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共8篇）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1

韩明静

作者投稿

2013-09-22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许多学者致力于从经济因素方面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韦伯却从宗教文化方面入手，探讨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从非经济因素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的新方法，打破了习惯性地思考经济因素之于客观事物的决定性影响而忽视非经济因素作为相关因素产生的影响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创新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做了分析和探讨。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为上篇和下篇，在上篇中，韦伯通过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三章为他的研究做了一个导言型的详细的论述。

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韦伯通过对大量社会事实和经验的归纳分析，指出在宗教团体和人的精神、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只是被模糊认识到的”关系。比如，他在本章的一开始便指出，在任何一个多种宗教成分并存的国家，工商界领袖、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宗教团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职业和教育等多个方面，通过马克思•韦伯描述的事例和统计数字表明，虽然现实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相反的或不明显的现象，但从总体上来说，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当然，韦伯也指出在研究宗教对人的影响产生的差异时，并不仅仅限于它在暂时的历史环境处境中的主张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寻找“宗教信仰永恒的内在特征”。宗教的内在特征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为。经过对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历史事实的归纳分析，韦伯认为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不过在现阶段，这种联系还是模糊的。而他的研究就是要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通过什么并在什么程度上实现的。同时韦伯也提出了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要从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入手。

资本主义精神：要探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先确定研究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当我们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分析解释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是必须的，它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和定义研究的内容、范围等，便于准确地进行研究任务。马克思•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话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描述。他认为前者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气质和个人倾向，而后者表现出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生活行为模式。为了更详细和深入的描述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做了许多分析和解释。他指出富兰克林话语中表现出来的伦理宣扬的至善是指“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利用合法的手段赚钱、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在这里，韦伯提出了“天职”的概念，并模糊的指出天职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社会伦理最有特色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在第二章里提到的“天职”概念与第一章节里对于研究要进行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相应，同时与下文第三章节里对路德的天职观的详细描述相应。韦伯指出对天职的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唯物主义观念而仅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产生的，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这其中，必然有宗教因素的存在。什么是韦伯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其重要的是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并作为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的生活准则。韦伯认为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直接的、简单的，单纯的宗教观念并不能对资本主义产生明确的、正面的影响，因此韦伯一直强调要研究宗教信仰的内在特征。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应该归于何处。路德的“天职”观：马克思•韦伯也将这一章称为研究任务，正如韦伯一再强调的要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要重视“天职”这一概念。关于“天职”的概念是路德最先提出的，“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同时表达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韦伯指出对世俗活动的宗教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结果就是逐渐在有组织的从事一项天职的世俗劳动中，融入了一种道德内涵以及宗教认可。他同时指出路德意义上的天职观念对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新教各教派或许在天职观念和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建立了清晰地联系。所以韦伯研究的对象是在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的教派，这正是下文第四章的内容。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韦伯在这一章节里对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派别形式（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派、浸礼会各派别）的教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描述。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是加尔文派最显著的特点，世间万物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我们只能理解上帝愿意为我们展现的旨意，其它一切包括人的命运是不能洞悉和质疑的。预定论给日常生活中伦理行为带来的影响，就某一个人的总体宗教环境来看，是将人们带入了内心的孤独感中。而加尔文派的教义是通过世俗活动增加上帝的荣耀，紧张的世俗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恩典的确定感、获得自信、抵消宗教焦虑。加尔文派的教义提供了一种条理的、理性化的伦理生活，展现出与天主教不同的禁欲主义。虔信派：预定论也是虔信派禁欲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虔信派的决定性特征，强调引导宗教努力争取在此生获得拯救，而不是为了来世的确定性而艰苦的禁欲的感情因素。韦伯指出只要不出现由于“强调感情决定”而产生的极端后果，只要归正派中的虔信派努力在世俗天职的日常工作中确认救赎，那么虔信派主义的实际效果就是对职业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禁欲控制，从而为天职伦理观提供一种比正统归正派更加坚实的宗教基础。但韦伯在此后的讨论中指出虔信派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是摇摆不定的，它将占有恩典状态的压力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从宗教需要向现实情感满足的转变，不可能发展出对世俗活动进行理性化的强大动机，而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可以使宗教信仰更顺利地、系统地渗入到行为之中。循道派：为了达到救赎的确定性，信徒的行为具有条理性和系统化的性质。它与禁欲主义伦理结成了联盟，永久的烙上了清教主义的理性化的烙印。在循道派中皈依的情感行为是有条理的衍生而来的，情感一旦觉醒，就应当投入到为达到完善性而进行的理性斗争中去。浸礼会各派别：浸礼教各派以及所有预定论者都极力贬低圣事作为救赎手段的作用，从而以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了对世界的宗教理性化。一个人获得救赎的明确标志是他从精神上脱离尘世以及一切尘世中庸俗的乐趣并且无条件的服从于上帝，上帝通过信徒的良知与之对话。由于浸礼教各派别中的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浸礼派教徒精明而审慎的理性行为大多转向非政治的天职，特别是从事经济职业。韦伯指出在研究中更倾向于把主观接受禁欲主义信仰对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作为起点，这正是第四章所讨论的内容，在这一章，韦伯大致概述了清教主义天职观的宗教基础，下面则要探讨这种天职观进一步的影响。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指出清教徒反对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在于占有财富有招致懈怠的危险上。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最。而劳动是为人称许的禁欲方法。上帝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体现在天职中的理性劳动，清教徒的天职观里，世俗禁欲主义的条理性是强调的重点。韦伯指出强调固定职业对禁欲的重要性，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获利，也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主义带有理性组织资本与劳动的精神气质。韦伯认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在反对享受财富的冲动上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然而，在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它又有其心理上的影响，它不仅使获利驱动合法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把它看做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韦伯指出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世俗职业里永不停息、持之不懈的系统工作，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展中，发挥了支撑作用。当消费受到限制和获利取得自由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由禁欲主义强制节俭带来的资本积累，而这些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清教思想并不是单纯鼓励资本积累，而是促进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方式的发展。宗教禁欲主义不仅为商人的获利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有良知的、工作异常勤勉的工人。从而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观，视劳动为天职的，已经成为现代工人的一个显著特征，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即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趋于清晰了。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2

通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的思想轮廓是:价值合理性→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韦伯集中运用了一种社会学的因果分析方法阐述其中的观点:新教的价值合理性使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力形成一种天然的关联, 新教伦理的合理性成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 个人及其行动是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基础, 主张从个人的主观意义出发去解释社会行动, 而理想类型是他的方法论基础。新教这种实质理性使人从内在的角度认同并遵从了它的伦理, 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与思想。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基础, 表现为运用宗教世俗化、理性化的手段为资本主义这种合理行为扫除发展的精神障碍, 进而排除合理经济行为发展中的内部阻力。根据书中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主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理论:

首先, 禁欲主义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 使个人克服自然状态, 摆脱非理性情绪的影响和不理智冲动的支配, 也摆脱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 以理智束缚非理性欲望, 直到经济行为自动具有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特性。不仅如此, 禁欲主义还要求个人的一切行动按照规定的动机行动, 使社会保持秩序。

其次, 天职观和命定说把经济活动定义为一种合理化的行动。根据韦伯的观点, 真正的资本主义经营依靠的是现代企业中资本的合理使用和对劳动的合理组织, 这种经济活动是一种目的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的复杂结合, 它在目的和结果上表现为价值合理的行动, 而采取的手段和进行的步骤上却是目的合理性,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经济活动定义为价值合理性行动, 因为经济活动总是朝着某种绝对、永恒不变的目标努力, 即不断积累财富, 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人们对于新教及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 认为这种合理的行动必定能产生自己被上帝救赎的这种合理化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部分分别探讨这种合理性的基础:

1. 从宗教伦理上肯定了积累财富的合理性性与合法性。

韦伯认为合理性地积累财富是正确的, 因为从伦理上讲积累财富并不是为了享乐, 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这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行为。同时, 韦伯认为“贪得无厌不等于资本主义, 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 相反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1而且韦伯并不主张平均分配, 他主张并且鼓励多劳多得, 贫穷则是对上帝荣耀的贬损。

2. 节制与盈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的合理消费、节制、合理追求利润、合理规划时间和计算资金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奠定了基础。严格的禁欲主义, 使得新教徒们不断地创造财富却并不将它用作个人的消费, 而是将其作为资本投入财富的再生产中, 以合理化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就形成了, 同时现代企业家强调无限的工作使得资本主义精神渗入日常经济生活。

3. 形成独特的资本主义文化。

韦伯的新教伦理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 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企业文化。新教伦理把创造财富的行为解释为一种神圣的天职, 一种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的行为, 由此内生出一种自我控制, 即严格的组织纪律, 勤奋的工作热情, 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这既是资本主义的职业责任规范, 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 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 因此在韦伯看来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才是现代企业家。

4. 韦伯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部分地解释了社会结构的构建。

韦伯从伦理上证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重要性, 而他关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社会地位的区别与划分方法直接构建了社会分层, 即新教徒处于更高的社会层级, 同时也比天主教徒更加的受到上帝恩宠, 并且运用宗教的手段使人们对这种分层深信不疑, 因此韦伯利用宗教世俗化、理性化的手段说明了现实社会分层是理性、合理的, 想要试图改变这种分层需要必须要不断地积累财富才能获得上帝的认可。

5. 新教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法律等的存在提供了论据。

新教伦理主张从道德准则和是否营利的角度出发判断职业的性质, 也直接取决于职业产出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显然, 当职业产出品对社会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营利很多, 这种职业必定是合理合法的, 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必定被上帝恩宠。反之, 违背上帝道德准则的职业及从业者必定为上帝抛弃, 如毒贩、卖淫等, 因此人们必须利用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抑制或者消灭这种职业, 因此法律、道德等就很有必要存在。

6. 资本主义是以合理的劳动组织为前提的。

韦伯认为合理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第一, “自由劳动 (雇佣劳动) 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第二, “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第三, “与此密切相关的合理薄记”, 其中“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与“合理簿记”是资本主义组织产生的前提, 事实上所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独特性质有关的东西, 如商业化、股票交易等均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密切相关。

7. 新教中明确把以营利为目标的活动解释为一种个人伦理义

务感的天职思想, 正是这种思想为新型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道德基础和支持。人们不仅可以通过道德行为带来心灵的慰籍, 而且也成为人们追求至善的手段。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 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 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 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8. 新教倡导兄弟般的关系在系统间产生普遍信任, 在这种伦

理前提下, 新教就起到对现存秩序定型的作用, 尽量避免社会冲突。而且, 在书中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训诫中明确要求人们讲求信用, 以增加相互信任感, 减少经济活动的成本, 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范围, 这既是一种经济上的考量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表现。

不可否认, 韦伯相当成功地从各方面梳理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复杂关系, 但是韦伯的论述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 过度重视积累, 忽视消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韦伯对新教伦理重要性的解释是“理想化”的, 把盈利升华为自我定义的过程, 将消费定义为奢侈品的享受和浪费, 忽略了消费对生产、资本积累和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性;韦伯的论点中最薄弱的部分在于支持论点的例证主要来自新教各派的教义, 而不是来自行动者本身, 这种先验性使他的论证不足够充分, 纯粹理论逻辑式探讨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也是值得探讨的。

摘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始终以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探讨, 因此, 资本主义合理化道路的伦理基础可以分别从宗教关系和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个层次进行解释。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黄晓京、彭强译,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导论16页

[1]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黄晓京、彭强译,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2]白云飞, 李娅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评析[J], 学术探索, 2008年1期

[3]刘新华, 刘欣, 试比较马克思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J], 前沿, 2008年第3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3

关键词：新教；天职；资本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70-02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但在资本家和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对比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解读。韦伯突出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重视禁欲主义、勤奋和节俭，突出个人在资本主义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精神组成的统一体。托尼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道德伦理的缺失，宗教的冷淡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带来恶果。托尼跟韦伯一样重视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他明确提出个人主义的发展，从社会伦理、公共道德转向私人道德和宗教冷淡主义，个人主义的泛滥、社会公共道德的缺失，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受约束。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民族主义和经济持续发展”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舍勒从心理体验结构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在资本主义精神的行程中迈步向前的，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

马克斯韦伯的这本书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得以发展，而在同时代的东方却停滞不前？文中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分析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资本主义在西方得以发展，作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独特的理性主义是东西方产生差异的根源，而这种独特的理性主义其实就是西方新教中的提倡的理性的天职观。韦伯认为“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的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份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天职观要求人们履行上帝给自己在现世中安排的位置，不逃避自己的责任，将劳作作为自己在现世中的任务，合法赚钱、勤恳工作、节俭生活，这样一种理性的生活和劳作方式正是西方文化中独有的。新教在西方地区比东方地区普及，新教徒在西方占有很重的分量。

将目光转向同时代的东方，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的企业，其实早已存在于世界的各种文明国家之中，但却只是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的差别是东方并没有出现新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长期占据中国官方正统思想的儒教，儒教伦理观中要求不追求自己不可企及的东西，这种思想就会禁锢人们向上流动，追求美好生活和物质财富的步伐。新教中的劳作观念鼓励人们辛勤工作。积累财富，儒教对于商人地位的评价一向不高，通过读书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才是值得推崇的。新教为了消除信徒的欲望，对信徒合理赚钱是鼓励的，新教教义受政治的影响较小；儒教适应世界及其秩序和习俗，归根结蒂不过是一部对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①董仲舒改造儒学之后，四书五经作为科考的依据，读书人只能通过学习入学之后才能入仕做官，儒学就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而在封建社会长期合理的存在。新教中的理性行为更多的是与经济和服务上帝所联系，儒教是起着稳定政权，加强皇权的作用。

西方的新教的教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鼓励资本的原始积累，扩大生产，对于勤恳、节俭的资本家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儒教在对于商人和消费者的冲突中，将天平倾向了消费者，这样的差异使得资本主义在西方大规模的发展。经过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具有多面性，例如对于自己和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而新教中的信徒有一套客观理性地处事标准，对于他人和自己的要求是具有一致性的。新教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可能只是想要单纯的获取财富、节俭生活、奉献上帝，而儒教培养出来的信徒可能会考虑自己的获利途径是否给他人带来了损失，如何能够合理的赚钱同时保全自己良好的名声，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反而束手束脚，新教中的资产阶级考虑的仅仅是如何能赚到更多的钱，途径是否违背了一些原则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与贪婪众所周知。

韦伯认为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可能称之为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这些精神也是资本主义精神，他的观点放大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追求财富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研究方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并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自然也就忽视了那些新兴资产阶级为积累资本、扩大生产，对劳动者的压榨和剥削，也忽视了他们积累资本时罪恶的贸易活动。新教徒中毕业于专门培养技术研究型和工商业专业人才的学院的人数，以及毕业于培养资产阶级的商务性人才的学院的人数较多，这与新教的教义有关，因为他们的信仰排斥安逸享乐的生活，追求忙碌但收益丰厚的工作。受家庭的教育方式和宗教氛围的熏陶，培养了新教徒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个原因则是新教徒在政治领域的尴尬处境，天主教徒很多都是封建官僚和老牌的商业贵族，他们垄断了政治局面，将新教徒排挤出政治领域，新教徒只能在经济领域开拓自己的事业。再将目光转向同时期的东方，中国的儒教思想却是在抵制培养专门的人才，新教培养“专才”，而中国更倾向于培养“通才”，儒教中“君子不器”的观点，反正君子治学一技之长，而是要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而新教徒倾向于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无数个在各个领域的专才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儒教与清教中的天职观水火不容，清教中的天职观所指是人们必须接受神的旨意，履行上帝安排的唯一任务，便是劳作。辛勤的劳作和节俭有度的生活是清教徒履行自己在现世的义务，不去履行自己的工作，就是对上帝责任的逃避。新教徒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回报上帝的恩典，必须在现实中辛勤劳作，努力赚钱。这一特点与资本主义牟利行为的特征不谋而合，具有实质上的统一性。②资本主义产生的途径便是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牟取利润。而新教的天职观使得新兴资产阶级为赚钱获得道德和事实上的可能性。而儒教思想培养的君子避开世俗生活，以入仕做官为荣，谋权不谋利；专业的技术培训适合“小道”，即从事基层工作的百姓，儒教士追求的是辅佐君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新教受到天主教的排挤，无法进入政治领域，而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思想领域占据正统地位，精通四书五经即可通过科举入仕，政治领域中是为儒教士打开大门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秉持着士农工商的理念，做官是最受人憧憬的，做生意则是被政府打压的，尤其在政府为儒教士进入政坛提供了科举的决定，所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君子，在经济领域施展抱负的人很少。而新教徒由于政治上被排挤，教义中又鼓励人们履行自己在现世中的天职，所以新教徒大多活跃在经济领域。

但儒家中的某些思想和新教中的理性主义还是存在某种契合之处，儒教既反对古伊斯兰教中的先知们表达的奢华挥霍的态度，也反对佛教那种拒斥对尘世财富的任何悬系的态度、印度教那严格的传统主义的职业伦理以及清教对理性地专门化了的天职中现世禁欲的营利工作的神话。③新教中也对封建官僚和老牌商业贵族骄奢淫逸生活的批判，以及反对天主教徒隐修遁世、逃避社会责任的思想，两者在生活方式上存在共通之处，都提倡节俭有度的生活。儒教和新教都强调了人在现世生活中，要在各自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国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考试给知识阶层以向上晋升的阶梯，通过科举考试，儒教士向政治上层流动，活跃在政治领域；新教徒则要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作，在对待工作的态度是相同的。加尔文宗崇尚恩典说，信徒要坚信自己被上帝赐予了恩典，于是在世俗生活中要牢牢把握自己的天职，努力工作。而儒教中也存在恩宠说，儒教士在科举中通过考试，被选拨做官，便是在都城中得到了君主的赏识和恩典。在对待欲望上面，两者也是如出一辙。儒教主张回避美色，孔子认为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妇女是彻头彻尾地非理性的人，同妇女打交道就如同跟小人打交道一样困难。④对美色的沉沦会让君子失去理性，失去匡扶大义的理想。新教中的核心特质是禁欲主义，尘世中的各种欲望，尤其是对于性的欲望，会让教徒迷失方向，而辛勤的劳作和粗茶淡饭能让人清心寡欲，是禁欲的良方。儒教和新教都出自对责任的履行而抵制欲望。

韦伯的这本书中只强调了商人和组织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却没有分析消费者——市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舍勒说“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迈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⑤舍勒认为怨恨产生的土壤在于：价值攀比和竞争机制。小市民作为消费者，购买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当资产阶级生产的商品在市场流通，有一部分人的购买会使另一部分人产生嫉妒和怨恨，刺激这部分人的消费情况，消费的增长使得商品需要上升。资本家继续扩大生产，积累资本，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攀比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尊重、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心理就促进市民加倍努力的工作，来战胜其他的人，获取更大的成就，全社会就会逐渐形成一种竞争取胜、优胜劣汰的环境。

这本书中对资本主义大加赞词，却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视而不见。卡尔·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列强掠夺弱小国家，鸦片贸易、黑奴贸易都是资本积累时期血淋淋的历史。而韦伯全书只见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称赞，只看到了资本家个人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精神、忽视了他们面对丰厚利润时的贪婪和残忍。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待资本主义背后发展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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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3}{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24，232，232.

②袁张帆，蔡璞.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脉络探析[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5，（1）.

⑤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三联书店，2004. 17.

参考文献：

〔1〕董正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J].世界历史，2007，（01）.

〔2〕王艳.“怨恨”的社会为什么有“未来”？——舍勒《三论资本主义精神之问题》的伦理思考[J].浙江学刊，2011，（01）.

〔3〕白蔚.三位“马克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J].社会科学辑刊，2006，（05）.

〔4〕耿喜梅，严翠玲，柴淑芹.宗教伦理？经济伦理？社会变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在逻辑及评析[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09）.

〔5〕袁张帆，蔡璞.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脉络探析.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5，（02）.

〔6〕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4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在一开始的导言里便点明，整本书是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且仅在西方世界中曾出现的，朝着具有某些普遍性意义及价值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应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而通过对于书名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问题简化为一个结论，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中曾出现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宗教伦理有着因果关系。韦伯自己也在此书结尾处写：“不止是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而这就是本文所要证明的。”而此处的禁欲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新教伦理的一方面。

一、从韦伯所述的东西方差异谈起

首先，从“西方世界”来说。韦伯在前言中列举了一个现象，即在东方与西方都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的高度发达的技术与艺术，但是只有西方发展出来了理性的或者说规律性的内容，例如理性的法学，理性的和声音乐，熟练运用拱形物理结构的建筑，专业人士构成的统治阶层等（这个问题似乎与“李约瑟难题”有呼应之处）。而韦伯列举上述现象只是为了引出另一个关键词，即资本主义，或者说，他提出的是资本主义同其他的文化经济等现象一样，在西方都演变出了一种不同其他的独特模式。而本书中所要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西方的特有的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这种特有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对利得的追求。“‘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由此，韦伯提出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资本主义应当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营利，同时理性的追求盈利，而这种理性的表现便是通过损益平衡表等方式进行收益评估。但是他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不管临时性的还是持续的），都是自古即有且极为普遍的现象。‛（个人认为上述的表现可以说这是一种常规的商业企业的经营模式，这里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理解为私人工商业）接着，便引出了西方特有的这种资

本主义模式。

这种理性模式的出现伴随着两个发展因素，即：“家计与经营的分离和理性的簿记”。这两个因素促成了资本主义阶级的形成而避免了生产扩大化后的地主化。同时其独特的雇工模式产生的劳工组织对于其社会结构也有了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在于整个的社会矛盾转向了雇主和雇工的矛盾，为其后的社会转型买下的种子。同时也促成了市民阶层的产生和技术的应用和法律的推广。

这一切的一切，被韦伯归结为是一种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而这一切的原因被归结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韦伯看来正是理性主义的一个侧影。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

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是在一种比较中进行的。首先是和一种暴力的或者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无论是建立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的暴力之上的营利行为，还是一种“冒险家”的营利行为，在韦伯眼中都不符合其对资本主义的定义。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应当是建立在和平基础上的，同时也不是贪得无厌的，而是有节制的，是出于理性考虑的。

这种理性的外在表现如下：首先是理性的记账方式与收益评估，其次是理性的社会管理与社会统治，然后是理性的科学技术应用。整个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促成了一种实用、高效、准确的生活生产模式的形成。

然后是与一种“传统主义”的对比。传统主义的作风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两者是有着一定区别的。韦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描述。一个是从劳动者的角度。传统的劳动者（在文中我们或许可以置换为天主教地区的劳动者）具有更求安逸与满足的心态，而新教熏陶下的工人更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剥削。在企业主的角度来看，传统主义的企业家们更追求营利本身，或者说是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或者其他需求，而“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则更倾向于将工作视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也就是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主们的目的不在于更多的营利，而是工作本身。换而言之，就是“天职”观。上述的营利行动的理性精神与将工作视为目的本身的“天职”观念，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而且后者也可以看做是在宗教伦理下的另一种理性的思考结果。“理性”和“天职”两个关键词，对于解读韦伯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着

重要的意义。

同时，韦伯也指出，“天职”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人性，在人的欲望不能得到真正满足的情况下，“天职”观这种不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工作观念并不能实为一种“合乎理性”的观念。那么造成这种工作观的原因是什么？上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三、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处的印证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韦伯列出了两个现象，即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在教育、工作、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很多成功的资本家同时是虔诚的新教徒。这种现象让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行为背后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在全书之中，他也始终在传达着这种暗示，即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存在着某种关联。

同时在上文中那种看上去不合理性的“天职”的工作观，也在本书第三章中被加以解释。韦伯认为，这种“天职”观与新教路德宗的伦理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路德在发动宗教改革后，其所领导创立的路德宗倡导“因信称义”，即倡导通过虔信的方式来获得救赎，成为神面前的义人。随着其与天主教的思想矛盾的加深，其倡导的职业思想也愈发的激进，最后便赋予了世俗劳动以宗教意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履行世俗内的事务是讨神欢喜的唯一之道，此一道路且唯独此道方为神之所愿，也因此，任何正当的职业在神之前绝对具有同等的价值。‛虽然路德的思想被认为是保守的，在资本主义者看来是十分落伍的，但是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正如书中所说：‚和天主教的见解相反，使得现世内的职业劳动在道德的重视与宗教的奖赏上大为提升。‛这也为加尔文派等其他新教教派在这一伦理观上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点。

但是，路德的观点无疑是保守且落后的，这种伦理观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对于现世的职业发展的追求，而对于无休止的职业发展的本身，或者说是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禁欲的，将工作视为目的的职业观来说，这种观点还不够。对这种禁欲精神和这种对于俗世职业的发展如此看重的职业观影响巨大的，是加尔文和他所代表的新教教派。

从加尔文宗来看，加尔文宗强调“预选论”，每个人降生的时候便已确定其

是选民或是非选民，而获得救赎确信的办法只有两个：‚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并且将任何怀疑都视为魔鬼的诱惑而加以拒斥，因为缺乏自信就是信仰不足、亦即恩宠作用不够的结果。……其二是，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努力工作便是自我救赎的一种良好的方式。同时，通过对于传统宗教仪式的“祛魅”，传统的宗教仪式是去了其原有的效果。而人们为了在世的自我救赎，只有将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圣徒’的生活绝对只追求一个超越的目标——救赎；但正因如此，在此世的生涯便彻底地被理性化……‛在这个意义上，前文中的理性化的职业观便得到了一定的解释。

而从路德派中发展出来的虔敬派虽然在坚定性与一贯性上逊色于加尔文派，但是去对于理性的生活方式的渗入与一种冷静而谦卑的生活理念和个人性格的塑造无疑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这种品德‚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严格、正直与积极更加有相互的亲和性‛。这对于新资本主义者所表现出的个人气质有着极大的关联。同时教友派的观点也对资本主义的实用思想有着贡献。‚对抗肉体欲望与外物执着的斗争，绝非针对理性营利的斗争，而是对抗财产之非理性使用的斗争。‛这种观点对于新资本主义者对于财产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财产、个人奋斗与营利等行为在伦理上逐步被接受并被推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上所言，新教的伦理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者身上所表现出的精神特质是有相通关系的，而最后，韦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活动的世俗化越来越强烈，其身上的宗教色彩也就越来越淡化，最终成为一个在表面上看不出其宗教根基的新的个体。

四、读后的几点感想

1、这本书所探讨的关系是宗教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作为对一种文化力量的讨论，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归因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这种归因方式受到了很多的质疑。毕竟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出现，其背后的物质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不过韦伯也在最后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此书的只是出于相对于历史主义的另一个视角进行问题的探讨，他也并不否定历史主义视角对这种精神的物质条件的探讨的合理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其归因应是多样的，那么多换一个角度也是一种启发。

2、这种将民族性或者某种行为的精神内核与当时的文化背景联系的论述对于当下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中国当前的发展，其指导思想多是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的程度更多是在物质层面上而忽略了文化意义上的东西。对于当前的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国民素质和道德，比如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行为，比如后工业时代中的中国的传统精神的扬弃，这些问题都要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而这些也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研究中来以完成某些理论的本土化，更要发展中国自己的理论与思想。

3、本书的开头说到的东西方差异让人想到李约瑟难题。在东西方都发展出来了灿烂文明之后，东方，尤其是中国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为何在领先千年后却最终落后于了世界。本书用“理性”这一观点给以了一个答案，即，东方的艺术和科技等等方面没有发展出来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没有将实用层面与感性层面的东西升华到理性中去。而理性思想之所以没有产生，也许与没有一种文化背景有关。但是这种讨论又陷入到了一种纯文化的讨论之中，关于其他方面的讨论，至于在有了更详实资料的讨论后才有结果。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5

首先我想总体概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导论

二、问题

三、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导论通过一个问题：“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体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时间的合成作用呢？”来引出这本书的研究主题。那么长的一个问题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为什么只有在西方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就是韦伯在探究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的根源在哪？

第一章：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中，韦伯分析了不同宗教派别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致使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优劣差别。而得出的结论是：新教徒在经济地位上有着整体优势。

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引用美国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什么事资本主义精神区别于传统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路德的“职业”观念。（本书的主要研究任务）主要通过路德的“职业观”引出新教的“天职观”。

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韦伯主要概括了新教各派，包括：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派的共同的“世俗禁欲主义”的观念。

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是上面的共同的“世俗禁欲主义”观念，对日常经济生活的伦理准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那么新教伦理又是怎么促进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社会兴起？而且仅仅在西方？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沃土，是由于新教的理性化，尤其是理性化的新教 “天职’观念。

在这里不得不先对书中几个概念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1、第二章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的话已经包含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特征：a、个人有增加资本的能力，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说人们要尽可能的挣更多的钱；b、无论贫穷富裕生活上都要节俭。关于前后资本主义的区别，韦伯还举例了一个例子。资本家对劳动者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刺激生产的方法，而取得不同的成果。这就说明，前后资本主义精神的差异不在于赚钱的欲望的发

展程度，而在于大众的心态上对于获利的理解。前者只想挣够自己

生活需要的钱。后者却尽可能挣钱，并且勤俭节约，使自已有存款。

2、第三章的“天职观”：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

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

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人们要辛苦劳动积累财富，为上帝增

添光彩，称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恩宠。这就意味着人们为了得到上帝的恩宠、成为上帝的选民的话就每时每刻兢兢业业地工作。

3、第四第五章中的禁欲主义：宗教改革之前的禁欲主义纯粹的禁锢人

们的世俗欲望，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则把禁欲的范围缩小，并更具体

化。是一种理性化的禁欲主义：a、要珍惜劳动时间，兢兢业业地工作，以至于完成上帝赋予的责任；b、劳动一向都是禁欲途径，新教则更加强调劳动是人生的目的，就是说你现在的职业是上帝恩宠你而赐予你的奖励；c、理性对待财富，传统禁欲反对人们占有财富，新教则认为只有挣更多的钱就是在为上帝添光彩。

说了这三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三个概念共同指向了资本主义精神。我想大家已经知道资本主义为什么也唯独在西方产生、发展？

包括新教“理性教义”、“天职观”在内的理性宗教观，使人们在宗教伦理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禁欲主义，这些都要求人们努力工作、生活节俭。而努力工作就意味着人们获得更多的报酬，生活节俭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下，最终促成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6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7

一、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马克思·韦伯发现, 在数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 “资本拥有者、雇主, 受过较高教育的熟练工人和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级培训的技术或者经营人员, 少有例外地, 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3) 从这一现象出发, 他进而发现:“基督教虔诚的人物出自商业取向的社会圈子, 尤其是相当多数量最虔诚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 (4) 马克思·韦伯从中看到了宗教信仰与社会经济的内在亲和力。他这样论述道:“资产者精明的商业意识和渗透并支配着信徒全部生活的最强形式的虔诚结合在同一个人和同一些群体身上……这种结合远非稀少, 它精确地构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教教派和教会的整个群体的特征。” (5)

然而, 韦伯这样的解释显得不确切。事实上, 有两种关联性是有可能存在的:一是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二是新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韦伯直接从前者 (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 出发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从而回避了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孰先孰后的问题。 (6)

我认为, 这确实是韦伯的不足之处。不过, 韦伯也承认, 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种种因果关系是相互影响的, 并不能论定两者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韦伯研究的是“宗教影响是否, 以及在什么程度上, 共同参与了这一精神在全球范围内的质的形成和量的传播”, 以及“现代资本主义赖以存身的文化的哪些实践方面可以追溯到这些宗教影响”。 (7) 要完成这一尝试, 就必须从文化上找到其连接点, 而不应拘泥于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问题。

二、资本主义精神与“天职”观念

马克思·韦伯首先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身上找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世俗伦理:“获得多多益善的金钱, 但这同时又严格摈弃一切对金钱的自发享受。” (8) 进而, 韦伯发现这一信念来自于富兰克林信奉加尔文教的父亲。因此, 韦伯认定, 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有内在的联系。韦伯指出, 职业天职正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特征的观念。 (9)

韦伯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是与经济传统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这一精神框架应该定义为:“在一种天职中系统而理性地获取合法利润而努力。” (10) 然而, 在中世纪, “商业不能取悦上帝” (11) 的信念根深蒂固, 获利行为只能在商业实践必须的范围内才得到许可。因而资本主义精神在那时并不存在。要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就必须找到“哪些观念使营利取向的活动被归类于‘天职’范畴”。 (12)

韦伯发现, 天职 (calling) 观念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这一观念赋予了日常工作以宗教意义, 使得修道士从“现世的禁欲式退隐”和“对日常道德的明显超越”转变为“现世的工作”的关注。然而, 路德强调:“追求超出自己需要的物质利益, 必定是个人缺少上帝恩典的迹象。”“个人从根本上应当待在上帝最初给他安排的天职和地位之中。” (13) 可见, 路德的观点仍与经济传统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 路德宗并不是韦伯所需的天职观念的理想类型。

在短暂的“试错”之后, 马克思·韦伯在米尔顿的《失乐园》上看到清教徒转向了现世的痕迹。对于这种伦理上独特性的差别, 他认为是宗教运动的力量创造的。因此, 他转向研究不同教派的差异性。

三、禁欲主义新教

在第四章中, 马克思·韦伯把宗教观念作为研究的理想类型, 分别对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运动诸教派与教会展开了研究。其中, 由于加尔文宗最为典型, 故本文从这一教派进行论述。

(一) 预定论

韦伯认为, 必须通过教义找到驱使教徒社会行动的宗教心理动因。因而, 他首先对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进行考察。

预定论规定:世界的存在只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只有少数受上帝恩宠的选民能够获救, 其余的人会被罚入地狱。上帝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 个人也不能过问上帝谁能得救, 否则就构成了“刺探上帝秘密的放肆意图。” (14) 这种教义在上帝和信徒之间构筑起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教徒无时无刻不产生一个疑问:究竟自己将得到救赎还是被罚入地狱?在命运面前, 这种极端的非人的教义让信徒产生了巨大的孤独感, 他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 因为“生命尽头将遇到的那份宿命已经无可更改地永恒就设定了,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15)

其次, 教会和圣事也不能帮助信徒获得救赎。“教会之外无救赎”的原理变成了“真正教会之外的人不可能成为选民之列”。 (16) 也就是说, 这种教会变成了信徒精神意义上的教会, 并非世俗组织意义上的教会, 信徒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在预定论影响下, 新教开始了“祛除巫魔”的历史进程, 所有“巫魔的手段对救赎的追求都作为迷信和亵渎加以拒斥”。 (17)

最后, 加尔文教取消了帮助教徒“释放”罪孽感的忏悔仪式, 信徒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紧张中。他们焦虑于自己是否获得救赎, 获救记号便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韦伯指出, 加尔文教强调信徒精神上的孤独, 把路德宗的“天职中的工作”吸收成为其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在尘世的荣耀”。因此, “天职的工作”“被赋予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的特征, 这一特征服务于世界的理性形成”。 (18)

加尔文认为信徒是“神圣权能”的工具, 而不是“神圣权能”的容器。他们必须“提供关于信仰的见证”, 而非纯粹的“宗教情感和情绪”, 才能获得确定的救赎。 (19) 也就是说, 信徒需要过一种为了增添上帝荣耀的有组织的基督徒生活来证明他们的选民身份。因而, “善工”被用作上帝拣选选民的记号, 它消除了个人关于救赎确定性的焦虑。因而在某种程度上, 加尔文教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救赎确定。

(二) 有条理性

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塑造了信徒有条理的行为方式, 信徒必须每时每刻通过行动增添上帝的荣耀, 以证实其“蒙恩状态”。这种与上帝的对话是通过“薄记” (bookkeeping) 实现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薄记”标示了他在培养特定美德上的进步。班扬则把这种“薄记”比作信徒与上帝交易的手段。这种斤斤计较的信仰证明方式促使信徒毕恭毕敬地过一种有条理地生活。由于世俗行为也被记入信仰的“薄记”中, 因而信徒的生活也开始基督教化。

(三) 入世禁欲主义转向

通过对四个教派的分析考察, 韦伯总结出, 不同的教派依赖不同的教义, 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达蒙恩状态——圣事、忏悔、善工。但是, 它们共通的一点是——通过信仰的证明获得蒙恩。这种证明也必须与现世活动联系在一起。信徒为了证明蒙恩状态, 就必须“有条理地指导自己的蒙恩动机”, 于是生活组织上的理性化开始。从外部观察, 这种行为带有禁欲主义的特征。他这样说道:“现在, 基督教禁欲主义甩手关上了修道院的大门, 进入了生活的集市, 担负起了新的任务;将它的规矩条理渗透到世俗的、日常的生活中去。” (20)

修道院中的基督徒开始以尘世作为自己证明信仰的修道场所, 于是, 出世禁欲主义开始转向入世禁欲主义。“身在尘世却仍然面向超自然”的生活方式, 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天职概念的结果。

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通过对禁欲主义新教的考察, 马克思·韦伯找到了天职观念的起源。在禁欲主义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起具体联系之前, 他需要找到一种宗教的理想类型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发端于加尔文宗的英国清教为职业天职的观念提供了逻辑上最为一致的基础。” (21) 因而他选取了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作为他讨论的起点。

巴克斯特认为:“工作是禁欲主义实践的试练和证明的机制, 人生的自身就涉及工作。” (22) “拥有职业天职的工作者将以有条理的方式进行工作。” (23) 完成上帝分配给信徒的天职, 就是“为上帝的荣耀而行动”。因而, 清教把工作看作一种天职, 具有职业禁欲主义的有条理的特征。

对于天职的评价, 巴克斯特指出, 可以用工作获得财货多少作为履行职则的衡量标准。如果财货是在职业天职中获得, 那么在道德上是可以允许的。如果为了“肉体享受与罪孽”追求财富, 那么是不允许的。韦伯认为, 清教不是要反对“追逐财富”, 而是要反对“对财富的非理性使用”。因此, 把工作作为天职的责任, 拒斥“神化人类需求和欲望”的行为, 是清教伦理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韦伯这样论述道:“在一项职业天职中要不懈地、持之以恒地、有条不紊地工作, 这样一种宗教价值被定义为信徒证明他们选民资格的所有禁欲方法中绝对最重要的方法, 同时也是最确定并最可见的方法。” (24) 因而, 韦伯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的伦理基础。

这种伦理却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禁欲主义对消费的限制, 不断增加的财富被重新投入到商业中, 资本便开始形成。清教的生活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观产生了“强有力的杠杆作用”, 促进了“中产阶级式、经济上理性的生活组织的倾向”及现代“经济人”的出现。然而, 在现代资本主义身上, 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宗教精神的影子, 韦伯要完成最后的证明, 就是找到宗教精神是如何丧失的。

接着, 韦伯引用约翰·卫斯理的话来论述这一点:“我忧虑的是, 无论在何处只要财富增长, 那里的宗教精髓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因为宗教必定会产生勤劳和节俭, 而勤劳和节俭又不可能不产生财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 宗教精神却在不断飞逝。随着财富的增加, 信徒的“傲慢、愤怒、肉体的欲望、声色的欲望和生活的傲慢也成比例地增强”。 (25)

马克思·韦伯进而指出, 早期宗教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禁欲主义的社会化影响。在宗教热情退却之后, “对上帝天国的狂热寻求逐渐分解为职业天职的冷静美德”, 善的良心被定义为获取金钱, 一种“中产阶级职业气质”出现了。新教禁欲主义塑造了资本主义的雇主与工人。清教雇主可以安心地获利, 因为对工人的剥削被合法化了———财货的分配不均被称为源于上帝意旨的特殊设计; (26) 清教工人必须认真地工作, 因为工作是确认他们蒙恩状态的手段, 劳动被视为一种“职业天职”。于是, “宗教之根”逐渐死去, “功利的调门偷偷地挤了进来并且带它前行”。 (27) 尽管杰明·富兰克林的箴言还存在“天职”精神的痕迹, 但是其宗教基础早已消亡了。“天职”精神背弃了宗教, 转而涌向资本主义。

在此, 马克思·韦伯找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部分内容——“天职观念”和“入世禁欲主义精神”, 并把新教伦理就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接驳在一起。

五、资本主义的文明病

在结尾部分, 马克思·韦伯提出, 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建立了现代经济秩序, 这一秩序已经把所有人都牵涉进来。“也许它将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吨矿物燃料燃成灰烬的时刻”。 (28) 曾经, 巴克斯特认为对财富的关注就像“披在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外套”, 现在却由于财富的累积变成了“一件钢铁般坚硬的外壳”。这坚硬的外壳无时无刻控制着在其中的所有人。禁欲主义精神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便逃出了这一外壳。“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 自从栖息在机器的基础上, 就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撑了”。 (29) 财富和职业行为失去了最初的宗教意义。因次, 韦伯悲观地说道:“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 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在这个虚无者的想象中, 它幻想着自己已经攀上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峰。” (30)

我认为, 在资本主义起始阶段, 信徒获得的财富还是相当有限的, 他们还能坚守着自己信仰, 不敢越过教规。但是, 随着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进程, 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个体系中, 财富对于信徒的诱惑也愈大。从前, 信徒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 勤勉地工作, 避免欲望腐蚀自己。内心的紧张和焦虑, 是驱使信徒不断工作的发条, 只有蒙恩才能成为他们的心理补偿。尽管信徒把视界投向了尘世, 但是内心仍然面向上帝。然而, 当信徒在尘世中越发努力, 他们的视界便越向尘世转移。在某一瞬间, 信徒发现自己一直侍奉的上帝并不存在, 原来尘世中的上帝, 毋宁说, 就是他们自己。信徒失去了心理的救赎补偿, 但是获得了堆积如山的财富。信徒开始从现世的财富中找到了物质意义上补偿, 这种补偿是信徒在过去未尝试过和坚决反对的。就像久渴之人找到了生命之泉, 信徒源源不断地汲取财富的力量, 来弥补信仰的缺失。于是, 纵欲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开始出现, 宗教精神在物质文明身上褪去。

对此, 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认为, 奢侈品的消费才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原动力。正是由于对奢侈品的消费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31) 在某种程度上, 桑巴特看到了资本主义主义的贪婪特性。丹尼尔·贝尔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这两种特征可以归结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32) 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 是由于“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耗尽了力量”, “经济冲动力成为其唯一主宰。社会世俗化使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终极意义”。 (33) 桑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34) 对于此, 他认为可以通过重新向某种宗教的回归解决。

哈维·戈德曼则从权力角度出来看待这一问题。他指出:“理性化的进展所造成的对自我的除能, 削弱了西方勇敢面对政治与社会斗争的能力。”西方社会想重获生机, 首先需要“新的主宰自我的手段和允许它对它所创造的制度进行主宰的权能形态”。因而, 西方社会就必须培养禁欲主义品德的新人, 并授予他们“自我内在权能”, 不断克服内外阻力以从事革新。 (35)

面对这种疑难, 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需要回到加尔文教的孤独求圣之路上?还是摈弃自身的贪婪欲望?抑或是坚强地面对挑战, 重新获得自我的权能, 从而控制理性化呢?

我认为, 向宗教的复归可以填补信仰的空洞, 缓解个人内心的焦躁。但历史是发展的, 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褪, 重新向旧宗教回归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其次, 贪婪攫取是资本主义无法医治的特性。最后, 自我除能根源是禁欲主义人格的缺失。因此, 只有找到新的现世禁欲主义精神, 并赋予这一精神所寄居的群体以权能, 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文明病。

六、结语

马克思·韦伯试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联系, 他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首先, 从富兰克林的箴言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精神;其次, 在资本主义精神中提炼出天职观念;再次, 在加尔文宗里找到天职观念, 并发现入世禁欲主义产生于这种观念;最后, 通过对清教的考察, 把天职观念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连接点。显然, 在逻辑上, 韦伯是采取了“夹迫法”来完成其论证过程的。

值得深思的是, 禁欲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已经逃逸, 积累的财富成就了资本主义钢铁外壳。在这一外壳里, 现代资本主义存在诸多顽疾:不停歇贪婪性攫取、宗教的缺失带来物质主义、理性化带来的“自我除能”。要解决这些弊病, 必须找到新的现世禁欲主义精神, 才能恢复西方社会的生机。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韦伯著.[美]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 覃方明, 赵立玮, 秦明瑞中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美]哈特穆特·莱曼, 京特·罗特编.阎克文.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3][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9.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8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精神；禁欲主义；天职观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151-01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宗教对于塑造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重要作用，致力于研究宗教背后的经济伦理，为宗教与资本主义找到契合点，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找到重要根据。

一、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既有物质条件又有精神条件。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不是近代西方所特有的，而近代资本主义却仅在西方兴起，原因何在呢？韦伯指出新教伦理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动力，通过对宗教和伦理因素的研究发现每一种经济模式都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一）天职观

传统基督教宗派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源泉，相信人是有原罪的，赎罪是天生的使命，传统宗教通常排斥世俗事务，特别是对金钱的追求。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提出资本主义精神应把获利作为天职，是人人有义务去追求的自在目的。承担责任、履行天职、工作地位的提升都是新教工作伦理的表现形式，将个人的职业赋予宗教的色彩，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从而形成了宗教改革的产物——“天职观”。

（二）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韦伯在天职观思想后，提出的又一宗教经济伦理思想。韦伯所谓的禁欲主义是区别于天主教苦修、宗教自律的禁欲主义，又区别于奢侈放纵、追名逐利的享乐主义。禁欲主义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韦伯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禁欲主义促成了资本积累，依据一是韦伯认为禁欲主义造就了勤恳的劳动者，教会把禁欲主义强加给劳动人民，因而为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二是他认为禁欲主义倡导的节约、节制的思想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资本。

（三）理性精神

韦伯的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指的就是理性精神，是一种理性的道德价值精神。

理性主义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的独特因素。理性精神要求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欲望，将对财富的渴望理解为是上帝赐予的恩宠但不是挥霍享受的筹码，财富的积累程度直接体现了对上帝的真诚，如果拒绝上帝的賜予，就是选择了违背上帝的意愿。韦伯认为“一个人把工作当做最高价值，就不会计较收入的最大化；一个人把金钱当做最高价值，工作就不再是一种价值而是手段。”如果追求金钱的合理合法行为受到精神阻碍和宗教束缚，那么经济的发展就会遇到严重的阻力。因此韦伯提出的理性精神就为教徒们合理地获得金钱财富扫除了宗教障碍，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引发的争议

韦伯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地论述宗教同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家。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思想自诞生以来，就引发了多方争议。

（一）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

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诞生于资本主义成熟阶段，韦伯从宗教的角度寻求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第一次系统论证了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批判韦伯的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的原因包含着技术、政治与法律等复杂的因素，宗教因素仅仅是其中之一。早在16世纪以前， 西欧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工场手工业，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也得以发展。韦伯所谓的宗教文化、理想精神产生资本主义是片面的，也没有说明宗教不会对资本主义产生负面影响。

支持的一方则认为， 韦伯想表达的是资本主义是普遍的现象，经济活动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西方独特的理性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这种理性精神是由基督教新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韦伯未主张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而是强调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

（二）唯物还是唯心

一些学者认为，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是唯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并非由上层建筑决定，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宗教、文化观念改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认为韦伯将新教伦理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精神， 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是夸大了宗教的力量，因此走向了传统唯心主义领域。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韦伯并不否认经济因素对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决定作用，而是对这一观点进行补充，主张将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三）时代进步与局限

时代进步的必然选择。韦伯的新教经济伦理思想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支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传递的思想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进步发展的伦理道德，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伦理价值支持，又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了道德辩护，使人们能够理性地去争取与实现个人利益和金钱追求，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时代局限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既不能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起源及近现代资本主义的范围，又不能解释或总结出资本主义的产生根源、发展特征、演变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未重视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未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韦伯在分析宗教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作用时，忽略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

结语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考察世界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指出新教伦理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动力，通过对宗教和伦理因素的研究发现每一种经济模式都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即资本主义理性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3]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III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