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案件确认书

专利案件确认书（通用7篇）

专利案件确认书 篇1

确认报告号：XX年XX期

签发人： 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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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信息应含以下内容：

一、公司名称、案发时间及案情概况。

二、涉及人员及情况。

三、涉案金额及风险情况。

四、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影响。

五、本机构或公安司法机关已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据此情况，我单位认为此事件已构成案件，特此报告进行案件信息确认。承办部门：

主办人： 联系电话：

专利案件确认书 篇2

一、司法确认案件受理范围的法律规定

目前涉及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受理范围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2015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虽然其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从否定的角度对适用范围予以限定,根据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其357条规定了不予受理的情形,包括: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效或者解除的,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以及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另外第360条对裁定驳回的情形予以规定,包括: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违反自愿原则的,内容不明确的,和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为民间纠纷,而何为民间纠纷并没有予以解释,因此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因民间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后申请司法确认,若不具有以上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情形,法院都应受理。法律如此规定的本意是不要过多对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予以限制,以防无法充分发挥其预期效用,但这种过于宽泛的适用规定,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目前学界对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也颇有争议,但大都强调要有确认的必要性,要有给付内容;另外,亦有学者认为,有无强制执行之可能,非常有必要作为专门事项特别加以规定。如果将“如无执行可能的调解协议不予确认”明确规定下来,有利于避免使调解协议过多进入确认和强制执行。[1]还有的学者论述了“何为无确认之必要”的情形,包括不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确认物权关系的人民调解协议,形成性的人民调解协议,关于诉讼契约的内容,如含有限制对方诉权或信访权利的条款,该部分即不宜由法院予以确认以及附生效条件人民调解协议。[2]

二、司法确认案件受理范围的实证考察

调研对象B区法院位于我国西部地区,且该区法院被最高院列为多元化纠纷解决试点法院,2015年全年办理司法确认案件一千余件。虽然B区法院对适用司法确认的案件类型没有限制(除法律规定外),但通过对法官和司法局相关人员的访谈,发现随着司法确认工作的开展,一些问题随之出现,适用的案件类型实际上也在变化。经司法所工作人员介绍,例如分家析产案件,因涉及拆迁补偿问题,很多人会钻法律空子,现在很少做这方面的司法确认;另外债务纠纷,因很多涉及逃避债务,只有借条转账记录明晰,才可以受理,但现在也基本不办理;现在主要办理法定继承类案件。经司法局初步审查的司法确认案件类型在萎缩,虽然法院称没有对适用司法确认的案件类型作出限制,只要事实清楚,没有刻意规避法律的行为都可以申请受理,但例如分家产类案件,目前法院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提高审查标准,其实际受理的案件量已大幅下降。可见,该区司法确认适用的案件范围实际上在缩小。

B区对适用司法确认的案件类型没有作出限制,但随着司法确认工作的开展,各种问题随之出现,致使适用的案件范围实际上呈缩小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确认的案件总量的减少,实际上司法确认的案件总量是增加的,此处“适用的案件范围缩小”是相对于“B区对适用司法确认的案件类型没有作出限制”而言的)。另外法院和调解组织的双重筛选过程,调解组织在受理纠纷时,即对事实和证据方面有较严格的要求,须进行充分实体审查,若证据不符合要求,则退回重新调解;法院受理申请时,也要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且据经验若可能出现执行难的情况,也不会予以受理。虽然这种做法可以减轻司法确认的工作难度,降低调解员和法官的工作量,但这种愈发狭窄的适用趋势必然会影响司法确认的适用广度,进而影响该制度适用的社会效果。

三、司法确认案件受理范围的完善

案件的受理范围,对于司法确认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经调研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纠纷都适合申请司法确认,若仅仅从不予受理和裁定驳回的几种情形入手,对于实际的司法确认工作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对司法确认案件受理范围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具有必要性。

首先,应当明确规定,申请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限于具有“民事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一般而言,适用司法确认制度的案件应该以给付一定财物的财产案件为限,[3]即具有财产给付内容。如若没有给付内容,则没有司法确认的必要。司法确认最主要的功能即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如果没有给付内容,也即没有强制执行的可能性,也就失去了该制度适用的价值。

其次,应当将“如无执行可能的调解协议不予确认”明确规定下来。要求确认的调解协议所涉及的权益应该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予以实现的,并且明确具体,如上所述,这样有利于避免使调解协议过多进入确认和强制执行程序。

此外,针对司法确认适用的案件类型愈发狭窄的趋势,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其违背法律规定而予以否定,从B区来看,由于实践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为降低适用风险,法院作出了适用范围的理性选择;另外,调研中受访者亦认为很多纠纷并不适合申请司法确认。虽然法律对于司法确认适用的案件类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却做出了各种取舍。制度应用于实践,而实践会产生很多新的现实问题,这也正是今后完善司法确认制度需要考虑的问题。制度内容必须考虑与社会现实的契合度,正式制度必须对现实的需求有充分恰当的甄别,为自我变革以致社会变革留下空间。[4]

参考文献

[1]范愉.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1(9).

[2]胡晓霞.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疑难问题研究——以人民调解协议变更、撤销及无效认定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13(3).

[3]潘剑锋.论司法确认[J].中国法学,2011(3).

专利案件确认书 篇3

公知常识是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某项技术在其所属领域基于申请日（或优先权日）前的该领域技术发展水平及该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并应用，以至于该技术在该领域已经到达了“公知化”的程度，就应被认定为公知常识。但我国现行的专利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公知常识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同时，对公知常识的判断主体，即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这一拟制的“人”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并没有一个客观明晰的界定。因此，在专利行政案件审判中，当事人、专利复审委员会以及法院对公知常识的问题认定时常产生分歧。为此，本文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的专利行政案件中涉及公知常识认定的64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分析专利行政案件中有关公知常识认定的情况，找出各方分歧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一、专利法律法规中有关公知常识的规定

我国《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均没有公知常识的相关规定，有关公知常识的规定均体现在《专利审查指南》中。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4.10.2.2规定，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应当是确凿的，如果申请人对审查员引用的公知常识提出异议，审查员应当能够说明理由或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3.3规定，对驳回决定和前置审查意见中主张的公知常识补充相应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4.1规定，在合议审查中，合议组可以引入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或者补充相应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4.3.3规定，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或者未能充分说明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并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合议组对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主张不予支持。当事人可以通过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记载的技术内容来证明某项技术手段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利行政判决中涉及公知常识认定的情况

第一，根据认定公知常识的方式不同，通过对上述64份判决的分析，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1.以审查证据的方式认定某项技术是否为公知常识的情形

在上述64份判决中，涉及证据审查的判决共有9份。这其中，有5份判决中涉及的公知常识性证据为教科书或专业辞典。另外4份涉及证据审查的判决情况如下：

（2014）京知行初字第179号判决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中的相关认定，确定相关技术特征为所属领域公知常识。

（2015）京知行初字第275号判决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实施的自攻螺钉用螺纹的国家标准，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的附加技术特征属于机械领域的公知常识。

（2014）京知行初字第78号判决和（2015）京知行初字第3495号判决经过分析3GPP标准文档的形成过程及其法律性质，均认定上述标准文档不能单独证明某一技术特征为通信领域的公知常识。

2.以说理的方式认定某项技术是否为公知常识的情形

在上述64份判决中，有36份判决对公知常识的认定进行了说理，其中大部分是相对较为简单的说理，如（2014）京知行初字第110号判决认定：“对比文件2中公开了非金属绝缘层可为塑料层，考虑到塑料材质可为透明或者半透明性质的材料，并可采用局部透明的方式，因此这属于公知常识”。

在上述36份判决中，有4份判决对公知常识认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理，分别是涉及中医药领域的（2015）京知行初字第3438号判决、涉及通信电子领域的（2015）京知行初字第58号判决、（2015）京知行初字第3495号判决以及（2015）京知行初字第2227号判决。

3.一笔带过的情形

上述64份判决中，有19份判决是以如“本专利权利要求X相对于对比文件结合本领域公知常识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之类的评述简单带过。

第二，从认定结果方面进行分类，在上述64份判决中，绝大多数判决均确认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于公知常识的认定正确，仅有以下3份判决改变了专利复审委员会有关公知常识认定的结论：

（2015）京知行初字第591号判决认定在烟叶的存储后期需要采取措施抑制醇化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并撤销了被诉决定。

（2015）京知行初字第2227号判决认定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文件的区别技术特征2并非所属领域公知常识，并撤销了被诉决定。

（2015）京知行初字第3495号判决认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在申请人已经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并未举出公知常识性证据，亦未进行充分说理，在被诉决定中直接认定区别特征1、2均为本领域公知常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并据此撤销了被诉决定。

通过对上述64份判决的统计分析可见，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目前的专利行政案件审理中，有关公知常识认定的问题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1.涉及公知常识性证据的判决很少，64份判决中仅有9份；2.进行详细说理的很少，64份判决中仅有4份；3.与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不同的很少，64份判决中仅有3份。

三、审判实践中进行公知常识认定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上述64份判决的分析，结合笔者的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目前的专利行政案件审理中对公知常识进行认定时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如下：

1.当事人举证不积极

在进行公知常识认定时，当事人提交公知常识性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目前审判实践中这种理想状态往往难以出现，当事人提交证据证明某项现有技术属于公知常识的积极性很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专利行政案件中，有一些现有技术虽然没有被收录入教科书、技术手册、技术词典，但其的确已经在涉案专利申请日时被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广泛接受和应用，已经成为公知常识，甚至有一些实际上属于生活的常识。在此情况下，当事人提交公知常识性证据是有相当难度的。第二，某些技术领域有其独有的特性，以通信领域为例，该领域的技术更新速度很快，许多新出现的技术迅速在行业中大量应用，很可能未等到该项技术被教科书、技术手册、技术词典收录，该项现有技术已经被通信领域的技术人员广泛接受并应用，进而成为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在此情况下，要求当事人举出公知常识性证据显然过于苛刻。第三，当事人往往将用以证明某项技术为所属领域公知常识的证据局限于《专利审查指南》列举的三种形式。但实际上，除了上述几种公知常识性证据，当事人是可以提交其他的证据用以说明某项技术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已经被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广泛应用，已经达到“公知化”的程度。

2.法官过于依赖技术调查官

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审查员在被诉决定中未进行充分说理就将某一技术特征认定为所属领域公知常识，法官对上述认定存有疑惑但无法形成内心的确信。面对这样的困境，法官不可避免地对技术调查官的技术支持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

由于审理专利行政案件的法官并非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加之在审判实践中，判断是否属于公知常识的时间点往往早于案件审理之时，因此，要求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准确地界定数年之前的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具有相当的难度，而在生物、化学、医药、电子、通信等领域，相关技术问题造成的障碍更是法官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由此，法官对所涉案件技术事实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尤其对某一技术特征是否已经为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公知这一问题的界定，相对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尚存差距。

反观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审查员，其往往具有相关领域的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其从事的审查工作也往往与其专业背景相吻合。而且审查员在日常工作中每天会接触大量相关领域的技术方案，这也使得审查员在技术问题的判断上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审查员对所涉案件技术事实的认知水平通常高于从事专利行政案件审判的法官。也正是因为法官与审查员对技术事实的认知水平存在相当差距，才会导致法官自觉不自觉地对技术调查官的技术支持产生依赖。

3.判决说理不充分

通过对上述64份判决的分析不难看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专利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公知常识的认定存在说理不够充分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对公知常识认定问题说理是否详细充分与所涉的技术领域以及所涉技术本身存在一定关系，一些根据生活常识或基本科学知识即可判断属于公知常识的技术客观上并不需要详细说理。其次，审判实践中，在当事人并未提交公知常识性证据，需要法院对某项技术是否属于公知常识进行说理论证时，确实存在“越公知越难以说明”的情况。

四、有关公知常识认定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审判实践中，公知常识的认定给法官带来不小的困扰，当事人对此也争议很大。针对审判实践中的现状，为有效解决前文所述的问题，笔者建议如下：

第一，在审判实践中形成鼓励当事人对公知常识进行举证的导向

《专利审查指南》对公知常识性证据进行了列举，即教科书、技术手册、技术词典三种形式。一般而言，如果某项技术已经被载入上述文献，就可以认定该项技术属于公知常识。此外，审判实践中还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在先生效判决进行公知常识认定的先例。可见，除了上述文献，当事人还可以提交其他形式的证据用以说明某项技术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已经被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广泛应用，达到“公知化”的程度。

证明某项技术为所属领域的公知常识，最有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供证据。一方面，证据能够明确地显示时间，从而有效地避免法官以案件审理时所属领域的公知常识判断涉案专利在其申请日时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提交证据，为另外一方或两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提供了机会，法院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不仅能使裁判更大程度地接近事实，更有利于增强裁判的说服力，使当事人信服。因此，鼓励和引导当事人提交证据以证明其有关某项技术属于公知常识的主张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而这种鼓励和引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判决中充分评述相关证据进而作出裁判，不仅让当事人意识到提交证据的现实意义，也可以让当事人对何种证明程度可以被法院采信形成合理的预期。

第二，结合涉案公知常识本身的技术特征及其所属技术领域的特性有针对性地加强裁判文书说理

在审判实践中，很多情况下对公知常识的认定只能通过说明理由的方式进行。但如何才算说理充分，必须结合公知常识本身的技术特征及其所属技术领域的特性进行判断。

1.对于诸如“相对于机动车道路，人行道路和非机动车道路均属于慢行道路。”【参见（2015）京知行初字第61号判决】之类的“公知常识”，究其本质，其实际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九条所指的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此类“公知常识”，当事人无需举证，法院也无需说理，径行认定即可。

2.对于诸如“加强筋能够提高构件的强度和刚度。”【参见（2014）京知行初字第46号判决】之类的“公知常识”，基于基本的科学知识即可判断其在所属领域已经属于公知常识的，其也无需法官过多地说明理由。

3.对于其他当事人没有举证或者囿于所属领域的特性难以举证，且无法根据基本的科学知识直接判断的“公知常识”，法官应当结合涉案专利申请日时所属领域技术发展水平以及该领域技术人员对某一技术特征的接受和应用程度，在充分论理的基础上进行认定。

第三，合理运用技术调查官制度，形成司法主导的公知常识认定规则

审查员有专业技术背景，其以中立裁判者的身份作出的审查决定理应得到法官足够的尊重，而法官寻求技术调查官支持以厘清技术事实也是合理运用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应有之义。但如果过分相信审查员的认定或过分依赖技术调查官的技术支持，在没有形成足够的内心确信的情况下作出判断，不仅有损裁判的说服力，还会有让渡司法审判权之虞。

公知常识的认定虽然必定要以技术事实的确定为基础，但从技术事实的确定到达最终的法律认定有赖于法官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完成。可见，公知常识的认定归根结底并非技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而法官通过研习法律、审理案件所积累的法律知识、法律思维以及实务经验使得法官在解决法律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既是法官最擅长的工作，也是法官应当担负的职责。因此，法官在公知常识认定的问题上理应更加自信，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法官应该在尊重审查员中立专业判断的基础上，引导各方当事人对公知常识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合理运用技术调查官制度，让技术调查官做好法官的“技术翻译”。从而使法官能够更客观更充分地理解技术问题，厘清技术事实，夯实法律判断的基础，并最终作出有说服力的裁判。

专利案件确认书 篇4

「关 键 词」 国家赔偿确认 特点 原因分析 控制 预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颁行后，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已明确成为人民法院办理的一种新型案件。2003年以来，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逐渐增多，并有一些案件被上级法院确认违法，这给我院公正司法的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加大了法院的工作与经济负担。为进一步提高司法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促进司法公正，我院成立以马肖华副院长为组长的课题小组，组织审判监督庭和研究室的力量对此进行专门的调研，最终形成本报告。

一、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基本情况

以2004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施行为分水岭，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分为自行确认和上级法院确认两个阶段。

自行确认阶段即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施行前，由作出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司法行为的法院立案办理。对2003年、2004年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我院均在立案后交由审判监督庭组成合议庭审理。

2003年有：

1、社步船厂作为某执行案的案外人以我院错误查封其所有的轮船为由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我院不予确认违法，社步船厂申诉到贵港中院，贵港中院经审理也不予确认违法，社步船厂最后申诉到区高级法院，区高级法院确认我院违法查封；

2、黄明良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我院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申请确认错误判决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黄明良申诉到贵港中院，贵港中院认为我院作出的有罪判决已为该院撤消，无须再经确认，遂驳回其确认申请；

3、黄明良非法办学被本院强制执行拍卖非法办学财产申请确认违法执行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贵港中院亦不予确认，其申诉到区高院（已调卷，未知结果）；

4、黄明良非法占用土地办学被本院根据行政处罚决定强制迁出申请确认违法执行案。我院不予确认违法，贵港中院亦不予确认，其申诉到区高院（已调卷，未知结果）。

2004年有：

1、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我院不予确认违法，后贵港中院确认我院没有及时续冻属于不作为违法。

2、李广昌以我院没有依其请求查封桂平市磷肥厂的磷肥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我院不予确认违法，后贵港中院作出违法确认裁定。

3、黄学仁申请确认执行不作为违法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贵港中院亦不予确认，其申诉到区高院（未知结果）；

4、黄建竹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执行案，因已超两年的申诉时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在自行确认阶段，我院对违法确认具有主动权和审查权，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empirenews.page--] 上级法院确认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基层法院不再受理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均统一由上一级法院即贵港中院立案办理。2005年有：

1、黄万忠申请确认违法审判案，因已超两年的申诉时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

2、尧坤超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

3、李树春申请确认审判违法，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2006年有：

1、蔡达明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其不服已申诉到区高院；

2、蔡达珍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其不服已申诉到区高院；

3、黄洁兰申请确认不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因我院已实际执行而终结审理；

4、杨国光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

5、陈桂英申请确认法警打人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在上级法院确认阶段，我院丧失了对违法确认的主动权和审查权，只被动地应上级法院的要求参加听证，就有关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陈述。

二、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1、高发性。纵向分析来看，2002年以前，我院没有被申请违法确认的个案，但2003年以来，则基本每年发案4件，具有较稳定的发案幅度和态势。与全区法院系统横向比较而言，根据区高级法院2005年的统计数据，全区共发案为110件，平均到全区100多个法院（包括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大约每个法院每年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为1件，我院的发案率是全区的4培，是全区发案率最高的法院。我院被申请违法确认案件之所以相对高发，首先归因于国家赔偿法律的健全与完善。1989年行政诉讼法只规定对行政侵权的赔偿，对司法行为侵权能否提起国家赔偿没有明确。1995年施行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对刑事司法行为的赔偿制度，为对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则为对一切审判和执行行为提起违法确认诉讼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违法确认案件也明确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型案件。其次，具体到我市，则归究于市民诉讼维权和“民告官”意识的大步提升。十多年前，“民告官”很多人还是不敢想象的。然而2001年以来，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以及法制宣传教育的不断加强，我市市民诉讼维权和“民告官”意识有了大步提升。

我院近年来受理行政案件总体的增长就是明证： 2001年受理28件，2002年受理42件同比增长50%，2003年受理49件同比增长16.67%，2004年受理43件同比降14.29%，2005年受理52件同比增长21.43%，2006年1至10月份受理39件同比降25%，总体以8.14%的幅度呈增长趋势。同时，被告诉的主体囊括了市政府、公安局、建设局、土地局、地震局、交通警察部门等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因此，当法律明确可以对法院提起违法确认之诉时，“告法院”事件就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最后，法院缺乏消解违法确认之诉的有效机制也是重要成因之一。在自行确认阶段，我院拥有立案的主动权，可以在立案前通过做申请人的思想工作消解部分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颁行后，立案与否由上级法院决定，我院只是被动地在立案后审查期间参加听证，眼睁睁看着违法确认诉讼的发生而无能为力；而根据《规定》第十条，上级法院只在立案后审查期间举行听证，一挨具有《规定》第三条的情形即可立案审查，对违法确认诉讼的发生基本上是采取“宽进严出”的态度，对违法确认诉讼的高发缺乏应有的控制意识和有效的机制。[!--empirenews.page--]

2、集中性。

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主要发生在执行环节。从数据分析看，2003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4件，其中执行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就有3件，占75%；2004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4件，全部是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占100%；2005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3件，其中执行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有1件，占33%；2006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5件，其中执行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就有5件，占100%.从四年数据统计看，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16件案件中，发生在执行环节的共计13件，占81.25%,发生在审判阶段的有3件，仅占18.75%.从最后确认结果来看，3件被确认违法的案件均发生在执行环节，占100%.这首先是与执行改革滞后有关。一五司法改革期间，我院以庭审方式改革为重点进一步规范了审判行为，审判公开、司法公正在审判阶段得到有效的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证，强调胜败皆服，因而[1][2][3][4][5]下一页 审判行为的合法性较高，当事人申请违法确认的案件就不多。而执行环节，相对审判环节，并不是一五司法改革的重点，同时该领域法律抵触和空白的、规定不完整的也较多，导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不够规范，违法现象因而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成为被申请违法确认的主要环节就不足为怪；其次与执行监督制度的欠健全有关。对审判行为，诉讼法规定了在裁判生效之前可以规定抗诉和上诉制度进行监督，发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上诉以及再审程序中纠正，即使导致国家赔偿也可直接提起而无须经确认程序。

与此不同的是，执行针对的是已生效的裁判，抗诉及上诉制度的监督对其鞭长莫及，而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对执行缺乏其他尤其是实时监督机制来及时纠正和防止违法执行的发生；最后，执行人员素质不高也难辞其究。我院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并不高。在2002年以前，我院老一批的执行法官，均是军转干部和其他一些形式的“半路出家法官”，不具法律本科文凭，整体的法律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不高，往往凭经验办案，裁判发生错误甚至违法违纪事件时有发生。2003年老一批的执行法官离退休后，我院执行人员整体素质有了提升但还不够高。以执行局为例，共有17名人员，法律本科学历13人但无一人科班出身，尚有大专学历3人，高中学历1人。在执行复杂案件时，错误及违法执行就难以完全避免。

3、复杂性。

首先是程序的缠讼现象明显，2003年以来的16件案中，经过两级以上法院处理就有9件，占56.26%，经三级法院处理的共4件，占25%.尤其是2003、2004年自行确认的案件，我院均没有确认本院的司法行为存在违法之处，当事人不服确认，申请到中级法院以及高级法院处理的占了大多数；其次是实体的复杂性。某些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极其复杂，比如2003年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查封违法案，对执行标的的所有权是否已从案外人社步船厂转移给被执行人，涉及买卖合同的所有权保留问题，经我院、贵港中院及区高院三级审理才有定论。某些案件触及到法律的空白而相当模糊，如2004年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法律并没有规定案件延长审理导致的办理续冻手续是法院的责任；最后是社会影响的巨大性。[!--empirenews.page--] 某些案件牵涉部门众多，如黄明良案，其四处告状鸣冤，广发大字报，牵涉国土部门、检察院、法院、人大、新闻媒体等。某些案件申请人对法院的冲突情绪剧烈，如李广昌案，其多次表示如法院不确认违法予以赔偿就要炸法院。究其原因，一是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诉讼法不明确限制申诉的次数，二是申请人不能理性地行使诉讼维权权利，片面以为表现越凶、闹得越大才能赢回公正，三是法院的公信力还不高，当事人基于根深蒂固的“官官相护”的传统思想难以完全信任法院，四是法院的信访接待工作做得还不够到位，未能有效化解申请人对法院的不信任和冲突情绪。

4、低确性。

在自行确认阶段，我院共办理的8件案中，没有一件确认自身违法，确认率为0%.迄今，我院被上级法院确认违法的案件有2003年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2004年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共3件，占全部被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的18.75%.低确率的原因，一是申请人法律水平的有限，对法律一知半解，片面滥诉和缠讼。如2004年黄建竹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执行案，黄建竹申请确认我院对其所有的汽车进行查封扣押为超标的范围执行，而没有了解法院可对不可分动产进行超标的范围查封的法律规定；二是法院对违法确认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缺乏消解控制机制，采取了欠妥的“宽进严出”的立案态度；三是法院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基于各种考虑不大愿意确认法院自身违法，即便《规定》颁行以来，上级法院偏袒下级法院而不轻易确认违法的司法实践还不时发生。

5、巨额性。

我院被确认违法的3件案中，2003年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牵涉的赔偿金额高达100多万元，2004年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7万多元，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赔偿金额25多万，共须赔偿金额至少有130多万。这给法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三、被确认违法案件的违法体现与原因分析

2003年以来，我院被确认违法的案件共有3件。从中分析，我院司法行为违法主要体现为执行行为尤其是财产保全行为存在不当或违法。具体包括：

1、错误查封财产。即对不属于被申请保全人的案外人的财产采取了查封措施。如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

2、不按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查封，擅自变更查封对象，如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

3、不及时办理续冻结手续。如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

造成财产保全违法的原因主要是：

1、办案人员的司法能力不高，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不能根据案件情况依照法律作出准确的判断，致使进行了错误的查封。如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1994年社步船厂将其所有的社步238号船转让给邓某，约定买方付清所有购船款后，卖方负责将船籍转登记到买方名下。之后，该船交邓某使用。1995年邓某将船抵押给桂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10万元。1996年桂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在提起对邓某借款合同纠纷案时，申请我院对社步238号船进行查封扣押。我院执行人员错误认为该约定仅是船籍登记问题，不具有所有权保留性质，并经询问当时社步船长负责人，其认为是属于邓某的财产，遂进行查封。嗣后，我院作出（1996）财认字第2号财产移交确认书，确认邓某将船卖给张某有效。社步船厂得知此事后，提出了异议，认为社步238号船仍属于其所有的财产，要求确认我院错误查封。此案，区高院最后作出裁定，认为社步238号船属于社步船厂所有的财产，我院构成违法查封。[!--empirenews.page--]

2、片面追求社会效果，结果导致违法事件的发生。如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李广昌诉桂平市磷肥厂货款纠纷一案，李广昌于2002年6月26日向我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桂平市磷肥厂的磷肥650吨。次日，我院办案人员与李广昌一起到磷肥厂拟对该厂磷肥进行查封。我院办案人员在了解到该厂是预收客户的货款后才以销定产的情况后，并考虑到该厂是国有特困企业，采取查封措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遂违法没有根据李广昌的申请对磷肥厂的磷肥实施保存措施，而在查明该磷肥厂拥有17万元的债权，裁定冻结该债权。2005年，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我院没有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进行查封，确认违法。

3、工作马虎，缺乏必要的谨慎，导致不作为违法。如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上海科卫电器厂与广西桂平市乳泉茶厂、西山镇经济开发总公司合伙投资纠纷一案，1994年由上海市某法院受理并冻结了西山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桂平支行的存款64095.14元。后被告提出管辖异议，同年9月案件移送到我院。同年10月18日，原告申请续冻西山公司的上述存款，我院于当天进行续冻。续冻期满后，原告不申请续冻。1995年4月20日（六个月期限届满后的第二日），我院采取续冻手续时发现存款已被西山公司提取。2004年7月24日上海科卫电器厂向我院申请确认违法并要求国家赔偿6.7万元，我院经审理后不予确认。2005年6月2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我院因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案件致使冻结期限需要延长，因此导致的续冻手续应由我院主动办理而无须当事人申请，故认定我院没有及时履行办理冻结手续，属于不作为违法。

总结而言，我院司法行为被确认违法的原因具有多层次性，既有司法理念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司法能力、业务素质方面的根本原因，还有工作作风方面的直接上一页[1][2][3][4][5]下一页 原因。

四、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对人民法院的影响

法律允许对法院的司法行为提起诉讼申请违法确认和国家赔偿，是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其对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国家赔偿确认案件不仅关乎人民法院的经济利益，而且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体现在：

1、形成缠讼现象。申请违法确认和国家赔偿的案件，法律规定由法院系统进行受理和办理，并没有建立法院之外的专门机构进行处理。此种制度安排，致使当事人产生法院内部“官官相护”的片面认识，对不予违法确认的裁判普遍存在不服从情绪，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可能是一知半解或不完整的认识固执己见，不惜代价甚至采取种种过激的言语和行为，向上一级法院和有关部门申诉、上访，一昧缠讼将案件复杂化。此种缠讼现象构成对法院司法权威的冲击与挑战，影响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

2、造成当事人与法院和法官的对立。在法律的理想模型中，法官是正义的化身，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捍卫者。这是民众信任法官、选择法院机制处理纷争并服从裁判的重要基础。一旦当事人对法院司法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产生怀疑，其原有的法官乃正义之神的信念将大打折扣，继而产生不信任、不服从和对立的心理。在违法确认案件中，当事人根据一定的证据并依照相关法律形成了否定原法院司法行为合法性的初步判断的同时，其对作出原司法行为的法官、法院的不信任心理即产生，对立随违法确认申请的提出即形成。实践也表明，在自行确认阶段，基层法院一般不愿意确认本院的司法行为违法，即便《规定》施行以来，上级法院偏袒下级法院的情况也会发生，这就进一步加剧申请人对法官和法院的不信任和对立心理。其失控，甚至会酿造成为暴力事件，严重威胁到法官的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的稳定。[!--empirenews.page--]

3、损害法院公正司法形象。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和不懈的追求，法院公正司法是审判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国家对法院的职能定位，同时也是社会寄予法院的厚望。违法确认，就是要对法院司法行为合法性进行立案审查，性质上是在挑法院司法的“刺”，一旦确认违法即构成对被审查司法行为合法性的否定，从而损害到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不管最终确认违法与否，就是被申请确认案件纯粹数量的增长，也会动摇了社会大众和舆论对法院和法官公正司法形象的评价，公众总是直观地认为某法院被告多了、违法事件多了，其公正性就值得怀疑乃至否定。

4、有碍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树立。司法权威并非来源于国家强制力的恫吓，而更多是建立在终局裁判的既定力和执行力之上。诉讼框架内形成的终局裁判得不到执行或者丧失终局力，司法权威就无从谈起。法院的公信力或者讲当事人之所以乐于将纷争提交给法院机制，是以法院司法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基础的。因此，法院司法行为不具备应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当事人都不相信法院了，有纠纷也不提交给法院了，法院的公信力就丧失殆尽。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的频频发生，原来裁判行为的既定力和执行力就遭到了破坏，同时致使当事人和社会对法院的公正立场产生怀疑与否定，因而对法院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树立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

5、增加法院经济负担。根据《规定》，上级法院办理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确有必要举行听证时，作出裁判的法院应到庭听证并说明裁判的理由。作为基层法院，须派人到中院以及区高院进行听证，往来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等均自行负担。违法确认案件的频频发生，基层法院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就更多，给没有任何赢利收入的法院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尤为严重的是，一旦案件被确认违法，巨额的赔偿费用如何落实也是法院极端头疼的事。尽管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各级财政的国库支付，但实际操作中还是落实到法院自身上。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诉讼费用收入已按财政收支两条线划入国库，其开支主要按国家预算靠财政拨款，因此无力支付额外的巨额的赔偿费用。同时，法官普遍比较清贫，更不可能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过错制度完全落实到违法的法官头上。这也是基层法院不大愿意确认自身违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合而言，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对人民法院具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各级法院应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积极应对，这是维护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和自身利益、树立司法权威和法院公信力、塑造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的迫切需要。

五、应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策略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研，我们对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进行综合评价，获得以下三个基本判断：一是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高发性与低确率的对比说明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发案呈现一种“虚高”现象；二是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对人民法院树立司法权威以及维护公正司法形象等诸多方面具有消极影响；三是执行环节尤其是财产保全行为是违法确认的高发环节。通过以上调研，我们形成了一种结论性认识即各级法院都应对违法确认案件予以高度的重视。虽不能认为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情况就代表所有法院的基本情况，但这无碍我们以此为观照的模型，进而站在一般法院的立场，研究应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策略和具体措施，力图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这恰恰正好是调研工作主旨之所在。[!--empirenews.page--]

（一）应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策略

1、控制论。《规定》颁行以后，国家赔偿案件明确成为人民法院办理和须面对的新型案件，因此该类型案件进入到诉讼环节是不可避免。如前所述，违法确认一旦具备诉讼的形态就会对人民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公正司法形象、司法权威等诸多方面带来消极的影响。而“虚高”现象的存在就会将此种消极的影响扩大到不应有的程度。因而必须要对违法确认案件的发案率控制到合理的范围，将其固有的消极影响尽量控制到最小范围之内，乃至完全消除。

2、预防论。违法确认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型的诉讼形态，具有当事人公正需求得不到满足和法院司法确有违法行为两方面的因素。因此，要完全消除其固有的对人民法院的多方面影响，理想的设计应是采取防患于未燃的策略，通过进一步规范法院司法行为以及满足当事人的公正期望来防止违法确认申请的提出。根据违法确认集中在执行领域高发的特点，预防论除包括一般司法行为的规范外，还应针对执行工作进行重点治理，是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两大体系的结合。

3、综合治理论。违法确认诉讼之生成并给人民法院带来消极影响，既有法律政策的因素，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既有当事人的原因，也有法院自身的原因，还有新闻舆论等社会方面的原因。就迄今被确认违法的原因来分析，即有司法理念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司法能力方面的根本原因，还有工作作风方面的直接原因。因此，无论是对已具备诉讼形态的违法确认事件实施控制，还是对违法确认进入诉讼环节进行预防，均要兼顾到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的策略体现了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控制论针对对已具备诉讼形态的违法确认事件实施控制，而预防论则从更根本方面去杜绝违法确认事件成为诉讼来释放其负面影响，两者结合则体现了标本兼治的思想，与综合治理的策略是如出一辙的。

（二）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实施控制的措施及建议

1、控制发案的“虚高”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违法确认案件发案的“虚高”会导致其对人民法院固有的消极影响不恰当地放大，因此必须要将发案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要求人民法院要严把立案关，尽量上一页[1][2][3][4][5]下一页 将立案率控制在与确认违法率持平的目标范围内，防止将没有合理根据的案件予以不应有的立案办理。

对具体措施，我们建议：（1）确立“严进严出”的立案理念。根据《规定》第3条，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立案要求有申请人适格、有具体的确认请求和损害的事实及理由、申请在司法行为作出的两年内提出、属于受理确认的法院管辖范围，其中第2个要求属于实体审查，而其余三个要求则是简单的程序审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办理对基层法院的司法行为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的立案时，对实体审查尤其是具体申请理由方面把握不够严，造成了“宽进严出”的立案模式。因此，法院办理违法确认案件立案时，应要加强对实体问题的审查，把握相关事实的真实性以及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切实提高立案质量。（2）建立立案听证制度。根据《规定》，基层法院不再办理对自身司法行为申请违法确认的案件，而由中级法院统一立案办理，基层法院仅是在上级法院立案后审查期间被动性地参加听证。此种审查听证制度一方面剥夺了基层法院对立案的主动权破坏了自行确认阶段基层法院原有的消解诉讼机制，另一方面将基层法院与申请人的对话与沟通后置于审查阶段，造成立案消解诉讼机制的真空。因此，应建立立案听证制度，在立案之前促成基层法院与申请人的对话、沟通与和解，不仅可以消解部分诉讼，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立案质量。（3）建立基层法院优先接待答疑制度。上级法院在接到违法确认申请时，应优先通知申请人到基层法院提起接待答疑程序，要求有关办案人员就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答疑，这实际上赋予了基层法院对被申请违法确认立案的一定的控制权，有利于消解诉讼。（4）建立立案收费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对国家赔偿案件人民法院不收取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诉讼的产生，因此应修改《国家赔偿法》第34条的规定，规定法院办理违法确认案件立案时，可以收取适当费用，以控制滥诉缠讼现象，提高诉讼维权的理性和谨慎程度。[!--empirenews.page--]

2、控制缠讼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1）建立有限告诉制度。对裁判行为，我国诉讼法规定了二审终审制度，但对生效裁判的申诉则长期以来均按“有错必纠”的原则没有规定告诉次数，实际上实行了无限告诉制度。对违法确认案件，现有法律也没有规定实行有限告诉制，实践中造成案件经二审、三审不断反复。我们主张对违法确认案件也实行二审终审制度，以从制度安排上彻底解决缠讼问题。（2）摒弃“部门保护主义”，严格公正司法。“部门保护主义”实质上是法院内部的“官官相护”的腐败行为，是对公正司法的严重违背，也是造成申请对公正的期望得不到满足而坚持诉讼维权以致形成缠讼现象的重要原因，必须从司法理念层面予以严肃批判并彻底整治。（3）建立挂牌督办制度。违法确认案件缺乏一个独立于法院之外或者凌驾在法院之上的专门机构来集中办理，而是由法院自审自查，法院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这是司法公正怀疑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一些影响重要的违法确认案件，由政法委、上级法院的领导挂牌督办，就有利于申请人消除对法院司法公正性所抱持的担忧和怀疑，不致于因司法公正的忧虑而一昧缠讼。（4）强化信访职能。对不服确认裁定有缠讼思想的申请人，应及时排查并交信访部门做其思想工作，充分阐明国家法律，详细解释裁判法理，以引导申请人形成对法院司法行为的正确评价，从而打消缠讼念头。

3、控制对法院法官的对立情绪的措施及建议。

（1）建立申请人与作出被申请违法确认司法行为的法官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沟通与对话，有助于对话双方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就对司法行为的合法性的评价获取共识，消除抵触。基层法院优先接待答疑制度、听证制度等都是构筑对话机制的重要平台。（2）确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法院要践行司法为民的原则要求，本着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为社会提供人性化服务，进一步密切法官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3）严格执行错案追究制度。对确实违法的司法行为，法院应坚持不护短、不偏袒、不遮掩的原则，严格落实错案责任制度，对违法违纪损害人民利益的害群之马，予以严肃的查处并追究相应的责任，消除申请人的不满情绪。（4）积极主动做好理赔工作。对被确认违法的案件，法院应想方设法及时予以足额赔偿，不拖欠，不打白条，彻底消除对立所赖以产生的物质利益基础。

4、控制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形象损害的措施及建议。

这主要是引导社会对法院司法建立正确的评价方法。目前，社会对法院司法行为的评价方法还是欠合理的，普通群众大多是直观地认为，哪家法院被告的案件越多，这家法院的司法就越不公正了，腐败的程度就越严重了。随着违法确认案件的“虚高”发案，这种量的评价方法就直接形成了对法院司法的夸大的反面评价，从而给法院公正司法形象造成过大过重的损害。为改变这种局面，法院就应通过新闻舆论各种手段，积极引导社会从实际被确认违法的角度形成质的评价方法，以形成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为此，法院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通报违法确认案件的立案及审查情况；还可以加大违法确认案件的公开制度，邀请新闻单位进行实时、全程跟踪采访报道，争取引导正确舆论形成的主动权。[!--empirenews.page--]

5、控制妨碍司法权威和法院公信力树立的措施及建议。

（1）加大违法确认案件低确率的宣传，让全社会认识到法院违法行为只占少数，法院司法的主流是公正的。（2）及时宣传法院整治违法司法的各项工作，向社会表示法院整治的态度是严肃的、措施是到位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3）进一步规范各种审判执行行为，减少乃至杜绝违法违法的发生。

6、控制造成经济损失程度的措施及建议。

违法确认案件的赔偿金额由基本损害赔偿金额及利息两部分构成，前者决定于损害的程度是恒定的，后者则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增加。为尽可能减少法院的经济损失，就要控制相关利息随诉讼的拖延而无限增长。为此，法院应控制告诉次数防止无限缠讼，尽最大可能缩短办案周期，并尽快筹措资金落实理赔。

（三）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进行一般预防的措施及建议

1、进一步规范法院司法行为的措施及建议。

（1）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理念。依法办案是“有法必依”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对法院和法官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依法治国和保障实现司法公正是重要前提。只有法院和法官严格依法办案，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司法行为的合法性，才能有效预防违法司法行为的发生。为进一步规范法院各项司法工作，就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全体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中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理念，纠正片面追求社会效果的思想，确保各项审判和执行工作符合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要求，杜绝各种违法司法现象。

（2）加快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在法院系统基本完成法律本科学历教育的基础上，推进法学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积极参与区高院的“2010五百名硕士法官”工程，培养一批专家型法官。此外，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建设学习型法院。

（3）健全案件质量管理制度。完善的案件质量管理制度是避免违法司法产生，预防违法确认案件的重要的制度基础。首先要建立院庭长指导制度，发挥院庭长业务素质较高的优势，进一步把好案件质量关；其次要建立稳定的业务学习制度，鼓励法官努力学习，成为专家型法官，切实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再次要建立定期的案件评查分析制度，对案件进行及时的检查，及时发现存在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整改；复次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强化对复杂疑难案件的制度化指导；最后要健全汇报请示制度，对复杂疑难的重大案件，主动向上级法院汇报请示，避免错判误判事件的发生。

（4）完善监督机制。在坚持以及完善现有的各种法律监督制度之外，要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积极探索崭新的监督方式和手段，为社会监督提供便捷的“绿色通道”，提高社会监督水平。如我院执法监督员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对法院司法开展全程监督，实践反映的效果是良好的；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对庭审等司法行为进行在线现场直播，允许记者跟踪案件进行流水式实况报道，充分发挥新闻及舆论监督的作用。[!--empirenews.page--]（5）严肃办案纪律，改良工作作风。首先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人文司法，创建文明办案窗口，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的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其次可通过提高进入条件、严格任职标准、提高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加强道德教育等多项措施来增强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再次要加强纪律检察工作，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及时加以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予以通报批评；最后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督促法官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职业责任感，逐渐提高办案水平和道德素养。

2、建立预防违法确认申请提出的机制。

（1）进一步推行审判公开各项制度，实行“阳光审判”，打破各种暗箱、黑幕现象，公正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2）提高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公开证据认定过程和裁判理由，提高服判率。（3）推行裁判文书尾附相关法律条文制度，为当事人正确理解法院裁判行为的合法性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避免因法律的一知半解造成认识偏差而盲目启动告诉权。（4）建立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积极行使阐明权，引导当事人对法院司法行为形成正确的评价。（5）加大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法律素质，培育健康的诉讼观念，防止滥诉缠讼事件的发生。

（四）对执行违法确认案件进行特殊预防的措施与建议

前部分的调研表明，执行领域之所以成为违法确认案件集中高发的环节，其大背景是与人民法院一五司法改革期间执行改革相对滞后相关的。因此，执行违法确认案件的特殊预防应成为二五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执行违法原因来看，比如执行人员素质不高、司法能力不强，一般预防的相关措施也是适用的，就不再重述。这里，我们结合执行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二五司法改革期间，规范执行司法行为，对执行违法确认案件进行特殊预防谈些粗略的看法。

1、完善执行法律规定。司法实践表明，执行领域法律空白多、漏洞大、冲突严重。因此，要从制度源头上规范执行工作杜绝违法行为的产生，国家立法部门就要及时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完善各项法律制度，最高法院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司法解释工作。对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事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颁布会议纪要，各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可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来统一做法，切实解决“有法可依”不足的局面。

2、建立集中执行机构和制度。就基层法院而言，从审执分离的角度，为防止自审自执导致的各种违法违纪事件，应首先要废止人民法庭的执行权，将全院的案件交由执行局统一办理。其次，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造成违法执行，对重大案件，法院系可在系统内实行提级执行、交叉执行等制度，确保公正司法。

3、建立执行分权运行机制。执行权力过于集中，是诱发执行违法和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二五司法改革，要重点探索执行分权制衡方式，建立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分离运行机制，促使不同性质的执行权互相制约，保证权力的公正行使。

4、健全执行监督制度。执行案件由于缺乏诉讼庭审等公开程序，具体情况均掌握在执行人员手上，院长、局长以及其他执行法官难以了解案情，监督无法具体落实；同时执行的重大事项无须合议，执行人员之间的监督也十分疲软。执行监督的缺乏，导致执行乱、乱执行和违法违纪的问题时有发生。二五司法改革期间，法院要继续完善案件汇报、定期有不定期检查、督办、通报等制度以及采取引进媒体力量等多种手段，建立内外结合的立体式的执行监督体系。[!--empirenews.page--]

5、完善执行救济制度。通过完善案外人异议制度，建立执行听证制度等方式，给予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充分的申辩和陈述的权利和机会，避免乱执行的发生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专利案件确认书 篇5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广东省专利保护条例》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市级以上(含市级，下同)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专利案件，处理侵犯专利权行为、查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省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重大、复杂、跨地区的专利案件和其他特殊的专利案件；不服市级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和处罚的行政复议案件。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对市级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和协调，并可以委托市级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有关的专利案件。

第五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发现受理的专利案件不属于本部门、本地区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其他部门处理，或者报请上级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决定，受移送的部门应当受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发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管辖。

第六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受理专利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予以答复。

第七条 请求处理侵犯专利权行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与侵犯专利权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具体的请求事项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处理的范围；

(五)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无仲裁约定。

第八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侵犯专利权行为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和证据：

(一)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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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书正本一份，并按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交请求书副本份数；

2．请求书应当写明请求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其他事项；被请求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其他事项；

3．请求事项；

4．请求的具体事实、理由和构成侵权行为的分析对比。

(二)证据

1．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专利登记簿副本；专利侵权行为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2．侵权证据，包括书证、物证和其他有效的证据；3．当事人主张的其他证据；4．工商行政机关出具的企业登记资料。

(三)其他材料1．委托书：当事人可以委托1至2人作为代理人，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时，必须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载委托事项和权限。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请求、进行和解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2．需要补充的其他材料。

(四)按照《广东省专利纠纷案件处理费收费办法(试行)》缴纳有关费用。

第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应当核实有关材料，对涉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的予以立案。

专利案件确认书 篇6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下列专利纠纷案件：

1.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

2.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3.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4.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5.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6.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费纠纷案件;

7.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8.诉前申请停止侵权、财产保全案件;

9.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案件;

10.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案件;

11.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决定案件;

12.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决定案件;

13.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案件;

14.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案件;

15.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决定案件;

16.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第二条 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专利纠纷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1年7月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撤销请求复审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条 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1年7月1日以后作出的关于维持驳回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复审决定，或者关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的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条 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地包括：被诉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第六条 原告仅对侵权产品制造者提起诉讼，未起诉销售者，侵权产品制造地与销售地不一致的，制造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销售者是制造者分支机构，原告在销售地起诉侵权产品制造者制造、销售行为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第七条 原告根据1993年1月1日以前提出的专利申请和根据该申请授予的方法发明专利权提起的侵权诉讼，参照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实体审理中依法适用方法发明专利权不延及产品的规定。

第八条 对申请日在2009年10月1日前(不含该日)的实用新型专利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原告可以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对申请日在2009年10月1日以后的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原告可以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提交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原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诉讼或者判令原告承担可能的不利后果。

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的被告请求中止诉讼的，应当在答辩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告无效的请求。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中止诉讼：

(一)原告出具的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未发现导致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的事由的;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

(三)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据的理由明显不充分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中止诉讼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届满后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中止诉讼，但经审查认为有必要中止诉讼的除外。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或者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维持专利权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中止诉讼，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责令被告停止有关行为或者采取其他制止侵权损害继续扩大的措施，并提供了担保，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可以在裁定中止诉讼的同时一并作出有关裁定。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以及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并附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

对专利权保全的期限一次不得超过六个月，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计算。如果仍然需要对该专利权继续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另行送达继续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保全期限届满前未送达的，视为自动解除对该专利权的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出质的专利权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受保全措施的影响;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已经签订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影响人民法院对该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对已经进行保全的专利权，不得重复进行保全。

第十四条 2001年7月1日以前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涉及权利冲突的，应当保护在先依法享有权利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称的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企业名称权、肖像权、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

第十七条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第十八条 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2001年7月1日以前的，适用修改前专利法的规定确定民事责任;发生在2001年7月1日以后的，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的规定确定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假冒他人专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确定其民事责任。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未给予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给予民事制裁，适用民事罚款数额可以参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条 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第二十一条 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专利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第二十二条 权利人主张其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合理开支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确定的赔偿数额之外另行计算。

第二十三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第二十四条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九条所称的许诺销售，是指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的，人民法院仍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

专利案件确认书 篇7

1 案情

涉案专利为一实用新型专利, 名称为“草坪割草机用驱动减速箱”, 其申请日为2006年9月29日, 授权公告日为2007年9月19日, 专利权人为甲公司。

1.1 技术领域

该实用新型专利涉及一种减速箱, 尤其涉及一种草坪割草机用驱动减速箱。

1.2 技术问题

在现有技术的蜗轮减速箱中, 输入轴和输出轴间没有一个直接控制两者离合的装置, 控制不方便, 本实用新型针对目前现有的草坪割草机用驱动减速箱提供了一种能够方便控制, 具有大传动比的草坪割草机用驱动减速箱, 主要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传动齿轮箱采用齿轮传动, 而导致的相同体积下传动比受到限制、输入轴和输出轴离合不便的技术问题。

1.3 技术方案

1.壳体2.输入轴3.输出轴4.蜗轮5.摩擦锥6.拨轴7.操纵杆8.弹簧9.定位销10.油池11.成型油封12.平面轴承

本草坪割草机用驱动减速箱 (图1) , 包括壳体1, 壳体1内装有相互垂直的输入轴2和输出轴3, 所述的输入轴2的内段装于壳体1内且呈蜗杆状, 在壳体1内装有与上述输入轴2内段相配合的蜗轮4, 上述的输出轴3穿过此蜗轮4, 在所述的蜗轮4与输出轴3间装有联动装置。该联动装置为一个固定于输出轴上的摩擦锥和使摩擦锥沿轴向移动的拨轴, 拨轴穿出壳体与一根操纵杆相连接。

2 专利无效过程

2008年1月21日, 乙公司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理由有5个方面, 包括权利要求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部分权利要求不清楚、部分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 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等。请求人认为, 说明书中没有清楚说明离合装置如何实现离合的。因此, 说明书存在公开不充分的缺陷。

在专利权人对请求人的意见做出书面陈述后, 专利复审委员于2008年5月20日进行口头审理, 对说明书公开不充分问题做出认定。合议组认为, 虽然说明书中记载有“所述联动装置为一个周向固定于输出轴3上的摩擦锥5和使此摩擦锥5沿轴向移动的拨轴6”, 但是说明书和附图中均没有对操纵杆7是如何带动拨轴6推动摩擦锥5沿轴向运动的方案进行清楚的叙述, 并且在说明书第4页最后一段和附图中所描述的实施例1中, 对于拨轴6与操纵杆7之间的连接关系存在相互矛盾的叙述。由于本专利的说明书中没有清楚、完整地公开联动装置的结构和设置方式,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说明书和附图也不能够清楚地得知本专利说明书中所述的有关联动装置的具体结构及操作过程。因此, 本专利的说明书存在公开不充分的缺陷,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的描述无法实现权利要求所保护的技术方案。鉴于该无效理由成立, 合议组对于请求人提出的其他证据及理由不再予以评述。最终, 专利复审委员会合议组宣告该实用新型专利权全部无效。

3 引发的思考

(1) 申请人在撰写申请文件时, 不仅要保证用词准确, 语义清楚, 更要保证相同的技术内容前后表述要一致。这种一致性要求, 存在于申请文件不同的文字部分之间, 也存在于文字部分和附图之间。在本案中, 对于操纵杆和拨轴的连接关系, 尽管文字部分和附图均对此进行了表述, 但由于表述的信息相互矛盾, 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间接导致了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2) 说明书充分公开是专利申请授权的要件之一, 即说明书应当将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清楚、完整地公开出来, 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并实施该发明或实用新型。只有这样, 申请人向社会公众公开其做出的发明创造, 才有可能换取国家授予的一定时间期限内的专利独占权, 从而既保护了申请人做出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又能促进发明创造的实施, 这是实现《专利法》立法宗旨的基本保障。这也决定了说明书公开充分的审查通常优先于对权利要求的审查。由此, 申请人在撰写申请文件时, 首先应保证与权利要求相关的说明书中的技术方案或实施例充分公开。在本案中, 请求人提出的无效理由涉及5个专利法条款, 专利复审委员会合议组仅选择了说明书公开不充分进行了认定, 也证明了此要件的重要性和优先级。

(3) 在实践中, 有些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情况是由于申请人主观、故意造成的。不少申请人在撰写申请文件时, 为了控制市场或防止被仿制, 故意将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一些关键要点作为技术秘密保留起来而不写入申请文件中, 想以最少的公开换取最大的独占权利。这种想法是合理的, 且我国专利法不要求申请人公开实施发明创造的最佳方案, 实际上也允许申请人保留部分技术秘密。但如何选择说明书充分公开和技术秘密之间的平衡点, 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一份专利申请, 可作为技术秘密保留下来的技术内容, 不应该是实现发明或实用新型目的的必要技术内容, 而应该是一些附加的技术要点, 没有这些技术要点, 本领域技术人员也能实现该发明创造, 但效果不如包括了这些技术要点的产品或方法, 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由于该技术要点往往是发明创造的创新点, 在撰写申请文件时, 申请人还应进行充分检索, 确保上述技术要点的保留不会造成权利要求丧失新颖性或创造性。此外, 还要考虑即使撰写阶段保留了技术要点, 但在新产品上市时, 若他人通过逆向工程很容易地得到该技术内容, 那还不如将其公开以寻求专利法的保护。农机制造业作为传统行业, 技术门槛低, 方案的可预见性较强, 申请人在采用专利与技术秘密结合方式进行保护时, 应谨慎地把握好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