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的渊源

《金刚经》的渊源（共8篇）

《金刚经》的渊源 篇1

——《中国企业资本——动力之源》序（中）

苍狼

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精神文明往往是伴随着物质文明而产生的，企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脱离不了这个基本原理。

企业文化是从西方文明中延展而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1911年，美国的泰勒经过对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探索和总结，提出科学管理学说，创立古典管理理论，导致企业管理开始由经验管理阶段进入科学管理阶段。科学管理理论实施人类在企业管理上的首次系统化、科学化尝试，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较之经验管理有了较大进步。

30年代，美国学者梅奥创立了以“社会人”为主线的人际关系学说，以此为基础，40年代以后又在美国形成了包容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的新的管理理论---行为科学；二战以后，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兴学科的相应产生，以组织管理为特征的管理科学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奠定企业文化的发展基础，由于企业文化逐渐渗透在企业管理和生产力发展之中，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新的技术发明涌现，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美国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头号经济强国。

进入70年代以后，以石油危机冲击为契机，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于1973年戛然而止。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中发现，美国企业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成为现代企业跳跃发展的关键。

1980年以后，美国人终于明白，日本企业的成功固然与资金、设备、技术等诸多因素有关，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日本企业在管理实践中能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框架，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于其在借助欧美发达国家先进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国实际，着力实现管理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导向的企业文化。用日本人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

发展就是硬道理。八十年代初，西方人重新审视企业文化之时，纷纷关注日本管理模式，研究日本企业文化现象。紧接美国的沃尔格出版的开美国企业研究之先河之著——《日本第一》，1980年到1981年间，美国管理界连续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企业文化的论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四部著作以其崭新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精辟的论述和丰富的例证，把企业文化牵引到一个鲜花烂漫的春天。

１９９０年后，本杰明·斯耐得出版了他的专著《组织气氛与文化》，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气氛，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益。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效益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１９９７年，爱德加·沙因的《组织文化与领导》第二版出版。在这一版中，沙因增加了在组织发展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组织文化，组织主要领导如何应用文化规则，领导组织达成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使命等，他还研究了组织中的亚文化。

１９９９年，特瑞斯·迪尔和爱兰·肯尼迪再次合作，出版了《新企业文化》。在这本书中，他们认为稳定的企业文化很重要，他们探寻企业领导在使企业保持竞争力和满足工人作为人的需求之间维持平衡的途径。他们认为，企业经理和企业领导所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和谐的企业运行机制，汲取著名创新型公司的经验，激励员工，提高企业经营业绩，迎接２１世纪的挑战。提出企业文化这一理论体系，成为当时全美最畅销的书目，标志了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开启了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个新阶段。

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一批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逐渐达成共识：现代企业间的竞争，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竞争，更是企业文化力的较量，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企业文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出萧条的阴影。通用汽车、通用电器、可口可乐、沃尔玛等国际知名企业的规模急剧膨胀，并产生了微软、思科等驰骋世界信息市场的巨无霸。企业文化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创造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从1991年3月到2000年12月，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最长的一个时期，比60年代连续增长106个月的纪录多出了11个月；在1997年以后的4年里，美国经济每年的增长都超过了4％。这次美国经济扩张实际上

是从1982年底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持续了20年。到2002年底，美国的年GDP已超过了1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年GDP的大约三分之一！

多少年来，我陶醉在国内外的企业文化之中，我私下认为，企业文化的渊源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企业文化从“泰罗制”开始（即侧重于技术——围绕着生产力研究的文化），飞跃到以“马遏尔式”（即不但研究生产力，而且涉及生产关系问题、人的道德情操、人的价值追求。）强化“企业心”，通过对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来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在世纪交替之时，企业文化研究已进入“波特价值链”（即将企业全部运作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人们在研究核心竞争力、核心业务的同时也在积极的探求核心价值观的构筑。

作者简介

许强笔名：谭儒、苍狼、一路等。

某日报社总编助理、产经新闻部主任。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高级经营师，中国品牌经理人协会理事，中国十大品牌经理人（提名奖）。

《金刚经》的渊源 篇2

可以说环境会计是西方工业文明孕育和滋养着成长的, 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创造物资财富的同时, 为资本主义无节制逐利本质驱使, 机器制造和规模化生产使得资源需求攀升, 消耗了大量资源也破坏了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需求增加, 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在加剧, 从而造成能源紧张、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处于不断的变革中, 人们的价值观念亦随之变化。

一、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

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人类文明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先后经历三次大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是18世纪60年代珍妮纺织机的发明, 这次工业革命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接下来是以电力、化学工业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持续到20世纪初;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高科技革命以电子、电信、生物遗传工程为主导。

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工业的诞生, 使人类对能源的需求猛增, 大面积的森林被采伐, 煤炭被开采。新兴工业区及附近的江河湖泊等环境遭受污染。刚开始产业数量相对少, 规模也有限, 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环境污染的序幕也拉开, 污染范围基本局限于新兴城市及周边的陆地。

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化学工业为核心, 电力工业的兴起带给人类生产和生活质的飞跃, 人类的活动能力陡增;内燃机的发明催生了汽车与飞机, 人类活动范围扩大, 进入全新时代;化学工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但所有的成就和现代文明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随着电站、化工厂数目增多, 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问世, 对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的需求剧增, 人类开始疯狂地开采和消耗。新兴的技术不可避免出现高能耗低产出的情况, 污染由陆地迅速扩及海洋和高空, 由小范围、少数工业国家迅速波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地球环境遭受人类“立体污染”的冲击。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扩大人的脑力为基础, 人类进入高科技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计算机、核能、卫星、宇宙飞船为标志特征, 从此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地球以外。高新技术使得产能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人类也已经意识到必须节约能源提高能耗比, 但环境污染并没有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得到遏制, 发而再遭重创。高科技同样是一柄双刃剑, 核污染、电子垃圾、太空垃圾等都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地球环境再次遭受“超立体污染”[1]。

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迅猛, 科技愈来愈发达。但相伴相生的环境污染程度也是一次超过一次, 污染范围越来越广, 其冲击超越了地球自净能力的限度。科技进步解放了生产力, 也使得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资源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就呈衰竭;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生产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 各国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科学家和普通老百姓不得不关注生存环境, 在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有识之士积极投身环境运动, 与环境有关的科学研究自然兴起, 且学科门类愈发细致, 环境会计就是其中一支。

二、环境会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一) 新的环境思想

最早步入工业化进程的是西方国家, 环境保护意识也从西方开始。工业革命前后人口大量增加, 形成了人口问题, 人口增加给地球和环境造成压力。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人口论》, 开创了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 引起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在20世纪30—90年代, 工业发达国家“公害事件 (public nuisance events) (1) 层出不穷。由于公害事件在全球范围不断发生, 影响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不安全、不健康感, 恐惧自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 加上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 公众环境意识在不断提高, 西方环境伦理理论在这种新的环境思想中产生。环境伦理理论的出现和完善, 促使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组织专门的环境问题调查与研究, 展开了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活动, 制定和通过了环境保护法。环保组织陆续出现, 如1970年“绿色和平组织” (后改称绿色和平基金会) 成立, 联合国也于1973年1月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世纪70年代后, 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包括污染, 而且包括生态、资源等;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且也是全球性问题。80年代后西方很多国家出现“绿党” (也被称为环境党) 。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走上街头, 游行、示威、抗议, 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防治污染, 逐渐自发形成一场声势浩大反污染反公害的群众性的“环境运动”。科学家更是责无旁贷开始用科学手段解决各种环境问题。随着全球环保运动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在改变, 他们在追求物质条件享受的同时, 开始渴望更高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大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理论完善表明新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成为环境会计的出现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

(二) 新的企业价值观

1.“理性经济人”假设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经济效益

关于经济人的论述, 早在1776年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他新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即《国富论》) 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 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最早的描述[2]。经济人假设认为作为个体的经济人, 不论处于什么地位, 其本质是一致的, 即以追求个人利益, 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而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人, 所以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家们一直将企业目标定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作为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人, 一定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众多企业经营目标中, 其核心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股东价值最大化[3]。并且认为企业搞好生产经营, 可以不择手段, 只要创造出高额的利润, 就是对社会做出了最大贡献。历史的看, 这些观念及理论的出现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 有其合理的一面,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必然, 但如此价值观念下, 环境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

2.“有限理性社会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效益

“经济人”假设只包含人的自然属性, 没有揭示人的本质特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社会属性。人性除了利己, 还会有基本的社交、情感等方面的需求, 存有虚荣心、光荣感、责任感、怜悯仁慈之心等。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人们逐渐意识到, “经济人”将企业目标定位于利润最大化或股东 (stockholder) 价值最大化并不总令人满意, 单纯强调追求一个主体价值最大化, 容易导致企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 诸如政府、社区、客户、供应商、员工等主体的利益。“经济人”会感到不安, 因为他不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归属感、满足感。利己的“经济人”随即发展为利他的“有限理性社会人” (也称“社会人”或“道德人”) 。“社会人”的利他行为也催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一词最早出现于1780年, 它字面意思是在某一项活动或企业中“下注”的人[4]。192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经理在其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公司应该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思想[5]。1932年, 另一美国人多德 (Dodd) 更为直接地指出, 公司董事必须成为真正的受托人, 他们代表的不仅是股东的利益, 而且要代表其他利益主体的整体利益。这一认识已改变了公司董事只是股东的受托人, 只对股东利益负责的传统认识。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的学者才首次命名并给出定义正式出现“利益相关者”的概念[6]。其主要观点认为, 不能单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管理企业, 不能不考虑雇员、债权人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 企业不仅需要维护股东的利益, 还应当考虑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经济人”随即上升到“社会人”, 企业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利益, 企业价值目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社会安全, 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从本质上看, “经济人”假设只看到企业的自然属性而忽略了企业作为“社会人”一面的社会属性, 只关注了企业本身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没有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动态地考虑企业的社会性和企业伦理道德, 是不负责任的片面观点, 企业作为社会一员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利益做一个道德人, 一味追求企业个体的经济利益必将受到批驳, 最终会被摒弃。

3.“生态人”与“企业社会责任”———生态效益

“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价值目标是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 其中企业投入的能源与原料是直接来自大自然的, 即“经济人”和“社会人”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就是一个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 同时再把这个过程产生的各类垃圾还给大自然。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到来, “经济人”、“社会人”可能并不需要直接与自然打交道, 但高科技生产力这种经济方式, 却只是把向大自然的直接索取附加了多种程序而已。自从进入工业文明, 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 少数人竟错误地认为人可以主宰自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下, 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 大自然沦为可怜的、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大餐。客观地说, 经济的发展确实少不了“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利益驱动, 但这些理论适用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和自净能力是无限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眼界的局限使得企业只考虑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厉害关系, 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 不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懂善待自然, 却善用经济的视野来对待人与自然, 以为攫取自然的投入越多, 经济回报一定丰厚。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 一旦违背不仅经济收益受影响, 还会遭受大自然无情的惩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经济人”和“社会人”单纯逐利的本质虽然促进了经济繁荣却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分离与对立, 生态严重失衡, 工业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价值目标是短视的、有限的, 对可持续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破坏已危及人类自身, 过度的资源开采实际上只是不经济地攫取了未来的资源, 牺牲了下几代人的利益。因此, 企业应承担起超出于对其业主或股东狭隘责任观念之外的, 替整个社会承担责任, 否则将成历史的罪人, 全人类的罪人。伴随人口的急剧增长, 短短二百年的过度开采、掠夺、污染、破坏, 地球变得满目疮痍, 百疴缠身。植被遭到破坏, 资源枯竭殆尽, 海洋、陆地、天空严重污染, 大自然愤怒了, 报之以温室效应、冰川融化、飓风海啸、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沙尘暴、雾霾、物种灭绝、生态失衡……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反思了人类史上的许多事实, 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迫使人们关注环境、人口、资源问题, 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活动。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识, 人们深刻看清了工业繁荣背后人与自然的冲突, 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 人类不可能真正主宰自然界, 更不能肆意妄为地对待大自然, 作为自然界中的生命形态之一的人类是渺小的, 生命活动必须遵循自然, 不能违背生态学规律的。这就要求人类开始从人地生态和谐角度考虑问题, 探索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目标——生态化目标。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也有新发展添加了生态属性, “生态人”一说自20世纪中后期伴随全球生态危机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 “生态人”的讨论不绝于耳, 多是哲学范畴的。国内“生态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991年, 是从美国学者郑和烈的文章翻译过来的[8]。国内学者中徐嵩龄先生首先提出并定义了“理性生态人”, 所谓生态人, 也称“理性生态人”, 就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 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人。生态人顺应生态发展规律, 与自然环境互养、互助、和谐共存。生态人假设中包含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9]。企业必须实现从“经济人”、“社会人”的超越成为“生态人”, 承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大众的生态意识在觉醒和普及, 对生活的要求在提高, 希望在享受物质财富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 又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 于是环保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欢迎。市场需求可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决策, 如果企业要想保持自己可持续获利的空间, 就不得不关注买方市场, 也就不得不关注生态价值, 生态效益自然而然成为企业首要考虑因素, 成为新的企业目标。

结论

综上, 工业文明、人口膨胀引发的环境问题是环境会计产生的客观现实原因;新的环境思想的产生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而对企业行为的人性分析假设以及对企业价值目标衍变的分析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经济理论基础。企业在实现“经济人—社会人一生态人”转变的同时, 随着视域的开阔企业目标由微观逐渐走向宏观, 从片面到科学, 相应表现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企业价值观的转变和提升, 使企业明确了肩负的社会责任, 从而使得环境会计成为一种可能。

摘要：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 也对环境造成破坏。随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加剧, 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对环境会计产生的客观现实原因、思想基础及理论基础进行细致分析, 探寻环境会计的源头, 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关键词：环境会计,工业文明,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工业文明时期的环境污染与保护[EB/OL].http://home.51.com/dls124/diary/item/10003535.html.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48.

[3]陈孝兵.“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及其超越[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4, (7) :107-112.

[4]J ohn simmons.Reconciling effectiveness and equity 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synthesis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systems design.Systemic practice and research.2003, 16:255-266.

[5]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6]李洋, 王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动态发展与启示[J].现代财经, 2004, (7) :32-3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17.

[8]郑和烈.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中的深层生态学:从经济人到生态人[J].国外社会科学, 1991, (8) .

清华学风的渊源 篇3

何先生的文章说理透彻，以理见长；葛先生的文章细腻清新，以情动人。两文论题相近，同刊于一期杂志篇首，恰好相映成趣。两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清华园几十年间人才辈出的盛况，并做出了各自的解释。我很赞同两位先生的见解。不过，总觉得还可以从教育史的角度，解释学术史上清华风格的渊源，以及清华何以在学术史上领一时风骚。

大概可以不错地说，清华之所以成为清华，是由于有清华大学成立(一九二八)前十数年的清华学校的历史。正是这一时期奠定了清华风格的基础。在近代中国的留学史上，清华学校是很特殊而幸运的。她适逢留学风气大开之际，因之招到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其中不乏家学熏陶之辈；除了部分素质不错的在校时间较短的插班生外，沾染清华习气较深的是那些在校五年到八年的学生，养成清华习气的也是这批学生。从英文的听、说、读、写到数理化政经法基本科学的训练，乃至于体育、演讲的备受重视，美式课外游戏的流行，这批人受到了相当扎实的留学预备训练，为以前的留学生远远不及。因而他们到国外后适应能力很强，充分地吸取了西洋现代学术的精华。不少人在校时很下了一番功夫学中国旧学。他们水到渠成地成为三十年代后学术界的一代英才。

自二十年代初起，为了对社会上批评清华不重视中文教育做出反应，校方有意识地加强了中文教育，甚至在一九二五年成立了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校的教育方针逐渐转移到培植“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学风的路子上来。从人事的网络来说，早期养成清华习气的那批毕业生陆续返校执教，形成以后实际左右校政方向的所谓“少壮派”。这批人以及有意无意援引的教授大抵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個清华园内，自然容易形成相似的学风，也就是学界所称道的“清华学派”。业师胡伟希先生曾说过，在清华任教的不一定是清华学派，不在清华的未必不是清华学派，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地域观念。胡先生划分清华学派的着眼点是文化观上的多元论与改良论，因而把蔡元培、汤用彤等都划进去了。我的理解较胡先生窄一些，我比较重视“养成清华习气”的后来成名的学者(不限于任教清华园)和在清华长期任教并自觉认同清华主流学风的学者(不限于清华出身)。我关注的焦点是对清华长期以来形成的主流学风的认同感。

佛教观音信仰的渊源 篇4

一、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及其发展

（一）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

观音是舶来品，并不产生于中国，而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而在古代印度中观音到底来之于何处，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观音是阿弥陀佛之子，也有人认为观音为莲花所化生，更有甚者说观音是由人转化而来的。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观音是婆罗门教的“双马童神”的神话传说演化而来的。

古代印度信奉的婆罗门教约成教于公元前7世纪，以《吠陀》为经典，后因佛教的广泛传播逐渐衰落。《吠陀》以古梵文写成，主要是对神的赞歌、祭词、咒词等，共有四部，以《梨俱吠陀》产生最早。《梨俱吠陀》中涉及许多神，其中一位即双马童神。传说大梵天创造了世界之后，感到自己很孤独，便从他的心灵、眼睛、嘴巴、左耳、右耳、鼻孔等处生出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的后代中有一位名叫苏里耶，他由于天生一副怪相而被哥哥们改造成为凡人，他由此成为人类的始祖。苏里耶的妻子萨拉尼尤不愿意同凡人过在一起，宁愿变成一头母马，消失在北方的茫茫草原上。后来，苏里耶为了寻找自己的妻子而毅然变成一匹公马。萨拉尼尤深受感动，两人便又以马的形象过在一起，开始了真正有爱的生活，生下了一对孪生兄弟，名叫阿湿波，双马童就是阿湿波（梵文Asvin）的意译。双马童其后成为婆罗门教、印度教崇拜的神明，其主要的功德就是救苦救难，尤其能治病。他俩能使瞎子复明，残废复全，能使无奶的牛产奶，阉人的妻子生子，使老女得夫，沉船获救。双马童神的神通，传说其行动比思想还快，无论哪里有灾难困苦，只要呼唤其名字，他就立即奔赴救援。显然，双马童神是古印度人民，特别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下层百姓的一种美好寄托与慰藉。后来，大乘佛教受其影响，塑造了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继承了双马童神的全部功德。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双马童神有许多特征都和后来的观音信仰一致，如美丽、慈悲善良、助人为乐、闻声而来、神力无边和称其名号则可获得感应与救度等。密教著名的马头观音，也为观音来源于印度双马童神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二）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发展

观音信仰在其产生之后的发展盘根错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观音信仰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而盛行的。在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双马童”的词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大乘佛教受其影响，塑造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形象。”

观音信仰为何随大乘佛教而盛行？这就要从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菩萨说起。大乘佛教也叫“菩萨乘”，它是以菩萨信仰为其理论和实践体系的核心的。何谓“菩萨”,菩萨是“菩提萨唾”的简称，在大乘佛教里，是仅次于佛的第二等果位。对菩萨的含义，《翻译名义集》卷131僧肇释：“菩提，佛道名，萨唾，秦言大心众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萨。”引法藏释：“菩提，此谓之觉，萨唾此曰众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所以菩萨的职责就是“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菩萨是佛教的高级职称，在大乘佛教中为第二等果位，高于罗汉，却次于佛。菩萨的职责就是帮助佛，用佛教的宗旨和教义，救度在水生火热中的芸芸众生。大乘佛教致力于普度众生，以菩萨作为理想的修行对象，认为如果一下子不能达到佛的境界，至少可以先做佛的候补者，而小乘是根本不承认菩萨的。

大乘与小乘都是佛教教派的名称。小乘佛教又称为“原始佛教”,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直接传承。到了公元一世纪左右，一个新的佛教派别诞生了，就是大乘佛教。一般认为，大乘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以龙树、提婆所创立的中观学派为代表的初期大乘（1-5世纪）和以无著、世亲所创立的瑜伽行派为代表的中期大乘（5—6世纪）以及密教流行的后期大乘（7-12世纪）三个阶段。密教是大乘佛教后期学说,是大乘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禳灾、祈福和多神信仰观念,以及中观、唯实及瑜伽术的修行方法,于公元7世纪出现在印度的一个新教派,其基本的特征表现在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语密”)、手结印契(手势和身体姿势,“身密”)、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7世纪《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产生以前的零散的密教形式被称为“杂密”，以后的密教有了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则被称为“纯密”。

伴随着密教的发展，此时的观音信仰也开始了全面密教化的进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各种观音咒术的出现，例如著名的观音咒——“六字大明咒”，该咒翻译成汉语发音为六个音节，即“唵嘛呢叭咪吽”，其意思是“归依莲花上之摩尼珠”。此真言为阿弥陀佛对现世观音菩萨的赞叹语，被密教认为是一切福德智慧及诸行之根本。不仅如此，各类密教观音均有其独特的神咒和印契，观音逐渐成为密教宣扬其教义理论与修道方法的重要凭借；其次是出现了大量密教型观音信仰的经典，例如《观咒》、《观世音说随愿陀罗尼》、《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观世音说应现与愿陀罗尼》、《观世音除业障陀罗尼》、《观世音现身施种种愿除一切病陀罗尼》等等；最后，密教化的观音信仰受到“身密”的影响，形成了大量不同造型、不同身姿、不同手印、不同相貌的观音形象，著名的有圣观音、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

正是在大乘思想的催化下，佛教把个人修行转变为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菩萨行”，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也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主张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因此观音被视为理想的菩萨形象，广为人们所接受。再加上，当时的大乘佛教积极鼓励信徒制造、供养佛像，以累积功德、福报，使得各地大量制造佛像，其中当然也包括观音像。菩萨观念再加上造像风盛行，观音信仰的传播就越来越广了。

二、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基本特征

（一）慈悲为怀

观音是以慈悲得名的，《悲华经》中有云：宝藏如来寻为授记：“善男子！汝观人天及三恶道一切众生，法大悲心。欲断众生诸烦恼故，于令众生住安乐故，善男子！我当字汝为观世音。” 这说明菩萨因具有大悲心，普令众生离苦得乐，因此宝藏佛为其命名为观世音。所谓“慈悲”即怜爱、怜悯、同情等意思，在大乘佛教中“慈悲”有特定的内涵，指的是“大慈大悲”，“慈”是给人以快乐，“悲”是解除人们的痛苦，两者合起来意即“拔苦与乐”。《大智度论》卷27解释说：“大悲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小慈但心念与众生乐，实无乐事，小悲名观众生苦，心苦，怜悯而已，不能令脱。大慈者念乐众生得乐，亦与乐事；大悲悯愍众生苦，亦能令脱苦。” 这都说明了观音慈悲博爱的精神。

（二）救苦救难

观音的神职功能以“悲”为核心，就是要把人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救出来。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世间众生的磨难悲苦最能与观音的大悲心相契应。观音的大悲愿就是将世间众生从苦厄中救拔出来。观音在《悲华经》上曾说：“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人遭受各种苦恼恐怖、忧愁孤穷，不能救拔，用尽心力也无法脱离痛苦。心中若是称念我的名字，无论我在何处，都将用天耳倾听，用天眼观看，解脱他的苦恼。只要还有一人无法解脱烦恼，我誓不成佛。”

（三）寻声救苦

《法华经》：“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是就菩萨的利生法门而言，即通常说的寻声救苦。

（四）法力无边

在佛国世界里，每个菩萨都有自己的愿力，像地藏菩萨为人“消灾延命”，药师如来能为人“治愈疾病”，文殊菩萨为人带来“大觉智慧”等等，各有所擅。但是观音菩萨就没有这些限制，他悲智勇猛，愿力具足，能以千遍万化之身以及各种无穷的威力，满足人们的各种生命愿望。观音拥有 闻声救苦的神力，这是其他的菩萨所不能企及的。

（五）显灵应验 观音信仰得以在古代印度流行，一方面是通过大量的观音经典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灵验事迹来体现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观音信仰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经中对观音菩萨救难解危得应验的表现作了详尽的描述，现摘录如下：“若是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诸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冤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齐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其名者，于此冤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瞋志，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从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观音应验表现在方方面面：救火难，救水难，救风难，救刀杖难，救罗刹、恶鬼难，救牢狱之难，救脱盗贼难。

除此之外，《观音慈林记》、《观音经持验记》、《关世音灵验记》中也记载着许多观音菩萨灵验的事迹，在此不一一赘述。

（六）引导开悟

袁宏道诗学的思想渊源 篇5

泼， 生” 它是不能以善恶加以 分别的。既然心之本体生意活泼， 人就要“ 解缆放船， 顺风张 掉， 则巨浸汪洋， 纵横任我， 岂不一大快事也哉! ”近溪语 (《 录》 )王豢和罗汝芳对心性本体的阐释， 为心之体向心之用的转移开辟了道路，它要求人们在应事接物中取消一切的执着 束缚， 一任本心之 自然。 泰州学派的此种思想对袁宏道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袁宏道不仅遍览了他们的著作 ，还与其后学焦 兹、 潘雪松、 陶石赘、 管东溟等有着密切的交往。 与绝大多数的晚明学者一样， 袁宏通也受到禅宗思想的 深刻影响。 中国禅学从达摩开始， 中经慧能， 至洪州临济， 愈来 愈向着突出主观自 肯定人 自 我， 身价值的方向发展。 在体用关 系上， 则强调体用相即， 重用轻体， 真如、 佛性逐渐逝去了先前 的光彩， 通过“ 即心即佛” 的主张而与平常 日 用融为一体， 这在 洪州、 临济禅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马祖道一洪州禅的核心思想 是“ 触类是道而任心” 他所说的“ 就是指如来藏佛性， 。 道” 他像 道家之“ 一样， 道” 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 他所说的“ 既具有 心”立基， 枯寂不堪。 后遇至人(指李蛰) ， 稍稍指以大定门户， 始得 自 在度日。” 徐同》 (《 )李赞接受的主要是洪州禅的思想， 认为“ 江西马大师亦以祖称， 以其为五家之祖也。 (《 ” 续焚书》 卷二， 《 五宗说》 )因此他主张随缘任运:“ 不必矫情， 不必逆性， 不必昧心， 不必抑志， 直官便舍官， 喜做官便做官;喜讲学便讲学， 不喜讲学便不肯讲 学。” 焚书》 (《 卷三， 《 李中溪先生告文》 )这种禅学主张给中郎 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 如中郎所说:“ 此事只求安心， 便作官也 好， 作农夫也好， 做会儿市贾亦好……凡事只平常去， 不必惊 群动众， 才有丝毫奇特心， 便是名根， 便是无忌惮小人， 反不若 好名利人， 真实稳安， 无遮拦， 无委屈， 于名利场中作大自 在人 也。 (《 ” 黄平倩》 )正与李蛰同出一辙。 中郎不仅这样说， 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三次出仕和归隐并未在他的内心形成多少矛盾心而动， 是为真佛。” 焚书》 《 (《 卷二， 为黄安上人三首》 怕做 )“冲突。 想求取功名， 便仕进;不堪官场恶浊， 便辞官;难耐寂寞，又出山。每一次都是顺任 自 不违本心。 然，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泰州学派、 禅学和李蛰 都对袁宏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郎接受了他们的顺任自然， 随缘任运思想， 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 他放弃了泰 州学派的仁义招牌和李蛰的圣人意识，比禅家也表现得更加 洒脱 ， 从而形成了他名符其实的纯任 自然、 直心而动 、 不受任 何束缚的人生哲学。 这种哲学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也是他诗学 理论的思想渊源。参考文献 :真如本体的性质， 又是指主观之心性， 关于二者的关系， 道一 认为道就是心，他把平常心的自 然任运看成是与道契合的唯 一途径。 他说:“ 道不用修， 但莫污染， 何为污染? 但有生死心， 造作趣向， 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 心? 无造作， 无是非， 无取舍， 无断常， 无凡圣” 只如今行住坐 ;“ 卧， 应机接物， 尽是道。 (《 ” 景德传灯录》 卷二十八)义玄临济禅继承和发展了洪州禅理。 义玄认为本体是一种神秘性的存在， 它像人在途中不离家舍 ， 离家舍不在途中一样 ， 义玄把此种神 秘本体作为禅悟的一种内在体验， 也转向平常日 他强调现 用， 实中的来去自由， 任运不拘: “ 但能随缘消旧业， 任运著衣裳，要行即 要坐即 无一念心希求佛果。 (( If 济录》 行， 坐， Cr a )洪州临济禅学思想对袁宏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郎在 《 为寒灰书册》 中说: “ 唐宋以来 ， 孔氏之学脉绝 ， 而其脉遂在马[11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1年版. [2」 黄宗羲.明儒学案.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31 任访秋.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3年版.75

论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 篇6

由于法的创制途径不同，在不同的国家，法的正式渊源的范围是不同的。在英美国家，判例是法的正式渊源，而在法德国家则不能作为法的正式渊源。我国法律制度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较为相近，法的正式渊源表现为以宪法为核心、以制定法为主的形态。在法的正式渊源中，宪法的效力最高，是首要法源。

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表现为如下类型：

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我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机构的设置与这些机构所行使的权力的范围和界限，代表国家的各种标志，同时又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基本关系，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宪法的创制上看，我国现行宪法是按照修宪程序完成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而产生的。 ②法律。在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中，法律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③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的规定或者实现自身的法定职权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我国，国务院不是西方

国家的与议会平行的中央政府，而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存在于国家机构体系中的中央政府。国务院立法对于地方立法，特别是对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活动具有主导性。在我国正式法律渊源中，行政法规低于宪法和法律，但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

④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指具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地方性法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律两种类型。我国地方性法律一般采用“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等名称。 ⑤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中，自治条例是一种综合性的法规，内容比较广泛。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活动，与一般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律的活动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⑥行政规章。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以及部分地方人民政府，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的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制定行政规章，以便执行法律和法规的要求或者实现自身部门的职责。行政规章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两种类型。

⑦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由于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

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在若干年内保持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在立法权限上和法律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

⑧国际条约。国际条约是指我国作为国际法主体同外国缔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以及其他具有条约和协定性质的文件。 我国法律的非正式渊源表现为如下类型：

①政策。作为我国非正式法律渊源的政策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著名法学家张杰教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它的政策对于我国国家机关在处理实际事务或者法律案件的过程中具有较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不过，执政党的政策只有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在我国，执政党的政策往往也是国家政策。

②判例。判例在我国法学界一般称为案例，不能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但是，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在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存在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③习惯。习惯是指由于同一种行为方式的不断重复而被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的行为规范，通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互动过程而逐渐演化成型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习惯包括地区习惯、职业习惯、行业惯例、民族风俗、国家习惯和国际习惯等类型。

④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在我国已被正式的发源所吸收，从而转化为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法律规

范。同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已影响到人们对法律问题的判断。法学家阿依古丽认为，在西方国家，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在很多场合下被视为一种“高级法”，或者被视为一种“自然法”，被人们广泛倚重。

⑤理论学说特别是法律学说。法学家阿依古丽认为，在法学史上，理论学说是法律渊源之一，如古罗马的许多法学家的学说构成了罗马法的一部份。不过，在现代社会，随着国家立法活动的日益精密，理论学说和法律学说一般不再被看作法的正式渊源。

4 结束语

我国当代法律渊源的研究是当前法律渊源研究的薄弱环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因而应当引起法学界的重视。我国当代法律渊源主要以成文法为主，由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所制订，很少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也很少受到他国法律的影响，反映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法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清楚，我国当代法律渊源兼具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即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从长期发展来看是不断调整、更新和变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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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璐.论新西兰的法律渊源[j].法制与社会，2010（4）：5-6.

士与妓的渊源 篇7

一、士与妓的结合

古代的“青楼”与妓女指代的是同一个意思, 但“青楼”一词起初与妓女并没有关系, 只是一种阀阅之家的代称。曹植《美女篇》有“青楼临大路, 高门结重关”句。至唐代“青楼”才渐渐由原来所指的金钱门第变为妓女所居的代指, 但两种意义仍然掺杂错出。宋元以后“青楼”成为与平康、北里、章台等平列的词汇。元人夏庭芝为妓女立传的著作取名《青楼集》;明人朱元亮将其辑注之《剽经》易名为《青楼韵语》;清朝俞达名其狭邪小说为《青楼梦》。于是“青楼”的本意反而不为今人所知了。

诗、酒、妓合一的境界是中国古代妓家的本质形象, 这种社会依存形象, 在美学上有它的依据, 不失为一种生存取向, 使人在风月流连之余, 更能积极地奋斗人生。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史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 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乃至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 一旦清醒, 始能与妻室团聚。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 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 像杜十娘。另一方面, 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 音乐在中国, 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 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她们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能操纵高级官吏者, 当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 凡有所说项, 有所较议, 胥取决于她的妆闺之中。”[1]

这段话较为公正地道出了古代妓家的真实境况。“妓家接客之初步, 先以音乐, 为中国妓业传统之特色, 举世所绝无仅有。”[2]

人类情欲的解决, 除了理性的婚姻范畴, 或皈依佛门, 妓家也算是一条出路。妓家活动无法依赖道德、法律的禁令以求克制, 血肉之躯的身体本身即具备了性与欲的发展条件。情欲宣泄的最佳境界自然是激情促成人类的创作意志, 产生杰出的诗文艺术, 使人性升华至神人合一的境界。如司马迁撰述的《史记》中, 亨德尔于修道院中写成不朽的乐章《弥赛亚》。妓家与士人的结合, 进而有诗歌文学的新境界, 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一大特色。虽然西方文学中也有以妓女为文学题材的, 如大仲马的《茶花女》等, 但其文学地位却远没有中国妓家那样的深厚而古远。

妓家的繁荣, 与社会经济相始终, 妓家的形象作为社会经济产物中的一种调剂滋润, 在农业社会几千年的静态文化经济中变化不大, 但最终由于和文士的结合而提升至一种高雅的境界, 成为诗曲文艺音乐的传播者, 表现为风雅的、性灵的、音乐的、诗酒的社会形象, 在艺术的传承中留下可歌可泣的爱情篇章。妓家和名士的结合使得妓家传统也起了根本变化, 其生活、居停、习尚、嗜好都要配合诗人骚客的趣味, 如此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身价求得社会的尊敬, 而且在与士大夫阶级的往还酬酢中结交权贵, 支配掌握地痞流氓等黑暗势力, 巩固其生存地位, 不致被吞噬、摧残。名士与美人相得益彰, 如果没有名士佳章为之歌颂润色, 则美人即使桃艳绝伦, 也往往老死璇闺, 不得名垂竹帛遗芳千古, 名士所作绮语为后世所传诵, 使一代红装尽照汗青。

二、士人的青楼书写

诗经时代风气开放, 是男欢女爱的黄金时代。楚辞时代巫娼盛行, 也没有直接吟咏妓女的作品。秦汉之后, 咏妓作品开始出现, 但妓女进入文学伊始, 被重视的就是“艺”而不是“色”。《古诗十九首》里出现了整篇吟咏妓女的诗作, 到六朝时, “听妓”、“看妓”的作品多了起来, 只是尚停留在妓家前身的女乐的范畴, 魏晋以后, 诗人名士与妓乐已有结合为一体的现象, 多见于六朝文赋诗章中的咏妓之作。宋梁之时, 诗人多, 妓诗也多, 如江总、何逊、庾信、萧放、沈约等都有妓诗流传。

隋朝在北方统一南北混乱局面后, 实施了许多革命性的措施, 乐籍被列入管理是众举措之一, 声伎歌舞女郎被列入“乐户”。始于隋唐之际的宫廷伎乐流行及于民间, 妓家盛行, 狎妓嫖院乃成为一时风尚。隋唐人好冶游, 在其所作诗文、传奇中多有流露, 名曰观妓、看妓、出妓、携妓、蓄妓等。

唐代的文学与娼妓结缘, 产生了不少诗酒唱和的佳作。武则天称帝彻底打破女子贞守, 妓女们更高张艳帜, 在众恩客中衡度人物, 自由恋爱。北里平康之兴始于唐之中叶, 妓与士之结缘, 大约取于唐之开科取士。唐代开科取士的最隆重节目是“曲江大会”, 这些新贵举子不管及第与否, 都趁此千载之机寻芳逐草, 教坊乐妓的参与使得活动达到高潮。这些新科进士筵酒酬酢、妓酒为欢, 从而日久生情。唐代进士与妓女过从结合形成风气。有些士举因情生爱, 甚至为妓而殉。

上流社会的妇女为礼教所束缚不出闺门, 妓女们则酬酢适应于贵族和知识分子之间。上至宰相节度使, 下至小吏逸少、诗文缙绅。开科取士使得素门寒士可以攀附北里妓家, “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 希望借名妓的引汲提携以晋见高门巨族的权要。金钱门阀不再是爱情的唯一标准, 妓与士的故事成为文人作品中写作素材的主流。新进士中有名士, 妓家有名妓, 于是恋爱故事层出不穷, 可歌可泣, 出现大量写妓的艳体诗和传奇戏剧, 世传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是显著的例子。诗人韩翊与长安名妓柳衣蕙的故事最为曲折, 有“章台柳”诗为世称艳。女冠鱼玄机与文人墨客如温飞卿、李近仁等都关系密切, 有缠绵艳丽的诗文留世。

唐人喜作冶游, 与妓女往还酬唱, 多在诗赋传奇中流露。近五万首《全唐诗》中, 有关妓女的达两千首之多, 唐人传奇《李娃传》写书生郑元和进京赶考, 遇名妓李娃后流连妓院以至沿街行乞, 是贡院举子迷恋妓院的典例。诗律大兴, 咏妓之作更多, 如王绩、卢照邻、张谔、皖楚、李白、崔颢、刘长卿、张谓等都有不少“观妓”、“携妓”、“出妓”的名作。“赠妓”在唐代最为盛行。李白的妓诗最多, 多为情致宛然、掷地金声之作。

唐代末世虽然颠沛流离, 但文士生活仍不脱“绮筵公子, 绣幌佳人”的绮丽温柔境界。欧阳炯《花间集》序:

“绮筵公子, 绣幌佳人, 递叶叶之花笺, 文抽丽锦。学纤纤之玉指, 拍按香擅。不无清绝之词, 用助娇娆之态。”

诗人的“清绝之词”配上妓家的“娇娆之态”, 正是文学与音乐的糅合, 士与妓结缘的明证。晚唐中的李商隐和杜牧是写艳体诗的开山大师, 杜牧的“十年扬州一梦”博得嫖客大家的美名。诗人温庭筠仕途不顺, 只在花街柳巷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他以妓院为题材的词最能表现艳丽典雅的境界, 读之可闻得妓家脂粉的香气。

妓与士唇齿相依、互为消长。唐代诗人的名句如无妓家为之歌唱则名不彰显, 妓女的侑酒歌唱使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 士人揄扬歌妓, 歌女依附名士。

唐宋以来男女社交即为狎妓, 士大夫狎妓成为流行风气。宋词中赠妓之作较多, 文人创作以妓家弹唱得以传播, 故曰宋词是妓家文学。宋朝的法律和道德, 都承认狭邪之游为正当行为, 理学兴起对召妓侑酒也影响甚少, 社会及家庭都视之为常态不以为讳, 二程中的程明道曾说“只要心中无妓, 不妨座上有妓”, 说出了道学家的态度与观点。

宋元明以后士与妓的关系更为密切, 咏妓、赠妓的互答之作日益增多, 词曲多以青楼故事为题材大事渲染。词曲在青楼中广为传唱, 唱曲随之流行民间。北宋柳永行为放荡, 一生潦倒, 过着嫖酒自娱的流浪生活。他擅长写词, 写了词之后先在妓院中传唱, 然后才流行市井。柳永晚年流落不遇, 死后无力乏葬, 是妓女们为之安葬, 可为名士与妓结合的典范。

明人长短篇小说都有写娼妓故事的, 短篇如《卖油郎独占花魁》, 长篇如《金瓶梅》等。明代一方面理学盛行, 另一方面文人则多在妓女身上做文章, 如钱谦益、吴梅村、王渔洋、 袁子才等诗坛宗匠、文界泰斗可谓典型。江南才子如祝枝山、唐伯虎等寄迹平康, 均作有风流辞赋。这些诗作记述了名士与妓家的结合, 使妓家面目感染了艺文的境界, 同时妓家的演唱使词曲而得以流传。

明清小说这一新兴文体的发达为青楼生活的描写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明末郑若庸作《玉记》等多停留于劝诫和道德批判的层次。名士品妓之风在清代极为流行, 妓家与文士的结合出了不少大家。清代文学创作由“非文人”的说唱转入文人手中, 通俗小说得以发扬, 有文人专门从事才子佳人小说创作, 将妓家风气转为文人风气。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盛行, 可以说是明代以来的遗传与变体发展。除了风花雪月的雅游宴乐之事, 还有专以冶游为题材的众多美丽凄艳的冶游小说。冶游者多为文章道德冠冕一时的诗文才子大家。专写妓女优伶的书典雅清丽, 堪称一绝, 成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主流。其中品妓之作多半是绮丽柔婉的诗词。如苕溪墨生有“青楼竹枝词”, 举凡青楼规则, 无不形容尽致, 苕溪墨庄居士有“沪北竹枝词”, 其中八绝皆述勾栏管弦如沸的风月春梦事, 苏台嗜云逸士有“冶游竹枝词”, 从妓女入门为娼以至脱籍, 皆形容尽致, 为品评妓家之佳作, 半禅居士咏“浪游琐事”蝶恋花十二阕, 与妓家有关者颇有传神之笔。从“品妓”到“嘲妓”是一脉相传的社会人对妓家的基本态度。

光绪初年, 慕山真人作《青楼梦》为一时代青楼小说的鼻祖。民国初年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即是一脉相寻。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 民国初年风行上海, 为青楼社会的现实写照。之后又有张春帆的《九尾龟》、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等一系列上海妓家的写实之作。20世纪20年代张恨水创作长篇小说《春明外史》, 叙述主人公杨杏园与青楼雏妓梨云间的一段情缘, 读后让人荡气回肠。新中国成立前其他描写妓女形象的作家作品数量不多, 且多从道德评判的角度, 控诉黑暗社会。而今日的妓女则纯粹是肉欲的承载者, 文化的内涵尽失, 与昔日的青楼不能相提并论。青楼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了。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文掌故, 记述了中国古代不幸女性溷落歧途挣扎沉浮, 却又在博大精深的文化感染下瑰丽多姿的活动, 描绘出纤弱女性所体现的坚忍不拔的生存领域。“妓女系列的作品常常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置于思想法庭和道德法庭上, 而且给予了并非都是公正的判决。”[3]当然, 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 决不单纯来自妓家, 但妓与士的结合, 妓女无疑是创作母体的孕育、培养和推动者。“诗话青楼的文学作品, 几乎是与青楼同始终、共命运的。没有青楼, 中国文学恐怕要减色一半, 而没有文学, 青楼则只是简单的肉体交易场所。”[4]抽离了妓家的活动, 古代中国艺文的光辉, 必将黯然失色。

摘要：青楼一直被当做色情、堕落的代名词, 似乎它总是与身体和欲望相连接。今人把青楼与卖淫联想为一体, 是不明白古人的生活习尚和妓家本质及其参与社会所取的姿态。在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中, 妓家文化实是一条主要支流。士人的咏妓之作为美人增色, 而士人的诗、词之作通过妓家的传唱才得以流传。名士、美人相得益彰, 士与妓的结合成为青楼文化的主体特征。

关键词：妓家,士人,青楼,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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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的渊源 篇8

麻将的历史起源

麻将起源于中国,原属皇家和王公贵族的游戏,其历史可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

麻将最初为古代的博戏。根据《史记》和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博戏的产生至少在殷纣王之前。我国最早的博戏叫“六博”,有六支箸和12个棋子,箸是一种长形的竹制品,相当于今天打麻将牌时所用的骰子。

据《颜氏家训·杂艺》所载,可知博戏又分大博、小博。大博的行棋之法已不可考。小博的玩法在《古博经》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方法是:两人相对坐,棋盘为12道,两头当中为水。把长方形的黑白各六个棋子放在棋盘上。又用鱼两枚,置于水中。比赛双方轮流掷琼,即骰子,根据掷采的大小,借以决定棋子前进的步数。棋子到达终点,将棋子竖起来,成为骁棋,或称枭棋。成为骁的棋,便可入水“牵鱼”获筹。获六筹为胜。未成骁的棋,就称为散棋。骁棋可以攻击对方的棋子,也可以放弃行走的机会而不动,散棋却不可。

麻将的转变

汉魏以后,博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博戏中的棋子脱离琼而独立行棋,向象棋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游戏。而博戏的琼变为五木,即五个木制的骰子,也独立成为一种博戏用具,称为樗蒲。以掷点分胜负。相传这是曹植所造的骰子,当时用玉制成,后改用骨制。变五木为两骰,立方体,其六面刻点,点数从一到六。所以当时又叫“双六”。

博戏到了唐代,骰子成为一种独立的博具。并且由两个骰子变为六个骰子。据《西墅记》所载,唐明皇与杨贵妃掷骰子戏娱,唐明皇的战况不佳,只有让六个骰子中的两个骰子同时出现“四”才能转败为胜。于是唐明皇一面举骰投掷,一面连呼“重四” 。骰子停定,正好重四。唐明皇大悦,命令高力士將骰子的四点涂为红色,因此直到今天,骰子的幺、四两面为红色,其余四面都是黑色。

自唐代后,用六个骰子合成各种名目以决胜负的戏娱方法,在当时称为骰子格。在骰子格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最完善的戏娱用具是宋徽宗宣和年间产生的骨牌,又叫宣和牌,即现在一些地区仍流行的牌九、牛牌、天九牌。骨牌用象牙或象骨制成,变骰子的立方体为长方体,变骰子的六面镂点为一面镂点。骨牌有21种花色,每色都是由两个骰子的点数组合而成,因此骨牌中最大为12点,最小为2点。每色有两张或一张,共32张。

唐代中期,与骰子格同时,又有种叫“叶子戏”的游戏出现。当时所称的“叶子戏”,并非一种成形的游戏。只不过是玩骰子格时记录输赢数值的纸片。但这种并非游戏,只是记录数值的纸片,后来人们就把它看成是麻将牌的鼻祖。

麻将的基础花样源于明代的纸牌“马吊”。顾炎武《日知录》中说:“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到明代天启年间,本来作为游戏的附属品筹码,经过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戏娱用具,即马吊牌。

大约到了清末,纸牌增加了东、南、西、北四色风牌,每色四张。那时人们最常用的桌子是方桌,又叫八仙桌。八仙桌的名称是从就餐时可以坐八个人得来的。用于打牌时总是面向一方,这就限制在一方里不能坐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玩牌由四人来玩的习俗,四人各坐一方。人们还从四方得到了启发,在纸牌中增加了东、南、西、北风。

至于三元牌中、发、白的增加,可能是人们对升官发财的向往。中就是中举,中解元、中会元、中状元,称为中三元;发即发财,中了举,做了官,自然也就发财了。白板可能是空白、清白之意。

后来人们发现在玩麻将时常常把牌拿完了,也没有人做成牌,感到扫兴。为弥补这个缺憾,于是又增加了听用。最初的听用只增加两张,逐渐发展增加为更多的张,直到发展为有绘的麻将牌。

但由于纸牌的数量多,在取、舍、组合牌时十分不便,人们从骨牌中受到启发,渐渐改成骨制,把牌立在桌上,打起来就方便了。正宗的麻将牌从此开始。

麻将牌形成以后,上至朝廷,下至平民,无不喜爱。平民百姓们也从打麻将中得到了乐趣。

麻将在中国

麻将运动不仅具有独特的游戏特点,而且具有集益智性、趣味性、博弈性于一体的运动,魅力及内涵丰富、底蕴悠长的东方文化特征,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化现象,麻将运动确有其表现形式上的多元性。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价值堪称国之瑰宝;也有人深恶痛绝,认为麻将是赌博之首,其罪恶程度几与吸毒无异。

麻将与赌博并没有必然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赌博消失了,麻将却在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健康地存在了许多年。

麻将只有一百余张,打起来却丰富多彩,既斗智又斗勇。前人对参加打麻将的牌手曾有要求:“入局斗牌,必先炼品,品宜镇静,不宜躁率,得勿骄,失勿吝,顺时勿喜,逆时勿愁,不形于色,不动乎声,浑涵宽大,品格为贵,尔雅温文,斯为上乘。”这正体现了麻将娱乐本身的旨意和精神。

正因为麻将牌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娱乐性和益智性,因而很受人们的喜爱,流行很广,影响很大。现在麻将牌不仅在亚洲盛行,而且还流行欧美。当时出口的麻将牌,牌面上往往还有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以及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把麻将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也不乏其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触角已经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近年来,有人开发出“麻将软件”,人坐在计算机前,按动键盘,就可以同计算机打起“雀战”,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