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

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共5篇）

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 篇1

1931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5师135团9连的通讯员。1952年10月19日在朝鲜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阵亡。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所在部队党委追授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开始向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发动疯狂进攻。上甘岭位于五圣山上，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联合国军心窝的一把钢刀。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联合国军动用两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连续发动了进攻。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中国革命烈士的资料 篇2

一、少年不望万户侯, 成家立业展宏愿

1887年, 在福州市杨桥巷诞生了一位令后世敬仰的人物, 他就是林觉民。在林觉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将他过继给了叔父林孝颖。林孝颖是福州一带远近闻名的廪膳生员, 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林孝颖不顾事务繁忙, 经常指导林觉民读书。林觉民未满13岁, 就被林孝颖送去参加科举的童生考试。正当林孝颖信心满满地在家中等待好消息时, 林觉民在考场上只挥笔写下了一句话:“少年不望万户侯。”然后大摇大摆、昂首挺胸走出考场。在场考官和所有其他考生都惊得目瞪口呆。这位极具个性的少年, 以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自己根本不愿意考科举, 更不愿意为清政府当官谋事。

回到家中, 林孝颖得知情况后并没有责骂林觉民, 而是对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反思, 也重新认识了林觉民。他认为, 林觉民需要的不是传统封建教育, 而是新式教育。两年后, 清政府内阁学士、开明教育家陈宝琛注意到林孝颖的诗词才华, 亲自推荐林孝颖到全闽大学堂任教, 讲授国文课。跟随林孝颖一起进入该学堂的林觉民在这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 清新的文化氛围让他无比舒畅和兴奋。汲取了大量新思想的林觉民强烈感觉到, 是时候为羸弱的中华民族做点事了。正当他努力思索救国救民之道时, 林孝颖为他做主, 让他与陈宝琛的同宗晚辈陈意映结婚。结婚时, 林觉民才18岁。尽管这桩婚姻颇具封建家长包办性质, 但却幸运成就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伉俪。林觉民与陈意映先结婚、后恋爱, 先成家、后立业[2]42。

在全闽大学堂受到新思想熏陶的林觉民十分积极地将自己了解的有关大千世界的信息传播到三坊七巷。在家乡, 他兴办了一所女子学校, 首先动员家中十余名女眷入学。林觉民不仅教授她们国学, 还为她们讲授新奇的西方科技文化。他还鼓励女眷们不再裹小脚。后来,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顺利考入福建女子师范学校, 成为这所新式师范教育学校的首届女学生。林觉民的行为越来越超出了林孝颖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林孝颖发现, 林觉民不仅仅只是对西学感兴趣, 而是企图完全取代封建传统。例如不再让女眷裹小脚一事, 林孝颖就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为了不让激进的林觉民给林家带来不必要的祸端, 1907年林孝颖决定出资让林觉民赴日本留学。而正是这次留学经历, 让林觉民更加自觉地与封建反动思想文化划清界限, 并找到了以实现救国救民为宏伟抱负的人生方向。

二、远赴日本干革命, 善意谎言安父心

到日本后, 林觉民凭借极大的热情、极好的口才、极强的活动能力被同盟会发掘, 并主动加入了同盟会。从此, 他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 以极富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神情、语言传播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思想。1910年底, 同盟会骨干在黄兴的带领下到槟榔屿和孙中山会面, 他们一致决定, 在广州领导组织一场大规模起义。黄兴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同盟会数位青年志士, 其中就包括林觉民。林觉民在黄兴的授意下, 回到福建为起义筹措经费, 并在闽南、粤东一带继续传播革命思想、召集仁人志士、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力。

1911年4月, 在没有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 林觉民突然返回了杨桥巷的家中。林孝颖一见到林觉民又惊又喜, 同时心中也泛起一阵阵疑虑和担心。他一再追问林觉民此番突然回家的目的, 林觉民则谎称:是因为日本正值樱花盛开之际, 各个学校都在放樱花假, 自己觉得多年漂泊在外未回家, 借此机会刚好回家看看。但林孝颖很快就感觉到林觉民是在说谎。林觉民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甚至在福州城内组织各种民主爱国社团、到处发表演讲。有一次他在民主爱国社团发表主题为《救我危亡之中华》的演讲, 恰好全闽大学堂的一位老师也在场。他听完林觉民的演讲, 回去将情况一一告知任大学堂总教习的林孝颖, 还感叹道:“亡大清者, 必令郎也!”[3]156林孝颖忧心忡忡回到家中, 从林觉民口中证实了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他让林觉民退出同盟会, 因为在他看来, 同盟会中的革命党人个个都会为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林觉民则略带敷衍之意说:“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 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在日本的确是学习过伦理学和心理学, 但这并非他精力主要集中的地方。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将大量时间用于翻译《六国宪法论》, 还撰写了《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明确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 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 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

三、包办婚姻也幸福, 为国舍家壮士情

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比林觉民小一岁, 她出身名门、知书达理, 是少有的知识女性。由于是包办婚姻, 林觉民和陈意映结婚之前没见过面。值得庆幸的是, 当林觉民掀开妻子盖头时, 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发生了。与许多悲剧的封建包办婚姻不同, 林觉民和陈意映的结合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婚后, 陈意映和林觉民过着甜蜜的夫妻生活。这段时间也是他们夫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时他们住在一栋破旧不堪的小楼里。这栋二层小楼虽然破旧, 却是他们夫妇的安乐窝, 他们给它起了一个温馨的名字为“双栖楼”, 取双宿双飞的寓意。在小楼前的空地上, 林觉民种上了他最喜欢的梅花和芭蕉。每当林觉民忙于工作不在家的时候, 陈意映就与那些花为伴。每次陈意映写信给林觉民时, 最后的落款都是双栖楼主。陈意映的用意是希望与丈夫天长地久、比翼双飞, 可最终的结果却让陈意映失望了。

林觉民在结婚两年之后, 自费到日本留学, 不久后加入同盟会。独自一人在家的陈意映饱受思念之苦, 还好儿子林依新的出生给她带来了些许安慰。但更多的时候陈意映还是沉浸在思念林觉民的痛苦中。为了转移自己的思念之情, 陈意映一边侍奉公婆和照顾年幼的儿子, 一边静静等待与丈夫的重逢。远在日本的林觉民一直觉得对不起年轻的陈意映, 他曾在《原爱》中描述了二人温馨的感情生活, 他称妻子是个天真浪漫的女孩, 这充分透露出林觉民心里对妻子的宠爱和思念。

1911年林觉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 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他对陈意映说, 此次回来是因为学校樱花节放假。陈意映当时非常欣喜, 直到后来她才知道林觉民是回来革命的。当时黄兴正准备在广州发起起义, 并交给林觉民重要任务。那段时间, 林觉民四处奔波忙碌, 很少回家, 陈意映对此颇有不满, 但也从未责怪丈夫。她始终觉得林觉民是个有信仰、有追求的男人, 她不该加以限制和阻拦[4]70。起义之前需要准备一些枪支弹药, 但林觉民手上又没有足够资金购买这些, 只好在西禅寺集结革命人员自制炸药。炸药制好以后, 林觉民等人又为如何将炸药运输到指定地点发愁。林觉民冥思苦想之后, 想到把炸药全部装进一口棺材里, 再找个女人扮成寡妇模样将装满炸药的棺材护送到香港。本来林觉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妻子陈意映, 但当时的陈意映又怀孕了, 不能承担如此重任, 于是林觉民决定亲自去一趟香港。他对妻子说, 去去就回, 可陈意映没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四、与妻家书诉衷肠, 英勇就义洒热血

1911年4月24日, 距离广州起义还有三天时间。这天夜里, 林觉民独自一人思念起了远在家乡的亲人。他想到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 自己也生死未卜。他对家人有着太深的感情和太多的牵挂, 于是提笔写下了《与妻书》和《秉父书》。写到动情之处, 林觉民数次哽咽, 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 等自己平息后再继续。他对家人有许多话要倾诉, 方巾大小有限, 他的字也越写越小。但他告诉自己不能放弃, 一定要将自己对家人的深深眷恋记录下来。林觉民恨不得笔下的方巾无限放大, 并在上面写满对妻子的思念。林觉民在写完给家人的信之后, 天也开始蒙蒙亮了。林觉民将写好的信交给朋友, 并叮嘱朋友在他死后将信交给家人。三天后, 广州起义打响了, 在激烈混乱的枪战中, 林觉民被子弹打中腰部负伤。

起义失败之后不久,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歧等人会审了当时只有24岁的林觉民。出乎张鸣歧意料的是, 他看到了一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狱中酣畅淋漓地谈革命、说理想。林觉民激动地说, 只要国家能够建立共和、消除暴政, 国家富强、人民安康, 自己死而无憾[5]113。林觉民牺牲后, 在广州任职的陈元凯立即让人通知在福州的女儿陈意映带孩子逃跑。怀着身孕的陈意映拖家带口逃离了那栋爱的小楼, 搬到早题巷居住。有一天, 陈意映收到了一个包裹, 打开时, 她看到了林觉民的《与妻书》。陈意映不敢相信林觉民已经离自己而去, 她悲痛万分晕厥在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陈意映都没有从林觉民牺牲的伤痛中走出来。1911年, 陈意映的二儿子林仲新早产出生。孩子出生两年之后, 年轻的陈意映也随丈夫而去了。

参考文献

[1]卢洁峰.黄花岗[M].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2]黄花皓月[M].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3]徐雁.红色起点[M].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4]郭晓晔.广州起义纪实[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父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篇3

父亲靳明德(又名靳存太)1900年出生于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原家村，1942年10月30日被日军杀害，时年42岁。父亲牺牲时，我才11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父亲为什么牺牲在外地?他为什么去外地?邻里们没有人知晓。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是为国家、为穷人而死的。”当我再往下问时，她默然了，并说：“不要再问了，否则，咱们也要被杀头的，等你长大了以后就知道了。”当然，还有人知道，那就是和父亲经常在一起的人，但他们谁也不敢说出口。

父亲牺牲以后，由于生活所迫，我们一家背井离乡，逃荒到潞城落脚。我由原名靳树生更名为于太成。不久母亲去世。这样，父亲之死，在我心灵中就成了个谜。

1947年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但父亲之死因，却一直在我心中徘徊，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为了了却这块心病，我走上漫无边际的调查之路。首先从潞城返回晋城了解情况，在故乡的老人中寻找线索。但大家只知道父亲是为抗日牺牲的，却不知道真实情况。由于工作在身，我只能抽时间前往。每去一次，都一无所获。但我没有灰心，10次、20次、一年又一年，往返于长治、晋城途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我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真正的知情人李斌。

李斌曾是晋城市 工会主席，当时已离职休养，他1938年入党，是晋城地区较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在我姨父张金福的引领下，我找到了这位资深的革命老前辈。说明来意后，老人惊奇地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赶快走近老人身边，高声向老人说：“我是靳明德的儿子，从长治来看您来了。”这时，老人用颤抖着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眼里含着泪水，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向着里屋喊：“快出来，老靳的儿子回来了。明德还有后人，真是老天有眼!老靳有灵!保佑你长大成人。老靳可以安眠九泉了。”这时，老婶端来茶水，我等问候几句后，一边喝茶，一边认真地听着李斌老人对往事的回忆：

“你父亲1937年参加牺盟会，1938年经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均在晋北县二区工作，都是区分委书记，我分管农会工作。你父亲分管工会工作。当然，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南村一带的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当时，咱这一带就只有我们两个党员，日本鬼子疯狂得很，再加上汉奸、走狗的猖狂活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我们只能非常秘密地行动。如果有要事，需要联系，就是你婶子和你母亲来回跑，她们两人就成了我们的交通员了。我和你父亲是单线联系，我的上线是一个外乡人，叫崔子林，这事你父亲不知道，我的下线是你父亲，当然崔子林也不知道。另外，你父亲是挑八股绳走乡串户做买卖的，这样，他和群众的联系就比我方便多了。再加上他积极热情，工作很出色，特别是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曾多次受到县上表扬。仅1941年和1942年，经他动员就有30多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大概是1942年秋，我们又接到命令，继续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老靳先后到马匠、寨西、南村等地进行动员，经过几天的努力，动员了十几个人。为了躲避敌人、汉奸的视线，这些人由老靳带队黑夜出发，到区上报到后，区上又命令老靳再回来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就在返回南村途中，老靳被日军杀害了。靳明德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牺牲的，是很光荣的。待我好好回忆一下，给你写个材料。”

这时，我才懂得了母亲所说的是为国家、为穷人而死的真正含义。不久“文革”开始，李斌老人材料没有写成就去世了。

“文革”以后，我要继续了结我的心愿，继续找知情人。几年问，我先后在晋城、长治找了20余人，均无线索。此后，我北上太原、阳泉，南下郑州、洛阳等地询问，先后访问了山西省政协的副秘书长徐一贯、山西省总工会的王维庄、洛阳市委党校的卫老伯，还有曾南下到福建工作的尚凯老人等，但均未了解到第一手材料。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老家有人捎信给我说：“你父亲1942年送去当兵的10个人中，有一个叫靳明贵的，听说还健在，据说在湖北恩施地区水利局工作。”1986年，通过询问有关人员，了解到靳明贵的工作单位和住址，我立即写信询问，老人马上回了信。信中说：“你父亲是牺盟会员我知道，在南村一带做秘密工作我也清楚。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我在他牺牲以后才知道的。1942年秋天的一个黑夜，你父亲对我说：‘明贵!当兵去吧，打日本鬼子去吧，不然咱们祖祖辈辈都得受日本鬼子的欺辱，只要咱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打败小日本。’此外，他还讲了好多共产党救穷人的道理。我听了以后，觉得在理，就同意前去当兵。一天下午，你父亲对我说：‘今日天黑后，咱们一块到后山集中。’到了后山，我才知道有十几个人，是分三路来的。在后山吃了些饭，并说明到区游击队当兵，在沿路上应注意的事项等。我们十几个人，跟着你父亲一直往西走，第二天的下午才到了区游击队所在地的阳城县半坡村。当天黑夜，我们去的人就有10个人编入了十八团。听区游击队长说，你父亲还需要回去再动员人前来参军，这样，我们就分手了。”另外，他在信中提供了除他之外，其他9个人的姓名与籍贯，以及当时区游击队长兼区长阎家玉等人的情况。并通过组织给我写回了证明材料。

有了线索，就顺藤摸瓜。接到信后，我先后用三年多时间找有关人员。同去参军的10人中，有一个人叫赵仁喜。他说：“当时的10人中，我年龄最小，只有16岁，编队后，开始训练，我天天哭，并要求回家，领导考虑我年龄小，就放我回家了。其它情况我什么也记不清了。”

唯一的希望是找阎家玉了。当时，我只知道此人原籍是环秀村人。经多番查找，1989年冬我和赵仁喜等在晋城市内的南街找到他。阎老已85岁高龄，身体还可以，脑子也清楚。当我们问到靳明德牺牲的情况时，他很激动动地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问此事?”“我是靳明德的儿子，想了解一下父亲的牺牲情况。”我赶快解释说。老人喝了口水，停了一会，才颤抖着开始说话了：“靳明德是我们的好同志，是我们的区分委书记。”这时他翻开一个小本子边看边说：“那是1942年秋的事了，县政府又一次要求我们尽快再动员青壮年参军，以补充县游击大队和八路军的兵员短缺。当时，靳明德同志正好带着十几个当兵的来到区政府。当即我就对他说：‘明德同志，你还得回去，再多动员一些人来参军，这是县上的命令，就难为你了。’明德当时就说：‘没有事，我坚决服从命令，这就是咱们的任务。’他在区上住了一天，第二天就起

身到晋城。在返回途中，夜宿焦河村大庙，半夜时分，驻东沟的日本鬼子包围了大庙，明德同志被捕。在审讯中，明德坚贞不屈，并痛骂日本鬼子，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敌人无奈，狗急跳墙，将他砍头杀害，并将尸体推入煤井。”

“此事发生后，我们的地下情报员当天就把汉奸焦保金的告密情况报告给区政府。我们立即报告县政府，要求严厉处置汉奸。两三天后，县政府告诉我们，汉奸已被枪决，请你们转告死者家属，明德他们的血不会白流，这个仇要记在日本鬼子头上，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同时，老人还提供了县上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并经单位出据了证明材料。

经查找，县上的领导人均已过世，听说当时给县长当交通员(也是警卫员)的李兴唐还健在，他住在岑西的道庄村，我和妹夫靳世魁步行几十里找到了他。此人也已80多岁，还住在农村的老房子里。我们给老人买了点吃的东西，说起焦河事件，老人记忆犹新：“这件事，你们算找对人了，我比县长都清楚，因为是我具体去办的，所以，一直记在心上。当时，县长让我去焦河了解事实的真相，并给我15块银元和一斗多小米，我用‘钱搭’背上这些东西，手拿赶牛鞭子，装成贩牛的农民上路了。一进焦河村，看到路边有个小饭铺，我进去了，先用一升米换了两碗汤面，边吃饭，边和饭店掌柜聊家常。当时，只有我们两人，我就有意问起前几天在该村发生的事。饭店掌柜瞄了一下店外没人，叹了一口气，低声对我说：‘现在有的人坏了良心，看着日本人厉害，就帮狗日的办坏事；我看你是外乡人，才敢和你说，要是本地人，打死我也不敢说，要让人家知道，我全家就没命了。’我说：‘不会有事的，我是贩牛的，只是听听而已。’这时，他走到我身旁低声对我说：‘村上出了个坏人叫焦保金，他早就和东沟的日本鬼子勾搭上了，村里人和周围村的人都怕他，此人好吃、懒做、赌博、嫖女人，什么坏事都干，前几天害人家那几个人，就是他报告的。老百姓都恨死他了。’我们正聊着，天已经黑下来了。这时进来两个吃饭的。饭店掌柜说：‘保金兄弟来了，吃点什么?’来人说：‘来两碗炉饽!’饭店掌柜给我使了个眼色，抿了抿嘴，意思是不要再谈原来的话题了。这时，我早已心领神会，知道此人就是焦保金。他们开始吃饭，我已吃完了，向饭店掌柜打问哪里有开店的。“前边有的是，好一点、差一点的都有。”饭店掌柜说。在我拿行李准备要走的时候，焦保金发现我带有“钱搭”，就和我说话了：‘这位老哥，我给你个地方住，保你满意。’饭店掌柜说：‘这位大哥是贩牛的……’话还没有说完，焦保金就急着说：‘那更好，到我那里，来两把。’我知道他是要和我赌钱，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他。到他家后，我顺便看了他家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一个女人还炒了两个菜，拿了一壶酒。我们3人边赌边喝，高潮时，焦保金说：‘和日本人赌钱我都没有输过，今天我不能输给你。’一直玩到天亮时，我赢了他们17块大洋。当时我怕出事，就说：‘我得去买牛了。以后咱们再玩。赢的钱我还给你们，只当我付了店钱。’焦推辞不要，我为了急于脱身，放下钱就赶快走了。回到县上后，我汇报了详细情况，县政府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张县长命令：‘县游击大队派30余名队员，由你带队连夜出发到焦河村，不要惊动老百姓，只是包围焦的院落，逮捕焦保金。审讯后，立即枪决。’我们按照县长的命令，顺利逮捕了焦保金后，就在他家的楼上开始审讯，但他一概否认。游击队员怒火冲天，连推带打，焦却十分嘴硬。这时，我出现在焦的面前，当他一看到我，就低下了头，承认了当汉奸的具体事实。天明后，抗日县政府贴出布告，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情况，将焦押往村南的苇地里枪决了。”

李老停了片刻，继续说：“从此以后，焦河一带安稳得多了，给抗日政府送情报、送公粮的人也多了，报名参军参战的人也多了。老百姓高兴地说：‘枪毙焦保金，为当地除了一害，给日本鬼子砍了一条腿，真是大快人心。’”

老人并写了证明材料，还按上了自己的手章。

同时，焦河村党支部、焦河乡党委也出了材料，证明确有此事。

此外，还有一些村上老人的回忆，如原克信、赵仁喜、阎瑞玉以及村党支部、镇党委的证明材料。我将材料一并送郊区民政局。经郊区政府审理后，一致认为：材料具体、翔实。并立即上报山西省人民政府。

在几十年的奔波中，我曾得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了靳世魁、郊区党史办的董建玉、郊区民政局的赵忠祥等人的帮助，才圆满完成了我一生的心愿。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战斗在两广的革命烈士邓拔奇 篇4

1927年春，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之际，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武力“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广西。这时作为广西革命运动最活跃的梧州市成了血雨腥风的重灾区，大批军警围搜共产党组织机关，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急剧转坏。

为了恢复和重建广西各地党组织，加强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开展武装斗争，5月，邓拔奇受命于危难之际，潜赴梧州，与廖梦樵、黄士韬等组建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地委委员兼共青团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梧州博爱路一座西式小洋楼的二楼，一楼是中医馆，三四楼另有租住。这是一个富人区，周边都是西式豪宅，对面是基督教会办的幼儿园，人来人往，便于掩护秘密机关的工作和对外联络。但不久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梧州警察局经常派人盘查。

一天早晨，地委机关突然被国民党的警兵包围，当时邓拔奇就在楼上，时刻警惕的他已觉察动静，从窗口往下观察，见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正在门口交头接耳，鬼鬼祟祟，情况十分危急。他处变不惊，对着镜子穿西裝，打领带，梳头发，擦皮鞋，戴上墨镜，手持文明棍，镇定地走下楼梯向大门走来，用文明棍指着警兵呵斥：“你们来得这样迟，如果走了要犯，小心你们的脑袋。我现在将楼上的情况报告局长，你们在这里严密监视，不得离开半步！”说完，他昂首阔步，从容地走开了。警兵误以为他是侦察人员，糊里糊涂放走了目标人物。

由于敌人大肆搜捕，廖梦樵、黄士韬等地委委员被害，地委机关无法在梧州立足。邓拔奇脱险后转移到桂平、平南农村，重建广西地委，机关设在白兰（白额、兰坭）村。1927年10月，邓拔奇担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者。他任书记后，立即在八桂大地开展活动，冒险奔走于梧州、贵县、桂林、柳州、玉林、武宣、桂平、平南和怀集等地，先后把各地的县委恢复或建立起来，培训干部、发展新党员，研究斗争策略，使革命的火种在广西大地又燃烧起来。

地委机关暴露后，邓拔奇被广西政府通缉，处境非常危险，行踪经常被特务跟踪发现，但都化险为夷。有一次，他化装成商人来到梧州，入住一家旅店，敌特跟踪而至。当敌人在楼下查问的时候，他把衣服故意搭在洗澡房门上，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地流，装作正在洗澡的样子，特务准备在他走出澡房时捉拿，其实他早已化装从后门溜走了。

1928年1月，奉中共中央命令，广西地委改组为广西特委，邓拔奇仍任书记，特委机关仍设在白兰村，隶属广东省委领导。他坚决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不畏艰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坚持工作。他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吸收农民骨干入党，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培训干部，亲自授课。

在邓拔奇的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特委根据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在乡村大批吸收农民革命分子入党，并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充实新的力量。同时，在桂平、平南等农村建立了农民自救团和农民赤卫队。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特委对扩大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工农武装和酝酿暴动等起到了组织和领导作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变，特委机关遭受破坏，不少党员、群众被捕杀害，特委常委仅剩下邓拔奇一个人，情况十分危急。危难之际，邓拔奇没有临阵退缩，仍然努力工作，尽力挽救广西的党组织，与朱锡昂、雷经天等取得联系，并接上了玉林五属和南宁、同正、宾阳、田南、怀集等地党组织关系。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广西全省各地党组织的力量，加强特委的领导和对敌斗争策略，1928年6月1日至4日，广西特委在贵县县城圩心街秘密召开了有梧州、南宁、桂林、玉林等地党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邓拔奇主持会议并作特委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并代表广东省委指定朱锡昂、邓拔奇等7人为特委常委，朱锡昂为书记，这就是中共广西“一大”。不久，特委机关从桂平县移驻梧州市区。

1928年9月，中央广西特委改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临委），因中央指派的书记未到职，临委的工作由朱锡昂、邓拔奇负责，直属中央领导，并与广东省委保持密切联系。

临委在梧州开展工作不久，就引起敌人注意。敌人派出警察、特务四处侦缉、跟踪。由于叛徒出卖，三位临委委员被害，临委印刷通讯处（春葩书社）被破坏，并发现了梁一柱（怀集县委书记、怀集中学教师）的信件，便派人到怀集逮捕梁一柱，回梧州杀害。临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机关人员处境危险。

11月中旬，临委在梧州另租了一个地方，以开腊味糯米饭店为掩护作机关立足之地，但由于昌景霖在梧州街上发觉了邓拔奇，梧州国民党当局下令军警全体出动侦缉邓拔奇。29日，敌人突袭饭店，楼下临委委员奋不顾身与敌人搏斗，掩护了在楼上的朱锡昂、邓拔奇等领导人撤离。

临委机关遭受敌人两次破坏，在梧州已无立足之地，更无法在梧州公开露面，只得分头转移，撤离梧州。邓拔奇回怀集、贺州、钟山、桂林、柳州巡视，可是又被敌人发觉了，派特务郭文田从梧州跟踪到怀集，四处搜查邓拔奇的下落。一天凌晨，敌人出动了100多名警兵包围了甘洒永富村“五踏屋”邓拔奇的老家，在屋背山顶架起机关枪，封锁所有路口，然后派人凶神恶煞地冲入邓拔奇的家。由于邓拔奇事前已获的消息，早已撤离，人没抓着，但妻子谢惠民遭受了敌人的毒打，家中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邓拔奇和堂弟邓卓奇乔装成卖鸡贩，在村民董次宜的护送下，避开了敌人的视线，绕山路过清远，后从广州乘船前往香港向中央汇报工作。

之后，邓拔奇受中共指派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和军事方面的培训。学习未结束，党中央电令邓拔奇回国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工作。1930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指派邓拔奇再次担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9月，化名邓岗的邓拔奇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右江红七军传达中央指示，近半年时间里，与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一起指挥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战斗。

1931年2月，邓拔奇担任广东省委委员兼秘书长。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强大兵力“围剿”中共东江特委领导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的大南山苏区，在危急关头，两广省委派邓拔奇到东江特委工作，这时他虽然病魔缠身，但仍然义无反顾奔赴大南山，指导革命斗争。1932年10月10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包围东江特委，邓拔奇带领特委人员和警卫战士英勇突围，为掩护同志撤退而壮烈牺牲。

邓拔奇是一位声震两广、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优秀共产党人和职业革命者。为了党的历史使命，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是两广大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革命烈士车耀先与“努力餐” 篇5

1938年至1939年期间，父亲常带全家或与友人多次前往祠堂街，品尝“努力餐”菜肴。饭店地处较偏，坐南朝北，是一幢已有百年历史，具有中国传统式建筑风格的楼阁。门面虽显陈旧，却诱发出它那古朴、饱经风霜的雄姿。门顶上悬挂牌匾“努力餐”，字体苍劲有力。步入店门，店堂对面墙壁上贴着醒目的书法，笔力深厚滑润，其内容寓意深远——“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论实行三民主义，庶几、庶几！”这是“努力餐”的宗旨。南墙上贴着“若我的菜不好，请君对我说；若我的菜好，请君对君的朋友说。”寥寥数语，语句精炼，意简易懂，让顾客一目了然，显示出饭店的诚信重义和经营理念。这几句话立为“努力餐”的座右铭。

“努力餐”匾以及饭店宗旨和座右铭，均是这家饭店的创办人即是店主人，就是在家喻户晓的《红岩》小说中写到的车耀先烈士亲笔书写。

车耀先原名荣华，1894年9月27日出生在四川大邑县灌口场小商人家庭，性格刚直不阿。读两年私塾后，即参加劳动。1908年，14岁的车耀先进入重庆“益盛荣”商号学徒。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波及重庆，他参加了保路同志会活动。1912年弃商从戎，加入川军第二师第八团当兵，先后任下士、司务长、排长、连长等职。1923年任刘湘部团长。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车耀先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拥护者。1926年12月被任命为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第十团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受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1927年3月，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车耀先愤而离开川军，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同年冬天经朝鲜回到东北，返回成都。1929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成都做地下工作。

根据党的指示，车耀先以自己素日喜爱烹饪之特长，于1930年5月在成都市祠堂街创办了“努力餐”饭店。

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饭店为掩护，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从事兵运工作，后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军阀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发展党组织，参与策划1930年“广汉暴动”，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凭借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川军内部和各方面的民主进步人士，宣传鼓励军人、青年学生和广大的民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5月9日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五九”国耻群众大会，车耀先怒斥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反动军阀封闭会场，在群众掩护下，车耀先脱险，转移上海。半年后回到成都，与党失去联系。车耀先利用担任第二十四军、第二十八军上校参谋、副官长等职，及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秘书长等职进行社会活动，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了解收集情况。1934年车耀先任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期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帮助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投身革命斗争。

车耀先在饭店经营管理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管理经验和独特的作风。他招收贫穷人家的青年子弟来店学徒，白天忙完饭店的活计，晚上关闭店门，车耀先给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上文化课，教他们念书写字，讲革命故事，讲斗争史等，饭店成了传授革命道理的红色学堂。

车耀先本着自己命名“努力餐”的宗旨，为解决劳苦大众的吃饭问题，烹制适合大众化口味的名菜，创造自己的特色，做到物美价廉，切实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它的主要特色饭菜是“大肉蒸饺”、“大众蒸饭碗”、“国合什锦”、“白汁鱼”等，每天一开店，黄包车夫、学生、报童、平民争相来吃。车耀先把它们称为“革命饭”，并书写条幅“要吃革命饭，就到‘努力餐’”贴在墙上进行广泛宣传。凡来店就餐者，不论妇孺老幼，车耀先遵循自己书写的作为饭店的座右铭，都要虚心听取意见，询问请教，不足之处，随时更改。凡听说谁家餐馆出了名菜佳肴，马上派出厨师品尝，花钱学习。回来后，博采众长，对菜肴加以改进，烹炒调制进而推广。他常鼓励员工们要把“努力餐”办成闻名全川的餐馆。车耀先以他的革命精神，用他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诚信重义的美德，赢得了四方宾客，“努力餐”越办越红火，名噪蓉城。不论土生土长的巴蜀人，还是逃难在川的晋陕豫鲁北方人、江浙两广人，都喜欢光临品尝。

“努力餐”不仅为革命活动筹集了资金，而且成为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和上层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南来北往的秘密工作者常出入其间。当时在川的中共领导人吴玉章、邓颖超等，曾到餐厅楼上开会，车耀先并宴请沙千里、史良等。车耀先和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等同志经常在楼上隐蔽的小屋内聚会，分析研究革命形势，商讨斗争策略，领导全川的革命运动。饭店的员工在车耀先革命思想的教育下，在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为革命交通员。“革命饭”、“努力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曾有特务问车耀先：“车先生，为啥子你把餐馆叫下‘努力餐’，为啥子你卖‘革命饭’？”车耀先坦然一笑，答到：“有啥子稀罕哟，孙中山先生讲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一句话，弄得特务瞠目结舌，无话应答。

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车耀先遵照党的指示，于1937年1月开始，相继创办了《大声周刊》、《图存》、《大生》、《语言月刊》等刊物，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思想和主张。《大声周刊》等刊物的编辑地点就在“努力餐”，车耀先任《大声周刊》社长，用笔名撰写社论与述评，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揭露亲日派阴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抗战爆发后，车耀先任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之一，他坚持《大声周刊》的出版，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帮助不少青年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车耀先经党中央批准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由省工委负责人罗世文直接单线联系。他协助罗世文在地方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四川地方军界人士支持抗战。不久，车耀先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进行抗日统战工作。1939年冬，他积极参加成都的促进宪政运动，争取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在车耀先做地下工作期间，他的两个女儿车崇英、车毅英姐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协助车耀先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3月18日，国民党制造“成都抢米事件”，嫁娲于共产党。时任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兼成都新华日报社主持人的罗世文被国民党逮捕，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的车耀先在“努力餐”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们一起被羁押至重庆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一同被转至贵州，与张学良将军等同押息烽集中营，关押长达6年，与外界隔绝。在狱中车耀先生活严肃，关怀同志，历受酷刑，始终顽强不屈。在以罗世文为首的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下，车耀先利用管理图书的机会对难友进行联络和鼓励，把监狱作为一个特殊战场，组织领导狱中的党员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车耀先和罗世文又转押回重庆美蒋联合的特务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车耀先早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给子女写下万言遗书，教育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堂堂正正地做人。车耀先忍受百般折磨、严刑拷打，坚决拒绝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头子戴笠许以高官厚禄的利诱，“虽死不从”，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车耀先和罗世文被捕后，中共中央多次提名要求释放，但遭到蒋介石拒绝。1946年8月18日，在蒋介石密令下，特务将车耀先和罗世文一起押到重庆松林坡秘密杀害，并用汽油浇身焚尸灭迹。临难前，车耀先和罗世文面对死亡毫不畏惧，高声朗诵：“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车耀先烈士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实现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他把自己的满腔热血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和罗世文、许云峰、江竹筠、陈然等无数先烈，“一死真如泰山重，千年万代永留芳”。血晶铁韵，堪称万代楷模。解放后，党和政府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为他们建墓安葬，塑了石雕像，周恩来总理亲笔为车耀先和罗世文烈士题写碑文。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等革命前辈对车耀先十分怀念，对“努力餐”充满感情。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在祠堂街旧址的“努力餐”重新开业。1953年父亲带家人与友人再次来到祠堂街，看到当年共产党人秘密开会活动的餐厅楼上开辟了车耀先烈士纪念室，大家瞻仰了车耀先烈士生前的照片、遗物、生平事迹，观看了图片介绍等。“品尝”回味着车耀先烈士留下的宝贵财富——有着革命传统的品牌“努力餐”，那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不由又重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