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024-08-21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精选7篇)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1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我们发现, 国内学者基本上都是把财政支出按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划分, 或者按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划分, 然后通过计量计算出各类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系数。然而, 这种研究方法仅仅把财政支出结构看作外生变量, 而没有让财政支出总量与结构在同一理论和计量模型里存在着统一的联系, 这样很难精确衡量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消极影响。正是基于上述思想, 本文拟在借鉴已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比较财政支出在规模与结构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让人们更加了解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是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当前中国现实中, 地方政府并没有安排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相反, 中央政府的考核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热衷于扩大公共投资, 推动经济规模扩大。显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主要围绕中央政府的政策, 而非当地居民的需求。因此,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普遍扭曲, 这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在考虑公共支出时并没有对基本公共产品的投入有足够的重视。这对宏观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地发展经济, 但是官员有限任期和异地交流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只会考虑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最大化, 这必然会使宏观经济呈现出现“短、平、快”的特征, 最终会破坏实体经济的正常、可持续发展, 使宏观经济的运行陷于恶性循环之中。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财政支出乘数理论得到体现, 增加政府支出对国民经济会产生一种“乘数效应”。所谓乘数效应 (Multiplier Effect) 是一种宏观的经济效应, 它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所以财政支出是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 政府可通过财政支出的变动引致国民收入的倍增。但是, 凯恩斯主义的乘数理论仅仅强调了财政支出规模在短期内对经济的扩张作用, 而忽略了财政支出结构对乘数效应的影响。其实, 财政支出乘数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得各类支出都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从而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杠杆, 而扭曲的财政支出结构则会严重削弱各类支出的乘数效应, 从而阻碍经济增长。首先, 从财政支出结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 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性质。财政支出结构并不是这些组成要素的简单加总求和, 财政支出总额是一定的, 某一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其他项的财政支出份额的下降。单独考察某一项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与综合考虑各项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有所不同。也就是说,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类支出, 而是依赖一种优化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一旦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出现扭曲, 那么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将大打折扣, 甚至可能制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 如果整个财政支出结构的某一类支出相对于其它支出明显过多, 那么随着该项支出的不断增加, 它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必然不断下降。这符合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等边际法则。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的配置必须让每一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趋于相等, 只有这样才能使稀缺的财政资源实现帕累托有效。但是, 如果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有严重的偏向性, 比如说着重提高经济性支出而忽略民生性支出, 那么健康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最后, 从公共财政质量角度出发, 我们说, 有效的公共财政不只是体现在数量上辖区政府具有庞大的财政支出规模,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质量上, 而财政支出结构是衡量公共财政质量的主要指标。高质量的公共财政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在经济动态发展中保持最优, 也就是说, 财政支出结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它的变化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该阶段政府所追求的主要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如果该国经济发展滞后, 生产力水平低下, 经济快速增长是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那么相应地, 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就可以多一些, 支持经济建设的投资比重就可以高一些;如果该国生产力水平较高, 经济发达, 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提高社会生活质量是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相应地, 教育、科技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投资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就应比较多。而如果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人为地扭曲或固化财政支出结构, 必然导致公共财政的低质量, 这将严重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Barro (1990) 、Devarajan , Swaroop 和Zou (1996) 的分析框架,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具体形式为:Y=ALαKβGλ。为了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借鉴钞小静和任保平 (2007) 的研究方法, 在财政支出中引入结构变量, 从而检验不同种类支出的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g1、g2、g3、g4和g5分别表示:经济建设支出 (G1) 、科技支出 (G2) 、民生 (包括教育、医疗与卫生) 支出 (G3) 、农业支出 (G4) 和行政管理支出 (G5) 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Beck和Katz (1995) 引入的PCSE估计方法是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 可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 如同步相关、异方差、序列相关等。所以, 我们在回归的时候, 估计方法采用了PCSE (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面板校正标准误) 方法;权数选择了按截面加权 (cross-section weights) 的方式, 对于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个数的情况更应如此, 表示允许不同的截面存在异方差现象。通常我们采用F检验决定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 然后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分析Eviews6.0中的各种回归模型, 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表1是我们的计量结果,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给出相应的解释:

(1) 从表1的计量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全国的总样本来说, 科技支出和民生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 而经济建设支出、农业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 并且呈现出很强的统计显著性。上述计量结果基本上与相关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典型事实相吻合。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所以政府对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财政投入将促进技术进步,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作为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其在持续性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一般来说, 人力资本的形成可归结为营养健康和教育两方面。所以, 政府通过教育支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 医疗卫生支出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 这样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在“为增长而竞争”理念的推动下, 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过多的经济建设支出虽然在短期内能积累大量的物质资本, 但严重忽略了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由于中国高度偏向城市的财政体系, 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行为上必然偏向于城市, 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会更注重富裕的城市人口而牺牲农村人口的福利 (陶然, 2007) , 这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短缺与低效率, 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各类财政支出中, 行政管理支出与其它支出项目相比增速最快, 主要表现为该项支出过度膨胀, 行政机构编制始终无法走出“精简-反弹”的怪圈, 同时腐败与寻租现象猖獗, 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下, 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作用。

(2) 通过比较模型2、模型3和模型4, 我们发现:首先, 对于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来说, 三大区域产出弹性的系数符号是一致的, 民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 这反映出加快地方政府民生化进程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迫切性。其次,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性。对于经济建设支出而言, 中部和西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 而东部的产出弹性为正;对于科技支出而言, 东部和西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 而中部的产出弹性为负;而农业支出, 东部和西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 而中部的产出弹性为正。这说明了由于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 即使同一类支出项目在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对经济增长也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估某一项支出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利, 只有把它置于特定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才能准确衡量。最后, 我们说不管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 其各类支出项目的产出弹性系数既有正数也有负数, 这说明三大区域的财政支出结构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扭曲。

(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还单独估算了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结构的情况下, 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 然后, 我们再经过简单的平均化估算, 得出全国总样本和三大区域子样本的财政支出结构的产出弹性。通过比较两者的大小, 我们发现, 如果不考虑财政支出的结构性, 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被高估, 所以财政支出的结构效率比规模效率更加重要。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为 1%、5%、10%下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t值, 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1为全国样本的计量结果, 模型2、3和4分别是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计量结果。g1¯g2¯g3¯g4¯g5¯分别是各类财政支出项目比例的均值。

三、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不管是对于全国的总样本还是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子样本来说, 各类支出项目的产出弹性系数既有正数也有负数, 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扭曲;

第二,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性, 也就是说同一类支出项目在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对经济增长也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估某一项支出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利, 只有把它置于特定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才能准确衡量;

第三, 通过估算财政支出结构的产出弹性, 我们发现, 如果不考虑财政支出的结构性,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被高估, 所以财政支出的结构效率比规模效率更加重要。

本文的研究结果蕴含着以下两条重要的政策建议:

第一, 由于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 所以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的自身情况对财政支出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从而真正实现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2

关键词:政府物质资本投资;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效用增强型服务;经济增长

一、 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利用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便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提供政策建议,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如,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2003)利用我国1978年~2001年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科研支出和人力资本支出比物质资本支出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孙长清等(2004)在将财政支出分为财政投资、生产性财政消费和非生产性财政消费的基础上,运用1978年~2000年全国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指出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财政投资过多而产生的低效率所致。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特点,增长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推动,而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同样也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因素,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这个再分配工具,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 实证分析

下面,我们将利用我国1978年~2006年的财政支出数据, 对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地,我们构建如下的长期均衡关系计量模型:

?酌t=?琢0+?琢?子t+?琢1vI,t+?琢2vH,t+?琢3vE,t+?着t(1)

其中:?酌t为经济增长率指标,本文采用历年真实GDP增长率(先利用各年份GDP平减指数对相应年份的名义GDP进行缩减,得到1978年价GDP,再计算真实GDP增长率)来度量;?子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指标,采用历年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名义GDP的百分比来度量;vI,t、vH,t、vE,t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效用增强型服务的占比,分别采用历年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社会保障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来度量;?着t为随机干扰项,反映除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之外的所有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上述各指标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7》。

1. 模型的估计与检验。由协整理论可知,只有当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依据这些变量建立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统计学上才是可靠的,而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则对各变量的单整阶数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对上述各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迪基—富勒(1981)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度量经济增长率和度量政府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变量表现为平稳序列,而用来度量财政支出结构的三个变量都表现为一阶单整序列。这说明,我国的政府总支出和经济总产出总体上是同步增长的;而由于用来度量财政支出结构的三个变量都表现为一阶单整序列,这表明在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究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将通过估计经济增长率对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的长期均衡关系给出回答。具体估计结果如下:

?酌t=-47.99+1.42?子t-0.24vI,t+2.03vH,t-1.32vE,t+0.44AR(1)(2)

R2=0.45 DW=1.65

在估计上述长期均衡关系时,为了校正序列相关,在回归估计中加入了AR(1)项。然而,由于上述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并不全是平稳序列,因此,还必须检验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依据恩格尔—格兰杰(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对上述回归估计的残差序列?着t进行AEG检验,经检验可得AEG统计量的值为-4.26,依据麦金农(1991)提供的计算临界值的响应面函数,可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为-4.06。由于AEG=-4.26<-4.06,所以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式(2)即为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2. 回归结果的分析与应用。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中后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然而,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切地说是扩大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的财政政策,这在我国投资需求过大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机抉择的“急救”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与此同时,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大必将挤占财政支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的份额。那么,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现状究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优化?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2)式给出的经济增长率对财政支出的规模及结构的长期均衡关系,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

(1)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长期均衡关系的估计结果可知,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上升1.42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在我国增加财政支出仍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在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方面,Karras(1993)对发达国家的估计结果为政府支出占GDP的20%。但是,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经验数据来看,除改革初的前10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20%外,其余年份均未达到此数值。这说明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还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在现阶段扩大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仍能够继续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2)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负效应。由回归估计结果可知,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24个百分点。虽然这一结果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但负的系数至少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这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靠高投资拉动的,投资率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张军(2002)通过对我国的资本—产出比进行测算后指出,我国存在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并已导致物质资本的生产力递减。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施的扩大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资本深化过程,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3)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本文采用的广义人力资本指标,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提高2.0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增加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将大大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我国已经存在过度资本深化现象,并已导致物质资本的生产力递减,因此,要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把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到人力资本上来。虽然近年来为改善人力资本状况,国家一直在提高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但就我国目前来看这方面的支出仍然不够,距离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因此,国家还必须继续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真正从外延向内涵转变。

(4)效用增强型服务支出的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依据本文采用的衡量效用增强型服务的指标,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32个百分点。从Devarajan、Swaroop、 Zou(1996)的观点来看,则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使用效率的低下,并不能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相对于其它支出的比重较高,因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还很小。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目前这种体制下,面向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扶贫资金的使用仍以“救济式扶贫”为主,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使这部分人群真正走上脱贫致富的路子,反而使其对政府产生了某种依赖性,导致他们努力工作的意愿下降,这样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然而,李永友、沈坤荣(2007)的研究表明,相对贫困程度的加深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能够通过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也进一步表明了,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使用效率,以使之更好地促进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5)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能够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我们根据本文经验分析的结果,简单分析一下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假定维持支出的规模不变,而令政府经济建设费支出减少1个百分点,社会文教费支出和社会保障费支出分别增加0.7和0.3个百分点。在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边际影响恒定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率将因此而提高1.26个百分点(即:?驻?酌=-0.24*(-1)+2.03*0.7-1.32*0.3=1.26)。应该看到的是,如果我们考虑社会保障支出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增长效应,那么结构的调整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可见,通过对支出结构进行微调(适当压缩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的比重,相应提高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的比重),完全有可能既兼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又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三、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1978年~2006年的经验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还未达到最优水平,财政支出结构配置也不尽合理。具体表现为:经济建设费支出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社会文教费支出明显偏低,因而提高其比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社会保障费支出严重不足,但由于其使用效率低下,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运用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进一步证实了,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适当压缩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的比重,相应提高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的比重),完全可以既兼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又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1)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还远未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水平,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仍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支出的规模。(2) 由于我国存在的过度资本深化现象导致了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而过去的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又大多投向竞争性的生产领域,这导致经济建设费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政府投资必须从竞争性的生产领域退出,进而转向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或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领域。(3)我国经济增长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现象非常突出,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则重视不够,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支出。(4)虽然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在我国经济增长迅速而社会发展却比较滞后的情况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我们认为适当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缓解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占比,是值得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Corsetti, Giaancarlo, and Nouriel Roubini,Optimal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6.

2. Devearajian Shantayanan, Vinaya Swaroop, and Heng-fu 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1996,(37):313-344.

3. 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11):5-12.

4. 孙长清,赵桂芝,陈菁泉,于文涛.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4(12):62-67.

5. 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7,(11):14-26.

6. 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7):3-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TJ014)。

作者简介:夏祥谦,天津财经大学统计系博士生。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3

2012-7-19 9:10:00陕西统计局

上半年,安康市大力支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财政收入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同时,财政支出进度进一步加快,支出结构进步优化,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全市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1、财政收入大幅回升,实现了“双过半”。6月,财政收入较上月大幅回升,当月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3亿元,上半年增长22.5%,与一季度和上月相比分别提高8.5和12.2个百分点,为今年上半年最好水平。

1—6月份,全市市级口径财政总收入完成29.4亿元,占年初任务的58.8%,比上年同期增收5.5亿元,增长23.2%。全市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1.2亿元,为年预算的54.7%,比上年同期增收2.1亿元,增长22.5%。

2、税收收入增长提速,大部分税种实现较快增长。今年前五月,税收收入持续负增长,截止6月底,税收收入止跌回稳,累计完成7.1亿元,同比增长6.1%,比一季度增速提高了17.5个百分点。全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11.3%、28.0%、29.2%。

3、非税收入增收贡献突出,成为拉动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1-6月非税收入完成4.1亿元,增长66.1%,拉动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7.99个百分点。

4、财政支出进度加快,重点支出保障到位。1—6月份,全市一般预算支出完成62.3亿元,增长18.7%,占全年预计支出的47.2%。其中市本级完成6.4亿元,增长4.%;县区完成55.9亿元,增长20.6%。一般预算支出按照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更加注重扶持经济和改善民生,其中:教育支出16.95亿元,增长25.7%;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5.53亿元,增长26.1%;医疗卫生支出6.52亿元,增长11.7%;农林水事务支出6.43亿元,增长7.8%。

二、财政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财政增收压力大,收入质量有待提高。上半年全市财政收入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但增收后劲不足,收入质量下滑较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财税政策变化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不确定性增加;二是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与税收较快增长的局面并存,涵养税源的任务加重;三是财政收入增长主要是非税收入和一次性收入的拉动,缺乏持续性;四是收入质量不高,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63.1%,比上年同期下降9.7个百分点。

2、财政压力前所未有,市与区县财政十分困难。安康市各级财政均为吃饭财政,供养人员多,财政负担十分沉重。工商质检等部门下划后,增加了大量供养人员和经费支出。加

之各类社会事业重点工程建设以及民生工程覆盖面拓宽、标准提高,对财政资金配套需求不断增大,同时,各种政府性贷款的压力最后都反映到财政,今年全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问题前所未有。

三、建议和措施

1、认真抓好财源建设,确保完成全年收入任务。进一步把握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着力培植税源,积极争取引进一批高附加值项目,产业升级项目和龙头带动项目在安落地建设;充分挖掘增收潜力,灵活运用和把握财税政策,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以壮大财源税源。

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坚持“统筹兼顾、有保有压、注重民生”的原则,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和调度财政资金。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4

摘 要: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经济杠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财力保障。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与分配关系也随之转变,相应地引起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范围和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化,虽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存在问题对策

1、引言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用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正确的财政支出结构是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是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充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财产的基本功能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法制规范和宏观调控。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总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事业各个方面构成等,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近年来,随着分税制的深入,各级政府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大力推动财力向民生倾斜,体现了财政的公共、公平和公益性质,然而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2、文献综述

2.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西方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其观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首次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影响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凯恩斯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国民收入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即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2.2、我国相关研究综述

张海星(2002)对我国1981—2001年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起模型以实际GDP三年平均移动增长率、固定投资增长率和各项财政支出比重以及出口依存度微微变量并考虑财政支出对产业的时滞效应,将财政支出变量设定为滞后三期,其结论为:基本建设、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商业事业费用、行政管理费用、抚恤和社会福利及财政补贴等转移性支出预经济增长负相关,科教文卫事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郭庆旺、吕冰洋和张德勇利用封闭经济供应平衡方程从理论上推导的出财政支出比率、财政投资比率、政府物资投资支出占财政购买支出的比重、财政人力资本投资占财政购买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投资的潜在社会平均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我国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生产性支出有细分为人力资本投资、物资投资和科学研究支出;并的其结论为:我国经济支出与经济支出负相关;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资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科学研究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为显著。

2.3、财政支出概述

2.3.1、财政支出的概念

财政支出也称公共财政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用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正确的财政支出结构是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

2.3.2、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项目占总支出的比重,也称财政支出构成。与财政支出规模相比,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政府使用社会资源的程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更大,从定义来看,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支出的分类具有很大的关系。

3、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3.1、财政职能界定不清,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偏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是旧有的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仍然在思想上被保留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政府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楚,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其职能从生产到消费再到社会的再分配过程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政府的越位管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浪费。我国的财政资金还存在着过于分散的问题,缺乏重点,这就造成了政府对一些大型公共项目的投资不足,进而会使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减弱,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也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1]

3.2、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尽管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快速增长,但是截至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只达到3.13%,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之下,我国的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过高的教育私人支出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教育投入上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公平。由于对“科教兴国”战略贯彻实施的理解不准确,导致近十年来高等教育支出加速扩大,而基础教育支出相对减少,教育支出的层级结构出现了严重颠倒,教育支出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分配不平衡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3.3、卫生医疗支出总费用支出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据统计,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而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能占用20%的医疗资源。同时,财政对卫生医疗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201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19600亿元,仅占GDP总量的4.92%。就卫生费用的构成而言,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持续下降,个人卫生支出比例急剧上升,居民卫生医疗负担较重。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3.4、社会保障支出严重偏低

社会保障通常被称为和谐社会构建的“稳定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促进经

济发展的“减震器”。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保支出就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30%以上,目前我国虽已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社保支出的比重还很低,仅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同时,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狭窄,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社保支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广大农村和农民还很难享受到社会保障“阳光”的普照。[2]

3.5、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膨胀,且增长过快

政府的行政资金是为实现其社会管理的职能服务的,这部分资金只能源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18.73%,规模呈现出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行政管理费的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有的时期甚至超出了同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4、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建议

4.1、合理界定我国的财政支出范围,弱化经济建设的支出

在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条件下,要求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职能范围,明确财政应承担的事务和不应承担的事务,这是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该财政承担的,财政要积极予以满足;不该承担的要坚决退出,解决财政的“越位”和“缺位”,实现公共财政职能的“归位”。其中,重要的是进一步弱化财政的生产建设职能,减少经济增长对财政投资的依赖。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政府不应承担社会投资主体责任,财政要退出一般竞争性、盈利性领域,只进行涉及国计民生的公益性、基础性和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

4.2、完善我国的财政预算与支出体制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快政府预算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不少。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解决预算编制时间不合理的问题,实行内外资金的统管,为综合预算提供保障。同时,还应进一步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避免某些干部与供应商相互勾结牟取国家财产的现象。最后,应该优化政府采购的形式,坚持招标为主,同时还应当针对采购内容采取灵活的形式。[3]

4.3、大力加强社会公共性开支

社会公共性开支涉及的面很宽,包括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中十分重要的支出。具体为:

一、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我们要确保现有预算口径的教育支出稳定增长,逐步建立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同时重视研究增设教育专项资金的新渠道,开征教育税,取消现有的教育费附加,确保财政教育支出的可靠来源。

二、增加医疗卫生投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

三、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应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救助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4.4、逐步压缩我国的行政事业费用

行政管理费用是政府机构运行的成本,是政府正常运作的前提,因此一定行政费用的支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政府对此类支出规模不加控制,将导致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浪费公共财政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合理控制行政成本,制定完善一般性开支标准,推进服务型、节约型政府建设。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增长幅度,尤其是公务用车、会议经费、公务接待、因公出国等经费的增长,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项目,推进机关节能减排工作。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腾出财力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

参考文献

[1]李永友.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及其效率[J]. 经济学季刊,2009,9(1): 307 - 332.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5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的正处于增长的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经济增的增长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新一步的调整所产生的结构趋势,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产业结构变迁的合理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客观因素,是迈向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经济波动

人们的生活不断提高,其经济要求越来越大,产业结构构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是由各部门的产业和各部门的内部体制组成。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的基础上社会生产的产业结构或部门结构发展起来了。探求其产业结构,主要是研究其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从部门来看,主要是研究三大产大业及服务业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部门中他们的内部制度关系。产业结构也随之改动,产业结构中知识与技术创新、人口规模与结构、经济体制、自然资源等等是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最基本的因素,也就是产业结构本本身、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产业链五个要素。其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会打破原来的经济平衡,对特定部门的产业产生了具大的冲击力,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而经济体制的改变会引起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变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般都会注重于经济的增长上,而经济的波动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是大体一致的。产业结构变迁为提高其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简称。经济效率是指时间、成本、代价等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包含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得高经济效益;产业结构高级化亦可称为产业结构高度化,重心是第一产业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向第二产业制造业(采掘、电力和煤气业等)和第三产业服务信息产业(建筑、运输、通信、商业、职业性服务等)逐次转移的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的增长比较稳定,而结构高级化对其有不确定性。其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是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及国际分工的好处,有效的提高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之间的结合、企业各部门的有效协调、经济效益的提高并满足社会的需求、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标准是收入弹性原则(所得弹性标准),即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与增加对某商品需求量之比、生产率上升率原则(生产率上升原则)、技术、安全、群体原则,以长期目的来看,技术的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新的技术是将来的核心,技术的缺乏让我们处于一个劣势,我们也需坚持;一个国家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主要要求保障其具有威望的产业;广泛范围的群体产业能均衡各部门产业之间的经济发展。以上所述是一国产业在一定时期的最为适合的产业结构,也是表示该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一定标准化和高度化。

一、产业结构变迁中有效的利用生产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是提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益的必要因素。生产力是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其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人、产品、工具三个要素即指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提高生产力的方面主要有:以自然为体,通过数量直接提高经济的增长,如土地改革、赋税制度、生产劳动力、生产工具等这种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间接以社会为体,可以通过将产业结构放入一个大的社会市场环境中,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带动各行业的快速发展。具体如下:第一,有效的利力剩余价值,提高生产力。在一个人口大国中,其投资于第一产业的人口众多造成劳动力过剩,从而产生过剩的劳动力,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改革之后,农业的改革改善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条件,人民的剩余劳动生活价值都有效的利用起来。发展农业、林业、牧业、皮革、纺织等等第一产业制造业,使人们的基础更加宽广,生活也是多种多样不在单一,人民的发展渠道也多种多样,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多层面,人民的生活充满新的生机,生活也多姿多彩起来,从而消费水平提高,经济得到提高。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模式,形成各种经济体系,提高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吸引不同的游客,使工业、旅游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产业结构转型的资金流动。产业结构的变迁,带动了发展中城市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富余的生活奖金。而“转”成为关键,怎样才能使旧的传统的产业焕发新的生机,进军新兴产业使其突破。而我们需要从第一产业的大量富余资金投入到第二产业,从而使第二产业资金短缺的经济问题得到了缓解,第一的产业也会得到投入的回转资金。加快了各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步伐,低产业资金投资高产业的这种奖金流动方式,为第三产业的崛起和发展积累了财富。其根据经济的发展实际形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科学决策,是我国现代发展的重中之中,也是我国对中原经济区充满新生活力的新兴中心城市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第三,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差异。其现代化城市主要是以机械化的工业生产为主,而乡村是第一产业经济为主,在人口数量、道路水平、通信设施等等基础设施的差异,这种状况是现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其农村人口众多导致过多的剩余劳动力,灵活的利用剩余劳动力需实现城乡的良性互动,减少农村人口的数量,增加城镇人口,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效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这是个慢长的过程,其在转变过程中需循循善诱不能操之过急。这样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促使经济增长。第四,产业结构的内在结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有资金投入与劳动力,但资金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科学技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来提高经济的增长,是其当前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方式,更体现了各种资源的配置。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与现代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知识与技术的创新是与各经济门相联系的,而经济的增长是与企业的主导产业部分相互配合的效益。企业各个部门的工作分工不同,而先采用吸收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就会成为其新的增长点,其可以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引用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进而创新是产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结果。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其企业的产业结构,带动经济的增长,已成为现社会财富积累及经济发展的新走向。

二、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实现各部门的技术、关系、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的协和调节,还有产业的产值购造、技术结构、中间因素结构的协和调节;产业结构高度化是由传统产业转向新技术产业一种过度的过程。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在形成一定的过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合理化的必然结果,产业结构结构和高级化是统一的。推进产业结构变迁是如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其对经济增长和波动也是相互制约的。第一,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随着变化,在现有的技术的基础上促使产业之间协调性。在过去的历史中,在经历的四次大革命中,第一次技术革命主要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和蒸汽机广泛使用,农业的生产机械开始起步;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在第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汽车、航空的工业发展起来了;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使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高分材料、燃料等工业的起步;第四次技术革命起于20世纪80年代,统称为新技术革命,在生物工程技术、网络信息技术、软件技术等等。近几十年,高新技术的涌现和崛起,对产业结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为知识经济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第一次技术革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次技术革命具有资本密集的特征,第三次技术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中诞生了新的产业,如计算机工业、宇航工业等属于知识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四次的技术革命的产业结构是有所不同的,新技术革命不仅促成了各个时期主导产业的变化,使各产业在产业结构的地位发生变动,而且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提升,减少过剩劳动力,从而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提升是从客观的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的形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产业结构的变迁具有一定的时期性、合理性对经济增长不同。对在经历了一定的阶段、文化背景、经济发展速度从而产生合理的产业结构,而相反的话有可能压制、控制经济的增长。从而得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相关的。从上述的四次革命中,可以看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在特定的时期内发生的,其发生后其着重的产业也不同,其第一次技术革命其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业的稳定发展至其劳动力密集将产生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从而促使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二次技术革命其电力是工业产业结构,工业可以轻工业和重工业两大类,侃经济向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其三次技术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是信息的产业结构,现如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化的技术已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从而得出合理化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性,因而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看经济的波动变化也不会太大,因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约束经济波动的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对其经济波动也是一个发展方向,从而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的波动是难以预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相关部门在制定产业结构时应倾向于其合理化,增长其经济效益,给未来经济发展添加新的动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因素。

总结:从以上分析中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社会再生产进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一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成阶段的客观要求、迎接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大调整挑战的迫切需要。其要求是各产业间素质、地位、关联方式、供给和需求在数量与结构上协调。产业结构高级化应脱离“虚高级化”,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要术,是包含多个方面。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增长经济具有稳定性,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社会市场的体制比较贫管,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制度效应―――基于一个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02)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6

关键词:重庆市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双对数模型

1 重庆市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1.1 重庆市财政支出相关数据分析

1.1.1 重庆市财政支出与GDP的绝对规模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自从1997年设立直辖市以来,重庆市的财政支出的绝对数值不断攀升,1997年至2006年重庆的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增长缓慢。自2007年以后,重庆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财政支出的投入也不断的扩大,使得经济的增速加大。重庆市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 509.75亿元,1997年到2013年,重庆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到2013年底,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 656.69亿元,10多年间增长了接近10倍。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可知,2011年重庆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 103.17亿元,增速跃居全国第一,排名位居中国大陆第七。

1.1.2 重庆市财政支出与GDP的相对规模

重庆市1997年至2013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双峰的形式,1997年所占比例从6.69%上升到2002年的13.70%,随后在2004年下降到13.04%,这个期间是第一次波动。2011年,重庆市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由13.04%一直上升到25.67%,随后经历了第二次波动,其波动的幅度不大,总体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财政支出的比重的最高值留在了2011年,而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全国第一的水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市的财政支出总体上呈增长的趋势。

1.1.3 重庆市财政支出与GDP增长速度

重庆市财政支出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呈现一致的走向,然而某几年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2002的时候,突然呈缓慢的趋势,但国内生产总值依旧呈现向上爬升的状态,直到2004年,其增长速度有所减缓。2004年至2007年前期,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趋于平缓,经济增长却一直放缓。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在2011年的时候同时都达到了最高值,其当年的增速跃居全国第一。我们可以分析出,1997年至2013年70%的时间段里,重庆市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大于20%。

1.2 重庆市财政支出结构

1.2.1 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上下波动趋势

经济建设支出随着重庆市直辖以来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其比重不断上升。由1997年的19.72%到2002年的38.48%涨幅达到了18.76之多,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可能是因为重庆市直辖以来,政府大力投入资金促进经济增长。2002年到2008年,经济建设支出比例由38.48%下降到23.71%,期间经济建设支出稍有波动,总体呈下降走势。究其原因有可能政府在竞争性和生产性领域的作用减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逐步加强[1]。

1.2.2 科教文卫支出呈缓慢波动趋势

科教文卫支出显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和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体现。重庆市科教文卫支出不断上升,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上下波动十分不稳定,1997年的比重还有25.02%,到了2005年一直下降到16.57%,下降了8.45个百分点[2]。此后,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上升的趋势,由此明显看出,重庆政府对科教文卫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

1.2.3 重庆市农业支出水平低

重庆市农业支出的增长总体上非常缓慢。1997年,重庆市的农业支出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7.13%,2000年时比重下降,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5.38%之后,农业支出无论是绝对值还是比重都呈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了最高值9.74%。从1997年至2013年,重庆市农业支出所占比重小于10%,有可能是重庆的地域限制导致重庆农业发展缓慢。

1.2.4 重庆市行政管理费比重先下降后上升

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财政支出中用来给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行使他们职能所用的费用支出,其支出费用所占的比例对经济的增长速度有着直接的影响。重庆市1997年行政管理支出所占比重为18.80%,2013年为15.84%,重庆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比重一直处于平稳的趋势,但是2001年至2006年有很大的上下波动幅度,呈现单峰形。重庆市政府在有效控制行政管理费用需要进一步加强。重庆市政府,必须逐步减少行政管理费用的浪费,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使政府各个权力机关高效的运行。

1.3 重庆市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1.3.1 重庆市财政支出结构的划分

经济增长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出水平或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是计量分析的因变量。

根据重庆市1997年至2013年统计年鉴的数据记录,本文按照国家职能的视角对重庆市的财政结构进一步归类,将财政支出划分五项,分别为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以及其他支出,这五项都是计量分析的自变量。如表1归类。

使用重庆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区间在1997年至2013年之间。时间序列数据没有剔除价格变动,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因素,我们将利用GDP平减指数,使名义GDP转变为实际GDP。计算了1997年至2013年的平减指数,再把名义变量转换为实际变量。本文采用的是以1997年为基期(1997=100),算出实际GDP。由于重庆市统计年鉴里没有平减指数,我们利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GDP平减指数=(名义GDP增长/实际GDP增长)

接下来按照以上的方法将各类指标转化为实际指标。为了保证所有跨年度的数据都有可比性,并且使变量数据的变动减少,将数据进行对数变换。转换如表2。

为了保证数据在不同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减少变量跨年度的数据的波动,我们分别将以上平减后的数据进行了对数的变换,所变换的数据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1997—2013。

1.3.2 双对数模型设定

对于重庆市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的构建,我们考虑到双对数模型函数:

针对重庆市财政支出的结构中各个变量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显著的实际情况,我们采用两元的双对数模型,分析重庆市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3.3 实证分析

根据重庆市1997年至2013年的统计数据,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式(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模型:

该模型的回归结果如图1。

源于Eviews6.0

回归结果表明,式(2)96.93%的拟合优度较好的解释了重庆市经济建设支出对GDP的影响。其中弹性系数0.801 8,即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经济建设支出的1%,相应的GDP将平均增加0.801 6%。说明重庆市经济建设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依旧利用eviews6.0软件将科教文卫支出与GDP进一步回归分析,得到的模型:

根据式(3)回归结果表明,调整后的R值为0.997 0,说明两变量之间拥有较好拟合优度,并较好的解释了重庆市科教文卫支出与GDP的影响关系。其中弹性系数为0.752 7,说明当其它因素不变,重庆市科教文卫支出每增加1%,相应的GDP将平均增加0.752 7%[3]。

按照上述的方法,我们依旧利用eviews6.0软件将农业支出与GDP进一步回归分析,得到的模型:

根据式(4)回归结果表明,调整后的R值99.61%较好的拟合优度解释了重庆市农业支出对GDP的影响关系。P值几乎为0,说明此模型显著。弹性系数为0.701 0,即当其它因素不变,重庆市农业支出每增加1%,相应的GDP将平均增加0.701 0%[4]。

然后,继续把重庆市行政管理支出和GDP放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5],得到的模型:

根据式(5)回归结果分析可知,调整后的R值为98.64%,具有很好拟合优度,较好的解释了重庆市农业支出对GDP的影响关系。其中弹性系数为0.754 0,也就是说在其它因素不变时,重庆市行政管理支出每增加1%,相应的GDP平均增加0.754 0%[6,7]。

2 政策建议

2.1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的经济建设投入

重庆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11年跃居全国第一,究其原因,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投入是关键,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投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回归分析结果有缺陷,不能全面分析经济建设支出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面临实际复杂的现实情况,有必要对重庆市经济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的组成部分进行优化。

从重庆市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必须得到调整,这些支出有的根据需求,有的根据宏观调控进行调整,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拨款、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等。由于在当前的体制下,市场对资源起着自动调节和优化配置的作用,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政府将生产性和竞争性的领域放手让市场去自动运行,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增强重庆市经济建设的活力,进一步降低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着重减少对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的扶持,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方式实现企业高效益,高速度的发展。让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企业合理退出。总而言之,为了加快重庆市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建设投入应立足于建立优良的投资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

2.2 进一步拓展科教文卫支出的领域

通过回归分析可知,重庆市财政结构中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而每一个国家对这些方面的投入规模都是巨大的。所以,重庆市政府应加大对科教文卫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进而加快重庆市的经济增长。

就具体投入而言,首先加大文化领域的投入,改善教学质量和学习环境,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缩小城镇教育的差距。其次政府应致力于培育科研人员并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在学校,企业,农村建立科研合作机制,有效培养创新团队,提高各方面的运行效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最后,政府也要多在卫生医疗领域投入,为建立城镇新型卫生医疗保障制度奠定基础。

2.3 增强农业基础性地位

从重庆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看出,政府在农业支出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重庆市要达到未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效缓解农产品供需矛盾,就必须提高农业支出的扶持力度,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农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在农业支出方面,首先要提高支农支出的总量,其次要建立优良的农业投资环境,加大农村或偏远山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后,在城镇化的情况下,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使农村经济发展稳定。

2.4 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在财政支出结构中,不能忽略行政管理成本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快速进行机构改革,精简部门,加强培训力度,把行政人员办事效率提高起来进而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根据相关文献可知,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费用过大将会大大削弱经济发展,所以,重庆市政府应该逐步加快体制改革的速度,裁撤冗余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通过行政职能的改革从而促进政府的办事效率,规范政府行政人员的行为,并建立监管机制,以遏制政府行政支出增加过快的势头,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支援经济建设,全面推动重庆市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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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7

摘要:文章采用1978年~2006年的财政支出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总量和财政支出结构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与经济增长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关键词:财政支出;支出结构;经济增长;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年~2007的三十年间。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88%,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770美元。已经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也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从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建设与完善.中国的财政变迁与经济增长始终紧密相连。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和财政自身的改革来换取整个体制改革的成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可以追溯的一条清晰的线索(高培勇,2001)。其中,财政支出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我国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财政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世纪以来,财政支出不断加大了对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事业的支持力度,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性不断增强。但是,财政支出及其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如何把握财政支出的合理调整.在实现政府服务功能不断完善的同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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