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

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通用8篇）

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 篇1

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华民族5000多年、近代以来170多年历史，从我们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出发，深刻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这些论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分自信，给人启迪、给人以方向、给人以力量。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拥有强大的真理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它立论的科学基础是什么?总书记坚持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回顾总结了社会主义500年来从无到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外国到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阐述了我们党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深刻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丢掉老祖宗。不仅没有丢掉老祖宗，而且以一系列新的独创性的重要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老祖宗，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中国文化沃土，拥有深厚文化支撑。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搞清楚它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总书记的这一论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为丰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指明了路径。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最先进的文化，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必然要贯穿着如何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它们何以结合或融合?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它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文化，需要进行革新，社会主义恰好就是这样一种革新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如果不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不从中华文化中获取思想资源和支持，就会为中华传统文化所拒斥，在中国大地上就没有生长的根基。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自觉地坚持用社会主义革新传统文化，而且自觉地用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为社会主义文化注入丰厚滋养。这样以来，社会主义就与中华传统文化紧紧结合和融合在一起，不仅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旺盛生命力，也使中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因此，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一定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文化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和解释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拥有充分历史根据。

总书记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的历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充分历史根据。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经济文化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然而，近代以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我们党成立之初，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刻思考，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9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昭示未来方向，展现前所未有光明前景。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历经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改革开放前积累的重要思想、物质、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同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启廸现代，现代继往开来。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总书记代表新一届党中央的庄严宣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由我们这个有着8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高高举起，在我们这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和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高高举起。我们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深远。

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 篇2

历史课果真是枯燥的吗?看似庞杂的历史知识究竟该如何记忆?对于知识面较窄的广大农村文科生而言,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那么, 历史知识的记忆是不是有章可循呢?笔者认为, 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就是努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运用逻辑化思维方法记忆。

什么是逻辑化思维方法记忆?逻辑化思维方法记忆是一种记忆方式, 它着重对所记内容进行逻辑化整理, 通过这种整理, 理清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因果关联, 使它们构成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 形成一个知识的经纬网。从而避免因记忆内容数量过大、细节过多、缺乏关联而导致杂乱无章, 达到对所记内容的长久牢固记忆的目的。

在此以人教版《世界近现代史》 (上册) 第三章第五节中的一段教材文字为例, 探讨如何利用逻辑化思维方法达到有效快速记忆历史知识的目的。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进行, 欧美诸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 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的过程中, 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此期间, 轮船等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使长途运输变得更加方便, 资本主义列强大量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输出工业品, 掠夺工业原料, 甚至直接输出资本, 在当地建立资本主义企业。这样, 在资本主义侵略下,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先落后、封闭落后的经济结构被打破,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一、分析层次

通过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这段文字的落脚点在最后一句话, 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之前的文字表述则清楚表明和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有关的其他要素:时间——19世纪中后期;原因——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列强侵略扩张;中介力量——轮船等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

二、逻辑化整理

在层次内容明晰后, 对各部分内容进行逻辑化整理, 分析其中存在的内部逻辑关联。经过分析组合之后,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厘清他们之间的内部联系, 再结合以前的教学内容稍作补充与完善, 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就产生了, 如图表所示。

通过这副图表,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包括相互紧密联系的两大组成部分, 即资本主义列强的国内市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前者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运行的结果,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前提条件, 该制度的建立主要有革命与改革两种途径, 后者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列强内部经济力量推动列强外部侵略扩张的经济结果, 两个市场密切联系, 但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由列强对商品、原料与资本的控制所决定的, 列强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商品与资本, 是整个市场的主导者, 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则成为资本输出地与商品销售地, 并为列强的工厂、机器提供市场与原料, 是整个市场的下游链条, 轮船、火车等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发达的交通网则提供了两个市场的中介力量, 极大加速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 是整个市场得以形成的强大推动力量与物质基础。各部分之间再配以箭头的方向指示与简短的文字如中介、原因等的说明, 最后再结合以前的相关教学内容作以补充——在这里具体体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的表现, 也就是1857年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样, 一段完整的教材文字在箭头的指示和简短文字的注释配合下, 得到高度的关联性概括, 逻辑性整理也就完成了。

三、文字还原

以上图表只是明确了知识间的内部关联, 为我们的记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知识框架, 但它本身不能作为最终的记忆形式, 因为在答题过程之中, 是不可能将这些简短的文字作为标准答案的, 否则必将导致不必要的失分, 所以第三步要做的就是在知识框架的指导下将原本的文字内容加以还原, 这才是记忆的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步主要靠机械性记忆与重复来完成, 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经过以上三大步骤, 一个完整的高中历史知识逻辑性记忆链条便完成了。由此, 推广到整个第五节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宏观上看到以下的内部联系图景:

同理, 运用以上的方法可以建立起整本教材的完整逻辑框架。当教材内部的逻辑框架建立之后, 一方面可以看到教材编排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思想文化等内容的纵向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 它是一个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核心, 以其联动性影响为内容的有机整体。笔者认为, 这种相互关联的逻辑框架的建立将对整个教材的理解产生积极的作用, 是对高中历史知识进行逻辑化思维方法记忆的有效途径。

对庞大的历史知识体系而言, 仅仅依靠逻辑化思维方法的记忆是远远不够的, 它毕竟只是诸多记忆方法中的一种。牢固、准确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尚需要各种方法的有效配合才能达到。

五大发展的基本逻辑 篇3

从奋斗历程看五大发展的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就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和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五大发展的历史逻辑体现在它把握和顺应历史潮流，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奋斗，我们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发展问题的探索，强调“发展的紧迫性”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更多地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毛主席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实现工业化要统筹兼顾重大关系，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观点，为我们党进一步探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实现发展速度的提高和经济总量的扩张，后来又阐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提出要始终坚持和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等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要妥善处理富裕与贫穷、先富与后富、快富与慢富、共同富裕与同步富裕、国家发展与个人利益、平衡与平均等诸多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发展道路、发展基础、发展重心、发展步骤、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创造性回答，对发展内涵给予新的诠释，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明确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来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注重发展的和谐性、全局性与永续性，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通过调整社会系统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协调其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文明发展道路，把中国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到新视野。

历史的车轮进入到新世纪，我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作为发展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凸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等问题。巨大的发展代价，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与理念来支持中国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理念进行不断的思考和阐发。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2013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中国将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力气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进一步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2013年10月，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等等。这些都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创新性思考和回答。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全面阐发五大发展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主线，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

纵览以上历史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党90多年不懈奋斗的历史必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从国际视野看五大发展的时代逻辑

如果说奋斗历程和历史逻辑是纵坐标，那么国际视野和时代逻辑则是横坐标。所谓时代逻辑，就是紧扣时代主题，深刻揭示和反映当今时代发展的规律性要求。五大发展理念，是把中国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中谋划而形成的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逻辑。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我国13亿多人口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通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实践雄辩地证明，发展对于增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际竞争力十分重要。历史也雄辩地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形势和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调整转型的重大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对发展的认识，对发展理念和方式进行调整与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敏锐的时代眼光，最大限度地吸纳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充分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先进理念，认真总结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推动解决当今时代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普遍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推动解决的矛盾之一，就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停滞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2013年11月2日，习近平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说：“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性问题。五大发展把握时代发展新特征，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特别是强调要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推动解决的矛盾之二，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对中国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其他国家利益的“修昔底德陷阱”心态。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讲话既昭示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五大发展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又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国际社会中出现的“国强必霸”的政治逻辑。

推动解决的矛盾之三，就是避免“高福利陷阱”。二战之后，瑞典、挪威、丹麦等一些西方国家，提供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几乎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由此导致社会“懒汉”现象滋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五大发展，一方面强调要坚持共享发展，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强调要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活力。

从相互关系看五大发展的内在逻辑

所谓内在逻辑，就是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五大发展中的每一个“发展”都有各自丰富的思想内涵，五大发展之间又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这段重要阐述中可以看出，五大发展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内因与外因、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是全局与重点、目标与路径的有机结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五大发展，排在首位的就是“创新发展”，主要是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突出软肋。如果不能走好创新发展之路，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所以，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协调是保障和推动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五大发展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发展的平衡问题。目前，我国发展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比如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困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软、一手硬”、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内轮差”等等。如果这些发展的整体效能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治理的“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矛盾就会不断加深。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绿色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五大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新时期的显著特点。五大发展把“开放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进一步增强，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剧。所以，我们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更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选择。五大发展把“共享发展”作为最后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迈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蛋糕”的不断做大，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越发凸显，特别是群体收入差距、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等问题比较突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下审视五大发展，它既是驱动力，又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又是精神状态。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大发展是贯穿始终的战略思维，也是“精神变物质”的历史实践。只有把五大发展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中去定位，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去把握，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崭新认识，是关于科学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

从实践要求看五大发展的运行逻辑

所谓运行逻辑，就是把握客观规律，努力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五大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新阐述和实践上的新部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刻把握“十三五”湖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坚持“四个全面”，促进“三量齐升”，推动五大发展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

遵循创新发展理念，着力培育经济发展新优势。全面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优化投资结构，拓展融资渠道，不断提高我省在全国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和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引擎，加快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加快打造湖南标志性产业集群、产业基地、龙头企业，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功能齐全、影响广泛的产业体系。

遵循协调发展理念，全面构建平衡发展新格局。统筹推进长株潭地区、大湘西地区、湘南地区、洞庭湖地区四大区域板块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快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做大做强湖南文化产业领先优势，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积极适应国防建设和军事变革新形势，大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发挥既有优势，整合特色资源，加快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军民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迈出两型发展新步伐。坚持绿色富省、绿色富民，发挥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先行先试和示范引领作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健全生态文明制度，积极引导和倡导绿色投资、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全面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和谐统一。

遵循开放发展理念，努力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充分挖掘“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深度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强化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交流合作，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联动集群；大力实施“借船出海”“化妆出海”和“抱团出海”战略，加快贸易转型升级，优化开放服务平台，推动外贸外资外经齐头并进。

遵循共享发展理念，奋力谋求三湘儿女新福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工程，着力提高教育质量，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着力解决“读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加快实现全省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目标。

五大发展的基本逻辑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时代逻辑以历史逻辑为基础，把握好这两大逻辑，能使我们更好地找准方位、顺应潮流；运行逻辑以内在逻辑为根据，把握好这两大逻辑，能使我们更好地立足现实、走向未来。

解读信息时代的历史逻辑结构 篇4

利用康德提出的理性极限意义上表现“二律背反”特征的四类知性范畴与现代脑科学揭示的具有反映机能的人脑皮层四叶结构之间的.相关性,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结构,把作为理性对象的历史逻辑结构与作为思维本质的辩证逻辑结构统一起来,为丰富信息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提供新视角.

作 者：李冀湘 李群 作者单位：李冀湘(解放军理工大学基础部,)

李群(安徽省教育学院教管系,)

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 篇5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共同学习“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历史路径、内在逻辑、时代价值。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显示出对“四个自信”信心满满的状态。“四个自信”为了便于大家理解，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个主语不能说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对自己自身会自信，它的主语实际上是党和人民，我们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一种自信的状态。

一、“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概括起来看，它源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扬弃，源于对建国后，改革开放前那一段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以及教训进行的总结和反思。最后一个也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回应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潮流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实践建设及其经验的提炼。它形成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定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那里开始起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也从那时开始逐渐的积淀、沉积形成起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始建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邓小平理论从党的建设方面、经济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发展的完善。到胡锦涛时期，开始正式的使用自信这样的概念。在2012年十八大报告里，胡锦涛同志说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积极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的界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对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的一个总结。四个自信的第一个道路自信是对我们逐渐形成这样一条探索出来的道路，对它的充满自信的状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八大报告里的界定，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是涉及到理论自信对我们形成建构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的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界定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界定比较长，概括起来主要是讲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这三个层次。

在十八大报告里，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定这三个自信的同时，越来越开始注重提升提出文化自信，在我们党的第一个重要的文献里，第一次提到“四个自信”，是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建党95周年大会七一讲话里边，当时讲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其中有一个方面强调，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当时还具体的对它进行了一个阐释，说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的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要求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对这四个自信，从总体上做了一种解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气。那么总书记说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通过强调这四个要坚信，实际上点出了“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更重要的是七一讲话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主要包括哪些文化呢？当时总书记讲到，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际上主要就是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总书记还提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里边不仅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里，第一次把“四个自信”放在一起明确地宣誓出来，而且总书记还对它进行了一个具体的阐释，到十九大报告中贯穿的主线是提出了党最新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这个思想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把它概括为八个明确，其中第三个明确提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是 “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简要的概括一点说，就是有着博大精深文明的国家，曾经一度在世界居于世界闻名中心的地位，当然了，那个时候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文明、文化的交流也比较少，文化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后来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明文化开始冲突交流，这个过程中逐渐的发现，我们没有落在了西方的后边，在文化上，我们一开始也采取了一种文化投降主义，拥抱西方全盘西化。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渐的开始摸索、探索，以中国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样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时期的探索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坚定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这就是“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

二、“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

（一）“四个自信”的基本关系

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七一讲话上讲到，当时是三个自信，首先对这三个自信的道路、理论、制度进行了一个非常具体清晰的界定，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本身的表达就蕴含着对这条道路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自信就是对这样的道路充满自信。

具体到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说，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在这条道路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逐渐的建构起来这样的理论的体系，他说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个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战略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理论自信是对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具体的概括，胡锦涛同志说，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等构成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对道路、理论、制度这种优势集中的概括，显示了要求对道路、理论制度要充满自信。这三个自信提出来，如何把握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讲清楚道路、理论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三个方面的自信关系自然也就出来了。

在十八大报告中对道路、理论、制度关系进行了一个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这个道路、制度、理论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其中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制度也是实践层面，不过道路是从动态来看，制度相对来说是从静态来看，与实践相对应的就是理论，中特理论体系，所以这是道路、制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三个自信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七一讲话中提到文化自信，而且对文化自信和其他三个自信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把它揭示出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就是说相比较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独特的精神标识，这里讲的三个更，是理解文化自信与另外三个自信关系的关键。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四个自信”。

第一次将“四个自信”并提，是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到七一讲话，总书记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并且说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这三个更，实际上是揭示“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文化自信和另外三个自信之间关系的关键，第一个更基础，讲文化自信是支撑三个自信的基础，为什么说文化自信更基础呢？因为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文化自信，那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很难支撑起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做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第二个更广泛，是强调文化自信渗透在另外三个自信之中，文化自信更广泛，可以深入人的一切活动，一切表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不像道路、理论、制度自信都有特定的存在空间，比如说道路自信讲的是路径，理论自信讲的是行动指南，制度自信讲的是行为规范，而文化自信不仅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而且在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都存在，文化自信的影响更广泛，实际上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五位一体布局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并列的一个文化，广义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人化，是人的生活方式。第三个更深厚，文化自信内化于心将影响深远，因为文化是人各项活动里边的基因，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旦内化于心，就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一旦文化自信树立起来，这个影响不仅是深厚的，而且是长远的，这事是总书记讲四个自信，特别是他用三个更来揭示出文化自信和另外三个自信之间的关系。这是讲四个自信之间的内在逻辑的第一个方面，他的基本关系。

（二）取得的成就为“四个自信”奠定基础

“四个自信”实际上构成了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而这个整体所取得的成就，铸就了我们的自信。建党95周年大会上对这个成就，9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回顾一下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概括的说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倍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版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特别是党建立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上，七一讲话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哪三件大事呢？第一件大事是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第二件大事是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的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1/10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公约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党带领人民，依靠人民完成的第二件大事。第三件大事是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的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的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图景。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对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做了一个概括，说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持续奋斗的结果。回顾了三代领导集体，一步步的在这个积累成就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具体的贡献。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建党95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又一次回顾近代的历史，概括了党依靠人民，领导人民取得的这个成就，讲了三个伟大的历史贡献，第一个伟大历史贡献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二个伟大历史贡献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他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第三个伟大历史贡献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用两次建党90周年、95周年大会上的成就来讲，是因为恰恰在我们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上取得的总体性的成就，使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越来越充满自信。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对自信的状态，讲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了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了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对于这样的成就，总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更加明确“四个自信”，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担，勇于做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历史还告诉我们，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也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奠定了我们自信的基础。

（三）发展中解决问题为坚定“四个自信”

不仅党和人民取得的成就使我们越来越自信，而且面对我们在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我们也有信心，有能力去不断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更加坚定“四个自信”。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始终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的提醒，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全面从严治党，推动解决好中国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使我们也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党有信心，有能力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到2016年底，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提出了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出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再到2017年2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最大的优势。

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充分彰显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精神的重要性，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扛在肩上的重任和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到八项规定基本精神的扎实有效的贯彻，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自能力，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为主体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精神的落实和推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呈现于党的建设的诸多方面，并日益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党作为一个有89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党，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十八大以来，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特别是抓住重拳反腐，对腐败的零容忍，在这方面使党强化净化自身的能力得到了体现，这也有利于更进一步的坚定我们的四个自信。

（四）从世界眼光看，有利于增强坚定“四个自信” 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特别是在不断地掌握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利于增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重新正确去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对它的认识的提高，其中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变化不断地发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主张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去看一看，批判的那个资本主义他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副总理王震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说到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去看一看那里的无产阶级生活是怎么样的悲惨，所以他出访英国的时候，第一站选择了一个失业工人的家里，没想到到那之后一看大跌眼镜，人家是一个失业工人，住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房前屋后花开花落的，而且因为他失业了每个月从政府那领一大笔社会保障金，生活质量维持的很好，王震副总理觉得这些是不是英国政府故意给他安排的，他带着几个随从自己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到大街上采访了一个清洁工，还问了一个电梯管理工，问人家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人家告诉他一个月能拿三百多英镑，王震副总理就问身边的随行人员英镑和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算人家一个清洁工一个电梯管理工，一个月拿的工资比我们副总理一个月拿的工资还要高，回到国内在几次会议上王震副总理都拍了桌子，说我们做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搞的是什么社会主义，我看英国就作得很好，当然他每次讲的时候不忘加上一句，如果再加上党的领导，英国搞得更接近社会主义。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反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后来在这方面的认识一步步有所深化。

中英大使馆原来的商务参赞余日，他写了一本旅英十年，其中讲到英国实行遗产税，这个遗产税还实行累积税制，税率从15%到50%不等，起征点是30万英镑，那么英国财政部主管税收政策的官员，当时余日看到这种情况很困惑，就去找人家问，说你是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对资产阶级征收这么高的遗产税，因为这个遗产税很显然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征收的，无产阶级你才有多少遗产，人家说你说的对，我们恰恰是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办事，他说超高的收入超出了他所创造的必要劳动价值，属于剩余价值，应该拿出来补助穷人，人家说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这是遗产税，我以英国为例，世界上好多发达国家都实行了这个税收。

再一个，对超高收入者征收的这个税收，我们以法国为例，法国原来在奥朗德政府上台以后，曾经对美元收入在130万元以上的人所适用的个税税率，从原来的46.7%提高到了75%，所以我们在2013年左右看到报纸上经常报道，欧美富豪避税大逃亡，特别是法国平均一天一个富豪外逃，怎么样看待他在税收上这样一个调整呢？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结合马克思主义，贯通认识它，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嘛，他说工人一天劳动10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创造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他，保证他能够养家糊口，还得让他能够养小送老，这样是为了这一代劳动力没有了，新的劳动力能够接续上来，另外7个小时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给拿走了，那是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所在，那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我们说那个叫剩余价值，可是今天通过这样一种累进税的调整，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把资本家拿走的这个剩余价值重新进行了切割，切割下来其中很大的一块，用来搞国家福利，社会保障，又用来返还给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对于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实际上可以说他也是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他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因为看看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讲到，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十项强制性措施，你看第二项跟第三项，讲征收高额累进税，讲废除继承权，今天资本主义发生的，这种逐渐发生的变化，是不是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些方面已经做到了，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也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

实际上这样一种变化，罗斯福新政是一个显著性的标志。罗斯福新政为了应对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那次大危机，德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美国搞了个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内容很多，其中重要的就是强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控制和计划，所以一些资产阶级代言人看到这种情况，和我们的判断一致，他们说罗斯福新政中，搀和了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东西，他们把罗斯福总统的郭诺霍博金斯视为他们资产阶级的叛徒，发誓要把他送上绞刑架，对此你看罗斯福总统怎么说的，他说为什么我们非要把自己说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呢？他说美国是一个大国，完全可以容纳好几种同时并存的制度，而他有足够的智慧和耐性来使这些体制得以利用，我们不必勉强用教条主义的框框来衡量每一件事，你看从罗斯福总统那时候就开始，美国就开始冲破那种传统的教条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发展到今天，更没有哪一个发达的国家敢公开的声明，我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那是在自丢选票。

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还有一个资本家宣言，1965年，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费城召开世界资本主义大会，通过了发表了资本家宣言，内容很多概括一下，其中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你看马克思当年他就不是反对资本，他反对的是资本的占有形式，他说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却被少数资本家占有起来，然后来剥削劳动人们，他要求改变这个资本的占有形式，你看资本家宣言里边，人家这种实行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那就是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是基本一致的。二是强调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人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三是强调借鉴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所以从这些因素里看出，资本主义社会也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大家不要去抱怨，为什么资本主义还在发展，他怎么不出点什么问题呢？你让他发展，他也要发展，他也要走向社会主义，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主义文明在高度发达，发达到他的生产关系，不能再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他将会不断地掌握新的社会因素，最终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全球的这样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是增强四个自信的，抱着世界眼光来看这样一个国际的环境。

资本主义社会来掌握社会主义因素，有利于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那么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好像除了中国之外，说古巴、朝鲜、越南这些国家还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说以前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话，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也要透过表面现象看看它的本质，一方面不能因为有些国家他标榜他是社会主义，承认他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把眼光放大，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调整上，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上实际上也何尝不是这样，你看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宣称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可以利用每个人手中有的一张选票，把这些政党选举上去让他们执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些大党老党，能够长期的多次的和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掌握社会主义因素的一种表现。传统上说，你做的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社会主义，那么对它进行批判，实际上如果放大眼光，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团结起来，按照总书记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团结起来更有利于看清楚，坚定全球的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当然有的同志说，到底怎么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我用一个历程给大家尝试着说明一下，坚定“四个自信”。

假如亲朋好友家生了个大胖小子，都去为他祝贺，祝贺时会说祝福语，第一个封建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长得这么聪明，一看长大就能当大官，封建主义者重视的是那种权利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那种封建的，世袭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利。那么资本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你看长得这么好，一看长大就能发大财，资本主义者重视的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要就是资本的力量超越了，控制了，压制住了那种封建的世袭的权利的力量。最后社会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长得这么好，但是长大了以后也不可避免的要灭亡，这主人猛一听不太高兴，我这小孩刚出生，你说我要灭亡，但是实际上一琢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社会主义者讲的这话，实际上他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凡是历史性产生的，终将历史性的灭亡，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这才是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应该有的这种胸襟气魄和胆识。

当年毛泽东在这点上看得比较透，当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我们相对弱小的时候，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对共产党人的信念认识特别清。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长得这么好，一看长大以后就能当大官，当完大官又能发大财，发完大财之后也不可避免的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掌握社会主义因素发展，演化成社会主义，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一种态度。

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显然有些条件还不具备，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了个中国特色，特就特在不能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把它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就特在我们也要建设西方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发现的那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些好东西，也要大胆的借鉴，但是同时发现像拉丁美洲，印度等一些国家，照搬西方的模式，也没有很好的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仍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是要把党的领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些都放在一起搞，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所以强调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建设多年的社会主义失败了，这个对我国社会主义信念冲击也很大，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认识苏联共产党，之所以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了，他僵化的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苏联共产党执政执久了之后，慢慢地堕落，堕化成了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集团，所以他把这个社会主义搞失败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把这个社会主义的经给念错了，所以这不能影响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更不能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三、“四个自信”的时代价值(一)“四个自信”时代价值的意义体现

第一方面，目前中国发展到一个需要自信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到了一个需要自信的时代，他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的需要，在国际上看也是西方的势力不断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为了反击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对我们的攻击，坚定“四个自信”能够有效的应对这种挑战，从自身来看，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消极懈怠、理想信念上的动摇，在这时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的自信，而在这个问题上好不含糊，向全社会释放正确、明确的信号。

第二个方面，“四个自信”具有世界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优越性，体现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同时对全球化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和批判，不对他亦步亦趋，处于理性的监督之下不使它误入歧途，既要参与这个进程提供他并利用他的机遇，同时也要有效的防对、应对风险，提出形成有效的价值引领。其次我们道路、理论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职业性，体现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资本力量的情况之下，同时又注意去规范资本，抑制资本的各种消极的结果，既最大限度的激励市场各个方面需要的创新，又对资本和市场的那种逐利行为进行价值约束、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要充分认识到“四个自信”的四个一，既有助于解答社会主义融合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世界性难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之上的探索和所提供的方案，给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有利于有效的抵御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这种霸权主义，维护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我们不是抵制现代化，是强调现代化的多元性，强调以中国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提供的经验和发展的方式，突破了历史发展的线性决定论僵化的模式，提供了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三个方面，明确“四个自信”的现实要求，明确其中增强理论自信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十九大上确立了党最新的指导思想武装头脑并指导实践，坚持理论自信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不断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一方面注意夯实“四个自信”的物质基础、财富基础，只有在这样坚定的、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仅对经济文化、物质文化的需要，按照十九大概括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系列需求的满足，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能力之后，“四个自信”的基础才能够更加的稳固。另一方面加强“四个自信”的教育，形成宣传、解释、阐释“四个自信”中国的话语。

第四个方面，谈两个体会比较深的问题。一个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要在精神世界重建这个问题之上取得成绩，有利的增强“四个自信”在理论探讨上，对现代性、现代化的讨论呈现出了多副面孔，与这个形成相应对照，在这个现代化的征程中，发现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他并没有相应的带来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生活的充实和精神文化的繁荣，当年马克思曾经用物的世界增值同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等论断，深刻的揭示了现代化实践单向度的发展。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家，比如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的冲击和对心灵生活的压抑，并从艺术审美和爱欲解放、社会改良和性格结构变革等不同纬度，探寻如何破解现代化的过程中精神萎缩的困境，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明单向发展，精神文明相应的不够发展，主要体现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意义失落、价值坍塌、信念缺失等精神文化的深层危机相对应的，供给理性、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浅层次的文化颇为盛行，名、选、钱等这些外来性的东西，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以人们花费在精神文化上的时间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实际上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追求占有的物化生存方式，成为了世俗化时代的主流生活观念，精神文化上的虚无主义的取向开始颇为流行。

所以精神世界重建，成为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其中应有之意，主要基于这样原因，首先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的实践，启发我们的现代化的现代性结构，绝不能忽视精神世界重建这个维度，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无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还是生存方式、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理想的现代化这样的框架。中国的现代性的架构不是只需学习西方就可以，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看到物的世界的增值，实际上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贬值并行不悖，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讲的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理念，也严重影响了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上的一些覆盖，西方这样一种单向度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启发着我们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其次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错位，西方的思想理论家对于现代化进行的文化批判也不能直接为我们借鉴。比如我们正需大力发展现代化的时期，西方一些思想家喊出了历史步入后现代的口号，等我们喊需要继续深入的进行这个现代性的精神启蒙的时候，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开始全面的反思，并系统的批判了启蒙的弊病，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这个阶段，当我们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时，现代西方的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看到开始建立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的这个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应该把我们精神世界重建纳入到发展规划，坚持走建构发展与人的发展，尤其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再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一直这样追求赶超的战略，实际上挤压了精神世界重建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震动惊醒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大国，一度基于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样一个迷梦给我们惊醒，在我们要重回世界舞台中心这样一种民族意识支撑下的赶超战略，成为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人塑造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对于中心地位丧失的痛心以及追赶西方急切的民族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征程，陆续出现的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比如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到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再到五四一时代人的追求的科学民主，都没有通过深层的文化启蒙，渗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伸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这种时空压缩赶超的心态影响下，一段时期内过于去追求现代化看得见的成果，造成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高楼大厦相比，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有些人微言轻，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成果，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缺乏深层文化启蒙，又遭到现代性猛烈冲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成为文化的组织。比如党内的精神懈怠的危险，容易导致理想信念缺失和工作热情低迷，在青少年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厌恶劳动，娱乐知识的流向意识，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茁壮成长。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以经验积累抵制理性反思，以循环论反对创新论，以人情对抗法制等等这些现象，以及他所形成的潜规则，既不利于现代性建构所需要的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也不利于个人的主体意识、社会契约精神、经济理性化、管理课程化、公共领域治理化等这些因素的支撑。再者，中国现代化的征程离不开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建，这方面，美国社会家英赫尔斯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他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他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开始起伏也不会持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人们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和精神文化始终深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没有支撑现代性的这种文化因子，没有实现精神方面的现代化，那就谈不上人的现代化，而离开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徒具现代化的外表形式，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真正实现现代化。

（二）精神世界重建依赖于三大文化生态

精神世界的重建能够助力现代化的建设，一个是充盈着现代化这些因素，能够适应现代化进程的精神世界，他既不会产生抵制现代性的心理观念和价值取向，也能够避免那种赶超心态容易造成的现代化单向度的发展方式。另一个是通过精神世界重建生成的这种新型的精神文化，能够和现实保持一定的间距，通过文化批判对现代化进程进行不断的纠偏，使不至于误入歧途。再一个从传统的精神生活过渡到现代的精神生活，一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转变，在欲望情感层面，由禁欲转移向感性重占有、重情倾斜。思维方式由固化、权威向流动瞬间当下转变，价值取向，由超越、崇高向世俗、虚伪位。在精神世界重建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兼收并蓄建构出来一个稳定性与流动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与现代化能够良性互动的精神文化，就能够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做出贡献，能够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特别在精神文化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这个方面可以优化已经有的三大文化生态，这也是一个独特的优势。精神世界的重建依赖于一定的现实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如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化、制度结构与规范体系、现代传媒与价值符号、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等都会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和精神文化。其中作为第二自然的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建发挥着直接性和根本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作为这个民族性象征的传统文化，西学东渐以来建设传入的西方文化，以及建国后开始成为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构成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中三大文化生态，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建主要依赖于三大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1.作为主流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

以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主导和引领社会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具有反西方的特征，又批判传统社会具有反封建的特征，符合当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呼声和需求。马克思主义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文明形态，这契合了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喜欢领跑的中心情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样的哲学方法，实用理性的收益方式，注重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均等的大众理想，在这些方面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能够在中国传播和盛行的这些必然性，使它在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了文化启蒙的作用，并以强大的文化引领和整合作用，成功的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

在当代中国由革命中心转向经济中心，由偏重经济发展到也重视文化自觉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整体上也显得有些引领有余，整合不足。也就是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引领社会思想潮流与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甚至于成为一些民众的文化信仰，这两个方面显得有一些并行不悖。

2.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传统文化

它主要存在于居住着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一些儒学知识分子中，基于这个农耕文明和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有着鲜明的保守主义和等级观念，同时也蕴含着注重个体诚信正义，注重主体之间人文道德的积极因素，它具有坚守生活世界的整合价值取向，维持共同体和谐等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克服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功利化、心灵秩序感性化等这些弊端。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说，传统文化显得平衡有余、动力不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它注重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等理念，有助于平衡人际冲突，不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坚守中庸之道等倾向，使他缺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树明，他曾经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征，说西方人生的路线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中国人生的路线是持中的路线，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这个局面，而是在这种境地上求自我满足，因此我们看到，如果说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实际上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葛兆光也曾经概括过传统文化，偏重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相对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他说如果西方民族习惯于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题与课题对立起来，各种领域中纵向的逻辑关系，习惯于在那一种的基础之上，他说各种事物之间所有的惩治关系，历尽所能的符合这种关系的客观秩序，中华民族习惯于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文学艺术等这些重叠起来，探索这里的横向的网状连构，习惯于在伦理道德的原则之下，探索各种事物之中所蕴藏的总体精神。

3.作为精英文化形态的西方文化

他主要存在于相对发展起来的城市地区和广大知识分子中，我们知道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古希伯来的信仰传统，犹如西方文化行走的两条腿，人类历史进程进入现代化以来，这两大文化传统，逐渐演化为西方文化思潮中，并行不悖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表征西方历史与科技领域发展新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也逐渐成为当代思潮中颇具影响的文化氛围，西方的各种思潮，在中国可以说都有信奉者和追求者，西方文化在当代中国和在西方一样，也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批判的功能。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化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标杆，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评判中国，中国方式现代化的文化武器。现代化也离不开文化批判，文化不能亦步亦趋的追随现代化，它应该以现代化，不管这个现代化处于上升期，平稳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始终保持一定的间距，以在若即若离中保持反思和批判，这个批判是现代性自我的批判。

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说，从总体上来看，西方文化显得有些批判有余，建设不足，作为历史性凝成的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总书记谈到文化自信时，曾经涉及到这三个方面的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生态在各自的领域从不同的纬度，发挥着文化自觉、文化启蒙和文化整合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三者之间还相互监督，互相交流，彼此融入，对于当代中国，这三大文化生态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发展趋势，有的学者主张综合创新论，有的学者主张马魂、中体、西用核心价值观，我们强调的核心价值观是在综合吸纳不同文明因素的基础之上，积极探索共同的价值取向，那么从不断的优化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看，针对前面概括的传统文化，平衡有余动力不足，西方文化批判有余建设不足，马克思主义引领有余整合不足，那么我们应该一方面继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引领作用，传统文化的平衡作用和西方文化的批判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去探寻构筑三大文化生态，能够互相交融、互相融合具有整合功能，建设作用和动力驱动的文化机制。

（三）注重建构中国话语，使“四个自信”更加稳固载体

正如在国际物质生产分工体系中一样，发展中国家都在从原材料供应到高端成品供应的链条中，大家都寻求转型、寻求上升。在国际精神生产分工体系中，当代中国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从原总体而言，在不断优化三大即有的文化生态和中国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样的建设实践互动的过程之中，经受历史的考验，逐渐的积累出凝聚人民力量的中国精神，在此基础上，塑造具有世界话语权的中国话语，这对于维护“四个自信”、坚定“四个自信”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和方案。材料供应国向成品供应国的位置去提升，这就需要转变西方学者研究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满足于解读西方学者的著作，或者总是用中国的资料、数据和实力来验证西方的论断理论和命题，或者是用西方的原理和方法套着过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和历史演变，这样的研究方向研究理论，但是不充分、不全面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应该面向中国的问题并吸取各种文化资源，创造理论上的中国，建构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一个民族他要能自信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是必要的基础，同时学术的自信，思想的自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我们能否像曾经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消化融合了佛教，从汉朝末期，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压力也很大，但是最终消化了它、吸纳了它、消融了它，今天我认为也是这样，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我们能否也进行一种消化和重构，再呈现中华文化包容性之国，融合力之伟，思想生命力之旺，创造力之强的过程中，既延续中华文明的血脉，又引领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新探索。我们能否协调处理好，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凝聚出新型的特色文明，我们能不能建构出既全面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文明，又面向中国问题，能够延续中国文明基因和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中国话语体系，并在世界闻名国家中拥有影响力和辐射力都不断提升的话语权。这个作为面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日益觉醒的一个使命性文明的中国之问。

就像当代中国正处于由文明大国向文明强国迈进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的学者包括政治家再这方面应该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学术上、思想上的支撑，有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存在着耕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的研究短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后，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文化，我们的思想理论界比较关注西方的学术著作、学术概念、学术思想、名师大家，这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水平，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方面还应该继续的研究，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有些人身上出现了某种西化的倾向，对西方的概念，范畴，命题，思想，理论，思维比较了解，比较注重西方议题，对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发展的逻辑，我们的问题缺乏真正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结果是理论创新动力不足，缺乏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

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带有一种急迫的心态，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表达这方面的一种隐忧。实际上我们有的学术研究还存在着学术、政治和大众三者相对脱离的这样一种研究短板，要么有学术没有政治、没有大众，既不关注政治，也不关注大众需求，要么有政治，没有学术、没有大众，缺乏学理支撑，缺乏大众化，这两种现象都会远离学术，理论研究的初心，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否有所突破，比如说转变像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那样，多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他通过研究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的逻辑写出来的，形成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论断、新思想，我们关注中国的发展逻辑，研究中国的议题，提升中国的理论，建构理论上的中国。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我们看到，他们在奠定科技和物质生产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在精神生产领域的优势地位，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精神产品上的依附，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率先开启了迈向现代化的大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现代文明的经验，这里有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认真去学习积极去汲取的成果和智慧。但是后发的现代化的国家，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跟着西方亦步亦趋，应该面对多样向的价值，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来进行自我选择，尤其是在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领域，既要避免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囫囵吞枣，或者思想不化，也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脑袋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当然也要注意克服妄自尊大，或者唯我中华，文明独尊的野狼心态，那么这就要求我们摆正心态，对于现代西方文明，既要把它放到历史境遇，客观环境和时代条件中进行客观和合理的解释，也要在思想史和文明语境中，对于西方思想文化进行完整准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更要重视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消化和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汲取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的错误倾向。比如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移植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成为了我们的问题，有的不经批判就借用西方的理论，来对中国的问题进行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分析，有的离开西方学者著作的时代背景，在解读西方的文本和他的理论成果过程中，试图洞察中国问题的实质，那么这些南辕北辙，中国问题研究恐怕难以真正推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民族复兴的事业，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文明的交流离不开一定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今中西方在理论、思想、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交锋，往往背后蕴含着话语权之争，其中就涉及到话语体系的问题，在世界闻名交流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和我们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符合，日益成为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黑格尔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在1805年5月一封信中说到，“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做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之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那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他的财富，他还将是野蛮的”。如果你认为这两个意志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以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在坚持中华民族学术主题，思想主体地位的同时，兼收并蓄世界闻名智慧，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无疑是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时期的重要环节，也有利于使“四个自信”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四个自信”的时代价值，最重要的方面是看一个人、一个民族、党是不是真正树立起来了“四个自信”，在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检验的方面，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意识上，我们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坚定的认识，真正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有了深刻的自信之后，能够坚决地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四个意识”包括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能否真正在内心深处形成对这四个意识的认同和接受，这是 “四个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看到外汇储备已经足够多了，但是还在不断的加大外汇储备，这是违反经济发展的规律的”，他反复讲这个观点，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找到他说你不要这样讲了，中央有中央的情报和信息，而这些信息现在又不能够告诉你是国家机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但是他不听，他说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我有数据，作为学者我是独立的是自由的，应该允许我发表自己的观点。1998年的时候，美国索罗斯携带他大量的量子基金，以及背后跟风而动的大量国际游资到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利用他非常娴熟的一套手段买入这个国家的货币，给你炒上去再给你打压下去再还你的货币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把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给洗劫一空，但是唯独到了中国的香港后，这一套手段玩不下去了，香港政府当时紧急向中央政府救援、求助，中央政府说我们早有准备当时紧急的允许香港政府可以调用中国所有的外汇储备，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决策力、执行力，当双方的金融战争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候，当时用那个大飞机，乘飞机的现金外汇储备往香港运，最后是抵住了索罗斯量子基金的冲击，使他唯独在中国的香港不仅没有赚到钱，而且赔了十多亿美元，撒羽而归，事后索罗斯每次回忆起来这件事，他用惨烈来形容那是一场惨烈的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没想到共产党有这么快速的决策力和执行力。

不说金融战争了，回到经济学家事后反复讲这个经验教训，不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去妄议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决策，因为中央掌握的信息更多，更全面，更权威，而在一定时期之内可能有些国家机密又不可能告诉你，这个经验教训我用今天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几句话把它概括出来，就是对于中央的精神，我们要自信，相信中央对于中央的精神包括十九大的精神，我们理解的要很好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真正有了这样的意识后，才能树立起来“四个意识”，而有了“四个意识”在今天也是“四个自信”真正树立起来的，在内心深处能够树立起来的一个重要表现。

今天围绕着“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内在逻辑、和它的时代价值，给大家汇报了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也汇报了一下也包括个人的想法，可能有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文艺伦理学的发展逻辑和学科生成 篇6

文艺伦理学的发展逻辑和学科生成

文艺伦理问题与文艺活动是共生的.道德对文艺的苛责,文艺对道德的.摆脱,对文艺与伦理耦合的诉求,构成文艺伦理思想的不同取向与发展轨迹.鲍姆加通对美学的创立为文艺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基础准备,康德对文艺独立性的体认,黑格尔对伦理道德审美化的描述,尼采对理性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反拨,是文艺伦理学逻辑发展与学科生成的关节点.

作 者：曹连观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刊 名：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年，卷(期)：2(4)分类号：B82-056关键词：文艺 伦理 学科生成

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 篇7

一社会科学的理性重建: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

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哲学一直在围绕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而进行的松散探究,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什么? 社会科学到底该如何定位? 这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社会科学首要思考的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的定位其实质上是对社会科学的理性重建。在早期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应该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方法、规律和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相同问题域中,并且和“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契合在了一起,这样能够提升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地位’,”［3］这也成为20 世纪前半期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目标定位。其主要表现在以纽拉特( Otto Neurath) 、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等人为代表的“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思想。

纽拉特是“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他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论区分,归根到底是形而上学的残余,一切科学都应该还原来物理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要使用物理语言,将社会学概念还原为物理学概念,将社会学规律还原为物理学规律,从而消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实现科学的统一。在此,纽拉特着重强调了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与社会定律之间并无基础性差异,其主要理由是人类个体和社会不是别的,就是复杂的物理系统。他将一个活着的人表述为这样更加精确的定义: “个体细胞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展现出的是大规模电子的潜在差异,而在脑和身体之间的温度差异表现出的是明确的波动。”［4］另外,纽拉特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精神科学”,也不是“心灵科学”,与其他某些科学相比较而言,它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为社会行为主义社会学,它是统一科学的组成部分。

与纽拉特类似,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观点,同样坚持所有科学术语都可以用物理术语来定义,所有不同学科的语言都可以翻译成物理学语言,对于任何经验科学的句子来讲,在物理语言中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句子,这种翻译并不总是单独的以逻辑的或者分析的真理为基础,而是主要依赖于经验定律。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在时空中表达,即使是心理学的句子也可以转化成物理句子。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中期,统一科学和物理主义观点表现出了宽容性或者弱化的趋向:

首先,在心理学句子的意义的认同以及物理转化认同的问题上,亨普尔认为,这种物理转化的认同是在根据外在事件观察句子所表达认同的真理- 标准的范围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有动机的行为事实上是意向行为,我们不能将心理属性理解为严格的物理的或者行为主义的意向。”［5］8因此,这种有意向性的心理术语并不能还原成物理术语。

其次,卡尔纳普接受了亨普尔的思想,认识到对于心理学和社会学术语来讲,最初将所有科学语言都应完全翻译为物理学语言的要求过于狭隘,因此卡尔纳普放弃了将所有科学术语转化为物理主义定义,也拒绝了在物理的语言中的所有的科学的陈述的可译性,形成了最终的物理主义思想。

最后,纽拉特接受了卡尔纳普对于还原论的放宽,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中的社会行为主义”［6］256。对于纽拉特来讲,行为主义仅仅意味着物理学陈述的界限,即发生在时空中的人类活动陈述的界限,而且他自己的科学陈述论明显的参照了使用“语言思维”、“思维的人”之类的短语来表达意向性现象,纽拉特曾写到“在原则上,物理主义可能根据人们的计划和意向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的人类行为,但是个体行为主义和社会行为主义的实践表明,如果人们不过度地依赖这些产生于‘自我观察’的因素,而是依靠我们用不同方式所观察到的其他大量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实现更远的和更好的预测。”［7］由此可见,纽拉特并没有要求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运行,统一科学的纲领并不是把物理学看作其他所有科学的典范,社会科学拥有与众不同的说明原则,“社会科学通过物理学而达到标准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忽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将会给一般的科学理论带来严重的后果,”［6］259纽拉特多次反对还原论,这反映了他对于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认可。

逻辑经验主义后期,考夫曼( Kaufmann) 对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则有新的思考。类似于卡尔纳普和纽拉特,考夫曼的社会科学主要是在行为主义和物理主义之间展开,但与前者有所不同的是:

首先,考夫曼认为,心理学的句子不能转化成物理句子,其主要原因在于“物理主义像行为主义一样,由于‘内省经验’不能进行外部观察,是主体间不可控制的和非科学的,”［5］9具体来讲,物理事实和外部经验是相对应的,心理事实和内部经验是相对应的,然而,外部和内部经验总体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的。内部经验的内容是外部的事实或者一个人自己身体的( 感情的) 事实,比如记忆和幻想,通过预先假定对象的认同和差异,而外部经验预先假定了内部经验。那些通过心理断定而可以控制的陈述并非只是物理主义的陈述,即有关物体行为的陈述,因此,通过将心理学的句子翻译成物理句子,心理学的句子并不能从科学的命题的体系中被消除。

其次,考夫曼将经验的概念和行为主义的观点联系起来,即在经验的语境下可以感知观察的、物理的和心理- 物理的( 社会的) 事实,“在处理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之间关系问题时,需要加入关于‘经验的社会阶层’以及它们的联合的含义的分析。”［5］9

最后,考夫曼将‘理解’( verstehen) 的概念放置到他的方法论分析的框架下。考夫曼虽然反对将心理的和社会的事实的句子还原成物理的事实,但是他承认心理事实和物理事实之间有规则性的关联,对于心理- 物理句子来讲,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都是必要的,并且需要‘理解’( verstehen) ’将二者联系起来,这既接近维也纳学派的精神,也没有疏远当代舒茨( Alfred Schutz) 的‘现象的社会学’追随者。考夫曼试图以现象学为原则作为哲学奠基,并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追溯社会科学的根底,直指意识生活的基本事实,”［5］10这些都确保了社会科学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社会科学规律的多元化认识

社会科学是否存在规律一直是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社会科学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发现规律的基础之上。逻辑经验主义早期,认为社会科学存在规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能够概括和表述出具有经验内容的普遍规律,并且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规律正如自然科学中那样具有同样的职能。这主要体现在亨普尔和纽拉特对社会科学规律的认识上:

亨普尔是典型的自然主义代表,他主张社会现象也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可由普遍规律和先决条件来解释,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发现规律,并做出解释和预测。亨普尔认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具有非常相似的作用,他们成为历史社会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们甚至构成了常被认为是与各门自然科学不同的具有社会科学特点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共同基础”。［8］亨普尔论证了规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具有相似的作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规律,指出我们应该通过探求社会现象的规律以便对社会发展作出某种预测。

纽拉特则认为,社会科学规律并不一定还原成物理学规律。尽管纽拉特也主张统一的科学观,认为“社会规律作为狭隘的特定社会领域里的规律,可以根据物理规律来构造社会规律。”［9］47但是与亨普尔所不同的是,他拒绝将社会科学规律还原为物理学规律,也就是拒绝把社会科学的单个术语还原为物理学术语的模仿,纽拉特最终得出结论是: “社会学定律是依赖于狭义的物理学定律建立起来的,但是可能会根据后来发现的物理结构的增加而改变”。［9］47也就是说,“根据物理主义,社会学规律并不是应用于社会学机构的物理规律,把它还原到原子结构的规律是可能的”。［9］48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中期,齐塞尔( Zilsel Edgar)认为科学统一应该有规律性的基础,只有找到能够将所有社会科学整合进自然科学的实实在在的规律,才是真正的科学统一。对齐塞尔来说,“历史-社会学规律像气体定律一样都是‘宏观规律’,它们都不符合于描述单个分子运动的微观规律。它们都是统计性的并可以和历史规律或社会学规律相吻合。而且这些‘规律’都是不完全的,所有的这些历史规律只能算作是可能的断言”。［10］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后期,对于社会科学规律的争论依旧存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但不再是早期发展中所认为的社会科学规律和物理规律之间的相似问题,而是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这主要表现在波普尔关于社会科学规律的思考,即反对社会科学规律就是历史规律,认为不存在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

波普尔反对“社会科学规律就是历史规律”,认为“规律是严密的普遍性命题,具有不受时间和场所限制的普遍的妥当性。那些主张社会规律对历史有依赖性的人,只不过是错误地理解了规律,把规律当作随着某种场所或者在某种期间之内而成立的趋势或倾向”。［11］11波普尔认为社会历史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不存在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一切都处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某种恒定不变的虚假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也没有一种与社会结构变化相一致的基本趋向。“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大胆地尝试详细陈述构成社会发展基础的一般性过程的假说,以便人们能够通过从这些规律中推论出的预言,调节自己适应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11］12由此可见,历史决定论者所谓连续不断的规律,只不过是单一事件或者过程的单称假说,它并不具有普遍性。

三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演变

早期的逻辑经验主义在统一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统一,认为社会科学的进步需要汲取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我们必须通过因果证明、普遍规则和经验观察来说明人类行为,倾向于将自然科学中的演绎规则的说明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亨普尔,他几乎最完善的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亨普尔认为,科学解释就是运用科学规律,对现象进行论证和解释,他将这种科学解释模型称为覆盖律解释模型,并且将其解释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几乎任何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处理方法都显示出: 亨普尔的“演绎———推理法则( 也称覆盖法则) ”模型所代表的是通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成功的自然主义途径。对于亨普尔来讲,这个一般的模式对所有的经验科学来说都是相同的,并且在经验科学( 例如历史学和心理学) 的说明中,这个一般的模式得到例证。

但是,亨普尔的定律解释也受到反自然主义者的批评,这些反自然主义哲学家认为,这个模型对涉及意义和意图的人类行为领域是不适用的,的确我们承认亨普尔的解释模型确实有它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在今天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的大趋势下,探讨这种科学化的解释模型对于社会科学的解释还是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中期,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和解释不再局限于自然主义的解释模式,有了多元化融合的趋向,主要表现在考夫曼的社会科学解释。考夫曼对于社会科学的解释参照了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的观点,即将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的解释路径和孔德( Auguste Comte) 的实证路径做了协调,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既强调自然科学方法在揭示社会事件之原因方面的作用,又强调解释学方法对于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的重要性”。［12］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模式的相似性时,考夫曼的观点和亨普尔的观点是相似的,二者都同意韦伯的观点: “社会规律( 即解释的方案) 的操作,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对理想定律的操作,需要考虑的是,是否将社会规律应用到现实中,也就是说如何使用社会规律来做出预测,并且社会规律是否需要补充。”［13］207

其次,考夫曼将社会的概念定义为“一个社会关系解释所应用的领域”,［13］191马克思·韦伯引入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概念,充分的确认将要发生的一种特定的社会行动。在重新组织这个概念时,考夫曼再一次将对现象的关注结合到解释和真理- 标准预测的经验主义问题中,通过解释,物理的行为变成一种行动,事实上,这是在一个经验语境下的结合: “在这种相互定向的存在的假设下,有问题的行为能够恰当的被解释,而合适的解释的最重要的标准是预测基于这种解释的未来行为过程。”［13］191

最后,当纽拉特拒绝‘理解’( verstehen) 作为一个方法时,考夫曼摆出了事实并且用形式重新表示了‘理解’,对于考夫曼来讲,定律是推断的规则,并不能被应用到社会事实。而考夫曼定律的原型是韦伯的理想的类型,韦伯的理想的典型的解释模式是“对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行为的合理建构”。因此,考夫曼在宣扬“统一科学”立场的同时认为,应该修改科学统一的方式,声称‘理解’和‘解释’的相似性。“意义- 解释的所有的形式预先假设了人的存在,对于思想的理解也预先假设了人的存在,但是理解的具体的证据并不能为有关社会事实的科学的句子提供一个真理- 标准。”［13］229因而,‘理解’和‘解释’的基础应该合并到经验的普遍语境的事实中,如果没有一个对事实的‘解释’,就没有对社会事实的‘理解’。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后期,随着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多元化发展,许多社会科学家拒绝任何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给社会科学建模的尝试,并且建议放弃普遍解释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希望对于社会事件有独特的说明。而解释学的方式或者诠释学的方式很明显在社会调查重占有一席之地,在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有一些普遍解释力量的社会模型开始重建,波普尔的情境分析便是其一。波普尔不在一直捍卫社会科学的科学还原主义的观点,而是开始探讨解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波普尔的情境分析解释方式。波普尔第一次明确地将情境分析应用到他的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中,希望通过断定“解释带来属于第三世界的对象的理解,而对诠释学做出贡献”,这标志着对于诠释学的传统的理解的“激进的分离”。［14］66

传统的诠释学认为: “理解的对象主要属于第二世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15］455而波普尔认为“理解并不是在于揭露一个人的主要的心理状态,而是在于说明阐述,也就是解释一个人所遇到的世界3 的实体,而这样的世界3实体将包括理论、标准、观点、猜测以及语言自身。”［15］486

波普尔认为,与处于情境分析模型中行动者有关的是对世界3 的环境的一个描述。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将不得不解释属于模型的一部分的世界3 实体。当模型被检验时,也就是当社会科学家试着证伪模型时,主要关注世界3 的环境。威廉·A·戈登( William A. Gorton) 在《波普尔和社会科学》中“假定一个世界3 的目标的特殊的意义,但是并没有通过检验自己的理论来反对一个独立的、外部的和客观的现实。相反,通过在意义网络上的其他世界3 对象的整体一致性,评价推测意义的有效性,通过建立一致性来服从于所谓的诠释学的学派”。［14］68也就是说,世界3 对象的意义将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而个体部分的意义将取决于整体的意义。举个例子说明: 为了理解在文本中的特殊的一页,我们必须理解整个文本的普遍的意义。但是为了结论整个文本,我们必须理解构成它的每一页。为了寻求一个对于文本的完全的理解,我们也可能争取纳入到意义的更广泛的网络中,比如说,一个传统或者社会实践。因此,“这里并没有反对检验意义的理论的超文本( 在文本的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 ,而是在判断理论中的这种差异。”［16］

波普尔承认诠释学派的存在,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确的描绘出诠释学的含义来检验世界3 问题情境的推测的重建。

另外,波普尔的情境模型提供一种将解释和说明结合起来的方法。情境分析不仅可以对于形成人类行动的制度、信念、标准、传统和习惯进行充分的说明,也可以用来解释特殊的社会事件,用来加强我们对于典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的理解,比如革命、经济周期、和选举、腐败、政党以及大学; 揭示如何通过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来产生某些典型的现象,比如意料之外的结果等。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观点主要是单纯的分析哲学传统,到了中后期,逻辑经验主义基本纲领和立场有了弱化的趋向,并且在朝着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融合的方向前行。这主要体现在:

( 1) 从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理性重建来看,早期是纯粹的物理主义观点,到中后期出现了宽泛化的发展趋向。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和科学统一运动掀起了高潮,这与社会科学的迅速扩张处于同一时期,逻辑经验主义给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提供了答案,并把这些结果应用于社会科学,“在那个社会科学急切想成为科学的时代里,逻辑经验主义中关于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论述被认为是社会科学能否成为科学的方法论的关键”。［17］但是,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发展后期的考夫曼的物理主义观点中,试图以现象学为原则作为哲学奠基,并且将‘理解’( ver-stehen) 的概念放置到他的方法论分析的框架下,更是看到分析哲学的“说明”方法和解释学的“理解”方法之间并不仅仅对立的,二者也是辩证统一的。

( 2) 从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规律观点的发展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发展的早期、中期、晚期对社会科学规律各执一词,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看法,而对于社会科学是否存在规律,社会科学的规律具有何种特征,至今仍在争论,从整体上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社会科学规律的争论并没有随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趋势而消解,但是经历了弱化其基本纲领的过程,并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 齐塞尔认为历史- 社会学规律像气体定律一样都是“宏观规律”,但是纽拉特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社会科学定律还原为物理定律,这实际上表明是在放宽物理主义的界限。波普尔则反对自然主义历史论者的“社会科学规律就是历史规律”,认为社会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不存在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社会规律更不会是物理定律,这表明波普尔在社会科学规律问题上,已经超越了分析哲学思考问题模式的界限。

( 3) 从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来看,早期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解释模式,到了中期,考夫曼将‘理解’融入社会科学解释,用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基本的准则和手段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这丰富了现象学本身,也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为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了一条发展路径。后期,波普尔的情境分析在坚持解释学方法对于分析哲学中的科学逻辑的作用的同时,强调解释学方法的客观性特征,从而使二者形成一种辩证的中介。情境分析法不仅提供了一个能够增加我们对社会世界理解的真正满意的解释,也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条高度暗示的方法,更提供了一种逾越长期在社会研究解释方式和自然科学模型化之间分裂的一种方式。情境分析不仅适用于人文科学,而且适用于自然科学,不仅适用于人类行为,而且适用于科学理论,这也突破了当代主流的哲学释义学仅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局限,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西方释义学以及西方行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的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早期主要受制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是纯粹的自然主义模式,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点的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传统,到中后期的发展逐渐表现出反实证主义的意识,有了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欧洲大陆科学哲学传统的影子。事实上,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后一类传统介入前一类传统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想中所发现的英美哲学传统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碰撞,为后期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概念。因为,“一旦科学哲学家接受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 文化转向,从社会的视角来理解和阐述科学家的活动,实质上意味着两大传统正在趋向于殊途同归的发展方向,这也充分说明了科学哲学本身思维的连贯性和逻辑的一致性。”［18］逻辑经验主义寻找统一性之处,正是社会科学哲学新理论发现复杂性之处所在; 逻辑经验主义寻找理想化的社会科学观点,正是社会科学哲学新理论真正的实践之所在。

摘要：逻辑经验主义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其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以下特征:(1)通过提出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对社会科学进行理性重建,实现了对社会科学的定位;(2)通过对社会科学规律的多元化认识的发展,显现出弱化自身纲领的趋向;(3)在对社会科学解释模式演变的过程中,触碰到现象学和诠释学等学派思想。事实上,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中,不仅表现出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而且也触及欧洲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为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重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支撑。

山东海洋经济的发展逻辑 篇8

这个占地球表面70.8%的淼淼之域，正被全世界几乎所有拥有海岸线的国家重新发现价值，这是因为，陆地资源的消耗殆尽危机已成为可预见。在局部地区，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海洋利益虎视眈眈、做欲扑状，迫使中国迅速进行海上布局。

2011年与2012年短短两年内，国务院以马不停蹄之势，连续批复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四个国家级海洋经济区。这一速度之快，令人明显感到中国海洋战略在大幅推进。

四大海洋经济区

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四个省份，在海洋经济方面均有不俗表现。

山东以科研取胜。占有全国海洋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山东在海洋科学基础研究上的责任当仁不让。同时，青岛的海水养殖业出类拔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连续引领了中国五次产业浪潮。另外，青岛、威海、烟台三个城市的“美貌”远近闻名，滨海旅游业大有可为。

浙江以产业取胜。宁波舟山港吞吐量全球第二、中国第一，奠定其海上交通运输业的老大地位。近几年浙江以民营势力发展船舶业，成果丰厚。更独特的是，舟山——我国唯一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无疑将成为中国探索无人岛开发的先行地。

福建在科研与产业方面或许无法与上述两个省份匹敌，但身负海峡两岸交流的使命，志在探索与台湾地区的海洋经济合作模式，达到密切两岸联系的效果。

广东，与前三者相比，在探索区域合作模式方面承担了更多的使命，被赋予在海洋经济方面与港澳、海西区、北部湾、海南乃至东盟等地区合作的先行先试权。

这四个近两年来获批的海洋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其名称的差异已经显示出各自发展重点的细微差别。据此，四区应当如何找寻各自的独特性，打好差异化，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立足自身优势劣势，认真思考。

最扎实的科研最绽放的产业

人类在陆地生活了上万年，对陆地之上的自然科学可谓了如指掌，观测入微。不过，对于深不可测的海洋，人类的触角伸至其中只是一两个世纪的事情。“在世界上（海洋科学领域）享誉盛名的曾呈奎院士，其海藻分类学研究对世界海洋科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研究也仅仅是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开始的。相比陆地，海洋科技的起步这么晚，世界各国对海洋的认识这么弱，这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象到的。”

中国工程院黄锷院士的话讲得更狠：“我们对海洋的了解不是零，而是接近于零。”

如此一来，问题显现出来。目前中国所寄望于发生大繁荣、大发展的各类海洋新兴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能源矿产业、海洋化工产业、海水综合利用业……全都必须立足于海洋科学的充分基础研究之上。先有科学家深入海洋探测、分析、提供数据、建立详尽可靠的数据资料库，才有后续产业利用的跟进。在对海洋的了解“接近于零”的前提下，对海洋进行“大开发”，恐怕不大现实。

如此一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价值就十分明显。与浙江、广东和福建这些产业发力区相比，山东更有潜力成为一个科研先行区，在以科研成果引导产业发展方面更能做出表率和示范。青岛聚集了全国海洋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海洋科学领域的两院院士有19人（全国共36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9个（全国共37个），海洋科学调查船有20艘（全国共31艘）。以青岛“蓝色硅谷”为核心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拥有科研、技术上的绝对实力，若能运用好这一优势，将可能从科技上游把握制高点，使各大海洋产业引领全国。

当然，先期投入科研是有风险性。因为基础性科研很难直接产生GDP，即便产生，也需要较为缓慢的周期，它对地方产业迅速大繁荣大发展的作用是比较小的。然而，更稳健、更扎实的步伐，可能在未来能够成就最绽放的海洋产业。

先认识海洋，才能运用海洋

观青岛的海洋科研“装备”。“蛟龙”号的家——国家深海基地正在敞开大门，于明年迎进这个下探7000米的功臣；立志成为全球第七大海洋实验室的“国家海洋实验室”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整合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数家机构，形成科研合力。28家海洋科研机构，散落在青岛的各个方位，各自进行着不同课题的深钻。在青岛这个风景宜人、气质淡定的城市，似乎特别适宜研究人员沉下心来恸学问。

青岛的科研特长方向主要在于海洋调查观测、海洋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些主要是基础性研究。马克思说，先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如果说应用性研究是改造世界，基础性研究就是认识世界。

中国要晋升为海洋强国，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要形成如火如荼的海洋经济产业区，没有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是不行的。将全国乃至世界海洋科技人才聚集于山东青岛，在科研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在海洋科考上下大力气，在基础性海洋数据的收集上付出耐心，这是青岛使命、山东使命。

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延伸为应用性研究的推进，最终转化成产业——这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逻辑，也是蓝色经济的大部分领域的发展顺序。根据这一逻辑，青岛市发展蓝色经济的思路也应当清晰，“蓝色硅谷”应牢牢成为科研核心（科研主体既可以是科研机构，也可以是企业），往外拓成产业带。知识主导，产业后行，争取科技对产业形成高贡献率。

在这方面，青岛历史上曾有着成功辉煌的案例。这里曾经以科研为先导，五次掀起全国海水养殖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院士曾呈奎发起的海带养殖浪潮。海带原本只适合在俄罗斯、日本、朝鲜沿海的冷水海域养殖，不适合在温带海域生长，曾呈奎通过深入观察研究，解决了海带在温带海域的生长问题，开启中国大范围种植海带的序幕。中国由此从完全不种植海带的国家变成全球第一大海带出产国。其后6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世纪之交的四次海水养殖浪潮，无一不是由青岛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引领，研究先行，产业随后。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或许应当继续成为青岛“蓝色硅谷”的首选。

结语

先认识海洋，后运用海洋——这个逻辑，在目前中国对海洋认识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的背景之下，应当更加清晰。海洋强国不仅要发展产业，更重要的是前端的基础性研究。“烧钱”的基础性研究进行过一段时间，才能为产业区产生滚滚利润。青岛“蓝色硅谷”作为认识海洋的前沿阵地，应当为山东、为全国进行蓝色科普。提供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