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作者白居易的生平简介

《琵琶行》作者白居易的生平简介（共3篇）

《琵琶行》作者白居易的生平简介 篇1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白居易拱谒画像 (今西安周至县)尉。8，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白居易半身像 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到任。8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白居易 。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琵琶行》作者白居易的生平简介 篇2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 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叙事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最高。白居易一生勤于写作, 创作诗歌三千多首, 当中近两百首是叙事诗,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系列, 约一百七十多首;另一类是以《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代表的歌行体感伤诗系列, 约二十多首。其中, 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更是在中国叙事诗文学的发展史上,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居易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 还有着极高的音乐修养, 他善弹古琴、筝、琵琶, 还能唱歌, 更能指导别的艺人演唱、演奏。他把自己深厚的音乐造诣结合到叙事诗歌的创作当中:在选材上, 选取充实而丰富的内容, 在形式上, 注重对诗体形式和叙述语言等的改善, 并融入自己善于“绘声”的优势, 使作品更倾向于可歌, 最后在叙事诗歌中大大增加抒情的部分, 使作品在精神、情感上更容易打动读者, 从而引发读者的想象, 引起共鸣。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精神情感互相融合, 外美与内美相互促进, 使其叙事诗歌较之先前的叙事诗具备更高的音乐性。

一、采用歌行体叙事

“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 “歌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 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魏以后的乐府诗, 题名为“歌”、“行”的颇多, “歌”与“行”, 虽然名称不同, 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都是“歌曲”的意思, 其特点是音节和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 形式多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 富于变化, 以后遂有“歌行体”。白居易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歌《长恨歌》, 采用的就是宜于铺陈、音节流荡、藻绘鲜丽的诗体———“长庆体”。“长庆体, 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 《长恨歌》正是这一诗体的代表作。”[1]可见, 这是一种在传统歌行基础上增加了叙事成分的七言歌行。运用这种诗体进行叙事, 可以把原来篇幅亢长、叙事繁杂的作品, 描绘得生动多变、音节流美, 既能恰到好处地记述事件, 又便于合乐传唱。

二、注重节奏与乐感

“音乐的核心是节奏”、“节奏是通过强音和弱音的周期性交替变化而产生。而唐诗的节奏则是依靠平仄格式的变化而形成”、“一简之内, 音韵尽殊;两句之中, 轻重悉异, 才够成了诗歌的音乐节奏美”[2]。在诗歌中, 节奏通常由可以较量的语言单位在一定时值中有规律地重复来形成, 它是诗歌音乐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诗歌中鲜明的节奏, 能够满足人们生理或心理的审美需要, 大大推动情感的表现与抒写, 使人的感官得到舒适与满足, 诗歌中起伏变化的声调、快慢缓急的语速更能唤起读者情绪上的共鸣, 让人仿佛沉醉在无声的音乐当中;另一方面, 鲜明的节奏, 能够凝聚诗歌的语言, 使之吟读起来更加抑扬与流畅。

诗词创作有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的要求, 平仄的对比、双声叠韵等的运用是美化诗歌的韵律的重要手段, 有助于诗歌产生一种回环的音乐感。白居易的叙事诗非常注重美化叙事语言的韵律, 强化叙事语言的音韵美, 可以使诗作本身具有更高的音乐性, 欣赏性大大提升。无论是双声词、叠韵词或是叠音词, 诗人往往都能信手拈来, 在叙事抒情的过程中应用自如, 使作品韵律和谐优美。例如《琵琶行》, “弦弦掩抑声声思, 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 说尽心中无限事”、“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等, 为了使音韵和谐, 诗人借助于叠音词调整音节, 使音顿协调。这几句中, 叠音词的大量出现, 无意中就实现了以平仄相同的两个音节为一个声音单位的规律。因为在汉字重叠的时候, 其声调也是重叠的, 这样, 不仅能够贴切地描摹了琵琶女演奏的美妙乐声, 更可以贯通气势、强调情感, 能够在回环反复中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与诗歌的韵律美。

三、声乐并茂, 回味无穷

音乐本是无形之物, 是很难用语言文字直接进行描写刻画的。可是在白居易笔下, 那复杂多变的琵琶声, 却被描绘得层次丰富, 音色分明。“直接模拟音响的写法, 只能用之比较简单的自然声籁。对较复杂的某种声响, 专用象声词或简单的形容词就会受到局限, 因而诗人常常借助贴切巧妙的比喻加以模拟。”[3]更重要的是, 他多以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声音作比, 给读者具体而深刻的印象。在生动贴切的比喻中, 把无形抽象的声音描绘得有声有色、具体可感, 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倾听美妙绝伦的乐声。

《琵琶行》中以声写乐, 通过各种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声音来描绘琵琶女之琵琶音, 极富音韵之美。“当诗人对美妙的琵琶声进行描写时, 运用了一连串新颖奇妙的比喻, 把音乐旋律完全形象化了, 这一段诗遂成为描写音乐的经典之笔。”[3]“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是一段高低抑扬的华彩, 琵琶有四弦到五弦, 一条比一条细。第一句以骤降的“急雨”比喻粗弦声音的沉重舒长;第二句以小女儿般的轻柔“私语”比喻细弦细声音的低密绵密;由于在音乐的力度上, 粗弦细弦发出的音响相互补充, 听起来如同大大小小的珠子在玉盘滚动, 于是下面一句又以大珠小珠洒落玉盘比喻乐声的高低音调和与清脆悦耳;接着再以“花底”的“莺语”比喻乐声的宛转, 一个“滑”字更道出乐声的流动顺畅, 又以“冰下”的“泉流”比乐声的幽咽低沉, 声音渐渐变得如同冰冷的泉水一般冷涩, 连琴弦也仿佛被凝住, 逐渐沉寂了下来;一番沉寂过后, 诗人再以银瓶乍破、水浆迸溅、铁骑突出、刀枪齐鸣等来比喻乐声休止后的骤然响起;最后以“裂帛”比喻四弦齐拨时乐声的清脆短促, 响亮非凡。至此, 琵琶妙乐绕梁三日, 令人回味无穷。

四、悲歌低吟, 余音袅袅

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情感, 而情感的流泄, 要想用日常谈话式的语言是无法实现的, 伴随情感流泄的语言应当是错落有致的、歌唱和谐的。只有这种音乐性的语言, 才能满足诗人抒情的需要, 才能从心理上或生理上给作者自身抑或读者以快感[4]。《琵琶行》与《长恨歌》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歌中的两大奇葩, 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琵琶行》虽然是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 但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 声随情起, 情随事迁, 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长恨歌》更是“风情”之作, 与此前的叙事诗歌相比, 对故事中一些矛盾冲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诗人的叙述、描写往往简要带过,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诗中便于抒情的地方, 诗人反倒倾注极大的艺术力量, 酣畅淋漓地泼墨。例如诗歌中安史之乱的爆发, 是彻底改变人物命运的事件, 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 可是诗人在诗中只用“渔阳颦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一带而过;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 唐玄宗被迫赐死杨贵妃, 人物的命运发生突变, “长恨”也由此铸成, 是全诗矛盾冲突的最高潮, 作者也只是以“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寥寥数笔即将此事带过。相比而言, 当写到杨贵妃死后, 唐玄宗对她刻骨铭心的怀念时, 在这种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面, 诗人则泼墨如雨, 务求尽情,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 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无光日色暮。蜀江水碧蜀山青, 圣主朝朝暮暮情”到“鸳鸯瓦冷霜华重, 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共三十二行, 二百二十四字, 占了整首叙事长诗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段抒情的笔墨, 是全诗中最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部分, 它从各个角度, 层层渲染、反复揭示了主人公深深的思念之情, 当中的景物描写, 恰当地烘托了一种凄美的抒情气氛, 充分描绘了“长恨”的心情, 真挚的情感令人动容。从整体上看, 全诗文字哀艳动人, 声调悠扬宛转, 结尾处更以“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来结束对久远的真挚爱情的礼赞, 令人回味无穷。品读全诗, 就好比倾听诗人为我们吟唱一曲撼人的爱的悲歌, 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由此看来, 白居易以独特的叙事艺术、高超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丰富的情感内涵, 在其叙事诗的创作中, 充分体现了叙事情歌的完美结合, 抒发了他浓浓的音乐情,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唱歌的诗人”。

参考文献

[1]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3]古远清.留得枯荷听雨声 (诗词的魅力)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白居易《琵琶行》的创作心态 篇3

(一)从永贞(公元805年)革新的历史影响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时的“无情”。《琵琶行》提到“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迁谪意”，看似“无情”。从表面上看，白居易贬官江州，是因为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笔者按：淮西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与河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沆瀣一气，他们又勾结朝中宰臣，派刺客行刺主战派领导人物，以减轻宪宗皇帝专心剿杀的淮西节度藩镇的危难，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受伤。主战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先后辞世，副宰相欲捕刺客，但刺客很嚣张，副宰相见一句“勿急我，急则杀汝”则作罢。温和派和反战派说武元衡任职宰相两年间，使中原及两河连续突发叛乱，责任在武元衡，武元衡咎由自取。甚至有人上疏“请罢(裴)度官，以安二镇(淄青、成德)之心”。但宪宗中兴，时装度眷顾信任之心甚隆，升其为宰相，把求和的宰相李逢吉及其亲信调离朝廷，裴度得以数年专征淮西，最终削掉盘踞多年的淮西重镇)，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却被指责乃至贬官。朝臣认为，即使是宰相被刺杀，“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白居易)何反忧国之甚也”。作为太子属官，白居易也明白不应该越俎代庖，但朝廷大小官员对此“大唐国耻”都保持缄默，于是白居易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岂料居心险恶者竟然捕风捉影地说白居易浮华无行(疑指白居易父母“舅甥联婚”，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执着于男女自由恋爱)，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裴度后来查验此诗是白居易在熬压尉任上所作，方信无看花坠井之事，裴度奏任白居易为河南尹刑部侍郎事。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令一出，中书舍人王涯(永贞革新时的中间派，元和三年即公元808年制科案中为翰林学士，审核卷宗时没有回避外甥皇甫浞受宰相李吉甫打击，后死于“甘露之变”)上疏论之，说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理州郡，宪宗追诏授江州司马(由五品赞善大夫降为从九品将佐郎)。

白居易贬官江州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直谏，无异于揭穿了上文所提到的藩镇与某些守旧宰臣及宦官相勾结的微妙关系，而这些人还忌讳着永贞革新中白居易对韦(执谊)王(叔文)之党的支持。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九品闲职的校书郎白居易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为人上宰相书》(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四十四)，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疗救天下人的疾苦。考查永贞革新与白居易的主张，在裁抑宦官、罢免宫市、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等问题上大略相合。

况且，白居易冒犯过众多显贵人物。白居易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子孙赎宅，白居易切谏而止；白居易上《论太原事状》抨击了听命于权宦的藩镇严绶、裴均，还谏止宪宗授予河东王锷平章事。对既有拥立宪宗大功又掌大权的宦官李辅光、刘贞亮(即俱文珍)的跋扈，白居易视若嫉仇。白居易谏阻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他还说宪宗皇帝犯下了大错，宪宗皇帝脸色突变，愤愤不平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白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浙西观察使杖死安吉令、河南尹诬杀太学生等十余事，元稹都加以论奏。之后，河南尹房式犯罪，元稹又加以弹劾，按旧例先停止职务，然后对薄公堂，朝廷召元稹回朝，途中，元稹住宿敷水驿，宦官仇士良夜至，元稹礼节不周被宦官打伤脸皮。宰相及朝臣以为元稹年轻，没有树立威信，有失谏臣体统，因而贬为江陵(今属湖北省)士曹参军，后又移官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论稹无罪，对于争驷馆而鞭辱御史元稹的宦官，再三上奏论理。白居易也累疏切谏。

凡此种种，无不刺激着那些权贵，从而为白居易贬江州埋下了祸根。

父母的“舅甥联婚”及白居易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识声律，但直到二十九岁才参加进士科考试、白居易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三十多岁迟迟未婚、父亲白季庚死后家庭生活的窘困等等情况都加重了白母的病情，白母陈氏看花堕井而死，白居易回老家丁忧三年后，这件事仍被人作为乖违名教，可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不遵守名教的人是不能治理天下的，这无疑剥夺了白居易从政的权利。这是最恶毒也是最具有釜底抽薪意义的攻击办法!

在这样无耻的污蔑和打击下，白居易的济世之志顿时烟消云散。

(二)白居易怎样做到“无情”和“恬然自安”的?江州崔刺史礼待白居易，白居易因此得闲散。白居易在九江，地近陶渊明隐居地，为学陶渊明提供了方便，陶渊明于是成了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能诗意地栖息在陶渊明的人生艺术与艺术人生的精神境界里也是一大乐事。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人“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朝餐惟药菜，夜伴只纱灯。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旧唐书·白居易本传》补充道：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悠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早在贞元十九年(803年)他就感到：“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初除(京兆)户曹(参军)，喜而言志》)早期接收的北宗思想在这时又得以滋长。白居易心中知足不辱、贵生乐生之思渐长，“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可以说，在江州的四年多时间正是白居易实现儒释道三教思想交汇的时期，用释、道思想和五柳先生的生活方式来安抚困顿的儒家胸怀是最好的调剂办法。

(三)从白居易与朋友、亲人的情感来看，他又是有情的，有至情的。母亲惨死后，三岁的独生女金銮子夭折，白居易出于名门而无子，至亲亲人的离去使白居易更感孤独。朋友情成了此时慰藉白居易的精神支柱。白官职低

微，生活困难，同科进士、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元稹时常分俸援济。白居易没有钱给母亲买药治病，母亲惨死后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老家，是元稹的关照才使他度过了难关，这份友情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贬江州时，元稹移官四川通州，元稹正患疟疾，听说白居易也贬官非常吃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人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有感于“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报以“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舟中读元九诗》)。不仅如此，由于长时间不见元稹，白居易往往借助梦境会晤好友，白居易《梦微之(即元稹)》感慨道：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仍津津乐道于这种友情：“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可见，友情是白居易此时驱遣苦痛的安慰剂。在山寒水瘦凄凉地，能有“客”和琵琶女这样的朋友是莫名的快慰。长兄等亲人是元和十二年才来看望他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拥有朋友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受连累。白居易与牛党的重要人物牛僧孺、令狐楚相互敬重；白居易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妻从兄杨虞卿后来就被奉为牛党之首。因此白居易与牛党人物关系是密切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预感有必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避祸。白居易又与李党元稹、裴度过从甚密。元和三年四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浞皆指陈时政之失，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说：“今陛下明下诏令，证求直言，反以为罪，此臣所以未谕也。”“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妒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因此招致宰相李吉甫的不快，终为李党及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剪抑。闻琵琶而心有戚戚焉的朋友成了同悲戚共欢乐的天下士人的写照。

(四)从白居易的爱情观来看他的至情至性。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后自彭城令擢拜徐州别驾，白居易居徐州符离，与湘灵互相爱恋。当时，白居易十九岁，湘灵十五岁。但父母坚决反对，父母给他包办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因拗不过他而作罢。白居易38岁左右才与杨氏成婚。白、杨夫妻燕婉情深。从《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等诗中，可以看出这段纯真、自由、平等的恋情在白居易心中仍然是不可磨灭的。年老色衰的琵琶女惨遭商人无情地抛弃，强烈地刺激了白居易的愤愤不平之情。二人思想共鸣之处除了出自京都、才华出众而落魄失意外，爱情遭际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在文人狎妓之风盛行的唐宋时代，白居易也喜欢和歌妓酬和，白居易老年时候仍蓄养多名歌妓。在白居易时代，有的歌妓竟然以会歌唱白学士《长恨歌》来提高身价，但在这场浔阳江边的歌诗会中，与其说白居易和琵琶女是他们指望通过双方的艺术作品彼此提携，倒不如说二人借此以达成感情的共鸣与代偿，暂时弥补彼此身心疲惫的缺憾。白居易完全把琵琶女当成了精神上平等的朋友看待。

[参考资料：]

①据《白居易集卷四十四·与杨虞卿书》，白居易给杨虞卿的信中说：“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此足下与崔、李、元、庾辈十余人，为我悒悒郁郁长太息者也。”

②“舅甥联婚”还是“中表结婚”?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后丁戊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先祖及后嗣》。“中表结婚”：岑仲勉《隋唐史》(415)。两说并存：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笔者认为，中表婚不会被世人所诟病，舅甥婚才为世人诟病。

③据高彦休《闽史》记载，白母因“悍妒”得了心疾以及自杀事件京兆尹裴度曾经过问，又据《香山白公年谱》(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木刻本《白氏宗谱》卷八)裴度辨识其诬，并对白居易加以保护。

④《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新唐书》卷一一九类同。

⑤张学忠毛妍《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⑥《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白氏乃芈姓白公胜后代，有秦将白起等，据白剑《白氏家族考》：白氏郡望太原，曾祖父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自湟又迁居河南新郑。白季庚任职河南时，白居易就出生在河南新郑东郭官宅，白居易丁忧时回下邦闲居。从李商隐为其撰写的墓碑铭中可知白居易以兄幼文次子景受为嗣子。

⑦元和十二年白居易四月十日夜致元稹书信。

⑧(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认为：在对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党积极；牛党消极。在科举诗赋取士及座主门生等问题上，关陇地区牛党中小地主热心科举，山东地区李党则重门第。

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因科举问题结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认定应制科的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浞和前进士李宗闵攻击自己，结果主持考试的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翰林学士裴珀、王涯被贬。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海南岛)，党争以牛党取胜结束。然而朝臣“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转排陷，垂四十年”。以致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双方之间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核心人物有杨汝士、杨虞卿等；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元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