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精选11篇）

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篇1

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应时刻关注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掌握农民工返乡的规模和速度，加强与返乡农民工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返乡农民工的思想动向，有效处理农民工返乡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政治教育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宣传。

努力调动返乡农民工的生产积极性。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生产技能培训，普及农业生产科学知识。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完善农畜产品价格保障机制，吸引返乡农民工种粮，切实维护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利益。改善返乡农民工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立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和创业的良好政策环境。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资金短缺困难。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供符合返乡农民工创业特点的金融产品。

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地方政府应安排专项资金，根据用工市场需求，实施定向、订单式培训。对已掌握一定技术的农民工，可以适当提高技术培训的层次，提升其技术水平。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和相关企业的联系与协作，推进有组织的劳务输出。

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篇2

一是摸底调查, 心中有数。从去年12月开始, 该区依托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各街镇社保所及时收集企业节后用工需求和全区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二是搭建平台, 鼓励本地就业。春节前后, 该区通过采取召开座谈会、在车站等流动人员密集场所加大宣传等活动、密集举行各类招聘会、提供专项服务等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返乡农民工回引就业服务工作。三是强化政策引导, 构筑就业服务“宣传网”。今年初, 该区组织全区各街镇、社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工作人员230多人, 进行了为期3天的业务培训, 落实各项补贴和扶持政策, 推进创业促就业。春节期间, 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533万元, 落实就业补贴377万元。

今年春节后, 该区6521名返乡过节的农民工选择了本地就业。

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篇3

为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优惠服务。返乡农民工兴办企业和经济实体，需要办理立项、登记、证照、征地手续的，合江镇招商办坚持办事从快、服务从优的原则，开通绿色通道，全程跟踪服务。

建立回乡创业人员激励机制。对回乡创办企业的返乡民工，年终根据利税完成情况，分别给予现金或物质奖励，并把获奖者的头像展示在政府网站上，给予创业者充分的成就感。对创业精神强，有领导才能的创业者，推荐进入村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其致富带头人的作用。

为民工开展多元化技能培训。合江镇政府联系县农业局、就业局、畜牧局等部门，免费为返乡民工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培训项目包括电脑、市场营销、保洁、家政、电子、数控、电工、焊工、美容美发、农产品加工、农业种养殖、保险业务、缝纫等，农民工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择参加各种轮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合江镇社保所和司法所，通过举办劳动法等方面的法律讲座，组织法律机构、专家学者深入到农民工中开展普法宣传和义务法律咨询等多种方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从而促进和帮助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积极帮扶返乡农民工创业 篇4

——对杨坝镇返乡农民工实现就地创业的思考与建议

杨坝镇人民政府 何 涛

一、全镇返乡农民工现状

杨坝镇幅员面积86平方公里，辖13个村59个社2个社区，总人口8765人，是典型的山区乡镇，杨坝镇作为全县山区传统农业乡镇之一，对外劳务输出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门路，是农村家庭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自去年以来一些农民工陆续返乡，这给全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妥善引导和解决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问题成为全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造成农民工返乡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被迫返乡；二是灾后重建主动返乡；三是新农政策激励返乡；四是季节因素正常返乡。而较大一部分失业返乡人员不愿再回到家乡务农，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不愿种地。在外打工每人每年纯收入少则近万元，多则几十万元，还可学到一定的管理经验和谋生技术，而在家务农既辛苦不说，成本投资大，劳动强度大，种植风险又大，仅种地的纯收入全年人均不能超过2000元左右，感觉种地务农不划算。二是不会种地。许多“八零后”农民既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三是无地可种。由于耕地转包给他人或基础设施建设征地等原因，一些农民当前陷入无地可种和有地不想种的境地，被迫选择打

馆陶返乡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 篇5

常天雨***

主持人：趁着农民工在家期间，馆陶县全面开展“春风行动”——为农民工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送岗位活动，利用群众游玩的机会，在县城文化广场、车站等人口密集地摆摊设点开展了农民工返乡就业现场咨询活动。我们来联线馆陶电台记者常天雨，天雨你好，馆陶天雨：主持人好，我现在在设立在我县文化广场的农民工招聘会现场做报道。虽然时间到了中午，但招聘会现场仍然人来人往，来自信德电力、永星制冷等企业的招聘桌前仍围着正在咨询的群众，来自刘街村的返乡农民刘忠贵很快就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今天本来我是带着孩子来玩的，但是在这我看到了招工的广告，我一看，挺适合我的，就与六和牧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虽然比在外面少了些，但是守着家，这样心里踏实，明天就可以在家门口上班了！

为帮助本地企业留住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我县采取措施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连日来,各家企业纷纷举行返乡农民工座谈会和专场招聘会,通过组织返乡人员到工业园区企业参观、听企业员工介绍等方式,吸引返乡农民工春节后能留在家门口就业。据我刚才了解，在今天招聘会上,我县24家用工密集型企业共提供1500余个岗位，结果有400多名返乡务工人员与其签订了就业意向性协议。

县返乡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报告 篇6

一、基本情况

二、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县部分企业从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生产减停和裁员问题。但根据我局对返乡农民工的动态监控、定期直报、企业裁员报批等情况，我县没有出现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成规模的农民工返乡现象。本次调查显示，我县农民工返乡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春节期间集中返乡，回家过节。春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绝大多数企业放假。农民工不管是长期务工或季节性打工，都选择回乡过春节，这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所有外出务工的65683人中，因为春节原因返乡的61079人，占93%。

三是少数农民工自愿离岗返乡。主要是回乡自主创业、回村从事种养业、或因年老不再务工、年轻人回乡结婚等原因辞职离岗返乡。统计此类人员648人，占1%，此类人员无求职意愿。

三、目前我县返乡农民工就业形势

我县农民工就业的特点是务工地点较近，一般在本县或在xx、xx、xx、xx、xx、xx等周边县市，少数远途务工的大多在xx、xx、xx、xx、xx等地。就近就地实现转移的占50%以上，由于多数离家较近或就工务工，求职就业选择相对灵活。异地远途务工人数少，失岗返乡农民工无明显增多。根据我局春节前对全县企业空岗情况调查统计，全县大中小企业自报空岗3200个，目前我县尚未出现无岗就业的状况，虽然我局在节后组织了为期一周的招聘洽谈会和送岗位下乡活动，但仍有部分岗位无人应聘。因此，我县农民工就业未凸现压力。

一是因为失岗而返乡的农民工无明显增多，因此对就业岗位的需求没有显著的增加。绝大多数农民工虽春节回乡，但未失岗，节后继续上岗从业。

二是企业发展迅速，提供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全县新建企业、扩产项目增多，镇域企业、民营经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就业岗位，仅人力资源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今春就比去年同期多2100多个。

三是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方面，虽遇经济危机房地产业相对低迷，但已具规模尚在苏醒拓展的建筑市场为一大部分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县城及各镇（街道）建成的一大批商业经营房及门店投向社会，吸引了部分求职人员转向自主创业，并吸纳了许多求职人员就业。

四是企业用工行为进一步规范。去年以来，我们认真实施《xx县失业预警机制》和《关于规范企业裁员行为的意见》，强化监察执法，企业用工进一步规范。同时，随着企业用人观念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部分大中企业积极保障职工利益，虽然出现阶段生产减停，但能给职工发放生活费，有的实行“干一休一”等方式轮休，立足长远，规避困难时期的裁员，为职工保留了就业岗位。

五是就业渠道畅通。春节前后，我局积极筹备，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发布广告，张贴标语进行宣传，深入企业调查摸底，于节后召开了大型春季招聘洽谈会和送岗位下乡活动，促进了求职人员与用人单位的对接。同时，劳动力市场坚持全天候、无休日办公，登记求职人员，推荐聘人岗位。就业办与各镇（街道）保障所使用就业网络平台实现就业信息互联，求职人员网上直报。通过全县村村聘用的劳动保障事务协理员，实现城乡就业县、镇（街道）、村三级联网互通，方便了农民的就业。去年以来，我局在包村过程中，还积极发挥部门职能，将服务农民工就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深入开展调查摸底，组织实施“送政策、送岗位、送温暖”等活动，服务农村劳动力就业。

目前，全县返乡农民工就业已处尾声。调查数字显示的返乡未就业人员1488人，但其中有求职意愿的840人。近期，经过人力资源市场介绍就业或个人自行到用人单位就业的人员有433人。还有极少数求职人员对现有的聘人岗位或工资待遇不满意，还有部分农民工，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或家庭妇女，根据家庭及个人特点，不愿从事固定岗位，选择到劳力自由市场找活打短工。在进行返乡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的同时，我局还同时在县电视台和劳动就业网发布了公告，对未就业人员，由县劳动就业办公室帮助联系就业，公告在黄金时段循环播出一周，但至今无人员联系。目前，县人力资源市场还有企业委托聘任岗位500多个。

四、下步重点解决的问题

虽然面对金融危机就业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我县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企业规模的拓展，加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环境相对宽松，政府无需刻意制造“饭碗”。但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显露出的一些问题，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一是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对求职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缺乏就业技能或技能素质偏低仍然是制约求职人员就业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强化对城乡求职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确保人人有技能。对已有一技之长的，开展技能提升培训，落实对口岗位；对缺少技能的，根据企业需求开展定向培训，推荐岗位；对有就业意愿外出务工的，培训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持证求职。同时，建立境外务工培训服务体系，培训输送境外务工人员。近期，我们将免费对600名培训合格人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为做好就业培训工作，我们建议政府加大投入，进一步加强对统筹城乡就业培训基地的设施配套和师资队伍建设，以发挥好劳动技校和基层企业定点培训基地的作用，开展好定向培训、订单培训和委托培训，为企业提供技能型、适用型人才。

二是加强就业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县、镇（街道）、社区、村庄四级互联就业网络，所有就业岗位归口汇总，通过网络互联直到村庄，利用网络送岗位下乡。同时，对求职务工农民工及个人资料，由村协理员、社区、镇（街道）到县就业办，从下到上反馈汇总数据，网络与企业对接，向企业推荐。我们还将通过建立务工求职农民工管理档案和全县企业用工数据档案，随时掌握农民工在岗位就业状态和下岗失业情况、企业用工情况，确保企业用人与求职就业密切有序衔接。为促进农民工就业，我们建议做好与部门包村工作的结合文章，让各部门包村组摸清所包村农民工就业情况的底子，并落实帮扶就业措施，积极帮助农民工找岗位，促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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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规范完善下岗职工创业园，加大措施扶持创业。由于金融危机造成部分企业效益下滑，部分企业员工工薪相对降低，部分求职人员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下一步，我局将采取积极措施，加快下岗职工创业园配套建设，强化服务，规范完善，真正建成下岗职工创业的孵化器。同时，建设好创业“项目库”和创业专家指导“智囊团”，并积极开展创业技能培训，协调有关部门落实优惠政策，降低工商注册门槛，执行好税收优惠、小额贷款、创业培训补贴、岗位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创业典型奖励、财政贴息、创业扶持资金等优惠政策，激励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部队退役人员和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增加创业项目，带动一大批人员实现就业，从而真正实现“人人有技能、个个有岗位、家家有产业”的目标。

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问答 篇7

全南县人民政府

一、农民工返乡新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有哪些扶持政策？

1、农民工返乡从事个体经营，享受下岗职工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在规定的限额内依次减免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两年内减免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规费。）

2、省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按规定收费标准的下限执行，属市、县有权减免的规费予以全免；市及市以下服务性收费按低于标准50％收取。

3、计量器具检定检测费按标准减收50％，特种设备检验费按标准减收50％。

4、为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担保贷款，并按规定享受财政贴息。

5、对新创办企业，其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的60％，奖励给企业补贴物流运输费用。

二、政府为返乡农民工打造了哪些创业平台？

1、在县农机厂、粮食直属库闲置的15000平方米厂房设立返乡务工人员创业孵化园区基地，凡符合条件进入基地创办企业的，第一年免收厂房租金，第二年厂房租金减半收取，最高不超过2元/平方米·月。

2、在新城贸易广场租赁店面的返乡务工人员，经工商、税务部门登记后符合纳税条件的，由县财政给予店面租金补贴50元/间·月。

三、对返乡农民工提供哪些就业服务？

1、为返乡农民工免费举办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开展培训、食宿、发证、推荐就业“一条龙”服务

2、为返乡农民工免费提供工业园区企业用工信息服务。

3、为返乡农民工免费职业介绍服务。

4、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小额担保贷款服务。

5、为返乡农民工失业保险接续提供服务。

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篇8

一、返乡农民

工基本现状

该县目前没有外出务工的1100余名返乡人员中，其基本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结构。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7.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7.1%，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5%；二是返乡打算。通过调查发现，这些人员中有50%的人准备在家乡创业，有15.2%的人愿意继续外出务工，有3.1%的人准备在家务农，还有31.7%的人未确定；三是返乡地点与行业。愿意到深圳、珠海及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占82.5%，愿意到其他地区的占17.5%；愿意从事电子、机械制造的占37.2%，愿意从事服装加工的占21.6%，愿意从事建筑安装的占10.8%，愿意从事餐饮、服务及其他行业的占30.4%。

二、返乡农民工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1、社会就业压力加大。受金融危机影响，该县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传统输入地“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用工相对减少，吸纳就业能力减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求职难度增大。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见底，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仍会有相当多处于“半就业”状态下的农民工返乡。目前，××县的就业岗位数量有限，且工资水平偏低，社会就业压力加大。

2、社会维稳难度增加。随着返乡农民工在家“赋闲”时间的推移，失去收入来源的返乡农民工求知、求富、求乐的愿望以及要求民主、民生、民权、劳动保障的意识将更加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得农村社会新旧矛盾，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以及债权债务纠纷等，在时间和空间上被交织在一起，由此引发新的群诉群访事件，从而影响到当地社会治安形势，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给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一定压力。

3、城乡社会矛盾加剧。由于国家明令禁止土地撂荒，而种粮收益远不及外出打工收入，之前很多外出农民工将土地使用权匆忙转让给其他农户或企业。伴随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加深，外出农民工返乡后如果不能尽快地外出务工，在家又没有土地耕种，短期内二次就业存在较大困难。同时，外出农民工文化消费、文化娱乐的渠道受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影响，“上网难”、“读书难”等一系列问题突出，比较容易滋生聚众赌博、打架斗殴等社会问题，加剧城乡社会矛盾，危及城乡社会稳定，从而进一步影响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返乡农民工创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人数不多，比例不大，但相比下岗失业人员等创业群体，农民工返乡创业难度更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缺乏，制约了创业。虽然返乡农民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但与创办企业所需资金比起来，可谓杯水车薪。有的企业办起来了，却因缺少流动资金而运转困难。由于金融机构贷款门槛高、手续复杂，创办企业大多是租用场地，没有财产抵押，难以找到担保人，小额担保贷款未将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贷款扶持对象，资金短缺、贷款困难成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如该县大段镇返乡创业农民工周庆水投资120余万元创办江西××天柱峰鞋业公司，2006年还被评为全市返乡创业先进个人，但公司生产经营不到两年就倒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流动资金。

2、能力不足，阻碍了创业。返乡农民工虽然经历了发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的洗礼，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不足的限制，仍普遍存在经营理念、企业管理、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不适应的问题，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比较弱，相当一部分返乡创业人员所创办的企业仍实行家族式管理模式，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比如，近几年该县农民工先后兴办十多家机制木炭厂，但由于创业者经营能力不足，管理不科学，到目前只剩一家生存下来。

3、服务缺位，影响了创业。一是政策方面。目前，××县扶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仍不多，有的还不够明确，有的创业人员仍不清楚办企业要交多少税费，可以享受哪些优惠。二是服务方面。县创业指导中心软硬件建设还有待加强，创业服务功能和手段还有待改进，创业项目的开发、利用渠道还不够畅通，目前全县还没有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三是环境方面。少数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态度生硬，执法随意；有的企业税赋过重，在征收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土地租赁税等

方面仍存在不合理现象。由于创业环境还不够宽松，创业成本较高，有的返乡农民工转到外地创业。

四、几点建议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输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是农民工通过外出打工完成资金、技术、经验积累后的一个明智选择。要把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全民创业、破解“三农”难题、建设新农村有机结合起来，积

极鼓励，大力扶持，真正实现由“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效应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效应转变。

一要营造浓厚氛围，引导返乡创业。一方面，要把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以亲情乡情感召他们，以优惠政策吸引他们，以事业凝聚他们，千方百计引凤还巢，形成“人回乡、企回迁、钱回流”的生动局面，营造“返乡创业，投身家乡经济建设”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要树立一批返乡创业典型，评选表彰农民工返乡优秀创业者，广泛宣传他们的创业事迹，组织典型人物现身说法，提高全社会对返乡创业的认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特别是每年春节期间，要利用农民工回家过年的时机，组织返乡创业成功者进行巡回演讲，以激发更多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

二要拓宽融资渠道，化解资金瓶颈。一些返乡农民工有强烈的创业愿望，对家乡的资源、市场、商机比较熟悉。对他们来说，资金成为企业初创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而现有融资渠道和方式还不能适应小企业融资“少、急、频”的需求特点。政府各职能部门要积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支持，尤其是金融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创业所需资金的支持力度。要积极扩大小额担保贷款扶持范围，由原来扶持下岗失业人员为主，扩大到扶持全社会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劳动者，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等群体。要根据贷款对象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采取现有放贷政策和存折质押放贷两种形式，贷款额度可提高到5万元以内；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适当扩大贷款规模，按规定给予财政贴息。

三要强化创业培训，提升创业能力。创业不仅需要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有创业愿望的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创业素质。要着力加强对返乡创业者的创业培训，一要加大创业培训力度。为返乡农民工举办“创办你的企业”免费培训班，讲授创业知识技能，指导他们如何创办、开办好自己的企业。二要提高创业培训质量。经常聘请省内外知名创业培训师给学员现场授课，释疑解惑。三要坚持开门办培训。请本地创业成功者到培训班现身说法，请工商、税务、银行等单位的兼职创业辅导员讲授相关知识和政策，组织学员到县内外创业成功的企业参观考察。

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座谈会简报 篇9

会上，返乡农民工踊跃发言，畅谈外出打工的艰辛，介绍创业成功的经验，用朴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表达了对政府关心扶持的谢意，提出了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回乡创业的设想。同时也希望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相关负责人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返乡农民工创业、创业培训、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创业成功后续指导服务等相关政策作了讲解。同时，向返乡创业者宣传了红枫镇近年来发展情况和有利的投资环境，鼓励返乡农民工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该镇分管领导指出，返乡农民工都是有头脑、有经历、有思维、有想法的人，要利用自己的见识、技术、资金优势，敢于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要带动周边的群众发家致富，真正使每一名群众都富起来。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全心尽力为农民工就业创业做好服务，切实增强农民工就业创业稳定性，解决创业后顾之忧，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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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篇10

做好返乡农民工服务工作总结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县总工会关心支持下，**镇工会致力劳务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引导、扶持、帮助大量农民工外出转移就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我镇外出农民工纷纷失业返乡，我镇想方设法，多筹并举，努力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将做好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返乡农民工问题，不但为区域经济如何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也为地方党委、政府如何执政为民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一情况，**镇党委政府切实按照国家、省、地、县相关文件精神，立足民生，结合实际，认真研究，精心组织，扎实有效做好返乡农民工工作。于 2009 年 5 月至 7 月共组织联系培训农民工 72 人，截止目前，已有 65 人实现了就业。1、加强领导，从组织上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一是成立领导小组。二是出台优惠政策。三是落实工作责任。四是建立了返乡农民工信息台帐。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2500 余份，使广大农民工了解国家、省、地、县对返乡农民工有关政策。2、落实措施，从实际上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多形式、多手段、多办法引导、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

申论：积极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篇11

新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小坚

2009年07月17日 14:52 浏览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本页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不少企业相继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导致用工量锐减，大量农民工返乡，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央、省、市的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民计民生，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新宁作为劳务输出大县，返乡农民工的情况怎样？带着这一问题，春节过后，笔者先后听取了县农调队、劳动就业局和县农办的专题汇报，并在全县随机抽样回龙寺镇石泥村、白沙镇罗干村两个村，带领相关工作人员深入村组调研。通过采取召开乡村干部、返乡农民工代表座谈会的形式，掌握了情况，深化了认识，更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石泥、罗干两村基本情况比较

根据调查统计，石泥村共15个村民小组，375户，1650人。有劳动力859人，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2%；外出务工601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0%；春节前农民返乡207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4%，其中返乡农民工已外出145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70%，滞留在家62人，占30%。滞留在家的返乡农民工有4人从事货物运输，2人从事养殖，56人从事烤烟种植。罗干村共17个村民小组，302户，1211人。有劳动力646人，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3%；外出务工201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31%；春节前农民返乡67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3%，其中返乡农民工已外出18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27%，滞留在家49人，占73%。滞留在家的返乡农民工有1人从事出租运输，1人从事养殖，47人在家从事春耕生产。

在对两村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两村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两村都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贫穷落后，自然条件较差，土地贫瘠干旱，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特别是石泥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8分。在返乡农民工安置上，两村的区别是：

石泥村基层组织带动力更强。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石泥村村支两委班子能够并善于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带领群众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在自筹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村主任拿出私人储蓄60万元，并担保贷款100万元于今年年前拉通一条贯穿全村长约7公里的村道，并实现了组组通公路，同时组织群众对村内所有山塘进行维修加固。交通和水利设施改善后，面对今年本村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现实情况，该村村支两委根据本村自然条件，积极争取上级产业扶持项目，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烤烟生产，先后组织返乡农民工修建密集式烤房21座，普通烤房51座，并积极主动想办法，从县农业银行担保烟叶贷款100多万元帮助解决资金问题。而罗干村村支两委班子的带动力没有发挥出来，村干部对农民工返乡感到很无奈，群众对村支两委也颇有怨言。

石泥村农业产业化程度更高。石泥村以水田租赁每亩200元，旱土每亩100元的价格，通过采取土地流转的形式，发展烤烟730亩，共63户种烟户，其中30户为返乡农民工，全部为种植10亩以上的大户，最大的一户承包户种植烤烟达65亩，实现了烤烟种植的规模化、产业化。而罗干村以脐橙、桔柑为主导产业，大多是小户经营，规模不大，产业化特征不明显。

石泥村的返乡农民工思想更安定。通过调查发现，石泥村返乡农民工回家后，都大有作为，并且成为种植烤烟的主要力量，大家每天都忙于生产，讨论的都是烟叶生产技术问题，干事创业的热情高涨，群众真心拥护村支两委，人心安定，社会风气和谐，全村呈现一派蒸蒸日上景象。而罗干村返乡农民工大多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要么打牌娱乐，要么聚众闲聊，心态不稳定，大部分人都提出家庭经济陷入困顿，有强烈的再次外出就业意向。

二、石泥村返乡农民工安置的经验和做法

相比石泥、罗干两村，石泥村在返乡农民工安置上做得更成功、更有效，其经验和做法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组织上引导。返乡农民工由于长期在外务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刚回到农村会有很多的不适应。石泥村支两委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紧密联系群众的作用，及时对本村返乡农民工进行全面的走访慰问，掌握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心理诉求，帮助解决返乡农民工实际困难，对他们在思想上关心，创业上指导，生活上帮扶，形成激励返乡农民工创业富民的良好氛围。

从产业上扶持。返乡农民工由于在外打工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回到家后大部分人担心收入会减少而导致心态不稳定。石泥村以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把本村返乡农民工的身心系在产业项目发展上，以产业的发展，实现村域经济的发展，进而实现村民收入的增加。而且石泥村在帮助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上，用真情、出实招，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产业项目的确定，资金和技术的保障为群众增收搭建了平台，从事烤烟生产的返乡农民工看到了希望，自然而然就安心在家干事创业。

从政策上支持。返乡农民工经过在外几年或十几年的打拼，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和资金，并且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面对外面不良的经济形势，加之中央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他们认识到在家创业也大有前途，很多人自愿选择回乡创业。石泥村返乡农民工能够就地创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级惠农政策的扶持。如石泥村返乡农民工肖建明，与妻子在外打拼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政策的支持下回家创办了一个年出栏生猪1000头以上养猪场，同时还开了一家饲料店，预计年收入可达30万元。

三、得出的几点有益启示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两村的调查中，我们在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上得出几点有益启示：

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力和主力军作用。村级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农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和要求都集中在基层组织，一些矛盾和焦点也都集中在基层组织，群众反映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需要村级组织逐一加以解决和落实，村级组织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大局的稳定。石泥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进一步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切实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吸引力，才能更好地满足、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形势任务的需要。一方面，要创新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配优配强村级班子。造就一支能够引导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农村稳定的基层干部队伍，带动村民不断更新发展观念，树立开放意识，拓宽发展思路和途径，真正实现能人治村、能人促富。另一方面，要创新村级干部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村级干部的能力素质。努力培养一支“能办大事、敢办难事、真办实事”的村级干部队伍。使他们能够科学应对复杂局面，解决疑难问题，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真正实现农村的和谐稳定。

发展农业产业化，扩大就业平台。石泥村通过规模种植、大户经营的模式发展烤烟产业，促进了土地流转，制止了耕地抛荒，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壮大产业，提供了大量的用工岗位，妥善解决了返乡农民工和周边群众的就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既可以安置转移劳动力，又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石泥村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因地制宜，立足优势，扬长避短，发展壮大优势支柱产业，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充分挖掘农业产业化安置就业的潜力，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本营和主战场，使农村劳动力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用活支农惠农政策，促进本地就业。石泥村充分利用了烤烟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现有的土地政策和贷款政策，通过发展烤烟生产解决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这就告诉我们，要用好用活支农惠农政策，积极优化创业环境，以创业带动返乡农民工就业。具体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要帮助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资金难题。银信部门要对返乡农民工创办产业项目的，要积极给予小额信用贷款支持。将返乡农民工在本地创业就业人员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持范围，研究制定简便易行的实施办法。二要搞好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要充分利用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农民素质培训学校、信息扶贫学校等技术培训点，结合本地实际和农民工需求，适应转岗转业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开展就业和创业培训，为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和创业提供服务。三要建立健全市场信息网络。要及时掌握市场信息，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信息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就业岗位信息专项调查活动，摸清县内各类企业和新开工项目的用工需求，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促进返乡农民工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分化与整合

肇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革趋势日益加强，并带来阶层分化，由此出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多元化与利益冲突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分化情况

改革开放之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整个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单一身份性的群体或阶级，同质性很高，农民享有同样的身份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农民个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知识、技能、体力方面的差别都不予以承认。

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农村财产制度、财产使用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农民对社会性资源的占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不再是一个意义和内涵单一的身份指称。在农民当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占有标准，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管理者和乡镇企业职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管理者等群体。同时，农民内部的分化，使得一些农民往往能够寻找到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并形成一致的看法和心态，表现为利益觉醒意识、自我维权意识彰显、群体界别意识分明。

可见，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农民的角色和身份已经多元化，地位和需求已经差别化。只有准确认识并把握当前农民分化的现实,并分析其不利影响，才能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农民分化对新农村建设的不利影响

（一）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和谐新农村的构建

农村人口所从事的职业的分化，引起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明显分化。这种贫富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农村社会的财富占有度，另一方面也反映着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层次。目前，在农村中有资产过百万的农户，也有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农户。2004年林坚、马彦丽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农民收入多元化和阶层分化专题调查显示，不同职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差异比较大，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收入最低。与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两者相差31332元。南京大学2006年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在山西、陕西、江苏、广东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农业生产的农民2005年人均收入为7971.31元，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3322.65元，低于非农业生产农民41.6%。在这项调查总共涉及的20个行政村（“明星村”）中，2005年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江苏省华西村，达到1.88万元，而在陕西省的南泥湾村人均年收入仅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在农村，越是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阶层，负担越轻；越是地位低、收入低的阶层，负担越重。农民负担与社会分层之间的逆向关系，不仅仅损害了弱势群体——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发展能力，带来了农民各群体之间的断裂,而且也影响到了社会公正秩序，降低了政府管理社会的公信力，不利于和谐新农村的构建。

（二）农民分化导致相对剥夺感滋生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做了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农村各阶层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农民中一些优势阶层或群体中的一些人就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居于特殊地位；企图凭借经济资源和非正式关系网络来渗透政治系统，以规避法律和制度约束，减少行动成本，达到个人收益最大化，使平等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扭曲。这导致一部分农民（主要是农业劳动者）产生社会不公平感和心理不平衡，从而对一些在农村社会中地位上升的阶层，如高收入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少部分农村管理者阶层的收入合法性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产生不满情绪，无形中造成了农民各阶层中的二元分化，也使得农业劳动者对农村改革甚至目前国家所倡导的新农村建设的期望值下降，热情降低。

（三）农民分化导致道德与价值准则失落 道德观念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精神基础。当前，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主流是健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带来了农村社会价值观上的混乱和迷失。

转型时期，社会逐渐走向一个趋利形态。不管是社会群体，还是个人都强调利益和竞争，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资源和利益。利益逐渐从公利和共益回归到利益的本原精神，即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原则”。一些阶层，如富有阶层的部分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他们花钱摆阔，办事讲排场，购买奢侈品，养宠物，信奉金钱万能论，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认钱不认人。他们是“白道”能走，“黑道”也行，集体主义观念明显淡化，不关心集体，对社会公益事业淡漠。

一些贫困的阶层，短视、狭隘，口里喊着要公平，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又会采取实用主义观点，大部分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有些人只顾“小家”忘了“大家”，有些甚至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不讲信用等；家庭责任感弱化，尊老不足、爱幼有余，邻里关系紧张。

一些农民精神生活贫乏，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不信政府信上帝，不搞生产等“升天”。同时，一些地方农村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利益集团、地方黑恶势力的抬头等，构成了一些地方在乡村治理权力上的分割，使一些乡村政治行为无序、经济行为不轨、文化行为粗陋。

（四）农民分化导致群体性事件凸现，使农村缺乏凝聚力

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和衍生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阶层市场经济意识较为充分，自主意识、自我意识较浓，对自身权益较为重视。正是出于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动机，他们要求在村治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渴望影响村社公共权力运作。特别是在农村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的一批掌握着经济、知识、技术、政治等优势的社会资源阶层，如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管理者等等，他们将形成农村新的政治精英，进而对传统乡村政治权力结构提出挑战。可以说，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由于利益的分化，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面对经济收入的低下和生活的困难，以及与其他阶层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将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在公平条件下实现本阶层成员及其子女的上升性移动，以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因而农民各阶层要求通过民主参与表达利益的愿望和积极性日益提高，而政治体制尚未提供相应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即使有“两会”，民主决策权力往往为村委会、村党支部及富人把持，造成目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抗议、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报复村干部，甚至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过激行为等。

（五）农民分化使新农村建设缺乏组织保障

农民阶层的分化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化的过程。利益的分化改变了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动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作为农村社会支柱的基层党组织，在整个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而且有日益弱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出去了，留下的是“三八六一部队”及老弱病残，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农村党组织后继乏人，难选取。一些地方党组织不注重后备干部的培养，长期不发展党员，原有党员队伍严重老化，中青年党员稀少，缺乏合适人选。少数村的村民包括党员整体文化素质低、能力差，人才缺乏，没有人选。一些村的党员党性弱、责任心差，只顾自己富，不顾大多数，谁也不愿当支部书记。“家长”专制，或宗派家族争斗，互相攻击，闹不团结，产生不出支部书记等等，并且使民主管理陷入困境，民主决策难以实现，民主监督流于形式。

另外，更重要的是，农民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与农村组织之间的信任感大量流失。农民的政治信任感又是与农民对政治体制的效能感和绩效感紧密联系着的，“对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但是当前一些乡村组织不是懒软困涣散、腐败，就是作威作福一派“黑老大”模样。“凡是政府大力推进、宣传和倡导的，老百姓总持怀疑态度，甚至还有让干的偏不干，不让干的偏干”。乡村组织在协调农民各阶层行为，保护农民各阶层利益方面给农民带来了心理上的挫折感，这必然影响农民对乡村政治系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阻碍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政策措施

（一）协调好农村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要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首先要从发展和保持农村社会活力、追求社会效率的角度出发，保护优势阶层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这将增强农村社会全体成员致富的信心。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弱势群体阶层的利益，调动弱势阶层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农村各阶层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其次要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考虑，依法打击各类优势阶层的寻租活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逐步缓解农民收入拉大的趋势，防止两极分化。再次，贫困阶层是农村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较差，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偏低，加上资金不足，收入增长的难度很大，迫切需要各方面从财政金融方面加大对贫困阶层的扶持力度，降低贷款门槛，尽可能为他们的生产提供资金，并加以扶持和引导，以促使弱势阶层向上“流动”。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改变基层组织瘫痪的局面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基层组织的领导，为此，要努力改变基层组织建设瘫痪的局面，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把党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民的增收、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提高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想办法吸引农村先进分子担任乡村主要领导。规范乡村干部的行为，努力改善干群关系，提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同时，各地要根据情况，具体抓好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关的组织与制度建设。村民自治组织要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农村党支部要真正在带领农民致富方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要根据新时期的情况，建立民兵、青年、妇女和行业协会等群众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了解搜集信息，教育培训农民，组织农民有计划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或外出务工，将分化了的农民逐步组织起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三）构建制度化平台，健全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表达，亦即各农民阶层反映自身利益要求，是实现利益整合不可缺少的途径。社会群体的分化导致利益要求的复杂化，必然需要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首先，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具体制度，充分吸纳农民广泛的参与政治活动。如在人大制度方面，健全代表候选人制度，严格执行选举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保证代表确实能代表农民各阶层的利益和其权利的行使等；在村民自治制度方面，全面认真地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建立健全“四民主”的具体操作制度等。其次，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断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以满足不断出现的社会阶层要求参与政治的需求和愿望。特别是对于目前还缺少政治参与渠道的阶层，应该给予特别关注。

（四）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经营能力

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长远来看，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基础教育，提高贫困人群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准，增强就业竞争能力，缩小家庭间的就业差距，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打造好农村和谐文明的基础工程。在继续巩固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要积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享受必须的公共教育，为减少文盲半文盲创造条件，使他们能抵御各种落后文化和观念的侵蚀。从眼前看，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定要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要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有机衔接起来，注意长短结合、远近结合、点面结合，阶段性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普及性培训与系统性培训结合、理论培训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同时使其掌握基本的政治技能，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和政治工具来捍卫权益。

（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的迁徙流动自由

户籍制度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如何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就是给农村人口以平等待遇，使得人民之间只有职业的不同，不再有任何含义上的身份差别。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恢复和实行全体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以社会流动机制为例，日本学者蒲岛郁夫认为，如果社会可以提供大量流动机会，公民的社会挫折感会随着社会流动而消失，而不选择政治参与的办法来消除社会挫折感。但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社会流动遇到了种种体制障碍，例如教育制度中导致资源不合理分配的因素、户籍制度中导致城乡差别的因素等。因此，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的迁徙流动自由。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需求，坚持市场趋向和改革方向；另一方面，还必须遵循“常住地户口的入户原则，建立一种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的目标模式，以恢复户口反映公民居住生活状况、公民身份、职业及其他社会属性的本来面目，弱化户口的功利色彩，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公平竞争。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分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

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形成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包括农民养老、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保险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随着农民分化，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管理者、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面临的主要是工伤、疾病、养老风险。目前国家已经强力要求用人单位为他们缴纳上述保险，由于实际上企业和个人都不愿意缴纳这部分钱，即使缴纳了，上述农民到异地又不能适用，所以目前这部分人并非应保尽保。要继续加大监督措施，完善机制，将这部分人分门别类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使之完全离开土地，完全改变其农民身份。对于农业劳动者，应发展主导产业，为他们提供稳定和充分的就业机会，保证其有足够的稳定的收入，同时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而对于特别贫困的阶层，国家已经规定，凡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可申请低保。同时，努力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做好农村贫困性社会救助、灾害性社会救助和疾病性社会救助，保证农民分化过程中的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和谐发展提供保障。（长子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当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都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绝大多数的生产经营者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仍然按照传统习惯、自身需要程度来开展分散、独立、小而全的生产经营，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存在”状态。那么他们在被动参与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必然处于先天劣势的地位，一是自身不具备竞争力，二是在市场交换中利益受损，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发展乏力。

我国的农业疏离于现代市场经济，既有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知识能力结构和综合素质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法律政策方面的原因。在法律和政策的层面上，农业领域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够完善，农民对土地、房屋等重要资源的产权关系得不到明确界定，从而使他们不具备完整的市场主体资格，无法进入市场经济之中与其他产业的生产经营者平等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通过法律制度来明晰产权，让这些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要素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通过流通和交换来实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资本增值。像我父亲这样的很多农民，他们所拥有的主要财产只可能是房屋和土地，包括耕地、林地和宅基地等。但这些财产的产权都不够完整和明晰。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开展的新一轮农村改革，亟待从以下几方面对农村的产权制度进行明晰化：

1、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集体究竟是谁？是村、生产队还是其他组织？

2、集体所有权的内涵是什么？当征地的时候如何获得保障？

3、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使农民得以通过集体来行使相应的土地所有权？

4、在家庭承包经营中，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又是什么？它与集体所有权之间的界线如何明晰？

5、在新的农村改革中将继续巩固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允许其通过多种形式流转。对于具体的流转形式，比如承包经营权如何转让、能否作价出资入股、能否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等问题，都需要从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上予以明晰。

6、性质比耕地、林地更加复杂的宅基地和房屋，对于其产权制度，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四个重要方面，也需要政策法律予以明晰准确的界定。只有不断完善健全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农民才有可能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完整市场主体资格，从而获得进入市场、平等参与市场化生产经营的资格和能力，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这些资源的价值，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同样，如果农民想联合起来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甚至组建具有现代企业结构的农业企业，那么土地和房屋产权的不明晰将让他们很难确定各自的权、责、利，也难以获得登记注册。没有适度规模经营和组织依托，建立在自给自足式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农生产就难以开展专业分工。在这样的局面下，农业领域里不同行业的专业分工、不同农产品品种的专业分工，以及同一品种不同生产经营环节的专业分工与相互之间的合作就难以落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难以获得规模生产经营的效益。像我父亲就几十年如一日，水田里种水稻打口粮，旱地里种蔬菜和少量木薯、果树等经济作物，林地里产柴火和建筑木材，此外还要饲养鸡鸭牲畜和鱼。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微小生产单位，其生产经营的领域横跨农、林、牧、副、渔，纵跨每一行业、每一品种从头到尾的全部生产环节，工作量繁杂而艰巨，但是劳动生产率却极其低下。他虽然年年起早贪黑、辛苦劳累地劳作，但也仅仅足够维持基本生活。

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经济体比喻为一具躯体，把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比喻为血液循环，那么农业就几乎是循环不畅的“被区隔部分”。要实现农业的振兴、农村的发展，从制度、法律政策等各方面，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他们摆脱“自然存在”的现状，参与并融入到市场经济之中，将是重要的一步。

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出路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农村从改革开放的发动机蜕变为进一步改革的艰难辎重，而农民则成为广泛受关注、需要补贴的弱势群体？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调研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的带领下，对成都市的城乡统筹试点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组和市统筹办的协商，我们重点亲历了金堂县、郫县和大邑三个县、十几个乡村。通过同县乡村三级领导座谈和深入农户及厂房基地，对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真正感受到此次为带动三农，缩小城乡差距的城乡统筹改革给成都发展带来的好处，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对以后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而这迅速发展的成果应该归因于成都市在城乡统筹中紧密围绕新农村建设的主题，依靠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发展的决策。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新农村，推进农业，富裕农民。具体做法如下：

土地制度创新中促进农业产业化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它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保障两个方面的职能。建国后，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的历程。在第一个阶段：土地由分散到集中阶段，是由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办法慢慢地显露出其弊端，严重地削弱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个阶段：土地由集中到分散。是以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土地承包为标志，新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户生产的积极性，让整个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当前农村大多还是处于这种发展阶段。但是随着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产业布局以及发展导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同工业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的产值和附加值相对较低，这也造成了农业和农民的脆弱性和单户农民很难在市场竞争中规避和抵御市场竞争的风险。

为了解决农业和农民的弱势境遇，成都市着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建立集体土地换集体经济，土地承包权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制度。这种在城乡统筹过程中推进的土地制度恰恰成为土地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分散到集中。有条件的村庄在农民集中居住地和耕种地集中的基础上，成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政府扶持引导和自发融资等渠道，积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工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用公司经营和大户经营的模式来参与市场竞争，抵挡市场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部分或全部地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推进和引导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基本思路是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这种系统化的运作，没有政府的主导和参与，在现在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市场前瞻性和对市场把握不准确的条件下，很难自发地实现。成都市依据农业产业化的四种基本类型（市场连接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农科教结合型、专业协会带动型），从政策和资金上对农民进行支持和引导，并不断根据本地实际实现机制创新，比如金堂县就依据本县实际提出了三种方式：直接承包给龙头公司、公司农户相结合、农户自己经营。当然，农业产业化并不是放任自流，如同上世纪90年代初期福建一些城市工业化初期搞的“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化发展，而是依据自己本身的特色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如金堂的脐橙、郫县农科村的农家乐、永泉村的花卉种植、战旗村的蔬菜种植和食用菌种植、大邑的生猪养殖，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并且在向品牌发展战略上靠拢。在政府的引导下，各区县有意识地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努力实现一村一品、一县一品。比如金堂县正打造中国脐橙第一县、大邑的生猪和食用菌基地以及三圣花乡的以花卉种植和旅游为核心的“五朵金花”享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引入和积极培植农村市场主体，对农副产品进行粗加工和市场化运作，大幅度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比如唐昌镇的娃娃菜在以前的市场价是0.2元/斤，经过简单加工和包装达到现在的1.5元/斤，仅此一项，农民就受益匪浅。

对于农业产业化资金短缺问题，政府给予充分关注：先后引进伊利、蒙牛等大型农业投资项目；鼓励和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现在成都村组集体资产已达到46.8亿元；积极搭建现代农业投资平台，现在市区和县都成立了现代农业投资公司和小城镇投资公司。

充分发挥农民在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农业产业化目的之一是实行产销一体化，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效益，而且能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使农民富裕起来。而现今农民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有限，还没有全部体现出来。一方面源于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对世代耕种的土地和宅基地的依赖。比如在政府推进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和实现土地集中过程中，部分农民就出现“宁住草房、不要楼房，宁呆山窝窝、不入新社区”的现象，当地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根据“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稳步推进”的原则，让农民自己感受到改革带给他们的好处，自愿的梯度转移。到2007年底，近27万农民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我们在ZQ村调研时村支书介绍说：村里集中居住搬迁时按现有的住房情况进行补偿，好的每平方米280元，最差棚房30元/平方米，建房采取第一层统规自建，实际操作是统规统建、自己交钱，农民交400元/平方米，政府给补贴80元/平方米，指着尚在建设中的农民小别墅，李支书说，他们现在尝到了甜头，都争着抢着要置换房子，我们村周边的商品房都卖到4000元/平方米，农民对新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另一方面源于农民对发展市场经济和自身权利认知能力欠缺。虽然现在有些村的产业化走在了前面，比如上面提及的ZQ村，村里有集体资产1280万元，货币资金400万元，但是如何管理村财和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尚存在问题：一是村支两委的投资建设决策水平，二是农民对干部工作不信任和自身参与程度差，拿李支书的话说，农民对村干部的印象是“不图吃锅巴为啥围着锅台转？”

农民素质低、观念改变难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一朝一日就能解决。对此问题，成都城乡统筹办副主任秦代红认为：“要切实的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提升和强化农民的民主管理和参与程度，让农民参与、让农民做主、让农民在发展和管理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相信有了这种意识，并积极地从这个方面着手，说明成都已经走在了前列。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金堂县委何书记如是说，而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政府的引导、市场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社会组织的调节和农民个人的积极参与都不能缺失。但是农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农民，所以政府在开始阶段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不能忘记提升农民素质的重要性，在市场化的洗礼和观念的转变中，发挥农民的主力军的作用，逐步实现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从政府主导向农民自愿方向转移。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转载： 李昌平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李昌平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