再次，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实践，当事人的经济取向有所强化，除了有对非常正常年代“崇高”、“纯洁”的恋爱观的反思甚至反叛的因素外，或许还表明了他们对经济物质集成在婚姻质量中重要性的新认识。

苔丝性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篇2

关键词:苔丝 性格特征 形成原因

在英国文学史上,哈代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有着但丁一样的独特的地位。他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英国文学传统,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融合了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愫,成为英国文学中一架承上启下的桥梁。苔丝是哈代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高峰。她有着朴实、纯洁和善良的内心世界,她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抗和她在道德上的传统保守都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及其家庭环境造成的。正因如此,苔丝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

一、苔丝的性格特征

苔丝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对幸福的追求,对旧礼教的反抗;对亚雷的怨恨,以及对安吉尔的爱情。从她丰富的内心世界中,既可以看到苔丝善良、朴实的性格特征,又闪烁着她敢于从破旧礼教束缚的叛逆精神。

1. 1善良朴实的苔丝

苔丝首先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乡下姑娘,她作为家里长女,吃苦耐劳,勇于牺牲,无私奉献,她的家境贫寒,所以很早就帮助母亲操持家务,任劳任怨,为了家庭,她宁愿牺牲自己。当一家流落荒野,处于危难之中时,她毅然选择了与亚雷再次同居。苔丝善良的本性使她放弃了自己本身坚持的爱情,那份宁愿剃掉眉毛扮演丑女的坚持。在自己的爱情和家人面前,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对幸福的追求,这种做法虽然是迫于无奈,但却是值得尊重的,苔丝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对家人无限关爱,牺牲自己也在所不辞。她不贪慕虚荣,没有被亚雷家的富裕所吸引。当克莱尔提议苔丝改姓伯德,以提高身躯地位的时候,苔丝断然拒绝了,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苔丝的质朴,鄙视门第观念,以劳动为荣的高尚品德。

1.2反抗的苔丝

苔丝的反抗性格还体现在苔丝对待她那个本不该降生的孩子身上,她不顾世俗的眼光和风言风语,坚持把孩子生下并自己抚养,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特别是当孩子生病夭折的时候,苔丝的表现更是勇敢和惊人。苔丝的反抗性还表现在她对爱情的真挚不渝,为了真爱的安吉尔,她不惜剪掉了自己的眉毛,把脸裹起来扮成丑女。

在小说的最后苔丝的反抗性更加强烈——在苔丝所处的十九世纪后期,法律禁止男子与死去的妻子的姐妹结婚,但她蔑视这一法律,所以希望丈夫与妹妹日后能共同生活。

以上这些都体现了苔丝对宗教的蔑视以及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抗。

1.3传统的苔丝

苔丝有着双重的性格,她在反抗传统道德的同时,又用传统的道德标准静观自己,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当她深爱的安吉尔向她求婚时,传统的道德标准又一次挡在了她的面前。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苔丝是在用传统道德观念来抑制自己的真实感情,她从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是个不清不白的女人,不配拥有像安吉尔这样优秀的男人。

二、苔丝性格形成的原因

2.1 社会因素

苔丝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侵袭到农村的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那些自食其力的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都不得不随之破产。苔丝家中的老马被邮车撞死后引起家中经济生活的改变,在无路可走之下,苔丝不得不去亚雷家工作,这是小说的一个导火索,正是这样的一个开端导致苔丝日后生活的诸多无奈,所以才会奋起反抗。

不公正的法律制度是导致苔丝性格中传统部分主要因素,亚雷在乡野称霸,为非作歹,却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苔丝却被判处死刑。苔丝无形中接受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或多或少的熏陶,因此在她性格中有服从于当时法律的影子,因为她也像其他的老百姓一样接受周围所谓正当的一切行为,当不幸降临她身上,她也在用世俗的眼光衡量着自己,苔丝虽然有反抗当时不公的做法,但她最终依然无法摆脱自己内心的传统成分。

苔丝性格的反抗性与伪善的宗教也紧密相连。亚雷是个暴发户,是一个“肉欲的人”。他设下圈套引诱了苔丝,却利用《圣经》的典故把责任推到苔丝身上。后来他还居然变成了一个全人行善的牧师。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只是反动统治阶级麻醉、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马克思曾指出:“基督教带有假仁假义的烙印。”宗教为资产阶级凌辱和玷污妇女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苔丝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断绝了宗教的来往,不顾一切,而亲自杀死他。

2.2 家庭因素

苔丝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和不负责的父母造就了苔丝坚强的品性,作为一个美丽但身份低下的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苔丝受大环境影响,所以在骨子里是传统的,但在经受诸多不公之后就很容易激起她原本传统的性格中的反抗部分。

苔丝作为一个农家孩子,贫困的现状让苔丝决定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一家,结果在亚雷家惨遇不幸,从此开始她悲惨的人生道路。

苔丝在受到世俗舆论、传统道德迫害的同时,又用这一道德标准来静观自己,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苔丝正是这样用一张自己织成的道德罗网把自己束缚起来。

综上所述,苔丝性格形成原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家庭因素。但这些因素都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反映,所以骨子里传统的苔丝最终做出反抗也是必然的。

三、结语

哈代的悲剧性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之所以显得十分出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塑造了一个动人的悲剧性人物——苔丝,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她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她是好人但不是完人;她有着令人同情甚至钦佩的品质和性格,同时她也有着凡人不可避免的缺点和缺陷;她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悲惨结局更能反映时代的现实,获得了我们的共鸣。

参 考 文 献:

《德伯家的苔丝》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3月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书籍 篇3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0xx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兵马俑的法度森严，说明了秦始皇编户齐民制度的作用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xx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中国人各省性格分析 篇4

1.河南人：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六大古都有三个在河南。河南人很勤奋，能吃苦，生活习惯历来以简朴著称，尤其是农村人是很朴实的，乡土观念很重，但也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封闭保守，是中国第一大劳动力省。河南人在家很讲究礼仪，无论日 常相见、迎送、借还、庆吊、生育、成年、婚嫁、寿诞、丧葬等，都很注重礼节和仪表。客家人、甚至上海人的祖先也是河南人。

2.湖北人：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 ”，水多自然有灵性，故美女也不少。湖北人很聪明,很善于读书，著名的黄冈中学名噪全国。天门是内地著名的侨乡，仙桃、潜江也很富裕，堪比沿海地区。可是与安徽、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区的红安、麻城、英山却是全国最穷的地区之一。红安是最著名的 “将军县”（出了233 个将军），湖北人性格内敛，韬光养晦，农村人比较实在，湖北也是民工大省。

3.湖南人：

湖南人号称 “南方的北方人”，性格张扬刚烈，象辣椒一样火暴，嗓门也比较大。史书赞誉湖南人之辞：“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 楚虽三户能亡秦”、“无湘不成军 ”、“湘人不倒，华夏不倾”、“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把大清朝的香火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开国元勋也有很多来自湖南，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和半部中国现代史都是湖南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湖南人聪明勇敢，刚烈果决，敢任大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读书、当兵打仗、做劳力都不错。湘潭人生活节奏很慢，很多人嚼着槟榔悠哉悠哉。湖南人有三气：灵气、匪气和霸气。湖南盛产美女，精干聪慧，做事麻利。

4、广东人

广东人做生意特傲慢。与广东的生意人交往，会发现他们一是精而无信。二是傲慢。

5.广西人：

广西主要讲两种方言，桂柳话（桂林、柳州话更接近湖南话），南宁话（广东白话的变种，不太好听）。广西气候炎热，四季瓜果不断。摩托车全国人均第一，草药店到处都是。广西好玩的地方很多。广西

人比较善良，诚实憨厚。

6.海南人：

黎族先民最早移入岛内，西汉辟郡，至五代时期以中原移民为主。宋至明清时期移民规模最大，主要来源为闽、粤、桂。主要讲海南特色的广东白话。土著海南人有很强的保守主义，讲究享乐，淡泊名利。黝黑的皮肤，娇小的身材。性格较柔缓，容易相处。海南是华侨之乡。

7.香港人：

香港人最早是广东移民，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港人身上兼具东西方的性格特征，东方的含蓄，西方的直白；东方的煽情，西方的冷淡；东方的情感，西方的客观。香港地狭人多，竞争激烈，也造就了精明强干、坚忍不拔、脚踏实地、紧张忙碌的性格。香港虽然接近于西化，然而无论是保平安、求事业、问姻缘、疑难杂症都要到寺庙中救解迷津，反倒比内地人更质朴信笃几分，黄大仙庙是香港香火

最旺盛的寺庙。8.澳门人：

被葡萄牙统治了400多年，传统文化理念却毫不为之所动，澳门挤而不喧，繁而有静，令人放松、悠闲，到处充满了脉脉温情，极少听到争吵声，更没有见到过动粗的。大概是地方很小人少，路人相遇往往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澳门男人是“小男人，大肚肠”，意思是长得虽不如北方男人那样高大，但度量很大，小事不计较，责任感强；澳门女人是 “守家婆”，意思是说忠于家庭，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父母、丈夫、子女。澳门主要经济，博彩和旅游。

9.北京人： 首善之区，见多识广，既受官文化熏染，北京户口十分珍贵。包容性不错的，很善良，大气，有同情心，讲义气，热心肠，喜欢管闲事，尤其是关心国家大事。北京的文化是兼融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俗文化处于共生状态，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共处。

10.天津人：

天津男人性格豪爽豁达，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之嫌。做人义气，办事果断，很容易交朋友，女人性格也男性化，做老婆不如做朋友，骂人都是顺口溜，绝对不温柔！俗话说：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津人本性幽默，所以就有了幽默的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 “，另外还有马三立的”逗你玩“。天津其实并不发达，天津的北洋建筑和小吃独具特色，传统文化气氛比

较浓，民间艺人多。

11.河北人：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北人忠厚塌实，宁愿做绿叶陪衬北京。河北各地方言差距很大，河北女孩朴实善良，很适合做老婆。很多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都羡慕河北人：回家的路费不过30元！

12山西人：

文化底蕴厚重。”正方脸，棱角分明，鼻短而大 “是典型的山西人形象。山西人老实本分，忠诚可靠，喜欢按部就班。人多地少，土壤贫瘠，工业落后。男人虽然可靠却十分抠门，有俗语称谓山西人为 ”九毛九“，说明山西人的吝啬度是超乎寻常的。山西人穿戴 ”土气“，不合时尚。饮食简单，不离面食，而且调料有限，吃什么都离不了醋。女人厚道能过日子，做老婆却有点土。曾经的晋商 ”汇通天下“，却讲究”叶落归根 “。

13.内蒙古人：

这里主要说的是西片，赤峰以东讲东北话。蒙古族人体形粗壮，面宽耳阔，眼睛有神，颧骨突出，头发卷起，声音洪亮，臂力过人。心地善良，为人敦厚，性格豪爽，敢爱敢恨，少有歪门邪念，豪爽酒

量大。

14.东北人（包括内蒙东部四盟、市）：

合并着说，是因为该地区语言风俗十分接近。东北古代是蛮荒之地，今天的汉人主要是山东、河北的贫苦移民后裔。满、蒙、朝融合，气候寒冷，土地辽阔，形成了独特的东北文化，是基因差别最大的地区（遗传学上认为基因差别越大的人种越优秀）。辽沈和平津战役基本是靠东北人打的，渡江战役后林彪率领的四野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奠基人。东北人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东北曾经 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号称”共和国的长子“。直到今天依然是全国人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和交通最发达的地区。商人多是小本经营，小富则安，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可谓”打仗胆大，经商胆小“。东北人是中国人中优缺点性格最鲜明的（男人女人差不多），内质刚毅，外表强悍，大嗓门不怯场（有些人无知却自大），性格豪爽，胆子大，讲义气，容易交朋友，常言：” 别提钱，提钱感情就扯远了“。东北人热情火暴，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爱管闲事。大多东北人都很善良，富有同情心，有时候豪爽得让人难以接受。东北人爱打架而且不计后果。是中国酒量最大的地方。东北女人很可爱，喜欢一个人就对他死心塌地，恨一个人就要把他千刀万剐，要娶东北女人

得有思想准备。

15.山东人：

孔孟之乡、礼仪之省。山东自古多大将、多忠义之士（也多响马）。山东男人责任感很重，忠厚直爽，人情味浓，讲究孝顺，外粗内秀，侠义尚武，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特别讲究人际关系和尊卑等级，家庭观念强，很适合做老公；女人贤惠顾家，有的比较泼辣。山东人乡土意识重，地域自豪感强。山东人好吃大葱和大蒜，爱吃馒头，呛面馒头都卖到北京去了，吃大饼不用菜，有葱就行。青岛女孩很

时尚，美女不少！

16.江苏人：

苏南和苏北（淮安、盐城以北）截然不同。苏南一向是风调雨顺、才子佳人倍出之地，历史上中进士的，比任何省份都多，艺术大师、文学大 家、科学泰斗层出不穷。苏南人有雅量，自古多书香门第，房屋典雅，菜肴精致，连女孩子也是小巧玲珑、多才多艺、温柔可人的。这里的人很聪明，皮肤细嫩，话语温柔，行为矜持，人情练达，精于算计，但过于精明，性格也显懦弱。读书气氛很浓，讲理守法。地方多阴雨连绵，和风细吹。苏北经济相对落后。南京盐水鸭很有名。

17.上海人：

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包容性较差，方言盛行。上海历史一百多年，有三分之一是宁波一带的移民。上海女人举止得体，装束淡雅，言谈柔和，很有女人味。上海男人很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上海人私交比较理智，你可以找到精神上的知音，却别指望两肋插刀的哥们。上海商人都是精明的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上海人很有品位，小资盛行，对生活很讲究，也很守信用，遵纪守法，做事精致，上海的产品质量全国第一。上海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很适合做朋友。

18.安徽人：

安徽自古就是苦地方，地处江淮之间，自然灾害不断。这里的人刚柔相济、平凡、恬淡、沉静、土气，有着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过渡性格。安徽的男人淳朴少言，才思敏捷，安徽是民工大省，吃苦耐劳，技术很好。安徽的女人朦朦胧胧，皮肤白净，当地人说是”水色好 “。曾经徽商称雄商界300年，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凤阳是全国最早承包到户的地方。安徽的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优秀人才很多。皖南山清水秀，是旅游的好地方。皖北方言、习俗接近徐州。

19.浙江人：

东晋以后江南开始逐步得到开发，南宋时期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浙江多山多水，方言与福建一样复杂，杭州话、绍兴话、宁波话、台州话、衢州话、温州话谁也听不懂谁。浙江历史上是文化大省，人才辈出，”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浙江商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具人气的 ”财富制造商“，是最会赚钱的人群，浙江人头脑灵活，勤于思考，富于变通。女人既如水一般温柔，吃苦耐劳、精于生意也不亚于男人。浙江人精明、吃苦、能干、务实、开拓、团结，温州人的皮鞋、服装畅销全球，义乌是全世界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人涉足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电站开发、矿山开采、建筑施工、互联网、高科技等几乎所有产业，富甲天下。早期的浙江人一付担担，走村串户，卖糖元，被成为 ”挑货郎“。浙江商人四海为家，落地生根，像蚂蚁一样遍布世界各地，以温州为代表的商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浙江商人头脑中生意无地域，市场无疆界。只要有钱赚，哪怕是纽扣、打火机、卖眼镜、修皮鞋，他们都会去做，近500万浙江人在外发展。

20.江西人：

王勃笔下的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省。自古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 “。历史上文化名人灿若星斗，陶渊明、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文天祥、汤显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禅宗佛学、老庄道学，要么发源于江西，要么在江西成型。可以说，江西撑起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江西大部分是客家人，又多为晋唐时代北方中原家族迁徙而来，是正统文化继承者，长期熏陶的封 建儒家忠诚思想及道家的”无为“理念，使安于现状、中庸保守、忠诚守信的烙印很深，冒险意识较差；家族观念极强，江西族祠数量达 8994处，为全国第一，江西人可谓朴实厚道，内敛，含蓄，不张扬，不擅表达。”人怕出名猪怕壮“，江西人很善于”守弱守拙 “，这种处世之道最大的好处，就是杨柳青风，左右缝源，人际关系比较和谐。江西妹子贤淑良德，而且都能烧得一手好菜。

21.福建人：

八闽大地，山清水秀。华侨、台胞巨多。福建人特别懂得经商，勤奋、肯吃苦、爱冒险、适应能力强、喜欢闯江湖泉州、晋江、石狮的服装鞋帽天下闻名，沙县人在全国开小吃部。各地方言差别极大，福州话、宁德话、莆田话、泉州话、龙岩话各讲各的，谁也听不懂谁。据说山这边的人听不懂 山那边

人的话，一点也不夸张。

22.台湾人：

今天的台湾人主要由原住民、早期的闽南移民、国民迁台的大陆移民组成。台湾人多的精明，伶牙俐齿，待人大方，敢于冒险，乐善好施，但十分迷信。很讲究规矩，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岛内的台湾

人，族群感强。

29.宁夏人：

宁夏为中国最大的回民聚集地，回民占本地三分之一。因信仰伊斯兰，食品为清真，好吃牛羊肉，喜欢戴白色无沿帽。以马姓为最，著名的如西北悍匪”马家军 “。宁夏地况多为戈壁，适合枸杞生长。宁夏人心底宽厚，待人真诚，性格憨直。银川称“塞上明珠”。

30.甘肃人：

自古为边塞，地貌多为黄土和戈壁。”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 羌管悠悠霜满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尤以敦煌莫高窟为最，还有丝绸之路以及嘉峪关。甘肃历史名人有 ”飞将军“李广、唐高宗李渊，” 诗仙“李白据说也是陇西成纪的籍贯。甘肃有句俗语”金张掖，银武威，秀天水 "。

31.青海人：

青海是中国最大的水源地。青海地域辽阔，主要是汉、藏族人。高原上紫外线强烈，当地人肤色大多红黑红黑的，性格豪爽，民风淳朴，善良厚道。青海的人均烈性酒销量可以说是在全国名列前茅，而

在烈性酒中，青海人最喜欢的还是青稞酒。

32.新疆人：

英国人的性格及其原因 篇5

E.M 福斯特

1.第一条笔记。我最好是马上说出秘密，告诉大家我的观点吧。英国人的性格基本都表现在中产阶级身上。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这样一条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理由，自十八世纪末以来，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工业革命赢得财富，通过1832年的《改革法案》赢得政治权力；他们和不列颠王朝的兴起和组成联系在一起；他们为19世纪文学的繁荣担负了责任。可靠，谨慎，正直，高效。缺乏想象力，虚伪。这些特征是每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具有的，但在英国，它们也成为了国家的象征。因为只有在英国，中产阶级才能掌权150年。拿破仑曾无礼的称我们为“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国家”。我们更喜欢称自己“一个伟大的商业性国家”----它听起来更有尊严一些----但二者意义是相同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阶级：有贵族阶级；也有穷人阶级。但是，（在英国）最吸引批评者关注的是中产阶级，正如在俄国人们关注的是穷人，在日本人们关注的是贵族一样。农民或工厂工人象征着俄国；武士象征着日本；英国的国家形象是布尔先生，他头戴礼帽，身穿舒适的衣服，大腹便便，银行存款很多。圣乔治可能常活跃于横幅或政治家的言论中，但促使商品流通的是约翰·布尔。而且，即使是圣乔治----如果吉本是正确的话---也曾戴过一顶礼帽，他也曾签订军火买卖合同，也曾提供质量低劣的熏肉。这一切的最终意义都是相同的。

2.第二条笔记。正如中产阶级是英格兰的核心一样，英国公学制度是中产阶级的核心。这种特殊制度的建立具有地方性。它甚至不存在于整个不列颠岛上。爱尔兰没有这种制度，苏格兰几乎无人知晓，尽管它可能会激发起其他伟大制度的建立----例如，阿里格尔，以及美国的一些学校----它仍然独特，因为它是由安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创立的，而且它只在它能够繁荣的地方得到繁荣。英国公学制度比大学更充分表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性格。社会与精神的复杂性已经进入大学。依靠它的寄宿公寓，它的必修体育运动，它的学长制，它对良好举止行为和团队精神的执著，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与学生数量不成比例，前者超过后者。

3.毕业后，男孩子要么开始工作----参军或者经商，或者移居国外----要么继续读大学，读完三年或四年大学后，他们进入其他行业----成为律师，医生，公务员，校长或记者。（如果遇到某种意外的话，他们就成不了体力劳动者或艺术家。）在上述事业中，他所受的教育，或者说没有受到的教育，深深的影响者他。有关于它的各种记忆也影响着他。许多人回首过去，仍然认为学校那段日子是他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们带着遗憾的心情怀念那段金色时光。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还不算复杂。那时，他们一起学习，玩游戏，思考，如果说他们是在思考的话。他们受到的教导告诉他们，学校是个微型世界，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学校，那他就不可能爱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通过加入“老男孩”社团的方式来尽量延长那段时光；他们中的某些人确实仍然像老男孩一样，在他们的生命中剩下的时光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学校是最好的。他们崇拜它。他引用了那句评论“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学院的运动上赢得的。”他们一点也不在意那句评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并不适合被引用，而且那句话也不是惠灵顿公爵说的，也不在乎惠灵顿公爵是爱尔兰人。他们继续引用它是因为它表达了他们的情感；他们觉得如果惠灵顿公爵没有发表过这条评论的话，那他就本该发表评论，而且如果他不是一个英国人，他就本该是个英国人。他们到了一个不完全是公学毕业的人或安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世界，那里的人像海里的沙粒一样各不相同；他们对那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微妙之处毫无理念。他们进入社会时，体魄健全，智力一般，感情匮乏。心理发育不健全的人很大程度上要为在国外的英国人所遇到的困难负责。是发育不健全的心理---而不是冷漠的心。这个差别很重要，我的下一条笔记就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4.因为英国人不是不能感受—而是他不敢感受，他在公立学校接受的教育认为感情用事是一种很差的行为。他不能表现出巨大的惊喜或悲痛，甚至当他讲话都不能把嘴张得太大---如果他那样做烟斗可能会掉出来。他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或只在十分特殊的场合下才释放它们。

5.我曾和一印度朋友一起到欧洲大陆上度了一星期假（这是桩轶事）。我们玩的很尽兴，当一周时间结束时，我们也都很失落，但在离开时我们的行为却截然相反。他陷入了绝望，因为他觉得假期结束了一切幸福也随之结束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再也没有欢乐可言了。他将伤心表达到了极点，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在我身上表现出强烈的英国人性格。我提议我们在一至两个月后再见面，在这期间如果有什么话要

说可以写信；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没什么可烦恼了。我们不是生离死别。振作起来，我说，一定要振作起来。他拒绝振作起来，我离开了陷入忧郁的他。

6.这个小故事的结尾更说明问题。因为当我们一个月后再次相见时，我们的谈话对了解英国人的性格很有帮助。我以责骂朋友的方式开始了谈话。我告诉他，他在一件如此小事上倾注多的感情是错误的，那样做是不恰当的。不恰当这个词激怒了他。什么！他吼道。难道你是像计量土豆一样计量感情吗？我不喜欢土豆这个比喻，但想了一会儿后我说道，是的，我是这样做的；而且我想我应该这样做。小场合需要少量感情，大场合需要大量感情。我希望我的感情是适当的。这可能像计量感情一样去计量它们，但这比你所说的把感情像泼桶水一样泼出去要好多了。他不喜欢水桶这个比喻。如果这些是你的观点，那它将把我们永远分开，他喊道，并离开了房间。很快他又回来了，补充到，不—你对整个感情的态度是错误的。感情和是否恰当没有任何关系，它只与真诚与否有关。我碰巧深深地感受到了它。我也表现了出来。我是否该深深感受它，这无关紧要。

7.这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不同样它，我说我和他一样重视感情，在运用时却有所不同；如果在小场合我把感情都泼出去，恐怕到了大场合就所剩无几了，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就要破产了。主意破产这个词，我是作为谨慎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讲的这番话，我们总惦记着欠的债务一定要偿还。都是，我的朋友代表了东方人的观点，东方人背后的传统不是中产阶级的谨慎，而是像国王般的慷慨大方与丰富多彩。他觉得他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就像约翰·布尔觉得他自己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样。对于物质资源，东方人的想法显然是不明智的。钱不是取之不尽的。如果我们花完或赠完自己所有的钱，我们就没钱了，而且必须承担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结果。但是，提到精神资源，他可能是正确的。感情可能是取之不尽的。我们表达感情越是充分，我们所要表达的感情也就越丰富。雪莱曾说，真爱不同于泥土或黄金，分隔不会使之减少。无论怎样，雪莱相信精神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他相信我们可以大量的充满激情的在各种场合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无论怎样表现悲哀和欢乐都不过分了。

8.在上面的轶事中，我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形象。现在我将从那令人眩晕和不熟悉的高度下来，回到笔记的正事中来。一条关于英国人慢性子的笔记。英国人表现的冷漠和不近人情是因为他的性子真的很慢。每当一件事情发生，他的大脑可能就快明白了，但过一阵他才能从感情上反应。曾经有一次，一辆马车载着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阿尔卑斯山上行驶，当他们冲过一座桥时，马突然失控，马车挂着桥上的石头，摇摇欲坠，快要掉到桥下的山谷里。法国人吓得快要发疯了，他们尖叫着，慌乱的挥动着手臂，跌跌撞撞，正如法国人（遇到这种情况）常做的那样。英国人则安静的坐着。一个小时后，马车已经在一个客栈里停下来换马，到那时形式势已经完全扭转了。法国人已经忘了所有的危险，开心的闲聊着；英国人才刚刚开始感觉到刚才所发生的事，其中有个人精神失常，不得不上床休息。这里我们看到两个种族的人身体上明显的差别—一种深深的渗透到性格中的差别。法国人的反应迅速及时，而英国人则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如果那样做的话，马车可能会翻车。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主意到他们对这种事情超常的判断力。当灾难来临时，英国人的直觉是做好首先能做的事，尽可能地推迟对它产生的情感。一次，他们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表现很精彩。毫无疑问他们很勇敢---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勇敢和神经有一定关系，英国人的神经系统对身体上遇到的紧急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它行动迅速，感觉迟缓。这二者的结合的确有用，具备这一结合的人多半都很勇敢。当行动结束了，英国人才能感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