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入证明

新收入证明（精选6篇）

新收入证明 篇1

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 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一个货币指标, 拿钱的多少做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 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 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 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 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 比普通人吃肉, 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 一碟带肉的菜不过20来元。二者相差300多元, 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三四元钱, 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 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 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 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 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 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 一两块钱的差别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 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 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 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 现在大家都吃饱了, 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拿通讯来讲, 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 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拿穿戴来讲, 改革前淮河以北的穷人一般不穿鞋, 只有在冬天, 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 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鞋子很便宜, 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双鞋, 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钱多, 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 其额外的享受几乎等于零。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 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 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前只有一些高级领导才有别墅行宫, 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 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多了。向前看, 住的差别还很难缩小。以上的分析说明, 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 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别, 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 方法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 不是卖经济适用房给普通群众。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 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 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 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 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 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才是聪明的消费。

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 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前收入都很低, 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 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 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 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 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 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 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 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是这种均贫富的行为万万不可用暴力的手段。暴力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全社会都变成穷人。

新收入证明 篇2

肉牛产业是新晃县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为了打好新晃黄牛金字招牌，保证肉牛产品质量，增加肉牛产品市场竞争力。新晃县工商局根据吴仪副总理在国家工商局报送的《关于运用农产品商标地理标志促进农民收入的意见的报告》作出的“运用农产品商标地理标志促进农民收入是个好办法”要秋“切实抓好落实”的重要批示精神 ，在新晃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创造条件，使“新晃黄肉牛”成功获该县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怀化市第一张与动物有关的国家“地理标志”名片，成为继我省“湘绣”、“浏阳花炮”、“临武鸭”等之后一知名品牌，为新晃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据新晃县扶贫办数据显示，2008年，全县加工肉牛8800吨，加工畜皮20万张，创产值7.08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18%。牵动农户925户，劳动力3.7万人，农民养牛7.52万头，出栏2.95万头，产值达1.5亿元，养殖户户均实现增收1700余元，全县301万人通过黄牛产业脱贫致富，占全县总脱贫人口的43.6%，全县绝对贫困人口较“九五”初期减少了7万人。

1 促进新晃黄肉牛产业专业化、规模化，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新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有可养牛草山草坡119.9万亩和熟练的黄牛养殖技术加上熟练的肉牛加工技术，发展肉牛产业经济得天独厚。由于受“养猪为了过年，养牛为耕田”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一家一户养殖，不成规模。“新晃黄牛肉”获“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后，新晃县将肉牛产业开发项目列为十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大力实施“十乡百村万户”优质肉牛基地建设，该县肉牛养殖由传统养殖向适度规模养殖，由小农经济型向“公司+基地+农户”的转变。截止2008年底，全县建立十个基地乡镇养殖专业户50-80户，养牛规模1000头左右的养殖小区30个，养牛达18.63万头，人均0.6头，是全国人均的8倍，出栏7.01万头，是全国人均的10倍，实现肉牛产值1.02亿元。其中该县扶贫办和畜牧部门先后在 全县10个贫困村建立了能繁殖小区10个，饲养能繁殖母牛2945头，建立了育肥牛示范小区10个，发展10头以上规模肉牛育肥专业户580余户，省定扶贫村凉伞镇冲场村143户农民就有123户种草养牛，养牛8头以上的大户35户，2005年仅养牛一项就使该村贫困农民增加纯收入685元。牛肉加工上，该县通过引导佳信牛肉食品、老蔡牛肉食品等龙头企业对作坊式加工进行整合，形成了以佳信食品有限公司、老蔡食品有限公司为主的肉牛加工小区，并形成佳信食品冷鲜加工、老蔡肉牛休闲熟食品加工两大系列产品，全县生产干牛肉、麻辣香牛肉等2500吨，创产值1038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3.41%，比上年增加6.15%。今年该县又规划建设了兴隆镇柏树林肉牛食品加工工业小区，目前已经进入有技术实力的肉牛加工企业10余家。

2 拓宽了新晃肉牛产业市场销路，增加农民收入

“新晃黄牛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在WTO框架下享有驰名商标同等的法律待遇，并在国际获得重点保护的特殊商标，是发展新晃肉牛产业，促进其市场化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它以商标为载体将新晃黄牛肉的来源、特征、质量介绍给消费者，为他们选购时提供一种识别和引导，产生信任感和选购欲望。另一方面促使新晃肉牛产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注意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和创新品牌意识，使自己被市场所接受，得到消费者认可，保持市场竞争力，拓宽市场销路增加农民收入。截止2008年，全县肉牛加工企业已在长沙、武汉、郑州、广州、深圳、成都、北京、上海、杭州、海南、重庆、南京、广西等20多个省、市、区建立了销售网点，在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有着固定的销售群。出口创汇2000亿美元。

3 进一步增强了品牌意识

“新晃黄肉牛”获地理标志产品使新晃肉牛产业各业主认识到品牌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是市场竞争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拥有知识品牌的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条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能力，从而激励企业争创品牌。2008年老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又成功注册了“老蔡牛肉”、“富桥牛肉”，申请了“夜郎文化”、“清真食品”的包装专利。“老蔡牛肉”系列产品通过省级知识品牌现场验收，多次荣获“湖南省国际农博会金奖”产品成功进入了上海、广东省等大都市市场，并出口东南亚、东欧等国家和地区。2008年出口牛肉240吨，创汇800万美元。公司被评为“怀化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4进一步提高牛肉的附加值，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

新收入证明(事业单位) 篇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兹证明 同志身份证号码 系本单位正式、在职、在编人员，已连续在本单位工作 年，目前在本单位担任 职务，近一年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分红）为 元（小写： 元）。

本单位承诺提供的以上情况真实，如因上述情况与事实不符而导致贵行经济损失，愿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单位公章或人事部门章:

年 月 日

调查人：

团队主管或网点负责人：

支行分管行长或行长：

新收入证明 篇4

State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在 职 及 收 入 证 明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Mr./Ms., born on , has been working in our company since.He/She is now in position of , His/Her annual income(including salary, bonus, subsidy, etc.)is RMB yuan after tax.兹证明，男/女，出生日期 年 月 日，自 年 月起在我单位工作，职务，税后年薪（包括工资、奖金、补贴、分红等）为人民币 元。

特此证明。

Name of Company

单位（盖章）

Date:

新时期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探究 篇5

从平均分配的思想到效率与公平兼顾, 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分配制度的变化, 加速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图1列出了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1978年~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高等教育的普及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了条件 (见图2) 。

资料来源: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职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也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扩大创造了空间 (见表1) 。

资料来源:1990年数据来源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3年所编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第二册) , 2000年数据来源于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样数据库, 2005年数据来自1%人口抽样数据库。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

笔者认为, 利用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家计调查中居民家庭的高、低收入组变化来确定中等收入上下限的办法可以很好的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范围。

1.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下限确定

(1) 首先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进入0.4以下判断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年份 (根据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以恩格尔系数反映生活水平的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0.6以上为贫困, 0.5-0.6为温饱水平, 0.4-0.5为小康水平, 0.3-0.4为富裕水平, 0.2-0.3为最富裕水平) 。根据下表:

表2我国家庭居民恩格尔系数表单位:%

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2000年以后就进入了0.4, 但截止到2010年为止,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庭居民恩格尔系数尚未进入0.4。因此在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时, 笔者主要从我国的城镇居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于中等收入的上下限的确定, 具体根据如下公式选取:

中值+全距/6=中等收入的上限

中值-全距/6=中等收入的下限

其中:

全距=当年最高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当年最低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中值= (当年最高收人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当年最低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2

下表3是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计算出全国各年中等收入上下限。

表3依据2008年~2010年各年数据计算城镇居民中等收入上下限单位:人/年/元

资料来源:高收入户、低收入户和全部调查户年人均收入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1年各期, 其它栏数据以这些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中等收入范围的上下限取整数, 2010年是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2.4万元 (以一家三人计, 家庭年收入为5.4万~7.2万元为中等收入) 。这里计算统一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是指家庭有收入的成员纯收入总和 (扣除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和缴纳“四金”) 分摊到家庭全部成员所得的平均数, 近几年它一般为不扣除所得税、“四金”的个人名义收入的九成上下, 是比个人职业收入更可靠的数据。

根据上文的方法所计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水平, 其中剔除了不同地域的收入差别。因此, 6万到8万之间的收入也只能是作为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的下限, 即只有收入达到了这个最低的标准才可能算作是中等收入群体。

2.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上限确定

按照上述方法得到下表2010年上海的中等收入上下限。

表4依据2011年上海市数据计算城镇居民中等收入上下限单位:人/年/元

资料来源:2011年《上海统计年鉴》

对上表上海的中等收入范围上限取整,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万元到5万元。若以一家三人计, 则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最高可为15万元。由于上海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居全国首位, 故选取上海市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上限作为全国的标准。

综上所述, 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的下限可以定在家庭年可支配收入6万~8万之间, 而上限的标准可以定为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5万元。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扩大的重要意义

1.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刺激消费, 扩大内需

从社会阶层结构角度看, 首先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我国的消费率 (消费占GDP的比率) 会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而不断上升, 市场需求会有更大的提高, 从而刺激消费, 最终带动GDP的增长。其次, 中等收入者有消费结构升级的欲望和消费能力。根据边际消费倾向, 中等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根据经验表明, 高收入群体倾向于购买进口的高档商品;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主要消费低端的生活必需品;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是用于购买本国生产的高端、新型商品, 从而更能够推动我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2.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有效地缓解我国收入差距过大

随着城乡、地区、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群众利益诉求呈现差异化、多样化的特征, 利益矛盾日渐突出。同时, 基尼系数 (见下图) 的不断上升给社会的收入分配也敲响了警钟。

中等收入群体在贫富分化的社会利益矛盾中具有缓冲功能和安全阀作用。它的发展, 使得社会分层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和竞争机会的“阶级竞争关系”, 逐步形成有序竞争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运行机制;进而使得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社会排斥、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风险具有了一定的可调节性。

四、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扩大的建议探究

1.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有效途径

(1)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扩大我国的教育水平。根据明瑟收入函数的模型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 发现近年来受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比较紧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2004-2008年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 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分别为13.84%、14.57%、14.79%、16.44%和16.75%, 逐年呈上升趋势。因此要在政策上引导大学生的就业理念, 防止热门专业扎堆现象, 从而改变就业格局, 缓解结构性失业, 为更多的大学生未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奠定基础。

(2) 重视农民工群体, 提高农民工收入。利用Mincer劳动挣得函数, 通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 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学者龚斌磊等研究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问题, 并得出结论, 加强对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和岗前培训, 以及消除社会观念和制度中对农民工性别和地域的歧视, 创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可以更快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

2. 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有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在减轻中等收入群体压力方面, 政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并继续调控我国的楼市,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扩大有效供给;在初次分配领域, 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在再分配领域, 加强税制改革, 加大结构性的减税力度。

3. 注重产业结构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纵观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 大约有27%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 而大量劳动力的劳动收入几十年的增长幅度很小。这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就业人员构成有着很大关系, 落后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劳动力的就业范围, 同时也限制了劳动者的收入。因此, 当前必须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增加劳动者的收入。

五、结论

201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也是首次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内需”联系在一起, 可见政府已经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到了战略层面。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特别是在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时期, 一定要处理好社会收入分配状况, 缩小贫富差距, 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使国民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使中低收入群体成为消费主体。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402-403[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402-403

[2]张惟英, 徐建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与政策分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 (01) [2]张惟英, 徐建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与政策分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 (01)

[3]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3]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新时期居民收入差距刍议 篇6

关键词：收入差距；分配制度；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３－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张洪岩（１９７１—），男，吉林通化人，通化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杨文珠（１９７２—），女，吉林通化人，通化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区、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存在实际困难。２０１０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当前，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因此，改善民生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２０１０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要在改善民生上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同时明确要求：“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一、我国现阶段各方面收入差距的表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调动了各领域、各行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全面提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收入分配的方式、结构以及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将初次分配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城乡居民提高收入的机会增多，收入种类增加，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中资本和财产收入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二是将过去属于福利再分配的项目逐步纳入初次分配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保险逐步向社会保险过渡，职工个人开始承担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住房分配从过去的福利供给走向货币分配。三是初步建立起再分配调节机制。比如开征并加强了对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的征管，以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旨在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生活救助。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目前收入差距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体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测算，１９７８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０．１８—０．２，而到１９９５年基尼系数已达０．４４５，１９９８年上升到０．４５６，２００９年达到了０．４７３。市场经济国家衡量收入差距的一般标准为：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绝对平均，０．２－０．３之间表示比较平均，０．３－０．４之间表示较为合理，０．４－０．５之间表示差距较大，０．５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同时，国际上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０．４～０．６为“差距偏大”，０．６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也就是说，一旦超过０．６，社会将存在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将对社会和谐构成威胁。而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向０．５关口迈进，大大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在亚洲国家中处于最高位置。收入最高的２０％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２０％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１１．３７倍，远远高于其它国家。据世界银行一项最新的统计报告显示，美国５％的家庭掌握了全国６０％的财富，而中国是１％的家庭掌握了全国４１．４％的财富。可见，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部门调查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２．５８倍，到了１９９０年有所降低，为２．２倍，到了２００９年达到３．３３倍。而实际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在１．７倍左右，少数国家超过２倍。如果把农民收入当中用于来年生产投入，比如买种子、买化肥的资金扣除，把城市居民各种隐形收入和福利因素加起来，中国实际的城乡差距很有可能是５倍到６倍，这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共识。

第三，地区收入差距。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地区差距迅速拉大，已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４６：１扩大到了１９９７年的２．５：１。１９９９年，排在首位的上海城镇居民和排在末位的山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１０９３１．６４元和４３６２．６１元，其比值为２．５１：１。排在首位的上海农村居民和排在末位的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５４０９．１１和１３０９．４６元，其比值为４．１３：１，２００９年更是达到了将近６倍。由此可见，地区间收入差距相对更大。

第四，行业间收入差距。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的差距以及一些朝阳企业和夕阳企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１９７８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达８５０元，是最低行业——社会服务业的２．１７倍。１９９９年高低之比为２．４９倍。２００２年为３．５：１，２００４年是６．４：１，２００９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最低行业是纺织服装制造业，高低之比达到了１１：１。

第五，阶层收入差距。从阶层的分配收入来看，其差距明显过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私营企业主、经理层与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之间的差距。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工人收入相对较低。据广东的一项统计表明，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４年相比，这十几年物价涨了十几倍，但是工资只增加了６８块钱。也就是说，排除掉物价上涨因素，近２０的年工资基本上没有涨，但是私营企业主、老板的收入则在快速上涨。另一方面是国营企业里老总与工人的差别。有些企业实行了年薪制，老总每年收入达几十万，但是工人还是近千元的工资，相比之下差距非常大。据２００１年度《福布斯》排名显示：２０００年，中国最富有的前５０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１００亿美元。而当年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６省区的居民平均年纯收入为１４６４元。也就是说，５０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５０００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３００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９亿中国农民２年的纯收入。

二、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有：

（一）受分配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制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都需要有适应当时经济社会条件的分配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我国目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必然导致分配方式的变革，形成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必然会拉开收入差距。

（二）垄断与权力寻租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这里所说的垄断包括资源和权力两方面的垄断，前者表现为企业经营上的垄断，后者表现为由于法制或政治体制不健全而导致的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两方面都会造成社会分配极大的不公，从而形成收入差距上的快速扩大。垄断企业利用手中的资源或经营权而不允许别人参加竞争，这样的企业一方面由于没有竞争而失去了活力；另一方面他们拥有自己的定价权，从而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一些公共部门本来是为公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但为了经济利益，却下设收费机构，而且收费较高。此外，一些灰色经济，如一些小煤矿在某些官员的默许下没有拿到政府正式的营业执照就开工了，这样，收入没有纳入税收，就形成了“灰色”或者“黑色”经济，并且占的比例很高。

（三）财政支出失衡

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关键。初次分配也就是工资收入在过去的１０年里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认为这与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有关，即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工资就难以上涨。但最近，经济学界开始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政府过于倾向于资方，工会成了摆设，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人为地压制了工资上涨的可能。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与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财政收入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８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缓慢。２０１０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达到８万亿元，如果计入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政府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可能与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持平。但中国的人均ＧＤＰ（３８００美元）不及美国的１／１０。一般来说，在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的水平，财政收入不应该超过ＧＤＰ总量的２０％。因为政府收入多了，个人和企业的收入相对就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在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ＧＤＰ６０％左右，而中国只占到４２％多一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用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服务的开支要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但中国这方面的开支仅占财政开支的２８．８％。中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身消耗上了。

（四）再分配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是利用经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够，作用不明显。在初次分配中，真正高收入人群的纳税额不多，经济杠杆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再分配的作用。二是再分配尚不能有效地满足实际需要。以社会保障为例，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世界１８１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欧五国的３倍。由于我国城镇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社会保障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国家财政每年都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其结果是使社会保障基金压力问题成为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对分配制度的调控手段要加强。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制定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

（一）转变政府职能

目前，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我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指导地方企业经营，这本身就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大多停留在ＧＤＰ的增长上，而老百姓享受到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很有限，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做好地方经济的监管和服务工作，多考虑百姓的民生问题、就业问题、居住环境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制度建设、安全环境、环境保护等。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范和杜绝腐败，对财政要加强审计、监管，整顿不合理收入，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环境。

（二）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体现公平

要建立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建立民生保障体系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如果建立高级或者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不现实的。而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可以做到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五个“有”：要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即义务教育问题和基础教育问题；“劳有所得”，即劳动权益的维护问题，不能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比如人们最低工资要不断提升；“病有所医”，即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建设；“老有所养”，即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住有所居”，即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五有体系实际上是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在于九个字：“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水准不要定得太高，因为我们国家的财力有限。而广覆盖则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人农村居民都应包括进来。以往我们说保障，第一是力度不够，第二在力度不够的保障体系当中经常把农民排除在外，这个做法有失公平。有实效方面，应抓好体制和机制建设，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对社保资金也要严格监管，防止各方面滥用这部分资金，以保障社保资金安全。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⒈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一是要打破行业垄断，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二是要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要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三是要完善市场规则，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努力培育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严肃法纪，取缔非法经营活动，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和侵吞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制止其利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

⒉发挥政府的政策调节作用。一是要制订具有扶贫性质的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城乡平衡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距。二是要运用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对过高收入的调节，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还应尽早开征遗产赠与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等。这些税种的开征，实际上是从收入的最终形式上征收，用以弥补个人所得税的遗漏。这样，能有效防止财产过多地向个人集聚，大大缩小贫富差距。三是要运用财政政策调节过低收入。财政政策的调节重点是低收入者。从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二是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公共环境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在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当中，６０％是用来解决居民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我国在财政支出当中大概有２０％左右是用在这几项上的。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掌握越多的财政收入，居民的收入相应就会越少。收入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因此，政府要压缩行政开支，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政府项目的投资；政府应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民生。这样，即使政府掌握较少的财政资源，也会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⒊加强法制建设，依法规范分配行为。要用法律制度和规则去规范、约束个人的收入分配行为，而不直接介入分配过程，从而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首先，应抓紧制定《最低工资法》。其次，应把制定《公务员工资法》纳入议事日程，加快推进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进程，减少实物发放，增加收入的透明度。再次，鉴于我国社会保障内容单一，保险业务还未全面实施，可考虑先出台《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等单项法律，随着保障内容的不断增多，再制定较为完整系统的《社会保障法》，以统一的法规强制性约束和规范社会及其成员的社会保障行为。

从监督的角度看，当前应健全分配监督机制，在加强国家对个人收入监督的同时，动员社会各方面对个人分配活动实行监督，形成国家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党的监督相结合，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层层监督、上下联动的分配监督体制。

总之，解决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大问题，必须作为全局的大事来抓。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总的指导思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１］孙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分析［Ｊ］．北方经贸，２００７，（０３）．

［２］吕军书．有效调控我国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Ｊ］．湖湘论坛，２００６，（０４）．

［３］冯炳英，雷莉．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考［Ｊ］．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３，（０７）．

（责任编辑：高静）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ｉｎ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ａｎ，Ｙａｎｇ Ｗｅｎｚｈ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ｕｒ ｇｄｐ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 ａｎｄ ｎｏｔ ｇｏｏ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ｉｌｌ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ｅｖ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