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共2篇）

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篇1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万里长河游鳞小，奋力飞腾逐大波。”处于弱苦而不安于弱苦，努力、自强才是天地间的最强音。你要别人尊重你，就一定要坚强生活，自强不息。不管顺境逆境都不能自暴自弃，自强自立是一种美，是一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2 幸运的是，党和国家非常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注重人才的培养。今年，为优秀大学生和贫困大学生提供了额度很大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这为大学生特别是贫困大学生扫清了学习知识、创造人生的道路上的障碍。作为一个贫困生，我对此更是深有体会。老师和同学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伴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我变得更加自信，自信使我充满激情和活力。我积极参加院系和社团的工作，我在班级承办学院“支部大舞台”艺术节中承担了部分组织和策划工作，这也使我与同学的关系日益密切。参加竞赛活动也是我的一大乐趣，如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等

党和国家培养、帮助了无数个像我这样的贫困学生，“大恩不言谢”，但一定要感恩。为问路的人指一条路，为成功的人喝一声彩，为努力的人送一点鼓励，为郁闷的人分忧解愁，这都是感恩。每一次感恩，这个社会便多了一分和谐，我们的祖国便向前发展了一步。感恩有时看上去很简单，却非常重要

。我看到，我院各级领导都高度重视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评审工作。近段时间来，他们严格按照国家奖励和资助学生的相关政策，集体讨论，民主评论，切切实实把国家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政策落实到每一个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生。公开、公正、公平的评选出每一位享受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学生，并张榜进行公示，充分说明学院领导在认真为学生办实事，办好事，看到这一切，我深受感动，在这里我想说一声：“你们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深深感谢!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全面发展，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3

大学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这是因为，进入大学是我终于放下高考的重担，第一次开始追逐自己的理想、兴趣。这是我离开家庭生活，第一次独立参与团体和社会生活。这是我不再单纯地学习或背诵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第一次有机会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亲身实践。大学是人生的关键阶段，也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接受教育。这是我最后一次能够全心建立我的知识基础。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可以将大段时间用于学习的人生阶段，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拥有较高的可塑性、集中精力充实自我的成长历程。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能在相对宽容的，可以置身其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的理想环境。大学也是成长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所有大学生都应当认真把握每一个“第一次”，让它们成为未来人生道路的基石;在这个阶段里，所有大学生也要珍惜每一个“最后一次”，不要让自己在不远的将来追悔莫及。在大学四年里，大家应该努力为自己编织生活梦想，明确奋斗方向，奠定事业基础。1我是一个从平凡的乡村走出来的孩子，父母亲都不是文化人，也就只能干力气活把我、弟弟和姐姐供着上学。可凭着家里的几亩田和这些力气活赚的那几个钱是无法供我们姐弟几个全部上学的，姐和弟最终都相继辍学，只有我，父母一再坚持要送我上大学！他们一遍又一遍对我说，他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我去上大学，可一年一万几的学费和几千的生活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第一学期，爸妈左借右凑才交了第一学年学费，而生活费再也拿不出，在我开学时，妈只给我不到五百块，对我说：“这是你生活费，你省着用啊！没有，我和你爸再想办法。”拿着这皱得不能再皱的钱，我点点头，这是我踏进大学校园的第一天，在这天我就告诉自己：在这里，我要做个坚强的人，不要让家里的父母操心。因为对我来说，上大学的机会来得是那么的不容易。我来到学校以后，学院领导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先后为我申请了国家助学金，校三等奖学金，以及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资助我的生活，使我暂时度过了难关，但是我知道人生的路还很漫长，而我的父母均为农民，靠种地为生，收入低微，总有一天自己总会走入社会的，所以，我非常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打点工。在一个拥有爱的国度，我们的党和政府对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给予无私的帮助，不仅帮助他们脱贫，还帮助他们的孩子，使其都不因为家境的窘迫而辍学，使他们能够走进理想的大学，去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美好的未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我们当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不会因为家境的贫困而失学，也不会因为家境的贫困而失去追求自己理想的机会。我们当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给予我生命的父母，感恩老师对我的栽培。谢谢给予我生命的父母，感恩给予我关怀的家人、朋友，是你们给了我温暖和爱。感谢我的伟大的祖国，是你给予我生长的土地，给予我光明的未来，是的，我爱这个温馨的国度。因为它给予了我生存的阳光。如果没有这缕阳光，我这个来自乡下的孩子说不定已经因为家境的贫困而枯萎了！而在感恩的同时更要下决心去努力学习，努力拼搏，我的家虽然穷，但是我有志！我相信自己将来一定可以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去报效这个曾经给过我们很多很多的祖**亲！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农大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中，在国家与社会无私的接纳和奉献中，我要怀揣感恩，自立自强，贫而志坚，刻苦学习，拥抱明天，拥抱希望，拥抱属于我的未来！用智慧和知识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我为生活在这样拥有爱的国度而自豪！

国家助学金的帮助，不但大大减轻了我的家庭经济负担，让我的生活与学习得到了物资保证。让我能够更加安心预祝安心地学习，而且还增加我的感恩心，让我更加懂得知恩图报，培养了我的生活自信心，增强了我的社会责任感。我要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珍惜时间，拼搏奋斗，立志成才。

国家的助学金使我前行的道路变的更加宽广，我的心灵不再寂寞无助。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你们给了我光明的大学生涯，我相信，黑暗的天空因为有了群星的点缀而璀璨。

国家的助学金，它给了我大学期间的一次温暖，它让我看到了我的世界也有美丽的色彩。它真正震撼了我的心灵，改变了我的价值观，知道了生活并不是没有希望，知道了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99%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说过 篇2

“我不是研究者，我还是喜欢大多数人对它的体验，而大多数人的体验太容易被结论式的东西所引导。”展望《我的抗战Ⅱ》以及崔永元团队庞大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计划，曾海若说：“我以后想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特别不想告诉你‘是什么’，我特别想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 做口述史是一个跟先辈对话的机会

《我的抗战》其实说的也不是抗日战争整个大历史，也没说几个重要的战役。其实，像百团大战，当时所有（中下级和普通）参与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一场什么仗，都是事后规定是这个、是那个。

我们喜欢他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比如说平型关大捷的真实情形。他们当时，第一，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第二，那天下了非常大的雨，有一些战士是被雨冲走了，这些东西都被淹没在胜利的历史定位上，被那些历史价值给淹没掉了。我们想说的是那些会让你觉得比较亲切的东西。

抗战是全民抗战，有老师，有学生，有护士，有商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实际上是分了一些门类，比如军事类的，文化类的，政治外交类的，抗战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有一个系列叫“战争与回忆”。

我们是建立一个库，比如确定好要采访一个科学家，他生于一九一几年，他必然经历了抗战，必然经历了解放战争，必然经历了共和国的开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他都要叙述，所以我们往往一个人一采访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最长的达半年。这也是我们花钱最多的地方。

当然我们不光是做抗战，还做别的，也挺有意思的。比如有一集片子是关于上海的谍报工作，有一个新四军的谍报人员叫丁公量，他在當年是反间谍，跟日本人斗的一个人。建国之后他成为领导牛胰岛素合成的化学所的所长，觉得和打仗也差不多，和谍报工作也差不多。凡是党交给的任务他就干，他哪知道后来胰岛素会那么重要？

小崔总是说一句话，口述历史是给你一个能够跟先辈温馨对话的机会。所谓“温馨对话”，就是指的没架子，不是想的那么严肃、那么板着脸，像公告、教科书一样的，而是用跟你说话、聊天的这种方式。

■ 把它留下来，让普通人看见

我们有一个原则，一般来说先从年龄大的入手。如果一个90岁，一个80岁，那肯定先采访90岁的。但不管90岁还是80岁，追述到最开始，也就是一九一几年，辛亥革命前后，刚好就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始。可能人的寿命决定了我们刚好整个口述史就是百年史。

我们的采访上午两小时到三个小时，下午两到三个小时，中午让老人们午睡，大概一个人平均起来得采访上十几天二十来天。每天这么采访，有时候一块吃吃饭，老人经常给我们包饺子。我们的采访和大多数的电视记者不太一样，我们的记者往往更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经常采访早都结束了还打电话说来吃饭，说今天做了什么拿手的羊肉之类的。只要是一些 重要的节假日，我们都会送花儿、送东西。

大多数老人并没有接受过多少采访，他们接受我们的采访往往是在做最后一次的人生重新回顾。很多老人采访完之后，我们都会把整个采访的影像做一个光盘送给他或者他的儿女，有点像影像回忆录。我特别建议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把自己的爷爷、奶奶辈的口述历史做下来。而且我每年过年回去拍一拍，我特别喜欢问这些事比如问“文革”；因为我爷爷是右派，（我喜欢）问反右的事。这些亲人好像活着的时候你想见就见了，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的话，你想留下点什么东西很难。而且时间长了，该忘的全都忘掉了。

我们有一个编导做关于卢沟桥事变那期节目的时候，来跟我谈论本子，他说当年他爷爷亲眼看见日本人打南苑。我说你爷爷还在吗？他说在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采访呢？然后，他才意识到可以采访他爷爷，回来之后放在片子里非常重要，因为补充了一个视角，就是他爷爷作为一个当年的居民，亲眼看见29军的士兵拿着“汉阳造”打天上的飞机，然后被飞机打死了。

老人经历了这八、九十年的折腾，他已经有很多思维定式，但是没有关系，甚至他说的假话也没有关系，你先记下来。即使他在说假话的时候，他脸上也会流露出一些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都不留的话，那就更没戏了。我们不是学术研究，就是把它留下来，让普通人看见。

■ 采访就是跟时间赛跑

我们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采访方向，一块是当年留苏，我们一直想做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的构架，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我们采访了一批留苏的人，这个就是通过留苏同学会来接触，留苏同学会给我们介绍很多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比如一汽的老总，比如科学院的女院士，还有陈祖涛，还有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瞿秋白的女儿……这些人属于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那个年代留学，主要都是留学东欧的。

这一批人采访之后，能够大概地知道我们到底从苏联学了什么。这群人我们采访的时候也都八十多岁了。

再比如说抗战，首先找的是国内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军校是抗战军官中非常重要的脉络，我们通过黄埔同学会联系到各地的黄埔同学会，他们会推荐很多的人，有国民党，有共产党。采访起来都差不多，很少有就采访一两天的。有的老人有顾虑，我们经常还得请他吃饭，经常去看他，已经混得很熟了，他觉得你们确实不容易，你们态度真不错，然后才接受采访。

其实大多数的顾虑都是身体，这是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很多老人非常重要，但是都在医院里，到底采不采访？有的老人听说我们要去了，一定要接受采访，但是可能有时候一激动就住院了，有的就没出来。好多老人是冬天时候联系的，说身体不太好，等开春了精力养好了我好好说，结果到春天就住院了，就没再出来。

有时候我们都约好了，去到某个地方拍，都是外地，去了之后说住院了，那我们只能去医院看他，拍点空镜头。这种情况特别多，让我们觉得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

最危险的那次，也是一个老人，远征军，他八十多岁了，我们去了之后他特别高兴，说你们节目我知道，我特别想好好跟你们讲一下，完全跟一个年轻人一样的。结果晚上吃饭一定要喝酒，拦都拦不住，当兵的那种豪气出来了，子女挡，我们记者也坚决不喝。你不喝老人就生气，所以就喝了一点，然后就不舒服了，一下把我们吓坏了，不过后来没事了。

采访完这么多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里，（包括）未来的这几年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完成了成人教育的人，基本上再没有了。大多数都是在新社会接受教育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已经20岁的这种人，现在都八十多岁了，这种人一旦没有了，这个时代就真的翻过去了。

■ 我们不关心结论，只关心过程

我们之所以不是历史研究，就是因为我们不关心结论，只关心过程。我们关心的是你当时怎么做的，你当时想的是什么，把这些东西收集完放在那（就够了）。小崔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当我们采访了好几万人的时候，真正做历史的人能够自己去研究。

我们确实都很年轻，但是我们到底要多大岁数才合适干这种事情？如果要等到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研究者，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先让我们做起来，也不要去想我们是不是具备足够丰富的知识，我们会尽量去看这些东西，我们会尽量地去客观去真实。

我们先做，如果做出来老人觉得这个不行、太幼稚，那就去掉。但是如果有人说没想到你们做得不错，那就说明是有用的。不管是哪一种，你都得赶紧去做。尤其是电视这个行业，永远都是年轻人在做，你必须得让他们感兴趣。

我让他们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把这一切跟你自己的经历跟你自己的生活，拉出关系来，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也不遥远。比如谁的亲戚有这种经历，我会鼓励他重视。

必须让他们觉得做历史节目挺酷的，就像做“抗战”这群人，在做之前只有两个人说喜欢打仗类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喜欢历史，另外一个人喜欢武器。其他人说不做抗战，以前都是做电影，做言情、爱情那些。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要去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历史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很酷。比如，有一些是战争中的爱情，就是很牛，比好多电视剧都好。你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那些大的东西或者已经被说烂的东西，不要简单地说生离死别的故事。

比如战争中的爱情有一个细节，在香港被轰炸的时候，两人在地上走的时候，满路都是死尸，那个男的就跟她说，你闭着眼睛我拉着你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很好的东西，他们自然而然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曾海若：“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人重视，但实际上这么精彩。你如果平平坦坦地非常冷酷地把它叙述出来，第一不好看；第二也没有做到他们当年的那么精彩。我宁可里面有失真的层面，就算不失真也会误读，就算一个学者用最严肃的方式写下来，误读是大多数人都会干的事情。”

曾海若为总导演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获得“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影像奖提名。

1978年生于陕西安康，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任编导，2002年进入《东方时空•纪事》，开始拍摄纪录片。2003年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2006年任《电影传奇》总导演，2007年开始，与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2009年任20集纪录片《我的祖国》总导演。2010年，任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现任《新电影传奇》总导演、纪录片《我的抗战Ⅱ》总导演。

比如说武工队，我当时就说，你就当一群绿林好汉来做，我要做（出）江湖气，我不要去做电视剧那样的。你去做他身上的侠气，做出来就变成男子汉气概特别重，会让男孩很羡慕，会让女孩喜欢的那种。不要去强化“为民族去干这件事”，这些东西不用老说。

■ 99%的故事从来没有说过

我认为再苦难再复杂的东西，都可以用最鲜活的方式说出来，你必须得这样。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简单地说出来，这是我非常坚定地认为的。一个好故事你不能很简单地把它说出来，说这个故事没法说，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一定可以说，只不过你没有找到方式。

我們选择了一个战役，要说这个东西，当然他们（编导和记者）都得先看（有关的历史研究成果）。比如说淞沪会战，他们先要去了解淞沪会战是怎么回事，我也要去了解，把该看的都看一遍，然后开始挑，怎么说淞沪会战？

要把所有淞沪会战大面上的东西全部拿掉，这个在后面稿子中可以有，背景性的东西该叙述得叙述，但是这些不要成为故事构架的部分。我只强调故事，所有的节目首先必须是讲故事，你不是讲观念，不是讲论调。

那么他就要去想，去挑出淞沪会战中什么故事。他是要讲给我听的，说这一集要讲谁谁谁的故事，什么什么故事。如果这个故事不够精彩，即使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都不能成为我这个片子的主体。

我这个片子的主体，一般来说要求有三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三个段落中有特别精彩的部分才行。这三个故事中，我要求有性格最突出的人物，不突出就不要你做主要人物，即使你说的再多，即使他的级别再高，都不能成为这个片子中的主人公，主人公一定是命运相对比较曲折、经历相对比较复杂那种。

经过一系列的筛选之后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说的，一旦有就会变得特别好。我们原来第一部（《我的抗战》）是30集，后来变成32集，就是因为有一天我们记者做了采访之后回来跟我说，我今天采访了一个人，太厉害了，这个人是跟日本鬼子遭遇，日本鬼子拿石头砸他，都骨裂了也没死，腿也断了，胳膊也断了，还坚持了五天五夜，每天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这个故事太好了，我就要这样的故事，为了这个故事我又延长了一集，专门讲战争中人怎么样千方百计活下去的故事。我找了几个相对弱但是也还不错的关于这类主题的故事纳入进来，但是以那个人为主体构成一期节目。

我们从来没有一集是因为（它意义）重大才去做的。要说意义重大，《我的抗战Ⅰ》里面有很多战役都应该是，比如说武汉会战之类的。为什么没做？因为我找不出来特别好的叙述人，他们的故事不够精彩。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所以在“抗战”第二部里面我会专门、详细地做武汉会战。

我们整套片子中，99%的人物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说过，因为他们都不是高级军官或者重要的指挥官，他们就是普通的士兵，他们经历的那些事首先对于整个大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影响。

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人重视，但实际上这么精彩。你如果平平坦坦地非常冷酷地把它叙述出来，第一，不好看，那就没人关心；第二，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他们当年的那么精彩。我宁可里面有失真的层面，这种失真是在所难免的，就算不失真也会误读，就算一个学者用最严肃的方式写下来，误读是大多数人都会干的事情。

我还不如让你感兴趣，而且我不是做历史研究的，我就是普及历史，就是让你觉得抗日战争挺精彩的，这些中国人挺牛的就可以了。

■ 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做共和国史

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是改革开放，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口述历史。这些人虽然年龄没有那么大，但是经历历史沉浮，很多人已经非常沧桑了，在80年代初叱咤风云的很多人现在也都没有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做共和国史，把建国史弄清楚，然后就要去研究改革怎么改的。改革改的首先是经济体制，民营企业是很好的切入口。民营企业也是最现实的，它没有那么多官方身份，如果你要做国企的采访麻烦死了，通过某个（民营）企业再来研究国家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