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

2024-09-11

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精选2篇）

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篇1

刘亚丁

2012-11-22 16:26:02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6期

作者简介：刘亚丁，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

刘亚丁（1959—），男，四川荣县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可分为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和20世纪50年代三个时期，分别呈现为三种套话：“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和“兄弟之邦”，它们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外化形式。由于俄罗斯地缘政治传统基本未变，尽管从沙皇帝国到前苏联时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想像中国的三种套话实际上是同一深层结构的转喻形式。

关键词：俄罗斯中国形象转喻

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仅针对这个演变形态提出粗略的框架：第一阶段，大致在18世纪后半叶：哲人之邦；第二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衰朽之邦；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兄弟之邦。若将俄罗斯中国形象历史发展加以定格，将它转化为共时性的平面展开，俄罗斯所想像中国形象的三个套话实际上是个三棱体。哲人之邦，是俄罗斯承接欧洲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之余绪的回声，是对古老中国精神的想像，这是想像乌托邦；衰朽帝国，则是俄罗斯地缘发现和现实要求的折射；兄弟之邦，是前苏联全球战略格局构想的情感性想像的外化。这个三棱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将其中的一个侧面转到正面，推动这个三棱体转动的动力是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该自我意识由三种要素构成：1.滥觞于12世纪的俄罗斯民族起源的自我想像：俄罗斯人是挪亚之子雅弗的后昆[1](P14—15)，俄罗斯帝王是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大帝的苗裔[2](P291—292)，因此俄罗斯将中国视为非我同类。2.15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式微，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俄罗斯民族成为上帝的选民，因而赋有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这就是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的表征，是他们想像世界的出发点。[3](P97—99)3.19世纪斯拉夫大帝国地缘政治设计：19 世纪出现以俄罗斯为核心建立联合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联盟的主张。[4](第19卷，P435)这些意识或成合力，或单独作用，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三棱体的某个面推到正面，或将两个面的棱角转到正面，两种想像兼而见之。

一

18世纪的俄罗斯处于正在寻求文化自觉的时代，在文化取向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总体上说受到西欧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俄罗斯文化比较晚近，在18世纪其文化时尚略晚于西欧，如古典主义在当时的西欧已是明日黄花，而在俄罗斯却正当其时。我们看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主要出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朝。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基本是半个世纪前西欧对中国的知识话语的回光返照。同原来的欧洲一样，俄罗斯人把中国想像成了一个哲人辈出，君王贤明，法度完备，国家昌明的所在。① 俄罗斯的知识界当时推重法国启蒙思想家，关注欧洲知识界有关中国著述。[5](P7—9)1714年俄罗斯开始向北京派遣东正教使团，他们带回了大量的有关信息材料。但是18世纪俄罗斯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西欧，而非来自俄罗斯在北京的东正教使团人员的书札和文章。俄罗斯当时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学作品大半是对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作品的翻译或转述。因为当时在俄国翻译与原创作品是不加分别的，也有个别的作品是由俄罗斯人自己创作的。

1763年，俄国的《学术情况通讯月刊》发表了《中国中篇小说》，这篇作品是从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的作品转译过来的，尽管作品人物的姓名不同，但故事源于中国的话本《今古奇观》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788年出版的俄文本的《译自各种外文的阿拉伯、土耳其、中国、英国、法国的牧人、神话作品选》中的《善有善报》，是从英文转译的《今古奇观》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在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叶卡捷琳娜二世创作的《费维王子的故事》。该作品描写中国皇帝的事迹，其重点是他对自己的儿子——未来的君主的教育，他着重从德育和智育方面去开发王子的潜能。而这位王子，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中，显示了他的服从、仁慈、谦逊和对囚犯和穷人关怀。这部作品在俄国和西欧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以俄文写成1783年出版的作品，在1784年和1790年分别被译成德文和法文。[6](P182—184)尽管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创作的作品，但其中掺合着西欧的中国乌托邦形象的定式与作者的夫子自道，不妨看作俄国女皇塑造自己的开明君主的小手腕之一。如同在更早的欧洲一样，孔子在18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也是哲人的象征，恰恰有人用他来比喻叶卡捷琳娜二世。她的宫廷女诗人玛莉娅•希什科娃仿《波斯人信札》的形式写了一部诗体书信作品。在该作品中中国的诗人写信给住在圣彼得堡的鞑靼贵族。这个诗人在百般称颂叶卡捷琳娜二世后写到：“在北京，啊，大人，我们读到你的文章，／您所提到事实，我们一致赞同：／在北方的宝座上，我们目睹了一位孔夫子。”[5](P12)这样的比喻与西欧的中国热接轨，都在塑造中国贤人的形象，都是对古老的精神性中国的想像。

然而即使是在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形象已经逐渐开始向被侵吞者的方向转化。19世纪俄罗斯对衰老的东方帝国的想像，并非突然出现的，在18世纪后半叶已然有了序曲。罗蒙诺索夫在其英文版《皇帝彼得•费多洛维奇颂》中写道：“于是，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或许会变成你的法律的宰制的对象。”[5](P12)在历史学家弗洛连斯基的记载中，杰尔查文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句话：“没有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没有驯服中国人的骄傲，以及没有和印度人建立起贸易关系以前，我是不会死的。”于是诗人杰尔查文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将进入世界的中心，／从恒河中淘取金子，／把中国人的傲慢制服，／就像香柏树一样，／广范围地扎根„„”[6](P217)足见即使是在将中国描绘为理想之国的时代，俄罗斯人意识深处建立大俄罗斯帝国的潜在结构，依然在规约着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想像。

二

从总体上看，在19世纪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斯拉夫大帝国这种结构强烈的自我意识逐渐左右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即在俄罗斯的想像中中国乃是落后、野蛮的所在，因此要以属于开化的基督教世界的俄罗斯或欧洲文化来改造它。从我们要讨论的有关中国的书来看，按照时间的顺序，该时期俄罗斯关于中国的想像有非常鲜明的逻辑顺序，在矮化中国形象的阶梯上，越后出的书对中国的矮化越明显。1849年发表的奥陀耶夫斯基《4338年》对俄罗斯人原有的中国——哲人之邦和俄罗斯——蛮荒之境的意识进行了颠覆。1858出版的冈察洛夫的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则力图为俄罗斯人关于衰朽中国的想像提供新的材料和信息。在1903年出版的《在停滞的中国长城下》中，作者扬切维茨基则为以占领军亲历者的身份，为基督教“文明”改造衰朽帝国的观念描绘了新的狂欢盛宴。

这个时期第一部最典型的想像中国的作品是奥陀耶夫斯基的《4338年》，目前尚无学者注意到它与俄罗斯中国形象建构的关系，甚至也没有中国学者提到过它。在科幻小说《4338 年》中一个梦游者记录了在4338年的奇特经历：即距“今”（1840年）2500年以后，维耶拉彗星将与地球相撞。他从梦游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梦游状态中他是中国人，他游遍了俄罗斯，又同留在北京的朋友鸿雁传书。该小说就是以他梦游中的这些书信的形式构成的。在这部小说中，已有四万四千年历史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它有若干超大城市，它的技术发明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它有类似于计算机的设备，借助该设备可以快速查找到任何一本书中所需要的一页。与此相反，中国则是个历史短暂、科学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的主人公——中国人常常生出为自己的国度自惭形秽的感觉：“他们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精神的威力，对他们来说，在空中飞行，就像我们在铁路上行进一样。其实俄罗斯人有权利嘲笑我们„„”俄罗斯人能够在空中飞行，而中国人只能在铁路上行进，这就酿就了这个中国人自卑感。[7](P105)“看着周围的一切，我常常自问：假如500年内我们不生出自己的伟大的洪金（Χун—Γин），那个最终把中国从他的百年酣睡中唤醒，更准确地说是从死一般的停滞中唤醒的人；假如他不消灭我们古老的、幼稚的科学的痕迹，以真正的信仰来代替我们的盲目崇拜，不把我们领进文明民族的大家庭，那会如何呢？”[7](P107)古老文明的中国在梦游的“中国人”的梦呓中成了幼稚落后的国度。

奥托耶夫斯基写《4338年》，只是一种俄罗斯作家对与中国的大胆想像；另一种文本则似有所本，这就是冈察洛夫的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为了打破日本的锁国政策，打探中国虚实，向世界示威，派遣以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为司令的舰队游弋三大洋，巡行世界。作家冈察洛夫作为普提雅廷的秘书跟随了整个巡行。舰队到了中国的香港和上海，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作者对在对中国民间的生活表达同情的同时，发表了许多充满自信的论断：“中国人缺少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对于中国机器的准确无误的运转来说，这是三项必不可少的动力。”[8](P644)“„„可以联想一下婆罗门印度和多神教埃及：它们也是衰老腐败了，如同贫瘠的土地必须改良土壤一样，它们必须向其他民族汲取力量和生命。您当然知道印度过去和现在，也知道改良土壤使土地获得新生，育出新苗，是何等艰巨的事。埃及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中国比印度和埃及更为腐朽，因此靠它自身的力量取得复兴的希望就更为渺茫。中国在发展生存动因方面，只获得少许的道德奥秘，而且很早就枯竭了，因此它还未成年就衰老了。”[8](P644)

在当时他们对中国这个衰朽帝国的想像是有理论支撑的，西欧派的代表人物达利列夫斯基，在其《俄罗斯和西方》一书的第四章《欧洲文明是否与人类同一》中明确指出：“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为我们的理智提供了某种对立和两极，西方、欧洲处于进步、不懈完善、不断进步一极；东方、亚洲则处于停滞的因循守旧的一极，几乎可以说是仇视现代人类。”他举出的具体的例子就是“作为抵制欧洲的进步的最停滞、最因循守旧的中国”。[9] 冈察洛夫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对付这个衰老中国的路数：“我也曾漫步于欧洲式的高楼大厦和中国简陋茅屋之间，看到并立在一起的欧洲战舰和中国沙船、基督教的宏伟教堂和中国的古庙。一派繁忙景象：一些海船满载新约全书中文的科学指南，另一些海船则满载各式毒品——从最野蛮的到最文明的。我还听到过轰鸣的战炮，见过炮弹横飞的场面。结局将会怎样？是导致得救还是毁灭，——不得而知，但起码是：改革已经开始。起义者风起云涌，想恢复从前的合法王朝，但是确实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尽管这种基督教只是可疑的中西合璧的杂拌儿，不过总还说明他们终于醒悟了：只有在基督教文明的旗帜下，他们的成功才有希望。”[8](P646)这与前面斯拉夫主义者波戈金的“让欧洲因素横贯亚洲，让雅弗的高塔高据在他的兄弟之上”[5](P45)，有异曲同工之致。衰朽中华帝国的形象就是在这样权利话语的背景中建构出来。

让雅弗的高塔高据在他的兄弟之上并非空想，实际上是俄罗斯统治者的行为：从1714年起俄罗斯派遣东正教使团到北京，体现以东正教教化东方邻国意图，有大量的使团成员的旅行札记、著作记录这一历史性交际；哥萨克对黑龙江流域的“发现”，有《外贝加尔哥萨克史》和《俄国海军军官在远东的功勋》等书将其记录在案；有俄罗斯军队参与多国联军的1900年的占领北京的军事行动等等，都是这一行为的不同步骤。扬切维茨基《在停滞的中国长城下》就是对1900年行动的记载。这本1903年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和中国的旅顺口同时出版的书的副标题是——《参加1900年中国战事的〈新世界〉报记者的日记》。该书的扉页后的第一幅大照片，就是紫禁城的一座城楼下的整齐的俄罗斯军阵，其说明文字为“1900年8月15 日沙皇的军队在博格达汗的首都”。该书叙述的事件是，俄罗斯军队乘俄罗斯战舰从旅顺出发，与各列强军队一道占领塘沽、天津、北京，后来俄罗斯军队又单独占领奉天。这本书在矮化中国的问题达到了极致。作者在文本中一改只收录作者日记录的惯例，直接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记录了在天津的火神庙里的义和团的仪式。火神庙里供奉着老子的神像，带着护身符的义和团的男女在一个张姓首领的带领下，焚香祈祷，祈祷老子和关（羽）老爷保佑他们刀枪不入，战胜侵略者。此时叙述者插入画外音：“着锦缎紫袍的灰胡子、皱眉头的老子端坐于王座式的神龛，思虑着几千年的思绪，丝毫不知道尘寰的卑微焦虑，一声不吭。”[10](P104)接着作者又记录关于中国的基督教信徒被杀时的奇迹[10](P106—107)，再接下来叙述俄罗斯军队对义和团扔手榴弹，结果他们立刻被炸死，“祈祷也好，护身符也好，都救不了命”。[10](P108)哲人之国沦落为充斥着愚昧子孙的衰朽之邦。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中国想像实际上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的话语表征。从事有关中国写作的知识分子甚多，他们的身份、立场、观念差异非常大，比如在文化选择上就有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这个内在动力，驱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像了中国的衰朽帝国的形象，实际上为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战略提供了合法化论证。

三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苏联人对中国的想像获得的新的动力和资源。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提出了向前苏联“一边倒”的策略，另一方面前苏联又给予了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派遣大量的专家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的人员往来量大。仅以前苏联援华的专家为例，据估计，1949年至1960年来华工作的专家达2万人以上。[11](P60)1950年米•维尔什宁作词、瓦•穆拉杰里作曲的进行曲速度的歌曲《莫斯科—北京》，很快传遍了前苏联，也在中国传唱：“中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纯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纯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友谊永远存在我们心中。／莫斯科—北京。”[12](P100—101)当时中苏两国凡是有重大的双边活动，都会唱起这首歌。1952年这首歌荣获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大量的来华的前苏联人土和专家写了中国观感和札记，如法捷耶夫等著的《在自由的中国》、龚查尔等著的《中国在眼前》、杰尼索夫等著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新中国观感》、叶菲莫夫的《与朋友相聚》、阿尔森切夫的《红星照耀中国》、巴本的《扬子江上的彩虹》等书。在这些书中，这些到中国访问的前苏联文化活动家、到中国工作的前苏联专家记录了在中国的访问活动和工作经历。他们除了观察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记录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之外，大量的篇幅涉及到中国人民对前苏联社会赞美和向往。在这些参观访问记的大量文本中，真诚的友谊不言而喻，苏联人对中国革命胜利感到真诚的喜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的弟兄之邦的形象在这样的文本中被建构起来。但是我们若对大量的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友谊和喜悦背后的潜文本，中苏的国家关系被想像成了老大哥／小兄弟、先生／学生的关系。因此“弟兄之邦”的逻辑重音实际是在“弟”上，在苏联人的想像里新中国乃是需要教诲和帮扶的小弟弟。

在这些访问记或专家札记中，大量记录中国各阶层的赞美前苏联的言论。作者似乎客观实录了中国有影响的上层的这类言论。“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说：‘苏联不仅是我们亲密的朋友，也是我们可靠的先生。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将要走的道路。’”[13](P60)“对苏联代表发出这一友好的呼吁：‘指教我们，提出意见和批评来帮助我们’，乃是一切会晤、交谈和发言的主旨。”[13](P65)“‘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郭沫若教授在北京欢迎苏联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说。”[14](P57)前苏联的作者对中国下层的类似言论也同样感兴趣。“当我们停在汽车旁边的时候，兴奋的、红光满面的刘正清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请你们转告苏联农民，伟大的苏联给我们照亮着道路’，乡亲们以赞许的声音支持着他。这更加鼓舞了刘正清。”[15](P32)“‘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是经常可以从中国人的口里听到的，中国的人民很清楚地知道，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进行着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是六亿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榜样。”[16](P65—66)“苏联人民在教育中国新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国家里很多车间和生产分队都以光荣的保尔•柯察金的名字来命名。”[14](P60)中国各阶层人士的这些话语碎片进入苏联人的文本，在宏大叙事中生成了中国——学生的形象。

在大量的苏联人的访问记和专家札记中，前苏联人会不由自主地谈到前苏联对中国援建的工程项目。甚至在涉及到中国的军事力量时候，也有春秋笔法：“在北京国庆观礼时，我们看到了中国空军强大的羽翼，这是我们共同的羽翼，是友谊和互助的羽翼。”[16](P88)在解放后的上海的苏州河边，贫穷肮脏的渔民家庭挤在一艘艘排在一起的破帆船里（与一个世纪前冈察洛夫对苏州河的描写几乎一致），前苏联专家正在测量准备改造这个肮脏的停泊场，将要修建有街头小花园的漂亮的码头，这给渔民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15](P54—55)施与与接受是国家关系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决定了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处于平等的地位。大量这一类叙述一方面是前苏联人对自我优越性的确证，另一方面又暗中将中国推到了小弟弟位置。中国——学生、小兄弟的形象就在这样的不断重复的话语被塑造出来。

中国的兄弟之邦的形象是苏联人对自己在世界大格局中的自我认知的外化。1949年E•科瓦廖夫在10月出刊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胜利》一文，他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动摇了帝国主义的体系，同时也成了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定性前提。”[17]1951年出版的И•叶尔玛舍夫的《光照中国》写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斯大林的全世界的事业迈向全面成功的新的最重大的步骤。”[18](P620)作者还以口号的语气写道：“列宁主义光辉照耀着中国。列宁主义光辉照耀着亚洲。列宁主义光辉照耀着全世界。”[18](P621)更有象征意味的是，该书的扉页印有д•纳尔班江画的《伟大的友谊》：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毛泽东。斯大林的背后是巨大的书柜，可隐约看见书柜里整齐摆放的《列宁全集》，台灯的强光照亮了斯大林的全身，照亮了毛泽东的侧面。从表层看，这是前苏联时代的世界革命的理想的自然流露，从深层看，这恰恰是历史上的俄罗斯以基督的理想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意识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表达。同时，在这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帝国的中心的世界想像，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包装外化了出来。

四

通过对俄罗斯中国想像的三个阶段的分析，不妨抛砖引玉提出两点推断。

（一）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是由其自我意识决定的。尽管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变革，但其地缘政治传统观念基本未改变，俄罗斯对中国的想像的深层结构也就基本固定，各阶段的中国形象只是该深层结构的转喻形式。由于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和建立庞大的斯拉夫大帝国自我认知和世界的想像，它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想像中国，在这想像中中国总处于受式、消极和被动的地位，但精神性的中国又有其独特价值，这就是俄罗斯中国想像的深层结构的基本形态。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阶段，对中国的想像以哲人之邦为主，这既是西欧中国热的余音，也反映出俄罗斯本身对其自身所缺乏的，外来的古来的精神性资源的需求，但其时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左右其中国想像，已经埋下了中国乃是衰朽之邦的伏笔。从19世纪开始的第二阶段以将中国想像为衰朽之邦为主，但依然有对哲人之邦的赞叹，如普希金对《三字经》的称扬、列•托尔斯泰对老子和中国先秦哲学的精神激赏。但有趣的现象是，同一个体，既是精神性中国的塑造者，又是衰朽帝国形象的描绘者。普希金正是这样一位代表人物。作为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普希金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形成期写了描画斯拉夫大帝国的版图的《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一诗，其中“中国长城”前的定语，曾用“平静的”，后改为“停滞的”，再版时改为“遥远的”。[19] 前两个定语正是其时俄罗斯人描绘中国衰朽帝国的“套话”。而在《在停滞的中国长城下》中，随占领军住进颐和园的扬切维茨基，居然可以怡悦的心情欣赏中国皇家园林的建筑艺术。在20世纪50年代这第三时期中，尽管中苏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趋同，但由于前苏联对俄罗斯地缘政治传统的承袭的，前苏联人建构的中国的兄弟之邦的形象，实际上是过去衰朽之邦的转喻形式。

（二）异国形象塑造体现了知识／权利关系的复杂纠结和转换。在这三个阶段中，俄罗斯塑造中国形象的知识分子自愿、主动地为俄罗斯国家战略提供合法化依据。鉴于18世纪和前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处于依附关系，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主动体现国家利益，这似乎比较好理解。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自由思考，独立行事，在文学领域产生了大量颠覆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但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他们居然主动、自愿与国家共谋，表达了与国家战略一致的内容。这只能以在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空间中，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阶级阶层的利益来加以解释。具体而言，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文化选择、政治立场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俄罗斯现存在社会体制采取批评态度。但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他们存在的分歧消弭了，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钝化了，因为他们都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国家利益服务。

注释：

① 参见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周文认为在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由乌托邦式的转为否定性的。另见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乒乓长盛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篇2

关键词：国球；文化学；审视；长盛不衰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1-1467-03

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其思维模式早已发展并演化为一种主要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均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即使对被誉为“国球”的乒乓运动的开展，也不例外。但是，目前这一相关内容的研究极为少见，为此，本文从文化学、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乒乓长盛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应该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研究价值。

1乒乓“举国体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社会本位群体意识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语言，因而也就有了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心理定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继而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所以，理解乒乓“举国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剖析和阐释。中国是个大陆国家，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世世代代的生活，依靠大自然赐于的风调雨顺，来保障人们的康乐生活。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相处，土地是人民生活的依靠，土地无法移动，由此发展起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重农轻商和家族制度，这不仅孕育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同时也孕育了中国人的综合整体的思维模式，并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的群体价值取向［6］。季茨林先生就曾指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因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国民性，个人只有从属于或溶解于集体，才能够获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何兆武先生同样也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思想，实质上都是典型的东方思想，也正是儒、道、释家这种整体思维的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从团体或集体的角度来构建多种文化，并在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7］”正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社会本位的儒家群体意识，因而在乒乓运动的开展过程中，集体主义的文化模式，必定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左右着国人乒乓价值观的选择与设定。而且乒乓运动的开展一旦与民族的荣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乒乓运动就很容易变成了一面鲜艳的爱国主义旗帜。所以，中国乒乓球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都能在总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得到及时的妥解和化解。60年代初，胡炳权、薛伟初等选手，就曾放弃自己原有的打法，去学习日本人新发明的弧圈球，即使手臂都拉肿了，但为了能帮助主力队员去适应和战胜这种新技术，甘当铺路石也无怨无悔，为此他们被称为“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在男队面临危难之际，蔡振华同样也自觉地放弃在意大利执教的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归队，担任男队主教练，挑起打翻身仗的重担。老队员王洁也能听从祖国的召唤，解除了在国外俱乐部打球的合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回国参加备战第43届的训练，他说：“如果中国队能在天津夺回期韦思林杯，给我100万美元也不换。”他与年轻选手一起苦练，最后因肘伤未能参加团体赛，单项比赛也输得很惨，但他的精神十分可贵，有报道称之为“落寞英雄变动人”。所以，从乒乓运动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费投入，包括运动员的选拔和培养、技战术的发明与创新，无一不显现“中国特色”的特有魅力［8］。

2项目制胜规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刚柔相济、取法中正的中庸之道观

世界范围内乒乓球运动的开展，无不打上民族的烙印并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至于形成了不同的打法和技战术风格，从表面上看，东、西方都有着类似的体育活动，然而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的深刻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体育是对于人的感性能力的一种挖掘与探究，完全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表现人的感性能力，无论危险多大代价多高，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为此，他们可以攀登绝壁、可以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甚至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运动"……。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那样的荒唐可笑，甚至被斥为一种“吃饱了撑的"无聊举动，然而，西方人却进行得那样一本正经，甚至严肃得有些神圣。可以说，这就是由酒神精神演变而来的一种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使得体育事业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占有着庄严而神圣的地位，而且使得西方人的体育活动中至今仍保留着某种酒神式的迷狂。［9］相对而言，受儒、道、释主体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体育多以健康长寿、营养养生为终极目的，体现了最朴素的“人本主义"精神。传统的体育养生更讲求阴阳平衡的生命观，注重身体锻炼的开与阖，身体锻炼强调阴阳动静刚柔的统一，即是取法中正。这方面最典型论述就是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所说的，“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可以说，我国的传统体育均呈现出这种"中庸之道“的独特气质，在竞赛中争而有礼，劲蛮而不野，力拙而不笨，技巧娴熟而不悬浮，感情饱满而又含蓄深沉、妙趣横生，极富于艺术观赏力和感染力。［10］欧洲人的酒神精神带来了激情、张扬、喜欢表现而不失大胆、冒险的，几乎清一色的横拍两面弧圈结合快攻打法。所以，观众看他们打球犹如欣赏一场激情四射，酣畅淋漓的艺术表演。这种打法（以盖亭、罗斯科夫为典型代表），他们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整体打法单一，比赛中过于凶狠而不讲理，而且易受情绪影响，导致水平发挥不稳定的弱点。相对而言，受中庸之道影响的亚洲人，聪明伶俐、反应快速，具有很强的战术意识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他们采用的打法类型，多以直拍近台快攻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直、横握拍快攻结合弧圈型打法为主。亚洲选手打球能凶稳结合，充分发挥速度和前三板的优势，同时结合旋转，配合灵活多变的战术，比赛中常能控制和调动对手，掌握比赛的主动权，而且在比分落后时能咬得住，具有极其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拼搏精神。所以，观众看亚洲人尤其是看中国运动员打球，犹如欣赏一场斗智斗勇的决斗，有时又如阅读一篇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小说，其中亦不乏引人入胜的惊险场面。［11］乒乓球属于隔网对抗的以技能为主的运动项目。由于受球的重量、球台长度、宽度、网高的限制，击球时强调旋转与落点的变化，更强调要刚柔相济、适度发力，力量的大小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快、准、狠、变和转是该项目的制胜规律，但是快、准、狠、变和转完全是建立在稳的基础上，凶稳结合才是制胜的前提和基础。应该说，乒乓球这项活动不是单纯的感性迷狂、肉体沉醉，而是感性中有理性，肉体中有精神，打乒乓球必须要讲“理”，这个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胜规律。如果说偶然的的胜利不一定来自对事物本质深刻的把握，那么，“长盛不衰”的实践，必定同对乒乓球项目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密切相关，可以说，中国队在实践与认识的“稳合度”方面较之世界各国和地区更为接近一些，这也是中国队领先于世界诸强的主要方面。总之，乒乓运动的开展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精神气质，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动静相宜、刚柔相济、取法中正的中庸之道观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3打法多样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

梁启超云：“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必能尽吸之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必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青于蓝，冰寒于水。”［12］就是说，中国文化具有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有机的与本土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性。《论语·子路》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也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强调的就是要“和而不同”，就是说，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而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则会相互排斥、不会发展，持中达到和。［13］中国传统文化之包容性，我们可以用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后发生的情况为例来加以说明：本来，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道家等是两种不相同的文化，但从汉到唐的几百年中，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吸收和融化佛教这种异质文化；从印度佛教方面说，则一直在致力于改变着不适应中国社会要求的方面。［14］因此，在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近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以及民间风俗习惯诸多方面；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在隋唐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大台、华严、禅宗等）。然而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并未因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而失去其特色。可以说，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和融汇，很好的体现了“和而不同”的这一原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15］其实，在乒乓球运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和而不同”这一思想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中国首创的直板快攻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即便在领先时中国乒乓球队仍不忘学习欧洲、日本的长处，因而在自己内部形成了兼容并蓄各种打法的“乒坛小世界”。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队在历届世界大赛中常出奇兵，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将初出茅庐就能一鸣惊人地把世界名手拉下马？因为他们每天都在与“瓦尔德内尔”“盖亭”“柳承敏”们对阵，他们在进行针对性的模拟训练，在磨练和研究克敌制胜的本领。可以说，在我们内部的“乒坛小世界”中，世界上五大类十几种打法基本上都有，而且还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对抗。因此，他们有了充分准备与世界名将进行较量。相反，外国运动员就很难有这么好的训练条件。可以说，学人所长，兼蓄并取也是我们乒乓球长盛不衰的一个法宝。［16］今天看来，中国乒乓球队探索和确定的“百花齐放，以我为主，采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的发展方针，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百花齐放，采诸家之长”，也正是在承认“不同"——打法多样性的基础上的“和"；“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所强调的也正是在维持和发展乒坛百花齐放基础上的“多样共生"局面。可以说，盛不忘衰，安必思危，乒乓球在中国枝繁叶茂，同样有它的文化底蕴在支撑。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对中国乒乓运动的开展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塑造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之国民心理是乒乓长盛的一个不竭的动力源泉；社会本位的乒乓“举国体制”是乒乓长盛的一个制胜基础和前提条件；而动静相宜、刚柔相济、取法中正的中庸之道观，更是中国乒乓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同样体现“和而不同”思想，兼容并蓄各种打法的“乒坛小世界”也是我们制胜的一个成功关键。不可否认，乒乓球长盛不衰是个系统工程，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国球长盛不衰有它的文化底蕴在支撑，但文化传统是国球长盛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国球长盛不衰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源渊关系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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