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杂文随笔

忆旧杂文随笔（精选6篇）

忆旧杂文随笔 篇1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空调，还没等天太热就早早地开了空调，将自己躲进空调房里享受这人造的凉爽。舒服归舒服，可总归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身体是凉爽了，心也跟着有了些许凉意。各家各户都关起门来，将暑气和邻居的热情统统拒之门外。

想起我们小时候，大家住在一个台门里(相当于北京的四合院)，邻里乡亲们亲似一家人。大家吃过晚饭后都自告奋勇地担水把火热的地面淋湿降温，在一旁燃起了烟堆(用来驱蚊)，各自从家里搬来凳子、椅子，手里拿着茶杯摇着蒲扇，像开会似的东一个西一个地在院子中坐好。

人陆陆续续地到齐了。这是农民劳动了一天最放松、最悠闲的时刻。乡邻们聊着家长里短、天气、收成、白天的趣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有时来几个笑话，引来乡亲们的一阵哄笑，有时来一段荤段子，惹得几个妇女的轻骂，男人们也笑得更欢。

吹吹牛，唠唠嗑，天上的星星都羡慕地前来凑热闹，在头顶上调皮地挤眉弄眼。有几个妇女还不肯闲着，手里娴熟地编着麦草蒲扇，熟得不需要用眼睛看，凭手势就能编出一把精美的扇子。

大人们在孩子的背上、脖子上掐着痱子，挠着痒，挠舒服了又反过来帮爸爸挠，也帮邻家叔叔挠。有时调皮地用力一下，“啊呦，你这小鬼。”转过身来刮你一下鼻子。“咯咯咯”地笑着跑远了。

小孩子们搬着小凳子坐在父母脚边，吵着让大人讲故事，翻来覆去讲着每天重复的故事，却怎么也听不厌，一个讲完嘟囔着要求再讲一个再讲一个。听着听着就扒在大人膝盖上睡着了，响起了轻轻的鼾声。

有月亮的夜晚，那是孩子们最渴盼的。几个玩伴的小脑袋碰在一起，一个主意就有了，一哄而散。小伙伴们披着月光、踏着月影或捉迷藏、或跳房子、或送鸡毛信、或追逐玩得不亦乐乎。坏笑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比树上的知了还要热闹。

玩累了，或爬上母亲的膝盖或斜倚在母亲的臂弯里，乘一会儿母亲手里的蒲扇摇出的风。歇够了，汗也收了，新一轮游戏就又开始了。直到夜深了，母亲叫唤着该回去睡觉了，才依依惜别相约明天再玩。

这年夏天，邻居家的外孙女来小住，她跟我年龄相仿，很快我们俩就混熟了，成了好朋友。

我们白天玩过家家的游戏，拿蚌壳做盘子，树叶花瓣当菜肴，碎石沙子作米饭，小树枝当筷子，拌拌铲铲一桌丰盛的大餐就做好了。

我们又模仿戏台上的演员，自编自演做戏，披上布毯当戏服，用妈妈的纱巾当盖头布，娘子、官人，咿咿呀呀、装模作样地演一下午都不觉得乏。

晚饭后大人们照例把椅子凳子搬到院子里，我们俩同时发现了杨柳树下的那张躺椅，两人一个箭步冲上去抢这张躺椅，被我稍稍快了一步，抢先躺在了上面。

她哪肯摆休，死拉硬拽要将我拽下来，我又不肯让，两个人便扯了起来。她比我长的结实，力气比我大，我经不住她的拽拉推，被她轰了下来，摔在地上。

我“哇哇”地哭开了。正在我抹着眼泪抽泣时，忽听她“啊……”一声惊叫划破寂静的夜空，在杨柳树间穿梭盘旋，然后大哭起来，哭声比我的更响，撕心裂肺，接着就从躺椅上连滚带爬地跌了下来。

大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跑过去看，我的哭也被她的一叫一哭怔住了，也屁颠颠地跟着跑过去。原来杨柳上掉下来一条肥壮的大毛毛虫，竖着绿毛正匍匐在她雪白的`大腿上，所过之处留下一条红红的宽宽的隆痕。

我吓得全身一阵发冷，好险呀!要不是我抢不过她，这可怕的家伙可是爬在我的大腿上了，她替我挡过了一劫，我平时最怕这种软体动物，更何况是毛毛虫呢。心想有时输了也是一种幸运，便暗暗得意。

那时大人们如果要外出，把孩子交给邻居暂时托管那是常有的事，孩子们爬上邻居家的餐桌像爬上自己家的餐桌一样无拘无束。邻居的叔叔婶婶们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亲昵。

现在那些老台门或是已被拆除，新建了洋房，或是搬空了主人，荒芜在那里，如同垂垂老矣的老人在打着瞌睡。人们都纷纷住进了新房，房子越来越宽敞漂亮，家电越来越高档智能化，再也用不上蒲扇和烟堆，身体越来越舒适。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篇2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全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符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别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

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

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

北方姑娘杂文随笔 篇3

她身居北平，乃北国人。颐和园泛舟，香山寺焚香，北海赏花，这些都令我向往。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拂晓，白雪皑皑，此时乡人还未觉晓。

晨起，望窗外，纷纷扬扬，问何所似，答曰:“似撒盐空中。”

此时，不少人去工作，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但若是在周末，还会有老年人和孩提在苑里徐趋或是小憩一会。你亦或是其中一人吧。

姑娘，你还是少年，此时正值锦年。你要珍稀年华，不悔青春。愿你一世无邪，长后依然如故。

听闻你最近并无大事，我心可安矣。

我会一直陪伴你。

冬·片段杂文随笔 篇4

农历的节气出奇地准，在霜降过后，巴黎迅速进入了冬季，这让厌恶冬季的人们都来不及准备维持过冬的保暖情绪。她进来没有社交甚至是对话的欲望，被情境限制住时，也是闲谈些可有可无的琐事，不思考，不表达。

街上的行人大多裹在黑灰色里，围着宽大的围巾不见表情，只能从步伐里看出仓促匆匆，人人都奔波于生活，疲于生活。在幽暗的路灯里，落叶被风吹的打滚，又被人踹来踹去，像极了一个失败者。

清明扫墓杂文随笔 篇5

清代杨韫华《山圹棹歌》俗云：“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姐妹，一枝斜插绿云翘。”清明插柳戴柳之俗，有一种传说是：柳为“鬼怖木”，可以避邪。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有“取柳枝着户上，百鬼不入家”之说，上坟去，自然更需要柳枝了。

感悟“馉馇”忆旧 篇6

中秋节这天，我和妻带了孩子回到青州的老家兴旺店。母亲特意精心制作了添加了些许作料的“馉馇”（gǔ zhā），小时候的“馉馇”是没有它们参与的，至多是有点葱花。在吃“馉馇”时，小女有些不解，问：“这不是疙瘩汤吗，奶奶为什么叫‘馉馇’？‘馉馇’这俩字咋写呀？”我对“馉馇”这个名字打小就习以为常，从来没觉得是个问题。女儿这么一问，我竟然哑口无言。回到济南后，我打开电脑，输入拼音“guzha”百度一下，不仅知道了“馉馇”俩字，还发现原来有两种‘馉馇’。

一种“馉馇”是指疙瘩汤。把疙瘩汤叫做“馉馇”是山东的博山、广饶一带，这一带的人们常把“馉馇”当早餐。想一想，在秋冬的早晨，吃上一碗暖暖的软软的“馉馇”汤，不啻是一大美事啊！“馉馇”汤的做法，最关键的是把面粉加水搅成小面疙瘩，面疙瘩从小米粒大小到花生米大小不等，越细碎口感越好。这也正是它妙的地方。

另一种“馉馇”指的是水饺。山东大部分地方，特别是胶东一带，老百姓都把水饺喊做“馉馇”。有一句农谚说“蛤蟆打哇哇，还有六十天吃馉馇。”这是说，当春天听到青蛙哇哇叫的时候，离收割小麦还有六十天左右。收了小麦后，自然就可以做“馉馇”吃了。“起脚馉馇落脚面”既是胶东方言又是对民间迎来送往的礼仪总结，意思是“送客时吃饺子迎客时吃面条”。或许，每当你从城里回到乡下老家时，家中一定有亲人的手擀面等着；你走的时候，一定有一顿饺子送着。

史料记载“馉馇”原叫“馉饳（duò）”。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有“旋切细料馉饳儿”；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市食》也有“鹌鹑馉饳儿”的记载。现在胶东一带有些地方，民间还有“馉饳”的叫法。对于为什么叫“馉饳”，民间有此一说：古时有农妇在案板上咕咕咚咚剁馅，小儿问母亲“咕剁”什么，母亲顺口回答“包咕剁给你吃”。小儿于是知道母亲包的这种好吃的东西叫“咕剁”，后来逐渐演化成书面名称“馉饳”。

“馉饳”怎样演变成“馉馇”，虽已不可考，但“馉馇”演变为饺子，却有据可查。除夕晚饭后，家里的男人们要凑在一起举行迎祖先至家中过年的仪式。家中女子们就和面剁馅包“馉馇”，并务必将一枚或数枚金属硬币包在其中。明朝刘若愚在《明宫史·火集》中就有记载：“暗包银钱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岁之吉。”大约夜间12点，即旧式计时法里的“交子时”，开始放鞭炮、烧纸、下“馉馇”，祭奠天地和祖先，然后阖家老少一起吃“馉馇”。由于是除夕夜“交子”时吃“馉馇”，所以慢慢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吃“交子”了。我国自宋真宗赵恒咸平年间将纸币称为“交子”，人们就把这种食品写成“饺子”，以避免与纸币“交子”相混淆。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其在正月，则元日至五日为破五，旧例食饺子五日……”

“馉馇”是山东特有的方言。这次回老家，听到它，我倍感亲切和温暖；吃着它，我仿佛又回到了清贫又温馨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