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通用8篇）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1

——基于湖北省京山县鄂村的调查

【1】刘燕舞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根据农民外出务工的时间段及其原因，可以将农民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为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一类为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一类为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金融危机对这三类农民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因其在城市能够安身立命已不足为虑；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因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安排为他们从城市退回农村生存提供了最大的保障，从而也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一方面因其不能在城市安身立命，一方面又失去了作为退回农村生存保障的土地，因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大。

关键词：金融危机、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

一

近半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长三角、珠三角甚至内地，大量外向型的中小企业倒闭或大量裁员，而农民工首当其冲。农历2009年春节前夕，大规模农民工因失业或工资待遇降低而纷纷提前返乡过年。人保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十省份（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485万名。最新数据显示则有近1200万名农民工返乡。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延烧，对农民工的影响仍将持续，农民工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其返乡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会明显增多。因此，研究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且非均衡的，我们不能简单划一地认识某一个问题，对待金融危机下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类型，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其影响是不一样的。本文以我们在湖北省京山县鄂镇鄂村的调查经验为材料，拟从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与时间段为切口，以他们对土地的处理为具体分析对象，探讨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京山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端，是鄂中丘陵至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鄂镇位于京山县东南，地处应城、京山、天门二市一县交汇处，东与应城市接壤，南与天门市毗邻。鄂村是鄂镇的镇中心村。鄂村现有人口1757人，现有耕地计税面积3762亩，实际面积（含开荒的荒地）超过5000亩。鄂村人均耕地在2.5亩到3亩之间。

根据我们的调查经验，我们发现鄂村农民外出务工大致有三个时间段，我们根据这三个时间段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类型划分为三种，分别为：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以下分述之。

第一次抛荒潮是1987年至1992年。1987年，鄂乡开始撤乡建镇。因为新的集镇的建立，市场的放开，给农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空间。作为镇中心村的鄂村便开始有部分农民抛荒农田涌入集镇，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抛荒潮并持续到1992年。这一轮抛荒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市场吸纳型抛荒，农民抛荒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市场发展，因而，相应的我们可以将这一时间段外出的务工人员称之为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县级以下的地名和人名均做了技术化处理。

刘燕舞（1983-），男，湖南平江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1】

市场吸纳型抛荒导致鄂村离村外出的有40户，其中外出最多的是靠近集镇的1组，从1988年至1992年约出去30户，占这一时期鄂村外出村民总数的近70%。这一时期外出的人主要是到鄂镇集镇，去往京山县城的有10户。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他们都不是普通的村民，一般都是村中的精英。二是这批人大多数有一技之长，即使没有技术的也是比较聪明的和胆子比较大的。三是他们之所以敢抛荒出去发展说明他们都是有出路和退路的，而不是盲目外出。四是他们出去的主要项目都是经商，成为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五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一户回村的，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没有一户在外面生活得很困难，他们中现在生活过得最差的如果放在鄂村来看也属于中上水平的家庭。为应付第一轮抛荒潮，鄂村开始接受外来移民，抛荒土地的农户则将自己的房子卖给外来移民，同时将土地送给外来移民耕种。在村庄的内部规范里，这种卖房子的同时送土地，相当于是将土地“买断”了。

第二次抛荒潮是1995年至1997年。此一轮抛荒主要是由于农业税费太高所致，我们可以将此轮抛荒称之为税费逼迫型抛荒，相应的我们将因此而外出务工的人员称之为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

1988年时，农民负担已经开始增长。一位村干部介绍说当时他有18亩田，为了想减少田亩数从而减少上缴税费，他便向村上提出要退5亩田出来，但村上没有同意，理由是干部不能带头这样做。1988年时，鄂村的亩平负担是75元，水费每亩是15元，两者相加，当时的亩平负担达到90元。此后亩平负担不断增加，到1997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亩平负担达到280元左右。各个组的负担不一样，有的组甚至还多一些，最少的亩平负担也达到260元左右。1995年至1997年农民负担的快速增加，使得土地成了烫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愿意要，很多人就索性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随便村干部怎么处理，只要不找他们要农业税费就行。因此，1995年至1997年是鄂村的第二次抛荒潮，这次抛荒的情况比第一次严重得多，抛荒面积达到了20%，也就是说整个鄂村抛荒的实际面积达到了将近1000亩。

1995年至1997年第二批外出务工高潮掀起，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农业税费负担。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当时种田没有利润可言，除掉成本和税费后，每亩大约能盈余200至400斤稻谷，而粮食价格持续低迷不起，因此，在高税费与低粮价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宁愿选择外出务工。这个时候出去的人处理土地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把房子卖给外来移民，土地则免费送给外来移民耕种。另一种是自己丢下土地不管了，直接外出，因此，土地荒在那里，这种情况的土地流转最终靠村干部处理，村干部的办法就是到四川和重庆去招徕移民，为他们办理落户手续，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交齐农业税费。由于抛荒的情况严重，当时从四川和重庆过来的移民其接受的田亩数户均在36亩左右。与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相比，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们仍然是村中脑子比较灵活的，基本上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村里的精英，如果与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相比，他们算得上是二类精英。二是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的出路没有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好，因为他们主要是以为其他老板打工为主，不像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自己可以当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所以，他们的境况要差一些。

与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以及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不同的是，税费改革后，仍有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相应地我们将这一时间段外出的务工人员称之为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对待土地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与前述两种类型的外出务工人员是不一样的，他们既不会将土地“卖”给外来移民，也不会将土地抛荒不管，而是将土地转包给在村的村民或免费转包给自己的父亲或岳父或其他亲戚。其中，将土地转包给本村村民是按每亩100元的价格计算，但土地补贴则由土地承包经营户所得，并不随土地一起实现流转。将土地转包给父亲或岳父的往往是那些父亲或岳父还有劳动能力的人，农田补贴不随土地流转，只是不要父亲或岳父出转包租金。

三

我们弄清外出务工人员的上述三种类型后，结合土地二轮延包再来分析与探讨他们逐渐所面

临和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分析线索仍以土地为基点。1997年实行二轮延包时，上述三种类型的务工人员对待土地的态度是不同的。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因其本身可以在城市安身立命，所以他们不在乎能否再次分到土地。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此时则都还在家里，他们的土地是没有变化的。而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此时并不想回来，因为他们谁也看不到税费改革会有后来的走势，他们当时的经验是税费负担在逐年增加，且数额高昂，因此，即使要确权确地，该抛荒出去的仍然照样出去。也正因为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众多，从而使得1997年的二轮延包并没有落实，而仅仅只解决了将抛荒的土地转包给外来移民的问题，因此，外来移民当时可以任选好的土地。

真正将土地确权是在2004年。此时的形势已经不一样了，农业税费取消了，而且开始实行粮食种植补贴，每亩各种补贴总共31元。由于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将近1000亩田抛荒了，所以，外来移民接管土地后占的田亩数都比较多。2004年确权确地时因为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需要口粮田，因此，需要从外来移民那里拿出一部分田作为口粮田的分配。事实上，在2004年，村上确权确地时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种是按照《土地法》将外来移民赶走，把土地退还给抛荒的人，但这样做村民不同意，认为当时抛荒的农户一走了之，将负担留在了村里，而村上则面临着要返还这10多年来从外来移民那里征收的农业税费，这不是小数目，以村上现在负债80万的财力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村上提出要保护外来移民的利益为理由而最终拒绝了这一方案。方案二是将外来户赶走，但土地也不分给抛荒的人，而是重新分配给本地人，这最符合本地人的利益，有不少本地人就打这一主意，不过，面临如第一种方案相同的问题，村上仍然将这种方案否决掉了。方案三就是不将外来移民赶走，但需要外来移民按人均分配土地后将仍然多余的地“吐”出来，村里将这些“吐”出来的土地集中，然后以户均2亩的方式分给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这种方案在2004年时是一种最为折中的方案，因此，村上最终决定采取这一方案。具体执行情况如下：2组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20户。14组只有2亩口粮田的有2户。7组最多，有2亩口粮田的有12户。整个鄂村只有2亩口粮田的约有150户，占整个鄂村人数的近30%。全村外来移民户据不完全统计有57户。应该说，当时的操作是比较顺利的，原因就在于：一是外来移民即使吐出一部分田其所占的田亩数仍然要比本地人多。二是外出务工的人因为当时田亩的补贴不是很多因而不是非常在乎是否要田，有2亩口粮田就可以了。三是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是比较好的，外出务工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四

然而，当支撑上述方案顺利执行的条件改变后，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现在上述条件改变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不如以前那么理想。二是涉农补贴持续几年迅速增加。这两个条件的改变对于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与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与对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市场吸纳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来说，由于他们早已在城市安身立命，他们不会因为这两个条件的改变再重新回到农村。对于税费改革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回到农村可以随时收回他们自己的土地，而涉农补贴本来就没有随他们的土地一起流转，所以，这种符合中国常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安排为他们提供了在金融危机下可以从城市退回农村生存的最大保障。

因此，我们探讨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最大的当属于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与2004年相比，现在的情况是，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沿海甚至包括内地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大量的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最终会返回村庄，他们需要有土地耕种。从粮食补贴来看，这两年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鄂村今年每亩的补贴总共达到了140元。从土地流转看，土地不是十年前烫手的山芋，而是现在的香饽饽，现在每亩的流转费用100元，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因此，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如果能将土地要回来的话，每亩的空手利润会达到250元左右。按照人均3亩田地分配的方案，四口之家的农户12亩田至少能空手获得3000元的利润。因此，那些只有2亩口粮田的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

已经不甘心只有2亩口粮田了，而是要求村里重新平均分配土地。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回来要回自己的土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真的走上司法诉讼的渠道，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法律意义上要回自己的土地。特别是对于那些抛荒外出后其土地由村级组织负责流转给外来户的情况。不过，这在村庄内部是不合理的，村支书的话很能表明观点：“当土地作为负担时，你们纷纷逃避，当土地作为利润时，你们纷纷回来要，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事情。”村支书的话也代表了一直未外出而未将土地抛荒的人的看法，也就是说，现在占有土地的村民与现任的村组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从而迫使更多的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不得不返回农村务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农业政策上释放出越来越多的利益，比如，会不断提高粮食收购的保护价，不断提高粮食补贴与其他惠农综合补贴，从而不断刺激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的利益神经。因此，金融危机、涉农补贴、土地需求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多重压力，基层组织面对此种形势感到非常棘手。村支书说在我们调查期间，就已经有3户农民向他打电话了，说不能在外面打工了，要回来种田，要支书帮忙解决，或者直白点说就是这些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现在想要回他们的农田。因此，现实形势会给村组干部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更何况他们原来处理土地的方式并不符合土地法的规定，尽管他们有道理，但当税费逼迫型外出务工人员因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外面遇到生存问题要回来种田时是不会和村干部讲道理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就是最大的道理。

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到，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严重以及涉农补贴的进一步增加，税费逼迫型抛荒所致的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无地或少地与现有的村庄原住民占有的大量土地和外来移民所占有的大量好地必然会产生严重矛盾，而这种矛盾仅凭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五

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是特定的时空背景所制成的问题，金融危机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我们认为，要妥善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对于那些户口完全迁出村庄的农户，不管其迁出去一个还是举家迁出，只要他们迁出后与村庄不发生任何关系，就应该将其所有土地收归集体所有。

其次，应维持现有的土地占有格局不变，以维持整体稳定，因为现有的土地占有格局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刚性结构，现在如果想重新调整既不符合现行土地法的规定，也不具有操作性。

第三，在维持前两条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应将第一条中收归集体所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税费逼迫型抛荒外出务工人员，让他们能得一点是一点，以尽可能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2

当前金融危机发端于2007年4月的次贷风波, 以美国新世纪房贷公司申请破产开始, 次贷危机就已乍现。至2007年7月, 标准普尔和穆迪下调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8月份,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申请破产保护;11月份, 花旗首席执行官宣布辞职。至2008年, 金融危机的影响愈演越烈, 3月份, 贝尔斯登出售给摩根大通, 9月份, 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 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申请, AIG收归国有, 高盛、摩根士丹利变身银行控股公司。金融危机的影响从美国发展至欧洲, 乃至全球, 从金融领域迅速扩散至其他领域, 金融危机开始侵蚀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经济周期的繁荣而爆发。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的2002-2004年, 美联储连续降息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 这一时期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 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到2006年末, 次贷涉及到了500万个美国家庭, 目前已知的次贷规模达到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 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也可以认为是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繁荣。从2004年6月起, 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了逆转;到2005年6月, 经过连续13次调高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4.25%。到2006年8月, 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 标志着这轮扩张性政策完全逆转。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的成本, 开始发挥抑制需求和降温市场的作用, 促发了房价下跌, 以及按揭违约风险的大量增加。次级房贷市场泡沫破裂, 引发了次贷危机大爆发, 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由于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 出售给了很多国家。正因为如此, 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 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随着全球金融动荡的加剧, 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资金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在严重影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的同时, 也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 首先是影响了进出口, 其次是影响到就业, 三是影响到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由于对美欧的外贸出口约占我国对外出口的40%, 现在外需减少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从经济先行指标看, 去年7月份以来, 已连续五个月下滑, 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从货币角度来说, 名义贷款增长率减去PPI后的实际贷款增长, 2008年7至9月份平均增长5%, 2007年同期是14%左右。这表明, 我国经济下滑势头不可小视。据统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我国工业增长明显放缓, 下行压力加大, 增长速度从2008年6月份的16%下滑到7月份的14.7%, 8月份的12.8%、9月份的11.4%、10月份的8.2%和11月份的5.4%, 下滑还没见底。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品种单一, 产业化程度不高, 科技含量较低。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传导至国际农产品市场, 农产品价格走低, 对农业生产产生消极影响。在当前金融危机继续蔓延的大背景下,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

二、金融危机对西部农民增收的影响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12个省市自治区。其土地面积540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人口约2.87亿,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地域及市场化改革等原因, 东西部的差距却在明显拉大。据统计, 2006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88元, 西部地区为2588元, 仅占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9.9%, 西部地区农民增收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增收的瓶颈。因此, 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对我国西部农民增收影响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一) 受金融危机影响, 对农副产品需求的减少和价格的回落, 直接影响西部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的变化与价格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大的年份, 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增长也较快, 反之, 则慢。近年来, 各地在发展县域、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努力打造地域特色, 尤其是在特色农副产品发展上逐渐形成了规模。以甘肃为例, 如定西精品土豆“黑美人”、兰州百合干、静宁红富士苹果、甘谷县特产红辣椒、平凉苹果等土特产品, 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农副产品在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 去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冲击, 在此因素作用下, 农副产品价格回落, 出现了难卖的问题。甘谷县特产红辣椒, 2007年价格最高时, 每公斤超过30元, 现在市价每公斤10元左右。而定西土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销售大幅缩水, 销量较2007年同期减少了近一半。而平凉苹果价格同比下降20%左右, 天水富士苹果销售迟缓, 出现了积压现象。金塔县是甘肃省第一产棉大县, 棉花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近年来该县植棉面积稳定在23万亩以上, 2008年, 全县种植棉花23.4万亩, 共生产皮棉2.85万吨。去年新棉上市以来,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纺织企业产销低迷, 棉花价格持续下跌, 据调查2007年和2008年全县棉花的市场价格分别为5.2元/公斤和4.9元/公斤。2007年全县亩产皮棉119公斤, 完成棉花销售收入4.2亿元;2008年全县亩产皮棉121公斤, 完成销售收入3.9亿元, 仅此一项, 造成农民人均减收200元左右。由于收入下降, 2009年棉农对农资的投入量和对棉花重视程度将会大大降低, 棉花综合生产能力将受到一定影响。据初步调查, 由于去年植棉大户亏损严重, 种植大户2009年种植意向下降明显, 按调查结果推算, 2009年全县植棉面积可能会下降75462亩, 减幅47.4%。

(二) 受金融危机影响, 由于整体上预期收入和购买力增长的放缓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的不景气, 导致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的势头受到抑制, 出现大宗农产品销售不畅的不利局面, 进而影响到今年农民的收入。进入2009年以来, 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9%, 10年来首次连降三个月。在此因素影响下, 甘肃省农产品出口也明显受挫。今年1月份共出口1220万美元, 下降54.2%,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3.5%。西部地区相对东中部来说, 工业欠发达, 大多是农业省份, 大宗农产品种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笔者选取了人口密度中等、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在甘肃省相对靠前的金塔县为例, 来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西域阳光公司是金塔县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 2008年, 全县加工番茄0.87万亩, 共生产鲜番茄6.9万吨, 生产番茄酱9000吨。目前加工番茄的销售价是1100美元/吨左右, 比去年同期下降200美元左右, 至目前库存200吨。2008年, 脱水菜的销售价是7000—8000元/吨左右, 而它的成本价是11000元/吨左右, 目前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积压, 没有销售。全县种植美国红辣椒0.75万亩, 共生产鲜辣椒2.3万吨左右。目前头茬干椒的销售价格为4200—4300元左右, 以后干椒销售价格在2000—3000元左右。按照5—6吨头茬鲜椒出1吨干椒计算, 每吨干椒的成本价是6800元左右, 经销商每吨干椒亏损2500元左右, 目前, 全县积压100吨左右。同时, 棉花加工企业每吨皮棉成本为12000元/吨, 而现在的市场价为11000元/吨, 而2007年的市场价为13500元/吨, 也就是说, 企业每生产1吨皮棉要亏损300—1000元左右, 至目前, 全县库存皮棉10000吨左右, 占总产量的35%。甘肃省金塔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 农民收入大部分来自棉花和大宗农产品种植。就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而言,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的最新预测分别是7.5%和8.5%。相对于过去5年中国10%以上的高增长率, 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进一步凸显, 在目前的情况下, 去年棉花和大宗农产品的大量积压和滞销势必会对今年农民的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三) 受金融危机影响, 由于出口需求的缩减, 导致相关企业经营不景气, 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失去就业机会, 造成农民工返乡潮, 既影响农民收入, 也影响农村稳定。实践证明, 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好的时候, 农民收入增长就快, 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变糟糕时, 农民收入的增加就变得困难。从农业发展角度来说, 据统计, 目前农民的收入结构中, 有50%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 最主要是外出打工。尤其是从收入的增量来看, 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量更是占到每年农民收入增量的70%以上。如果农民非农产业的收入下降, 不仅会影响农民增收, 而且, 也会对来年农民对于农业的投入能力产生影响。长期以来, 中国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 工业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集中度低、产品单一、产业链短、抵御金融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以资源型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甘肃省, 受金融危机影响, 有色金属、钢材、石油价格持续暴跌, 金川、酒钢、白银、兰州石化等大型企业利润纷纷大幅下滑, 有的已亏损上百亿元。酒钢公司是甘肃乃至西北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在全球钢铁企业中排名45位, 可以说是甘肃省的龙头企业, 同时酒钢公司对内蒙、陕西、新疆等省和周边几十个县的矿产品加工企业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酒钢公司与这些矿产品加工企业的关系可以形容为“一荣俱荣, 一衰俱衰”。据了解, 由于迫于亏损压力, 目前酒钢本部已关停了两个小高炉, 不锈钢及部分钢材生产线也相应停工。这对钢铁上下游相关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 甘肃省嘉峪关市生产铁精粉、球团矿的企业基本全部停产, 部分企业由于前期高价购进原料, 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 产品价格急剧下滑, 部分企业停产及限产, 产量只达到正常月份的四分之一。因此企业用工大量减少, 由此引起农民务工收入大幅减少。无论是大型国有企业, 还是地方龙头企业, 他们在创造利润、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 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还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基于当前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大环境, 没有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就无法支持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 也就无法解决关键的就业问题, 农民增收的难度就会加大。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 受影响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据对10个省市的调查, 农民工提前回流量占农民工总量的6.5%。以6%的回流量估算, 全国外出农民工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

三、促进西部农民增收的对策及建议

(一) 转变经营方式,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鼓励农民面向市场组织生产, 进入流通领域;重视对国内外市场的研究, 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研究市场、开发市场上;加快建立完整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并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要依靠传统技术转向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努力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 延长农业产业链。要从自我发展转向注重农业与工业相互结合、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子, 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转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积极发展小城镇, 促进城乡一体化。此外, 明确树立和强化质量与品牌意识, 努力由初级产品向最终产品转变, 全方位树立农产品品牌形象, 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二) 开拓市场, 依靠科技增产增收。西部农村发展滞后, 但也具有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尤其是西部农村市场潜力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受到一定影响后, 扩大农村内需市场, 成为各类型企业的必然选择, 也是各级政府积极推动的方向。要有效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潜力, 必须为广大农村地区提升和拓展需求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如电力及其他能源的供给能力和供给设施、交通条件、通讯设施等。政府和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建设项目可适当地予以补贴, 电力、能源、交通、通讯等企业也可以采取差别性定价策略———以比城市低廉的价格向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供给这些产品及服务。彻底改变目前农村电力、能源、通讯等价格明显高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 改变公用企业着眼于短期利益的经营思路。既有利于长期促进农村消费需求, 也有利于公用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 落实国家的优惠政策, 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借中央财政加大投入的时机, 加速全面建立农村社保体系, 打消农民增加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缺乏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 是农民即使有一定的储蓄也不敢轻易用于消费的主要原因。我们应借鉴国际经验, 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农业保护政策和农民收入保障政策, 在粮食安全、耕地保护、进出口竞争、生态保护、农产品运输等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在经营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农民收入保障政策。在培育农业技术和农村人才、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等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农业保护财税政策。

(四) 注重劳动力培训, 加大劳务输转力度。在西部农村, 长期以来, 劳务输转一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之一。虽然目前受金融危机影响, 西部农村的劳务输转难度进一步加大, 但劳务输转仍是化解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有效手段。笔者认为, 在劳务输转方面要在以下方面多做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注重劳务技能培训, 促进向外流转;农村务农劳动力要注重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益;基层干部要注重经济、法律和规划等知识培训, 提高基层干部贯彻发展思路、指导农业发展、服务基层群众的能力。现代农民尤其是协会的农民要接受诚信、法律、营销等相关知识的培训, 有效保护农民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坚持政府扶持、面向市场、多方办学, 推行订单式培训、校企联合培训和项目定向培训, 以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 促进劳务输转向纵深度发展。

(五) 发展现代农业, 增加农民收入。要立足西部地区独特自然和人文优势, 培育主导产品, 优化区域布局。适应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 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优势物质、非物质产品和产业。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示范带动等办法, 支持“一村一品”发展。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专业乡镇。同时, 积极开发运用各种节约型农业技术, 提高农业资源和投入品使用效率。大力普及节水灌溉技术, 启动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工程。扩大测土配方施肥的实施范围和补贴规模, 进一步推广诊断施肥、精准施肥等先进施肥技术。积极推广集约、高效、生态畜禽水产养殖技术, 降低饲料和能源消耗。

参考文献

[1]从贸易差额的变化看农民增收的重要性[J].北京农学院学报, 2006 (1) .

[2]夏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J/OL].山西新经济网 (http://www.sxnem.gov.cn) , 2009-2-20.

[3]龚勇.从农副产品价格看农民增收问题[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9 (2) .

[4]甘肃工业品价格由涨转降潜存问题不容忽视[J/OL], 甘肃金融网 (http://active.zgjrw.com) , 2009-1-17.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3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急剧动荡，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尽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出口仍实现了近百分之十八的增长，但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的重创不可小视，尤其是玩具、家具、服装、鞋类等多类传统大宗出口商品，由于这些产品技术水平比较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更大。

本文把出口产品按照不同技术水平分为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通过历史数据和最新数据，分析金融危机对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的影响。通过出口的历史数据发现在中国不同技术产品出口中，低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是最大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是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率是最快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则是最小的。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从企业技术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出口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一、 我国不同技术水平产品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历史回顾

在我们考察的1995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出口经历了快速的增长。除了1998年和2001年，中国出口增长率都在10%以上，尤其是在2000年后，除了2001年，中国出口增长率在20%以上，2003年和2004年均超过了30%。在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率不足2%；在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尤其是美国经济减速等负面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率明显偏低，在5%左右。(注：以上数据均是作者根据CEPII数据库"BACI: A World Databas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t the Product-level 1995-2004 Version"的数据计算而得，以下同。)

中国出口在总体上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当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中国出口增长率却很小。如果我们能把产品分类，考察中国各类技术水平商品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情况，则对更好渡过目前的金融危机更有现实意义。

根据Lall（2000），按照技术分类标准出口产品可以分为低技术加工制造业（low technology manufactures，以下简称低技术产品）、中技术加工制造业（medium technology manufactures，以下简称中技术产品）、高技术加工制造业（high technology manufactures，以下简称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出口占重要地位的纺织品、服装、鞋、玩具等均属于低技术产品，汽车属于中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属于高技术产品(注:技术分类的标准来源：Sanjaya Lall.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1998. QEHWPS44。)。

（一）各类技术水平产品出口规模变化情况

1995年至2004年，各类技术水平产品出口量如图1所示。其中低技术产品出口量是最大的，由1995年的786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997亿美元；高技术产品出口由1995年最低到2004年和低技术产品持平；中技术产品出口由1995年256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259亿美元。

（二）各类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情况

中国出口各类技术产品的年度增长率如图2所示。与出口量有一定差别，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率相对最高，而低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率相对最低。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率在1998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纺织品、服装、鞋、玩具等低技术产品出现了负增长，而高技术产品增长率下滑的幅度是最小的。在2001年，受到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尤其是美国经济减速等负面影响，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率也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其中低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率不足1%。

（三）各类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情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各类技术产品中，低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是最大的，中国的低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但随着时间发展，由于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率是最高的，所以中国出口各类技术产品中发展最快的是高技术产品，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在不断加强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历史数据看，面对外部冲击，低技术产品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而高技术产品收到的影响是最小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要高于低技术产品，而中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在以上两者之间。

二、 我国不同技术水平产品出口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的分析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形势趋缓，近几个月甚至出现了显著的下滑。2008年10月相对9月，中国出口负增长5.9%，11月相对于10月，中国出口负增长10.3%。

（一）低技术产品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以纺织品和玩具为例

1．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影响。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2008年1-9月纺织出口呈现趋缓现象，累计出口值约498.8亿美元，同期增长8.03%，创2003年以来新低。主要出口地区为亚洲、欧盟和北美洲，对亚洲和欧盟出口增长分别为7.6%和16.7%，而对北美洲出口衰退2.2%。从2008年10月开始，中国出口纺织品出现负增长。中国出口纺织品在2008年9月是59.49亿美元，10月出口55.60亿美元，11月出口49.96亿美元，出口连续两个月持续下降，2008年10月相对9月负增长6.5%，11月相对于10月负增长10.1%。

2．金融危机对中国玩具出口影响。玩具行业的困境和纺织品有所不同，面临着双重危机——金融危机和欧美新的玩具安全修订法案，其中后者在2008年11月和12月已经开始正式实施，我国玩具出口中近70%的产品会收到影响。截至到2008年10月，美国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共召回76款1300万只玩具，其中中国玩具占98.41%。欧盟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共有435条不安全玩具产品公告，其中中国占80%。所以专家认为，欧美需求下降并不是中国玩具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更关键的是中国产品达不到要求，无法接受订单。

从2008年10月开始，中国出口玩具出现负增长。中国出口玩具产品在2008年9月是11.35亿美元，10月出口10.31亿美元，11月出口6.98亿美元，出口也连续两个月持续下降，2008年10月相对9月负增长9.1%，11月相对于10月负增长32.2%。

（二）中技术产品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以汽车为例

金融危机对中国汽车出口市场主要是以间接影响、连锁反应的方式起作用。首先，出口会受到很大阻力。我国整车出口到美国的很少，但零部件很多，美国的汽车购买力下降，势必影响我国零部件出口。如果金融危机再加深、蔓延，对能源价格、资源型产品的冲击更大，比如俄罗斯、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大，而这些国家是我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由此可见，出口对汽车产业的拉动作用不会那么明显了。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08年前三季度，汽车整车出口增幅比上年同期大幅降低29.3个百分点。截至9月底，今年汽车整车共出口55.75万辆，同比增长34.71%，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29.3个百分点；出口金额76.01亿美元，同比增长58.39%，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58.45个百分点。

据全国海关汽车商品进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出口从8月份开始出现同比下跌。10月汽车生产企业出口环比和同比均呈明显下降，当月仅出口3.95万辆，环比下降18.04%，同比下降18.30%。其中，商用车下降幅度最大，只出口1.57万辆，环比下降28.63%，同比更大降31.12%。乘用车出口2.38万辆，环比下降9.16%，同比下降6.87%。2008年11月，汽车出口环境严重恶化，出口量为2008年最低，且出口环比和同比均呈现明显下降。11月，汽车共出口3.58万辆，环比下降30.35%，同比下降46.50%；出口金额5.99亿美元，环比下降22.91%，同比下降30.11%。2008年11月，轿车出口1.14万辆，环比下降44.16%，同比下降45.07%；载货车出口1.34万辆，环比下降25.74%，同比下降47.98%；客车出口0.46万辆，环比下降20.12%，同比下降56.56%。

（三）高技术产品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例

2008年1月－11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3856.7亿美元，增长16.2%，略高于纺织品、玩具和汽车。但是，从2008年10月开始，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现负增长。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在2008年9月是402.42亿美元，10月出口399.32亿美元，11月出口349.28亿美元，出口连续两个月持续下降，2008年10月相对9月负增长0.8%，11月相对于10月负增长12.5%。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各类技术水平产品出口情况和金融危机前各类产品均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的状况截然不同。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各类技术产品受到的冲击都很大，其中纺织品、玩具等低技术产品受到的冲击要大于总体出口水平，而高新技术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我国出口在2008年明显下降，从表面上看，上看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国内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升而带来的；但从更深层次看，我国出口主要依赖纺织品、服装、鞋、玩具等低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依赖成本优势，而不是技术优势，这就造成了我国出口容易受各种冲击的影响，且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例如玩具行业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玩具产业停留在低层次加工阶段，大多贴牌方式，依靠国外提供技术、设计，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

三、 我国出口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由于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该尽量减小其对我国出口的冲击。从企业角度，要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发展国内市场。出口企业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并利用国家提供的有利政策进行调整，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一）努力开拓新兴市场

金融危机使美欧市场需求急速下降，而美国和欧洲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最为明显，对欧盟日本次之，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影响不大。面对美欧市场衰退，出口企业应开拓新兴市场。近几年，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出口企业应在这些新兴市场中，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这样可以通过新兴市场的增长来弥补发达市场的下降，借助市场多元化减小金融危机的影响。

余杭素有“中国布艺名城”之称，大部分企业生产的家纺面料主要出口欧美市场。杭州众望布艺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其生产的家纺面料70%出口美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公司把出口市场瞄向新兴中东市场，根据中东消费者喜好，众望布艺新开发了六七百种带金色、金黄色印花图案的面料，在2008年10月份的迪拜家纺展览会上一炮打响。目前，众望布艺中东市场所占的出口份额已由原来的5%上升到20%，并计划在迪拜开设分公司。

（二）抓住时机进行海外并购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部分企业陷入了困境，增强了原股东出售的意愿，降低了美欧企业的估值，更削弱了其国民和政府对外资并购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态，从而降低了收购的政治性风险。同时，一些国外知名企业又拥有知名品牌和成熟强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如果我国出口企业能够选择美国欧洲同行成功地并购，整合优质资源为我们所用，会极大地促进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对企业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目前，国内已有成功的收购案例，值得出口企业借鉴。

据美国一研究机构的调查表明，受次贷危机以及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2008年美国企业和个人破产案例总数达到110万件，这为我国企业去美国收购资产提供了良机。福建双飞日化有限公司已经成功收购了拥有十多年历史的美国品牌“Body&Earth”和“Green Canyon Spa”，这两个品牌每年的销售额上千万美元。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样的收购，金融危机前的价格起码是成交价格的两倍以上，双飞无疑是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山东润兴以75万美元的低价，成功并购了资产总额约275万美元的美国品牌家具有限公司，美国这家公司已取得了建立美国5家大的品牌家具公司和其他中高档家具公司的销售权和供给渠道。

（三）重视国内市场的发展

数量庞大的中国出口企业正普遍面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外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困扰。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已经失去了价格优势，这对“以价取胜”的中国出口产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国出口产品失去了比较优势。在此情况下，已经有一些出口企业采取了做强品牌转攻内销市场的策略，企业将摆脱在出口市场低价竞争的僵局。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经济结构也正在进行大的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被提高到了与出口、投资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出口企业加大投入转型做内销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种转型决非易事，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正确的策划、较强的执行能力。同样，也意味着要面临较大的转型风险。

面对国外市场需求不足，余杭许多家纺企业把销售重点由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布老虎”是余杭家纺业的龙头企业，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余杭共有100多家家纺企业与“布老虎”合作，整合资源共同开拓国内零售市场。杭州奥坦斯布艺有限公司调查发现，国内高端窗帘产品主要来自国外，国内品牌几乎空白。所以，他们在长三角主要城市通过开设自主品牌门店，主攻国内高端窗帘成品市场。

（四）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品质

面对金融危机，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出口企业继续墨守成规、继续在产业链下游依赖低价格、低技术、低附加值竞争，这样的出口企业，不可能渡过金融危机，注定要被淘汰。有能力的出口企业要通过自主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积极参与产业链上游的国际竞争。如果能够借金融危机之机促进我国出口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进行转变，那么我们的企业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这次危机，而且能够在世界经济复苏后更上一层楼，从而得到长期的发展。

温州鞋革行业约有中小企业2700家，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温州鞋革行业协会鼓励行业企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不断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根据温州海关的统计，截至2008年11月，温州市鞋类产品出口总值为1.62亿美元，同比减少4.9%，但每双鞋均价为5.355美元，同比上涨16.44%。这说明，金融危机在短期内会降低出口，但是如果出口企业如果能不断提高出口产品品质，定能渡过难关，得到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强永昌.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世界经济，1999年第4期：40～43.

[2]孙学工，杜飞轮.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中经网，2008-11-04.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4

市审计局 唐晓川

日前，我们开展了金融危机对我市实体经济影响及其应对策略的专项审计调查。调查期间，调查组走访了市发改委、经委、统计局、财政局、商务局、人民银行、国税局和地税局等7家部门，重点调查了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化工行业骨干企业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股份）、造纸行业骨干企业宜宾纸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宜纸股份）、纺织行业骨干企业宜宾丝丽雅股份和宜宾惠美线业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丝丽雅股份和惠美线业）等四户实体企业。

一、金融危机对我市经济总体影响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来势迅猛，波及面广，影响深远，使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实体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总体影响表现在：期间我市CPI、PPI呈现双降格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幅下降，税收收入同比减少，工业经济下跌，消费需求下降，大量农民工返乡。特别是工业经济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市场需求萎缩低迷；“煤”“电”等生产要素供应下降；个别重点工业企业经济增速回落；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跌加快、幅度大；大批企业上游受制于原材料产品价格高企，下游受制于工业产品价格下滑，企业抗市场风险能力减弱，部分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和减产等状况。

就其危害程度而言，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市经济的基本面未造成致命的冲击，但是对我市化工、造纸和纺织业等受国际经济波动正相关的行业带来的直接冲击和波动很大。调查表明，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上述三个行业的产销量、单位销售价格、实现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新增投资建设项目，比上年同期都有急剧下降。在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下，三个行业经受着从未有过的生存考验，纷纷将其发展战略由去年上半年的“加快发展”调整为下半年的“保生存”、“保稳定”和“御寒冬”以及借金融危机的影响，实施低成本的资源抢占和兼并重组上。

二、金融危机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一）对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被调查企业均遭受了较大冲击。具体表现在:企业订单量减少，绝大部份品种销量急剧下滑，产品未涨原料先涨，产品小涨原料大涨，原料未跌产品先跌，原料小跌（或未跌）产品大跌，库存积压严重，销售成本上升，当期利润锐减。

（二）对生产及主要生产要素的影响。

经调查发现，被调查企业总体开工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只有丝丽雅股份维持100%的开工率，其余三户企业在危机影响期间开工率不足。特别是某些外向型产品的生产因国际需求量锐减受到的冲击最大。

在原材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方面，原燃料价格增减幅度远低于产成品价格增减幅度。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品出厂价格与主要原料的采购价格均是倒挂，市场需求大幅下滑，生产负荷不足，产量下滑，开工率大多维持较低水平，个别企业主导产品生产出现负增长。

（三）对资金筹集的影响。

大部份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萎缩、资金回笼较为困难，库存积压、资金占用率提高，加之部分企业自身因资本金投入不足，一直依靠高负债经营，严重地影响到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四）对投资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部份企业投资计划放缓，在去年8月以后，被调查企业自身投资项目共减少9项，减少投资额为25,460.00万元。

（五）对企业战略调整的影响。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被调查企业均不同程度地从原来的加快发展战略调整为“保生存”“保稳定”战略和“御寒冬”上。部分企业在“保生存”的同时，还采取了借金融危机的影响，实施低成本的资源抢占和兼并重组的战略，较好地避免因上游资源不足带来的发展风险。

三、企业应对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主要措施

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我市实体经济遭受到重大冲击，特别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正相关性的化工、造纸和纺织行业遭受了重创。但是面对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渗透，我市实体企业冷静思考，沉着积极应对，迅速调整其发展战略，将“加快发展”调整为“保生存”，在放缓生产建设速度的同时，变危机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把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变成促进行业重新洗牌和企业个体发展提升的机会。企业通过优化与调整产品结构和实施一系列“低成本抢占资源”策略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应对危机效果。

经调查发现，被调查企业都能通过调整了重大战略决策，放缓生产建设速度和压缩、调整投资结构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注重向上加强战略性资源控制，打破原料成本的刚性变动；向下延伸产业链，改善和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增加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向内利用现有条件挖潜增效，压缩开支；向外主动地扩宽市场空间，不断夯实盈利模式。

四、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对政策策略及其效果

面对2007年底至今跌宕起伏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国家宏观政策进行了适时重大调整。2008年下半年，国家较为迅速地将宏观调控政策由2007年底时的“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热转变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通货膨胀），调整为2008年7－8月份时的“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再调整为国际金融危机暴发时（10月底11月初）的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并实施了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和增值税转型改革等措施。扩大内需促增长范围涉及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投资总额到2010年底将达４万亿元规模。

我市作为全省近几年经济增长较快地区，2008年GDP总量位居全省第四位，今年1—6月GDP总量增速14.8%，位居全省第5位。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的严峻挑战，全市上下振奋精神，凝聚共识，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市”战略，抓住发展工业经济不放松。将2009年确定为我市“突破工作年”，坚持并高举“逆水行舟、加快发展、突破工作、确保增长”的工作基调，紧紧扭住“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主线，着力把经济“止滑提速”、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川滇黔结合部经济强市、努力走在川南经济区前列作为工作突破口，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威胁，与企业一道共度难关，主动地发挥着政策扶持和导向作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应对效果。

2008年全市GDP总量完成645.86亿元，GDP总量增速14.6%，居全省第5位，是宜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第二快年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310.67亿元，总量在2007年突破200亿元的基础上再突破300亿元，继续保持总量在全省排名第3位。2009年上半年，全市GDP总量完成307.25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比全省、全国高1.5个、7.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171.89亿元，居全省第4位,同比增长21%，比全省增幅高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和盈利状况得到改善，全市经济呈现“止滑回升”的良好势头。其应对措施和主要做法是：

（一）强力推进招商引资，扩大工业经济总量。

近一年来，我市正以大项目实现大引领,积极打造“一枢纽、一城两中心、四基地”，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对地方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通过重大项目 “一对一”的高层招商，政府及其部门积极主动地为企业牵线搭桥，引资引项目。特别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我市迎难而上，进一步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加强跨地区、跨省际间的横向经济联合。今年在泛珠经贸合作洽谈会上，现场签约合同金额为14.79亿元的8项大单,其中投资类2个，总投资额13.90亿元，贸易类6个，总投资额13.40亿元。招商项目的纷纷入驻，为我市地方工业经济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止滑回升”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

（二）扩大投资，以投资拉动内需。

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是帮助我市应对金融危机、促进我市经济恢复性增长、调整产业结构的有利时机。为此我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作好项目研究、排查、梳理，储备和对接工作，咬住项目不放松，不争论不犹豫，力求在中央和省上扩大内需政策中挖掘项目，从民生工程需求中转化项目，在灾后重建中争取项目，确保项目不断档，建设不停步，以投资拉动，带动全市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做强工业，确保实体经济不滑坡。

我市始终把工业经济“止滑回升”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首要任务，把推进我市工业“爬坡上行”的工作热情，全面贯彻和落实到省政府“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16条以及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等一系列政策上来。重点围绕我市确定的工业“四基地”建设，突出产业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加大政府扶持，帮助企业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保障企业生产要素的供给与协调。借金融危机影响时期，抓紧抓好企业技术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全力搭建产业发展平台。

（四）实施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财税政策方面，加大对工业的财政投入。通过安排工业企业发展资金、技改贴息资金、拉动内需资金、企业奖励资金和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以及缓交的社保统筹资金，下岗以及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困难补助金等方式，帮助企业应对危机。通过国家对增值税转型改革和出口退税调整，“放水养鱼”让利于企业。在信贷投放方面。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信贷投放方向倾向于支持地方重点项目、优势企业及瓶颈产业发展，开展中小企业信贷培育、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断满足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的信贷需求。经调查，今年1-6月全市贷款净增59.30亿元，居全省第五位，较年初增长24.61%，在融资担保方面，我市加大了银、政、企协调合作力度，重视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构建，积极为企业融资担保牵线搭桥，向金融机构推荐优势企业和重点项目，争取更多的流动资金和项目资金。

（五）培育市场、活跃消费。

加大重点企业的培育，努力实现进出口恢复性增长，对重点出口企业实行“点对点”的个性化服务，一企一策，促进出口上台阶；积极为涉外企业争取西部资金，农产品贸易促进资金、出口基地扶持资金和进口贴息资金等多项外贸扶持资金；强力推进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发展商贸业和物业流。

（六）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切实维护企业权益。

注重做优做强做大一批现有上市公司，促进有条件的公司上市；实施转让股权，裂变扩张一批竞争性企业，通过引进战略合作者、股权转让等形式，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由国资公司通过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债务包”的打折回购，支持企业消化历史包袱；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管责任体系和企业经营者业绩考核体系；切实维护企业权益，落实各部门企业治乱减负目标任务，严格控制涉企检查。

五、对策与建议

宜宾作为我省近几年工业经济增长较快地区，工业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部工业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上升至49.93%，工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66%。虽然，当前随着国家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和各级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效应，正在逐步释放，我市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工业经济企稳回升迹象也有所显现。但是，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依然不旺，如我国今年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1.8%，连续六个月实现负增长。我市工业经济特别是化工、纺织和造纸等行业全面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为此建议：

（一）清醒头脑，进一步巩固和准确认识当前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我市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根基尚不牢固已是共识。具体表现在：区县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仍呈现回落状态；较多一批企业利润仍然下降；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贸易形势依然较严峻，上半年我市出口总额为14943万美元，与去年同期比下降22.3%。因此，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必须冷静思考，进一步增强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深刻认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要警惕骄傲自满情绪抬头，谨防风险反复、危机“倒春寒”。要立足眼前放眼于未来，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善于洞察和抓住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历史机遇。目前我市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已出台宏观政策取向不能改变，扩内需保稳定保增长的工作不能放松。要不折不扣地，继续全面落实中央、省和地方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关政策措施，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保障一切有利于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我市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和产业结构的引导，努力实现今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二）纵深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充分发挥工业引擎的作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

工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实现我市经济“止滑回升”的重要力量。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市工业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和负面影响，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现在又是我市夯实工业基础，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调整工业结构的最有利时期。为此，我们必须把“工业强市”作为我市加快建设川南经济区经济强市建设的主导战略，抓住产业、企业、产品三个关键，创新发展模式，深入挖掘现有工业潜力，做好工业增量，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产业转移的承接力，主动对接全省“7+3”产业发展规划和“八大产业振兴行动计划”；大力发展辐射力强的酒类食品基地、综合能源基地、化工轻纺基地和机械制造基地等“四基地”建设；进一步健全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明确产业定位，完善功能配套，促进生产要素集聚，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强势；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机械制造业产业链多的特点，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联动，市县互补，培育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断提高企业抵御风险能力。

（三）继续加大工业园区建设，提高对产业经济的承接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5

其次，金融风暴使房地产投资公司实力受损，从而减少对房地产的投资，迹象表明，国内楼市在长达一年的低迷期之后，已经让房地产投资者丧失信心。“大河无水，小河干”，我县的房地产业也逃脱不了金融风暴的影响，就土地需求量来看，投资者持慎之又慎的态度，一些投资商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迟迟不开工建设，或者停止开发房地产方面的合作，持等待观望的态势。

第三，由于经济速度放缓，失业人员的增多，赚钱艰难，农民更加看重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不愿意成为失地农民，要求更高的土地补偿价格。这与房地产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影响了房地产投资者的积极性。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6

——金融危机对中国交通建设行业影响的思考与对策

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惊骇世界，并对各国实体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对全球众多企业来说，应对危机，求得生存成为当务之急。但对中国建筑行业来说，这是继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面临的又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为应对金融海啸，中央迅速调整宏观政策，适时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扩大内需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战略决策。中央政府公布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相继公布了近18万亿的投资计划。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中交二航局的应对方略是：苦练内功，全面提升企业素质，抢抓机遇，实现公司稳健发展。

一、正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的“大势”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10年前，中交二航局还是一家年施工总产值不到15亿元，利润仅1000余万元、产品结构单一的建筑企业。10年弹指一挥间，中交二航局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总资产近百亿元，年总承包产值近150亿元，在港口码头、特大型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强大竞争能力和较高知名度，管理规范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近10年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中交二航局善于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善于把握顾客与市场变化的快节奏，发挥好自身优势，适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急剧变化，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这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11月份CpI涨幅在上月回落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度下降，预测为2.8%左右，明年初可能出现通缩。今年1-10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已经连续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上半年，中小企业倒闭6.7万家。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中央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今后二年仅中央政府将有4万亿元投资，并决定在今年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加快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

综合对国内外经济环境透析，未来一二年我们面对的外部经济环境是：经济衰退，金融动荡，投资减少，成本上升，货币贬值。内部经济环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加大，GDp增长在8-9%之间，生产物价指数上升，建筑业及相关的钢铁、水泥等行业有可能再次过热，而与出口外贸相关的制造业可能过冷。

因此，从总体上看，XX年年是建筑业的转折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原材料、油料、人工费的大幅上涨或犹如过山车一样的剧烈波动，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环境保护的成本日益上升，这些综合的因素使建筑行业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同时面临的成本的不确定因素更加难以控制，履约风险加大。

二、科学审视交通建设行业的“危”与“机”

中国交通建设行业，主要业务集中在港口、公路、铁路工程建设领域，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对这一行业的影响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

港口建设市场，可能面临3至5年的萧条期。港口码头是中交二航局的传统主业，占主业的30%左右，这一板块将面临较大冲击。由于外需不振，国内出口下滑，航运业不景气。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由5月的11067点跌至现在的824点。造船业遇上寒冬，钢铁企业、能源企业景气度下降。航运企业运力过剩，现有港口、船厂业务萧条，相应的业主货运码头建设会大幅下降，在建项目也将面临资金不到位而停工下马的危险。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思路的调整，依靠外贸支撑GDp增长的格局将转变为依靠消费、外贸、投资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港口建设必然与之同步调整，要从出口外贸港建设为主转向内陆港口建设与内河整治工程齐头并进。

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工程迎来了新的一轮黄金发展周期。由于公路、铁路、轨道交通建设对经济的拉动直接作用明显，国家在今后二年的4万亿元计划投资中，公路、铁路、电网投资高达1.8万亿元，公路与铁路市场，将出现3至5年的快速发展期。公路及特大型桥梁系中交二航局的拳头产品，经过近十年的拓展，中交二航局已成为国内最著盛名的建桥企业之一，建造和参与建设了百余座跨江、跨海湾特大桥，成功建设苏通长江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等世界级桥梁；同时，近几年中交二航局抓住铁路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中交股份的大力支持下，至XX年进入铁路工程建设市场以来，承接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及地铁、轨道交通项目已经超过100亿元，成为新的主业增长点。面对新一轮的铁路发展机遇，我们中交二航局必将大有可为。

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快速发展的势头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过去两年中交二航局承揽的海外合同额超过8亿美元，在主业板块中异军突起，成为公司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金融危机带来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基于中国自身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的认知，中国政府将着眼于拉动内需，以投资海外拉动出口的政策将有所改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投资将大幅下降，国家投资性框架项目将减少；二是由于国际油价的大幅下挫，非洲、中东、俄罗斯等产油国外汇收入大幅下降，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投资项目大幅减少；三是由于金融危机加剧了利率和汇率风险，特别是汇率风险，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对冲手段，成为中交建设行业扩展海外工程承包市场面临的一大难题。

再从资本运作层面看，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股票市值大幅缩水，香港恒生指数由高位的3万点下降到目前的1.2万点左右，A股市场上证指数由高峰的6100点下降到目前的1800点左右。同时，因企业毛利率下降，负债率提高，资产缩水，与股票市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再融资困难，这将对企业的扩大再生产、项目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扩大内需战略决策的实施，施工企业可能面临原材料再次大幅上扬，项目成本上涨风险十分巨大；地方政府乱铺摊子，自不量力地加大投入，致使大量资金不落实项目出现，垫资项目、假BT项目增多，而政府因债务负担沉重，偿还能力下降，这些风险如果应对不当极有可能导致施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绝境。

三、化“危”为“机”，实现公司发展新跨越

如何化“危”为“机”，实现公司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我们中交二航局的主要对策是：苦练内功，全面提升企业素质，抢抓机遇，实现公司稳健发展，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战略性转型，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奋斗，为实现公司“成为世界一流的工程建设企业，成就基业常青的百年二航伟业”的愿景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是实施大铁路战略，成为中交行业铁路建设的排头兵，推动产品结构的调整。高速铁路网包括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将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点，中交二航局将从战略上布局、筹划，集中投入设备，加快人才培养，迅速打造一支能够克难攻艰的铁路（含地铁与轨道交通）建设队伍，形成新的市场板块，真正成为高速铁路市场的主力军进而争当排头兵，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

二是稳步实施大海外战略。从长远看，海外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没有海外业务的支撑，也就谈不上世界一流的工程建设公司。但目前我们在海外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管控、人才培养上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要本着“干好、干精、干一个成一个”的原则，以点带面，形成对海外工程项目的系统管控，逐步把海外市场打造成新的业务增长极。

三是加速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升级的步伐，推动企业向智力密集、管理密集的知识型企业转型。重点是建设特大型桥梁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加大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投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占领交通建设的高端市场，发挥行业领军企业的应有作用。

四是加快资本积累，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资力度，通过bt/bot项目的运作，推进中交二航局经营方式、资产结构和盈利模式的转变，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要通过3-5年的努力，形成100亿元的经营性资产，再造一个全新的中交二航局。

五是建立全面的风险管控体系，建立以财务管理流程再造为基础、以现金流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构建“垂直、统一、高效”的财务管理系统，以财务、合同管理的信息化为抓手，实现企业的精细化管理。特别要避免“规模冲动”，从源头控制参与资金不落实项目的投标，加大现金流预算刚性管理和有效平衡的力度，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六是发挥好“采购交易中心”集中配置资源的作用，特别做好钢材、水泥等大宗材料的集中采购，发挥规模优势，防止因原材料大起大落而导致成本失控。今年宏观调控的一波三折让我们充分领略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快速变化，大起大落，股价、油价、钢材价格都体现出这一特点，这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挑战，这大大增加了我们履约和成本控制的风险，如果没有很好的应对措施，目前材料低位的投标在明年材料恢复性上涨时就可能导致成本失控。

总之，金融危机是挑战，但对有准备的交通建设企业更多的是机遇。这一轮的发展是中交二航局“三步走、两个三分天下”战略全面落地的大好时机，千载难逢！随着中国经济“保八”保卫战的打响，中交二航局有信心将自身的发展定格在年增长15%左右，这既是对企业自身发展的郑重承诺，也是对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注：“三步走”：第一步，通过管理领先，进而实现综合绩效在行业的领先；第二步，通过铁路、地下工程和海外市场及BT/BOT项目主业的拓展和延伸，实现赢利模式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第三步，最终成为世界一流的工程建设公司，打造基业常青的百年二航。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7

上世纪90年代末, 伴随着美国国内股票市场狂跌、大批网络公司纷纷倒闭, 加上“9·11”恐怖袭击的影响, 美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滑坡。为刺激经济发展, 美国政府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大力发展信贷业务, 使房地产业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周期。从2001年初至2003年6月, 美联储先后13次降低利率, 使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到1%, 成为46年中的最低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 使住房贷款利率持续下降, 人们的购房热情不断提高。而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降低贷款信用门槛, 住房贷款首付率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历史上标准的20%一度降到了零, 甚至出现了负首付, 大大减轻了购房者的压力, 导致连续多年的房贷市场繁荣。

从2004年6月起,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逆转, 进入一个连续17次的加息周期。到2006年8月, 联邦基金利率从2003年6月的1%提高到5.25%。连续升息的过程在提高了房屋借贷成本的同时, 也促发了房价的迅速下跌以及抵押违约风险的大量增加。受这些因素影响, 次贷危机逐步显现, 大量“次贷购房者”无法按期还贷而形成大面积断供现象, 违约率急剧上升, 而房地产市场违约率的不断上升进一步恶化了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 从而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 并引发优先级贷款和AIT-A级贷款的违约率上升, 进而形成了房价急剧下降的恶性循环。

而在美国金融机构发展房贷市场的过程中, 贷款机构创造了一种加按揭贷款形式, 即所谓的“金融创新”, 此次危机不只限于银行机构的危机, 而是波及到了证券、保险等更大的领域, 形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一大特色.

二、次贷危机的形成原因分析

房地产泡沫破灭、住房价格持续下跌, 是引爆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住房金融创新、监管缺失、放松放贷标准等导致次贷危机演变为剧烈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美国借贷消费、持续双高赤字造成全球失衡是导致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1. 房地产泡沫破裂。

房地产泡沫破灭、住房价格持续下跌, 是引爆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2000年至2006年, 美国房价指数上涨了130%, 为历次房价变动周期中涨幅之最, 房地产市场积聚了大量泡沫, 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屋售价的比率显现出来。该比率最高时接近10, 而国际上公认3-6倍为较合理的房价水平。然而, 随着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至5.25%, 2006年房地产价格停止上涨并且开始逐渐回落, 1年之内房价下跌了3.5%, 是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跌幅。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设计理念是基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扬和市场利率保持较低水平的前提假设之上, 一旦市场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 其本身蕴含的高风险顷刻爆发。一方面, 高利率大大加重了还贷者的负担, 另一方面, 房价已开始下跌, 借款者难以用房产作抵押借新还旧或出售房地产来规避可能的违约。于是, 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 点燃了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而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次级抵押债券及CDO (债务抵押债券) 随后出现大幅缩水, 次级抵押贷款风险迅速向持有这些债券的投资者扩散, 引发一系列机构投资者受损事件, 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2. 监管缺失。

监管缺失导致金融创新过度发展是次贷危机演变为剧烈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 美国开始放松金融管制、进行结构改革及提高金融体系的竞争程度, 金融自由化改革开始进入高潮。然而在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同时, 对金融企业的有效监管并没有实现。在市场管制放松而功能管制尚未跟进的情况下, 金融企业的业务活动大为扩展, 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 尤其是证券化和结构性投资工具发展迅猛。由于债券具有现金流稳定的特点, 技术上容易将风险进行分解、重组、转移, 开发新的金融产品, 所以债券市场成为金融创新的主战场, 绝大部分衍生工具包括掉期、CDO、ABS、MBS、CDS等等, 都是债券市场的衍生品。债券市场是金融创新最冒进的领域, 最终也成为风险聚集最大的市场。

另外, 监管的放松, 使得金融机构的竞争过于激烈, 杠杆率大幅提高 (通常达到了25倍) , 进一步放大了风险。这种高杠杆率有着明显的双向放大作用:以30倍的杠杆率为例, 投资银行家可以用10美元做300美元的投资, 只要有3.3%的收益率 (接近于美国国债利率) , 投行就可以赚回本金;相反, 只要损失超过3.3%, 就将导致破产危机。

3.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

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分膨胀, 积累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和风险, 是导致严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 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 转移市场运作的风险, 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 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 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或者金融危机。2002年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以后, 在异常宽松的金融环境下, 大量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 在金融杠杆作用下不断投机, 随即制造了房地产泡沫。当现有的交易标的无法满足资本需求时, 庞大的、疯狂追逐利润的资本就会推动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 制造出以次级贷为基础的高杠杆、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由于这种创新已经完全脱离了生产和供需基本面, 积聚了巨大泡沫。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 而制造业总产值则跌至GDP的10%以下。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偏离了实体经济规模, 这种失衡的状况必须以泡沫破裂、爆发危机的形式来释放。

4.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严重问题。

以往的国际金融危机 (如东亚危机) 外部因素在引致危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多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抱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更深层次的、更接近实质的原因是美国过低的国民储蓄率和消费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大量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

美国财政近20年来基本上都是赤字, 只有1997-2001年这几年有盈余。美国政府的过度消费以及国家整体的过度消费严重扭曲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危机的爆发在所难免, “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经济在严重失衡状况下自我调整的一种形式。

三、次贷危机对金融领域和经济领域造成的巨大破坏

2007年3月危机便初露端倪, 2007年7月至12月下旬形成全球蔓延之势, 并在2008年上半年逐步升级、不断深化, 从2008年9月中旬开始进入到一种急剧恶化的态势 (亦称全面爆发时期) , 从而形成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这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首先对金融体系的造成空前破坏。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 仅到2008年9月份, 金融业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就已达5030亿美元, 银行最终亏损和减值可能高达1.6万亿美元。美国仅从2008年3月到2009年1月就有包括华盛顿互惠银行在内的24家银行倒闭, 两房机构 (房利美和房地美) 被政府接管, 诸多大型贷款机构或银行则不断被国有化。而投资银行更是跌入深谷, 拥有悠久历史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就这样轰然倒下, 从此成了历史。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 (AIG) 亦被收归国有。由于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持有美国发行的债券, 因此次贷危机也迅速波及到世界主要经济体, 从而形成了全球危机。

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 篇8

关键词:女农民工;金融危机;就业;对策

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125-02

一、调查情况

根据对返乡后的80后女农民工调查,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受金融危机影响大

此次经济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生产线上的70%是80后女农民工,在广东的一些地方,80后女农民工的比例甚至达到90%,企业减产、停产或减薪,使这些女农民工失业或返乡。

(二)女农民工就业年龄局限大,普遍较年轻

通过调查发现,16岁就外出务工的80后女性最多,20岁左右再返乡结婚生育,然后再继续外出打工。但是她们受年龄的约束性较大,好多企业排斥已婚的女农民工。为了避开女农民工孕、产、哺乳期,有的企业只招收19岁-25岁未婚未育的女农民工,甚至禁止女农民工在合同期内结婚生育,怀孕即失业。为了保住工作,她们都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更不敢生育。即使结了婚,也对外隐瞒。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女农民工中76.3%集中在16岁-30岁。

(三)文化程度偏低

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0%。她们大都在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仅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很难适应现代经济机械化、知识化、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又制约了其向上流动。

(四)收入普遍较差,待遇低

80后女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月薪大约在600-1500元之间,只能维持基本生计。根据统计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专项调查显示,女农民工平均工资为1025元。她们干得再好也就是一次性地多得到一些报酬,并没有改换身份或者获得累积式福利的机会,她们与单位的关系只是以劳务换取工资的单纯交换关系,缺乏恒久的保障。

(五)劳动关系不稳定,流动性大

根据调查显示,80后女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定率很低。

(六)劳动技能单一,就业门路窄

受文化素质低的制约,80后女农民工从事职业主要以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主。

(七)缺乏竞争优势

由于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性别歧视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结婚、哺乳之后,以初中文化为主的80后女农民工外出务工,无论年龄还是生理状态都不再在竞争中占优势。结婚生子后的她们,无疑最有可能在危机效应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中率先出局,成为第一波受伤者。

(八)心理压力较大

80后女性农民工虽然身份是农民,但他们追求独立、自立的意识不比城里的女性差,外出打工就是这种不甘居于人后的表现。但是由于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的缺失,一部分80后女农民工回到农村还要“啃父母的老本”,这让爱面子的她们很不适应,焦虑、无奈等不良情绪就会郁结心头。已婚80后农民工工作不稳定、对婚姻家庭的牵挂,自身心理调节能力差等,使她们同样会出现心理问题。并且这些人正处于婚恋的黄金时期,常年的漂泊,不断地流动,交往空间的狭窄以及过大的生存压力几乎使她们的婚姻“窒息”,诸如焦虑症、失眠症等也会随之袭来。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心理保健常识,即使有了心理上的不适也不知道如何自我调节,更不知道求助心理医生,给80后女农民工的生活与生存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九)再就业愿望强烈

很多成家的80后夫妻,都不会干农活,由于收入少积蓄更少,这部分人家庭条件较差,留在家乡也无发展前景,并且常年在外打工且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所以,80后女农民工有强烈的再就业愿望。务工收入不仅是她们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是她们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这些由80后女农民工失业而引发的社会压力日益加剧,从调查情况来看,她们最想从事的行业主要有:种植、养殖业、服务业、服装加工、电子等,目前最想参加的技能培训为:养殖技术、家政服务、缝纫等。

(十)对城市的向往强烈

80后女农民工处于求新求异、对生活充满向往的年龄。很多人抱着长见识、多挣钱或将来有发展的念头而选择进城务工。城市的繁华,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对她们有着强烈的诱惑力。虽然因金融危机暂时回到农村,但城里就业机会多、收入高、生活环境好仍是吸引80后女农民工的重要原因,并且90.0%以上不愿意就近在县城就业,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仍是她们的首选。这些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就业岗位多,能满足年轻人出远门、看世界、能闯荡的心理。

二、对策和建议

根据80后女农民工就业状况及需求调查,就进一步促进女农民工就业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健全女农民工岗前职业技能培训、见习、实习、就业一体化帮扶机制

目前,用人单位普遍强调工作或实习经验,因此缺少社会实践和职业技能已成为女农民工就业的瓶颈。要突破瓶颈,就要为女农民工提供增加社会实践、积累职业技能的实习和见习岗位,不仅能够让女农民工提前感受职场氛围,体会职场人际关系,还能帮助她们积累一定的职业技能。因此,建议构建属于女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系统。妇联组织可以联合企业界、政府劳动部门、劳动派遣机构等建立健全针对女农民工的见习、实习、就业一体化帮扶机制。

(二)实现就业促进政策的集成化、信息化和及时化

各级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制定了众多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但有些措施和相关信息未能系统化地呈现给需求者。建议通过各种适合的途径和渠道向80后女农民工群体提供针对就业的信息,最好能做到整体编排,探求值得借鉴的经验加以推广。建议以区县为单位,使有关见习、就业、创业促进措施集成化、信息化,并做到及时更新,使大家能够通过同一平台及时、准确地了解政策,学习经验。

(三)就业服务应扎实、有效、深入、人性化推进

帮助女农民工就业时,要根据群体特点做扎实工作,不能搞形式化。每项工作都应建立科学的成果评价体系,争取所有工作取得实际效果。服务应惠及到80后女农民工群体的各个层面,探索适宜方式满足不同需求。

(四)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灵帮扶、心理干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