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精选8篇）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篇1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篇2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 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 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 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 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 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 意大利(1540—1610年 )、英国 (1660—1730年 )、法国 (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落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大师级和领军型人才非常匮乏。

历史经验表明,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此时,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因而“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这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建设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另一方面,在当今之世界,要发展科学,必须构建一套优良的大学制度,否则难以成事。因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史表明,缺少科学传统一直是阻碍炎黄子孙快速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西文化的结合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在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类型、学科结构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质量,拥有一批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取得大量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思想库和高级智库。

三、转换话语逻辑:从传统概念到中西对话

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内涵,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治理文化的合理成分。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 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 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需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话语体系。

首先,“大学理性”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大学尽管越来越多表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但高等教育的确又坚守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理性品质。相较于其他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机构,大学能够以独立形态自立于世, 历经沧桑而依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正是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以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成为大学产生、存在、改革与发展的坚实根基[5]。大学理性虽脱胎于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但最深层的内核如同顾明远先生所言,其本质就是求真育人。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作为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让大学更好更恰当地服务社会,必须坚守大学理性,必须以理性为根基、灵魂和桥梁,使大学保持独立的主体姿态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其次,“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现并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传统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现代巨型企业联合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正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务的治理机制, 显然已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相去甚远。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大学治理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 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适度扩大并落实办学自主权是保持中国大学活力的关键。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维持高校、政府、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点和边界线,反映了政府、社会对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或干预程度。大学治理实质就是对大学控制权与决策权的博弈与分配过程,即如何确定办学自主权的限度、范围与配置关系。从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史看,在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民国期间),大学办学自主权强调特别权力关系, 大学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机构,政府需要控制和规范大学,但政府总体上保护学者追求真理的自由。在盎格鲁-北美传统国家(英美等国),强调社会组织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承认市场为主导的选择机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相对于西方大学的这种公法人理论,中国公办高等教育法律以独立法人理论为法律基础。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明确规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为独立法人,拥有7项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拔学生、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国际交流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属性看,中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既非内部管理关系,亦非平权关系,而是一种分权管理和相互协调的新型关系;从经济性质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差额拨款关系,即学校收取学费,国家拨付一部分办学经费,其余经费由高校采取多渠道筹措。当然,尽管公办高校独立法人理论赋与了中国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但今后继续适当扩大并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权力清单)仍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四,重铸主体理性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陈丹青曾在《体制迷墙》中写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辨护?谁承担责任? 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 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而言,我国大学在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 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因为中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所以,各类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 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 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繁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篇3

[关键词]传媒；对话平台；传播话语体系；缺陷

[作者简介] 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13年5月2日，公安部网站发布了一则题为“公安部公布十起打击肉制品犯罪典型案例”的新闻，全文不足2000字，公布了辽宁、内蒙古、江苏、贵州、陕西、安徽、福建、四川等省市打击有关食品犯罪的几个案件情况。对于国内读者而言，这是十分典型的工作摘要性报道，但其中江苏无锡卫某等制售假羊肉案特别引人关注，在全世界形成了一股有关中国食品安全的轩然大波，成为2013年5月的头号世界丑闻。这个案例折射出中国公共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大缺陷。

不足200字的新闻成为头号世界丑闻

公安部网站原文如下：

江苏无锡卫某等制售假羊肉案。2013年2月，在公安部统一协调下，江苏无锡公安机关出动200余名警力，在无锡、上海两地统一行动，打掉一特大制售假羊肉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3名，捣毁黑窝点50余处，现场查扣制假原料、成品半成品10余吨。经查，2009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卫某从山东购入狐狸、水貂、老鼠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制品，添加明胶、胭脂红、硝盐等冒充羊肉销售至苏、沪等地农贸市场，案值1000余万元。

这则关于摘要性的报到仅有188字，不足200字，被多家媒体以“老鼠肉狐狸肉冒充羊肉”为题，发表成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特别是国际媒体尤其关注这则新闻。法新社、美联社均第二天就向全世界发出电文。法新社的电文提到，“中国公安部说，因出售鼠肉和狐狸肉冒充的牛羊肉等犯罪行为，中国拘留了900多人，这是对中国国家食品安全的又一次打击”。美联社的电文为“中国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要求对制作和出售不安全食品的行为进行更严厉的惩罚，这是对公众愤怒的被污染食品丑闻的最新回应”。德国《明镜周刊》网站5月3日刊发了题为“在打击贴有虚假标签、掺假甚至有毒的肉类产品的行动中，中国当局已逮捕900多名犯罪嫌疑人。据称，有些鼠肉或狐狸肉充当牛羊肉售卖”；英国《卫报》网站2013年5月3号刊发了“听闻鼠肉冒充羊肉，中国人大为震惊”的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3年5月4日刊发了题为“老鼠肉充羊肉，食品安全再添忧”的报道。

由下图1可发现，这则新闻展现频次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一周内累计出现11次之多。不仅有《华尔街日报》（4次）、《国际先驱导报》（2次）、《纽约时报》《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矶时报）》这样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跨国媒体，还有《休士敦纪事报》、宾夕法尼亚州的《记者报道》、阿肯色州的《本顿日报》等地方媒体。展露频次排名第二的是英国、菲律宾的媒体，该新闻在一周内四次出现。英国有全球发行的《金融时报》和《卫报》（2次报道），还有在加勒比国家发行的《太阳报·巴巴多斯版》。菲律宾《The Freeman（自由人）》报，还有《The Philippine Star（菲律宾星报）》（2次）和《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菲律宾每日旬报）》。展露频次排名第三的分别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媒体，一周内分别出现三次报道。新加坡分别有《Today（今日报）》（2次）、《The 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澳大利亚分别有《NT News（澳大利亚新闻）》《The Weekend Post（每周邮报）》《The Australian（澳大利亚人报）》。限于数据库的原因，上述报纸名单肯定不全，但基本上可以发现这则中国食品安全的新闻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轨迹。

一、西方通讯社以及主流报纸的报道是这则新闻快速传播的主要推手。从时间上看，公安部网站新闻是5月2日发布的，而“老鼠肉冒充羊肉”新闻经过法新社、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当天发自北京的电文，在第二天5月3日即刊登在《俄罗斯报》《卫报》《金融时报》《明镜周刊》《洛杉矶时报》的报纸上，并同时在所属报纸网站上刊登，；5月4日该新闻成欧洲、北美、澳洲、中东阿拉伯国家、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部分亚洲国家、地区报纸的头条新闻，在短短1天时间内就传遍了全世界。一时间，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明镜周刊》《俄罗斯报》等主流报纸开设的网站读者留言栏里，发帖者云集。绝大部分是震惊、恶心，曾经在大陆吃过中餐的人，感到愤怒；没有吃过中餐的人，满心庆幸。有些人甚至调侃发问“中国人这么喜欢老鼠肉，为什么没有喝老鼠奶？”言辞间充满了对于中国餐馆、中国食品乃至于中国人生活状况的怀疑和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的英文报纸《明星晚报》也在第一时间刊登了该条新闻，此后这则新闻在南非开始传播，直至11日还有另外一家报纸在转载这则新闻。南非是非洲大陆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国家地区，通过接受西方主流报纸的信息再度充当“二传手”，从而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这是中国新闻在非洲大陆传播的一个基本规律。

二、这则新闻符合西方媒体“耸人听闻”的传播元素以及“政治正确”的潜规则，“老鼠肉冒充羊肉”成为5月初第一周的世界头条新闻。所谓“耸人听闻”的传播元素，指的是在公安部公布的打击肉制品犯罪的十几个案例中，既有违法注水猪肉，也有毒鸡爪案件，但老鼠肉、狐狸肉则是第一次出现，尤其是充满各种病菌、肮脏不堪的老鼠形象，足够引起人们的生理反感，特别吸引眼球。因此绝大多数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把“老鼠肉”当作标题，并且不吝啬版面，配上老鼠、中国集贸市场肉摊的大幅图片。所谓“政治正确”就是凡是对于来自中国的新闻报道，一定是负面新闻才有读者，某种程度上“中国新闻”就是负面新闻，这已是西方主流媒体的“潜规则”。

这则不足200字发自中国公安部网站的新闻报道，原本是中国公安部门打击食品犯罪工作的一组情况通报，其真正用意是展现中国政府治理食品公共安全环境的一种努力，但经过主流西方媒体对“耸人听闻”的“老鼠肉”元素的提炼，加上触目惊心的图片，配以案件中的数据，并出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表态和法院出台严厉打击食品犯罪的意见，最后还有中国消费者通过新浪微博表示的愤怒等等，表现出中国食品严重不安全的状况，折射中国人饮用水、气候等生活环境的恶劣，最后是由食品安全管理、执法的混乱不堪现象产生对中国政府、现行制度合理性的怀疑。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公安部的网站报道、法院意见等行为成为中国食品行业严重不安全现状的一个有力注脚。一则原本是突出中国政府治理食品安全现状的努力，却成为伤害中国国家形象的一则世界头号丑闻，与刊发这则新闻信息的原本初衷相去十万八千里。

nlc202309041124

中国公共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三大缺陷

通过这则打击食品犯罪的新闻成为世界头号丑闻的过程梳理，可以发现中国食品、饮用水等公共安全的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着致命缺陷，突出表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在涉及食品、水、空气等公共安全新闻发布方面，政府信源发布存在制度化缺陷，为媒体猜疑、公众误读甚至社会恐慌留下了巨大空间。

在这则涉及食品安全的新闻中，仅有188个字，显然过于简单，缺少事件相关利益主体动机介绍以及细节发布。比如，公安部已经抓获的63名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动机导致这63人走向食品犯罪的？已经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卫某，为什么会从山东购入狐狸、水貂、老鼠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添加明胶、胭脂红、硝盐等冒充羊肉的细节有哪些？食用这些肉之后会有什么危害程度？这些涉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事件信息发布，本应越全面越好，因为牵涉到千家万户，要尽量全面客观，并且要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才能减少误解，信息越全面，怀疑、猜忌以及引起社会恐慌的可能性就越少。这其实是已经在国内多次重大危机事件中被证明的一个基本道理，但公安部却仅仅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个简单的报道，如此草率处理，凸显中国食品安全等公共领域的新闻传播建设存在着重大制度缺陷。

第二，中国主流传媒职能单一，长期习惯以政府信源为主体行使单一发布职能，忽视了媒体所具有的对话平台、社会协商功能建设和发挥。

在“老鼠肉狐狸肉冒充羊肉”成为世界头号丑闻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中国媒体参与其间，如《中国日报》英文版，《环球日报》英文版等等。但这些媒体转引的也是公安部网站的简要新闻，对于其间的细节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详细报道。相关行业媒体，尤其是一些国内权威媒体并没有及时深入新闻背后去挖掘，将63个犯罪嫌疑人，以及已经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卫某”背后的故事全盘展现出来，时至今天这些深入报道也还没有出现。这表明中国传媒集体忽视了传媒所具有的对话平台职能——即媒体要及时补位，以更加多元开放的姿态参与社会重建，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为社会协商机制的确立充当载体，这是媒体所具有的公共性质之一。

类似事件在近些年已经屡见不鲜。2007 年3月，美国媒体报道，含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的宠物食品造成美国猫、狗等宠物死亡，其原料为中国产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2008 年 9 月，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出口日本的大米因农药残留超标，引发“中国毒大米”事件，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1月间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速冻饺子被报告含有超标百余倍的高毒农药甲胺磷，导致数十人中毒死亡。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对中国乳制品形象造成重创。事件爆发后，多个国家（地区）开始对中国奶制品及相关产品等进行销售控制或禁止进口，其中包括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印尼、不丹、缅甸、马尔代夫、科特迪瓦、尼泊尔等。欧盟也宣布，已全面禁止含牛奶成分的中国制婴儿产品进口。一时间，中国乳制品出口几乎受到全面打击，伊利、光明、蒙牛等乳制品在海外的销售渠道一时间被全部切断。

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传播，既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相关，也已直接涉及民族经济利益。我们看到在接二连三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国际媒体都是站在最前沿的，有许多甚至是由国际媒体率先引发的。中国传媒在个别食品安全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有时候并不是积极的、正面的，需要深度报道这些千家万户关注的食品安全新闻细节时却往往集体缺位，有时候甚至起到的作用是与国际媒体“遥相呼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媒的“遗憾”。

第三，中国传播理论界本土化创新滞后，大大落后于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步伐，更难以满足在世界上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迫切需求。

在“老鼠肉冒充羊肉”演变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一次重大伤害事件过程中，不论是政府信息发布的缺陷还是中国媒体的表现，折射的都是中国传媒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严重滞后。

中西方饮食习俗在食材来源、烹饪方式、用餐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也是导致许多中国特色食品无法走出国门，实现品牌国际化的重要原因，而期间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中西方思维方式、道德理念、宗教哲学、民族精神各方面的差异。在巨大文化差异背景下，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克服西方媒体有意无意地借助中国食品安全的“负面新闻”，质疑中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弊病。

2011 年 6 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根据全球公民记者（iReporter）的投票选出全球最“恶心”的食物。调查结果显示，在许多欧美消费者眼中，多种亚洲食物都是恶心的，其中他们认为最恶心的是皮蛋，而皮蛋在国内及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是一种很好的开胃菜，广受消费者喜爱。这就是典型的因饮食文化传统不同导致的东西方对同一食品存在的巨大分歧。以“老鼠肉”本身为例，在东南亚的越南，以老鼠为食并非像西方社会那样不可容忍，然而在西方人眼里则是一件完全难以想象的事情。

其实中国大多数食品的生产、制作都有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餐饮行业食材的选择、制作工艺、呈现艺术，都远比西方餐饮业发达成熟，甚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很好地传达了中国餐饮业的历史文化内涵。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资源积累与当下的中国食品、餐饮行业安全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有效合理的逻辑勾连，历史资源仍然游离在中国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话语体系之外。二者之间的游离，不能说与中国学界、业界当下流行的传播理论都是西方舶来品没有丝毫关系。而目前学界流行的“危机传播”理论，媒介中心主义、公共空间等时髦的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食品、饮用水、空气污染的国际传播中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

总之，在涉及千家万户公共利益的食品安全、环境气候的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不论是政府的新闻发布系统，还是中国传媒界的传播职能转换，都涉及本土化的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未来发展目标是要“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笔者以为，这又何尝不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方向：即改变单一传媒发布职能，增强传媒对话平台作用发挥，从而创新中国新闻传播话语体系。这既是中国传媒界在转型社会与市场原则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道路的一个方向，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一个基本逻辑前提。而从食品、饮用水、空气等公共安全领域的公共传播入手，其迫切性与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篇4

通知明确,要研究制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的认定办法,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标准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办法,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要制定健全完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的具体措施,城乡统筹实施。

通知还要求,编制实施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规划,明确物资储备布局和规模,建立适应本地救灾需要的物资储备机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准确统计报送自然灾害损失情况,建立健全灾情核查评估机制和统一发布机制。编制和落实各级自然灾害救助资金预算,研究制定出台灾害救助标准。

根据通知,各地要逐步将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逐步提高救助水平,使之真正起到托底保障、救急解难的作用。建立健全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为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相关费用的患者提供应急医疗救治。加快建立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相衔接的医疗费用结算机制。加快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与其他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

各地还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状况以及财力可能,制定并及时调整住房困难标准和救助标准,形成科学规范、可持续的住房救助长效机制。要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具体的临时救助对象认定办法,明确救助类型、范围和标准。要加强救助管理机构建设,及时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加强临时救助与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形成制度合力,消除救助盲区。各地要细化政策措施,研究制定向社会力量购买社会救助中的具体服务事项的办法。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会同有关部门、机构研究制定社会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办法,加快建立跨部门、多层次、能共享的信息核对平台,不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对象、住房救助对象、教育救助对象等社会救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2014年底前全国70%的地区要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十二五”末实现全覆盖。

论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 篇5

关键词：政治；外交；话语体系；主导权

1《外交方法之演进》分析

《外交方法之演进》本是1953年11月尼克尔松在牛津大学所做演讲的整理。因此，尼克尔松对所挑选的每个时期的介绍与分析必然不会面面俱到，而是挑选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来讲评。

1.1 对全书的简要分析

全书不单单是介绍了四种分开的外交模式，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挑选了每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模式。

通过尼克尔松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在专业化、职业化的方面逐步完善，但是，对于外交来说更加核心的东西――外交的理念，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被继承发展，或被修改，或被抛弃。尼克尔松不但想介绍外交在形而下方面的衍变，更想介绍出外交在形而上方面的变化中所透露出的经验教训。

外交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更受重视了。外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尼克尔松认为，外交应当被重视，外交才能应当被表扬，外交应当被正确地理解。笔者推测，这也是尼克尔松做这篇演讲的原因之一。但是在现实中，外交被轻视，大使被误解。这些对外交与大使的亵渎是尼克尔松所不能忍受的。

1.2 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是否正确

尼克尔松并非介绍了所选时代的外交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限于演讲的方式；另一方面，这是出于为现实考虑的目的。

尼克尔松对这些时代外交的评价具有个人色彩，它们对当今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外交的手段与目的是否分离是本书潜在的评价标准。因此诸如优待客卿、近邻同盟等希腊外交原则并没有被介绍。理解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而是为了“同化”我们过去的经验。

除了尼克尔松的评价标准，对当时的国家而言，它们所选择的外交方式是否最切实有效是另一种评价标准。利己主义是每个国家不变的选择，务实是每个国家选择外交方式的原则。无论是公开外交还是秘密外交，能否预见二者中哪个更能达到目的，更具备有利的长远影响，是国家应当运用智慧做到的。

1.3 思考总结

尽管尼克尔松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具有片面性，但是他所陈述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实力最强的国家会主导外交的方式与走向，他们采取的外交方式对当时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主导外交话语体系，为己所用。

尼克尔松所选择的这几个时代的外交有着明显继承与创新关系。历史启发我们思考：距离尼克尔松的演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我们现在的外交对旧外交模式有哪些需要继承与创新，又有哪些需要扬弃。我们不能是因为某种外交模式是希腊的或者罗马的就继承，也不能因为是意大利甚至西方国家的外交就批判，而应该看这些方式哪些更能为现实服务，引导国际社会走向理性与和平，最终实现“外交”的目的。

外交话语权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部分外交用语的含义在中西对译过程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些细微的变化如果被放大到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中，往往会产生不小的误解。对中国来说，中西对译是外交的开展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在用别人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理解别人，于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概念和观点并不能够被西方语言准确地理解并传达给各方。这些引发了笔者对话语权的思考。

2.1 外交话语权的含义

“话语权”不同于“说话权”，“说话权”是行为主体发出语言的权利，而“话语权”是行为主体追求其表达语言的含义能够被确认的权利。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讲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的权力。其言语的影响力大小就是话语权的大小。

外交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有着众多的重合之处。在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逐步发展、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发表自身意见、定义国际事件、制定和评价国际规则、参与和控制国际事务的权力。外交话语权则是在外交相关领域有关话语及方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它与国家实力有关，对于表达立场与观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对书中及历史上有关外交话语权的简析

尼克尔松在演讲稿中引用了很多非英语词汇，因为这些词汇的本意更能够表达出它应有的意思。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笔者渐渐意识到了不同语言对译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等和语义表达不准确问题。那么，在外交实践中，我们将哪一套话语体系应用于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为什么选择这套体系作为标准？

2.3 当今国际社会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

选择什么语言来描述、解释别国，在很多情况下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掌握外交话语权就有利于控制、掩饰、操纵话语，隐藏部分信息，传达想让他人知道的信息，于是外交就更像是权力的运用。在现实国际生活中，各国为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而进行的“话语包装”就是对话语体系资源进行利用的普遍实例。

外交话语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外交话语权薄弱会使得一个国家在部分场合十分被动，不但显得这样的国家对自身立场与行为的表意十分模糊，别国也无法从外交这一最直接的途径了解本国的意图，对对方语义的理解发生偏差，造成国家间越来越多的误解，最终导致一定的后果。

当今国际社会的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明显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他们在外交领域不但具有先天历史文化的优势，更有着综合国力方面的优势，形成了目前的外交系统由西方大国主导、外交规则由大国制定、外交思维符合西方国家的一贯逻辑的形势。小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处于弱势，虽然它们恰恰是更需要外交的政治实体，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这些国家没有外交话语权，争取自身利益的尝试更容易失败，通常只能处于被“被表达”、“被解释”与“被选择”的不利地位。

对中国外交的思考

历史家杨念群曾经如是评论：“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处于话语劣势地位，这使得中国在话语体系上没有自信，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外交的开展。

3.1 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话语权的增长与综合国力增长的不协调阻碍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从而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我们无法准确理解别人的话语，也无法用别人的话语准确表达自我。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部分攻击与指责疲于应对，只能翻来覆去地重复已有观点，对于更清晰准确地解释自身观点则无能为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既可以看作是历史与文化留给我们的自豪，也可以看作一种自嘲。

在无力改变现行规则且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体制内尽可能地争取自身利益。温家宝在谈到如何加强和改进外宣工作时，提出要“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对接内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是中国要努力做到的。例如“中国梦”虽然一方面被指责越来越虚化理想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梦”也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被别的国家理解。外交用语要更加准确化，对“中国特色”式的表达要谨慎运用，在没有将中国的思维与善意普遍传达给世界之前，中国不能一直以自我为核心，也要根据国别和地区差异，针对不同受众，转变话语体系。

3.2 对中国外交内部问题的反思

对民众而言，外交本身就具有神秘性。我们在加强教育力度，使民众对外交的基本了解更加科学的同时，更应对外交本身进行应有的调整和改进。一个体系不论内部是怎样运作的，要想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就必须能够做出理性而科学的判断，采取最行而有效的方法。

在短期迅速提高整个社会对外交理解的科学性是不可能的，社会看到的只是外交与国家其他机构一起提出的方法与带来的结果。中国的外交要想正确地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上层建筑，而非指责只能看到最终结果的民众。比如在2014年于北京的举行apec会议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日本首相之间的互动被国内各大媒体渲染成了一次极度不愉快的会晤，中国领导人倨傲无礼，日本领导人显得更加谦恭有诚意。中国传达给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一些怎样的信息，中国被解读成一种怎样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但是也取决于自己。

因此，发展中国外交应当“内外兼修”，忽视了哪一方面，中国外交都会面临着“猪八戒照镜子”的困境。

参考文献

[2] [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

[3] [苏]b?？？?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0月。

注释

[1][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第22页到第26页。

[2]王志珂，《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转引自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3]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篇6

作者：方涛

来源：《学术问题研究》2015年第01期

摘要：

“治理”，是当下学界、理论界广泛使用的高频词。在现有研究中，鲜有人确切地考察“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治理”的内涵也有差别。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中共文献中，“治理”主要是指控制、管理、统治的意思，中国古代汉语中还有善治、良政的意思。新世纪以来，西方治理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科学把握“治理”的新内涵，不可照搬西方治理理论，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加以把握。

关键词：

治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25-05 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治理理论的传入，国内学界、理论界兴起了研究治理理论的热潮，“治理”的概念广泛被运用于各个领域。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概念。一时起，“治理”“国家治理”再度成为广泛使用的高频词，有关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而在这些研究当中，鲜有人确切地界定“治理”的具体含义。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不乏一些研究者为追赶时髦，在没有搞清楚“治理”内涵的基础上，就借用“治理”的概念。这就出现一种乱象，比如，有的学者完全照搬西方治理理论，不具体分析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有的则把国家治理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当中只有国家统治、政治统治。学术研究要做到严谨、规范，前提和基础是要准确界定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治理”？“治理”的内涵是什么？为弥补这一缺陷，有必要对“治理”做一个全面的梳理，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概念在话语体系中，即在中国古代汉语、西方话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共文献中的具体运用，科学地、全面地把握其内涵，这将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

一、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治理”

中国古代汉语中经常使用“治理”一词（见表1）。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治”是指管理、处理、整理、惩治、医疗、研究、安定、地方政府所在地的意思。“理”，是指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的标准，按事物本身的规律或依据一定的龙源期刊网 http:// 标准对事物进行加工、处置，对别人的言行作出反应，还代指狱官、法官。治理，是指控制、管理，整治、整修的意思，多用于君主管理、统治国家或人民，或者形容国家安定，含有“善治”的意思。早在春秋时期，《老子河上公章句》卷三说：“谓人君治理人民”。战国时期《韩非子》制分第五十五中说，“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秦朝时孔鲋在《孔丛子》论书第二中说，“夔为帝舜乐正，实能以乐尽治理之情。”唐朝武则天在《臣轨》卷上中说，“治理之臣虽少而心德同。”清朝《国朝宫史》卷三十中说，“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值得注意的是，“治理”在古代汉语当中，含有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意思，百姓渴望和追求良政、善治。比如，汉代班固《汉书》卷八十九中说，“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辙以玺书勉。”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将苑》卷一说，“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五代时期何光远在《鉴诫录》卷七中说，“四海归仁，众志成城，天下治理。”

二、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治理”

在西方，“治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意为引导、控制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一直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该词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含义与“统治”相去甚远。其应用不仅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还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1]。西方治理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2]。

西方学者对治理有很多种定义，其中以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为权威。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和规则。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治理过程既涉及到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 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3]23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共文献中的“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也使用过治理一词，主要是指统治、管理、控制的意思。1853年7月5日，马克思在《土耳其战争问题》一文中说，“治理着一个庞大帝国的，还不像过去在威尼斯那样，是由显贵组成的行会，而是一群昏庸老朽的官员和诸如此类的奇怪人物。”[4]201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向资产阶级中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5]1511901年10月，列宁在《内政评论》一文中指出，“我国政府热中于用„暂行条例‟来

龙源期刊网 http:// 进行治理”[6]285-286。1917年8月19日，列宁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指出，“波拿巴主义是一种治理形式”[7]79。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8]668

在中共文献中，出现过“治理黄河”“谁污染、谁治理”“治理整顿”“综合治理”“治理商业贿赂”“水土流失治理”“法人治理”等，主要是指整治、管理的意思。其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调的是党、政、工会、共青团、基层自治组织等共同参与到公共安全事务中，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多元共治有相通之处。涉及到国家的，最早是在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 [9]124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提出“建国以后，本来应该充分发挥法制的作用来治理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轻视法律的思想没有得到克服，以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把宪法、法律的尊严破坏殆尽。”[10]10811996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的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树立法制权威，全面推进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11]1920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2]258这是中共文献中首次把依法治国明确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新世纪以来，“治理”一词在中共文献中出现次数不断增加（见表2）。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13]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概念，如“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14]。还指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1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共使用“治理”达24次，是中共历史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文献。主要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政府治理”“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环境治理”“第三方治理”等。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首次出现。其在原有管理、控制意思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发挥社会和公民的作用，由多元主体进行合作管理。全会《决定》在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表述中，较清晰地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含义。即，“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5]。

龙源期刊网 http:// 2014年2月17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16]。可以看出，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要求，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党、国家机构和人民群众。不过，在治理主体中，各主体之间并不平等，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处于主导地方。

四、正确理解“治理”的新内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早就开始使用“治理”这个概念，并且包含了善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党的文献中也使用过“治理”的概念，主要是指管理、控制。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该书对西方治理理论作了详细介绍。从此，治理随即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对治理的定义中，基本上是在俞可平的基础上进行阐发的。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17]5 俞可平认为，治理与统治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宽广得多[18]。俞可平对治理的解释，主要还是从其概念本身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把握治理的内涵。

一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治理理论。西方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兴起，基础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矛盾，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形成的治国理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语境中的“治理”概念，有着很大区别，属于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西方政治生态、社会基础、文化环境等完全不同，决定了在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中，“治理”具有特殊的内涵。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具有“社会中心主义”治理取向，“多元主义治理”的结构取向，“去权威主义”的政治倾向[19]。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在这个前提下，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作用，形成一主多元的治理机制，这与西方治理理论是本质不同的。因此，绝对不能照搬西方治理理论，更不能用西方治理理论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治理成效，否则不仅达不到改革的目的，还会适得其反，甚至使全面深化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

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首要的职能是政治统治。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国家具有社会管理职能，并且认为

龙源期刊网 http:// 政治统治是建立在社会管理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获得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一方面对敌人要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则要实行民主，让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种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更彻底。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将逐步回归社会，最终走向消亡[20]。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因此，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逻辑，也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三是要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度设计上主要照搬了苏联模式，同时也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一些国家制度，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在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总结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新审视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相比未来的目标和人民的期待，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存在不足。鉴于此，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其历史逻辑出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其实践逻辑出自于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21]。

综上所述，“治理”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共文献中都曾使用过，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治理”的内涵非常丰富，并含有善治、良政的意思。这表明追求善治，天下太平，国家安定，人民幸福，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不同的是，各个国家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等国情不同，治理国家的方式也会各有特色。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治理”内涵，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治理要义，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的治理理念。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关于国家职能的观点，是国家向社会的回归。正确理解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治理”，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治理理论，也不能用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套，要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把握。

参考文献：

[1][19][21]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1）.[2]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3]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龙源期刊网 http://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9.[6]列宁全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1986.[7]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8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人民出版社，2009.[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1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M].人民出版社，1987.[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人民出版社，1999.[12]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6.[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6]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2-18.[17]俞可平.治理和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20]俞可平.让国家回归社会[J].理论视野，2013，（9）.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 FANG Tao（The Central Party School，100091 Beijing，China）Abstract：

龙源期刊网 http:// “Governance” is widely adopted in the present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theoretical circle.In the current study，few studies examined exactly 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Based on the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 is different.“Governance” was us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the Marx doctrine and the CPC′s literature，and it mainly refers to the control，management and rule，an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it has the meanings of good governance.Since 2000，the western governance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and beca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governance” correctly，we can not just copy the western theory of governance，and we must adhere to the Marx′s state theory，and we must contact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ing practice，understand it specifically，histor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Key words：

Governance；Maxim；the CPC 【责任编辑罗雪】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篇7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说,“就那些跃居于行政机构上层的人物而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与生而俱之的阶级地位不同的‘语气’或‘色调’,这确是非常微妙和困难的问题。”1在中国,政府公务人员选拔制度并没有设置应对、使用和管理传媒方面的考核要求,因此,当面对日益频繁的传媒采访报道工作时,他们采用的仍然是政务话语方式,很容易因为沟通不畅引发与传媒、民众的紧张甚至对立情绪,不利于现代、公开、透明、民主的政治文明制度建立。

2016年5月27日,山西卫视旅游类竞技节目《人说山西好风光》开播,创新性地开辟了政府公关,尤其是政府公关传媒的新型模式。正是在这个节目中,山西的政府人员有意识地在常用的政务与公文话语模式之外,根据电视媒体的传播规律,建构起较为独特的“前台话语体系”,既区别于政务话语体系内的“电视问政”模式,也区别于娱乐为卖点的明星或素人电视真人秀模式,值得从政府公关角度开展深入研究。

一、政府公关与政府公关传媒的概念解析

政府公关指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传播管理行为,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关手段,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公众关系。现代社会中,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与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在社会成员中,传媒构建的“拟态环境”的影响力远高于真实社会现状的影响力,加之民主制度、信息公开、渠道多元等客观因素,政府如何处理与传媒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进而形成了政府公关领域中独特的一种类型:政府公关传媒。

所谓政府公关传媒,即政府作为公关主体,以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为对象所开展的公关工作,目的在于获得传媒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在公共事务、公共信息、公共传播、公共舆论中获得民众支持,提高自己的公信力、权威性,是政府公关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2

长期以来,在我国,大众传媒一直被当成传播政务信息、开展社会管理的渠道与工具,政府仅将其作为信息平台与传播通路,而且不改变信息传播的话语模式,仍以公文、报告、会议、讲话等政务语言开展资讯宣告与社会管理。这种忽视传媒固有传播规律、漠视大众传媒受众的方式显然难以实现有效传播,从而导致政府话语权和受众注意力的双重流失。

《人说山西好风光》一经推出就实现了观众的主动回流,不仅获得了中国新闻网、财经网、新京报等传统媒体的高度认同,而且获得了众多社交媒体几乎一边倒的好评,是改变政府公关传媒固有模式的一次有效尝试。此节目的创新之处在于政府官员有意识地考察并尊重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兴趣与喜好,舍弃了原先刻板无效的政务话语模式,将政府想要达到的品牌塑造任务与电视节目的政府官员演讲环节有机结合,用欧文•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来说,就是构建起了一套独特的“前台话语体系”。

二、政府公关传媒的前台模式标准

戈夫曼将前台定义为:在个体表演中,能够以一种普遍的、固定的方式对观察者进行情景定义的部分,是个体在其表演中有意或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演装置。[3]在此基础上,他将前台标准设置为两部分,即外部装置与个人门面。

政府公关是一个典型的“前台模式”。经过长期、多次、专业的“后台”准备工作,政府会按照前台标准设置的要求完成外部装置与个人门面的准备工作,为进入有固定规则的“前台”做充分演练。

《人说山西好风光》节目的策划与推动者是作为公关主体的山西省政府,公关对象是山西旅游卫视这一电视媒体。从策划之初,政府就深度介入,注重政府公关的有效传播和良性沟通:“今年初,山西省政府决定,进行第二届省旅游发展大会主办城市评选,各市市委书记、市长或分管旅游工作的副市长需要在山西卫视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节目中现场推介,比赛结果由大众评选决定。”[4]

1. 前台外部装置

戈夫曼认为,前台外部装置包括舞台设备、舞台装饰、舞台布局以及其他背景道具,目的是为人们的表演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空间、舞台背景和舞台道具,一般来说离开这种外部装置,其表演就随之结束。[5]

在《人说山西好风光》有政府官员参加的前三期节目中,与节目流程相匹配,在舞台与场下都安排了相应的设备、装饰、布局、背景及道具。

其一,舞台的外部装置。

《人说山西好风光》采用了“电视真人秀”的固有范式,只是将参与者换成了政府官员和城市形象代言人,《城市印象》与《城市好风光》两个板块承载的就是他们的演讲与表演任务,舞台布局也由此设置成两个部分,一是演讲者与表演者所在的舞台,二是辅助表演的大屏幕,话语符号与声、光、电、画等流媒体符号相辅相成,完成抽象信息与具象信息的传播。

在设备与道具方面,节目组并未设置用以提示演讲内容“字幕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政务话语:“双方达成的共识是——演讲的内容一定不要变成政府工作报告。”[6]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要在“前台”取得成功,必须在“后台”熟悉节目流程与评分标准,熟悉主持人、点评嘉宾和投票观众的喜好与立场,熟悉相对封闭、固定的,由背景、道具、灯光等组成的表演前台,掌握在“前台演讲”的时间长度和演讲节奏,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要在极短时间内改变原有政务话语的表达模式,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与紧张情绪,因为他们要走上的不是政务体系的会场,而是电视台演播室的舞台:“在比赛中,‘打头阵’的书记、市长们都很紧张。别看这些领导经常上电视,经常开会发言,但真正站到镜头前演讲,不少人还是头一次。”[7]

为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各地的政府官员采用不同方式提高舞台的表现力,甚至使用了特殊的道具,比如临汾市副市长把舞台上的大屏幕当成TED式演讲(技术、娱乐、设计的英文缩写,即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的资料展示工具,让嘉宾戴上VR头盔(虚拟现实,的英文缩写Virtual Reality)体验身临其境到临汾旅游的现场感,增强其演讲的感染力与个性化,实现了“道具”的独特功用。

其二,场下的外部装置。

在《人说山西好风光》的前台,不仅包括政府官员演讲的舞台,也包括由点评嘉宾、媒体评审团和现场观众构成的“场下”。

在外部装置中,点评嘉宾席被设置在舞台对面正中位,分设四席,即“印象系列”著名导演王潮歌(后更换为作家雪小禅)、“百科全书”式社会评论员梁宏达、中国第一律所盈科环球控股创始人梅向荣、携程网副总裁李阿红。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嘉宾席上,认真观察舞台上的演讲与展示,用专业视野点评参赛者的表现效果,直接影响现场观众与媒体评审团的打分情况,最终直接决定参赛者的胜负。区别于娱乐型真人秀节目为拉动收视率而采用的“毒舌”点评,此节目的点评还是有所节制,“领导们确实还是会关注自己的分数,因为是领导,有一个面子问题。”[8]但值得肯定的是,在点评环节,嘉宾们还是发挥了专业水平,能够切中问题要害,对于政府品牌形象而言,能够直面批评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了。

节目设置了100个观众席位,运用投票器以一人一票一分的方式,表达现场观众对于参赛者的感受,成为民主元素的典型代表。最终投票结果会显示在舞台上的大屏幕上,舞台与场下形成呼应。

另外,节目还设置了30家媒体评审席位,并在席位旁边设置了红灯笼,以亮灯方式表示对参赛者的支持,每盏灯计10分,结果也会加到参赛队的总分值中。节目邀约的媒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媒体类(大部分是新媒体)14家、旅游类12家、政府及研究机构类4家,媒体类所占比例最高,政府公关传媒的力度可见一斑。

2. 前台个人门面

戈夫曼认为,个人门面指表演设施中使我们能直接与表演者产生认同的其他成份,包括官职或地位的标志,衣着、性别、年龄、种族特征,身材及相貌,姿势,谈吐方式,面部表情,举止等,有一部分是相对固定的,但另一部分如面部表情则是不稳定的,或者是过渡性的。[9]

就参加演讲环节的政府官员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其与个人门面相关的元素大致归并为外表与举止两部分。

其一,外表部分。

外表指那些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表演者处于什么社会地位的刺激,还可以告诉我们个体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礼仪状况。1[10]其主要包括相对固定的官职或地位的标志、衣着、性别、年龄、种族特征、身材及相貌等。

就中国本身的官场特色而言,越是重视,出场的官员职位越高,此次节目出镜者的官职,可以部分显示出参赛城市对于此次比赛的重视程度。简要统计后,我们可以看出,副市长级别的有3位:阳泉(任衍钢)、临汾(王振宇)、太原(魏民);市长级别的有5人:朔州(李海渊)、吕梁(王立伟)、晋中(胡玉亭)、忻州(郑连生)、晋城(刘润民);市委书记级别的有3人:长治(席小军)、大同(张吉福)、运城(王宇燕)。

着装方面,绝大多数官员都以正装出场,西装、领带、套装、衬衫、中山装等成为基本配置,充分体现出“前台”的正式性与对此次竞赛的重视,也是节目导演“建议穿正装”的贯彻执行。唯一例外、并取得舆论高度认可的是大同市长张吉福,他穿的是是胸前印有“大同”的蓝色POLO衫,在所有参赛者中显示出独特性,很容易被关注和记取,据称他临时变装是因为上场前看到团队中有人穿POLO衫后临时决定的,的确是一种政府公关的“巧智”。

性别方面,此次出镜官员中10人为男性,只有1位女性领导——运城市委书记王宇燕,在强调异常感的电视传播规律中,她也帮助自己所在的城市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与呈现。

年龄方面,大多数政府官员均在40至60岁之间,年轻官员发挥了自己的“先锋时尚”的演讲优势,比如43岁的临汾市副市长以TED风格来推介《中国根、黄河魂》;相对年长的官员则可以通过反差方式获得认可,比如58岁的阳泉副市长任衍钢用朗诵腔演讲,用带有“山西味儿”的英语来做推介,引发了观众“萌萌哒、不容易”的观感,可见他们在个人门面诸要素使用上都显示了较为高超的策划能力。

种族特征、身材与相貌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影响力越来越大,民主选举国家中竞选者通过整容、染发、健身、塑型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颜值”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人说山西好风光》中外表部分的相关元素有所展现,有效吸引了观众注意力。

其二,举止部分:

戈夫曼称,举止可以指随时能告诉我们表演者期望在即将到来的情境中扮演什么样的互动角色的刺激。[11]与相对稳定的外表部分相比,主要包括相对不稳定的姿势、谈吐方式、面部表情、行为方式等。

在前三期的节目中,这11位出镜的官员表现出各自的风格,其中有的官员在姿势、谈吐、表情、行为方面比较僵硬,仍带有较强的政务话语色彩,由于未经过专业长期的传媒表演方面的训练,难免会出现镜头缺失感、手势夸张或刻意、站姿僵化刻板、面部表情单一、地方口音浓重等问题。

但值得肯定的是,即使如此,现场嘉宾点评、观众评分、媒体评审分值都比较宽容,网上反馈的信息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认为政府官员可以采用区别于政务话语的方式,适应传媒规律,在节目设置的“前台”开始有效传播,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政府公关传媒的前台话语体系

由于长期忽视媒体传播规律,政府公关采用的仍是政务话语体系,民众对于政府、政务人员的了解大多来自于经过剪辑编辑后的报道,难以形成直观化的解读,更谈不上政府品牌形象的正向塑造了。《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它抛弃了政府宣传惯用的“官方介绍”,政府官员主动参与真人秀,接受大家的批评建议,对于提升政府公关形象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区别于娱乐真人秀话语体系与政务话语体系的“前台话语体系”成为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重点,其主要包含以下的内容与步骤。

1. 确定前台话语体系的传播目标

《人说山西好风光》作为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公关传媒案例,源于政府在节目策划之初就深度介入,确立了非常明确的公关目标,即打造良好的山西政府形象:“山西正试图以节目为突破口,借力旅游发展,撕去‘塌方式腐败’和经济‘断崖式下滑’的标签”。[12]

在前台话语体系建构之初,目标明确是首要任务,之后一系列的设计与训练,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2. 设计恰当的前台外部装置。

前台外部装置是前台话语体系开展“表演”的空间保障,政府在开展公关工作时,一定要确保前台外部装置能最好地实现其策划目标,即要围绕政府公关目标开展装置设计。

《人说山西好风光》在外部装置设计时,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借鉴或模仿了其他真人秀节目的前台外部装置创意,并请节目研发人员打造出具有特殊要求的舞台装置、灯光、背景、道具等,甚至主持人、嘉宾、观众、媒体评审团的选择也需要多次论证,最终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政府要拓展思路,前台外部装置并非局限于“舞台”,根据具体事由,“前台”还可以置换成有媒体在场的现实场景,尤其在危机公关中,政府官员如能出现在危机发生现场这一“前台”,或新闻发布会等具有权威性的场地,政府官员出场开展经过“后台准备与演练”后的“前台表演”,可以有效化解危机。

3. 设计独具风格的个人门面

政府公关中官员的个人门面与其他行业不同,更注重其权威、亲民、公信与保障感,因此就不能一味地追求“上镜”,而是要根据具体前台装置与公关目标设计“出镜者”独具风格的个人门面,包括相对稳定的元素与临场应变的元素,以应对民众关注的其在不同场景中需要的民众关心的“点”。

4. 确定长期有效的后台训练

当代西方高级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幕后公关团队在为其服务,包括个人门面方面的着装顾问、化妆师、媒介顾问、演讲稿写作班子、演讲论辩训练师等。他们除了负责为政府官员提供必要的咨询外,更多的其实是站在传媒角度,考虑到受众的需求与兴趣点,包括在话语表达中更多采用故事式而非观点式等趋势。因此,前台话语体系的建构是需要有长期的后台训练作支撑的,包括日常的行为举止、话语表达、身体语言及妆容着装等全方位的培训。

附表:《人说山西好风光》前三期各环节展示情况13

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篇8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话语权

一、话语体系的内涵

话语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密码，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基础。现今，随着人类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交往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谁的话语体系更具影响力、感召力，谁就拥有更强的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我国理论学术界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必要性

1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话语权的迫切需要

国家软实力的提高，关系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握大势，始终从国内国际出发，把中国命运同世界命运结合，积极进取，化解挑战，大大提升了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但是我国国家软实力落后的状况从根本上改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曾经作为引领世界文明的古国，现今不能没有话语权，甚至不能缺少引领时代发展和世界潮流的话语权，否则，世界文明大国的形象难以建立起来，这会导致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无法提升。

2传播中国声音、展示大国形象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多次强调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全面對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遍访各大洲，频繁出席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接触各国政要，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发出中国倡议，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区域合作，探求全球治理新方略，传递中国信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了正能量。但是国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并没有从根本改变，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中还相对弱小，国际影响力、引导力不强，这会导致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不能很好地体现。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途径

1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影响力固然与话语表达有关，但更重要的决定原因是话语体系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是否具有吸引力，其根本上取决于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和以之为指导的实践的成功性。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2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要借助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权威性向国际社会传播。就目前而言，我国提出的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多是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传递出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传播，同样需要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种重要场合来推介和表达。同时，学术对话与交流，仍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重要途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要通过各种研讨会、论坛、讲座、出版物，向国际社会表达、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此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是全体国民的事情，需要全体国民的努力，要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国际民间交流等众多渠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向世界传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转化为国际话语。因此，多边合作组织、国际组织对提升话语权至为重要，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国际组织，通过这些机构和组织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影响力

3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