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共11篇）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篇1

1.《热风》：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2.《坟》：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3.《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4.《而已集》：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5.《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 „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6.《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7.《南腔北调集》：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8.《伪自由书》：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9.《准风月谈》：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10.《花边文学》：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11.《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篇2

一、先秦时期的国号大都由发祥地的地名而来

夏朝:当时因禹治水有功, 舜帝便将夏地 (今河南登封一带) 赐封于他, 禹称帝后, 便把国号定为夏。《史记·夏本纪》说:“夏者, 帝禹封国号也。”

商朝:商人始祖契因助禹治水有功, 尧舜之际被封于商丘 (今河南商丘一带) , 故成汤革命灭夏后, 改国号为商。商王盘庚时, 把都城迁到殷地 (今河南安阳) , 故后人又称商朝为殷商。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说:“商之国号, 本于地名, 因始祖契封于商, 始从地名为国号, 继而有天下之号。”

周朝:周, 本来是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方国。西周先祖古公亶父率族众迁居于岐山之阳 (今陕西岐山县) , 从此这一带有了周原的称号。所以武王克殷以后, 便以周为国号。《史记·周本纪》中载:“因太王所居周原, 因号曰周。”

秦朝:秦人始祖非子, 受周孝王诏, 主管养马, 因成绩卓著, 赐姓“嬴”, 被封于秦池 (今甘肃天水一带) , 秦国和秦朝的名称即来源于此。

二、汉唐时期的国号大都由爵号、封号、官职等名称而来

汉朝:秦朝末年, 群雄并起。秦亡后, 项羽分封十八个王, 自称“西楚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 辖巴蜀汉中。所以, 刘邦称帝后, 定国号为汉。

三国:曹操在汉献帝时被封为魏王, 其长子曹丕袭爵, 公元220年代汉自立, 定国号为魏。刘备占据四川, 自称汉中山靖王后代, 称帝后沿用汉号;因四川称蜀, 所以历史上又称蜀或蜀汉。孙权建都于南京, 是古代吴地, 国号因之为吴。

晋朝:曹魏末年, 晋武帝司马炎之父司马昭曾被封为晋公, 司马炎篡位后即定国号为晋。

隋朝: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 因辅佐宇文泰建立政权有功, 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 晋封隋国公。杨坚袭其父的爵号, 因此称帝后定国号为隋。

唐朝:李渊的祖父李虎辅佐宇文泰建立政权, 受封为“八柱国”之一, 死后追封为唐国公。李渊世袭唐国公爵位, 618年称帝后, 改国号为唐。

宋朝:赵匡胤称帝前, 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节度使。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定国号为宋。

三、元明清时期, 多取用文字的含义命名朝代, 以表达某种寄托

辽朝:由于铁矿资源丰富, 冶铁技术先进, 契丹族因而能生产一种优质镔铁, 这种镔铁在契丹语中叫“辽”。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定国号为辽, 取其坚固之意, 以象征国家政权牢固。

金朝:由于其境内的虎水 (今沙金河) 盛产沙金, 因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 据《金史·太祖纪》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认为, “辽以镔铁为号, 取其坚也。镔铁虽坚, 终会变坏, 惟金, 不变不坏, 于是国号大金。”

元朝:元太祖铁木真时并无国号, 只称蒙古。元世祖忽必烈时, 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 始定国号为元。《说文解字》释曰:“乾者, 天也, 阳也”;“元者, 始乾也”。“乾元”就是万物赖以滋生的本元。忽必烈以元为国号, 希望其政权根基牢固, 宏大长久。

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 除了源于明教, “明王出世”的传说之外, 还因为明是“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朱元璋希望统治清明, 使朱家天下同日月并存。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篇3

《热风》：１９２５年编定，收入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４年间创作的杂文４１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于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和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编定，收入了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６年创作的杂文３１篇、３２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编定，收入了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２５年间创作的杂文２３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

《而已集》：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编定，收入了１９２７年创作的杂文２９篇，附１９２６年创作的杂文１篇。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犯下了累累罪行。当时目睹了敌人暴行的鲁迅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三闲集》：１９３２年４月编定，收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间创作的杂文３４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１９２８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１９３２年４月编定，收入了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间两年间创作的杂文５１篇。１９３０年５月７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１９３３年７月编定，收１９３３年１月至５月创作的杂文４３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１９３２年２月编定，收入了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３年间创作的杂文５１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编定，收１９３３年６月至１１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６４篇。从１９３３年５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了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创作的杂文３６篇和４８篇。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

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的由来 篇4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应朝鲜劳动党与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派出部队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中国派出的部队，为什么称之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赴朝参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而提出来的，它既是一种战略上的决策，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它经历了一个由酝酿、提出到最后定名的过程。

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根据两次国防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央军委于7月13日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

东北边防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那么，必要时以什么名义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呢？对此问题，7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防会议即提出，东北边防军一旦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的形势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次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

义致电东北军区负责人，要求于8月中旬召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明确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令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并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8月13日，东北军区负责人在沈阳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大会，进一步明确东北边防军的任务就是准备出动到朝鲜，援助朝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他在报告中指出：“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的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

这么说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曾考虑和提出，东北边防军一旦赴朝参战，即采用志愿军的名义。据有的资料讲，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初曾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援助朝人民军作战。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黄炎培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周恩来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黄炎培说：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后说道：有道理！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这是民间的事，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毛泽东说着，拿起笔来将“支援”两字改写成“志愿”。周恩来说：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随后，1950年9月15日，美军从朝鲜中部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全线进抵“三八线”金日成向中国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斯大林也发来了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

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10月4日和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1950年10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至此，东北边防军不仅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且，以后陆续出国赴朝参战的部队，都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参战，而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军队，是官方的，如果以此名义出国参战，表明是国家派出去的，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国参战，是民间的，是人民群众志愿组织的。这样做，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比较策略，对中国有利。正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1950年10月14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目前并不怕打，但我们并不希望大打，也不等于向美国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

美国军队遭到我志愿军沉重打击后，他们知道遇到的是“中共正规军”，而不是什么“志愿军”。但是后来他们也承认了志愿军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害怕把战争扩大，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和新中国开战，中、美两国还未进入战争状态，以安抚其国内人民及其盟国。关于中国以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说：“中共政府给这些部队起了一个好名－－‘志愿军’。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两全其美。”

2022年惊蛰节气名称由来 篇5

惊蛰，是干支历卯月的起始，一般在公历3月5日或6日。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在历史上，惊蛰还有一个称呼，叫“启蛰”。《夏小正》里的文字印证了这一点：“正月启蛰”。在汉初以前节气的顺序为：立春—启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汉代，汉景帝的名字是“刘启”，当时为了避讳，就把“启蛰”改为惊蛰，意思相近。节气顺序就调整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时间不断向前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不再需要避讳，人们又重新使用“启蛰”的名称。只不过，后来唐代《大衍历》再次采用了“惊蛰”的名称，沿用至今。原本动物在入冬后藏进土中、地下，叫做“蛰”，顾名思义，“惊蛰”即天上春雷隐隐，惊醒了蛰伏的动物，也提醒人们，即将进入春耕时节。谚语“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惊蛰为什么要祭雷神

惊蛰的节气神乃雷神。雷神作为九天之神，地位崇高。各地客家均有俗谚云：“天上雷公，地下舅公。”此语一方面指出了舅父在家族中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暗示雷公是天庭中继天公之后的重要神祗。在我国台湾，惊蛰的节气神是“雷公”相传“雷公”是一只大鸟，而且随时随地拿着一支铁锤，就是他用铁锤打出隆隆的雷声，唤醒大地万物，人们才知道春天已经来临了。壮族社会也流行“天上最大是雷公，地下最大的舅公”的俗语。

惊蛰节气的民间传统饮食

1、煎饼

在山东的一些地区，农民在惊蛰日要在庭院之中生火炉烙煎饼，意为烟熏火燎整死了害虫。煎饼因是用原粮制作，麸皮没有去掉，所以营养丰富，吃起来香酥松柔，且便于存放和携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方食品。有人认为，食用煎饼需要较长时间的咀嚼，因而可生津健胃，促进食欲，促进面部神经运动，有益于保持视觉、听觉和嗅觉神经的健康，减缓衰老，不失为一种保健食品。

2、蛋

除了吃梨，民间还有惊蛰吃蛋的说法，据说是因为惊蛰这一天要祭祀白虎，而白虎通常獠牙张嘴，只有以蛋喂食，饱食后它就不会伤人了。而经过演变，当初喂给白虎的鸡蛋，如今变成了喂给人们自己啦。每星期不宜吃超过三只蛋黄，蛋白则不在此限，而且每天不应摄取超过300毫克胆固醇。原来蛋白不含脂肪，也不含胆固醇，是接近纯蛋白质的食物，所以蛋白的摄取量不像蛋黄般受限制。

3、炒豆

在陕西，一些地区过惊蛰要吃炒豆。人们将黄豆用盐水浸泡后放在锅中爆炒，发出噼啪之声，象征虫子在锅中受热煎熬时的蹦跳之声。黄豆真的是价廉物美，对于女人来说，它含有的异黄酮素又能产生与雌激素荷尔蒙相似的效用，降低血液胆固醇，保护心脏，预防乳癌骨质疏松的情况。

4、玉米

在少数民族地区，广西金秀县的瑶族在惊蛰日家家户户要吃“炒虫”，“虫”炒熟后，放在厅堂中，全家人围坐一起大吃，还要边吃边喊：“吃炒虫了，吃炒虫了!”尽兴处还要比赛，谁吃得越快，嚼得越响，大家就来祝贺他为消灭害虫立了功。其实“虫”就是玉米，是取其象征意义。玉米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食品，美味可口，营养价值高。它含纤维素特别高，而纤维素可加速肠道蠕动，降低胆固醇吸收，预防冠心病。此外，玉米中还含有大量镁，镁可加强肠壁蠕动，促进机体废物的排泄，对于减肥非常有利。

5、芋头

赣南闽西一带的客家人，在惊蛰这天要在热水中煮带毛的芋子、炒黄豆(代表消灭多种虫害)。中医认为芋头可补中益气，因其含有丰富的黏液皂素及多种微量元素，可帮助机体纠正微量元素缺乏导致的生理异常，同时能增进食欲，帮助消化。

6、醪酒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篇6

四大洋是地球上四片海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的总称，也泛指地球上所有的海洋。海洋面积为36100万平方公里，太平洋占49.8%，大西洋26%，印度洋20%，北冰洋4.2%。世界海洋面积太平洋占将近一半，其他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占一半。由于海洋学上发现南冰洋有重要的不同洋流，于是国际水文地理组织于确定其为一个独立的大洋，成为五大洋中的第五大洋。但在学术界依旧有人认为依据大洋应有其对应的中洋脊而不承认南冰洋这一称谓。其中，海洋3611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积2/3以上达71%分为四大洋;陆地1489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积29.2%不到1/3，分为七大洲。南极洲1400万平方公里无人居住。人类居住的陆地面积实际为135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积26.47%，四分之一多一点。约相当于13个中国国土的面积。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篇7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3〕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4〕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5〕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6〕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2〕《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3〕《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4〕《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5〕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鲁迅杂文集名释义 篇8

鲁迅先生的杂文犀利、深刻，一篇篇杂文如匕首、投枪刺向敌人胸膛。其杂文集名，同样反映出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恨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之心。

《热风》先生前期杂文集，1925年出版。先生对于当时的黑暗现实颇为不满，写文章进行抨击，“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称之为《热风》。”

《坟》先生前期杂文集，1926年出版。先生认为“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棗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生愿的”，所以先生将杂文集命名为《坟》，意即将“一切一切”都埋掉。但先生又自认为没有刘伶那中“死便埋我”的放达，“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所以，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华盖集》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杂文。先生有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则是厄运，华盖在上，人给罩住了，便四处碰壁。1925年，先生因《咬文嚼字》（yǎo wén jiáo zì）和《青年必读书》而遭到一些所谓学者文人的攻击，先生自称“碰了两个大钉子”，所以先生将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而出版于1926年的《华盖集续编》则是因为“年月改了，情形依旧”。

《而已集》先生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闲集》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有过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成仿吾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该集时，“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杂文，1932年出版。1930年，《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棗鲁迅》，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等。而在此之前，亦有人说鲁迅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所以先生“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起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来揭示“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伪自由书》1933年上半年，鲁迅用“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

上发表短评，“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5月以后便不能发表，先生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所谓“„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所以将投给《自由谈》的已刊和未刊的杂文收成集子，称为《伪自由书》，于1933年出版。

《准风月谈》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杂文，1934年出版。1933年5月，《自由谈》登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鲁迅先生不得不适当改变内容，“谈风月就谈风月吧”，以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写。这些杂感，表面上是在谈“风月”，实质上是从“风月”来映出“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因此先生称之为《准风月谈》。

《南腔北调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发表了署名为美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鲁迅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先生自己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所以先生将1934年3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命名为《南腔北调集》，是一种自嘲，更是对美子的嘲讽。《且介亭杂文》1935年，先生在上海“越界筑路”区域棗即“半租界”棗收集1934年所作杂文，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国的主权只剩下一半。后又有《且介亭二编》、《且介亭末编》。

《花边文学》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杂文，1936年出版。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

（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

鲁迅《三闲集》杂文集:《通信》 篇9

通信(并Y来信)〔1〕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2〕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3〕，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4〕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N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5〕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6〕，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7〕，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篇10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2〕，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3〕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4〕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5〕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lar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3〕《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贿赂求救。韩贿赂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某笔》 篇11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

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4〕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其二

征求父母广告余现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纯无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继逝世，余独取家资，来学广州。自思自觉单身儿子，有非常之寂寞。于是自愿甘心为人儿子。并自愿倾家产而从四方人事而无儿子者。有相当之家庭，且欲儿子者，请来函报告(家庭状况经济地位若何)，并写明通讯地址。俟我回复，方接洽面商。阅报诸君而能介绍我好事成功者，应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当有谢谢。申一○六通讯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余希成具。

(右一则见同日广州《民国日报》。)

谨案：我辈生当浇漓之世，于“征求伴侣”等类广告，早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昔读茅泮林所辑《古孝子传》〔5〕，见有三男皆无母，乃共迎养一不相干之老妪，当作母亲一事，颇以为奇。然那时孝廉方正〔6〕，可以做官，故尚能疑为别有作用也。而此广告则挟家资以求亲，悬百金而待荐，雒诵之余，乌能不欣人心之复返于淳古，表而出之，以为留心世道者告，而为打爹骂娘者劝哉?特未知阅报诸君，可知广州有欲儿子者否?要知道倘为介绍，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谢谢”者也。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

〔2〕《选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杂志。

〔3〕CF男士指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当时北新书局主持人。该书局出版的非洲须莱纳尔(OliveSchreiner)所著《梦》的中译本，译者张近芬署名为CF女士。这里是对李小峰的戏称。

〔4〕太医院宫廷医疗机构。

〔5〕《古孝子传》清代茅泮林从类书中辑录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盘佑、郑缉等已散佚的《孝子传》成书。这里引述的事，见该书《五郡孝子》篇。“三男”应是“五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