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报告

农村贫困报告（共8篇）

农村贫困报告 篇1

一、工作成效

(一)领导重视，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市各级政府对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十分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认真落实配套资金，强化落实措施，细化工作责任，加大责任追究，确保各项计划生育贫困家奖励扶助政策落到实处。并且把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兑现落实工作纳入重大事项督查范围和绩效考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人口计生目标责任管理，健全了党政领导、相关部门、人口计生“三条线”考核机制，有力促进了人口计划生育各项政策措施的全面落实。各县(区)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并且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和一系列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帮扶措施。市人口计生委、扶贫办、教育局、民政局、人社局等部门也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能，给予计划生育贫困家庭相应的优惠政策倾斜。目前，我市已经基本形成了涵盖“奖励、扶持、优惠、救助、保障”等多层次、多元化的计划生育贫困家奖励扶助政策体系。

(二)广泛宣传，为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我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充分利用报纸、标语、电视、广播、节庆、歌圩、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加大对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宣传，广泛深入宣传对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的重大意义，让人民群众及时、全面、准确了解国家的奖励扶助政策，形成实行计划生育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广泛宣传，使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传统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可喜转变，激发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在动力，增强了群众响应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号召的自觉性，有力地推动了全市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扎实工作，推动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落实

我市家庭总数995517户，其中计划生育家庭户660714户，占总户数的66.37%。全市贫困家庭432270户，占总户数的43.42%;计生贫困户282544户，占贫困户的65.36%。按照国家新的扶贫标准，我市扶贫对象有169.5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48.6%。其中，计生贫困家庭人口107.6万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63.48%。到20末，全市落实专项扶贫项目的贫困家庭158565户505707人，其中落实专项扶贫项目的计生贫困家庭为135308户464669人，分别占落实项目户和人数的85.33%和91.88%;落实专项扶贫项目资金34929.29万元，其中落实计生贫困家庭扶贫开发项目资金31297.76万元，占89.60%。据统计，年全市共减少贫困人口20.34万人，减幅12%，其中计生家庭减少贫困人口18.42万人，占全市减少贫困人口数的90.56%，减幅17.11%。这些成效的取得，主要是落实了以下几项政策：

1.认真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2005年国家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实施以来，全市通过层层动员，严格审核把关，强化监督等方法，按照自治区制定下发的相关奖励扶助实施方案，从调查摸底到三级公示，逐级审批，入网，办理证件，发放存折等程序，尽量做到奖扶对象不漏不错。至2012年12月止，全市共确认奖励扶助对象14596人(国家政策8806人，自治区政策5790人)，奖扶资金1395.71万元。

2.较好地落实人口计生优惠政策。为切实落实各项奖励扶助政策，全市加大投入，保障经费，保证了独生子女保健费、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和无业计划生育家庭退休后享受提高待遇人员经费、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扶贫项目资金及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代缴新农合经费等各项经费的兑现。2012年，全市兑现独生子女保健费60172户(农村38720户)，投入经费722.06万元(农村464.64万元)。年度兑现非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和无业计划生育家庭退休后享受提高待遇人员5884人，金额516.30万元。为100609个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321949人代缴新农合1931.69万元。年内享受扶贫项目的计划生育贫困家庭135308户464669人，项目资金达31297.76万元。

3.各级各部门较好落实对计生家庭奖励政策。全市各级各部门在实施各项惠民政策中，对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或诚信计生户进行优先优惠。如，2012年，市林业部门把对计划生育家庭或诚信计生户的帮扶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在举办的20多次林业技术培训班中共培训计生贫困家庭或诚信计生户共1300多人次，占培训总数1600多人次的81%;帮助20多万户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林下经济，补助珍贵树种120多万株给诚信计生户;安排1800多万元给7200多户计生贫困家庭或诚信计生户建设农村能源沼气池。市教育部门除了全面兑现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就学优惠政策外，2012年对全市高中3898名诚信计生户女生发放每人1000元补助金。为210人普通高校本科学历贫困家庭每人资助5000元，其中诚信计生户190人。市扶贫办年内协调金融部门发放扶贫贴息贷款1亿元，共7000多户，其中实行计划生育的困难户6300多户。完成大石山区贫困家庭子女职业教育3000人次，其中诚信计生贫困户2900多户。完成贫困村劳动力转移培训4197人次、完成农民实用技术培训32802人次，分别惠及诚信计生户1900多和16000多户。市民政局对诚信计生贫困家庭给予享受低保优惠政策，独生子女保健费、计划生育奖励和扶助金均不计入申请低保救助的家庭收入，全市享受低保的计划生育贫困户8334户共22246人。市人社局在就业创业援助行动中加强对计划生育贫困家庭的援助，共培训计划生育贫困家庭群众7309人，并拿出10万元作为流动人口创业项目扶持金，帮助计划生育流动人口贫困家庭创业。市扶贫办、市妇联、市人口计生委在联合实施“广西扶贫巾帼励志班”活动中，将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子女作为重点，750名学生中有686名学生是诚信计生家庭子女。2012年新招生400人中有375人为诚信计生家庭，委托百色农校招收的男儿自强班学生400名，有360人是诚信计生户子女。

农村贫困报告 篇2

1 调查的对象和所使用的工具

调查对象:牡丹江大学2012级新生中选出农村贫困学生300人。其中男生170人, 女生130人。

调查工具: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 (UPI, University Personality Inventory) 进行调查, 该问卷UPI是为了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编制的大学生精神卫生、心理健康调查表。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是目前国内高校普遍使用的对新生的调查问卷, 调查之后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UPI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办法、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入学动机等。

第二部分是UPI问卷本身。由60个项目构成。其中4个项目是测伪尺度 (lie scale) , 其题号是5、20、35、50。其余56个是反映学生的苦恼, 焦虑, 矛盾等症状项目。

第三部分是附加题, 主要是了解被测者对自身身心健康状态的总评价以及是否接受过心理咨询的治疗, 有什么咨询要求。

UPI的筛选标准如下所示:

第一类筛选标准: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应归为第一类:

(1) UPI总分在25分 (包括25分) 以上者;

(2) 第25题做肯定选择者;

(3) 辅助题中同时至少有两题做肯定选择者;

(4) 明确提出咨询要求者 (由于此条选择人数较多, 有时不用) ;

第二类筛选标准: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应归为第二类:

(1) UPI总分在20分至25分 (包括20分, 不包括25分) 之间者;

(2) 第8, 16, 26题中有一题做肯定选择者;

(3) 辅助题中只有一题作肯定选择者;

第三类筛选标准:

不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者应归为第三类。

UPI结果的评价与分类:

第一类学生中, 通过进一步的诊断被认为确有心理卫生问题的学生称为A类学生, 该类学生需要进行持续的心理咨询。

没有严重心理卫生问题的学生称为B类学生, 该类学生可作为咨询机构今后关注的对象。没有任何心理卫生问题的学生称为C类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10份, 回收有效问卷300份。男生172人, 女生128人。有效问卷率为97%。

2 调查结果分析

对问卷结果分析可以看出, 属于一类重点关注的对象有39人, 占13.1%。其中第25题没有做肯定选择者, 即没有自杀倾向的学生。属于第二类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 需要引起关注的学生有117人, 占38.9%。属于第三类心理健康的学生有144人, 占48%。

3 结果评价

以上研究结果分析表明, 和城市学生相比, 农村贫困生面临着来自于人际关系、生活、学习、择业等诸多方面的心理压力, 从而在情绪表现出自我封闭、焦虑等不良情绪特征, 这些不良的情绪时刻都会影响到他们心理的健康水平, 不利于农村贫困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如何帮助农村贫困大学生释放内心不良情绪, 优化心理素质, 帮助他们顺利成长成才, 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4 建议

解决高校农村贫困生的问题, 需要依靠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社会和学校几方面的共同努力。

4.1 建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落实好国家对农村贫困生的资助政策

近年来, 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 国家出台了很多对农村贫困生的资助政策, 这些政策极大地改善了高校农村贫困生的经济状况, 为他们送去了温暖, 增长了完成学业的信心。建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认真地、全面地落实国家政策, 切实做好对农村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 帮助他们在顺利完成学业的同时获得和非贫困大学生相对公平的人生起点。

4.2 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加大依法办教育的力度

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把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纳入国家法律调整的轨道, 对教育的管理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进行运作。如用法律的手段约束高校中的考试, 保证考试中公平和公正;用法律的手段约束高校的收费, 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问题。从而为高校农村贫困生创造出较为公平的学习、生活环境。

4.3 建议高校加强自身校园文化建设, 为农村贫困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心理教育氛围

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努力为农村贫困营造良好的心理教育氛围。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给予广大学生尤其是农村贫困学生进行以人文关怀。并真正把这样人文关怀送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从而在校园内形成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才的良好氛围。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 给予农村贫困生以积极的、无条件的关注, 使他们能够深深体会和感受到这种尊重、关爱和理解。

4.4 建议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农村贫困生作为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 理应受到国家、社会和学校的普遍关注。虽然就个人来说对农村贫困生的物质支持是有限的, 但对贫困生的心理的支持作用却是十分明显。所以高校的领导、广大的任课教师和辅导员以及对贫困生有帮助能力社会各界人士都应主动地关心高校农村贫困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而使他们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更好地完善自身人格。

摘要：为了解决农村贫困生的心理问题, 从牡丹江大学2012级新生中选出农村贫困学生300人, 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 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科学、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大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关键词：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1]邓成琼.农村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问题及其调适对策[J].中国西部科技, 2008 (13)

[2]李燕辉等.团体心理辅导促进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的效性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16 (11)

[3]刘镇江等.高校贫困大学生感恩教育探讨[J].南华大学学报, 2010 (01)

农村贫困报告 篇3

【摘 要】广西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情况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农村就业条件不优越、地方和高校宣传不到位、父母观念陈旧、个人就业定位不准等因素，很多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不愿返乡就业。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国家、基层政府、高校、家庭及大学生自身等各方面的努力，让更多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

【关键词】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 反哺 农村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011-04

要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人才资源的引进比物质资源的投入更加重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急需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然而高校毕业生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到农村基层就业，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对于回到农村就业更是望而却步。众多毕业生待业在家，农村基层求才若渴，于是就出现了“有业不就、无业可就”的现象。透视当前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出现的障碍性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难涉及方方面面，既有社会、家庭、学校的因素，又有个人因素，既有经济上的困难，又有心理上的困扰，既有传统观念的影响，又有自身综合素质的制约。本研究希望通过此次调查，描述当前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的现实状况，大学生对反哺农村的看法及态度，展示当前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的工作成绩和差距，为国家、农村、高校和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个人认识到反哺农村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想方设法为他们反哺农村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他们积极投入农村建设提供信息支持。

一、研究方法

（一）查阅资料

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相关书籍，了解高校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的现状及国家鼓励大学生到基层的各项优惠政策，为本次调查提供方向。

（二）发放问卷

通过网络派发问卷与实地发放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使接受调查的大学生涉及面更广，调查结果更具普遍性。通过问卷测量了解高校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现状，找出影响大学生反哺农村的主要原因。

（三）访谈实录

调研队伍深入广西崇左市江州区罗白乡枯隆村岑吞屯、岜乙屯、板饮屯，广西南宁市上林县木山乡厂圩村和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街道的忠良村，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那蒙坡示范村和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柳杨村与村里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进行访谈，更直接地了解对大学生反哺农村的看法和态度，为鼓励更多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提供思路和可供借鉴的对策。

二、研究设计与操作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是指在农村地区出生、成长，具有农村户口，由于家庭贫困，在考入各类大学后受到不同程度的资助，如办理过生源地贷款、助学贷款，获得过国家或地区学费减免、各类奖助学金、高校勤工助学岗位等的大学生。

（二）样本特征

本次调查采取的是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桂林理工大学、桂林医学院、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等五所院校中的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作为被试对象，所取样本绝大部分来自于广西各地市生源的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63份，有效回收率为90.75%。

三、研究结果分析

高校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难现象的产生，既有社会、农村、高校、家庭的原因，也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

（一）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就业意愿特点及成因

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毕业后愿意回农村或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为22.59%，而愿意去沿海开放地区和发达城市的比例高达77.41%。如图1所示。

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选择去沿海开放地区和发达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就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机会，而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希望改变家庭命运、工资待遇丰厚和户籍、职称晋升、社会保障等制度更完善都是大学生选择离开农村的其他重要因素。如图2所示。

在众多的行业中，最不受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待见的要数民营企业了。而薪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政府公务员、外资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则受到普遍青睐，成为大学生最理想的职业。如图3所示。

与沿海城市和发达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就业岗位少、工作岗位不稳定、户籍、职称晋升、社会保障等制度不完善、工作环境恶劣，因此更多从农村出来的贫困大学生不愿意返乡就业。如图4所示。

（二）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情况

有超过半数的大学生表示不了解也不关注家乡经济发展以及就业需求现状。调查数据显示，在“您对家乡经济发展、就业需求等情况了解吗？”问题上，34.99%的大学生认为“了解”，57.02%的大学生表示“不了解”，还有7.99%的大学生表示“不关注”。如图5所示。

农村籍贫困大学生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优惠政策普遍不关注。在问到“您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优惠政策了解吗？”问题上，89.53%的大学生表示“不太了解”、“不了解”或“不关注”。如图6所示。

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普遍认为家乡的政府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宣传的力度不够。在问到“您家乡的政府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宣传的力度如何？”问题时，45.45%的学生认为“宣传不及时，不全面”，19.83%的学生对此并不关注。如图7所示。

高校在针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这一群体展开的职业生涯规划较少。在问到“高校单独为农村贫困大学生组织过职业生涯规划吗？”问题上，50.69%的大学生表示“偶尔有”，36.09%的大学生表示“从来没有”。如图8所示。

农村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接受到的针对他们这部分群体的感恩教育较少。在问到“高校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开展过感恩教育吗？”问题上，60.6%的大学生表示“偶尔”开展，而13.5%的大学生则表示“从来没有”开展过。如图9所示。

调查数据显示，在问到“高校开展过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优惠政策宣传吗？”问题时，60.88%的大学生表示“偶尔”开展过，21.49%的大学生表示“从来没有”开展过。相信每个高校都应该开展过此类政策宣传，部分表示从来没有开展过类似宣传的大学生应该是对学校的宣传工作关注不够，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宣传的效果并不乐观。如图10所示。

（三）回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父母的意愿对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就业意愿影响较大。在问及“您的父母希望您毕业后回老家就业吗？”问题时，仅有14.05%的大学生表示父母不希望他们毕业返乡，但是有55.92%的大学生表示父母没有明确要求。如图11所示。

接下来的数据调查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父母的意愿对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影响较大。在问到“父母是否从小教育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出人头地？”时，48.48%的大学生表示“时常是”，38.29%表示“偶尔是”。如图12所示。

在问到“父母的意愿会影响你的就业去向吗？”问题上，60.33%的大学生表示“有部分影响”，17.36%的大学生表示“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如图13所示。

在问及“您毕业后更愿意前往哪个地区就业”问题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有22.59%的大学生选择回到农村或西部地区（如图1所示），且他们选择回到农村基层就业的原因主要有“服务农村、建设农村”和“有很多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图14所示。

四、原因与结论

（一）国家对大学生在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

从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就业意愿来看，绝大部分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或发达城市，而不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比较发达往往意味着就业机会多，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解放，各项制度比较规范，职业发展潜力大。”在农村大学生看来，农村发展现状的就业吸引力仍然不足，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政策倾斜和配套措施尚不够完善。国家只有营造更加适合大学生在农村发展的政策环境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积极性。

（二）农村政府与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缺乏联动

国家虽然对农村有详实的政策支持，广西新农村建设也有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相关部门、新闻媒体等也做了大量的宣传，但大学生对此仍知之甚少。这也反映了农村基层对这些政策的宣传还不全面。农村基层往往以大学生常年在校无法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为由，将国家政策宣传的工作完全推给高校。农村基层如果能与大学生家庭建立联动机制，及时、全面地向大学生家庭宣传中央农村政策和大学生基层就业优惠政策，便能有效转变农村家庭的传统观念，进而有助于解放众多大学生及其父母的择业思想。

（三）高校对中央农村政策和大学生基层就业优惠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大学生常年在学校学习和生活，对于各项政策关注程度不够、了解不到位等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高校对政策宣传不全面、不深入，对农村籍受资助大学生的教育缺乏针对性和指导性。“目前高校的教育定位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但在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和日常教育中都带有明显的城市特征，还是在为城市的人才培养服务，对非农专业的高校而言更是如此。”高校的普遍做法往往只在固定的时间段，如仅在每年的资助活动月对受资助的贫困大学生进行诚信、感恩等教育，只是在每年的毕业季例行公事般对应届毕业生进行“选调生”、“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特岗教师”等优惠政策的宣传，宣传教育工作缺乏系统化、常态化。对于农村政策和建设等问题，如果没有高校和教师的引导，学生很少会自发主动地去了解、关注。

（四）家长的观念对子女的就业去向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尤其在农村这样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一个农村大学生往往承载着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期望。在农村基层调研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对于大学生就业去向的问题上，父母嘴上往往都会说随子女的意愿，但是内心上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回到农村，总是希望子女能找到一份体面而稳定的工作，光耀门楣，不少父母甚至认为上了大学还回到农村是件很丢脸的事。如果农村籍贫困家庭能够理解和支持子女大学毕业后返乡就业，那么将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建立返乡就业的信心。

（五）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就业目标定位存在偏差，择业期望值偏高

不少农村籍贫困毕业生将就业目标定位在地理位置优越的大城市，薪水较高的外资、合资企业和待遇、福利、社会地位较高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但是这些行业每年的职位供给十分有限，竞争必然激烈，往往是一家欢乐九家愁，而大多数贫困生即使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失利，也很少有主动回到农村、服务家乡、奉献基层的心理，他们总感觉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回乡就业就有失颜面。”面对目前社会新增就业岗位远远低于求职人员的巨大缺口，农村籍贫困大学生如果能够主动转变就业观念，而且谁能更早转变，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尽管大部分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毕业后希望离开农村，但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投入以及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绩还是很振奋人心的。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凡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新农村建设已见成效的农村家庭和大学生普遍表示毕业后愿意回到家乡参与建设。同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两成的大学生对反哺农村，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持肯定的态度（见图1）。他们亲身感受到家乡巨大的变化，对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也比较了解，愿意回到农村，服务农村，建设家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通过中央、基层政府、高校、家庭多措并举，大学生自身调整就业观念，就能够引导更多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回乡就业，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邵雅利.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以福建为例[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2（4）

[3]王昌松.高校贫困生工作（上）[M].济南：泰山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广西学生资助研究专项课题“广西高校农村籍受资助贫困大学生‘反哺农村的现状与对策研究”（2014ZZ006）

【作者简介】赖远妮（1982— ），女，广西桂林人，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问题；孙宝会（1983— ），男，广西桂林人，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对乡镇农村贫困状况的调查报告 篇4

___镇是___县最僻远的一个老边穷镇，地处铁山水库上游，全镇55个行政村，有19个村属库区村。库区内19个村自1958年初迁到1962年、1963年的返迁，再到1979年的复迁，直至1987年迁移结束，历经近三十年的变迁，给库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几十年来，库区人民虽有政府的关怀

和照顾，几代库区人的不懈努力，但终因各方面的因素，至2006年止，19个村、145个组、2714户、9617名村民，依然生活在温饱线下。铁山水库修建成功十多年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这些曾经为修建铁山水库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库区农民又是怎样度日的呢？近日，笔者走访了铁山库区，目睹了库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其状颇使人心寒。

一、库区农民如此穷

“吃盐要靠鸡蛋兑，棺材枕着铺板睡，猪潲盛进饭碗里，稻草盖房不为奇。”这不是民谣，而是库区某些贫困农户的真实写照！

在双江村季庄组我们了解到，57岁的鲁岳辉和年高80岁老母亲及哑巴妻子，2003年前还住在山上的窑洞里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一家人仅有的一张床是将6根松树绑在一起，用树桩支撑起来的，全家人每年仅是鲁爹肩点竹子到山下换些油盐，到2003年底，才在政府照顾、全村村民出钱、出砖、出力等全力援助下才告别原始的窑洞生活住进一个连三间的小屋里；该村千斤组有一许姓人家，一家两口，儿子许继香七十多岁了，其母九十有余，相依为命的老母子俩的生活就靠儿子上山弄点树竹维持。笔者走访其家的那天上午，是在他家的菜园找到其母的，九十多岁的老母正跪在地里扯草，她对我们问的问题没一点反应，因为她的耳朵根本听不到我们说的什么。许继香爹上山去了，我们向村里的人了解了一下他家的情况，村人说起也泪眼涟涟。一老人说，他家一年，除了年节，是很难吃到肉的，他们的生活常常是时挑野菜和根煮，旋作生柴带水烧。在去年三月，他家屋漏又遭连夜雨，三间破土房一夜之间倒了两间，幸而早有防备才没出人命。村人不忍看着两位老人睡在一间用几根木头支撑着的房子里，在一片废墟中用几块残砖支着锅弄饭，就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为他们搭起了两间小屋。在高雅村李冲组，笔者还目睹了这样一个家庭，一对老年夫妇都八十出关了，老头叫唐永安，膝下无丁，住在两间破屋里。我们几个去采访时两位老人正在地坪里晒豆。老人把我们让到屋里，漆黑的房间里就两三把残缺不全的椅子和一张破桌子。同行想摄个镜头，举起摄像机又无奈的放下，因室内光线太暗，只得用带镁灯的相机拍了张照。我撩开老人的蚊帐，不看还好，一看吓一大跳，老人的床竟然是一张组合的“床”，外面是砖头支起的一张竹床，里边竟是一口瓦棺！通观其家，最值钱的，也就是那口棺材了，其状，怎不让人凄然泪下！出得门来，同行想给俩位老人照张相，让佝偻着的老头抬抬头，老人在抬头时差点仰翻在地。在库区，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据统计，大洲村有特困户80户，170人，五保15人；双江村有特困户80户，225人，五保30人。道院村有特困户六户，19人，五保4人，高雅村有特困户17户，56人，五保9人。老一辈的孤寡人在渐渐减少，而新一茬单身又在产生，落后的经济、不便的交通、闭塞的信息，几个女人愿往那里嫁！据调查，唐坳村目前就有青年单身13人。在库区，笔者还了解到，有不少的家庭仍在靠积攒几个鸡蛋或是鸭蛋，到店铺换起油盐吃。气温低时还好，能积攒，气温高了，连这笔收入都难保障，此情此景，孰能入目！

在库区一些村，类似情况的人家又何止十家八户？

人们说，库区这个地方有“三多”，茅屋多、缺粮户多、光棍多。这话不假。如唐坳村，全村430个人口，打光棍的就有13人。因为太穷，里面的姑娘留不住，外边的姑娘不愿来。

再看人均收入。以2005年为例，19个库区村，人平纯收入2340元，其中塘坳、高雅、伏马、双江、等11个村，人平纯收入均低于1000元。

在库区最深处的十个村，方圆几十里，只有7条屠凳，9个代销点，5个药店。据了解，大洲、伏马、高雅、塘坳、国庆等村，去年有16户缺衣被，有20余户无过年肉，有30左右的户今年春后就缺粮。

二、库区农民为何穷

修铁山水库，库区农民重新创业，付出了艰辛劳动。当地党政对库区农民也曾给予过大力支助，库区农民不仅没有脱穷，还穷到如此地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XX市农村贫困人口状况调研报告 篇5

随着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人口的福利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贫困现象却依然存在，进一步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而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深入了解我市农村贫困人口情况及存在问题，市政协法制委组织部分委员，会同市民政局、统计局、扶贫办，在王世英副主席的带领下，赴定边、靖边、吴堡、xx县等几个县区，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市农村贫困人口及政府扶贫基本情况

目前，我市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8个，省级贫困县1个，其中7个县列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吕梁山片区，另外定边、靖边被列入省级白于山区片区县。陕西省的扶贫开发标准提高到2500元后，全市有贫困人口万人，经过两年的扶持，截止XX年底，全市仍有贫困人口万人。据调查数据统计，XX年我市农业总产值只有亿元，仅占全市总产值的%，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2381元，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32%左右，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农村常住人口中，贫困人口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约占63%，家庭经营性收入约占23%。收入低而不稳，极易返贫，此外，诸如孩子上学、婚嫁，大灾、大病等情况，返贫问题非常突出。

XX年-XX年，全市扶贫开发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亿元，较上一个五年财政扶贫资金累计投入亿元增长7倍多。其中：市级财政扶贫资金亿元，较上一个五年市级财政扶贫资金累计投入亿元，增长近9倍。XX年以来，启动实施大规模移民搬迁工程。白于山区和黄河沿岸移民搬迁共投入省市财政扶贫资金亿元。实施搬迁项目84个，搬迁24881户、101977人。全市共投放扶贫贴息小额到户贷款亿元，扶持贫困户万户;投放项目贷款亿元，扶持企业37个;建立村级互助协会260个，扶持农户万户;实施产业项目扶持企业 181个。全市完成贫困人口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万人次，实施“雨露计划”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万人。XX年开始实施贫困家庭大学生助学项目，两年共资助3377人。近五年来，实现了万人脱贫，农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收入也有了一定增长，由XX年底的780 元增加到XX年底的2381元。

二、导致农村贫困的问题及原因

虽然我市扶贫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贫困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困扰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一)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我市水资源匮乏，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十年九旱;水利设施老化，人畜饮水困难，尤其是白于山区腹地，无地表水利用或地表水流量小，水质苦碱不能饮用，地下水埋藏深，开采利用难度大，无法利用。群众靠打窖收集雨雪水饮用，受干旱气候影响，经常是窖空无水，群众只有买水或饮用苦碱水，人畜饮水很困难。扩大生产发展用水更是极度困难。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过多，交通设施建设滞后，县乡公路等级低，农电供应不足，制约着农村发展生产。因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平较差，抗灾能力低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白于山区、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和丘陵沟壑区。这三大区域是全市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集中、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

(二)因病致贫现象突出。一是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年完善，各级政府配套资金不断增加，但是目前还存在补偿水平较低的问题，不能完全解决部分大病患者的就诊费用。目前全市除xx县住院封顶线每人每年在30 万元外，其他县区仅为3 万元/户。二是政府虽然对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加大，农村医院的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基本健全，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两级医疗机构专业卫生人才短缺的问题。部分患病群众必须到医疗条件较好的省级医院或者北京才能得到较好的治疗，但按照新农合规定，报销的比例反而有所降低。xx县王家渠村村民李利顺因患病花费20多万元，报销不足6万元，就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花费是在省上或北京的医院治疗时产生的。三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但是部分病人一味追求名院、名科、名医，小病也往大医院跑。以前挂号时挂普通门诊，现在要挂专家门诊;以前到医院看了病就走，现在还要求提供特需医疗服务和良好的就医环境，“小病大治、小病大养”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四是遗传疾病导致部分群众几代贫困。如xx县王渠则镇闫米洼村俞子付，本人肢体残疾，妻子蒋士兰也是身有残疾。儿媳智力残疾，孙子先天智障及唇腭裂，现年7岁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一家人生活极度困难。xx县姬塬镇孙崾岘村村民孙德志，妻子先天性哑巴，其所生的三个孩子均不能讲话，全家只能靠种家里和租来的60多亩地维持生活。

(三)高校学费普遍较高，家中有的大学生的农村家庭负担较重。一是高校每生每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在6000 元左右，三类本科院校及艺术类、软件开发专业的学费更高。一个农民家庭供一名大学生有一定的困难，供两名以上大学生就十分困难;二是大学生生活成本高。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供一个四年制大学生至少得花费6 万元左右，沿海地区的高校和部分热门专业毕业生的花费甚至超过10 万元;三是大学生就业难，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好多家庭希望学生一毕业马上就业，以便摆脱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多数学生毕业后依然要靠父母资助来维持生计。

(四)扶贫帮困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近XX年来，我市在中、省的支持下，集中财力针对农村贫困状况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项目和社会救助，提高了贫困乡村发展的潜力，使全市贫困人口逐年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显现出一些问题。一是资金投入分散，使用效益不高。资金投入与效益产出不对称，扶贫资金分散在多个部门，既增加了管理运行成本，又降低了农业投入的使用效率;二是一些扶贫项目由于设计上的原因或者在基层出现了政策走形，形成投资浪费。如移民搬迁，在很多乡村出现了沟底搬至山上、沟里迁至路边等意义不大的“整村移民”，没有达到“搬出来、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部分村民为了贪图享受移民搬迁款项，却使自己增加了自筹资金的沉重负担。县政府一些部门和乡镇，出于某些特殊的目的，为一两户村民修柏油路或架设电网，造成极大的浪费。

(五)部分群众思想意识落后，发展经济的主动性较低。贫困村的村干部群众经济意识、发展意识、市场意识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存在“以粮为本”的观念，仍然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耕作方式，发展支柱产业、致富奔小康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只等着国家的补助，缺乏依靠科技、依靠支柱产业大幅提升收入的市场经济意识，安于现状，小富即安，重眼前轻长远。

(六)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当前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收入相对较高。而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由于农产品生产数量和商品化率较低，农产品价格增长空间有限，需要投入的农资和人工的成本在逐年上涨，致使农业增收空间较小。而非农业农民收入与农业农民收入差距随着社会工资的上涨，逐年呈拉大趋势。

三、对策与建议

(一)切实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放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精神，努力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扭转重工业、轻农业，重财政收入、轻农民增收的倾向，用抓工业的理念谋划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把工业经济中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经营理念，移植和导入农业领域。通过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抓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运营，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走出一条统筹城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道路，推动榆林城乡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加大和整合财政投入，为发展农村经济解决贫困问题提供资金支持。首先，要加强财政投入。坚持落实好中央关于“三个高于”、“三个加强”、“三个主要用于”的财政支农政策。逐步建立起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其次，要探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方式。以县为主统筹安排进行整合。就是以县委县政府组成支农资金整合领导小组，以县城经济发展的重点为龙头，对来自各种渠道的支农资金进行整合，项目的实施，由各部门、各单位负责，财政部门负责协调和资金的监督管理、报账拨款，切实做到资金的有效使用。

(三)加大移民搬迁力度。移民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移民搬迁的目的不仅是解决居住安全问题，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改变二元结构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政府有关部门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是进一步完善规划，从市到县都要统筹考虑移民搬迁与城镇体系规划，做到协调统一;二是重点解决好集中安置率较低的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落实集中安置率80%以上和每个集中安置点必须在30户以上的硬指标;三是建设资金要优先用于群众住房建设，除必须的基础设施外，其他要按规划逐年建设，市县配套资金要确保足额到位;四是要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在全市和各县范围内统筹考虑安置点的布局和选址，把移民搬迁工作更好地向前推进。

(四)完善社保体系，建立健全与扶贫政策相衔接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扶贫则是一项特殊的社会保障措施。要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的，不能忽视社会保障的扶贫功能。应根据农村新的贫困特征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调整扶贫战略，致力于完善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是政府要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发挥投资主体的作用，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二是科学划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合理选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对象，逐步将低收入家庭纳入救助范围，实施预防和应急救助相结合的分类救助策略;三是加大教育和医疗救助的力度，继续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贫困人口中病、残、老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从根本上预防和消除农村贫困;四是建立以县为单位的三级救助实施系统，并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监控和评估体系。

(五)强化教育意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就“三农”问题而言，政府的扶持引导是外因，农民的创业发展能力是内因，千百万农民群众才是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的主体。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着力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懂科学、有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一代新型农民，极大地提高他们的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的能力。

(六)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要认真落实中央“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要求，以工业化提升农业，以城镇化带动农村，以产业化富裕农民。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要采取工程、生物、科技等强力措施，全方位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不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同时，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建立“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即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原料生产基地，再由基地联结和带动农户。xx县寇家塬镇慕家塬村办有多家红枣加工企业，其中党支部书记经营着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年用工量80余人，从事最基础工作的农民每月可有1500元的收入，村民既能照顾家里，也可不出村子即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因此，大力扶植农产品加工企业，对本地优势农产品进行各个层次加工，是一种提升村民收入的有效方式。二是要跳出“三农”抓增收，广辟农业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和非农产业，积极引导农民工参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精深加工，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实施 “百万农民大培训工程”和“人人技能工程”，综合运用农民工培训补贴、“阳光工程”补贴、“扶贫雨露计划”等政策，扩大培训覆盖面，提高培训水平。继续实施“百万农民大转移”工程，促进劳务输出由劳力型向技能型、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要进一步扩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臵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的规模和范围，加大补贴力度。

农村贫困报告 篇6

3000字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成了当前社会的热门话题，一个孩子的身心、人格、思想的健康发展离不了家长的教育。欢迎阅读本文，更多优质内容，欢迎关注网。

XX最新贫困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3000字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由于各种原因，年轻的父母把孩子留在家乡，交给爷爷奶奶代养，使这些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家庭教育和监护的不到位，他们成长中极易产生价值上的偏离和心理发展的异常，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并进一步影响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解决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培养问题，不仅关系到未来人口的素质，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一、xxxx区留守儿童现状。

据统计，目前xxxx市xxxx区共有留守儿童347人，分布在全区的各个小学，以农村的村小尤为突出。针对这一现状，xxxx年6月区妇联向汤山城镇太河小学的68名学生每人赠送了一套校服，及图书、文具、排球等物品，成立了留守儿童之家。

二、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

(一)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存在欠缺。留守儿童中有近90%是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是隔代抚养，祖辈们只能给予孙辈物质生活上全方位的满足，而缺少精神和道德上的引导。祖辈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无论是从体力还是智力上都很难承担起对孙辈的监护和教育的责任。

(二)留守儿童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尽管有90%的外出务工父母经常与孩子联系，但有的半年与孩子联系一次，有的一年才回家探亲一次;有的常年在外，孩子与父母之间相处的时间很少，亲子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机会。XX年6月，区妇联筹集到50张面值50元的固定电话卡，免费赠送给汤山城镇的留守儿童们，让孩子们在休息日给外出的父母打电话，报平安，沟通亲情，增加感情。

(三)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开始显现。留守儿童大多年龄在1–12岁之间，正是情感、品德、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与父母分离，使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当遇到问题时多数会自己解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由于孩子正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家长的正确引导，很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四)留守儿童学习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打工父母对子女期望值过低，将孩子的前途定位在外出打工上，对孩子的学习缺乏约束;另一方面，打工父母对子女期望值过高，他们因自己文化少，就希望子女出人头地，不切实际地向孩子提出只要成绩好要什么给什么，导致一些留守儿童花钱大手大脚。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这些老人普遍年龄大，身体差，知识水平偏低，不但在学习上无法给留守儿童有效的辅导，而且与留守儿童思想观念差异极大，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

(五)行为失范，甚至出现道德滑坡。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只要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认可态度，由于缺乏约束管教，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存在行为偏差。许多留守孩子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到、旷课、逃学、说谎、打架、欺负同学、偷盗等行为，有的甚至与社会上一些有不良习气的成人混在一起。

三、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化进程是不可扭转的，留守儿童问题必然会出现，如果不引起学校、家庭、社会各界广泛地关注，这一代留守儿童势必影响着国家未来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调查，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一是加快我区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解决就业问题，从而减少留守儿童数量。二是加强舆论宣传。特别要加大对《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强化外出务工家长对子女成长的监护责任和教育责任，引导他们正确处理打工致富与子女教育的关系。

(二)完善学校教育。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学校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要更多地了解学生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关注他们的成长变化。加强与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联系，多开展家访，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健康成长。组织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活动，吸引留守儿童参加，让他们在健康有益的活动中幸福成长。

(三)突出家庭教育。家长要树立孩子的健康发展需要家长全面关怀的理念，孩子在幼儿时期，父母尤其是母亲不应该离开孩子，外出务工要尽量带孩子随身就读或把孩子寄养在有教育能力的人家。同时，做到在外地期间多联系孩子，多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尽可能多地回家与孩子见面，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关爱。

(四)注重社会教育。强化社会关爱，充分发挥妇联的作用，组织机关干部、老师和社会爱心人士与留守儿童结对子，开展 “爱心妈妈”、“家教志愿者”、“代理家长”等结对帮扶活动，从不同方面给留守儿童精神关爱，弥补家庭亲情缺失，让他们享受“家”的温暖。

留守儿童问题，是涉及一代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农村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我们深信：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家庭支持配合下，留守儿童会在不断优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XX最新贫困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3000字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同时外出打工，家中的未成年子女由父母委托他人监护或无人监护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催生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社会经济及城市建设的日益发展，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监护和关爱而发生的安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一、背景介绍

此次调查对象为我校在校生，年龄分布在6--12岁之间。全校共有学生1286人，共有留守学生231 人,其中，男性留守儿童124人，占留守儿童总数%，女性留守儿童107人，占留守儿童总数%。

二、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分析

1、留守儿童的生活及家庭教育情况：一是隔代监护型(占%)，即由祖辈--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托管的方式;二是亲朋监护型(占 %)，即把孩子托给亲朋好友，叔婶、姑舅或要好的朋友。三是自我监护型(占%)，即由于没有上面两种条件，监护的责任就让予了孩子自己。

2、留守儿童父母打工情况分析。全校留守儿童共231人，占全校儿童总数的%(其中留守儿童中父母双方均在外打工的为%，父亲外出打工的为%，母亲外出打工的为%)由此可见，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还是相当大的。

3、留守儿童父母打工地域分析。数据分析显示，在县内打工的占%，在县外打工的占%，父母打工主要是集中在县外。

4、打工父母回家频率分析。外出打工的父母每年回家3——4次的占%，一年回家1——2次的占%，一般在家停留时间较短。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的家长回家频率低，与留守孩子沟通和交流较少，更说不上对子女进行应有的家庭教育。

5、留守儿童生活情况分析。

从全校的总体情况来看，有%的留守儿童寄宿或全托，有%的留守儿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有%的留守儿童和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生活上的“单亲家庭”合计为%，隔代抚养为%，家庭缺失的情况较为严峻。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较高，有%的留守学生认为现在的生活“很好”，%的留守学生认为“一般”，只有%的学生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好”。

三、留守儿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教育存在一些负面影响。统计数据表明，留守学生在学习成绩、智力水平、身体发育、思想品行和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明显差于其他学生，而存在障碍、缺陷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其他学生，整体状况不容乐观。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学习较差。调查中发现，一方面部分农民工潜意识里认为，农村孩子学业有成的机率不高，对孩子的学习总体期望值较低，将孩子的前途定位在外出打工上。另一方面，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介入过少导致的学习成绩下降。那些父母在外的家庭，由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孩子学习上的问题往往不能给予帮助;另一方面，父母一方在家的家庭，留在家里的父亲或母亲由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田间工作，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孩子的学习。因而，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如果学习上有了问题，孩子向家人求助的比例最低。

2、放纵自由。一方面由于灌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地以苏锡常地区为主，常年在外奔波，空闲时间少，因而回家频度极低，与留守子女联系较少，对于孩子的成长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指导。另一方面，由于在外打工，经济较为宽裕，对留守儿童生活的支付能力较强，所以在物质生活的满意程度上，留守儿童的满意度更较高;但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得到的关爱减少。第三方面，青少年正处于情感、性格变化的转折时期，长期与父母分离由于监护人管不了，不敢管，不会管，外出父母则管不到，舍不得管，留守孩子几乎生活在无限制状态下，无形中助长了其自私任性、霸道蛮横、逆反心理重、以自我为中心等极端性格。

3、亲情缺乏。亲情关系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行为习惯、心理健康、人格与智力发展。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长期间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大部分儿童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有感情距离，不想和他们沟通，大部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也只仅是尽到自己的本职(做饭、洗衣、接送等)。

4、行为偏差。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少年，其行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他律阶段，自律能力很弱。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儿童和监护人之间关系特殊，只要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认可态度，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存在行为偏差。调查中发现，许多留守孩子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学校道德品行较差，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到、旷课、逃学，说谎打架，欺负同学等行为，有的迷恋网吧和游戏厅，甚至与社会上一些有不良习气的成人混在一起。

农村贫困报告 篇7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减贫方面尤其是在缓解农村贫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世界瞩目, 按中国2008年以前的官方贫困线标准计算, 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 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 贫困发生率也相应地从30.7%降低到2%。[1]但是,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和规模的估计数据却很不一致。如在1995年,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程度比较严肃的估计至少有6种, 其中国家统计局估计的当年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为7.1%, 其他估计数从8%到28.8%不等。[2]在研究和测算各国贫困数据的两大国际机构中,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5年中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认为, 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数超过1亿人, 远高于同年国家统计局估计的2610万人;世界银行采用中国最新的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评价数据和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 按收入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为1.35亿人, 按消费计算则为2.04亿人。[3]

不同机构对中国农村贫困测算结果的巨大差异, 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计算口径不同。世界银行主要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界定贫困, 国内一些学者和机构主要从收入角度来界定贫困, 国家统计局则采用收入和消费双重标准。二是贫困线不同。世界银行采用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 国家统计局则按相关理论和方法来测算贫困线, 其数值要远低于世界银行使用的国际贫困标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贫困线是我国的官方贫困线, 被学者广为引用, 并被作为监测贫困变动和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主要依据。由于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分布比较密集, 贫困线的细微差距会导致对贫困人口估计的巨大差异, 因此可以判断, 贫困线的差异是导致不同贫困估计结果的主要原因。近年来, 许多学者认为, 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太低, 难以真实反映农村贫困的程度和规模。长期以来, 我国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条贫困线, 2008年我国的绝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元, 人均年收入786元至1067元为相对贫困人口, 又称低收入人口。2008年底, 我国宣布将扶贫标准从人均年收入786元提高到1067元, 2009年我国又开始实行人均纯收入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 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次1196元的扶贫新标准是在1067元扶贫标准的基础上根据2008年度物价指数做出的最新调整。这次新的贫困线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中国目前的贫困线究竟是多少?按新贫困线计算的贫困人口数量又是好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将对我国的贫困监测和反贫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常用的“马丁法”来测算农村贫困线, 在此基础上计算农村贫困人口状况, 并与官方公布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结果表明, 农村实际贫困线和贫困程度要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标准, 中国的农村反贫困政策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

二、中国农村贫困线的设定方法

对于贫困线的设立, 还没有一种公认的方法, 各种方法都存在很多争议。1995年以来,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设立是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Martin Ravallion所提出的方法 (简称为“马丁法”) 来进行的。[4]按“马丁法”设立的贫困线是一种绝对贫困线, 很适合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方法, 贫困线的设立包括两部分:一个是食物贫困线, 一个是非食物贫困线。

1.食物贫困线的测算方法

食物贫困线是指一个人基本的食物开支, 也就是对于维持一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2100大卡能量摄入的食物开支, 但同样的能量摄入可以有许多的食物组合。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在给定的价格下, 寻求那些能达到食物能量摄入的最便宜的食物组合。但是, 我们应该考虑到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 不能采用那些与饮食习惯相违背的食物组合。在现行价格下, 达到营养需求的最小花费的食物贫困线所决定的食物, 可能都不是贫困者所能够接受的, 因而是不恰当的。更好的设置食物贫困线的方法是, 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 按当地的价格选择一个能达到食物能量需求的最便宜的食品组合。食品组合是根据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方式来选择的, 由家庭消费调查数据进行估计。这一组的实际消费将会上升或下降, 直到他们确实达到了规定的食物能量需求。

2.非食物贫困线的测算方法

确定非食物贫困线的难度要比食物贫困线大。一种方法是按照和确定食物贫困线相同的方法来选择商品组合, 以及决定它们在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各自价格。但问题在于, 食物能量需求 (2100大卡) 是食物消费的明显尺度, 而基本非食物消费却没有一个明显尺度, 并且很难在不同地区间选择不同的基本非食物商品, 来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Martin Ravallion提出了两种比较直观的确定非食物贫困线的方法:一种非食物线是, 人们愿意放弃基本的食物而获得的商品:人们愿意将多少基本食物消费转移到非食物消费上, 因为总存在基本食物消费的转移, 即使那些总体消费支出低于饮食要求的家庭, 也肯定会在非食物商品上花费一部分钱。因此, 确定非食物消费的度量方法是, 看那些刚刚能够达到食品营养要求却没有那样做的家庭的非食物商品需求, 也就是说消费总量刚达到食品贫困线的家庭通常的非食物消费。这是贫困线的下界 (图1中的ZL) 。例如, 一个家庭的食物贫困线是600元/人·年 (下同) , 那么那些收入刚好等于600元的家庭中, 如果非食物开支是200元, 非食物贫困线就是200元, 贫困线是800元。另一种设立非食物贫困线的方法是, 那些实际达到食物贫困线的家庭的非食物消费金额。例如, 一个家庭的食物贫困线是600元, 如果食物开支刚好等于600元的家庭中, 非食物开支是300元, 那么, 非食物贫困线就是300元, 贫困线是900元。这是贫困线的上界 (图1中的ZU) 。

图1显示了典型的食品消费和总体消费的关系。贫困线下界 (ZL) 是由食物贫困线 (ZF) 加上那些刚达到ZF的家庭的非食物消费。贫困线上界 (ZU) 是那些实际达到ZF的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

由于不同人群的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 在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时都要通过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来进行回归分析。按照以上方法, Martin Ravallion就给出了两条贫困线:低的那条包含了非食物消费的最低支出 (典型的总支出刚达到食物需求的人的非食品消费) , 而高的那条给出了一个更高的值 (典型的食物支出刚达到食物贫困线的人的非食物支出) 。

3.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

1990年, 国家统计局利用食物份额法即恩格尔系数法确定了农村贫困线。其中, 食物贫困线的确定方法与“马丁法”相同, 假定贫困人口生活消费支出中60%应是食物支出。按此计算的1990年贫困线为300元。1995年以来开始利用“马丁法”测算农村贫困线, 方法是:①选择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摄入作为必要的营养摄入量。②根据低收入组人口的实际消费价格和结构确定必需的食品支出, 即食物贫困线。③使用回归方法确定必需的非食品支出, 即非食物贫困线。“马丁法”中有两条非食物贫困线, 中国采用的是非食物贫困线的下界。④食物贫困线加上非食物贫困线即为贫困线。按照“马丁法”, 1995年农村贫困线为530元。从2000年开始, 统计局农调总队根据国家扶贫规定制定了低收入人口标准, 基本方法是在上述食物贫困线的基础上, 按低收入人口消费支出中60%应是食物支出的比例计算。2000年, 低收入人口标准为865元。另外, 在不测算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的年份, 利用农村CPI进行缩减。具体结果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历年)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在确定贫困家庭时采用了收入和消费双重标准:收入低于贫困线并且消费低于1.2倍的贫困线, 或者消费低于贫困线并且收入低于1.2倍的贫困线的家庭, 才被认定为贫困。这种方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相对于世界银行的消费贫困标准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收入贫困标准, 无疑会低估中国的贫困规模和程度。

三、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实际测算

按国家统计局采用的“马丁法”来测算我国农村的贫困线。首先确定食物贫困线。从全国农户调查资料中找出摄入维持每日生存所需最低热量组所对应的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 与当年这些食品的混合平均价格相乘, 得到的货币值就是食物贫困线。据2006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农村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600元~800元组) 的食品消费结构及数量如表2。这些食品折合成每日热量摄入约为2113.5千卡, 通过与当年的年均混合价格换算, 得出购买食品的开支应是940.7元。当热量调整到2100千卡时, 食品支出应是935元。考虑盐、酱油、醋和燃料等费用, 可将食物贫困线设定在1100元。

注:食部表示该类食品中可用作消费的比例。热量折合率参照《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预防医学卷) 。为了计算的方便, 粮食价格由大米价格代替, 蔬菜及制品由大白菜代替, 食用油由菜油代替, 猪肉羊肉由五花肉代替, 禽蛋及制品由鸡蛋代替。选择这些替代品的依据是该替代品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 并且价格较低, 比较符合低收入者的消费习惯。食品消费量数据参考《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7) 》, 价格数据参考《中国商业年鉴 (2007) 》。

由于我们缺乏农村具体的家户调查数据, 因此不能完全按照“马丁法”中的回归方法来确定非食物贫困线,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方法来进行简单而又相对比较准确的估计。统计局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按照食物贫困线的60%来确定非食物开支的, 1998年后又按照恩格尔系数法来确定低收入线。因此, 如果按照同样的方法, 2006年中国农村贫困线应分别为1760元和1833元, 由于这两个数据比较接近, 我们可以近似地取其中间值作为农村贫困线, 得到的贫困线为1797元。通过农村CPI调整后, 2007年和2008年贫困线分别是1894元和2006元。可见, 我们测算的贫困线仍然要明显高出国务院扶贫办2009年调高后的1196元标准, 也就是说中国官方新推出的贫困线标准仍然明显偏低。

按最新购买力评价计算, 我们所测算的中国农村贫困线标准相当于每人每天1.6美元, 比较接近国际贫困标准。国务院扶贫办将官方贫困线从1067元提高到1196元后, 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这将使我国的贫困线首次达到人均日收入1美元的世界银行国际标准。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日收入2美元才是贫困线, 用于小康社会;日收入1.25美元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 用于黑非洲等20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扶贫办的新标准, 仅是将我国的贫困线提升到国际极端贫困线的80%。

四、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

为了全面地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 我们将分别按照中国官方贫困线和本文实际测算的贫困线为标准来测算1980年代以来的贫困人口及比例。在缺乏微观家庭收支调查数据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利用收入分组数据、Lorenz曲线方程和贫困指数计算方法来测算贫困发生率。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 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分布符合GQ模型的Lorenz曲线方程, 即满足:

L (1-L) =a (p2-L) +bL (p-1) +c (p-L) (1)

其中, p和L分别表示收入由低到高排列的累计人口百分比和收入百分比。在估计参数a、b、c后就可以利用以下方程计算贫困发生率指数:[5]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水平, 结果见表3。

注:中国官方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7) 》, 其中缺少1993年和1996年的数据, 我们用其前后两年的平均值代替。

五、结论

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首先, 不管采用哪条贫困线,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斗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采用中国官方贫困线, 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5年的2.5%, 贫困发生率降低了92%, 贫困人口从2.5亿人降低到2365万人, 年均减少838万人;如果采用本文测算的贫困线标准, 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98.1%下降到2005年的42.3%, 贫困发生率降低了57%, 贫困人口从8.1亿人减少到4亿人, 年均减少1708万人。可见, 采用本文测算的贫困线标准时, 按贫困人口指数来衡量,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效果更加显著。当然, 对于影响贫困变化的具体制度和政策因素, 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国家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和专门扶贫资金投入等因素,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 面对不同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和程度, 学者和政府部门必须重新反思与构建今后的反贫困政策。反贫困政策一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开发式扶贫, 以经济增长为主, 强调调动和发挥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 让贫困人口通过扩大就业等方式来获得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相应收益;另一类是保障性扶贫, 主要通过建立社会救助体系, 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来向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救助和社会保护。中国政府一直都以开发式扶贫政策为主。从宏观上看, 中国政府通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从而提高全体成员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收入水平;从微观上看, 政府的扶贫资金支出中, 贴息贷款和以工代赈都是进行生产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1986~2004年的18年间, 这两者合计占政府整个扶贫资金的81%, 而与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素质关系较为密切的发展基金则仅占总投入的19%。[6]可见, 中国政府扶贫政策的典型特征是开发式扶贫。

目前, 部分学者开始质疑开发式扶贫的效果, 其理论依据是现在剩余贫困人口的特征不满足开发式扶贫的条件。开发式扶贫政策要求贫困人口相对集中,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并且贫困人口要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但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大多不满足这两个条件: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为“既相对集中又遍布全国”的格局, 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因残疾或大病等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一项针对农户的调查研究也发现, 贫困人口更加分散, 缺乏基本的劳动能力, 开发式扶贫的政策效应日益削弱, 因此主张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要从开发式扶贫转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护, 要更加注重提高贫困人口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7]很显然, 这派学者的观点和建议是建立在按中国官方贫困线测算的仅仅1500万左右的剩余贫困人口的基础上。2001年, 中国政府启动了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 力图用10年时间消除剩下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为了提高政策的瞄准度, 新的扶贫策略把扶贫的重点进一步从贫困县聚焦到贫困村, 其依据也是如此。但是, 如果把贫困线提高到新标准上, 中国贫困人口将高达4亿人。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 其区域分布、家庭人口特征、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只有在全面把握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特征和致贫因素后, 才能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扶贫政策。

摘要：本文运用“马丁法”测算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标准, 结合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 分别测算了1980年以来的农村贫困状况, 结果表明, 农村实际贫困线要比官方公布的低收入线还要高出1倍, 贫困人口也要大得多。面对两种相差悬殊的贫困状况, 我国的农村反贫困政策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贫困线,低收入线,反贫困政策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8)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2〕王萍萍, 方湖柳, 李兴平.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12) .

〔3〕Shaohua Chen and Martin Ravallion.China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on poverty[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2008, 4621.

〔4〕Martin Ravallion.Poverty Comparisions[M].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5〕Datt G.Computational tools for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R].FCND Discussion Paper, 1998.

〔6〕方黎明, 张秀兰.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的考察[J].财经研究, 2007, (12) .

“新农村运动”惠及城市贫困 篇8

“新农村运动如果开展得好，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运动能够缓解城市贫困问题”

中央新“一号”文件的推出，表明统筹解决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那么，正在逐步推进的新农村运动，将会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为此，本刊专访了长期关注困难群体工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

中国新闻周刊：您对当今城市贫困人群的定义、数量怎样判断?他们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高尚全：对城市贫困人群的界定，取决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以及该地的贫困线。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有大量的农民工长期在城市中工作，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土地，有的转变成了城镇户口。因此，我认为，恰当的界定方法应该是把在城镇工作的农村户口和居住在农村但是持有城镇户口的人都考虑进来，这也是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

按照以上口径，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不仅包括拥有城市户口的贫困人口，如下岗职工，还包括持有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群，如农民工和失地农民。

城市贫困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政策变革的因素，资源枯竭的因素，以及不可预料的其他因素，造成了城市贫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大体上，城市贫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伴随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下岗所形成的城市贫困；二是农村贫困向沿海发达城市的转移：三是资源枯竭形成贫困。这就需要我们抓住导致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探究和寻找有效解决的正确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问题，国外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

高尚全：国外经验表明，应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方法，一方面要提供社会救助，比如，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通过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失业救助、分发食品券等方法度过了难关；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就业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在目前的政绩指标下，如何让各级政府从“唯GDP论英雄”转向重视提供就业机会等公共产品的政策取向?

高尚全：这需要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条件援助”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城市贫困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劳动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是没有工作机会造成的。这一方面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财政和社会保障的负担。因此转向以就业为导向的政策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一个关键。

中国的一个特殊问题是，要注重解决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的转移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的来源之一。对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贫困人口，地方城市政府应该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沿海发达城市应把这一部分人口统一纳入城市管理之中，积极探索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

此外还应从源头抓起，加强农村劳动力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减缓农村贫困的转移程度。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验表明，靠发展“三产”来解决城市就业和贫困问题鲜有进辰，那么如何另辟途径来提升这些城市的追血功能呢?

高尚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贫困问题在国外也不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跟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相关扶持政策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我国多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产业单一，包括就业在内的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强。一旦资源面临枯竭，城市运转就面临危机。因此，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替代产业成为资源依赖型城市的重要任务。需要修订《资源法》，允许部分资源收入地方与中央共享，地方分享部分应全部用于城市发展持续产业，实现经济转型。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正在推进的“新农村运动”能缓解城市贫困问题吗?

高尚全：“新农村运动”的着眼点在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很多措施，都将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新农村运动如果开展得好，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运动能够缓解城市贫困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您如何看待贫困人口的代际转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