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

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共6篇）

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 篇1

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一本小说集，它的创作时间长达13年，几乎横跨了鲁迅全部的文学生涯。在这本小说集中包含了作者对历史人物认识方式的转变，从“五四”前后塑造的以女娲形象为代表的“超人”式英雄，到“五四”退潮期《奔月》中后羿式的“彷徨”式英雄，直至30年代塑造的《采薇》中伯夷、叔齐一类小人物，其发展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人在历史中地位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开天辟地式的英雄，逐渐向世俗沉落，最终发展为被生活所牵制，充满世俗烟火气的庸人。这一过程也暗示了鲁迅某种世界观的转变。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历史人物 补天 奔月 采薇 英雄 庸人

1935年12月，已经接近写作生涯与个人生命双重终点的鲁迅，完成了他创作时间长达十三年，几乎贯穿其整个文学生涯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这部据他自己称为“速写居多”，而“有一点旧书上的痕迹，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的“油滑”之作中[①]，鲁迅选取了自女娲补天后几百年发生在华夏土地上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并借尸还魂，希望以此来表达自己生于当前、处于乱世的种种独特生存境遇与思想感受。这本小说集内涵，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与鲁迅各个时期的世界观互为映衬的，它用具象的历史图解了作者抽象的哲学思考，在探讨世界的荒诞性的同时，也对人（尤其是文人）及其创造物文化在乱世之中的地位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在辛辣的笔调下透出了哲学思辨的幽深。

鲁迅在选择历史神话故事的时候有他自己的取舍标准。宏观上看来《故事新编》仿佛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流变的长篇论文，作者以女娲“造人”、“补天”作为开篇，以女娲这一巨人的形象象征新历史纪元的到来；而后的《奔月》、《理水》、《铸剑》分别以后羿、禹和眉间尺的故事作为典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蔓延于原始社会的英雄主义情结；小说集最后几篇重写了老子、庄子和墨子等生于封建时代初期思想家的故事，企图通过他们的经历来揭示文化对原始时代野性生存方式的规训以及知识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了达到完整表述古代文化史的目的，《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大多数以历史人

物为主线生发的。这其中包含着作者的写作策略，即以当时代表性的精神为切入点，将这一精神注入到某一闻名的人物之中，使他成为这一精神的代名词，通过他的遭遇暗示该精神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与地位。而经过深入观察，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当时社会生活，也不过是鲁迅生活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二者在“乱世”的层面上找到了契合点，因此《故事新编》实际上用8篇小说完成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原始时代与民国时代对应，将古代精神带入到现代社会，进而探讨这些传统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生命力问题。因此整体上小说集的立意就超越了“新编”，而走向了对整个民国“大文化”的思考层面。

然而这8篇小说的创作横亘13年，这期间由于种种经历，作者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小说集在勾勒文化史过程中所持的文化立场，很难达到从一而终。事实上，如果我们纵观整本集子，会发现作者的思想大致以创作时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即20年代早期的“补天”阶段，“五四”退潮期的“奔月”阶段，以及30年代的“采薇”阶段。作者在这三个阶段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立场，而这种立场的变化又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下面本文将分别讨论在这三个阶段的创作中，鲁迅对小说主人公所持的文化态度，进而探讨鲁迅终其一生文化观的转变。

一、“补天”时期：“大胆创造”的超人

《补天》写作于1922年11月，据鲁迅回忆该小说原先以《不周山》为名收录于小说集《呐喊》，后来由于与成仿吾论争的原因，“《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②]。说到写作动机，“也不过是取了弗罗特（今译弗洛伊德，编者注）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③]。小说借助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中女娲造人，补天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巨人化的女娲形象。小说的开篇，她从睡梦中惊醒，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很显然在这里女娲的形象有了作者自况的成分，鲁迅曾以在铁屋子里面“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④]来象征在“五四”浪潮下最先呐喊的先觉者，他们面对着国家物质上，精神上的废墟，感到了无尽的痛苦与寂寥，因此必须发愤图强，创造国家美好的前途。无聊中的女娲便是这样的“创造者”，她“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因此便有了人类的产生，这里的人类是与前代所不同的一种存在，它是经过造物者创造而产生的，寄寓着某种希望，又或者可以理解为是现代思想革命之后由先觉者创造出的新人的象征。女娲的造人活动不曾停止，她“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做”，这是多么强大而又富有执着精神的创造者！小说中的女娲形象一方面是作者作为新文化先驱者的自况，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尼采哲学中“超人”观念的影响。尼采认为“人应是被超越的某种东西”，是“连接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是“过渡和没落”[⑤]。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必须要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因此才能不断向前进化，而这种进化一经产生，“超人”便产生了。这时候人类便分化为超人与庸人，尼采借助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痛斥那些“为权力而做的肮脏交易和讨价还价”而奔走的庸人，称其为“贱民”。[⑥]而在《补天》中也明显可以见到这种超人与庸人的判然分别，与大胆创造，巨人化的女娲相比，那些渺小的“身上包着铁片”的兵士，“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毛毛”的智者，或者“顶着长方板”拿着笏板的朝臣，正是与超人般的女娲对立的庸人们。小说有一个讽刺性的结尾，一队禁军在女娲补天之后，看到危险已经消除，杀到女娲尸体旁边，选取了她肚皮上最膏腴之处安营扎寨，并声称“唯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这一情节暗示着愚昧、懦弱而自命不凡的民族性格最终取代了超人，民族的生命力没有得到保持，反而走向败坏与衰退。因此，《补天》为我们展现的女娲，是一个具有查拉图斯特拉式超人气质的巨人形象。她觉醒于混沌之中，缔造万物；在世界陷入崩溃之时力挽狂澜，挽救众生，直至耗尽自己。她孤独而强大，不羁而偏执，以万物安危为己任，以世界存亡为天职，是作者心中完美的文化比征物。另一方面，这一形象又带有作者的自况意味，她象征了最先从几千年天朝上国迷蒙中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女娲一样的济世之心，感受着女娲一样“无聊”的痛楚，甚至他们在女娲身上看到了自己为后人所捧杀的悲剧命运，念及鲁迅思想在当代社会中被人误解，被人任意解释的现实，作者这种先见之明真可谓沉重至极。

“补天”时期是作者文化观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总体是乐观向上的。他们没有作者后来小说主人公身上发散出的那种忧郁彷徨气息，也没有安特来夫式阴冷的调子，人物主导色调趋于浓艳，明快。可以说《补天》创作于鲁迅历史文化观的“呐喊”时期，它的风格与《故事新编》后来的小说是截然二致的。

二、“奔月”时期：“彷徨”中的英雄

如果说《补天》深受“五四”精神影响，有强烈刺目的光芒，是《故事新编》中的“呐喊”，那么创作于“五四”退潮期的两篇小说《奔月》与《铸剑》则染上了浓烈的忧郁颓废色彩，是小说集中“彷徨” 的部分。

《奔月》化用了古代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事，而将主人公设定为古代英雄后羿。嫦娥奔月最早见于《淮南子》，情节非常简单：“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⑦]鲁迅在此基础上将故事加以生发，加入了嫦娥由于羿无法打到猎物而愤恼，以及羿的弟子逢蒙的背叛等情节，将一个失意英雄所能遇到的一切窘迫悉数托出，使人读后感慨不禁。

与女娲不同的是，后羿生活在一个英雄贬值的时代。如果说女娲的伟大体现在于“四极废，九州裂”之际，挽狂澜于既倒，那么后羿的悲剧在于他虽有英雄之质，却不逢成就英雄之时。他有自己光鲜亮丽的过去，曾经只身射杀“封豕长蛇”，但当不觉之中发现由于自己“箭法太巧妙了”，以致周围的野兽“竟射得精光”时，他竟陷入了无敌可对的窘态。射杀“封豕长蛇”的强弓，如今只能用来捕杀乌鸦麻雀。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就这样被现实拽回到了生活琐碎之中，况且还要整天面对妻子的不屑与弟子的背叛。逢蒙在射杀后羿未果而离开时的那句“你打了丧钟”准确地概括了此时后羿沉重的心态。后羿的不幸又不仅仅体现在由于庸俗环境而造成的敌手的缺失，还显现为亲人与学生的背叛。逢蒙是后羿的学生，但恰恰是曾经的弟子却秉持着“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的信条，竟至对自己的恩师下手。在这里鲁迅与羿再在背叛这一点上感同身受，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逢蒙的背叛实际是暗讽了现实中沉钟社的高长虹，[⑧]而他也借后羿之口油滑地批评了现实中自己的弟子。总的来说此番过后，羿希冀在现世之中建功立业的“英雄梦”，由于环境的不理想，彻底地宣告破灭了。

而妻子嫦娥的奔月则终于彻底让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英雄沉降到了庸俗的现实之中。之前即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是学生的背叛，后羿最终还有一条升天的退路。但是当他发现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吃掉了唯一的灵药奔月之后，他信仰中那种超然而高贵的意识终于完全地失落了，“他似乎觉得，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地上了”，最终被甩在尘世平庸之中的，终归是自己本人。因此他将自己先前英雄的强烈自我认同转化为愤怒，对妻子奔向的月亮，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这里与其说后羿的利箭是射向月亮里背叛他的嫦娥，倒不如说是射向那月亮一般不可把握的英雄功名的自许。

后羿就是这样彷徨中的英雄，他怀着在现世功成名就的决心，有着取得功利的勇气，怎奈庸俗的现实无法承受他英雄的行为。他冀望与强者搏斗，但周围缺少真正的强者；渴望影响他人，改变他人，换回的却只是他人的背叛；甚至于超越现实的渴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这正是20年代后半期“荷戟独彷徨”的鲁迅真实的心理写照。在这里，前一时期“超人”一般的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挣扎于尘世之网中无奈的人，他们有所追求，却终无所赖，只得在徘徊之中耗干自己的生命力。

这种超人般的精神追求一旦落空，作者就有了复仇的冲动，因此《铸剑》中眉间尺的复仇故事与其说是向弑父仇人进行报复，倒不如说报复一个把人庸俗化的世界。眉间尺的父亲因为铸剑娴熟被杀，恐怕内里暗示的是现实对杰出者的吞噬。而复仇行动被加上了这样的痕迹，最终仇杀的快感也就被作者放大了，这就有了眉间尺，国王与侠客宴之敖三人的头在金鼎中互相咬噬的剧烈场面。

总的来说，“奔月”时期鲁迅的历史文化观与前一时期相比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之前秉承的“进化论”理想被现实无情的击碎了，这导致了这时期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具有英雄强健身躯与不屈性格的同时，还带有深厚的自我阴影。这就决定了生于乱世的他们既有对不安现实反抗的一面，又有屈服于强大客观力量的延宕一面。他们在彷徨之中，苦于自己与他人的平庸，而最终依然无法摆脱自己深刻的精神危机。延宕的人物性格也导致了小说书写沉郁迟缓的叙事风格。另外，小说的人物虽然依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却无法独自用神性去实现自己的价值。[⑨]如果鲁迅早期的创作的取道是将知识精英以神话英雄为喻的话，写作《奔月》时暴露的英雄失落可能源于这一时期作者对文化精英看法的变化，“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⑩]。鲁迅逐渐抛弃了之前信奉的“超人”学说，将“超人-庸人”由之前的对立姿态转变为互相依存的状态。因此正如后羿虽然有着强健的体魄和超自然的神力，却依然不能在人间实现自己的价值，知识精英脱离了群众，也无法得到自我的实现。总而言之，《故事新编》写到了“奔月”时期，作者如同思考出走的“娜拉”一样，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

三、“采薇”时期：似是实非的凡人

鲁迅经历了人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先后创作了《补天》、《奔月》和《铸剑》三篇指向各异的小说之后，进入到30年代，创作又有了不同于前的变化。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彷徨中走出，加入了“左联”，投入到火热的社会斗争之中。因此这一时期是他的杂文时代，创作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加大了。从另一个方面说，30年代中期的鲁迅生活在身体的病痛之中，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也促进了他对文化，对人生的思考，因此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方面，能够寄托个人对世界人生思考的历史小说成了唯一的实绩。这体现在他的小说之中，就产生了以《采薇》为代表的《故事新编》第三阶段创作。

综观鲁迅在1934-1935年之间创作的五篇历史小说，会发现他选择表现的历史人物逐渐地从神话走向了现实。这五篇作品全部取材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或事，鲁迅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法，来探究现实中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另一特点是小说主人公中知识分子的比重增加了，小说希望通过这些“新编”的历史故事，探讨知识分子在历史和当前社会中的作用，以他们的命运问题来反思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精英阶级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

小说中的人物从神话走向现实，这一点对人物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之前的小说人物，无论是女娲，或是后羿，他们虽然境遇各异，但毕竟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作者从主观上都给与了他们健全的体态与性格，可以说是较完美的英雄形象。可是在后期这些小说里，这种英雄的完美形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缺陷的英雄形象，甚至于将这些历史人物还原为软弱的凡人。《理水》中的大禹是鲁迅塑造的最后一个历史英雄，但他的缺陷透过作品已一览无余。他接近草莽，生活简朴，与人民同吃同住；因地制宜，不墨守先人的治水方法，灵活机动，终于治退大水，保卫了百姓。大体上看上去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英雄人物，但小说在讲述其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像《奔月》一样，将主人公放入尘世之网，将他还原为有烟火气的凡人，这就有了禹太太在禹回家时追至局里，谴责他“过自家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在他治退大水凯旋后，舜爷念其能力，“托他管理国家大事”，并下令“叫老百姓学禹的行为”。这时禹作为凡人虚伪庸俗的一面就逐渐显现出来，他表面坚持治水时期勤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以禁欲式的节制敷衍人的耳目，但本质里也努力迎合上流社会的奢靡风气，努力做到有限度的体面。“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自我的虚荣心与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他也融入了这个虚伪且华而不实的社会；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禹作为凡人虚伪的一面也由小说中这一刻画向我们展示出来。

如果说禹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治水英雄，有他的英雄事迹，那么鲁迅笔下的那些古代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塑造成了现实中反复挣扎的庸人。在对这些先哲进行“新编”的时候，小说对他们的思想大都给予了冷静客观的评价。《非攻》里面的墨子可能是小说集中唯一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1]。作者透过墨子使楚，智退楚军的事迹，希望向我们证实，在先贤文化的理想之中，依旧存在着应当为我们继承发扬的“中国的脊梁”成分，墨子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仁爱，悲悯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在30年代大环境下作者所欣赏的精神追求，也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自我的象征性比附。但小说的结尾却安排了墨子在使楚归途中在宋国的遭遇“比来时更晦气”：被搜检，被“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被巡兵驱逐。这一方面暗示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庸人生存方式的不满，也含蓄地揭示了作为文化英雄的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荒诞的生存地位。

与《非攻》中墨子形象塑造不同的是，其余几部小说中那些古代的思想家们虽然都有着济世的理想，但作者都对他们做了低调的评价。他们那些理想虽然或高尚、或超越，但无不在混乱的现实世界冲击下漏洞百出、丢怪露丑。这恐怕与鲁迅推崇的尼采哲学思考方式有着深切联系[12]，也蕴含着他对智识阶级在“美好生活”建设中合法地位的怀疑。《理水》里描写“文化山”上学者的生活，堪称是写尽了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起死》中的庄子救活了500年前的骷髅，希望以“无为”的方式解决他的生存问题，怎知却被救活者所纠缠，摊上大麻烦，最后还是依靠自己的名望与巡士的解围才得以脱身。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中国，民族传统中那些非实用主义的、超越的思想因素，每当遇到现实就会露出其巨大的滞后力，最终危害到民族生命力的形成。作者还有意将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原为现实中软弱的凡人，去除他们身上被文化修饰的那高贵的部分。小说《采薇》的主人公，“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和叔齐，小说通过交代他们之前“让帝位”的经历，将两个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遗老形象勾画出来。他们谨遵儒家的“先王之道”，有着强烈的兼济之心，又兼有道家出世的理想，希望在乱世之中远离是非，退隐山林。可动荡的现实使得他们必须面对当时的混乱环境，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选择。因此，他们在看穿了武王战争“不义”的实质之后，努力劝驾，希望阻止武王出兵，但当他们的干谒行为失败，并且听闻了战事的消息后，道家出世思想又制约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愤而离开周国，隐逸首阳山，声称一生“不食周粟”。应当说，与民国时候战乱中的文人心理一样，儒家入世的与道家出世的思想矛盾，是制约他们行为与命运的最大张力。

可是这种“出世”并没有得到世俗的承认。在他们逃亡过程中，无论是半路遇到的“躬行天搜”的强盗小穷奇，还是来到首阳山后围观他们的山民，这些人都不理解他们的行为。人们或者玩笑他们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或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这两位价值观与人向左的“异类”，他们也并没有像古时出世者一样放浪形骸，不顾他人感受，“倘使略不小心，皱一皱眉，就难免有人说是‘发脾气’”，因此他们需要分外小心他人的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的出世理想恐怕只是他们为自身行为开托的借口，并非是其信念所至。事实上，探究导致他们行为的原因，我们要摒除文化上的因素，而沉落到人的角度，从人的存在方面去看。生于乱世之中的人们往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人们此时往往会有趋利避害的意识。退隐山林对于伯夷叔齐来说与其是为了表达对周王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一种“自由选择”，其目的在于在荒诞的世界之中，通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姿态来实现自身存在下去的价值。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因此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幻想以这种理想化的生存方式来存活于世界。但当阿金姐用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粉碎了他们“不食周粟”这一让自己能够存活借口时候，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无论如何无法脱离纷乱的世界，因此死亡就成了灵魂上自我实现的唯一选择。从这一点来说，小说实际上透露出了一丝无奈，即在荒诞的世界上，人无论如何逃离都无法摆脱生活的引力，而最终只能宿命般地回到现实之网。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创作中无论是作者文化理想中的英雄形象墨子，还是挣扎在选择之中的孤竹君之二子，甚至似是实非的神话英雄大禹，在他们身上作者先前创作中那种英雄化的神性被消解了，人物不再具有先前创作中出现的那种超自然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普通人形象刻画。一方面作者毫不客气地揭破历史讲述中赋予他们的光鲜文化外表，探求其背后所携带的人性庸俗方面，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置于平庸的社会环境中，使得他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大环境。这恐怕是由于鲁迅晚年受到“左翼”的历史观影响，以及早年进化论理想破灭交互影响的结果。

从以上对《故事新编》人物形象进行的再解读，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在小说中显现出的自己历史人物观的变异。在“五四”时期的鲁迅，强烈地秉持进化论的理想，幻想在中国出现如同女娲一样开天辟地的英雄；而随着“五四”的退潮，他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入苦闷，后羿那样孤独者的苦闷代替了他们身上溢出的英雄气质；而到了人生的晚年，他不再奢望出现力挽狂澜的英雄，历史人物也被他还原为了有缺陷而不完美的庸人。这是一个对文化认识上由超人逐渐向庸人滑落的心路历程，经历了13年的灵魂斗争，鲁迅借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段由理想沉入现实的漫漫长路，而《故事新编》也以它巨大的时间跨度，最好的展现了这位“精神界战士”精神幻灭的发展历程。

[①]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4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450页

[③]同上文，第449页。

[④]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⑤]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7页，第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钱春绮译。[⑥] 同上书，第104-108页。

[⑦] 《淮南子》，第105页。（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⑧]按照鲁迅后来的说法：“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许广平——编者注）……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鲁迅：《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7卷，第321页）。

[⑨]《奔月》中的后羿虽然曾经“上射九日而下杀猰貐”，但由于缺乏世人的理解和终极目标，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而《铸剑》中宴之敖虽然帮助眉间尺实现了报仇的目的，但壮举依然是在眉间尺的配合与信任下完成的。

[⑩] 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52-153页

[11]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118页

[12]鲁迅在其早期所著的《摩罗诗力说》中曾经以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为指导，介绍了多位西方社会的“摩罗诗人”，实际上尼采的思想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对鲁迅启发极大。

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 篇2

现就如下几个方面对鲁迅笔下的阿长进行简要论述。

一、阿长的情感悲哀

在鲁迅的笔下,阿长的情感世界被他诉说地可悲可叹。一个本该有着天伦之乐的农村老妇,却因为时代和命运的种种不幸,卷入了情感与理智的漩涡当中。鲁迅用清晰之笔勾勒了一位悲悯的愚妇形象,这也注定了阿长的情感之路必定是悲哀的结局。

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鲁迅在这个格调的基础上,掺杂了自己以及当时社会的人们对于阿长的哀怜之情,大家对阿长的遭遇感到不幸。作者为了更好的烘托出童年时期对于阿长这个人物的特殊性,特意从儿童的心理角度写起,那种被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麻木、无知、愚昧完全映现在阿长的身上。在周家工作的日子里,阿长要承受冷言冷语,以及从上到下包括童年鲁迅都对阿长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大部分来自于阿长死了丈夫,而且没有文化修养。周家,一个能雇得起女工的大家庭,必定是具有文化修养的大家族,所以在看待女工的问题上,自然也就是从上到下默认地一致。但是阿长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大家对她的看法。

阿长虽然身遭不幸,但是她在无形当中为童年的鲁迅开启了一扇思想的闸门。在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鲁迅侧面描写了自己童年时期的阿长,是她为自己讲述“美女蛇”与“赤恋蛇”的故事。由此童年的鲁迅开始接触到了具有神话传说色彩的《山海经》。死了丈夫、丈夫死后的流言蜚语、生活的压力都使阿长变成了可悲可叹的人物。

二、鲁迅眼中的阿长

在鲁迅的笔下,长妈妈这个人物形象可谓是被刻画的栩栩如生。在鲁迅的眼中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但鲁迅在描述阿长时,并没有把民族大业乃至自己的抱负用在她的身上。

在童年鲁迅的原始世界里,阿长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女性形象,她没有文化,没有修养,只会干活。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阿长和童年鲁迅接下来的接触中,童年鲁迅慢慢地发现了阿长的一些优点,当然在今天看来,也许鲁迅发现的未必是优点,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孩子的想法永远都是天真烂漫的。在童年鲁迅心中,阿长塑造了一个自己的形象,那就是自己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会,就像天上的神仙一样,无所不能,这也使童年的鲁迅眼前一亮,在鲁迅眼中,长妈妈就是他儿时记忆中的一位全能女神。

鲁迅写阿长仅仅把她定格在周家保姆的身份上,通过这种范围内的描写,反而衬托出了阿长的性格之美,在衬托之余,鲁迅更是把这种美与愚昧落后的女性形象完全塑造在阿长的身上。这种刻画人物性格的方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用得并不多,也正是因为这种方法的运用,才将阿长的性格光辉酣畅淋漓地展现给读者。一是鲁迅的童年记忆中,这份真实的记忆是存在的,表达了自己的真实;二是证明了鲁迅并没有把阿长作为自己虚拟的人物去进行写作。

三、阿长身上所反映的民间文化

阿长没有什么文化背景,更没有什么文化底蕴。没文化免不了粗俗,再加上阿长的性格本身就外向,尽管是在周家做女工,但是她从未有所收敛。这一点在鲁迅的文章中我们都有目共睹。阿长的所作所为连童年的鲁迅都感到讨厌,但是那毕竟是孩子在童年时候的想法,单纯、短暂。在阿长的世界里,她总是明白许多事情,懂得许多道理,这其中更是掺杂了一定的封建迷信成份,例如“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也有落后的成份,诸如认为孩子拔草、翻石头就是顽皮,这是落后的儿童教育观。

尽管阿长不招人待见,但是她总是喜欢在有意无意中凸显自己明白很多东西,无论是从祭祀的各种礼节上还是从过年东西的准备上,由此可以看出,阿长是具有一定的生活阅历的女人,她所讲述的东西虽然没有科技含量,但是那却承载着传统的生活习惯,从侧面讲这就是民间文化的最好展示。

虽然是这样,但是着重描述阿长讲述封建迷信的地方并不多,大多数是与传统的民间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例如:正月初一,要孩子恭喜,吃福橘,这是寓意文化。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这是传统美德修养。不要在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钻过去,这是注重个人形象。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这是对避讳的侧面诠释。由此可见,鲁迅在处理阿长人物形象的时候,也有意通过她的角度去描写自己童年的乡土文化,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阿长对于这些乡土文化的理解和掌握,虽然在她的世界里依稀掺杂着一些封建思想,但是我并不能对她的世界观予以全盘否定。

四、阿长对孩子的爱

阿长对鲁迅的爱,是出自母性的那种最单纯的爱,没有任何附加原因的掺杂,也正是因为这份爱的执着,才在童年鲁迅的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让阿长的人物形象凸显。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细致地描写了自己要了解《山海经》里的内容,而周围的人都不肯告诉他,唯独阿长不请自来,给童年的鲁迅讲解自己认为的《山海经》的内容,因为在阿长的世界里,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山海经》,更不知道那里面讲述的是什么故事。更让鲁迅记忆深刻的是,阿长请假回来后给自己带回了一本自己梦寐已久的带有插图的《山海经》,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了阿长对鲁迅的爱,是如此地细致入微,体贴周到。

通过这件事后,鲁迅对阿长的看法开始有了改变,阿长为了满足童年鲁迅的要求,更是尽其所能的去帮助他。在童年鲁迅的心中,似乎阿长成为了超能力的神,在他看来别人办不到的事情,阿长都能办到。慢慢地,对于阿长毒害鼠的事情,童年鲁迅开始忘记,最终消失在自己童年的记忆中,这就是孩子的单纯。他,其实只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孩子——至少是在儿时!

最开始,无论童年鲁迅以及他的家人对阿长有多么的反感,但是在阿长心里她对鲁迅的爱丝毫没有递减,鲁迅如此的去描写阿长,这不仅仅是尊重现实,更是与现实主义精神文明相通。由此可见,阿长对于孩子的爱是一份源于亲情的爱,这份爱超乎了主仆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源自长妈妈的女性形象的身份。

五、结语

阿长作为一个了连名字都鲜为人知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她的善良、淳朴、真诚、热情,乃至于对孩子纯真的爱,都是她人格魅力的最好诠释。尽管她的思想和性格消极落后,但是那毕竟是惨遭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全部归结到阿长本身,因为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性格特征的女人,并不一定是她自己的本意,只能说她是命运的悲哀与时代的悲哀,所以,在她身上不仅仅体现出了对孩子的爱,还体现出了封建社会所具有的消极的、落后的思想。

摘要：阿长是鲁迅的作品中占用笔墨不多的人物之一,但是这个人物形象在鲁迅的童年中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长是鲁迅家的保姆,没有任何的文化修养,更没有许多大家闺秀的气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却给鲁迅的幼时记忆增添了无穷乐趣。她全心全意的用民间的教育方式对童年的鲁迅进行说教,对幼年的鲁迅可谓是倾尽了心血,但是到后来,阿长的情感经历乃至于她的整个人生都让读者觉得是可悲可叹的。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篇3

【摘 要】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妇女问题极其关注，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如单四嫂、祥林嫂、子君、爱姑，等。在此通过梳理她们一生的悲惨遭遇，认为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是由于他们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以及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所决定的，作为一位作家，他那被郭沫若同志誉为‘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似的作品，值得后人研究和探寻的东西很多.这里仅就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谈谈它的典型意义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观。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看客形象

“鲁迅”是他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 鲁迅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学形象，一种审美形态，我们应该以哲学眼光来审视。要以一种新的典型观去把握它的本质。如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已从东方步入西方，文学典型总是这样没有国界，超越时空，而富于永久的艺术魅力。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 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

1.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農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1]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2]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2.被毒害失去反抗力的“木乃伊”形象——单四嫂

单四嫂是小说《明天》的主人公，“是一个粗笨的女人”，她勤劳善良，丈夫去逝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只想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宝儿生病了，她抱着宝儿，在“黑沉沉”的灯光下发愁时，没有人帮助她，无赖蓝皮老五和红鼻老拱反而还打她的主意。她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然而却是失去任何反抗力量的妇女形象，她的命运极为悲苦，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向她袭来，但她没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一味地用对命运的顺从、屈服，幻想改变或减少自己的灾难和痛苦。宝儿生病后，她向神求签、许愿；在宝儿死后，又幻想“明天”宝儿会好好地睡在自己身边，而当这些幻想一次次破灭后，她只是“想赶快睡去”，在梦中去“会她的宝儿”。她的宝儿是被残酷、落后、冷酷的封建制度吞噬了，也是被她自己的愚昧、落后、迷信杀害了。单四嫂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妇女的毒害，揭示了国民的弱点。在她身上，体现作者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妇女的深切同情，对她们的麻木、愚昧、任凭命运摆布的精神感到痛楚。她是一个彻底被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压抑了、毒害了，如同“木乃伊”般的失去任何反抗力的妇女形象，而这在后来的祥林嫂身上得到了大的进展。

从这些妇女形象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的，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一般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文学认识生活的方式之一，所以它常常是叙述文学的至高的美学追求，也更是人物塑造达到艺术至境的标志。 [科]

【参考文献】

[1]宋建元.鲁迅小说探微[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07-119.

浅谈鲁迅小说中阿Q的人物形象 篇4

——读《阿Q正传》有感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鲁迅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在辛亥革命中的贫苦农民，这说明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同他关心革命，关心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等种种问题间的一致性。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迫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

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

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鲁迅的故事高考作文人物素材积累 篇5

鲁迅先生先学矿路，再学医学，最后弃医从文，可谓“半路出家”了。然而鲁迅一登上文坛，就写出了超多优秀文学作品，于是就有人称赞鲁迅是“天才”了。鲁迅先生却感慨地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的。”是啊，例如鲁迅先生在写作《阿Q正传》时，写到阿Q赌钱一段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从不赌钱的。先生废寝忘食，冥思苦想，可始终写不出令自我满意的场景来。于是他又抽出时间，请一个名叫王鹤照的工人来表演赌钱的情景。

王鹤照对绍兴戏的摊牌九极为熟悉，在手舞足蹈的表演中，他还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咳，开啦里格……天门啦，角回啦，人和天宝在哪里啦……啥人的铜钱拿过来咧……”鲁迅先生一边倾听，一边记录，在此基础上最后写出了生动的赌钱场面。这天，当我们惊叹于《阿Q正传》的精妙时，你可明白鲁迅以前为此付出了多少工夫吗?

浅谈鲁迅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 篇6

鲁迅的很多作品都对底层人物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主要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的，故事中的人物命运与鲁迅自身没有关联，但是大多数故事都是发生在鲁迅的周围。“出色的描写”是鲁迅对小说中人物形象描写的重要体现。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既起到了烘托气氛和揭露主题的重要作用，又在人物描写中实现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摒弃了在中国古典名著中不能运用的“个性差异”表现手法，借助外国名著精雕细琢的人物表现手法，对底层人物的特征进行描写。

一、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鲁迅小说采用了较多的农民题材，展现了鲁迅思想中“怒其不争”的一面，集中表现了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特点。鲁迅的小说在表现农民形象时，主要描写了农民的愚昧、守旧和狭隘的心理特点，展现了农民的不争气、不觉醒和被压迫不敢反抗的人物特征。他也从正面进行了人物形象的描述，主要有农民的善良、勤劳、勇敢和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但是描述的主要重心就是对农民悲苦命运的描述。其农民形象的主要代表是闰土和祥林嫂等。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闰土与“我”接触时，在连续的情境中一迭声地叫了四声“老爷”，该段话充分展现出了闰土屈服于等级制度，默默承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人物特征。在向“我”要烛台中，展现出了闰土的封建思想，突出了农民的愚昧，将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神佛，充分地表现出了农民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

同时，在鲁迅的小说中，也塑造了一系列的落后农民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封建思想，《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是典型的农民人物形象。

还有一些农民形象是清醒后无路可走的类型，该类人物形象的主要代表有《离婚》中的爱姑。这篇小说展现出了辛亥革命后农革时期的农村现状，人物爱姑具有泼辣和独立自主的性格特征，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外强中干，到最后明白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目，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封建社会的束缚。可是面对顽固的封建思想，一切努力只是徒劳，不能帮助自己走出困苦的生活。尽管她激烈反抗，终究还是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

二、鲁迅小说中的小市民形象

鲁迅小说中的小市民形象也是底层人物的主要代表，对小市民的描写主要展现出了他们麻木愚昧的特征。其代表人物有《药》中的华老栓和华大妈、《明天》中的单四嫂、《一件小事》中的车夫等。

《明天》中的主要人物是单四嫂，小说通过着重描写单四嫂痛失独子的悲惨命运，展现出了下层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和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孤立无援，对旧社会吃人和冷漠无情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小说主要运用强烈的对照映衬表现手法，将人物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单四嫂是一个粗笨的女人，也是一个悲苦的守节妇女，她善良质朴，有着较强的封建思想，是典型的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她在丈夫死后，坚持不改嫁，将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但是儿子的生病和离世，给单四嫂造成了极大的打击，长期生存在人们的欺辱之中，感受着世态炎凉，形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的性格。

三、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形象也是鲁迅小说中底层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秦初到清末，封建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封建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孔乙己是封建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屡试不爽、穷困潦倒，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出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他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压制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封建制度牺牲品的典型代表，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尽管与一些短衣帮一同站着喝酒，但是却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短衣帮。为了向人们展现自己是知识分子，一直穿破旧的长衫，当别人故意取笑他时，仍然保留一股傲气，尽管生活难以维持下去，仍然想着终有一天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是孔乙己也有心地善良之处，尽管自己为了生活也会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但是在喝酒时从不拖欠酒钱，没有钱时，会将自己的欠款金额写在粉板上，不出一个月就会还清，并且对孩子也很热情，给孩子分茴香豆、教孩子识字等。鲁迅通过对孔乙己的描写展现了孔乙己的可怜可悲之处，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揭露，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

鲁迅笔下的农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形象都是鲁迅笔下底层人物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人物特征：深受封建思想影响，具有愚昧无知和狭隘的思想，但是也有生性善良和勤劳朴素的一面。这些人物形象特征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社会有着较大的关系。鲁迅通过对底层人物的描写，给读者还原了当时的社会形象，展现了旧中国时期的社会氛围，主要是从国民审视者的角度入手，展现出人物的鲜明特征，对旧中国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