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研究

梁启超研究（共11篇）

梁启超研究 篇1

读《思想解放》有感

——摘自《欧游心影录》

“思想解放”摘自《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1919年游欧洲恰逢欧洲倡导“自由批评”思想时对思想的解放有感而发所写。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者，中国最早提出“思想解放”的正是梁启超，同时他积极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的理念。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意在倡导国人应敢于摆脱束缚，挣脱思想上的枷锁，为求得真知灼见，不惜打破传统的桎梏，得到思想的解放。他认为，要个性解放，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想要思想解放，要善于“择”后要敢于批评，此时便开了自己思想解放之路，然后推己及人便开了社会思想解放之路。并且不可以以一己之见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倘若如此，便将抹杀他人的创造力，学术便会衰落，社会进步就会停顿。一些人担心一旦思想解放人们会出现叛离常理的想法，这是不必要的，尽可以让青年提出质疑。虽然思想解放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原有的道德观念，短期的社会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新的道德观念，促使人们思想的提升，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

郭沫若曾说在梁任公的笔下“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没有一个没受到他的洗礼”。此后，梁启超的这一思想被更多人提出，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再一次得到了解放，陈独秀提倡 “民主”和“科学”，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更加肯定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如今，一个文明进步的新中国已经到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口号，但我认为，解放思想不应该是一句空口号。在当下，有多少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仍然十分强烈，有多少地方仍旧有迷信愚昧、尊卑贵贱、等封建社会的思想，如果全社会的思想观念不能彻底转变，那么我们的社会不会得到长足的进步。

自古以来，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没有敢于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何谈发展与自强；没有“我有一个梦想”，哪里来的黑人的自由与解放；没有“人人生来平等”的要求，哪里来的人权与尊严。当今的中国，言论不自由、思想受钳制是思想不解放的主要表现，真正的思想解放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但是权力不能钳制思想，政治不能愚弄导向。一时的钳制思想愚弄导向不会成为思想得到解放的永久障碍，人民的素质得到提高才是思想解放的最好出路。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梁启超认为这是一句极无聊的话，但如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信奉这句话的。一直以来我都对一些老师的教学水平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我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味的照搬照抄其他“大家”的著作，传递给我们的始终是这些“大家”所下的定义，本可十分活跃的课堂变得枯燥乏味。也许，他们也有过自己的想法，但经过权衡后，他们更信奉那些更加有名的学者的观点，久而久之，别人的观点也成为了自己的观点。这样，思想解放之路只会越来越远，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就无法得到真正的思想解放。

有很多人对思想解放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思想解放了，就可以抛弃一切道德文化的束缚，想怎样就怎样，我认为思想解放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所忌惮任意妄为，思想解放是相对的。思想解放在当今社会更多的是解放言论，摆脱愚昧，中国原有的优秀的道德与传统还是需要我们去尊重和传承的。

思想解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但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想，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人们对教育和科技会越来越重视，人们的素质会得到提高，更多的人会逐渐意识到自我的肯定的重要性，封建迷信思想的基础也会瓦解，那时，思想的真正解放也就随之而来了。附件：

《思想解放》

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做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经此一想，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做学问，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须知那人若非经过一番思想，如何能创造出这金科玉律来？我们既敬重那人，要学那人，第一件便须学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立出一家学说，不然，这学说可不算他的了。既已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学他这一点，倒学他一个反面？我中国千馀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则甚？若认为够得上算人心世道之忧，就请痛驳起来呀！只要彼此适用思辩的公共法则，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见个分晓。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能够成功吗？

还有几句打破后壁的话，待我说来：思想解放，道德条件一定跟着动摇，同时社会上发现许多罪恶，这是万无可逃的公例。但说这便是人心世道之忧，却不见得。道德条件本是适应于社会情形建设起来（孔子所谓时中时宜，最能发明此理），社会变迁，旧条件自然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条件，自然对于社会上失去了拘束力，成了一种僵石的装饰品。一面旧条件既有许多不适用，一面在新社会组织之下需要许多新条件，却并未规定出来，道德观念的动摇如何能免？我们主张思想解放，就是受了这动摇的刺激，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他们说解放思想便是破坏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释且不必辩，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试问他们所谓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旧道德早已成了具文，新道德又不许商榷，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种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的吗？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的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

梁启超研究 篇2

1. 梁启超产生维新思想的原因。

从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 中国的内忧外患就从未停止过, 紧接着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 领土被强占,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中国的地位岌岌可危,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中国的尊严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破坏殆尽,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激起了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 于是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酝酿着发动一次革新运动, 改良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军事等;另外, 19世纪末, 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客观上为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维新运动得以展开。

2. 维新运动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1895年4月,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发动了公车上书, 他们联名上书光绪帝, 阐述民族危亡的严重性以及当前的严峻形势, 提出了许多主张, 希望光绪帝能够力挽狂澜, 助他们变法, 同时光绪皇帝也认识到再不变法自强, “何以天下主”[1]330。这次公车上书对于清政府内部并没有太大的触动, 但是却得到了全国民族意识觉醒分子的支持, 人们纷纷支持变法,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之后, 维新派分子积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包括出版许多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杂志, 主要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 正如康有为所说:“吾国行专制政体,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国安得不弱。”[2]388还成立了很多维新阵地, 对于宣传和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和其他列强对我国领土的瓜分和侵占, 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1897年12月, 维新派第五次上书。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这也是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

维新变法内容非常丰富, 政治方面, 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分子主要主张改良相关政治体制, 但是并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并且主张广开言路;经济上, 鼓励发展实业, 开办矿务局等,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上, 重视新式学堂的建立, 传播改良思想, 培养人才;军事上, 裁汰绿营, 旨在建设保卫国家的强大军队。

3.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当中的作用。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当中, 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起到了三方面重要作用:第一, 与康有为一起动员朝廷内外的权臣, 联合起来向皇帝上书, 在行为上冲在最前端, 起到了朝廷内的思想动员的作用, 如果没有公车上书以及后面对光绪帝的多次上奏, 便没有维新运动的开始;第二, 在维新运动的前期和中期兴办报纸, 著书立志, 唤起民智, 起到对国民进行教育, 传播维新思想的作用, 这些行为都使维新思想得到了很快的传播;第三, 与谭嗣同以及其他参与者的作用不同的地方是梁启超同时还是整个维新运动思想支撑, 他的思想主导着整个运动的方向和内容。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后, 梁启超就对国家衰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他的分析结果就是后来整个维新运动的口号和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今之策中国者, 必曰兴民权”, 即认为保护老百姓的权利是改革运动的主要内容, 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之策, 他还进一步分析认为“君权日益尊, 民权日益衰, 实中国致弱之根源”, 可以看出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思想与洋务派不同, 虽然都是改良, 洋务派并没有敢提出对皇权进行改革, 更没有敢提出皇权过大是中国衰败的原因, 仅仅把改革目标集中在军事上, 而梁启超则从国家统治的根本去解释, 他认为限制君权、保障民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 他的这些思想恰恰就是后来维新运动的最核心思想, 即实行宪政, 控制权力, 保障民权。从这些当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当中起到了思想支撑作用。

4. 梁启超思想对中国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梁启超的思想在维新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和康有为兴起了戊戌变法, 推动了维新运动, 这在当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虽然在这之前, 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也已经逐渐觉醒, 但是没有人敢迈出改良的步伐, 因为他们对于封建统治与君权的畏惧让他们不敢行动。而梁启超则不同, 他是中国和民族的思想支撑,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梁启超发表了许多著作, 这些书籍和文章从理论上开启了民智, 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社会, 思考国家, 开始挽救民族危亡, 这种启蒙作用在当时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持续了很长时间, 梁启超是革命派的论战对手, 这些对于辛亥革命的推动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实对于当时的社会, 人民并不能明白什么才是革命什么才是改良, 梁启超也并不是真正地反对革命, 只是其中对于该怎样去革命, 内容是什么, 方式是什么与革命派有一些不同, 梁启超精神的精髓也是改善民生, 救国家, 救社会。不管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 他们在论战的过程当中都从彼此那里得到了很多启发, 这对于今后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最后, 梁启超整个变法过程以及后来的许多变革思想都与历史和时代的背景分不开的, 有些人不理解梁启超的很多行为, 但是综合来讲, 他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变革家。

二、维新前后梁启超的思想

1. 维新前梁启超的思想。

从维前期梁的思想是:强调民权和官智, 认为强化这二者可以解决问题, 并且认为依靠皇帝可以改变现状。从一开始的公车上书可看出, 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社会和清王朝是抱有希望的, 他们想得到光绪皇帝帮助, 就体现了他们是相信可以通过朝廷得到一些支持的, 而且当时的维新变法并没有触及清政府的统治底线, 并没有主张废除君主制, 而是主张限制皇权, 更加重视民权, 另外, 梁启超还请求许多朝中支持改良的大臣们的帮助, 因为他相信官智, 在那个时代, 皇帝的思想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同时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 在维新变法之前, 梁启超是信任皇帝的, 旨在通过改良通过宪政来挽救民族, 使得国家强大起来。

2. 维新后梁启超的思想。

戊戌变法仅103天便被绞杀, 维新后梁启超不再相信官智, 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民权上。相信皇帝与官智的变法在本质上是改良, 不相信官员的方式争取民权的思想在本质上就是革命。所以在维新之后梁的思想从以实行宪政为中心的维新转变为以争取民权为核心的革命。

维新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 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壮大, 阶级基础还很薄弱,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也使得他们不能够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而是只能畏首畏尾, 最终失败;第二, 变法者将希望寄托在无实权的皇帝身上, 最终只能让改良的梦想破碎, 那个时代, 光绪皇帝没有权力, 只有表面上的一些空权, 国家军政大事说了不算, 但是他们却希望通过光绪帝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是不切实际的;第三;改良的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 但是却希望得到封建守旧派的支持, 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合情理的, 虽然之前维新派制定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光绪帝也支持了很多项, 甚至慈禧太后在一段时间内也是支持的, 但是毕竟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是封建统治的代表也是这次变法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他们对于维新派的措施有选择性地实施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维新派的一些主张比如改革政府机构设置, 对于官员的变动都触动了地主阶级的某些基本利益;第四, 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维新运动的过程当中, 梁启超等维新变法分子非常重视朝廷中皇帝和大臣们的支持, 以为只要获得了这些人的支持就能够冲破所有阻力, 为变法扫除一条宽广大道, 但是殊不知这只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改革也好改良也罢, 历史上成功的例子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人民群众的支持, 然而改良派却不重视群众的力量甚至惧怕群众, 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 外国反动势力强大, 他们不希望中国变得强大起来, 因而与中国的反对势力相勾结, 最终, 维新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这一切让梁启超意识到封建主义是靠不住的, 改革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 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制度问题, 还有内外的各种矛盾, 要解决这些矛盾, 就必须革命, 因此开始赞成民主革命。

3. 推动维新前后梁启超思想变化的原因。

维新前的改革思想源于几方面, 一是中国屡受欺凌, 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原因归于国家制度腐朽, 认为改革可以解决问题, 这些从在维新运动之前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出;二是受英国、日本宪政运动成功强国的影响, 认为中国的弊端在于政治体制, 主张改革国家机构的设置, 认为通过宪政就能够实现富强;三是受洋务运动的影响, 从洋务运动开始, 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有识之士, 他们希望通过运动可以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四是康有为等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危难, 并且聚集了许多其他有识之士, 发动全民宣传运动, 结识了梁启超, 他们一同致力于国家的进步和建设。

维新后由于维新的失败, 对没有实权的皇帝失去了信心, 皇帝根本不可能帮助他们实现改良政治体制的目标;同时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 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内部改良, 必须依靠改革和革命。

梁启超的思想在维新之前是通过皇帝和官员的作用来实现对皇权的限制和对民智的唤起对民权的争取;在维新之后, 不再相信皇帝和官员, 但是仍然是以争取民权为核心。可见在争取民权的这一核心思想上梁启超的思想在维新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实现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改变, 因此那些认为梁启超在维新前后的思想发生了转折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

梁启超的学术比较研究 篇3

康梁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埋头于学术思想研究，著述极富。《变迁史》一书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竟再版三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纵览我国学术思想界，哲学史、文学史等各种著作甚多，但专门地综合地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萌芽、兴盛、衰落、再兴的过程，并与西方学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实在很少。因此谈谈梁氏的这本著作，是有益处的。

梁启超以向西方学习变法图新而称著于世，而于此书中则开宗明义强调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中世史时代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他考察我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正是为找出使我中华“汗颜”的原委，但是他相信我中华大众“能够恢复乃祖乃宗所处之最高荣誉之位置，更执牛耳于全世界思想界。”为此，他批评了当时学术界的两种倾向：“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并强调指出：“吾有一言为我青年同胞诸君，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应当说这个忠告是深刻的。一国学术思想是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欲强国先强学，二者相得益彰。强学的途径不是让外国的学术思想垄断，象旧中国对待洋货那样任其流入，以至产生精神入超，使人心陷溺，不能自拔。而必须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撷其英，咀其华”，融会贯通，洋为中用。要探讨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要探讨中国式的学术思想体系，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论梁启超自己做得如何，他上面的这些论述还是具有启发性的。

梁启超成功格言梁启超名言名句 篇4

2. 凡干事，将成功之时，其坚苦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成不戒，不成不勉。 ——粱启超

3. 成功年夜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觉得吊。 ——粱启超

4.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粱启超

5.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粱启超

6. 六经不克不及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克不及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克不及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克不及治，当以小说治之。——粱启超的名言

7. 患难困苦，是锤炼人格之最高黉舍。 ——粱启超

8. 什么时候睹澄清，一洒平易近生艰?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粱启超

9. 心口如一，犹不掉为光亮磊落丈夫之行也。 ——粱启超

10. 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年夜丈夫之志也，年夜丈夫之行也。 ——粱启超

11. 问心无愧，放言高论。——粱启超的芳华励志名言

12. 自傲与自豪有异;自傲者常冷静，而自豪者常浮扬。 ——粱启超

13. 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粱启超的恋爱名言

14.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本日，以开平易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层次万端，皆归本于黉舍。 ——粱启超

15. 逐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阅读的。 ——粱启超的念书名言

16. 我们一面要养成念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念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辰不敷用，不克不及博搜资料。——粱启超的念书名言

17. 法者，全国之公器也;变者，全国之正义也。 ——粱启超

18. 美术所以能发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不雅念发生出来。他们感觉真便是美，又感觉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粱启超

19、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20、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21、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22、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23、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24、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25、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

梁启超名言 篇5

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光绪举人。

1.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出自：清梁启超《新民说附录》谓光明磊落的人，应该是心里所想的和口头所说的完全一致。 (梁启超)

2.心安理得，海阔天空。出自：清梁启超《新民说》心安理得：自己认为所做的事是顺理成章的，心里很坦然。海阔天空：象大海般辽阔，象天宇般无边无际。坦荡的`心胸象海洋和天空那样辽阔。 (梁启超)

3.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梁启超)

4.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梁启超)

5.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梁启超)

6.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梁启超)

7.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梁启超)

8.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梁启超)

9.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梁启超)

梁启超经典语录 篇6

2)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

3) 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4)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5) 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6) 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7) 心安理得，海阔天空。

8)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苟不自新，何以获存。

9) 学其所用，用其所学。

10)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11) 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12) 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13) 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14)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15) 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16) 竞争者，进化之母也。

17) 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18) 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19) 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20)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21) 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

22)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

23) 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

24)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

25)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26) 重精神，贵德育。

27) 重人者人恒重之，侮人者人恒侮之。

28) 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29) 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30)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31)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32) 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33) 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34) 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35) 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约。

36) 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

梁启超研究 篇7

一、梁启超“公德观”的基本内涵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提到,“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对于公德,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可见,就其本体而言,公德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体成员所具有的公共德性;就其作用而言,公德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体成员在共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公共观念或公共德性。梁启超充分利用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此时,梁启超所强调的是“立新德”和“道德革命”。

可见,针对整个民族,公德应具备本民族国家的公共德性,即整体性;针对个体成员,公德应具备个体成员在公共生活中所应遵守的社会公共生活,即利群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道德根基,才能够“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梁启超指出了公德的根本目的就是利群。当时,人们缺少利他、为群、为公的思想,当个人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不会为了群体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因此,利群的公德就是爱国思想。个人对群体、社会和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应当培养人们自尊、自强、自治、进取、冒险、尚武等新的理想人格。

后来,梁启超的观点有所改变,强调新民着重公德,并不是说私德是无所谓的。他认为,“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离者也。”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公德和私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梁启超认为,完善的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和前提,要提高国民的公德水平,必须培养国民个人的私德。公德和私德是“同一个德”,也可以说是同一主体之德的两个向度。私德是“独善其身”的修养,体现为个体成员利于他人、社会和国家。公德是“兼济天下”的修养,是集体、国家之善。私德是主体内在的善,公德是主体外在的善,两者相结合就是全善。总之,《论公德》和《论私德》,前者可看作是《新民说》“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后者是“淬厉其所固有而新之”。梁启超的“公德观”,对于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梁启超“公德观”的文化价值

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的“公德观”,与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高度契合,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1. 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天然属性是民族性。世界上每个民族都维系着特定的文化气质,影响并支配着本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本民族生生不息、奋勇前进的动力。梁启超的“公德观”源于中华文明,根植于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首先,民族精神是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内容。梁启超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具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可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德”精神和人格“完美”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文关怀。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德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动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自我激励和自我凝聚,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

其次,民族精神是本民族文化整合的核心和原则。文化整合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全球化时代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整合的进程。当代,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责任伦理、制度伦理的同时,自信地汲取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梁启超的“公德”与“私德”的核心点是“公私兼善”,以及“伦理之德”和“德性之德”的内在统一,而“公私兼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即“内圣外王”———以内化的德性和修养作为安身立命和取得成就的基础。梁启超认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对一味崇拜西方文化和一味固守传代文化的倾向都予以否定,指明了新民说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又是对西方文化的汲取,既保持了开放性思维,又秉承了民族性原则;既促进了创新性思维,又构建了秩序性原则。

2.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因素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合群”“利群”的高尚的公德意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作为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和利益驱动型的经济,市场经济既提高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法制意识、创新观念和平等观念,同时又造成了社会人文价值的失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不仅高度联系且相互转化。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中所涉猎的权利义务意识、自由进取精神、自治合群理念等,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成员的价值迷失和道德消解提供了价值引导。另外,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中深刻蕴含着其塑造中国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的迫切愿望,深刻表达了其强烈的民族国家责任意识和注重集体主义的倾向,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群体成员凝聚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德意识携手前行,带来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齐头并进的互动和张力。

3.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因素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必然面对继承和发展、培育和弘扬的现实问题,核心点在于充分把握文化的“导向”,既要充分表达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又要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多样化的时代,价值取向正在以去中心化的结构主义面孔呈现,并不断挑战并模糊价值主导的内容和目标。在主导价值和多元价值论争的多重困扰中,在精神和物质的较量下,在精英和大众的离散下,个体对于自身价值困惑不解。价值多样打破了传统一元性的地位,但是也使个体深深陷入相对与虚无的逻辑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生产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可见,在现实性上,从价值多样走向价值共识得益于共同的道德、精神和价值。梁启超的新民道德人格塑造寄希望于青年,并通过加强青年教育,使青年具备自由与民主的观念,自强不息的精神,勤劳务实的品格,遵纪守法的品质,其内涵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如何培育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现实价值。

四、结束语

梁启超的新民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由“立人”而“立国”,公德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紧密结合。梁启超的新民公德思想对于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培养大学生公德自觉意识,提升大学生的个人品德水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神童”梁启超 篇8

(小博士)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1873年2月23日，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的家里。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每年元宵佳节，祖父都带着孙子来到当地的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耐心地给他讲解。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在他的家乡，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广为流传。有一次，他爬梯子玩儿，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的俗语。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8岁学习写文章，9岁能写出千字以上的文章，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的老师发出了“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才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

由于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所以除了读书外，劳动同样也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途径之一。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中回忆父亲莲涧先生“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有不慎或者偷懒，父亲便会训斥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的孩子吗?”

梁启超名言名句 篇9

1、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类别:理想

2、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类别:失败

3、学生在学校时，今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则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梁启超

4、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类别:科学

5、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清·梁启超《新民说·附录》谓光明磊落的人，应该是心里所想的和口头所说的完全一致。类别:道德

6、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类别:真理

7、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类别:人格

8、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类别:成功

9、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类别:失败

10、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清·梁启超

11、心安理得，海阔天空。清·梁启超《新民说》心安理得：自己认为所做的事是顺理成章的，心里很坦然。海阔天空：象大海般辽阔，象天宇般无边无际。坦荡的心胸象海洋和天空那样辽阔。类别:道德

12、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清·梁启超

13、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类别:智慧

14、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类别:成功

15、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类别:成功

16、

17、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梁启超

18、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梁启超

19、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梁启超

20、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类别:人生

21、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类别:爱情

22、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类别:成功

23、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梁启超

24、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清·梁启超《成败》磊磊落落：谓心地光明正大。磊磊：原指群石高垒貌。落落：豁达开朗貌。独往独来：比喻不仰仗别人，无怕牵碍。谓男子汉应当光明正大。类别:道德

25、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梁启超

26、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梁启超

27、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梁启超

28、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梁启超

29、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30、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31、心安理得，海阔天空。

32、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

33、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34、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35、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36、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37、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38、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39、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40、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

41、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42、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43、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44、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45、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46、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

47、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约。

48、历览各国产业发达这顺序，皆以农为本。

49、今之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

50、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

51、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52、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53、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54、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55、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

56、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57、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梁启超教子有方 篇10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克服困难中更上一层楼。因此，梁启超给子女们开出的信条是：“大抵凡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

三是给予子女耐心的关怀。梁启超在给儿女讲做人的大道理的同时，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可谓大处引导，小处关心。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

“最强爹爹”梁启超 篇11

自广东新会市内出发大约30分钟车程，便到茶坑村。村里有间建于清光绪时期的老房子，门前一汪池塘，门上写着“怡堂书室”4个字，这里便是梁启超少年读书的地方，由他的曾祖父所建。如今房子里的陈设仍保留当年的样子，一片片青砖土瓦间仿佛还回响着百余年前的琅琅读书声。

在这方屋檐下，世代务农的梁氏出了第一代读书人——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梁家从此成为乡间受尊重的读书人家。当梁启超呱呱坠地时，祖父最大的梦想，便是这个幼孙能考中功名，出人头地，光耀门庭。

从某种角度来说，梁启超让祖父“失望”了。尽管他5岁开始学习儒家经典，8岁能诗文，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一时名动四方，但他很快就厌弃了科举，并最终走上了反抗千百年“祖宗之法”的道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又为梁氏门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因为他养育了一群极为优秀的后人，使新会梁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家族。

随着梁思礼院士逝世，梁启超的9个子女已无人在世。当人们惊讶地历数梁氏子弟的杰出成就时，心中会升起一个共同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秘诀”，造就了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家庭？

满庭皆才俊

梁家子女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属长子梁思成。他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研究专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与夫人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令人津津乐道，而他们夫妇二人踏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考察各地古建筑的壮举，更是一段传奇。正因梁思成的工作，使中国古代建筑在国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林徽因都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他在保护文物古建筑方面付出的卓绝努力，尤其令今人感佩。

除梁思成、梁思礼外，梁家还有另一位院士：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是考古学家夏鼐口中“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年少即立志于考古学，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主持和参加过河南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等重要考古发掘工作。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传为一时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除了三位院士，梁氏其他子女也都各自有所成就。长女梁思顺擅诗词，通古文，国学功底十分深湛。她曾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选编《艺蘅馆词选》一书，颇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此书后来也成为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子梁思忠与走上学术道路的兄长们不同，立志从军报国，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参加过淞沪会战。可惜他25岁时就因病早逝。

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她畢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回国后，先是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学界公认，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几代学者因此受益。

梁启超去世时，家中还有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4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受父亲的直接教导不如哥哥姐姐多，学业也都受到战乱的影响。但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其中，四子梁思达是南开经济学硕士出身，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参与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三女梁思懿学生时代便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上世纪40年代一度留学美国并任教，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立即回国，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后来还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四女梁思宁在抗战爆发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亲身经历了前线的流血牺牲，陈毅元帅曾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还有刚刚去世的火箭专家、老幺梁思礼……

这样一个精英辈出的家庭，必定不是偶然。

在子女面前十分“肉麻”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也是个另类的父亲。

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总是“严父慈母”，父爱如山却无声。梁启超则不然，他常常热情洋溢地向孩子们“表白”，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们。在家书中，他曾如此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在子女面前，这位“潮爹”可以十分“肉麻”。特别是对女儿们，他常把“宝贝”二字挂在嘴边。在给次女梁思庄的信中，他就曾这样写：“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在儿子们面前，虽然没有这种亲昵的称呼，但父子间也常常逗趣。三子梁思忠在美留学，担心父亲身体，写了6页的长信来提醒他注意健康，他便故作嫌弃：“好啰嗦的孩子，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

这位在思想界和政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甚至还会向儿女“撒娇卖萌”。晚年病中苦痛，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若顺儿在旁边，我可以撒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梁家共9个儿女，彼此间年龄差距很大，成长环境和性格也各不相同。梁启超会有意识地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父亲的关爱，都觉得自己是父亲心中特殊的一个。在家中，每个孩子都被他取了专属爱称，比如管大女儿思顺叫“大宝贝”，三女儿思懿叫“司马懿”，小女儿梁思宁叫“六六”，小儿子思礼则被他俏皮地称为“老白鼻”（英文“老宝贝”的谐音）。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不到5岁，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但在长大后读到梁启超当年兴致勃勃记述“老白鼻”儿时趣事的文字时，他总能感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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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爱，才谈得上教育。而教育总是需要耗费大量心力。梁启超平生著述极多，仅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就多达1400万字，同时，又要忙于各种政治、学术活动，工作极其繁忙。但即便再忙，他依然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在孩子们身上。

比如，流亡日本期间，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他便亲自教授女儿梁思顺读书，甚至批改作文至凌晨。经济状况稍好之后，为了培养女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甚至在家里辟出一座实验室。

到晚年时，由于忙于办学办报、各地演讲，他自觉对思达、思懿、思宁的教育关注不够，于是决定让3个孩子休学一年，聘请家庭教师，专补国学、史学课，还要每日临摹书法。根据孩子们的表现，梁启超会给他们发奖品，通常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对联、横幅，内容大多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梁思达曾得到过用隶书所写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条幅。孩子们得到奖品固然高兴，这些“座右铭”更是令他们终身受益。

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十分关注，根据每个人的性情、才能，对他们的学习方向都有十分细致的考虑。但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子女，总是倾听孩子们的想法，给出自己的建议，让他们自主选择。本来，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思庄尝试之后，自觉兴趣不大，他忙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对于一时的考试成绩，梁启超也并不在意。他曾忧心忡忡地叮嘱梁思成，努力学习固然是好事，但不可“用力过猛”，若是“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梁思庄刚到加拿大时读高中，一次考试在班上只得了第十六名，十分沮丧。梁启超得知后，立刻写信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后来，经过努力，思庄的成绩名列前茅，梁启超欣喜之余，又鼓励道：“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

“潮爹”梁启超的这些做法，归纳起来看似简单：父亲要对孩子表达爱，要为孩子的成长付出心血；一个家庭要有民主、平等的氛围；教育不能只看一时的成绩，更要看长久的发展……但知易行难，尤其对一位事业成功、公事繁忙且要面对9个子女的名人来说，更为不易。

人生若无乐趣，要来何用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从来就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的子女中，读过所谓世界名校的不在少数，但大多学的不是什么“热门专业”。梁思成修建筑史，梁思永投身考古学，梁思庄学图书馆学，都不是能赚大钱的行业，甚至相当艰苦、冷僻。但对于子女的选择，梁启超都鼎力支持。梁思成毕业时，他专门筹集5000美元，资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到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梁思永要学考古，他就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亲身到田野考古一线。

事实上，梁启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会担心子女的前程。他本希望梁思成改学建筑工程，因为更容易找工作，但梁思成坚持要学建筑史，他便尊重儿子的决定。在国内时局不稳、政坛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他本不希望梁思忠读军校，但在儿子下定决心后，他就尽一切力量帮他报考。因为他相信，兴趣比什么都重要。他自称信仰“趣味主义”，曾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除了要在自己的学业、职业中找到乐趣，还要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他总是告诉儿女，除了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娱乐的学问”，因为“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他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梁氏子女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梁思成除了绘画功底极好，还会钢琴、小提琴、小号等数种乐器，还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梁思永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诗；梁思庄能歌善舞；梁思达擅画画；梁思礼則酷爱古典音乐，在大学参加过古典式摔跤队，游泳非常好，还喜爱下象棋。一家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益于梁启超的严格要求，每个人都写得一手好字。

在生活中，梁启超是个天性乐观风趣的人，“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词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还曾向儿女“自夸”道：你们可曾见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是一天以上的生气？

这些，或许是梁启超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人生礼物。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梁家人经历过战乱、贫困，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残酷冲击，无论遭遇何种困境，这份坚韧与乐观，都支撑着他们的尊严。

刚强的“妈”，慈爱的“娘”

成功的家庭教育，离不开父母双方的共同付出。梁家子女之教养，离不开梁家的两位母亲：李蕙仙和王桂荃。前者是梁启超的正妻，生下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后者是梁启超的侧室，生下梁思永、梁思忠、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这两位女性的出身有天壤之别，性格亦迥异，但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子女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是当时礼部尚书李端棻（音同芬）的堂妹，大家闺秀出身。1889年，李端棻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读到梁启超的考卷，十分赏识，见其文笔老辣，以为必是位苦读多年的儒生。梁启超中举后，按例拜见主考官，李端棻才发现他竟如此年轻，顿起爱才之心，将堂妹许配给了他。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来自乡村的寒素之家，两人的婚姻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孔雀女”嫁“凤凰男”了。

但李蕙仙并不娇贵挑剔。嫁入梁家后，她亲自挑水、舂米、煮饭，侍奉公婆，与邻里相处融洽，在乡间赢得了贤良的名声。对于这位大夫人，梁启超极为尊敬。不仅因为李蕙仙贤良持家，更因为她有见识，支持丈夫的事业。梁启超刚到北京时，满口广东乡音，光绪皇帝召见他，因为听不懂他说话，只赐他一个六品官职。李蕙仙悉心助他改口音，使他此后与人交流再无障碍。戊戌变法失败后，李家因举荐梁启超受到牵连，李端棻被充军新疆，但李蕙仙对此毫无怨怼。梁启超一生数次涉险，李蕙仙从未拖过后腿，反而慨然道，父母子女都有我照顾，“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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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蕙仙身上，自有一种名门千金的做派。梁思成在清华读书时，曾被一辆小轿车所撞，肇事者是北洋政府军队高官。李蕙仙闻讯，立刻从天津赶来，亲自到总统府问罪，逼得总统黎元洪都不得不出面赔礼。这样一位刚强的女子，在家中自然也是立规矩的人，孩子们都有些怕她，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她的影响。比如，李蕙仙缠小脚，走路很不方便，但她出门郊游、上山下山，从不肯让人扶。孩子们看在眼里，便知道要自强，不能娇气、怕苦怕累。她一生好学，年近半百还坚持每天学英文。

1924年，李蕙仙因病去世。不到5年后，梁启超也离世。此时梁家尚有3个孩子在海外求学未归，另有4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小的梁思礼还不到5岁。维系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身上。

这位王桂荃，也是一名非凡的女性。她本名来喜，身世十分悲惨，4岁被卖去当丫头，多次转卖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因性情敦厚，做事勤勉，深得梁氏夫妇的信任，18岁时，由李蕙仙做主嫁给梁启超当了侧室。除长女梁思顺外，其他孩子都是她从小呵护养育的。

在梁家，孩子们称李蕙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在孩子们心中，“娘”更亲近、慈爱。梁思成、梁思庄虽不是她亲生，却如对亲生母亲一样依赖、爱戴她。梁思成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不佳，回家便挨了李蕙仙的打。王桂荃赶忙把他护在怀里，不料李蕙仙没收住手，打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后，王桂荃搂着梁思成，柔声劝导道：“不怕笨，就怕懒。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这些朴实的话语，梁思成记了一辈子。

这个出身低微的女子，在梁思成看来是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的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她在身边随侍，没过多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本不识字，但平时督促孩子做作业时，在一旁默默听、默默看，就学会了读书看报。梁启超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留下太多遗产，孩子们的吃穿用度、留学费用，虽有已工作的梁思顺、梁思成的帮助，但主要靠她殚精竭虑地周转应付。在时局动荡的大背景下，她将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才。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孤独地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在梁思成亲手设计的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梁家子女们特意种下一棵“母亲树”，寄托对王桂荃的哀思。这株白皮松树“今已亭亭如盖矣”。立于树阴下，望着满园苍翠，遥想梁氏一门风云际会，对这位自始至终站在全家人身后的传统女性，更添一份敬意。

心中绝未忘一“国”字

在很多方面，梁家的教育是西式的，9个子女中7人都曾出国留学或工作。但骨子里，他们是传统的。这种传统来自祖辈，已浸入家族的血脉。

在距离茶坑村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个称为崖山的出海处，也是南宋亡国时水师与元军最后激战并覆灭的古战场。从梁启超记事起，祖父就常常讲起历史旧事：南宋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走投无路，背起小皇帝投海就义，士兵等也跟着投海，无人投降。讲到悲情处，老人涕泪纵横。上元节到庙里，祖父也会一一讲解：“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着童年的梁啟超，长大后，他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正如民国政界人士徐佛苏对他的评价：“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

这个字也随着他的言传身教，铭刻在子女心中。孩子们小时候，梁启超也喜欢在茶余饭后讲宋元崖山海战的故事。待他们长大懂事，梁启超便会与之探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对时局之混乱、前途之未卜，都有着清醒甚至悲观的认识，但从未放弃过救国的信念：“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这段话，似乎也是他一生的悲壮写照。他一生主张变革，上过书、参过政、四处疾呼，屡屡以失败告终，终不改其志。这份百折不回的爱国热血，同样流淌在他每一位子女身上——抗战期间，梁思顺陷在北京，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4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她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始终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四女梁思宁都走上抗日一线。

梁启超所有出国的子女，无一例外都在抗战中或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在梁家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即便为此颠沛流离或蒙受冤屈，他们都如父亲当年，绝未忘一“国”字。

这正是世人如此敬慕梁氏一家的原因：国士风骨。在迭遭巨变的20世纪之中国，这般风骨撑起了民族的存续；在岁月已安稳，“各有稻粱谋”的今日之中国，这种风骨似已渐远。恰是梁家后人至今仍勃兴于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份，仍镌刻于心灵的家国情怀，骤然提醒了我们，这风骨不曾离去，就在我们身边，是真正值得我们仰望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