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感的话语

伤感的话语（共8篇）

伤感的话语 篇1

孤单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一刻开始。

躲在某一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牵挂的 人

在这个忧伤而明媚的三月，我从我单薄的青春里打马而过，穿过紫堇，穿过木棉，穿过时隐时现的悲喜和无常。

有些事情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跋扈,你不要听我的,但你也 不要让我听你的。

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 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 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我忘了哪年哪月的哪一日 我在哪面墙上刻下一张脸 一张微笑着 忧伤着 凝望我的脸 我们微笑着说 我们 停留在 时光的 原处 其实 早已被洪流 无声地 卷走。

世上最凄绝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

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

如果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可我疯狂了这么久为何上帝还不把我毁掉

如果回忆象钢铁般坚硬那么我是该微笑还是哭泣，如果钢铁象记忆般腐蚀那这里是欢城还是废墟 ？

牵着我的手，闭着眼睛走你也不会迷路

你笑一次，我就可以高兴好几天；可看你哭一次，我就难过了好几年。

你给我一滴眼泪，我就看到了你心中全部的海洋。

那些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里，被我们遗忘了。

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那些刻在椅子背后的爱情，会不会像水泥上的花朵，开出没有风的，寂寞的森林。

伤感的话语 篇2

话语分析在1952年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Z.S.Harris首次提出,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朱永生曾经对话语分析五十年的发展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回顾和展望,并将其分成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52—1970)、起步阶段(1970—1980)、兴盛阶段(1980—现在),并将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概括为以下几种:(一)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二)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三)会话原则;(四)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五)话语的语义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六)话语的体裁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七)话语活动与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等(朱永生,2006)。

话语分析的出现是人类对语言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体现了语言研究从形式到功能,从静态到动态,从词、句分析到话语、篇章分析,从语言内部到语言外部,从单一领域到跨学科领域的过渡,因此,它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2. 批评话语分析的探讨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欧洲大陆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最早由R.Fowler等人提出。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批评话语分析从初创到发展,受到了国内外语言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一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语言学家积极投入到该领域中,对话语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剖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语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决定了它“揭露”和“否定”的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错综复杂,仅凭“批评”或“打倒”是无法解决的。批评话语分析者过于消极的态度既不利于问题解决,也不利于社会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从正面去引导人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借用积极话语分析理论去做的事。

3. 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发展

3.1 积极话语分析概念的提出

1999年举行的伯明翰批评话语分析国际研讨会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J.R.Martin教授在其“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命题。针对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种种不足,Martin认为语言分析不但要集中精力去解读那些含有不平等的现象的“坏新闻(bad news)”,而且应以积极的态度和视野去观察那些主张和平平等的“好新闻(good news)”。此后,Martin,White和Wodak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3.2 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同点

积极话语分析在哲学基础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是基本一致的。以Martin为代表的积极话语分析学家们和批评话语分析家们一样,都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把语言看作是上层建筑,而把它看作是社会基础。此外,从动机来看,积极话语分析并没有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主张用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及各色不平等现象,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并期望通过话语分析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补充与延伸。同时也不难发现,积极话语分析相对于批评话语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具建构性。

3.3 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积极话语分析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过于侧重政治,过于重视批评与解构,以消极的态度影响社会。朱永生(2006)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反拨。

(1) 动机

批评语言分析对所分析的社会事实一般都采取揭露和批评的态度,对权力因素的分析几乎成了话语分析的全部内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而Martin等人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这个积极友好,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而且适用于自己的对立一方,其目标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朝着“和平语言学”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这就是说,积极话语分析家们既研究权力因素对话语的影响,更注重社团精神。“和解”(reconciliation)、“一致”(alignment)和“设计”(design)等词语在他们的论述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就是这个原因。

(2) 语料的选择和分析

在语料方面,积极话语分析特别重视对“地域”(site)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指某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而是语篇所涉及的领域(locale of discourse),除了社会冲突外,积极话语分析还关心外交、斡旋、谈判、会议和咨询等语篇。在这些语篇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政治性强、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语篇,如由种族矛盾引起的人权危机等。

在分析方法上,积极话语分析有“三多”的特点,即“多模式”(multimodal):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多层次”(multistratal):对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层面作分析;“多功能”(multifunctional):运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围绕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展开分析。

4. 结语

应当看到,到目前为止,积极话语分析的理论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对话语意义起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尚未涉及,如隐喻作用、抽象形象作用、礼节和仪式作用等(朱永生,2006)。作为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阐明和完善。但是由于积极话语分析评价态度友好、分析目标具有建构性,理念积极且与时俱进,更能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它已经开始引起我国国内语言研究学者的普遍重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积极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

参考文献

[1]Martin,J.R.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J].英语研究,2006,(4).

[2]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外国语,2002,(6).

[3]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黄会健,冷占英,顾月秋.话语分析的建设性转向[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刘成科.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从解构走向建构[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6]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7]辛斌.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J].外语学刊,2008,(6).

[8]辛斌.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J].外国语,2004,(5).

[9]朱永生.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2003,(3).

话语标记“对了”的话语功能 篇3

例1.“外婆的礼物……”

“对了！礼物呢？我完全记不起，要为你外婆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例2.他向床走去，走了两步回过头来问马兰：“对了，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十二年前你给我写信时，为什么不说我们曾经坐在脚手架上。”

例3.“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于、马二人赞同道，“要不名字可惜了。”

“噢，对了。”于观转移话题，“我们来是为一件别的事想跟你商量商量。马青想入咱们作协。”

在上述这些类例子中，“对了”没有概念性意义，不会对整个句子的真值产生影响。我们认为这类的“对了”是汉语中的话语标记，即标记“对了”后提到的言语信息或者话题是说话人在别人的提醒下或者在没有人提醒的情况下突然想起的。如例1中的“要为你外婆准备一份生日礼物”是说话人受到前一位说话人言语中的“外婆的礼物”而触发的。在例2和例3中，“对了”后面的言语信息都是说话人在没有任何信息触发的情况下，自身主观个人思维过程突然想起的信息。因此，从前后语篇关联性的角度，话语标记“对了”可分为“触发类”和 “突发类”。比如，例1中的“对了”属于“触发类”，例2和例3中的“对了”属于“突发类”。下面，笔者具体谈谈话语标记“对了”的话语功能。

一、提示功能

当谈话进行的时候，会话双方都会有一个假设：对方都会传递出足量的、利于正确解码的信息量。说话人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往往会利用最少的手段传递更多的信息，而听话人也会结合说话人的情态、动作和语境，对说话人有限的言语信息进行解码以尽量准确获取说话人所要传递的信息。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话语标记词“对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话语标记词“对了”的标示功能已经在言语信息或者话题的传递和解读过程中规约化了：说话人可以用它向听话人表明“对了”后面的言语信息或者话题是说话人突然想起的；听话人看到或者听到“对了”的时候也会认为说话人是突然想起“对了”后面的言语信息或者话题的。

例4.聊了一阵子，大伟始终没提钱的事情。王丽丽忍不住了，装作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好像我们结婚前，你借过我家张临六千块是吧？”

在例4中，“对了”隐藏了王丽丽事先就有向大伟询问“你借过我家张临六千块”的念头，让大伟觉得这件事是王丽丽突然想起的。因此，在明示—推理过程中，话语标记“对了”的提示功能使会话参与者更加简单有效地传递和解读信息。

二、话题转换功能

突发类话语标记“对了”具备转换话题功能。转换话题功能的实现，原因在于说话人违反“会话原则”中的“相关原则”和听话人遵循了“会话原则”和“礼貌原则”。突发类话语标记“对了”后面的语篇和其前面的语篇在话题或者信息等方面没有任何联系。它是在说话人在个人主观思维过程中突然闪现出来的。说话人违背“会话原则”，抛开正在谈论的话题，突兀地提出个人主观突然想起的事情。听话人在接收到说话人传递的信息后为了能够将谈话顺利地进行下去，会遵循“会话原则”和“礼貌原则”主动改变谈话话题。

例5.“你们这么跟说，他永远不明白。”白度看不下去了，说：“不如干脆说。是这么回事……噢，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你叫什么？”

“唐元豹，元帅的元，豹子的豹。”

在例5中，白度突然想起了还不知道对面这个人的姓名，就在说“是这么回事”的过程中临时询问对方姓名。话语标记“对了”后的语篇和前面的语篇没有任何的联系，只是说话人的个人思维过程中，临时突然闪现的想法。由此可知，话语标记“对了”可以引导一个全新的话题，起到转换话题的作用。

三、话题扩展功能

触发类话语标记“对了”具有话题扩展功能。话题扩展包括话题延伸和信息修补。话题延伸是指话语标记“对了”前面语篇中所涉及的话题或者信息触发了其后面语篇的产生，客观上实现谈话的持续进行。从宏观上讲，话题延伸的过程是一个前后触发，接力传递的过程。

例6.马威越听越觉得不入耳，抓起帽子来说：“父亲，我得去找李子荣，他还等着我吃饭呢。”

“对了，马先生，你还没吃饭哪吧？”温都寡妇问：“我还有块凉牛肉，很好，你吃不吃？”

在例6中，温都寡妇之所以想起问马先生“还没吃饭哪吧”就是因为话语标记“对了”前面的语篇中出现了马威的话“他还等着我吃饭呢”。马威言语中的一个信息成为了温都寡妇的话题。因此，话题延伸的特点是触发点和下一个话题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话题接力的过程是平稳的，利于谈话内容朝深度和广度发展。

信息修补指说话人对话语标记“对了”前面语篇的主题所涉及的信息进行修补。信息修补包括自问自答和陈述补充两种。

例7.梁大牙不敢愤怒只敢委屈，嘟囔着说：“杨司令你可别瞧不起人啊。我这个破玩艺儿可不是寻常的玩艺儿，这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晒箱。这还是我自己发明的呢。”

例8.致庸站起，客气地吩咐道：“曹掌柜，明日就是我大哥的三七，你现在就让人告诉我四哥达庆，还有众位本家股东，元家、水家的掌柜，对了，还有咱们‘老朋友’达盛昌，明天午时三刻，一起到这里来，领他们的银子！”

例7属于自问自答式信息修补，例8则属于陈述补充式信息修补。自问自答式信息修补的触发点是自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说话人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突然想到了问题的答案。陈述补充式信息修补的触发点是话语标记“对了”前面语篇中出现的各项。说话人通过列举出来的各项突然意识到相关信息的缺失，随即进行信息修补。

总体上说，话语标记“对了”是句法结构“对+了”演变凝固而成的。它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说话人可以用它明示听话人其言语信息或者话题的隐含义，听话人可以通过推理明白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和目的。话语标记词“对了”的三种功能的地位是不同的。提示功能是话语标记词“对了”的核心功能，话题转换功能和话题扩展功能则是在核心功能的基础上，总结归纳话语标记“对了”后面的语篇和其前面的语篇或者语境的关系而形成的。核心功能并存于话题转换功能和话题扩展功能中，但话题转换功能和话题扩展功能是相互排斥的。

参考文献：

[1]姜向荣.话语标记“对了”的篇章衔接功能[J].德州学院学报，2008（1）.

[2]吉益民.“对了”的词汇化和语用化[J].宁夏大学学报，2012（5）.

[3]刘炎.话语标记语“对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5）.

[4]李艳.“对”类标记词及其叠连用法的话语功能分析[J].暨南学报，2010（4）.

[5]罗燕玲.句首“对了”的功能类型及其虚化轨迹[J].宁夏大学学报，2010（2）.

爱情的伤感话语 篇4

你笑一次，我就可以高兴好几天；可看你哭一次，我就难过了好几年。

你永远也看不到我最寂寞时候的样子，因为只有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最寂寞。

牵着我的手，闭着眼睛走你也不会迷路。

如果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那我永远也不会哭！

如果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可我疯狂了这么久为何上帝还不把我毁掉。

他很能耗，我也不是病猫。只是当意外来临的时侯，你早已挽住他的手！

我每天都在数着你的笑，可是你连笑的时候，都好寂寞。他们说你的笑容，又漂亮又落拓。

我生命里的温暖就那么多，我全部给了你，但是你离开了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再对别人笑。

我是一棵树立路旁的.树，千年守望着孤独。只为有一天，你会走过我跟前，能看一看我布满沧桑的脸！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记录者，但我比任何人都喜欢回首自己来时的路，我不但的回首，伫足，然手时光仍下我轰轰烈烈的向前奔去。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有些事情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跋扈，你不要听我的，但你也不要让我听你的。

原来和文字沾上边的孩子从来都是不快乐的，他们的快乐象贪玩的小孩，游荡到天光，游荡到天光却还不肯回来

在这个忧伤而明媚的三月，我从我单薄的青春里打马而过，穿过紫堇，穿过木棉，穿过时隐时现的悲喜和无常。

抓不住你的手，因为我矮小！留不住你的心，因为你狠心！

总向你问起别人，不是因为我对谁有所迷恋，我只是想借这点时间，多看看你几眼！

令人伤心的伤感话语 篇5

3、彼岸花，花开无叶，叶生无花，相念相惜却不得相见。

4、回忆是一座桥，却是通往寂寞的牢。

5、如果石头也会流泪的话，我想做一颗顽石靠在你心里哭泣，至少，还可以感受到你的温度。

6、有一种缘分叫钟情，有一种感觉叫曾经拥有，有一种结局叫命中注定，有一种心痛叫绵绵无期。

7、既然失恋，就必须死心，断线而去的风筝是不可能追回来的。

8、时间会慢慢沉淀，有些人会在你心底慢慢模糊。学会放手，你的幸福需要自己的成全。

9、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也要像在一起一样。

10、曾经的梦碎了一地，捡起，努力拼凑，而后又碎，再捡起，拼凑，直到有一天再也拼凑不来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象是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一滴一滴凝成热泪。

11、当一份感情不属于你的时候，它根本也对你没有一点价值，所以你也不必认为它是一种损失。

12、如果我从没遇见你，如果我从没爱上你，如果我一开始没坚信，也许我就不会是现在的这个自己。

13、相遇是错、认识是错、在一起更是错、对你动心是错，和你恋爱还是错、爱上你更是一个错、全部都是错。

14、世上总有一颗心在期待、呼唤着另一颗心。

15、一个人自以为刻骨铭心的回忆，别人早已已经忘记了。

16、曾经相遇，总胜过从未碰头。

17、我喜欢你，很久了，等你，也很久了，现在，我要离开，比很久很久还要久。

18、其实，我一直都站在你身后，只是在你转身的时候我蹲下了身子，就一呼吸间的距离，你却看不到我。

19、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地属于你，也不必惋惜。

20、明知你心里没有我，也永远做不到你想要得那个，却不由自主让你看到最真实的我，掩藏住受伤的我。

21、一些很期待的生活，总是在你自以为是的梦想中消磨了，()然后给予你一个很失望的打击。

22、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像是流星，瞬间迸发出令人羡慕的火花，却注定只是匆匆而过。

23、蓝色的窗帘，玻璃般的心，对你透明，却容易伤心。

24、相爱却不能相恋，相恋却不相爱。既相爱又相恋的我们却不能相守一生。

25、不要那么相信回忆，里面的那个人，不一定同样想你。

26、当我想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刚好正在想我。

27、我已经习惯了你的冷落，可是我却不能冷落你。因为我害怕失去你的世界，即使我感到孤单，我也不会说我难过。

28、一语道尽爱情的残酷。情到深处人孤。痛苦使人成熟，坚强的人会感悟爱的真谛，而脆弱的人徒生怨恨。

29、心，在等待那淡淡的美丽。雪却冻结着心的跳动爱因为心的冻结而死去！

30、不要为旧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31、生如夏花、谁来订阅我的忧伤。你说的未来是我触不到的风景。我的离开成全了谁的海阔天空。

非主流的伤感话语 篇6

有的时候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倔强、一切也许会有别的出口。

下辈子，做一株向日葵，在阳光的掌心里。

我以为我们会走到最后，可那只是我以为罢了，没有实现的以为。

我喜欢冬天，因为白昼短暂而黑夜漫长，这样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逃避。

我该怎么说，那些曾经，那些被我遗弃的时光。

我放下了尊严，放下了个性，放下了固执，都只是因为放不下你。

我的世界不允许你的消失，不管结局是否完美。

我爱到痛了，你却留下我一个人；我哭到累了，你却不知道我只为你一个人。

忘不掉就别忘了，有时思念也是一种幸福。走了很久，没有我们停留的地方。

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完美，你想得到些什么就不得不失去些什么。

有的时候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倔强、一切也许会有别的出口。

下辈子，做一株向日葵，在阳光的掌心里。

我以为我们会走到最后，可那只是我以为罢了，没有实现的以为。

我喜欢冬天，因为白昼短暂而黑夜漫长，这样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逃避。

我该怎么说，那些曾经，那些被我遗弃的时光。

我放下了尊严，放下了个性，放下了固执，都只是因为放不下你。

我的世界不允许你的消失，不管结局是否完美。

我爱到痛了，你却留下我一个人；我哭到累了，你却不知道我只为你一个人。

忘不掉就别忘了，有时思念也是一种幸福。谁捡走了我的玻璃鞋，寻找遗失的玻璃鞋。

命里哊时钟需哊命里无时莫强求。

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

记忆零落的恨，像被刀子划过叻的鱼鳞，囿些还畱在身体仩，囿些是掉在叻水裏叻，讲水一搅，囿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

单纯的爱情。像十二点前美丽的童话。

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

常会想怎样才是最美的事。我想是死后重生。

暧昧，只因为我只是你心中的一角。

伤感的话语 篇7

一、我国新的舆论环境与舆论格局

1. 当下中国公共舆论新生态:多话语空间的并存与博弈

近十年, 在发展的路径下, 当代中国社会从转型期快速进入大转型时代, 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等合力的作用下, 中国国家力量不断强大, 同时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复杂化。在这个过程中, 计划经济年代行之有效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信息传播模式被打破, 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释放, 多种思潮、观点得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共舆论场, 各类矛盾和问题也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显露出来。这正是20世纪初德国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迅速成为中国大陆学界关注热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哈氏这一理论随后便被批评为“和中国实际不符”, 并有学者如黄宗旨建构出“第三领域 (the third realm) ” (黄宗旨, 1993) 等概念来替代解释中国情境, 难以置信的是, 仅仅10年,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 (国外往往称之为Social Media, 意即社会媒体时代、公民记者社会) 便促使承载着公共舆论的公共话语空间发生了迅速的分化和重构, 随着多元话语力量的壮大, 它们开始慢慢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激烈的交锋和碰撞, 哈贝马斯所渴望和想象的公共空间在媒介技术的逻辑作用下提前在我国无情地被实现了。需要我们认清的一个事实是, 当下中国的公共舆论生态发生了新的变化, 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话语权在全媒体背景下实现了再分配, 话语秩序已然改变了, 用香港城市大学何舟教授的话说就是, 当下中国存在一个“双重或多重话语空间的传播现实” (何舟, 2008:35) , 在目前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体验和观察中, 我们认为, 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目前的中国社会公共舆论的一些独特现象是较为合理的。

在复杂、多元的话语所构成的公共话语空间中, 我们可以大致区分为两大类:官方话语空间与民间话语空间。所谓官方话语空间, 主要由党和政府传达公共政策、发布权威信息而形成, 以政府文件公告、法律法规、新闻发布会、大众媒介等为传播载体;而所谓民间话语空间, 是“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 (如自由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犬儒主义、拜金主义等) , 由于个人言论相对的宽松形成了一个与官方话语相对独立并有一定交错的民间话语空间, 主要以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 (何舟, 2008:35) 需要补充的是, 大众媒介往往同时承载着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 而随着媒介融合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官方话语的发布也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媒体, 开始向网络等新媒体平台延伸。因此, 我们很难将这两个话语空间完全隔绝、区分开来, 从官方和民间的语汇来区别, 也绝不是要将“官”和“民”对立起来, 事实上, 两个话语空间并不是也不应是相互对立、互不兼容、互不作用的, 相反舆论在两个话语空间中交错、互动, 同时也存在着博弈, 在公共舆论场中, 言论会在扩散中经历多次变异, 占主导位置的言论也常常在官方话语空间和民间话语空间之间流动, 这是我们今天中国公共舆论的新生态, 也是我们促进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信息传播更加健康所必需正视的现实。

2. 自媒体时代来临:民间话语力量不容小觑

民间话语力量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这是一场已经到来并仍然在进行之中的传播革命, 这种传播革命的颠覆性已经不言而喻。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占据绝大多数公共议题传播终端的年代, 官方话语从生产方式、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各个方面均处于强势地位, 而民间话语往往以民谣、传闻、故事、顺口溜等形式出现, 其传播渠道大多通过口耳相传, 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有限, 与官方话语往往相互隔绝, 尽管随着都市报、民生类新闻等的兴起, 有关民生的、民间的话语开始越来越多地得以通过大众媒介表达出来, 但仍然处于新闻生产把关人体制之下。随着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Web2.0平台的迅速壮大, 多元的民间话语得以先于官方话语进入这些起初并不被看作是新闻媒体的新兴媒介平台, 原本官方话语占绝对优势的状况受到了挑战, 自媒体的技术特性引发了这场传播革命: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把关人的控制作用, 普通人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自由发布并与他人分享信息的机会, 正如谢因·波曼在2003年对We Media的定义所说, “它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从传播效果来看, 自媒体在新闻发布和新闻搜集上, 逐渐形成一种非传统的、去中心化的、双向性的新闻传播形态, 零成本使用和低专业要求, 使学会使用上述媒介的普通人都能够生产参与式新闻, 成为公民记者, 这种民间声音通过公共空间的表达, 在今天的信息传播中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2009年2月9日, “央视”新台址突发火灾, 消息通过网络媒体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 草根记者们纷纷在网络上发表、上传央视大火的文字消息、视频、图片信息, 其版本之多、信息量之大远远超过专业媒体机构的报道, 并且“形成了一场舆论危机”, “直接指向火灾的受害主体——中央电视台” (喻国明, 陈端, 2009)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居民楼大会, 由于韩寒就在现场附近, 他的博客立即进行了网络直播, 韩寒自己当评论员。

最为本质的变化是, 民间话语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社会舞台, 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新疆“7·5”事件中, “疆独”分子正是利用互联网、手机进行舆论煽动, 增加了暴力事件的隐蔽性、突发性和不可控性, 给舆论引导带来了困难;2008年的“橘蛆”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条手机短信的“蝴蝶效应”——“告诉家人、同学、朋友暂时别吃橘子!今年广元的橘子在剥了皮后的白须上发现小蛆状的病虫。四川埋了一大批, 还撒了石灰……”2008年10月下旬, 这条信息通过手机和网络迅速蔓延, 最终导致我国2008年柑橘市场蒙受冰霜, 人们谈橘色变。在近几年的众多群体性事件中, 往往都是通过网络、手机使事态迅速扩大、蔓延, 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的影响。

3. 用正确舆论引导人:官方话语的传播能力不断提升

在历史向度中, 中国官方话语传播能力事实上一直在不断提升。我们的党和政府很早就对新闻工作中的舆论和舆论引导十分重视, 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思想:“舆论导向正确, 人心凝聚, 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 后果严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 引导舆论, 至关重要。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干部, 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抓好舆论引导工作。”对于舆论引导的目标和内涵, 他进一步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 坚持真善美, 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随着新时期新闻工作的环境和特点发生变化, 中央对新的媒介环境的理解和应对也是非常与时俱进的, 党的十六大之后, 中央宣传部门要求在新闻宣传战线上贯彻“三贴近”原则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 2008年, 胡锦涛主席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要求媒体“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同时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 要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执政力, 具体要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在制度上, 近年来我们的政府在信息公开、政务公开、权威信息发布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2007年8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通过, 并于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 我国的信息公开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条例刚刚施行不久就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 在这场考验中, 官方的传播能力和效果让人眼前一亮, 社会的恐慌和谣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全国上下团结一心, 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此外, 2003年以后, 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迅速普及, 并从中央层级向各省区、市落地蔓延开来。过往经验证明,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和谐社会透明政府建设中成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窗口。

二、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互动与博弈背后的挑战与机遇

1. 新的公共舆论环境呼唤新的舆论引导思路

如前述, 当下中国公共舆论生态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双重或多重话语空间的传播现实”, 此时旧有的舆论引导方法已经不能适合新的舆论生态环境, 新的公共舆论环境呼唤新的舆论引导思路。

面对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空间并存、博弈的现实状况, 我们认为不妨改变以往单一考虑官方话语传播的思路, 转向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动、博弈动态关系中去考虑如何提高舆论引导的效果。在以往的很多危机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 习以为常的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信息堵塞、漠视民意这些方式往往直接导致事态向更为被动的方向前进, 即使做到信息公开也往往不能扭转局面, 而民间话语中不可控制、非理性的部分往往占据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矛头直接指向政府和政府所谓能掌控的主流媒体, 在这种情势下“主流媒体边缘化, 边缘媒体主流化”的尴尬局面往往出现。既然现实状况已经无法回头, 是否有可能减少博弈的风险和危险, 更好地进行良性对话和互动?可见,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和理解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互动、博弈的规律和实际情况如何, 舆论是如何形成的?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动态关系如何?这对我们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也要求我们去完成舆论引导的思路创新。

2. 博弈背后的挑战:话语力量的争夺

我们这个时代, 几乎没有什么会成为秘密, 谁是中心、谁在边缘, 转瞬即逝。从深层意义上来说, 民间话语的膨胀、壮大及其不可控性为我们今天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挑战, 对我们今天的政府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往的很多事件中我们看到, 民间话语对主流的官方话语往往起着潜在的消解、对抗以及再建构的作用, 原本严肃、权威的官方话语往往被民间话语隐喻、消解, 一些信息失控的状况也频频出现, 一些非理性的谩骂、诋毁随处可见。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民间话语中的谣言、错误判断往往成为公共舆论场中可以被谅解、被忽视的无效话语, 而官方话语稍有不慎往往会迅速引起民间话语的质疑和对抗, 造成反效果。在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2008年的“躲猫猫”事件、2009年的“钓鱼执法”、2010年的南京“万寿村”化工厂大爆炸等事件中, 民间话语的言论导向已经非常负面的情况下, 新闻发言人采用前后不一致的表态, 没有起到沟通的作用, 丧失了官方话语本身的权威作用。实际上, 大众对于官方话语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的要求极高, 官方话语本身也应当树立它应有的地位, 以真实为本位, 否则将会在话语的博弈中落败。

3. 互动背后的机遇:协商、沟通、共同作用

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空间紧张博弈的同时, 它们之间的动态互动也为我们的舆论引导带来了新的机遇。事实上, 民间话语力量的崛起为民意表达开辟了平台, 它与官方话语的博弈关系并不是常态, 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 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往往可以从博弈关系转化为共同作用, 促进公共政策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领导人和政府已经通过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 政府对民间话语的主动沟通和尊重, 往往可以实现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的积极互动, 这对事件的处理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有积极的促进意义。2006年,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回复英国网友言论, 表达了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和民间建言的务实姿态。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并亲自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与网友实时在线交流, 充分表明了我国领导人和政府层对网络舆论的重视, 拉近了政府、权利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在2009年云南陆良8·26事件中, 云南省积极探索建立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使事件获得了妥善处理, 获得了民心。特别值得提到的是, 在2010年菲律宾人质事件中, 香港政府和民众之间达成共识, 实现了积极的话语互动, 由于香港政府对于港人生命的尊重和对外态度的坚定, 获得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识, 将这场意外事件的社会风险降到了最低。

除了危机情境之外, 官方话语在话语使用上向民间话语的渗透也往往可以获得沟通和互动的效果, 成为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在文化上认同的信号。2010年11月10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刊发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 其使用的网络热词“给力”获得了广泛关注和好评, 有网友认为:“从‘舆论的给力’到逐步引起官方的响应与回应, 这个过程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互动’, 才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给力’, 昭示着一个日渐开放包容和价值多元的时代精神”。 (陈一舟, 2010)

三、敢问路在何方:建构多元、对话、开放包容的公共话语空间

通过上文我们看到,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机遇和挑战可能只在一念之间。如何将紧张的博弈、对抗关系转换为对话、包容的互动关系?实现的可能性何在?我们认为, 话语的多样化实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包容, 积极建构多元、对话、开放、包容的公共话语空间是可能的路径。本文谨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 只为抛砖引玉。

1. 坚持理性对话, 实施有效互动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话首先要建立在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基础之上。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在当代中国,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 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今天, 我们理解民间话语的出发点, 应该充分重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原则, 今天的公众已经不完全是被告知、被说服的客体, 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平等的协商、沟通、参与的主体。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不是否定矛盾、回避矛盾, 而是要正视、解决矛盾, 对于大众媒体来说, 我们更应努力促进公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 和社会、政府形成互动, 从而达到缓解各种矛盾、增进社会和睦、沟通民众和政府、创建精神社区的重要目的。重庆在处置“出租车罢工”事件中就秉持了这一精神,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亲自与“的哥”对话, 并经由媒体直播, 获得了良好的沟通效果, 促使危机很快化解。

此外, 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应是积极的、良性的互动, 是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这个社会的建设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对话, 这是我们相互沟通、扩大共识的出发点和原则,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和大众媒介应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努力营造对话、互动的机会, 相互补充和相互监督。在具体的实施上, 政府信息发布和大众媒介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应广听民意, 及时对大众的话语进行对应, 对非理性的声音及时表明立场, 努力建构理性合作、和谐的互动模式。

2. 强调民贵君轻, 坚守公共利益

新时期的舆论引导必须恪守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只有在公共利益至上这个理念的共识之下, 民间话语中那些无理性的、消极的部分才自然会被纠正和淹没, 而官方话语中正面的、高尚的部分也自然会被民间话语推崇、认可。这是因为, 舆论引导实质上就是通过各种媒体传播与公共利益要求相一致的价值观念, 使这些价值观念获得公众的认同, 从而改变公众态度的过程, 李普曼称其为“制造同意”, 可谓深刻地揭示了政府公共舆论引导的本质。因此, 公共利益至上是我们始终需要坚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的政府在执政理念上、大众传媒在新闻生产中真正坚持公共利益至上, 才能真正去除人们心理的成见、恐慌、愤怒、不确定等等不利因素, 建构信任的、共识的、充分沟通的社会心理象征体系, 上海市在处理闵行莲花河畔“楼倒倒”事件中体现出的这一思想, 为妥善处理政府遇到的棘手突发事件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例如极为尊重业主民意, 请上海一流律师组团进行现场法律服务, 并开放媒体现场采访、持续跟踪报道。

3. 主动设置议题, 积极引导话语

透明度决定公信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 面对众声喧哗的民间话语, 政府传播要掌握话语权、主动设置议题、积极抢先参与引导, 这样才能获得话语的主动权。具体说来, 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中, 我们的政府和大众媒介要起到主要的议题设置和引导作用, 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尽管在新媒体平台上, 人人都有可能炒作与制造新闻, 民间话语看似多元、开放, 实际上却非常容易一边倒, 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其话语权的分布事实上并不那么平等与草根, 如通过BBS、博客、微博、短信……精英阶层、大众媒介从业人员往往以个人身份发布内幕消息、表明意见, 成为非常活跃的新兴舆论领袖, 除此之外也常出现非正常的网络炒作和煽动现象, 这实际上大多不是偶然事件, 其幕后常有策划团队推动。因此, 其信息的宣泄性、娱乐性、非理性化往往大于真实性, 如果不积极进行引导、主动设置议题会很被动。在信息爆炸难分真假的年代, 我们的政府和大众媒介必须坚持“说在前面, 说得响亮、说话算话。”

4. 均衡分配资源, 留有话语空间

我们需要强调, 一种声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这个形势下, 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应相互包容, 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和大众媒介所要承担的责任重大, 政府要给予民间话语合理的生存空间, 让多种意见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 而大众媒介则要起到一个平衡、调和的作用, 要合理分配公共话语资源。正如学者所说:“社会进步需要多种声音, 但我们无须耗费精力进行无谓的争吵, 应把多种声音控制在适当的音量下, 在和弦的音域中疏导社会意识” (刘建明, 1998:124) 。也许就像班固《汉书》所云“水至清则无鱼”。邓小平说得好“一个革命政党, 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最怕的是鸦雀无声。” (邓小平, 2000:230) 。这可以说是我们执政党在把握舆论工作中的真谛!

参考文献

[1].PHILIP.C.HUANG (1993)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社评《中国进入大转型时代》, 《财经》杂志总第275期。

[2].na, Vol.19, 216-240.

[3].何舟 (2008)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 《新闻大学》, 2008年夏季刊。

[4].喻国明、陈端 (2009) :《危机传播的法则与艺术——以央视新台址大火的网络舆情危机及处理策略为例》, 《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5期。

[5].陈一舟 (2010) :《标题给力隐喻着“给力的时代”》, 源自新安传媒网。

[6].刘建明 (1998) :《天理民心: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问题》,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7].汪凯 (2005) :《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伤感的话语 篇8

关键词：医疗机构话语 患方 语用策略 非和谐性

2014年3月，广东潮州发生押医生游行事件；2014年7月，山东日照出现恶性医闹事件；2014年8月，广西台南有病患在医院撒冥币、抬棺材；2014年8月，河北沧州发生患方群殴医生事件；2014年9月，陕西榆林靖边，家属聚众滋事，在医院摆设灵堂……频频出现的恶性医疗暴力事件，让社会和学界的焦点再次转向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早在2010年，卫生部统计显示，全国医疗暴力事件从2006年到2010年陡增70%。针对这种不断升温的紧张态势，学界也纷纷调研立项予以全面讨论、深度思考并建言献策。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点分析患方（包括患者及其家属和朋友）在医患交流中体现出的非和谐性语用策略。

一、医患话语

医患话语是医疗机构话语中的一部分，是指医护人员与患方之间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产生的话语。由于其生成语境的特殊性，医患话语具有交际主体固定、交际环境稳定及交际目的明确的话语特征[1]。医患话语的这些话语特征，也极大地影响了交际主体在交流过程中选取的语用策略。

二、语用策略

语用策略，是语言使用者利用一定语境中语言结构的选择，产生具体言语意义以达到交际目的的手段或途径[2]。任何一种交际都必然会涉及策略。语言使用的策略就是利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外显性和内隐性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3]。语用策略运用的是否适宜，关系到言语交际的成败。语用策略选取恰当，会促进交际的有效进行；反之，则会阻碍有效沟通，甚至恶化交际效果。交际主体各自语用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对方回应策略的建构。

通过语料可以发现，在医患交流中，医生和患方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并不一定都是实时适宜，促进有效沟通的；有时，其实践的语用策略往往具有非和谐性，这无疑成为了医患冲突的触发源之一。目前，学界已有专门针对医务人员非和谐性话语策略的研究（如：非礼貌语用策略）。为此，本文将主要关注患方的非和谐性语用策略研究。

三、（非）和谐性语用策略

语言和谐是指语言运用中，语言行为呈现出一种相互兼容、彼此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体现出与和谐社会本质相默契的语言社会功能[4]。这其间，实践的话语策略可被视为和谐性语用策略，对人际沟通起到促进作用。基于此概念，非和谐性语用策略则指那些具有排他性、失调状和无序态的话语实践策略，往往阻碍甚至破坏有效人际沟通。本文主要关注医患话语中，患方采用的非和谐性语用策略。

综览相关文献综述发现，目前现有研究中已有基于日常非礼貌策略，总结而出的医疗话语中医务人员的非礼貌实践研究[1]。本研究亦将以日常非礼貌策略作为参考，基于自建小型医疗话语语料库，考察医患冲突话语中，患方的非和谐性话语策略。

通过语料，不难发现医患交际过程中，鲜有只涉及到某种单一语用策略的交际时刻；大部分时候是多策略并用。本文亦将遵循交际主体的策略实践情况，对同一案例中共现的不同策略一并予以分析。

（一）挑衅；忽略冷落对方需求

“挑衅”策略是指话语内容、语气、方式不友好，经常含有敌意，企图引起冲突的策略。“忽略冷落对方需求”主要是指漠视对方的请求、需要、意愿等。如：

相关语境：胎心监测室外，一位产妇家属在走廊通电话，音量相对较大。胎心监护室内的护士走出来，劝其降低嗓音或换个地方通话。

（1）医：这位家属，小点声啊，里面产妇（做胎心监测）需要安静！

患①：（抬头看护士一眼，未答话，埋头继续通话）

医：哎，说你呢，听没听见，小声点。

患：怎么个事？我在公共场所打电话碍你什么事了？

——辽宁省某三甲医院

该案例中，产妇家属不仅对医务人员要求配合的需求置之不理，无视公共秩序（第2话轮的沉默），还以沉默和两个反问句（第4话轮）予以反驳，态度极不友好。在辽宁大连方言中，“怎么个事”具有挑衅的语用功能。患方的话语无疑激化了矛盾，破坏了有序和谐的就医环境。当然，在该案例中，医务人员的劝说策略也有待提升。

（二）无根据地认为对方不称职或能力有限而无法完成某事；阻碍；排斥

第一个策略是指患方对某些医务人员的资质和治疗方案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常常伴有言语（或肢体）阻碍，排斥医疗方案或行为实施。如：

相关语境：住院部，某主任医师正在向其实习生讲解一位患者所使用的仪器，并告知该仪器的数据应当在每隔30分钟左右查看一次。讲解完毕后，该主任医师同实习生一同离开。30分钟后，只有实习生一人回来查看数据，正欲根据仪器数据调整点滴流速。

（2）患：哎，你要干什么？

医：您的胎心跳动过快，需要调整下（点滴）流速。

患：哎，你先别动，你是大夫吗？你们老师呢？

医：我==②

患：叫你们老师来，我告你别动啊，出了问题你得负责的。

——辽宁省某三甲医院

在该案例的第三话轮中，患方首先阻碍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并质疑对方资质，要求更换医务人员。还未等医务人员作出解释说明，患方再次以“警告”句式（话轮5“我告你别动啊”）对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予以阻止，排斥其参与到医疗过程中来。该案例中的阻碍策略体现了患方对院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和谐医疗自然难以保证。

（三）故意寻求异议；缺乏同情心；批评责备

故意寻求异议主要是指患方有意把自己与院方及相关医务人员划清界限；批评责备是指患方对院方或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表达强烈不满与谴责的一种话语策略。如：

相关语境：产科诊室里，一位情绪颇为激动的产妇由丈夫陪同，质问医生没能预约到24周三维立体彩超③的原因。

（3）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的24周彩超没约上？

医：您问我，我也不知道呀。当时也不是我给您约的呀。

患：你们医院还行不行了？当时我要预约，你们说……我要约的时候你们不让约，等我来约的时候你们又跟我说约不上了。你们什么医生呀？（放声大哭）

医：您别激动啊，您看当时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是您当时的医生，我也没办法呀。

患：你们就这样推来推去，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不管，今天你得给我约上！

医：您看，能约我就给您约了，我没有必要不给您约，您过来看看（手指电脑屏幕），这都已经约满了，我不可能再把别人去掉吧？也请您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

患：理解你们工作？谁理解我？今天你们必须给我解决！要不然我找你们领导！找院长！

——辽宁省某三甲医院

在例（3）当中，产妇错过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产检预约，在与医生交涉此事的过程中，频繁地使用了反问句（见话轮3）来质问院方的管理体制（“你们医院还行不行了？”）和医生的资质（“你们什么医生啊？”），并通过批评策略（话轮5“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对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否定。从产妇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其心情。但是从其语用策略的使用方式来看，对于解决“预约产检”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少促进作用，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不利于事情的有效解决。从客观事实考虑，由于院方的管理系统出现漏洞，产妇没能正常进行有效预约，是院方责任，应由院方负责。产妇本可以同值班医生或院方领导就事论事，妥善协商补救措施；但是语料显示，产妇把这种责任归咎过分情绪化，对非涉事医生的资质一并予以质疑，并且对医务人员的整体医德素质给予了批评；同时，对于值班大夫提出的合作建议故意否定了配合的可能性（话轮7“理解你们工作？谁理解我？”），对医生的处境缺乏理解与同情，这些非理性及非和谐性的行为都阻碍了事情的有效解决。

（四）借助身份，肆意行事

该策略主要是指施为主体妄图借用个人或他人的优势身份，不顾院方制度甚至法律约束，寻衅滋事。如：

相关语境：2011年10月，某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一位患者在询问住院事宜期间，由于护士的嗓音过大过高而激怒了患者，该患者便向护士发火，医生杨某见状上前帮助解释调解，突然被患者掐住脖子，打倒在地说道：

（4）“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打不死你。”（《南方日报》2011年10月8日）

该案例中，患方强调自己纪委书记的身份，并妄想以此为所欲为，不仅口出狂言，还威胁医生，猖狂至极。这样蓄意破坏和谐的举动在医患矛盾中虽不为多，但的确偶有发生，极大地破坏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应予以法律制裁。

（五）明确把对方与负面信息相关联；使用贬损性称谓；禁忌语

明确把对方与负面信息相关联主要指患方对医务人员的言语冒犯，该种冒犯有轻有重，可体现为对医务人员外表、心智及道德的贬损，也可体现为粗鲁型、谩骂性等禁忌语的使用。如：

相关语境：医生向患儿家属交代患儿的救活率几乎为零。

（5）患儿家属一再哭求道：“别的医院都不敢收，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吧，你帮忙救救，救活我们感谢你，救不活我们就认了。”医生听罢此言，嘱咐家属：“既然你们相信我，那我就试试，说实话，我有四成的把握。”治疗结果如该医生预料的一样，孩子没有抢救成功。而此时，患方家属则说：“当时你说的有四成的把握才给你孩子的，要是治不了干嘛不早说？骗子！杀人犯！……”

该案例中，医生早已提前预警家属可能出现的治疗结果，而且是在家属一再央求之下尽力而为之的。患方家属痛失爱子，其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把责任单方面全部归咎于院方，对于医生的努力付出视而不见，甚至还冠以“骗子”“杀人犯”这种极具负面性、侮辱性的称号。

还有一些不理智、情绪激动的患者及家属甚至对医务人员咒骂辱骂、爆粗口、说脏话，这些禁忌语的使用既不利于医患间交际沟通和医疗行为的有效进行，也影响和耽误了他人的正常就诊环境。

（六）威胁/恐吓/胁迫

该策略主要在医务人员没有提供患方满意的解决方案或治疗结果时出现。根据话语内容及可能造成的行事结果来看，该策略的实践有轻重程度之分。如在例（3）中，患方欲“找领导，找院长”的语用交际策略是一种常见的“轻度威胁”策略。患方往往在与当前医务人员交涉却未能达到交际目的时会选择此策略。此策略的目的是希望该医生能够顾虑到上级领导对其制约、批评及制裁的压力，及其自身可能受损的权益，重新对患方所提要求给予解决方案，直至满意。然而有时该策略的实践程度则显得过分。如：

相关语境：2014年8月，湖南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一位被刀捅伤，伤势严重的青年男性患者被送至抢救处理。其间，患者的父亲说：

（6）“如果救活了，我给你们医护人员下跪；如果救不活，你们所有医护都不用活。”（新京报网 2014年8月21日）

在例（6）中，患方亲友以医护人员性命为筹码去胁迫医护人员是极不理智的行为，甚至逾越了法律的底线。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治病乃是天职，自当会尽其所能。而患方亲友的胁迫性行为不但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反而会导致医务人员的紧张、惧怕或反感情绪，从而影响对患者的救治。

上述非和谐性策略仅是在笔者搜集到的语料基础上总结出的高频策略，主要属于言语性语用策略，趋同于非礼貌言语策略。非和谐性策略的另一大体现方式是非和谐性的行为举止。在搜集到的相关语料里，打砸、伤医、在医院设灵堂、撒冥币等非和谐性行为严重干扰了医疗秩序，有的行为甚至触及法律底线。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关注言语方面的非和谐性策略，将其汇总并与医疗话语中医务人员非和谐策略进行简要对比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医务人员和患方人员涉猎到的非和谐性高频策略总计17种。其中趋同策略共有6种，而属医务人员特有言语非和谐性策略有4种，属患方特有言语非和谐性策略则有7种。这些策略的趋同和趋异的实践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不同站位和矛盾的触点。

四、医患矛盾触点及解决路径

表1显示，医务人员涉及到的非和谐性策略共有10种，患方涉猎到的非和谐性策略共计13种。双方在策略种类的数量上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仅凭策略种类数量的差异，并不能就此表示患方在医患冲突关系中处于强势主动的地位，还要通过对具体策略及其折射出的矛盾触点的进一步考察，才能更好地分析医患冲突关系的成因和解决路径。

（一）趋同策略分析

通过医患双方使用的趋同非和谐性策略观察，双方可能涉猎到的共同矛盾触点大致有三种：态度触点、同感触点和资质触点。态度是导致医患双方矛盾的核心触点，可以体现为挑衅、批评、责备等语用策略所导致的不满负面情绪；同感触点主要涉及到同情心缺失、漠不关心、冷落对方兴趣和需求等非和谐性策略；资质触点主要体现在明确把对方与负面信息相关联，和无根据地认为对方不称职或能力有限而无法完成某事等策略。由此可知，医务人员与患方双方都关注彼此的言语态度，同情理解的站位，以及分别作为医务人员和患方所具有的行事资质。这提示我们在言语行事之中，都应注意这三方面合适得体的体现方式，因为不论我们是医务人员还是患方，都对彼此抱有同样的交际期望。

（二）趋异策略分析

从两者趋异策略考察，可以发现有一下触点：称谓触点、身份触点、方式触点及合作触点。但是这些触点的触发体现形式有所不同。

1.称谓触点

称谓触点在医务人员言语的体现形式上主要是称谓不当或缺失，这样的言语行为对患者有失尊敬；但较之患方的称谓触点，医务人员的非和谐性策略还尚显柔和，患方的称谓触点的触发体现形式包括使用贬损性称谓和禁忌语，这两种体现策略不仅有失敬意，而且极具侮辱性，极为粗鲁无礼。

2.身份触点

身份触点在医务人员的言语策略上表现为强调自我职业身份权威，该策略本不应该属于非和谐性策略，但是由于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以较为凸显的方式强调自我身份权威，无形中打压或剥夺了患方的话语权，致使患方在诊疗过程中有疑问时也怯于发问，阻碍了医患双方的有效交流，甚至有时会因此耽误最佳治疗时机，影响治疗效果。身份触点在患方的体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借用自己身份以显示优越感而恣意妄为，另一种是借用他人（亲戚或朋友）权利身份而肆意行事，不管是哪一种体现方式，行事过程都较为嚣张跋扈，这不仅严重干扰就诊环境，且逾越了道德，甚至法制底线。在医院，病患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位患者因为自己或身边亲朋好友的权势而理应得到“特殊”待遇，更不能凭自己或他人身份为所欲为。

3.方式触点

方式触点主要涉及到医务人员对病患具体事件的处理方式，主要体现为使他人感到不适，和吓唬、威胁策略。医务人员因工作繁忙，在回答病患问题时经常同时兼做他事，这种多项任务同时开工的工作方式貌似会提高工作效率，但通过语料发现，医务人员在此种工作状态下，回答患者问题时经常会有延时现象产生，有时会长时间无应答，或心不在焉，有时甚至答非所问。这不仅没有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还会有误诊的可能；与此同时，还会让患者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方式产生不满情绪，容易导致矛盾冲突。

涉及到方式触点的另一类策略是医务人员的吓唬、威胁策略与患方的威胁、恐吓和胁迫策略，双方策略有相近之处，但语力及使用目的不同。医务人员有时会通过吓唬或威胁的方式来警示提醒患者遵守医疗秩序，或以此方式变相激励患者，促使其配合诊疗方案，语力一般较为柔和；而患方则经常不顾医疗条件与病患情况，以威胁、恐吓或胁迫方式，来求得达到自己的就诊目的，语力较强，经常触及法律道德底线。在此，笔者认为不论是哪一种威胁策略的体现形式，都不应当出现在正常的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和患者双方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交际方式达到交际目的。

4.合作触点

合作触点主要体现在患方的三类语用策略中：故意寻求异议、排斥和阻碍。这些策略的产生主要源于患方对需要其配合执行的医疗方案不满或认为院方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或态度不妥。该触点明显映射出当前患方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主要矛盾症结，即缺乏应有的信任和有效沟通。医务人员要充分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病人也应当积极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治疗，共同构建和谐良好的就诊环境。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医疗行为的基础，是维系医疗活动的纽带。对于患者和医护人员来讲，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而消灭这个“敌人”的最佳方式就是双方互相信任配合。

医疗行为的这些矛盾触点也在媒体报刊对医患报道的命题分布比例中得到了部分印证（见图1）[5]。

图1：媒体报刊对医患标题报道的命题分布比例图

通过图1可见社会媒介关注的医患关系焦点主要集中在医疗体制管理（34%）、医风医德服务态度（27%）、医诊技术与方案（18%）、医患义务与权力（13%）这和医疗环境（5%）五大方面。这五大方面不同程度地涵盖了上述讨论的矛盾触点。医疗体制管理主要涉及到了方式触点；医风医德服务态度方面主要体现为态度触点、同感触点、称谓触点、身份触点和合作触点；医诊技术与方案关联到资质触点及合作触点；医患义务与权利显现为身份触点、方式触点与合作触点。通过这些触点在命题中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医患矛盾在话语分析层面集中的焦点程度不一。针对这些触点的非均衡分布情况，解决路径也不尽相同。

（三）解决路径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医患之间的矛盾触点多集中在医风医德服务态度方面，其次是医患义务与权利。这两方面都与话语沟通内容及方式紧密相关。从医风医德角度来看，医患之间的沟通可以尝试在以下以几方面做出改善：

1.加强医务人员医学人文关怀的培养。既要在临床技能与医疗科研上不断努力进步，也要重视患者的感受。多倾听患者建议与意见，主动关心患者，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努力赢得患者信任，消除疑虑同隔阂，加深对彼此立场的了解，使患者认识到医患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战胜疾病。

2.医患沟通过程中双方都应注意语气和态度。医务人员应加强医患沟通技能的培训，掌握心理疏导艺术。患者亦应当尊重医务人员及其辛勤付出，遇到问题应冷静处理，多沟通，多协商。

3.沟通内容应尽量做到有效信息量最大化，医务人员应尽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告知患方及其家属医疗情况，患方及家属也应多了解相关医学背景常识知识，减少毫无根据的猜忌与无谓的偏执，尽量配合医务人员完成医疗活动。

4.对医务人员及患者与家属强化换位思考的沟通方式。医务人员要了解患方家属的痛苦和难处，患方及家属应体恤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和压力。

在现代医学模式下，医患关系已不再是单纯以义务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关系，而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特殊契约关系[6]。从医患义务与权力方面来看，医患之间应注意如下几点：

1.医务人员应当充分尊重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及时准确告知患方有关医疗过程各方面的信息，并给予患方充分的选择权，不强迫，不威胁。

2.患方要维护好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亦要尊重和理解医护人员，积极配合诊疗行为。

3.双方都应清楚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不滥用权利，不推诿责任。

除了以上这些建议外，还应注意深层原因——医疗体制的改革，如合理分配调配医疗资源、改良医务人员激励制度、就诊程序进一步透明化、发展医患调节和仲裁工作、以及立法打击医闹等措施。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正面导向作用，对于医患关系给予客观准确的报道和积极正面的引导，用大局观念去引导群众妥善处理医患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各媒介信道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医学技术的有限性、风险度及其疾病转归的不可预见性，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营造和谐的医疗就诊环境和社会氛围，树立医院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6]。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自建小型医患话语语料库的分析，总结出了医患关系中患方的13种话语非和谐性策略，并通过与医务人员的非礼貌策略进行趋同和趋异策略的比较，总结出了双方的7大矛盾触点。针对这些矛盾触点，分析出医患矛盾主要症结之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为医患关系在话语层面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规避，以及建设和谐医疗就诊环境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理论参考。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机构话语的非礼貌现象研究”[项目编号：W2013224]；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医疗冲突与防范的机构性话语分析”[项目编号：L13DYY039]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本研究当中，产妇及其家属统被归为患方。

②“==”表示话语重叠。

③24周三维立体彩超产检一般需要提前预约，由于该项检查不仅考

察胎儿的常规成长指标，还可以检查胎盘、羊水及脐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据结果可作为诊断胎儿畸形的主要手段。因此，多数产妇对此项检查都极为重视。

参考文献：

[1]温婷.医疗机构话语中医务人员的非礼貌语用策略研究[J].新闻

传播，2014，（12）.

[2]胡建华.语用策略在相亲类综艺节目中的运用[J].现代语文（语

言研究版），2013，（12）：150～152.

[3]耶夫·维索尔伦.语用学诠释[M].钱冠连，霍永寿译.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3：181.

[4]袁蕾.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语用和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7，（5）：174～176.

[5]温婷.媒体机构对医患关系相关报道的话语分析[J].新闻传播，

2014，（9）：21，22，24.

[6]王秀金.关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考[J].现代医院，2009，

（7）：12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