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帝国的意思, 阿拉伯帝国的解释

阿拉伯帝国的意思, 阿拉伯帝国的解释（精选10篇）

阿拉伯帝国的意思, 阿拉伯帝国的解释 篇1

前前后后数次翻阅这本厚重的著作, 并查阅了相关时期的历史文献, 总算从刚开始的云里雾里有了点滴的进步, 对书中的方法和思想有了初步的理解;也从一开始的被学者们的观点带着走, 到现在渐渐产生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也终于能动笔写下些许所感所想。我把自己的这篇读书报告划分为三部分, 首先, 我将对《中华帝国》这本书作一个内容梗概;其次, 我将对该书作一些评价, 包括正面和负面两部分;最后, 我将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理解, 对本书中最启发我的关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话题, 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内容摘要

全书共有三编, 分别是围绕着帝国晚期城市的三个方面组织起来的。第一编题为《历史上的城市》, 论述城市的建立与拓展, 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各种因素;第二编题为《空间的城市》, 注重城市在各自的腹地和区域中扎根, 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第三编题为《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 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2】施坚雅教授为各部分都作了一篇单独的导言, 让读者在一开始就对即将阅读的版块有初步的了解。

二、评析

首先, 我将谈一谈本书的贡献。

第一, 正如开篇提到的, 该书推动了跨学科研究, 并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论文的作者除了汉学家和中国史学家外, 还有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他们或出生于美国, 或出生于英国、德国、荷兰、日本、中国。我第一遍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虽然许多内容没有看懂, 但是有一个印象已经十分深刻了:外国的学者们能把中国明清的城市研究到如此细致、如此深刻, 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中国的历史城市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他们都具备深厚的汉学基础, 西方学者对于帝国晚期的熟稔程度, 丝毫不下于中国的学者, 可见学术知识没有国界也没有一家独占之说, 应当推动研究方法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 学者们做学问的态度极富启发性。不说学者们深厚的汉学功底, 光从书中一篇篇图文并茂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搜集资料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查阅大量的地方志、地方报纸、外国人的游记等, 访谈许多移居海外、曾经在农村市场体系中生活过的“知情人”, 并利用自己的实地调查资料。秋山元秀教授在他的一篇评论中曾经说道:“施坚雅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运用, 有时也富于启发性。例如, 民国以后的邮政局的所在地资料, 这是俯拾即是而不被我们重视的资料, 但是他在城市研究中却运用这项资料作为求得中心地所在的依据。”【3】

此外, 为了将本书与同类历史书籍作对比, 我还翻阅了由美国学者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一书, 该书以江南地区的主要城市 (苏州、杭州、扬州、上海) 为研究的对象, 分析了江南区域内城市历史的不同方面, 探讨了中国前近代城市发展的诸方面问题。除了结论不同, 这本书乍一看在各方面都与《中华帝国》很像, 但是仔细比较, 在研究方法上还是跟《中华帝国》有差距。

同是研究帝国晚期的上海, 马克·埃尔文在他的著作《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中引用了细致地多的资料, 文中多处引用了诸如《明代漕运研究》、《阅世编》、《崇祯松江府志》等历史古籍中的原文表述, 共有参考文献106篇, 同时搜集了丰富的图表, 前后共9幅, 展示了上海水道分布、水路管理体制以及城市发展中的微妙变化, 一目了然。这不是单纯的现象罗列, 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另一方面, 每一条史实都紧紧围绕文章的中心, 揭示上海城市发展的规律性。

相比而言, 《江南》一书中的资料则略欠丰富性, 读完约翰逊关于上海的研究 (《上海:一个正在崛起的江南港口城市, 1683-1840》) , 感觉文章更像是史实的叙述, 成片的文字中仅插入3幅图表, 缺少丰富史料的支撑, 同时文章涉及的面也没有前者深层。这一点很容易判断, 读完《中华帝国》, 再读《江南》这一书, 发现阅读速度很快, 由于不理解而停顿、反复的地方明显减少了。由此可以看出, 《中华帝国》中的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城市时下了多大的功夫, 搜集资料时做出了多大的努力。正是这种善于运用资料、千方百计搜集资料的精神, 使得本书的作者们在作深层研究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我想, 学者们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地学术作风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正是我们在做学问乃至为人处世方面所需要的品质。

第三, 正如施坚雅教授在前言中重点提到的, 本书突出社会经济层级的重要意义, 通过这种理论构架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此前, 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 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中国知识阶层与官僚机构关系紧密, 他们著书立说时, 国家的行政等级区划自然成为他们描述空间的唯一框架, 但是这种方式阻碍了对社会经济层级的认识。

施坚雅教授认为, 明清时期, 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更主要的是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级中的位置, 而不是政府的安排。就中国的情形而言, 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的大都市, 处在中心层级的最高层, 这个层级向下延伸到农村的集镇。层次越高, 社会经济体系越复杂, 中心地在其中起着连接点的作用。例如珠江三角洲就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由本地和区域系统逐层构成的层级结构。大区域的核心-边缘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由中心到最边缘的共中心的连续区域。

由于对这个理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这里就不添加自己的观点, 以免画蛇添足, 我就主要引用施教授在前言中的原话来描述这一区域体系理论:其中心观点是, 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 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系统均呈现和大区的核心-边缘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因此, 每一个本地和区域体系均是一个有连接点的、有地区范围的、而又有内部差异的人类相互作用的体制, 这个体系处在不断地有规律的运动之中, 镇和市处于一个体系的中心, 起着连接和整合在时空中进行的人类活动的作用。【4】施坚雅教授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 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话题, 其一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大区域经济处于半独立状态, 各具特点, 各有其核心-边缘结构;其二, 在一个特定大区内, 城市层级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 中心大城市在整合其城市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十分重大。

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 单是施教授不落窠臼, 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就足以体现本书的价值——它让中国的历史学家接触到了区域体系的分析方法, 并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运用这一方法, 在城市和社会研究上做到更为全面甚至更为科学。

在我看来, 《中华帝国》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些小问题, 下面我将一一列举。

其一, 虽然学者们在搜集资料和研究方法上下足了功夫, 但是纵观全书, 大部分论文缺少量化分析。正如施教授在第一编的导言中提到的:“本书的撰稿人没有一个是历史统计学家, 除了我本人的文章以外, 那为数不多的几篇由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写的论文, 大部分避开了量的处理。”【5】如果更多的论文中能将适量的量化分析与文献、图表分析相结合, 那在学术论证上就更为严密了。

其二, 是关于对施教授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的质疑。在他的概念框架中, 中国城市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市场因素, 同时他也谨慎地指出政治在其中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例如:都城的重新定位, 对外贸易权和垄断权的授予或废止。但是根据我们的历史知识,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 在决定中心地等级地位的时候, 政治因素应该比经济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施教授关于这一点的论述, 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最大的疑惑和不解。

三、启发性思考:城市的社会管理

对历史的研究, 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后世提供借鉴。读完这本书, 第二编中瓦特教授所写的《衙门与城市行政管理》给我最大的启发, 一方面是出于我对“管理”话题的兴趣, 乐于探索古人在管理城市社会中的做法, 另一方面, 这篇文章激发起我对现今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方式上有所感想。

在这篇文章中, 瓦特教授最关心的是以城市为主的行政机构和以农村为主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清政府各级的司署中, 县级衙门对当地人民生活影响最大, 因为县级衙门是他们最直接、最经常碰到的皇权形式。清代衙门有三个特点在城乡关系上显得不合理。其一是衙门官员脱离平民;其二是衙门有行使商业职能的倾向, 把行政职能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其三是书吏等正式的政府雇员代表着地方利益, 而幕僚等非正式吏员却代表着国家利益。瓦特也对衙门官吏反复想把行政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强加于乡间的企图作了新的考察, 并说明他们的成败如何反映了衙门内的官吏与利用其行政部门的各种社会集团的不同利益。他的结论是:衙门首先是一个斡旋这些不同利益的机构, 县衙门是地方政府与非地方的地方权力代表协商的主要中心。

从文中可以看出, 明清时期国家对县以下的地方社会的控制较为粗放。国家任命的县一级的正式行政人员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少数几个人, 在清朝, 有时主簿、县丞缺额, 其工作不得不由不入流的典史监管。瓦特论述道:“除了衙役常被派遣或逮捕嫌疑分子外, 衙门官员不再直接受理乡村民间的生活事务。衙门官员在任职期间, 总是住在衙门内, 不许他们外出。这样, 衙门在许多方面就跟人口众多的乡村隔离开了。”【6】这就是一个地方行政城市化的现象。

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今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些问题。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格局是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高度合一、政府管理取代社会管理的集中管理模式, 它导致社会各非政府组织管理和发展能力的缺失, 影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 这种管理格局还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像明清时期那样的“政府与人民、政府与农村分隔”的现象也不在少数, 这一历史上就存在的问题到今天也没能彻底地解决。因此在这里, 我主要想强调“公众参与社会管理”。

(一) 有关公众参与

法国城市社会学代表人物列菲弗尔认为, 城市应被当做一个综合的有机体,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不是“社会动物”, 而是具有立体生活、感觉丰富的城市人群。人们对城市的权利不是被简单地看成游览城市的权利, 只能被明确地表达为对城市生活改变和重建的权利。【7】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公众有权参与社会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活力。

明清时期衙门与人口众多的乡村隔离显然已经是不可取的, 同时我们也要改变当前公众参与有限的状况。近年来, 网络舆论蓬勃发展, 政务微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在信息发布、提供服务、了解民意和官民互动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还有高效、便捷、亲和等优势。在微博时代, 每个人都成了媒体, 每个人都可以无边界地与别人沟通, 微博使政治离我们更近了。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有些政府机关只是跟风而已, 虽然开了微博却不见更新, 或是缺乏实质性内容, 我在网上也见到不少类似于“您反映的问题已经交给有关部门调查,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样雷同的官员微博。

当然, 典范也不在少数, 河南焦作的公共财政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典型的公民参与管理的范例。焦作建立健全财政复式预算, 推广百姓“参与式预算”,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为预算改革创新提供技术支撑。一系列的改革, 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0年来, 焦作财政收支总规模增长6倍多, 人均财政收支水平跃居全省前3名, 提升5个位次【8】, “焦作实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样的模式值得在全社会得到推广。

(二) 有关城市移民

芝加哥学派的祖师帕克提出了“边缘人”这一概念, 他们处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的边缘, 并受到这种边缘化的煎熬。在今天看来, 农民工就属于这个范畴。一个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要走包容性发展的道路, 不断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 在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更多地承担农民工发展的社会责任。现在各地频现的“民工荒”问题就是城市政府和企业主没有承担好农民工发展的社会责任的直接后果。

帕克还强调, 教育在族群通话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不同文化群体的通话是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和认同共同的传统与技术而实现的。【9】放到今天中国的背景下, 就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可以将教育寓于社会管理之中, 通过教育沟通来实现社会和谐。

以上就是我在对这部著作经历了多次泛读、精读之后得出的一些想法。本书其他选文中也有关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论点, 如《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衙门与城市行政管理》等, 都对现代城市社会管理有启示意义。在这篇报告中, 限于时间精力和篇幅, 我只是着重就《城市的社会管理》这一篇进行了探讨, 其余的文章将留到日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摘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一部主要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城市的论文集, 由被誉为“美国汉学第一人”的施坚雅教授主编。书中共收录16篇论文, 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籍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著作, 而是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著作。

关键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帝国晚期

注释

1[1]诺顿·金斯伯格.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J].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

2[2]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7

3[3]秋山元秀.施坚雅编<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J].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

4[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5

5[5]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6

6[6]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418

7[7]夏建中.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53

8[8]http://finance.qq.com/a/20091231/003605.htm

阿拉伯帝国的意思, 阿拉伯帝国的解释 篇2

(1)正驶入广州黄埔港的西洋商船

究竟是什么诱惑让他们甘愿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口岸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人呢？

应运而生

进入17世纪，为掠夺新的领土、争取巨大的商贸利益，欧洲各国展开了全球范围的探险活动。

新航路的开辟，使东西方不再是隔绝的地理单元，在巨大商贸利益的刺激下，地大物博的中国大陆，很快成为西方淘金者实现财富人生梦想的热土。

1684年，对西方世界同样抱有强烈好奇心的康熙皇帝，为振兴沿海地区的经济，下令废除明朝以来施行的禁海令，在东南沿海设立了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与来华的外国商船开展贸易活动（图2）。

(2)粤海关衙门

然而，由于长期封闭，清政府没有自己的外贸体制。开关之初，接待外商的工作极其混乱。遇到洋船大量到来时，常常是招架无方，洋船迟迟不得进港交易。

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手段。1685年春，广东的官府终于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李国荣介绍：当时，广州珠江边有大量的中国商户牙行，商人们运用经济手段集散货物，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深受外商的欢迎。于是，就在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广东官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外商做生意，并代清政府征收关税。后来，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开端。

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十三行”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图3）。

(3)十三行商馆

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洋行的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达26家，最少时只有4家，但约定俗成，“十三行”成了这个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

一口通商

就在清政府试探着敞开国门时，大洋彼岸对海外领土和商贸特权争夺的结果日渐明朗，英国成为这场争夺的最后胜利者。它对东方贸易同样占有绝对的优势，英属东印度公司是大英帝国在东方的贸易代表。和十三行一样，英属东印度公司也带有官方背景，所不同的是，它还充当了英帝国向外扩张的工具。

1600年，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支持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对东方贸易的特许权。到了18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身的庞大的殖民机构。

英属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获利高达200%。美国商人亨特在书中写道：最壮观的景象莫过于英国商船队驶入广州港的情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帝国的十三行和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神经中枢。”

然而，正当开关后的中西商贸似乎沿着既定轨道向前发展时，一道从紫禁城发出的上谕突然改变了一切，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此时，大清国的统治者已经换成乾隆皇帝。1757年，乾隆采取强硬措施：关闭其他海关，仅留广州一处通商口岸（图4）。

(4)身着戎装的乾隆皇帝

一时间，中西所有的商贸和政治、文化交流，都集中到了广州。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乾隆皇帝断然做出这一决定呢？

18世纪中叶，就在大清帝国陶醉于“天朝物产丰盈”时，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浪潮正在酝酿，英国逐渐实现“日不落帝国”的梦想，版图扩大到了顶峰。英国当局急于打开中国贸易市场，英商并不甘心只在广州一口贸易，急需中国开放更多的港口来满足他们的贸易需求。

为接近江浙的丝绸和茶叶产区， 1755年，一向只在广州靠岸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乘船驶抵康熙年间曾一度开放的宁波口岸。

英船忽然闯入宁波要地，引起了乾隆乃至整个中央政府的巨大震动。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加重宁波关税，达到不禁自禁的目的。

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奏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瑜介绍：当时，英、美商人为对付漂洋过海中经常遇到的海盗袭击，都带着武器。西洋商船的武装力量远远胜于当时中国沿海的绿营水师，而且船只非常大。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当局的警觉。

不久，乾隆接到奏报，英商宁可多交关税，也要到浙江贸易。对此，乾隆断然决定：今后只准洋商在广州一地停泊贸易。这就是被后人常常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一口通商”的上谕。

“一口通商”使中国闭关锁国和广东十三行独揽外贸持续了85年，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为什么粤海关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呢？

乾隆十分重视粤海关与粤商的利益。因为沿海4个海关开放时， 80%以上的洋船都泊靠于广州港，说明当时国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集中在广州。

更重要的是，广州拥有成熟的洋行制度和经商人才，这是其他口岸无法企及的。

然而，仅仅是因为上述原因吗？

在北京皇宫，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粤海关的巨额税收，是皇室内务府的重要财源，而内务府恰恰负责皇家宫廷生活。可以说，粤海关的税收直接牵动着宫廷生活的命脉。

地理形势也是乾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乾隆谕示：“虎门、黄埔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

广州临海有虎门 “金锁铜关”天险拱卫，有官兵在这里防守，黄埔又是从海上抵达广州必经的内河水路，这里水势复杂，没有中国领航员带领，洋船实在难以进出。反观宁波海面辽阔，外国洋船扬帆即可直达腹地。粤海关有如此突出的有利地位，清政府高层的取舍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英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显然，英属东印度公司并不甘心。1759年，他们派“中国通”洪任辉向乾隆皇帝控告粤海关贪污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企图借此逼迫清政府开放其他口岸。最终，清政府裁定：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撤职，洪任辉则被遣送澳门监禁3年。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结果，使英国公司的目的化为泡影。

金山珠海

为加强对洋商的防范，两广总督李侍尧呈请清廷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这个规章明文规定了行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惟一经营者，并赋予他们管束外商行为的权力。从此，十三行商人开始全面管理外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覃波介绍：清政府希望通过类似保甲制的方式，把行商和洋商联合成为一个利害与共的整体。行商负责收缴税捐，监督外商守法，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这样的涉外通商政策，客观上造就了广州外贸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团队。

那么，承载着清代全盛时期中西贸易的十三行究竟是什么状况呢？

十三行在地理位置上包括中国街区与外国商馆区两个区域。在中国街区设有行商公所，由政府选定行商中家资最富、声望最高的人担当行首，被称为总商（图5）。

(5)十三行街区每天都如此繁忙

中国街区里的几条街巷布满了行号、店铺，每天人们熙来攘往，一片繁荣景象。

紧邻中国行号的是各国商馆，这里是供洋商经营、居住的地方。各国国旗每日在商馆广场升起，俨然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图6）。

(6)带有鲜明异域建筑风格的洋人商馆

1830年，英商在英国下院听证会上表示：广州是世界上通商条件最好的口岸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几乎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造就了广州这个盛清时期著名的中西方贸易中心。

历史记载常常把十三行商馆的景象描绘为“金山珠海，堆满银钱”。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记载，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十三行商馆区发生了一场火灾，大火持续烧了7昼夜，大量银元被熔化，银水竟流出一二里地。这次大火共烧毁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其富裕可见一斑。

行商到底是怎样和外国商船做生意？他们又是如何聚集起如此巨额的财富呢？

在十三行居住过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的记载，让我们得以捕捉200多年前那些历史的瞬间。亨特记述道：“账房先生很机智，计算迅速而且准确。行号办事敏捷，有秩序，打包整齐，手法灵巧，这是中国人的特点。”

每年春夏，各国商船乘着季风来到广州，中国官员上船查验。在“顺风顺水”的祝福中，洋船被引领进入黄埔港。直到今天，黄埔港依旧保持着物流运转的繁忙景象。

洋船靠岸后，船长和商贸负责人“大班”乘小艇前往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区。大班通常挑选合适的行商为自己的船只担保，让行商收购货物，送缴海关税银。

美国商人亨特在书中写道：“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图7）

(7)洋商与行商洽谈贸易

那么，到底是什么商品吸引着这些外商不远万里，每年携带大量白银前来贸易呢？

茶叶神话

摆在首位的是中国茶叶。

茶叶是18世纪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商品。17世纪时，中国茶叶与阿拉伯咖啡一起登陆英伦大陆，茶叶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女王，它“香味隽永作用柔和”，受到极大的欢迎。

很快，茶叶神话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英国每个家庭年均要用1/10的经济收入购买茶叶。以1761年为例，英属东印度公司与十三行交易的总货值中，茶叶就占到92%。

十三行贸易季节随每年五、六月新茶上市开始。这时，西南季风把洋船吹送到口岸，七、八月间内地茶叶运抵洋行货栈，九、十月海上东北季风盛行，正是洋船满载货物扬帆西归的时节。这种天时地利的完美结合，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中国的龙和他们的上帝的特意安排。至今，广州仍保留着每年举办春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传统。

广州本来不是产茶区，但因为这里是十三行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理所当然成为茶商们的制茶基地。这里的茶叶从加工、包装到收购、运输，都有精细的分工，这种经营模式使前来考察的英国公司的验茶员们惊叹不已。

1816年，行商提供的茶叶在伦敦拍卖会上分为21种价格等级，十三行涌现出一批享誉海外的名牌茶叶。如行商伍秉鉴供应的茶叶，曾被鉴定为最好的茶叶，后来，凡是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高价（图8）。

(8)工人们正在精心炒制茶叶

中国的丝绸同样让西方人赞美甚至迷恋。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重金购买的奢侈品。

十三行出口的丝绸，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广州加工完成的。绸商根据外商的需求，按照样品进行生产。于是，乾隆年间专为出口服务的丝织业在广东得到发展。当时的《竹节词》这样唱道：“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据洋商记载，广州的织造工场有工人1.7万余名，产量十分可观，产品相当精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莹河介绍： 1739年，顺泰行商人秀官根据欧洲流行的式样，设计织造出新的产品。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评价说：“秀官的丝织品太好了。他花费了很多心血，按照欧洲的式样织造丝绸。”中国丝绸就是这样以无与伦比的品质，占领欧洲市场。

瓷器，则几乎是每艘西洋商船返程时必备的货物。18世纪，外商在广州商行定购瓷器到了顶峰，这是因为行商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制造出中西艺术结合的外销瓷器，被称为“广彩瓷”（图9）。

(9)广彩瓷在欧洲被当作富裕和地位的象征，受到极大的欢迎

附属于十三行的瓷器作坊集中在珠江南岸。据北美旅行者威廉·希基考察，1769年，这里有100余个加工场，彩绘画师根据外商提供的图样，在从景德镇运来的素瓷胎上，成功地制作出欧洲式样和题材的作品。

江莹河教授介绍:1754年，洋行货店收到荷兰人配有文字说明的订购图样达73款。十三行中的鑫行，曾被誉为瓷商之首。

瓷器还是远洋航行中最理想的压舱货物。把它装在船舱底，可以增加船只的平稳。因而，丝绸、茶叶和瓷器堪称大帆船时代海运商品的最佳组合。

在世界经济交往中，西方商人依靠海外贸易取得了财富，中国则依靠精美的货物赢得了市场，外银出人意料地滚滚流入中国。从中英贸易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运进中国的白银就达6250万两。1842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魏源，经过研究对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作出惊人的估算:“银之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图10）。

(10)各国在贸易中支付给中国的银元

阿拉伯帝国的意思, 阿拉伯帝国的解释 篇3

引言

1768年，孔飞力先生所言之“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1]，或许孔飞力先生所言真实，但是我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之中看到更多的，是秩序与正统的崩坏，产生了他者与帝国之间奇怪的“二元”划分——帝国的他者与他者的帝国。

让我们先来还原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故事1768年，当妖术大恐慌弥散在大清帝国的上上下下——上至皇帝，下至庶民。让我们把视线回到原初，这一切开始于萧山事件，四个和尚因为许多偶然的事件被当作了施展妖术的妖僧[2]。接下来又陆续出现了苏州乞丐案[3]、胥口镇奇事[4]等案件，最终事件进一步发酵，传到了乾隆的耳中。经过审理，这些事件的矛头都指向了江南之地，尽管这些所谓的“事实”或许都是屈打成招。江南之地，自明末清初以来便是对清朝统治者反抗最为强烈的地区——没有之一。现如今，剪辫的妖术大恐慌纷纷指向江南之地，这无疑能让人进行合理的想象——这是要造反!自入关以来，清朝统治者便开始推行“剃发令”;尽管儒家传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不得轻易毁损，但是也正是因此，清朝统治者将“剪辫”这种行为视为对清朝的彻底臣服的象征——与一百多年之后席卷苏联的大清洗中表忠心的方式极为类似。因为上述的原因，上层阶级被震怒，于是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搜查等活动。在搜查中，君主与官僚系统之间展开了博弈，但同时，底层人民却也同时对这些被官方定义为他者甚至是异端的人，也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斗争——就像是苏联大清洗中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军机大臣的提醒下，乾隆停止了这一场“大清洗”运动，帝国对“异端”的战争告一段落。

帝国的他者 开宗明义，定义先行。何为帝国的他者?这里的“帝国”指的是大清王朝，而这里的“他者”则是指在1768年被定义为“异端”者，即乞丐、游方僧等人。也就是说，帝国的他者指的是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之中被大清王朝的政治体系与整个社会定义为妖术始作俑者的那一部分人。

为什么说他们是“他者”?他们是被这个大帝国抛弃的人，他们被大清帝国定义为是社会的异类，他们被大清帝国的子民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他们被大清帝国的官僚们作为政绩的表现，进而被官僚们疯狂抓捕[5]，是为被大清帝国定义为他者。他们被下层的百姓当作猛虎，当作是他们平静生活的破坏者;我们不能否认官方的宣传力量对之造成的影响，但是在官方宣传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下层民众就已经对“妖人”群起而攻之了——妇人仅仅因为两个和尚摸了她孩子的头，便将之告官。这些被侵害的人已经与大清帝国的政治上层断绝了关系，被视为帝国的不安定因素;这些人也已经与下层民众阶级之间决裂，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从阶级的角度来讲，石匠、乞丐、游方僧等人已经与大清帝国的整个政治、社会完全隔离开来，他们已然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帝国的他者。

所谓帝国的他者，独立于帝国的道德、法制之外，我们可以从帝国对他者的待遇来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两例，第一，帝国的他者被排斥在世俗的道德之外;当一群乞丐向施舍者表示分量不够之时，他们得到的并不是进一步的施舍，也不是随意的拒绝，而是威胁——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滚开，就告官说他们是叫魂的人。显然，这样的作为已经超越了正常社会下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道德逻辑——正常人交往一般不会出现威胁的情况，这是社会对他者的道德沦丧的一种典型标志;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会将与自己有仇的人强行定性为叫魂者，交由官府处置。此时，帝国的他者变成了一个被道德抛弃的群体，甚至变成了人们打击仇家的手段。第二个例子，帝国的他者在被定罪的时候被公平与正义抛弃了。根据《大清律例》，法律中并没有对“叫魂”的具体规定，那么按照一般的做法就应当参照相关法条进行比附类推援引，但是此时不应为重。法律对与叫魂者的处罚违背了审判的习惯，选择了更加重的刑罚;此外，叫魂者在审问过程中被大规模采取刑讯的手段对待，尽管大清帝国的法律允许刑讯的存在，但是显然叫魂者们受到的刑讯程度早已经超越了当时法律所规范的程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叫魂者们自然也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被排斥在法律的保护之外。

既然帝国的他者被排除在帝国的道德、法制之外，那么他们就应当被从这个帝国的社会体系内被分离出来才对，就像《洞穴奇案》的福斯特法官的说法一样：人们在社会中可以共存是法律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犹如法律管辖权是以领土作为基础的。帝国的他者既然被称之为“他者”，说明他们已经不能够在大清帝国的体系内被容忍了，此时的他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大清帝国法律的管辖范围。但是他们仍然被大清帝国的法律所制裁，或者换句话来讲，被当时所谓的大清帝国臣民的“法律”所制裁。实质上，此时所谓的法律制裁早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的含义，而是一种生物对另一种生物不带有任何同情的攻击——即便这种所谓的种、阶级上的区别只是他们自认为正确的罢了。这就好比欧洲人殖民非洲、入侵美洲时的所作所为一样，那些欧洲殖民者、侵略者们从未将黑人、印第安人视为是与自己同等的人类，而是像后世的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们一样，将他们视为物而并非是像自己一样具有人格的存在，将他们视为是劣等生物。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可怕，在两个同样的生物之间出现了一方可以用超越平等对待的手段去加害另一方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个社会下的不同阶层的彻底决裂——叫魂者们所代表的阶层被彻底的从大清帝国的可接受范围内赶了出去。

一群人被赶出大清帝国的社会，于是他们变成了帝国的他者，于是他们就可以被随意欺凌。帝国的他者是被大清帝国无情抛弃的人群，仅此而已。

他者的帝国 在对“他者的帝国”做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应当对此处“他者的帝国”有一个明晰的定义。此处的“帝国”自然指的是大清帝国，那么此处的“他者”的定义应该是什么呢?是石匠、乞丐、游方僧们那样被社会排挤在外的“他者”吗?不是，他们不可能拥有大清帝国。那么，拥有大清帝国的是谁?是乾隆，是满族。“他者的帝国”中的“他者”是指帝国的统治者，是乾隆，是满族。他们作为“他者”而存在，是相对于大清帝国臣民中人数更为众多的汉族而言的。

清朝统治者自关外之地而来，由所谓“龙兴之地”而起，由北向南征服了明朝——这也是为什么江南之地的反抗最为剧烈，因为那是明朝最后的基地。的确，清朝统治者们凭借武力征服了汉族的王朝。但是，在中原大陆、江南水乡之上，更多存在的仍然是儒家的文化;儒家正统的文化认为蛮夷不得成为汉人的统治者，少数民族君王的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清朝统治者开始统治之时起，便发现儒家文化权威难以挑战，当初反抗最为强烈的江南地区更是如此。清朝统治者缺乏正统性，这也是为什么“反清复明”活动在清朝统治期间如此频繁，诸如南明政权、三番反清复明、朝鲜李朝、天地会、白莲教等。

现在，帝国的统治权力交到了满族统治者的手中，他们现在正处在康乾盛世之中。尽管是处在康乾盛世之下，但是盛世之下潜藏着危机，统治者一分一秒都得不到松懈。“当画师为他画像时，人到中年的弘历笑得并不由衷——在我看来，甚至还显得有点勉强。” [6]孔飞力先生似乎也是发现了些蛛丝马迹，盛世之下潜藏着莫大的危机。正如上文背景介绍中所言，1768年妖术大恐慌爆发的前奏案件都一致指向江南之地——反抗的根据地。再者来说，叫魂案中的叫魂者所采取的手段(被传言采取的手段)都是剪掉他人之辫子。自多尔衮推行“剃发令”以来，带有一根长长的辫子便被作为被统治者向清朝统治者效忠的象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叫魂者将他人的辫子剪掉，即表现对清廷不满的情绪，甚至是要发动起义、革命。

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这样危机发生的可能。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弥合这种裂痕，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比如，满清朝廷力图推广清廷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希望否定种族特性，强调德行。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乾隆六次南巡，日常吟诗作赋(虽然有一些作品为代笔之作)，俨然一副汉族名士的做派，其目的也是巩固其政权，掌握统治的正统性。但实质上，满族统治者仍然是他者——因为满族统治者不可能将其民族特性彻彻底底地毁弃，清朝以武立国，如果将其立国之本置之不顾，清朝的存在正统性更是难以去维护。在清朝的体制之下，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这个他们所生活的大清帝国实际上是一个他者的帝国，与他们自己关系不大。换句话来说就是，总体来看，国家的凝聚力极低，国家认同感不高[7]。在这个他者的国家里，能够达到康乾盛世已属偶然，如若继续发展下去，盛极而衰将会是必然。

他者的帝国，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纯粹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种族不同的原因吗?恐怕不尽然。导致他者的帝国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应该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割裂。以一战后期的沙皇俄国为例，上层阶级的价值体系已经与下层阶级的价值体系出现了不可逆的割裂现象。上层阶级仍然是追求东正教与国王的正义，而在不知不觉间，下层阶级早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与沙俄帝国两者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不可调和的割裂部分，再加之外部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革命爆发了，在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之中，沙俄帝国的皇族被推翻，紧接着就是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征服被推翻，最终，一个新兴的符合下层阶级价值体系的国家被建立起来。在这个例子中，下层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成功推翻了上层阶级，建立起了符合自身认同的价值体系。但并非所有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价值体系出现冲突都将导致上层阶级被推翻，例如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尽管上层阶级的价值体系与下层阶级的价值体系出现了矛盾，例如中大兄皇子与苏我氏之间的权力博弈、“废刀令”后挣扎的武士暴动，但最终结果是上层阶级的价值体系最终成为了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根据上述的论述，当上层阶级价值体系与下层阶级价值体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无论是通过斗争或者是改革，最好的也是最终的结果都将是出现一种主流价值观[8]，但出现主流价值观的过程注定是坎坷的。最好的方式是在割裂的情况还没有达到不可弥合的情况时进行弥合与引导，在尽量调和的情况下，尽力保持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价值观的冲突不那么大，维持稳定。这与群众路线在实行的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帝国与他者 帝国的他者或者他者的帝国都在同一个时代内存在，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即表现为乾隆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这是古代中国发展到的巅峰;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这是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我们应当反思，一个辉煌的帝国为何走向了陨落。

从帝国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清帝国从辉煌到衰败的原因，是“帝国的他者”数量增加与“他者的帝国”越发坚固。

被社会排斥的人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是毁灭吗?或许是，但是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毁灭?祥林嫂的毁灭方式的确存在，但是如果受到一股思潮的引导，无意义者的生存意义便被紧紧地粘合到了这股思潮上了——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大抵如此，这些思潮或教义都为那些被遗弃的社会阶层注入了新的生存意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你们将赢得整个世界!”当帝国的他者开始发现，他们去反抗、去斗争，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收益比付出的代价要高，他们自然会毫不保留地加入这浪潮之中;此外，帝国的他者被从社会隔离开来，在感受到社会的感召——例如宗教的教义等之后，更有可能进入狂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更会疯狂一般地投身于他们认可的事业之中。

“他者的帝国”如果越发坚固，其导致的结局将会是什么?人们将会难以看到希望。当整个帝国都变成了他者的帝国，变成了与自己永远无法与之产生直接联系的帝国，帝国的统治再也与自身无关，人们很难看到未来的希望——因为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与下层阶级的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裂痕之时，上上层阶级的思想就将难以变为实践，或者出现制度成本太高导致实施该政策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的情况。更有甚者，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与下层阶级的价值观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彻底决裂，将整个帝国拉入战争的深渊。他者的帝国不应该被加固，相反，应该被尽可能地削弱。一个稳定的国家，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但是价值体系不宜相差太大。这一点反映到制度构建上也是一样，如果将一项超越本时代认知的制度强行纳入到当前国家的体系之中，极有可能导致的便是该项制度的变质。就像是王安石变法之中的青苗法，王安石提出的构想太过超越时代，因此他提出的这个制度就难以真正贯彻落实。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价值体系如果相去甚远，便会导致政治上的绝望——下层阶级的渴望再也不可能被伸张出来，他们当前认知下的利益将得不到维护。当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价值观差距太大，同时又缺乏一个良好的沟通方式之时，他者的帝国就将被确立下来。而这种确立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拉大、阶级壁垒的越发坚固，此时的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就像是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难以在实际上产生相互的联系。他者的帝国一旦被确立，将会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的崩坏——社会阶层被完全固话，没有了健康合理的流通方式。

结语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只是历史上的小事件，但是却反映出了一个帝国即将从盛世走向衰落的必然。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帝国的他者越来越多，他者的帝国越发坚固。帝国的他者与他者的帝国，二者相互作用，最终为大清帝国带来的，将是坠入深渊的必然。

注：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1页。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版，第9-22页。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2-27页。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28页。

尽管也存在少部分官僚拒绝违背良知进行逮捕，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1页。

清朝灭亡时很多知识份子为清殉国，但是，此文主要讨论底层民众的爱国热情，因此上述的情况不在讨论之列。

这种主流价值观可能是上层阶级价值观，也可能是下层阶级价值观，也可能是第三种价值观。

阿拉的自荐信 篇4

尊敬的领导：

您好！我的名字叫郭珊，是广东省韶关市韶关学院音乐学院2012届毕业生。感谢您百忙中垂览我的这份自荐书，它将给您介绍一位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求职者，同时祝愿贵校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贵校秉承科学的教学理念，“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更引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宝贵资源，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不断进步，成为民办教育界的佼佼者。这些都吸引着我迫切想要成为贵校的一份子，与各位领导和莘莘学子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我的专业是音乐学，在大学的四年里勤奋学习，成绩良好。除了在专业上加倍努力之外，更在综合能力的锻炼上下功夫。在学校的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还有班级里的工作，不论大小都尽心尽力，负责到底，力求做到足够耐心，足够责任心，足够尽心。贵校现有100多名专职教师，组成了一支教学理念先进，教艺精湛人格高尚的强大师资队伍。更有贵校颇具特色的办学，令我更期待能在贵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锤炼自己，以发扬贵校的优秀办学精神。

我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在众多的求职者中，我只是渺渺一粒沙。但是，我却是最迫切希望与贵校同进退、共荣辱的那粒沙。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会还您一份惊喜。

此致

帝国的奴隶小学作文 篇5

通过这一点，我们都持续的：一个是人性。

面对正义与平等，我们靠着自己的信仰作出选择;不易察觉的变化为我们的选票成为单纯的手势，而我们的老爷确定驱逐我们。

在农奴和奴隶的角色，在新帝国的名字。

是的，每一个血腥的皇帝声称：自由是他的事业。

但对于他的`金色家族他只是做了个杀戮的普通条款。

你对国王说湿淋淋的语言，在交易的黄金时段侮辱帝国冲动，真相是被殴打的身体;于是谎言嵌入，循环往复……

直到他们的扯淡因为重复而变成一个格言，我们不相信自己是叛徒!

用什么来壮胆做那些伟大的事?

作为我们的光荣。

领袖随意的豢养我们，不过是个傲慢不屑的废物，但这是新帝国的名字。

每一个血腥的皇帝都得到了他的光辉历史和玫瑰，他提出浪费土地只为后人挖新鲜的坟墓;每一个血腥的皇帝都染上了他的病容，谈到他的决定和任何所作所为，只有谎言。

因为每一个血淋淋的皇帝认为他的统治权神圣，所以他会去安分守己的纺纱，直到自己的衰退。

一个我们的声音动摇了不易察觉的变化，请暂且让所有的正义的愤怒静音。

通过这一点，我发现我们都是持续的坚持：我们是人的本性。

但不知怎么，我们的信心却开始减弱了?

阿拉伯帝国的意思, 阿拉伯帝国的解释 篇6

一、新帝国主义的腐朽表现与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

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然是帝国主义。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新帝国主义仍然遵循帝国主义的理论逻辑思维。金融危机的频发打破了人们对新帝国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的信仰。

（一）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思维及其表现形式

1. 反思性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逻辑起点

黑格尔认为，反思是矛盾解决的“绝对积极的环节”。反思是沿着“问题”展开思维的创造，向更高层次的思维运动。形成新的思维建构，把新“问题”纳入新的秩序，使“问题”不成问题[2]250-251。“9·11事件”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受损，传统思维方式受到质疑。针对新的威胁与挑战，制定新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建构，才能确保新帝国的安全与持久。

2. 多元化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显著特征

为了维护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帝国主义实行多元化的方针策略。在扩张的范围上，实现了从单渠道到多领域的转变，现在除了在军事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也在被广泛渗透，帝国主义全方位的出击更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扩张的手段上，实现了从单一到软硬兼施的转变，除了武力、制裁、恐吓外，还有遏制、分裂、拉拢、施舍等，多样化的侵略手段将造成更强的威慑力。

3. 独断性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内在痼疾

在扩张的道路上，帝国主义的独断性思维方式集中表现在其制定策略的单边主义上面。在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下，帝国主义把恐怖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新“问题”纳入其理论视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战争，并以反恐名义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在对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布什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这是单边主义思维方式的宣言。

（二）新帝国主义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

通过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国际新格局的深刻反思，是帝国主义国家运用多元化策略的反应，其本质还是帝国主义独断独行的单边思维的体现。通过金融资本的扩张，国际社会频发根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

1. 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发展新帝国主义的必然途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3]，“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4]。而在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中，货币资本的循环最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目的。在虚拟资本产生后，资本家所希冀的直接产生利润增量或价值增殖的资本形式似乎出现了，在这种形式中，“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动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4]在国内是通过政府发行的抵押证券及消费信贷等方式，在国际上则是通过直接输出金融资本和建立跨国公司。

2. 金融资本的扩张是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金融资本包含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拟资本是指短期资本。随着战后金融资本的发展和资本全球化的展开，金融资本已不再紧密地与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单纯通过金融资本形式的转换以及买卖来获取利润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亦即短期的虚拟资本规模占据了统治地位。虚拟资本的比例增大意味着财富的集中和买卖脱节现象的加剧，不仅为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加剧了经济危机爆发的隐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有效需求进一步缩小，增加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二、新儒学的兴起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新儒学是指在传统儒学基础上近现代儒学的复兴。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和”的思想、“义”的思想成为构建和谐新世界的新的理论渊源，是冲破新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一）新帝国主义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倒退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它有三个特点：(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704首先表现为生产发展的停滞。其次表现为资本输出过程中“食利”阶层的扩大。即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了，专门从事消费的人口急剧增加，社会矛盾凸显丛生。当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失业，贫富分化严重导致人们生活的严重不平等时，新帝国主义宣扬的列宁把帝国主义阶段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错误的、过时的”论点的错误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尽管对资本主义制度即将灭亡的时间表下得为时过早，但它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分析，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及其历史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二）新儒学兴起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终将被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即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那么，这种新社会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新儒学的兴起为这种新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考。

从“儒”的存在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到中国近现代儒学的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于耳。新儒学的“仁爱”思想、“和”的思想、“义”的思想[7]能够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贡献自己的力量。

“仁爱”思想是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孔子的“仁”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是通过爱别人发生联系的。当今社会，区域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究其根本原因是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格局造成的。“仁爱”思想要求人们用泛爱化解仇恨，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和”的思想最能体现儒学基本理念的精髓。孔子说过：“和无寡”(《论语·季氏》)，即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君臣、军民关系的和谐。冷战思维仍在当今社会蔓延。北约扩张，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等主权国家。说明当今世界并不真正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儒学正义中“和”的思想孕育了世间万物，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科学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有利于人的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和”的思想为秩序的、和平的世界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

“义”是传统儒学基本的思想基础，表现为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孔子认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然而，孔子说“义”并不反对“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欲也。”(《论语·里仁》)孟子更将“义”上升到“仁政”的高度。他从“无恒产则无恒心”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要给民以利，“治民之产”。为了构建以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为特征的和谐世界，关键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综合实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根本之途是改变本国国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关系时，一定要义利并行。

三、新儒学的发展及对国际新秩序构建的现实意义

国际新秩序是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相对而言的。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更为严重。为了摆脱发端于本国的金融危机，帝国主义每一次的垂死挣扎和转嫁危机风险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构建国际新秩序势在必行。

（一）以人为本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

儒学基本理念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儒学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内在价值，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仅是一国治国的战略方针，而且还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活跃于当今国际社会。以人为本要求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出发点是为了一切国家的人民的普遍利益。而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则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不平等的剥削的基础之上，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发展的反动思想。

（二）和谐世界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方向

一方面，儒学基本理念中的“仁爱”和“义”的思想可以用泛爱化解仇恨，用“和”处理解决争端，用沟通打破隔膜，使人类醒悟到利益彼此关心，树立共赢理念，学会理解和尊重别人，学会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和谐世界要求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谐相处，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普遍的合作和对话，也包含了非西方世界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

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和“新安全观”是希望对国际关系中不利于全球普遍和平与发展的消极因素进行改良。这是在新儒学复兴的国际思潮大背景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阿拉伯帝国的意思, 阿拉伯帝国的解释 篇7

[澳大利亚]雪儿简思

阿思本舰队既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海军，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军火采购，和成建制地招募外籍军人。它也创制了中国第一面海军军旗。

舰队组建开始，军旗问题便备受关注，英国政府要求这支舰队必须悬挂清晰的军旗区别于其它舰队，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李泰国选择绿色为旗帜底色，原因只在于很少有绿底的海军旗，这在他与阿思本签订的协议中也做了说明。黄色X十字的创意，英国军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应来自身为爱尔兰人的赫德。也有专家认为，旗帜的创意应来自戈登，因戈登家族采用的就是绿色和黄色，而且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此前的洋枪队），就是使用罕见的绿色军旗。

但我认为，这更应是李泰国及阿思本等人，甚至是英国政府的集体创意，代表了强烈的大英帝国意识。

组成大英帝国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均使用X十字，苏格兰使用的是蓝地白X的圣安得鲁十字（St. Andrew's cross），1606年，苏格兰被英格兰兼并后，詹姆斯一世将苏格兰旗帜与英格兰的白地红十字的圣乔治十字旗重叠起来，作为大不列颠的国旗；到了1801年，爱尔兰又与大不列颠组成联合王国后，这面旗帜又与爱尔兰的白地红X的圣帕特里克十字（St. Patrick's cross）重叠，最后形成使用至今的“米字旗”。将X十字换成黄色，融合了中英两国的元素，设计者可谓煞费苦心。

但英国海军部还是要求该军旗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后才能使用。总理衙门遂向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提交了多项备选方案：八卦旗、麒麟旗、虎豹旗，以及黄龙旗。10月17日，清廷批准以黄龙旗作为中国官船旗号。但恭亲王在给李泰国的答复中未说明此为法令，李泰国遂将黄龙旗与自己设计的旗帜结合。

1863年2月13日，这面军旗在官方的《伦敦政报》（London Gazette）上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面获得世界认可的军旗。

从阿思本舰队开始，中英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蜜月期，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英国难以继续在中日之间享齐人之福，再三权衡后，选择了支持日本，中国遂一头扎进俄国北极熊的怀抱，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很难说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这两个老冤家，究竟是何时开始堕入情网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结局并不理想，但从阿思本舰队开始，中英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蜜月期，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英国难以继续在中日之间享齐人之福，再三权衡后，选择了支持日本，中国遂一头扎进俄国北极熊的怀抱，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及运动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还是炮舰政策，对清政府以打压为主。但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令英国在华最为重要的商业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这才看清了清政府在稳定中国局势方面的关键作用，遂开始调整政策，转而扶持清政府，同时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加紧渗透，力图将中国政权“英国化”，这成为英国政界有远见者们的共识。

这些人与目光短浅的传统炮舰政策的支持者、以及出于宗教或政治理想等各种原因而亲太平天国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阿思本为中国“打工”的申请，令英国内部就中国政策的分歧公开化和表面化。

英国的争论

1862年7月25日，英国下院会议上，因阿思本舰队引起激烈争议，《泰晤士报》详细记载了该会议的细节。

阿思本高得离谱的薪水成为受到攻击的第一靶子，议员柯克蓝（B. Cochrane）说，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的年薪才2300英镑，凭什么阿思本的年薪高达3500英镑，而且还要英国政府为此担保？

海军部长佩吉特（Clarence Edward Paget）解释道，英国政府从未答应为中国政府支付给阿思本的年薪提供担保。阿思本向海军部申请到中国服务，只是为了清剿当地的海盗，海军部的审批无非是份内工作。他举例说，沃克尔爵士（Sir Baldwin Walker）和斯莱德爵士（Sir Slade）都曾获准为土耳其海军服务，也有别的军官获准为西班牙政府服务。因此，海军部将继续准许包括阿思本在内的军官为外国政府服务，这些服务与英国公众无关，英国政府也不会去过问其薪水等。

议员海亚（Sir J. HAY）希望议会能了解清楚，阿思本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下为中国政府服务。他说：英国军官究竟是否可以为中国的叛乱方服务，还是要为那个腐朽的王朝服务？这个问题绝不是如帮助中国政府剿灭海盗那么简单，阿思本如真能剿灭“海盗”，千好万好，但万一不行，就完全可能将英国拖入一场预料之外的冲突之中。

议员金耐德（KINNAIRD）则相信阿思本的服务将提高中国政府的军事能力，的确有助于清剿中国海盗。

议员塞克斯上校（Colonel SYKE）则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虽然中国海域的海盗活动的确十分猖獗，但议会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他指出，一名英军军官乐德克（Roderick Dew）就贸然地卷入了宁波的战斗，起因只是他个人认为太平军侮辱了英国的国旗，而应协助中国官军将宁波从太平天国手中夺过来。他和清政府招安雇佣的中国海盗们协同行动，协助他们炮击宁波城。

塞克斯上校指出，宁波攻陷后，英法等列强军队和海盗改编的中国官军，对这座城市造成的破坏远甚过太平军。当时在华的一些英文报纸对此也有报道：“叛军由西门退走，于是海盗入城，开始破坏，他们于数小时内所破坏的较之叛军占领宁波的五个月内破坏的要多得多”（《中国邮报》）；“再没有比联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取宁波的行动更荒谬、更无理、更不义的了。我们应该公正地把英国皇家兵舰丢乐德舰长的永垂不朽的可耻行为载于史册。”（《香港日报》）。一年多后的《泰晤士报》（1863年7月17日）也承认，毫无军纪的联军和中国官方雇佣的洋枪队在宁波进行了大规模破坏，遭到西方商人和中国官方的一致抱怨，不得不安排他们撤离。

塞克斯上校说，在上海，没有任何西方人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相反，太平军总在不断寻求与西方人的友谊，然而西方人却主动协助官军参战，“我们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就是狼对待羊的态度，不管羊是在河的上游还是下游喝水，结局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欧洲雇佣军要从太平军手中“解放”嘉定，实际上就是抢劫“抢劫者”，“黑吃黑”而已。上海其实并不存在危险，“黄浦江平静得就如像泰晤士河一样”。他质疑道：“这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驻扎当地的英国官员是否了解情况？是否已向议会报告？”

塞克斯上校是英国少数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议员。他曾经质疑英国外交系统，为什么没有将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上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报道送交伦敦，这极大地误导了欧洲舆论。他认为卜鲁斯等人称太平军为土匪“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他在报端撰文道：“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已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联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英国驻宁波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贸然断言。”

议员维特布莱德（WHITBREAD）则要求议院明确，如果英国军官们为中国政府服务，其服务年限不可视为在英国海军的服务年限；在中国所获得的薪水、晋升等，也与英国政府无关，不被皇家海军所承认；而如果在中国受伤或阵亡，也不可能享受英国的任何抚恤。这等同于要求他们“留职停薪”。

这样的争论，虽然最终是“亲华”的一方获胜，但在阿思本舰队的整个筹建过程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时有所闻。

甚至到了第二年，还有反对派议员找机会刁难政府。1863年3月20日《泰晤士报》报道了议员阿丁顿（ADDINGTON）对海军部长佩吉特的质询，询问阿思本舰队官兵是否可以身着英国海军制服。佩吉特回答说，这当然是不允许的。阿丁顿追问道：是否知道阿思本舰队有些军官还穿着英军制服。佩吉特笑起来说，他坚信中国皇帝已经为这些海军军官定做了军服了，他所能说的，只是确定那些军官不得再穿着英国海军制服。这一质询，凸显了英国部分议员对卷入中国内部事务的疑虑。

因此，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于当年7月7日向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为阿思本舰队辩护，提出要扶持中国。

巴麦尊

巴麦尊是著名的鹰派，不仅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在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发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支持美国内战时的南军等大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爱尔兰贵族，在1830-1841和1849-1852年间两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1855-1858及1859-1865年间又两次组阁出任英国首相。

他在演说中一反常态，提出要大力扶持清政府对抗太平天国。他说，英中之间的贸易在不断发展，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正在不断地“改革开放”之中，更多地将自己融入到国际体系中，而且对国际贸易更为接受和容忍，如果这时英国还不支持中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他对一些议员质疑阿思本舰队清剿海盗的使命大为恼火，他嘲讽他们所说的“任何人都可以消灭些海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去试试看，还不知道是谁消灭谁呢！”他说，在中国海域充满了各国海盗，一般的商船根本无力对抗他们，而只有阿思本舰队能把他们彻底扫清，确保中欧之间贸易的畅通。

他提出，俄国和法国对中国觊觎已久，英国应该大力帮助中国整顿财经体系、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以抵御可能的侵略。只有英国力量的存在，才能令俄法不敢轻举妄动。他坦率地说，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是英国最大的利益，英国应当加强对华“忠诚的、坦率的、友好的政策”。

《泰晤士报》报道说，巴麦尊的演说在议员们的欢呼声中结束。

郭敬明的冰雪帝国作文 篇8

最近读了郭敬明的一部小说——《幻城》。

这是一个奇幻的故事，是他在年幼时，真的出现过的梦境。明知道它是虚假的，却真实的让人无法否认。17岁的他无限勇敢，仅靠想象力与激情所幻化出来的另一个世界，仿佛离我们有一个光年那么的遥远。

卡索、樱空释、梨落、岚裳……他们白色的头发和白色的瞳仁，他们悲惨的命运在鸟鸣声中蒸发成灰烬。他们从一个男孩子17岁的脑海中变成世间一个个小小的`传奇。整个冰雪帝国，只是一个梦却真实得让人悲伤。我曾想过，这个梦真的好长，比永久还永久，比漫长还漫长。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曾有过这个梦境。

郭敬明的文字，让我觉得很舒服，不是那么华丽，却停留在我内心世界的尽头。总感觉他的文字略带叛逆，说不清哪好，可就是觉得谁也代替不了他。

消失的帝国读后感 篇9

埃及当时是因为“自然”而兴盛，又因“自然”而衰败。圣经中七个丰收年后发生了七个饥荒年，让埃及变得非常富有;然而之后经历十灾，杀长子及过红海的事件，埃及国力受到重创，无法成就她的帝国梦想。

亚述强大时期灭了以色列，他不断拓展自己的疆界，企图推倒被征服国家和民族的疆界，形成混血种族。但人所住的疆界是神所定的，正如狂傲的海浪不可越过沙滩。亚述正是在不断拓展疆界途中，一次性损失了18.5万主力军，帝国之梦再也做不起来了。

巴比伦，即今天的伊拉克，曾经终结了犹大国。巴比伦非常重视教育，圣经中记载的但以理等人，就是在巴比伦的教育治国方针下脱颖而出。巴比伦把民族主义意识教育作为统治的手段，其实最重视教育的还是神。神借用巴比伦惩罚他的百姓，但他规定了70年，到了时候，百姓将归回。

巴比伦只存续了70年就被波斯灭国，波斯即今天的伊朗，当时称霸天下。圣经中的以斯帖就是波斯的王后。波斯建国之初非常贫穷，后因古列王的带领逐渐走向富强，成为“黄金帝国”。尽管波斯帝国有庞大的经济数字和国防数字，但国家民族的稳定发展不在于数字的多少，神在利未记中告诉百姓，以5人追赶100人，100人追赶10000人。神不在乎数字有多大，在他看来，一个灵魂的救赎比整个天下都宝贵。

但以理预言了希腊王的出现，希腊的亚历山大终结了波斯帝国的霸权地位。亚历山大师从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希腊的哲学思想对世界文明影响颇深。然而随着亚历山大的死亡，希腊帝国被分裂，随后关门大吉。一代强国，曾使欧亚非三大洲闻风丧胆，终究还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随后登场的是罗马帝国，耶稣所在的时期也是处于罗马统治时期，新约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及背景多有提及。罗马非常重视法律，罗马的奴隶制度非常可怕，据说罗马的奴隶占总人口的20%，奴隶是主人的财产，逃跑的奴隶要被钉十字架处死。新约里，保罗曾写信给腓利门为一个叫阿尼西姆的逃跑奴隶求情，后来美国总统林肯也有可能读了保罗的书信，颁布了解放奴隶的法令。罗马后来分为西罗马和东罗马，西罗马早在公元476年就关门了，而东罗马于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灭国。

保险帝国的悲剧 篇10

美国国际集团（ＡＩＧ）出事，７９岁的主席兼行政总裁格林伯格被迫辞职。笔者对此感慨万分，觉得这活生生是一出希腊悲剧。

应该说都是上市惹的祸。ＡＩＧ市值１５００亿美元，净利接近１１０亿美元，是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 ，出事前一直维持着ＡＡＡ的信贷评级（就连著名的汇丰也不曾达到这样的境界）。无论用什么尺度衡量，在保险、金融界，ＡＩＧ都是一块金漆招牌。这般实力雄厚的公司，到底是如何因上市而闯祸呢？

要知道投资基金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对业绩持续稳步上扬的公司都另眼相看，争相抢购它们的股票，股价高人一等自不待言。自从１９６９年上市以来，不论市场兴衰，这３０多年来，ＡＩＧ的业绩平均每年以提升２０％的速度上升，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基金宠儿。

为基金“宠幸”的好处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股价高人一等，筹措资本也就轻而易举了。对保险、金融公司而言，资本雄厚自是有助于提升信贷评级，进而降低信贷成本，得以用较低的利率发行债券，在顾客信心大增的情况下，当然生意多，利润厚。几十年来，ＡＩＧ就是处于这样的良性循环中。

考功夫的是，保险先天不是一门平稳的生意，天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两个超级汽油弹把纽约世贸中心炸个稀巴烂？除了“事后学”专家们，谁又可预知大陆板块会在苏门答腊海岸摇动起来？一旦爆发了这般大灾难，保险公司自然要大大破财，影响业绩。反之，如果是风平浪静，保险公司则坐收保金，业绩也就一路长红。换言之，一开门做生意，保险公司的业绩便注定会起落无常，那ＡＩＧ又何来办法，令业绩稳步上扬，进而成为基金宠儿呢？其一是业务多元化，受制于天灾的财产物业保险业难以预料，人寿有常，经营人寿保险就相对稳妥了。再者，集资成本低，大可利用坐拥巨资的优势，经营贷款等“资本密集”的生意。

然而，不管多么出类拔萃的公司，始终都要面对增长极限的问题，ＡＩＧ也不例外。到了这个地步，又该如何满足基金二三十年建立的“合理期待”，让业绩持续上扬？还不是一贯伎俩，在账目上做手脚。早在２０００年，已有证券分析员质疑ＡＩＧ的财政健康，担心其储备过低，一旦出事，没有足够资金赔偿承保人。为了加强储备，就在当年，ＡＩＧ向“股神”巴菲特借了５亿美元，不过这笔钱却是“伪装”成保单。

对一家纯利达１１０亿美元的公司，５亿美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事实上，ＡＩＧ一直以来都在替其他公司提供类似的“粉饰”服务，好让这些公司在基金经理面前更为体面。让ＡＩＧ出事的，就是这种粉饰业绩的生意。

安然事件，让整个美国对做假账谈虎色变，在２００１年，美国证监会发现ＡＩＧ明目张胆为出现亏损的上市公司提供借贷，好让它们有见得人的业绩。经过深入调查，证监会发现ＡＩＧ不但帮别的公司粉饰账目，更借外力粉饰自己的账目。令人难堪的是，调查发现格林伯格本人可能直接参与其中。

今年３月１３日，ＡＩＧ的董事会商讨格林伯格的去留，决定要他辞去行政总裁一职。从电话里得知这个决定后，格林伯格破口大骂，但一切于事无补，两个星期后，董事会再革了他的主席职位。格林伯格花了４５年打下的江山就此易手。

父子三人，无一幸免

ＡＩＧ虽是美国第一大保险公司，但却是在中国发迹。１９１９年，加州人斯达在上海创办了这家公司，并于１９４８年将公司迁到了纽约。不过，ＡＩＧ得以发展则是１９６０年的事了，那一年，发生了两件对ＡＩＧ最为关键的事，其一，斯达把保险业务迁到没有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增值税等等的免税天堂百慕大，大大扩展了活动空间。其二，就是格林伯格加盟ＡＩＧ。他是极其能干之人，仅过了两年，斯达让他主管整个北美业务，到１９６８年斯达去世时，格林伯格顺理成章接任舵手，第二年，ＡＩＧ就在华尔街挂牌上市了。

格林伯格原本是律师，参加过朝鲜战争，退役后在一家保险公司短暂任职后加盟ＡＩＧ。他一手建立起这个王国，对业务巨细无遗，一一掌握。和下属开会时，如果对他的盘问反应稍有差池，肯定会让他骂个狗血淋头，据说，坐在会议室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汗流浃背。不过，格林伯格也不是只会发飚之人，而是很懂恩威并济这一套，很有笼络人心的办法。不管什么地方的ＡＩＧ员工出事，格林伯格都会第一时间安排最好的医生参与诊治。

格林伯格有两个儿子，老大早已追随他在ＡＩＧ工作，老二则自我放逐，在外流浪，后来倒也浪子回头，不仅合家团聚，更加入ＡＩＧ，助老父一臂之力。格林伯格满以为起码会有一个儿子能继承其衣钵，在ＡＩＧ续写家族辉煌，不料两个儿子最后又都弃他而去，到别的保险公司挑大梁，原因也就是格林伯格对儿子也像对下属一样，太过严格。

去年，ＡＩＧ还没出事前，格林伯格两个儿子的公司已遭调查，结果大儿子被轰下台，二儿子前途未卜时，老父却先被撵出局，古今中外，此般案例，皆属罕见。话说回来，到了望八之龄，格林伯格依然恋栈不去，可见在他心目中只有自己才能统领ＡＩＧ帝国，到此地步，还真说不上是他在统领ＡＩＧ，还是ＡＩＧ在主宰他。如今，他含恨离开ＡＩＧ，又将如何度过余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