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通用8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篇1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现实是问题的发源地，每一时代的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正是对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正是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回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政治腐败、能源危机、社会不公等。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纷纷转向对政治、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迅速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

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较慢，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也开始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但情况却更为复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专制政治体系及传统政治文化。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史上，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有了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是，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传统中国社会中，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始，政治力量就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府拥有全部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不仅社会是政治社会，文化是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就连人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传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再加上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历史经验表明，每一社会的转型时期，矛盾都比较集中，同时也是矛盾的高发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转折的关节点，即由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型，是改革开放发展转折的关键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影子依然存在，计划经济因素并未全部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前现代因素还同时存在。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回顾近年我国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两个领域，是不协调的，甚至有时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宏观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综合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与市场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有所突破。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从长远来看，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篇2

众所周知,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 根据其产生和存在的地域不同, 可以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根据其学派的不同, 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三种哲学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尤以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与中国哲学相比,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外来的文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长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 二者有着多方面的高度契合。因此, 合理地阐释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

二、中国哲学的深刻性思想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给予了中国传统哲学深刻的改造, 使得传统的文化因素、哲学因素都注入了充满活力的有机内容。

首先, 在中国哲学中, 我们所运用的确立本体观念的方法, 对于解决“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何以是可能的”问题, 提供了有益资源。中国哲学在建立哲学本体论的过程中, 所遵循的是一个直觉与逻辑相统一、知识与境界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掌握了其方法论原则可以适当地防止不可知论、相对主义等的发生。因此, 正确地认识确立本体观念的方法和掌握其相应的方法论原则是中国哲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其次, 中国哲学中所阐述的人性论思想对当今我们正确认识与把握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指向意义。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东西方人, 在对人性论思想上的理解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基于“人性论预设”的差异。

最后, 表现为中国哲学对本体论观念的理解, 对了解古代的本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众所周知,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本体论思想大致有三大传统占主流地位, 分别为:理本论, 以理作为本体;气本论, 以气作为本体;心本论, 以心作为本体。由此可见,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气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它突显出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的整体化和系统化的这一特征。这一特质在中国哲学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哲学中常常把本体概念视为“虚位”概念;二是将本体理解为是相互包含、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的不同方面的整体实在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循序渐进地融入中国哲学的体系中, 成为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武器, 拥有了能够指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真理。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着相互整合的“整合点”, 有着相融和相通之处。具体表现为:

首先,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传统朴素唯物论有相通之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线,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要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一元论”指出, 气是物质世界的本源, 是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 进一步表明物质的多样性, 当然“气一元论”并不完善, 但也为朴素唯物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其次,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契合之处。认识论是关于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及其方法论等的认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 也同样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 以行证知”的理论传统。可见,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古代哲学, 认识论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再次,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的相融之处。辩证法的思想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客观性, 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 一直延续至今为我们所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思想中, 同样也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表现在描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事物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矛盾规律的总结、质量互变规律的反映, 等等, 这些辩证法思想都充分展现中国哲学在古代中所呈现的优秀资源。

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经验总结, 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 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以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资源, 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从而有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摘要：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有着许多高度的契合点。中国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是不可不面对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是理解中国人内在精神的一面镜子;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外来文化要植入中国, 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赖以生根的沃土, 所以, 二者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

参考文献

[1]王守常, 张翼星, 陈岸瑛, 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柳国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篇3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36-01

前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中国社会的核心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几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导。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视为发展着思想，与实际紧密联系，对中国实际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各门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反思以及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使马克思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能够被中国人民认可并接受；其次，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中国社会现状，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现状，而不是一味的照搬照抄，做到从实际出发，用实际来丰富理论，用理论创造性去指导实践，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动态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依据，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1]。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

（一）基本论题。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建设中国当代哲学，都离不开以下几个基本论题：首先是思想源流，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在哪，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被引入中国以后实现了怎样的发展；其次是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世界人民对工业社会探索与体验的总结，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得到发展，代表着几代中国人的思想结晶；第三是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广为流传，对各个国家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其是基于事实和经验的理论思想，中国人民在应用这些理论思想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曲折，是在实践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最后是内在规律，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内在规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一致，一方面体现主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通用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2]。

（二）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当代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依据；其次，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同时涵盖了这两点，建设中国当代哲学时，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源、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以及内在规律作为依据和方向，这样，中国当代哲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才能既不脱离根源，又紧密联系中国实际。

三、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方法

（一）思想依据。

从建设思想上来说，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通用思想作为根本依据，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无论怎样发展，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否则就偏离了正常轨道，无法对中国社会实践进行正确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也就无法实现。这一过程中可以吸取国内外优秀思想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内容，同时也丰富当代中国哲学内容，一方面保证实事求的根源思想不被同化，另一方面不能故步自封，保证思想活力，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

（二）经验依据。

建设中国当代哲学过程中，一定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建设哲学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因此没有任何一门哲学能够脱离实际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积极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怎样的效果，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最终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总之就是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要对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形势相当符，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有效指导[3]。

（三）保持科学精神与创新态度。

改革开放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体现，这一创举为当代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也是一种重要启发。新时代面临新的发展任务，世界大环境以及中国社会环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一方面要保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与时代接轨，在发展中反思，在反思中探索，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哲学，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指导。

总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前进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也不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本文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联系，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方法。

参考文献：

[1]王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2012，12（10）03：168-169+171.

[2]史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哲学建设的启示[J].当代社会与经济，2008，13（10）03：76-80.

[3]张金凤.中国哲学建设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13）03：113-116+12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篇4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论武器”。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理论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 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 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 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必然性，那它是怎样深入到中国，成为我国一大重要指导思想的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路径：

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仍然必须沿着现实实践和传统思想继承这两条基本路径展开。

路径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如何结合？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结合主要被理解为哲学理论对具体实践的指导，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实践中常常把这种指导误解为政治实践作论证分析，并将其唯一化、绝对化，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即社会批判功能的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结合，并通过指导、批判等多种形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真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世界观指导和社会批判而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际不断渗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如果一种哲学理论总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对社会现实生活不发生影响和作用，其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 而毛泽东则影响最大。在毛泽东看来,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 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 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 进行了多方的阐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发展，并被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并在结合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路径之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民族表现形式上，比较多地强调通过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这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不具备民族性、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容易为中国人理解接受，也很难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民族性、民族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是不可缺失的。但不能止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还应有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刻的内容、更多样化的手段方法。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概念、范畴的解释和运用上，还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民族特色、基本范畴、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人传统的心理活动特征、习惯等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要努力在这些方面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契合处、结合点。在我看来，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共性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肯定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如果把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无限夸大或绝对化，同样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在这里，牢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事求是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强调的历史主义的原则，更是一刻不可偏失。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华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篇5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有感

中国选择了马克思是由中国的实际所决定，而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也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不断发展，虽然中间有崎岖，但是总的是在向前进步提高。总体概括：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7年

第二阶段——从1927年到1949年

第三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

第四阶段——1978年到现在。

2、中国化马克思注意哲学的三种形态：

第一形态——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精神的毛泽东思想

第二形态——受唯意志论严重影响的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

第三形态——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方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而实践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文化传统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时间任务自然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并且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主体与文本的相互作用。

从外部看来：

首先经典著作出版对其产生了制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公开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是恩格斯后期和晚年的著作，而马克思本人极具个性特色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及时出版从而没有得到苏联乃至中国哲学家的重视，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很能说明问题，其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一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随之问世，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户进入新的阶段。

其次，苏联哲学也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很长时间内是俄国

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又是苏联哲学家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实际上这远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全部。”

从内部看来：

中国落后的国情、革命建设实践需要的变化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中国传统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化的第一阶段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社会与世界潮流想激荡的产物，是国内外局势总和作用的结果，其间发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过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动力。

马克思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有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对这两项内容那个的偏重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内容决定的，也是由重大现实原因和历史机遇造成的，譬如与中国革命客观需要有关，“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决定了中国先进分子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揭示中国革命的社会根源，论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明确认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并且马克思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开展日益被政治化，从而受到了国民党等政治势力的攻击和封锁。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同时拥有很多局限，“文本、资料间接性的局限”，“理论上的理解消化不够”，“理论视野不够开阔”，“理论上的独立思考不够”等等。

这个时期的状态概括起来正如一位俄国学者所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对尽早在本国实行一场类似俄国的革命的急切愿望，使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试验缺乏批判性的认识，因而全盘接受了它。就连那些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人，尽管发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观念之间的差异，但也还是倾向于把俄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当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中国化的第二阶段中：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成熟以及其他譬如中外反动势力的迫害等原因，大革命失败了。这是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遭遇到得第一次重大挫折，它迫使中国共产党深

刻反思。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清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也开始告别唯书(马列著作)唯上（共产国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去探索、阅读、选择、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正的开始。实事求是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内容，成为它的核心。

在此阶段诞生了马克思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同时毛泽东较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重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并将阶级斗争学说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内容。

中国化的第三阶段中:

新中国建立后，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哲学领域进行了从旧哲学向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哲学的理论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崭新阶段开始了。

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地开展既是其重要途径，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了道路。同时也有了对各个领域的唯心主义和旧哲学的批判，但是其混淆了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把学术分歧当做政治分歧来处理，出现了“左”倾的政治斗争的倾向，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身也是有害的。

群众性哲学的产生也正是由于一贯重视哲学实践功能的毛泽东多次表示强调哲学要为政治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要搞实际的哲学等。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建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中国化的过程中，多次出现各种思想路线的斗争，表现在实现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

毛泽东指导思想逐渐偏离实际，出现“左”的急躁，并且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一再突出生产关系变革的先导作用，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性要求，实行“大跃进”。在党内，“左”的冒进思潮仍有发展。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也因此爆发。

这些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是其深层次原因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斗争哲学”、认为上层建筑决定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意志论，并且搞违背群众史观的个人崇拜。而究其根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性有关，与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有关，当然也有他本身的个人因素。

中国化的第四阶段中：

真理问题的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由此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型等，转型也给马克思哲学带来了许多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从理论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系统论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产生了新的形态：实践唯物主义。其将时间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实践唯物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其他马克思中国化的重大产物——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我的理解：

高中学习的是政治和历史，所以对于马克思中国化还是有一定了解:

1、其实马克思的内容远远不止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方面，而传入中国经过了苏联人的理解，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为主，这个也是由中国的实际所决定。

2、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将阶级斗争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有利于促进革命的胜利，但将其运用到和平年代的生产过程中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独立性，与社会政治生活融为了一体，完全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4、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抛弃了自己一开始坚持的实事求是，过于注重精神领域，导致了唯意志论。

5、伟大的成就的取得一定要联系实际，不能不顾国情，要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马克思——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篇6

其中关键的是这可以说中国和西方宗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多元和单一。中国的道教是在外来的佛教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它以一向的“百家争鸣”的传统来接纳了宗教的介入结合了道家阴阳家的一些观点以及佛教的仪式。它与佛教相抗衡着形成了中国的多元性。而西方基督教特别是在中世纪时期是毫无疑问的“独裁者”。它强调耶稣的神性和上帝的权威。宗教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是无法调和的。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引发了人与人之间一系列的问题，对此我有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人与人之间信任在逐步减少，诚信危机不容小觑。现代社会的人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有时掌握信息资源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人在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人与人之间慢慢就会产生欺骗，从而减少信任感。再者，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人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会心理扭曲，为谋利益不择手段，直接导致诚信危机。

二、人与人的关系受利益因素影响增强。人们由于在社会中的分工不同，进而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而人总是向往好的事物的。处于底层的人为获取相对高的社会地位，处于高层的人为保住既得利益。总言之，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大部分是掺杂着利益的。纯粹的亲情或友谊正在流失。

三、人际交往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现在的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真心对待，对纯粹的亲情和真诚的友谊即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是向往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他人处处设防，为防受到伤害而谨小慎微的保护自己。简言之，现在的人总是在互相依赖与互相提防中小心协调。

在我看来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潜一个人，一 个民族生活在世界上总是要有“家”可归的。然而工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带给当代人的病痛 就是精神上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在钱权交易、升官发财、功名利禄、巧取豪夺的追逐中，人的心灵方寸之地，人的良知良我之所，已告沉沦，失去了心灵的归乡与故园，因此儒学所 讲求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述的人生意义

和人生价值，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 还有普遍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道德生命、文化生命，一个民族糟蹋道德生命、文化生命，同时 也就等于糟蹋了民族生命。道德生命、文化生命不可摧残太甚，一个民族是经不起这样摧残 的，真正的有识之士所考虑的是应如何回复人的本位，保持人的尊严，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调治当下的人文环境，孕育出能够托起中国未来现代化所需要的德业 俱健、素质极佳的跨世纪的人才。就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来说，不借重于自己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资源和传统美德，是根 本不可能成功的。西方现代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精神和近代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 源头活水，东亚现代化以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作为自己的源头活水，中国的现代 化必定不可能将传统优秀文化弃之如敝屣。否则那就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移默化的，不能明确的说是什么地位，但举足轻重。在看地位前要先明确在中国什么被称之为哲学，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俨然成了一种宗教。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四书”在中国人心目中诚然具有《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但“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有没有天堂地狱。哲学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人只要没死，他就还在人生之中，就要进行对人生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

我认为不论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还是荀子的“人性本恶”都不足

以解释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篇7

1. 毛泽东哲学是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毛泽东哲学是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毫无异议的。首先, 从时间上, 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并阐述了这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 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 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这其中充分地强调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才能真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命题并对其作出解释的人。在这之后又提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 [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其次, 从理论上,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语言进行了通俗的解释。形成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正确的理论, 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 在实践上,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毛泽东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产物, 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理论。

2.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对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创性理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仅局限在用中国式的语言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不是简单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出几对哲学范畴。而是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可以借鉴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衷, 也就是最本质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提出的背景是为了平息党内分歧, 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 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 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 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 才是革命的科学, 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1]533虽然已经时过境迁, 但是保持思想的独立性的这种观点在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中仍旧十分必要。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 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 就不能有胜利。”[1]533可见, “革命理论”和“实际运动”是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的。当今时代, “革命理论”演变成了“和平建设的理论”, “实际运动”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代, 但是总的指导方针不变, 方法不变。所以说,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是用和平建设的理论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三是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该给以总结, 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的发展不能抛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一旦舍弃了本土文化,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如同失去了生根的土壤, 根本就无从谈起。但是在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534这就从正反两方面全面的说明了我们应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即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对待国内外各种理论成果应该有的态度。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新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应该是每个科学理论都应该具有的思想品质, 否则不能称之为科学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创新”实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当要拥有创新性这个特征, 但为什么在此特别强调呢?很大程度上,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 并没有运用到实践中去。进入新世纪以来, 不管“国情”还是“世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 这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和解决。“中国需要现代化, 哲学也需要现代化。”照本宣读显然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 但是我们也不能抛弃这个本, 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 “现代化的中国哲学, 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 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 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 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 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3]新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打破“照着讲”的藩篱, “接着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构建现代化的哲学。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和谐性

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的主题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即和平与发展。胡锦涛也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4]和谐发展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 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夙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当符合和谐发展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到中国的伊始就和中国的革命密不可分, 在那个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斗争性是必要的。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想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是不久由于种种原因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陷入了斗争哲学当中。著名学者冯友兰指出:“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 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 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这是一个事物的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段落。就一个社会说, 这是他的总发展的一个段落。一个革命‘到底’了, 作为这个革命对象的那个统一体被破坏了, 共处于这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了, 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 不过他要从一个统一体转入到另一个统一体。社会转变了, 作为原来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的人仍然存在, 人还是那些人, 不过他们转化了。革命家和革命政党, 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 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 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 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 使之更加坚固, 更加发展。”而现在共产党人正是要维护这个统一体, 这就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 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5]这种转变出现在社会的转型时期,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以及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所处的时期, 是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的时期。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开放性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要具有两种视角的开放。第一, 横向视角, 即中国国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交流。衣俊卿指出:“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 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封闭、单向度的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 缺乏自觉的‘世界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会越来越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性。”[6]这样, 不利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也不能保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先进性。第二, 纵向视角, 即打破学术的隔阂, 使学术界和人民大众共同享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 进而共同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大众的力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高高在上, 不能是人民不能理解的哲学, 不能仅仅作为一门学术, 让小部分人研究。只有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深入到大众的思想意识,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时, 才有可能自然而然的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建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以及当今实际的基础之上, 但是又要高于这些现有的实际, 是一种未知的、理想性的哲学新形态。理想性包含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架空的, 是在构想当中的, 也就是未知的。其实这并不可怕, 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构想中的, 并不代表其是空想或是实现不了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至今, 我们不管在理论上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还是实践上 (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这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打破原有的思想禁锢, 不要困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条条框框中, 勇敢地提出设想, 科学地进行论证, 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更多的可能。第二个层次是要超越现有的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来源于现有的哲学体系, 可是作为一种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超前的哲学体系来说, 必须超越现有的哲学, 才能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精神, 是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态度。这里可以借鉴林毓生对于人文重建所采取的态度:“比慢”。“现在问题实在太大了, 我们得赶紧努力, 我们要加油, 要快一点。”这是我们在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时的心态, 虽然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但是并不管用。我们意识到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迫切性, 并且能够正确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难, 但是却找不到实质性的解决方法, 这也是无用的。“你知道你的能力的确有限, 你花了那么多岁月与那么大的力气, 才获得这么一点点成绩, 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么多, 你实在没有本领样样都管, 你只能脚踏实地, 用适合你的速度, 走你所能走的路。换句话说, ‘比慢精神’是成就感与真正的虚心辩证地交融以后所得到的一种精神。”[7]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我们要在学习中不断地摸索, 端正态度, 脚踏实地才能构建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摘要：随着“国情”和“世情”的转变,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个不可避免又亟待解决的课题。毛泽东哲学是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为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但要了解毛泽东哲学, 更要明确构建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应该具有创新性、和谐性、开放性、理想性等特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内涵,特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33-534.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74.

[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200.

[4]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5]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251.

[6]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J].哲学研究, 2008 (12)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 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挑战 路径选择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提出了很多富有成效的见解和主张。大多数学者根据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加以补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观点虽然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但是从现代的眼光和视野看，还是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但是，如果二者的“结合”仅仅处于初级层次，这与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不相符合的。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机械的“结合”、简单的相加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有机结合”，也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只是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程，而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立。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在于立足于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通过“化”的创造性过程，创造出一个符合现代中国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的挑战

虽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已经问世，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大致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2.1来自理论方面的挑战。

有部分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合理性做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应该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决定了它具有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是不科学的。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西方，是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西方的文化和哲学传统，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实际和工人阶级运动的需要而创立的，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2.2来自实践方面的挑战。

首先，这项研究既不是单纯的文本梳理、理论建构，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历史归纳，而是要进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分析和提炼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形成的哲学观念和思想。众所周知，从具体实践到抽象理论的跨越、提升往往艰难而又曲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仍然处于创造、甚至摸索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动态实践活动。实践中的不确定、不成熟、不定型，以及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曲折、反复，必然会干扰、影响理论层面的总结、概括与提升。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基于上面提到的难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构建途径和方法。

3.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在理论形态上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它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因而能够超越欧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中国化是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其中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一般，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特殊，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的统一。

3.2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通过中、西、马之间的深入对话，汲取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和思想智慧，为创造融汇中西的哲学新形态做准备。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形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中西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转换，创造出一种融汇中西马的哲学新形态，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东用”。

3.3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核心，从中发掘出重大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核心哲学理念。

生活实践是哲学理论之“源”，是哲学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所在。只有切实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依靠这种独特的实践，进行客观的深入的总结和提炼，才可能创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同时，具体的历史实践也是检验一切哲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任何观念、理论和方法都不能享受特权，都不能逃避生活实践的反复检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历史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提早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参考文献】

【1】孙伟平、张羽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与進路》，《哲学研究》，2015（4）.

【2】王锐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哲学追问》，《新视野》，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