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与童年的不解之缘

童话与童年的不解之缘（共11篇）

童话与童年的不解之缘 篇1

一、研究目的

通过活动，让我们了解童话的知识，感受对童话的魅力，体会到优秀的童话可以为美好的童年打造温暖的底色。

二、研究方式

通过查阅资料、询问身边的人等途径，获得有效的信息，小组合作讨论、交流完成。

三、研究人员

四、研究成果

１、童话给童年带来了丰富的精神世界。许多有趣的童话故事，许多可爱的童话角色等像好朋友一样，走进我们的世界，伴随着我们成长，欢渡童年。

２、童话中蕴涵着许多富有智慧的人生哲理，让我们在童话中逐渐学会辨别是非黑白，认识真善美，拒绝假恶丑，成为一个拥有许多美好品德的人。

３、小组合作让我们学会团结、互相协助，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向别人学习他们的优点。

五、研究心得

通过这个综合活动，我懂得了只要团结，才会成功。我还知道了什么是通话。我知道了灰姑娘的两位姐姐很恶毒……

这次综合实践活动中，我 无意中被选上了组长。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组长，但这一次我一定会努力。在这段实践里，我上了电脑查找，可找到的东西却和我要的毫不相关。我想放弃，可是我 是组长呀！我 继续 调查，终于查找到了 一些资料。下次，如果我还可以当组长，我一定不会这样。

（王）

不知不觉中，我们 的综合实践活动，早已进入了尾声。虽然调查过程中我们碰到了许许多多的 困难，但还是一一克服了。综合次 活动 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是妈妈，如果没有她，我根本不可能完成得那么精致。这次综合实践活动，给了我很好的帮助，让我更好的了解了童话与童年的关系。（方）

在这一次综合 实践活动中，不知不觉的就接近尾声了。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了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团结是最重要的。（余）

童话与童年的不解之缘 篇2

毛泽东使用拐杖由来已久。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 毛泽东行军打仗, 翻山越岭, 喜欢拄拐杖。1927年9月, 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途中遭到敌人逮捕, 后虽脱险却落下脚伤。毛泽东说:“秋收起义我的脚烂了, 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 上了井冈山的。”[1]137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宛希先同志看见毛泽东行走艰难, 特地找人为他准备滑竿, 几次催他坐滑竿, 他都拒绝了。到了井冈山以后, “毛泽东拄着拐杖宣布上井冈山的三条纪律, 其中一条就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2]2。此后, 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 行走在井冈山崎岖陡峭的山路上, 更是离不开拐杖。

长征途中, 毛泽东把自己的马留给伤病员骑。1935年2月下旬, “在桐梓通往遵义的崎岖小道上, 毛主席带着几名警卫战士在泥泞中走着。他拄着拐杖, 两只卷起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水, 脸上的水珠一颗一颗往下淌, 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可他还是一股劲地往前走”[3]17。爬雪山时, 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伤病员用, 打摆子发高烧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躺在毛泽东的担架上, “而毛泽东却拄着拐棍, 迎着刺骨的寒风, 一步几滑地向着雪山高峰走去”[4]182。1935年9月18日, 毛泽东和主力红军陕甘支队一起攀登终年积雪、山道陡峭的岷山。“当日天空晴朗, 毛泽东拄着拐杖和大家一起攀登。他鼓励大家说:努力爬, 别停下, 停下会冻伤的, 坚持就是胜利!”[5]4在毛泽东的带领下, 红军终于胜利地登上了山顶, 翻过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雪山。

1947年,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20余万军队向延安发动重点进攻, 当时我军在陕北不足3万人, 形势非常紧张。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 毛泽东沉着冷静, 决定采用“蘑菇战术”对付强敌。他带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转战于陕北的大山之中, 牵着敌人的鼻子到处转, 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 然后伺机歼灭敌人。转战途中, 毛泽东患了肺炎, 连日咳嗽不止, 身体十分虚弱, 徒步行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警卫员孙振国见了, 便拿着自己背干粮用的柳木棍对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 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接过柳木棍, 拄着在泥泞的小路上试走了几步, 感到很是满意。”[6]229在转战途中, 毛泽东身边离不开的“三件宝”是柳木棍、帆布躺椅、补丁棉袄。毛泽东拄着这根平凡无奇的柳木拐杖, 转战陕北,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同胡宗南军队兜圈子, 最后打败了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

对这根普通至极的拐杖, 毛泽东却视为至宝, 十分喜爱。身边的警卫员都非常清楚, 毛泽东喜欢用自己经常用的东西, 用熟悉了有感情, 即使以后有了好的也不换。有一次, 警卫员李银桥对毛泽东说:“你手里这根柳木棍, 那算什么?不过是孙振国扛行李包袱的木棍子。他送给主席用, 主席一用就再不肯换, 掉到山下, 宁愿等人捡回来也不肯换一根新的。”[7]11后来毛泽东又把这根柳木拐杖带到了西柏坡。由于工作繁忙, 毛泽东很少去爬山, 就把这根棍子放在警卫值班室。17岁的警卫员马武义刚调到毛泽东身边, “对柳木棍的事儿一点儿也不知道, 见值班室闲着一根木棍子, 觉得当搅火棍儿挺好的, 就拿这根拐棍儿捅火, 慢慢地, 拐杖越烧越短, 就丢到火里烧了。”“后来部队首长来到西柏坡, 听说这件事后, 派人送来一根缴获的好手杖。毛泽东见了说:‘这是哪来的?’警卫员说是前线首长派人送来的。毛泽东却说:‘这是地主老爷们用的, 我不用。’”[8]11949年3月, 党中央迁入北平, 那根手杖一直闲置未用。

拐杖是毛泽东出行时必不可少的随身用品。有一年秋天, 毛泽东带着女儿李讷、李敏等人一起外出游览京郊香山, 来到香山脚下, 负责安全保卫的随行人员才想起忘带拐杖了。无奈之下只好从附近农家弄来一根很长的细竹竿。“这根竹竿比1.8米以上个头的毛泽东还要高出许多。工作人员有些歉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 忘记带拐杖了, 试试这根竹竿行不行?’毛泽东接过竹竿, 笑着说:‘冒关系, 就用竹竿吧!’还风趣地说:‘这根竹竿好长呀, 比我还高!’”[6]230说毕就拄着这根竹竿与孩子们一起兴高采烈地爬香山。

20世纪60年代初, 毛泽东在杭州登丁家山。上山前, 随行人员才发现没有带拐杖, 于是就地取材, 从住地附近的竹林里砍了根竹子给毛泽东临时当拐杖。登山途中, 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开玩笑说:“你们也要弄根拐棍嘛, 三条脚上山比两条腿稳当呢!”登上山后,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根拐棍不要弄丢了, 带回北京去!”[9]12后来, 工作人员将这根竹棍带回北京, 刨掉竹拐杖的竹节, 把刺手、不光的地方都修光。还在竹拐杖底部绑上一块蓝色的橡胶皮, 这样既减少了拐杖着地时的震动和噪声, 又可以起到防滑作用。毛泽东对这根工作人员精心加工过的竹拐杖很满意, 称赞他们做事细致, 考虑周到, 既省钱, 又实用。随着时间的迁移, 竹拐杖上端被毛泽东摸得又光又亮。

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 两人素来交情甚笃。有一天散步, 胡志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互换拐杖, 留作纪念。毛泽东拒绝了, 他看了看胡志明手中漂亮的拐杖, 风趣地对胡志明说:“就用我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 换不得, 换了你就太吃亏了!”“用金子换竹子, 不合算哟, 我不能让你吃这个亏。”[9]12不久, 毛泽东带着自己的竹拐杖重上井冈山。有一天, 毛泽东拄着拐杖攀登宾馆后山, 爬上山坡, “他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拐杖, 寓意深长地说:这东西是个好武器, 平时可以帮助我们走路, 坏人来了可以用它自卫, 打击敌人”[10]149。

1966年6月17日, 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 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2天。韶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特意从长沙买了一根精致的雕花拐杖, 放到他的房间里, 告诉他外出时用。毛泽东感谢乡亲们想得周到, 但没有接受这根精致的雕花拐杖, 他仍旧拄着自己的竹拐杖, 踏遍故乡的山山水水, 离开时也没忘记随身带着”[10]149。

得知毛泽东喜欢用拐杖, “山东潍坊市青联曾送给毛泽东一根漂亮的龙头拐杖, 但他从未用过”[11]21。1975年3月, 莫桑比克萨莫拉主席访华时也赠送毛泽东一根精致的拐杖。这根木拐杖长83.8厘米, 选用莫桑比克优质乌木精雕而成, 拐杖的最上端是个圆形的手柄, 它的下方有个毛主席的头像, 该头像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所悬挂的毛主席画像为原型, 表情祥和, 神态丰满。拐杖的中间部分装饰有两条类似藤蔓缠绕树干的图形。整根拐杖造型奇特, 曲线优美, 既实用, 又给人以美的享受。毛泽东外出巡游并没有使用这根精致的木拐杖。他还是喜欢从杭州郊外带来的那根竹拐杖, 拄着它登上山海关, 爬上十三陵, 又带着它到故宫看国宝。

童年，一篇有趣的童话 篇3

生活一样的童话

童话，顾名思义，就是以儿童视角看待事物、叙述故事的一种文体。童话故事以想象为基础，把“我”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想说又说不出口的话，借助大自然中有生命、没生命的“物”去完成意愿，表达情感。比如，彩虹很美，“踩着彩虹上天”是人类不能实现的幻想，在童话故事中，我们就可以借助其他“物”在“虹”上闲庭信步。

童话作文，我们可以借助图片、实物、情境、一首古诗、一个老故事等，完成不可复制的个性想象。但要写好，掌握基本的方法还是必要的。

一、把虚幻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嫁接

1.让“物”有人的行为特征。赋（fù）予（yǔ）“物”能劳动、会思考、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等人性。《新作文·小学低年级版》7&8期合刊《熊熊特工队之森林大火》中，熊熊兄弟们能自制消防车、喷水枪，能想出“火焰隔离带”的妙招；囧囧熊的一个响屁引起的欢笑和打闹。55页，“一只小猴出去和朋友约会，回来晚了”，“这么一大块金子，要是能捞上来就发财了”。哈哈，熊和猴的所做所思不就是人的行为吗？

2.让“物”有人的生活环境。“物”的生活情境可以通过想象去完成，我们把一丛草想象成小青虫的庭院，一处洞穴就是蚂蚁的一座别墅，一个水洼就是瓢虫的游泳池……你看，第50页，“松鼠醒了，毛茸茸的尾巴从身上甩了下来，它透过窗，看到了一轮明月”。52页，“囧囧熊打开门一看”。这些童话里，动物都有“家”，它们的生活情境和人一样哟。

3.让“物”有人的习惯和情感。赋予它们能春种秋收，夏天穿单衣，冬季着棉装，春节要团聚、端午吃粽子，有喜事要庆祝，生病了就看医生，它们也有喜悦和烦恼，取得成绩就骄傲，遇到打击会沮（jǔ）丧，也有奉献和索取。54页，“我们在树枝上心惊胆战地生活，一会儿担心被鸟吃了，一会儿担心被蚂蚁搬走”。“三伏天，我们唱起烦躁的歌；找女朋友时，帅哥唱的歌优美动听；遇到危险时，歌声是那么刺耳”。这些习惯和情感嫁接给动物，故事才有“亲和力”，读者才有共鸣哟。

二、“物”的行为要符合自身特征

童话故事中，我们运用拟人、夸张的想象，让“物”具备“原本不能”的本领。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小读者的认知习惯，还原事物“原本”的特性。《月光舞会》这篇童话，“几只萤火虫提着灯笼四处巡（xún）游”，“小鸟蹦了出来，抖抖身上的羽毛，‘叽叽喳喳’叫几声”，“大黑熊摔倒了，它吭哧吭哧爬起来”，都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殊习性量身打造的。试想，月亮是“安静”的，要是写它能放声高歌，也许你觉得是大胆的想象，可是因为脱离了事物“本性”，那就是“瞎胡编”了。

三、定位“物”与“物”关系

“童话场”中的物有了，我们需要构思这个“物”与那个（些）“物”之间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是同学、是师生、是家人还是朋友？当然，不排除“陌路敌人”的假想。瞧，《月光舞会》中的动物是邻居关系，《熊熊特工队之森林大火》中，熊熊们是兄弟关系，《金盘子流走了》中，猴子和长嘴鸟是“路人”关系。确定了物与物的关系，搭手相援、朋友纠纷、孝敬父母、老师训斥……许许多多的故事思路就来到了身边，择优录用自然不是难事。

童话一样的生活

读过许多小星星的“生活”作文，我发现他们的作文中，不时会蹦出铅笔要辞职了，答案给我捎口信，我给手机发奖状，竹子比我力气大等等奇思妙想，他们用纯真和童嫩的思维装点“生活”，自己就置身于童话世界里，笔下的“生活”就是“童话”。

一、趣味的思维

截取生活中一句趣谈的情境，一个词语的“偏方”理解，一瞬间的尴（gān）尬（gà）遭遇，异想天开的做法……都能写出生活的精彩。写作时，大开“脑洞”，让“物”和我们一起编织经历，让神奇的想象和生活一起飞，你的作文就是最棒的。

7&8期《斗感冒病菌家族》中，作者把病菌当成了“敌人”；《战“痘”》中，小星星和“痘”对决。哈哈，两位小作者想法有趣，就演绎出精彩的“我”和病的“童话”。《逆流而上的“瀑布”》，小星星把米线当玩具；《神奇的脚》，作者觉得奶奶的脚长了眼睛，会导航。视角不同，作文有春风般的清新。《同桌哪儿去了》《诸葛三气周瑜》《我想有十个妈妈》《假如我有一个小弟弟》等，思维长了翅膀，笔下的故事就在“童话”里飞翔。

二、童言无禁忌

俗话说，“童言无忌”，这“无忌”指的就是一种不加雕饰的灵性，用这种“灵性”装饰作文，作文也是灵动的。

32页：“快吃块咸鱼吧，这样才能‘咸鱼翻身’呀！”哈，这“咸鱼翻身”的情境捕捉得多么巧妙！63页，“小草偷偷露出了脑袋，挨挨挤挤的，似乎在土壤里憋了许久，要争着透透气呢”。58页，“你有本事飞上天，那就让你解解馋”“我在天，你在地，你的心思白浪费”。62页，“都是这所谓的‘年年有余’，害得讨厌鱼的我陪爸爸买鱼，害得我和姐姐不能吃个尽兴”。45页，“竹枝当笔，雪地当纸，留下对雪的悄悄话；我铲起雪，装满小桶，把这白色惊喜带回家，放入冰柜珍藏”。读着这些小星星的连珠妙语，不由你不拍手称赞。

小星星们，童年里有诗，童年里有画，童年是一篇精彩的童话。以虚写实，以实写虚，你的妙笔能生花！

与HR的不解之缘 篇4

1月1日，公司面临巨大的组织结构变革，原来的客服部已经撤销，也就意味着，我只能要不离职，要不转入其它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及结合公司领导的意见，一念之间，转入了营销体系的人力资源部，从此与HR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的定位是招聘绩效专员，主要负责营销体系员工的招聘，员工绩效计划、绩效考核的审核工作。清楚的记得，刚开始邀约求职者到公司面试时，自己作为面试官，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面试者做了回答，又能从他的答案中判断出什么也一无所知。无赖之下，寻求百度，搜索面试销售员工应该问什么问题。另外，跟随HRM一起面试了一个月，他负责问问题，我负责做记录，在工作压力的推动下，在求知欲的驱使下，一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懂得了应该了解求职者哪些方面的问题，比如作为销售体系员工，人品、性格、上进心、成功欲、销售潜质、可塑性是很重要的。在不断的实践与摸索中，面试了整整一年，慢慢地开始建立了自己看人、选人的标准，于是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在继续担任招聘主管一职。

HR是一个对于知识结构、个人素养要求很高的职业，要在这个领域长期发展，还得不断的学习与探索。在此，我的HRM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综合素质很高的职业经理人，今后得以其为榜样，再加之给予的学习的平台，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性，在人力资源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学术期刊的不解之缘论文 篇5

没有一个学者能够离开学术期刊。作为一个学者，无论是自己学术论文的发表，还是对他人学术论文的阅读，都离不开学术期刊。而且，在这种长期的发表与阅读的过程中，不仅与学术期刊形成学术上的不解之缘，也会产生浓浓的情感。可以说，学术期刊是学者的另一个终身伴侣，是学者的一处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一、伴随我学术追求与成长的那些期刊

谈到学术期刊，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学术期刊与学术论文的关系，也还会追问一下学术期刊与学术论文在产生的时间上孰先孰后的问题。单就“时间的先在性”而言，学术论文产生在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在学术期刊出现的很久以前，就有了学术论文。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答案，学术论文是学术期刊塑造出来的。这体现的恰恰是一种“逻辑先在性”。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经过学术专家评审、认可的期刊，它所刊发的学术论文不仅要归属特定的学科，而且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为主。学术期刊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发表学术论文的形式展示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不仅对学术论文起到了公示的作用，而且学术论文只有通过学术期刊的规范、确认、发表，才得以与广大读者交流，学术论文的潜在价值才能显现出来。可以说，一篇学术论文的意义不在于写作完成时，而在于学术期刊发表后与读者的交流(既包括接受，也包括商榷乃至批判)中。因此，学术期刊塑造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学术期刊导引着学术论文的选题、容量与写作模式。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模式与一部著作、一项科研课题结题报告的写作模式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学术期刊刊发的学术论文要求具备学科指向性(交叉学科的研究也要有明确的研究主旨)、内容凝练性、学术前沿性，能够为学术期刊扩大学术影响力。当然，不同的学术期刊由于办刊理念不同，对所发表学术论文的选题、容量、写作样式也是有不同要求的，这便是不同学术期刊的特色，也为不同学术论文的发表提供了选择的路径。而就学术期刊自身而言，就是发表学术成果的及时性。因此，大多数的学者，都会在学术期刊上通过发表学术论文留下自己学术追求与发展的足迹，体现自己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我曾在《光明日报》(我把该报的“理论周刊”视为一种学术期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辑刊》《美与时代》《学习与探索》《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10余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现在翻开这些学术期刊，重新审视自己发表过的学术论文，的确看到了自己学术追求与发展的足迹和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就研究的主旨而言，我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艺术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我硕士论文的选题是艺术价值论。这一阶段留下的学术追求与发展的足迹是：在《社会科学辑刊》发表了《艺术的价值系统及价值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试论艺术审美价值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科学辑刊》发表了《现代艺术观念与新艺术语言》;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试论西方艺术观念更新的原因》《关于“价值”的哲学思考》《关于艺术价值理论的历史考察》等学术论文。第二个阶段是在探索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探讨以“立美宜人”为旨归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基于我博士论文《审美范式的转换与社会转型期文化精神的建构》的选题，也是对第一阶段艺术价值论研究的深入。这一阶段留下的学术追求与发展的足迹是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试论“立美宜人”的生存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试论马克思的哲学观》;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审美范式转换与文化精神建构》;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对市场经济的审美观照》;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构建“立美宜人”的实践样式》等学术论文。我也是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成果及时性的受益者。于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是我主编的《中华伦理范畴―――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伦理智慧与当代心态伦理研究》结题成果之一)一书的绪论，而该书12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很好地体现了学术期刊能够及时展示学术成果的优越性。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经过与其他学者的引用评价既能够扩大作者的学术影响力，也能够扩大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这应该算是一种“双赢”。例如，我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对市场经济的审美观照》一文，就被人大复印资料―――《美学》全文转载。其在问题意识下的文艺学理论建构中，补充和深化了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讨论。我发表的这些学术论文，的确是学术期刊塑造出来的，由衷地感谢伴随我学术追求与成长的那些学术期刊!

二、学术期刊成为我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在选择自己的学术论文在哪个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问题上，我考虑的不只是学术上(学术的影响力)、“功利”上(评职晋级时的加分多少)的因素，往往也考虑到情感上的因素，有时还很执着。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南开大学获得的。在南开学习的6年，不仅是一个学术的历练过程，更结下了浓浓的师门情义、深深的专业情结和悠悠的母校情怀，我已把南开大学当成了我的精神家园!因此，能够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一篇论文，就成为我的一种执着的追求与夙愿。在我选择投稿的论文时，也的确煞费苦心。我的选择标准是：在学术上，应该能够代表自己最好的学术水平;在写作时间上，应是我在南开学习期间完成的;在论文的内容上，能够体现出自己的学术成长轨迹。经过反复斟酌，选中我的博士论文《审美范式的转换与社会转型期文化精神的建构》的最后一节《社会活动的“立美建构”―――对市场经济的审美观照》，以《对市场经济的审美观照》为题，投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并于第1期发表。对我来说，这篇看似普通的学术论文，内涵太丰富了!它是“激情的理性和理性的激情”(这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陈晏清先生在谈到如何进行哲学思考与研究时说的一句话)的结晶!它完全符合我上面谈到的选择标准。每当我翻开这篇发表在母校学报作为自己博士论文一部分的论文时，我的脑海里便情不自禁地涌现出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下的一些文字：“这篇完成于‘阳春三月’的博士论文，凝聚着我的.恩师陈晏清先生的大量心血，的确是：‘若无金秋一点血，岂有阳春三月色’!先生的严谨与明察更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认真地坐了三年冷板凳。先生讲授的学位课程，开拓了我的哲学新视野;先生对我选题的点拨与矫正，使我有了明确的总体思路;先生对我论文的逐字修改和入木三分的批语，使我的论文得以成型。先生对我真是：‘陈词激昂传真经，晏朗哲思点迷津，清徽雅量立典范，恩师尽心塑我型’。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童坦教授、王兴华教授，两位先生传授给我的美学方面的理论素养，对我的论文写作有很大的帮助;童坦先生那‘童心未泯唤春风，坦荡潇洒品人生’的人格魅力又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受益匪浅!也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在南开园那伴随着理性思考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一种隐藏在学术背后的浓浓的情感，又是激励我学术进步的动力。学术期刊也是我的一个“寻亲访友”的平台。每当我在学术期刊上看到我的老师、同学以及所有我熟悉和敬仰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时，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情感油然而生，又是一种“激情的理性和理性的激情”的体验。可以说，学术期刊中是“积淀”着情感的。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学术期刊也成为我的一个精神家园，这正是学术期刊给予我受益终生的恩惠!

三、对学术期刊编者的敬意与感谢

童话与童年的不解之缘 篇6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每当听到《童年》这首歌时，就勾起我对童年的无限回忆。

一次次童年趣事就像是一颗颗闪烁的小星星，其中，最闪亮、最耀眼的还是这一颗小明星。

记得我六岁时，和家人一起去探望住在乡下的外祖母。那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田野上有许多小花小草，放眼望去，漂亮极了，蝴蝶也在翩翩起舞。我正陶醉于这样的美景之中，突然，小叔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说：“你看，这里养了这么多鸡，那边的鸡窝还有母鸡在下蛋，你想不想……”还没等他说完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迫不及待地说：“好哇!可是……”我又犹豫了一会儿，想：如果我拿了鸡蛋，母鸡看到孩子丢了会多伤心呀!再一想到毛茸茸可爱的黄色小鸡，我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好!”然后鬼鬼祟祟地走到鸡窝旁观察：只见母鸡咕咕地叫了2声后，撅起屁股，咦?看见一点点白色的东西，鸡蛋出来了。

我很激动，可是母鸡还卧在那儿。我在做手势想赶走母鸡，可它仍旧“按兵不动”，用眼睛凶狠的瞪着我，我又想去硬抢，可它也不好惹，竟然想啄我。一计不成再施一计。我回家拿了些米粒洒在窝旁，哈!它果然中计了。我趁机小心翼翼地把蛋拾起来。我胜利了!偷蛋计划顺利完成。我把鸡蛋放入一个小盒子内，并铺上18层“暖暖的鸭绒被”—18张纸巾，就像什么奇珍异宝一样成天爱不释手，最后还带回了深圳。几天后发现盒子里的鸡蛋不见了，我气急败坏地问妈妈，她却轻描淡写地说已经煮了，我哭着说她破坏小生命，经过妈妈耐心的讲解才知道：不是所有的鸡蛋都能孵出小鸡。

现在回忆起来还意犹未尽，当年的我真可笑!

钱钟书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篇7

家, 钱钟书先生以其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誉满天下, 也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早期的清华图书馆到后期的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都留下了他孜孜不倦的奋斗身影, 谱写了脍炙人口的文坛佳话。

一、横扫清华图书馆的“读书狂人”

钱钟书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可以从其到清华大学求学时说起。1929年, 尽管入学考试中数学成绩不理想, 但凭借特别优异突出的国文和英文成绩, 钱钟书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予以录取。在大学学习期间, 钱钟书出众的才华和非凡的智慧受到了吴宓等人的高度欣赏, 被认为是才气特殊的优秀学生[1]63。对于偏爱文史哲学和外文的钱钟书而言, 其到清华学习的第一个远大志愿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当时,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在各大学当中来说算是丰富浩瀚和数一数二的, 图书馆书库内和书架上的书, 经常排放满满当当地多达十几万册, 古今中外的图书是应有尽有和种类繁多的。在图书馆自修时, 清华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书库之中随意翻找和阅读图书, 免掉了图书借还的许多辛苦之劳。有人曾经评论说, 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内博览群书, “乐趣不可形容”, 就如同“饥鼠入太仓”, 是再也不能有的人生兴致了。这个说法如果用于描写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的勤奋刻苦, 可以说是再也恰当不过的比喻了。

在清华学习期间, 钱钟书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图书馆, 他读书刻苦用功, 经常通宵达旦, 总是伏案博览或借阅审读各类中西方新旧书籍, 并逐步建立了比较文学观念, 形成了良好的知识结构, 是在校当中借书最多、读书最多的勤奋学生之一。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研读书籍时, 钱钟书曾经有过一个怪癖, 那就是在书上看到自己喜欢的字句或段落时, 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对之进行一些眉批或画线, 同时在书页的空白处加上他自己的评语, 对此, 钱钟书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同班同学饶馀威曾在1986年撰写的《清华的回忆》一文中说:“钱钟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另据钱钟书的清华校友甘毓津在1983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上回忆说:“钱钟书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 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甘毓津甚至诙谐幽默地认为当时自己只需阅读那些经钱钟书画过粗黑线的文字部分, 则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省事省力地获得知识的精要了。其实, 在书内进行画线标志并非人们所推崇的做法, 但是因此佐证钱钟书饱读书籍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另外, 1946年, 当英若诚考入清华外文系后, 他偶然发现在学校图书馆某本书的借阅卡片上仅有两个人, 其中一位就是钱钟书, 这也间接印证了钱钟书横扫清华图书馆的说法并非徒有虚名。后来, 了解到钱钟书的学问和拜读过他的大作之后, 英若诚对钱钟书极为崇拜佩服, 特别是对其“照相式的记忆能力”更是惊叹咂舌。英若诚后期成为中国著名的话剧演员, 在电视连续剧《围城》中, 他还亲自扮演了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这个角色并将其演得活灵活现, 逼真地体现出了钱钟书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人物性格特征。

二、效力北平图书馆的“首席编委”

1935年, 钱钟书以87.95分 (历届平均分最高值) 的优异成绩获得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 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 获得学位后于1938年回国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教员。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期间, 适逢袁同礼在云南昆明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 他便聘请钱钟书担任该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的“首席编委”。《图书季刊》是1935年3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创办的一份英文专业类期刊, 重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介绍最新出版书刊, 具体内容涵盖学术论著、书籍点评、图书介绍、学术动态、书籍刊录、专论登载等栏目门类。该刊在当时国内的同类刊物中可谓是出类拔萃, 备受图书馆学界的高度重视, 时至今日, 其所刊载的诸多文章仍然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和参考价值。

在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首席编委”期间, 钱钟书负责编发了许多优秀佳作, 这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其分为三个部分依次发表于1940和1941年的《图书季刊》) 。在这篇学位论文中, 借助对纷纭繁杂历史文献资料的清晰整理, 钱钟书对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演进历程进行了重点研究, 其中包括英国早期文献中呈现出的“中国”面貌, 法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对英国的影响, “中国”风格在英国的流行与争议等, 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形象在17、18世纪英国人眼中的变化轨迹, 并因此揭示出这段时期欧洲“中国热”背后深藏的意识形态思维。对于袁同礼允许将自己的长篇学位论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的这种知人善任和特别厚爱的做法, 钱钟书在文章当中曾多次表达了特别感谢[2]19。此外, 由于钱钟书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后改为北京图书馆) 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1979年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词典》现代卷第二册在“钱钟书”的解释词条中就提及到钱钟书曾担任过“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

三、奉献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

1946年5月, 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 国立中央图书馆由重庆迁返南京并开始重新对外办公。受馆长蒋复璁的邀请, 钱钟书受聘担任该馆英文总纂 (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名人荟萃, 比如该馆的中文总纂便是著名文学家郑振铎) , 同时兼任该馆6月份创刊的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由于经历抗日斗争战火洗礼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百废待举, 这就使负责馆务出版并主编《书林季刊》但仍旧住在上海的钱钟书不得不长途奔波于上海与南京两座城市之间, 工作异常辛苦, 但他却毫无半点怨言[3]116。

关于钱钟书担任《书林季刊》主编一事, 1947年6月20日的《大公报》对之曾有一番详细的介绍, 指出自钱钟书主编该刊以来, 刊物所登载文字具体分为“论著”、“书评”、“书刊简介”以及“新书目录”等等, 内容翔实丰富, 形式活泼多样, 办刊质量上乘。与中国早期其他的图书馆刊物类似, 《书林季刊》的刊物内容并非仅仅局限于发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文章, 其登载内容较为广泛, 涉及文史哲学等各个领域, 承担的是一份普通学术杂志的角色。在《书林季刊》出版期间, 钱钟书几乎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文章, 其中包括1946年6月发表的书评《利玛窦与1551—1610年间的中国社会》, 1946年9月发表的书评《中国人:历史和文化》, 1946年12月发表的书评《爱国诗人陆游》, 1947年3月发表的《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 1947年9月发表的通信《〈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一文的批评与回应》, 1948年3月发表的《郎费罗〈人生颂〉的早期汉译版》等等。同时, 在上海和南京期间, 由于钱钟书与当时学术界的知名达人交往密切, 这便对他编纂和出版《书林季刊》带来了诸多有利条件, 在担任《书林季刊》主编期间, 除了自己积极为杂志撰稿之外, 钱钟书还广泛邀请郑振铎、杨宪益等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为杂志撰稿, 因而使该刊成为当时图书馆界和学术界一本非常引人关注的重要学术期刊。

此外, 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出版《书林季刊》的三年期间, 钱钟书还完成了其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活动, 先后撰写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鬼兽》、长篇小说《围城》、诗歌评论集《谈艺录》等优秀文化作品, 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奠定了其“文化大师”的重要地位。另外需要提及的是, 因为在国立中央图书馆担任《书林季刊》主编, 1946年3月, 钱钟书曾以该馆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他前后在台湾停留约三周左右, 并在台大法学院为到场师生作了一篇题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专题演讲, 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在钱钟书的文学生涯当中, 这是其唯一一次与台湾发生的最为直接的紧密接触, 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朱航满.怪才钱钟书[J].炎黄纵横, 2007 (4) .

[2]薛维华.论钱钟书的后期汉学研究[J].临沂大学学报, 2011 (2) .

与南极的不解之缘 篇8

那些难忘的探险历程

早在1773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就驾船驶进了南极圈，却为坚冰所阻而不得不返航。而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人至今仍不能确定，美国、俄罗斯和英国争执不下。真正被称为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挪威著名极地探险家罗阿德·阿蒙森与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之间展开的“南极竞赛”，正是“英雄时代”最绚烂的一章。两支探险队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展开了一场争夺光荣与梦想的竞争。1911年10月20日，阿蒙森率领探险队历尽艰辛，闯过难关，终于成为人类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人。与此同时，恶劣的天气给斯科特他们的探险队带来了灾难，他们的西伯利亚小马在探险途中全部冻死。虽然斯科特在1912年1月18日也到达了南极点，但由于他们的体力衰竭与暴风雪的提前到来，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员在归途中相继倒下了。这些探险家们的探险，开始了人类与南极大陆的不解之缘。

南极，仅用于和平目的

南极条约组织徽章

20世纪40年代以前，各国探险家相继发现了南极大陆的不同区域，这些国家便提出了主权要求。对此，1959年12月，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等12国代表共同签署了《南极条约》，明确表明南极洲只用于和平目的，它和它的科学资源将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1983年6月，中国加入南极条约组织。继《南极条约》后，南极条约协商国又先后达成了一系列约定，有效地保护了这片纯洁的陆地。

周总理与天津的不解情缘 篇9

2018-01-08 美丽河东青年先行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理想坚定，高风亮节，功勋卓著，虚怀若谷；他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直至去世，他没有子女和遗产，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流泪送别……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终年78岁。“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周总理生前留给海河儿女的深情话语。周总理的故乡虽然不在天津，但天津这座城却被他时时刻刻记挂在心头。这里是他学业有成、事业起步及家业有望的起点，这里留下了开国总理的很多光辉足迹。

命运中转

求学南开

“东楼是南开学校当年的教学楼，是周恩来同志上课学习的地方。”在一份现存于天津市档案馆，记录“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建馆情况的文件中，这样讲述了周恩来在天津的求学之路。

1913年暑假，周恩来第一次来到天津，他只有15岁。这一年夏天，他因为英语口语考试不合格而没能通过第一志愿——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入学考试，他的第二志愿天津南开中学录取了他。

刚进南开的时候，周恩来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这位穿着蓝色棉布上衣、花袜子，长相英俊的同窗，是个动不动就会脸红的羞涩小子。这显然与后来那个在国共谈判中机智力争，在万隆会议上舌战群雄的魅力形象，相去甚远。但南开的活跃气氛，感染了他，使他渐渐发生了变化。通过参加群体活动，结交朋友，他不那么害羞了；通过加入汉语协会，他锻炼了口才和写作能力。不仅如此，由于长得好看，他还被学校话剧团选中，在《玩偶世家》《一元钱》《一念之差》《新村正》等剧中担任主角。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屡屡妙用舞台技巧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振臂高呼的本领，正是从这时候培养起来的。

性格在渐渐改变，知识也在渐渐增长。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涉猎了大量的书籍。1914年初，爱读书的他和校友一起办了一个名为“敬业乐群会”的社团，和同学们互相鼓励，增加读书量。他是《大公报》《申报》《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他饿着肚子，省出一顿饭的钱买下了旧书摊上的《史记》，爱不释手；他还常常在图书馆中借阅盂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对时局的洞察、对传统文化的熟知以及对西方思想学说的了解，为他成长为一名政坛领袖，做了铺垫。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文科考试第一名的毕业成绩，结束了在南开中学四年的课程。但在南开中学的四年，带给他的收获绝不仅仅是学业方面。

踏入政坛

“愤青”领袖

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离开天津。像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选择了去日本留学。1919年春，21岁的他又一次来到了天津。同年9月他成了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

学生本应以学业为重，但在国破家亡的关口，谁又能潜心于书本？对满怀一腔爱国热血的周恩来而言，尤其如此。其实，早在1915年，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他就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那一年的8月，酷暑难耐，周恩来两次以南开中学学生代表身份，在天津河北公园参加天津各团体抗议《二十一条》的集会演讲活动，向当局施加压力。讲到激动处，义愤填膺，引得在场同胞泪流满面。领袖的潜质已经初露端倪。

1919年4月，中国使团在法国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举国激愤。5月，周恩来参加并协助组织了天津学生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抗议虽然以政府让步而告终，但却让周恩来深深意识到，像他自己这样的人，只有利用才干，用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是王道。同年8月，他组织天津学生赶赴北京，进行反对日本在凡尔赛和会上意图吞并山东领土，而山东军阀又镇压并杀害爱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在北京当局与学生发生冲突，并逮捕学生领袖之后，周恩来亲自去北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包围警察署，迫使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学生。这时，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津学生领袖了。觉悟社成员合影

9月6日，天津的爱国学生团体觉悟社在南开中学秘密成立，能力超众的周恩来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事实证明，他精力充沛、尽心竭力。他邀请李大钊来天津，向社员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出版白话《觉悟》杂志，统一思想；他秘密策划学生在南开运动场举行“双十节”游行；他还领导学生冲破军警的包围圈，形成对警察厅的反包围。一份包含有周恩来邓颖超等觉悟社成员信息的档案

在干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还有另一重要身份——《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这成了他宣传革命思想的又一大阵地。天津城南部的河北第三大街是周恩来的住所，每天，他例行公事地在路边摊上吃过豆浆油条后，就开始构思社评文章。在他的文章中，有对社会改造新思想的传播，有对卖国行径的控诉，有对资本家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揭露，有对陈旧家庭制度的批判，更有对贫苦民众生活的同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报影

行动太“激进”、言论太“反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北洋政府查封，编辑部也遭到军警突袭，报馆被封闭，周恩来本人也险些被抓。但是周恩来却越战越勇。1920年1月，部分天津商人殴打了抵制日货的人们，为争取对“抵制日货”事件的支持，周恩来不顾安危来到行政公署请愿。谁知，愿没请成，反被关进了大狱。从1月入狱到8月被释放，这是周恩来一生唯一的一次身陷囹圄。在狱中，他没有放弃抗争，他坚持写《检厅日录》，积累斗争经验。历史证明，这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前的一场磨难。世纪姻缘

天津定情

1920年底，周恩来在出狱后不久离开天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此时，他与天津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一边做《益世报》的海外记者，向天津传达国外的情况；一边与他的爱人——邓颖超，鸿雁传情。周恩来邓颖超合影

邓颖超是在天津租界长大的。1915年，在周恩来来天津求学的第三年，这位聪颖、活泼的12岁姑娘考上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周恩来不同的是，她天生骨子里就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入学第一年，这个活跃善辩的女孩也像周恩来一样，参加了天津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集会抗议。但这时，他们还没有相遇。

他们真正相遇并相识是在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的大会上，作为领袖的周恩来要突破成规，将传统中视为“授受不亲”的两个性别团体整合在一起，协同作战。当时，天津女子爱国协会已经在反对军阀、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一系列斗争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而17岁的邓颖超正是这个女性团体中的一名讲演队员，正在天津的一所小学任教。对于他们的这次相遇，有天津市档案馆中一份名为《觉悟社成立、成员及活动情况》的文件予以佐证。在这份档案中提到，觉悟社成立之初，加入其中的10位男青年中，有周恩来；10位女青年中，就有邓颖超。

他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他领导策划，她响应实施。当他领导的男同学们在接近军警划定的警戒线而挨警棍的时候，她会和女同学们一起振臂高呼：“警察也要爱国，你们不能打爱国学生。”而当他看到中国的妇女地位卑微，常常因受到歧视而遭遇不平等对待时，他会在自己所负责的刊物上，撰写温文尔雅的文字，宣扬男女平等，号召有志有识的男同胞们尊重妇女，为她所代表的群体助阵。

与什么的一面之缘作文 篇10

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上了那么多画画课，可记忆中只隐隐约约浮现出这么一点点。

那节课，好像是女老师教我们画太阳的，画公共无人售票汽车以及更复杂一些的小轿车。

以前，我画的太阳是圆的，那节课，我学会了画尖的太阳。开始，幼儿园女老师用白板笔在白板的左上角画了一个角，就像在直角上标上一个钝角的符号，在钝角符号外边又画上几根线，中间画上一个笑脸，然后加上几根皱纹和一些饰品，就这样，尖的太阳就画完了。

在尖的太阳照耀之下，有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轿车在等红灯。老师让我们把她的得意之作再复制一张。我不记得我复制出来的大作是个什么样子。反正还是和那些喜欢赞叹自己得意之作的女生还是有差距的。

放学了，经过“长途奔波”，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以致用”。我恨不得把墙壁一块块的割下来，使劲削使劲削我的那只铅笔，直到把铅芯削没。然后我用刚刚从女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在我家那雪白雪白的墙壁上画出一道道无法擦去的画痕。

也是从按个时候起，我还学会了画方形的小轿车，方形的公共汽车，虽然老师教我们画的是圆的。

上了小学以后，美术课和这堂课有着八九不离十的相似点。小学老师还用过一张不知道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画的画，让我们在课堂上复制。与那堂课的区别是小学的那张画是彩色的，除此之外的不同点是，幼儿园女老师是现场画的。

美元与美国大选的不解之缘 篇11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成为美国总统呢？

价值2200万美元的门槛

有人对美国大选曾有一句戏言，称“美元的政治角色就是站在竞选门口把门的门神”。在每一个大选年的1月，也就是竞选者向美国竞选机关提出报名申请时，每位竞选者——无论其身份是现任总统、议员还是商业大亨，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工作人员会非常客气地拿出一张表格，并询问每位竞选者是否有把握能筹集到最基本的竞选基金。目前的基金数额是2200万美元。

2200万美元对于大多数普通美国家庭都可谓一个天文数字。然而，这还只是参选美国总统的第一道门槛。不管是自己拥有、别人赞助或者向社会募捐，总之竞选者必须迈过这道门槛。如果连参选资格都不能获得，就不必说当总统了。

当然，区区2200万美元要想在今天竞选成功，那只是杯水车薪，如果时间能倒退六七十年倒还可能。因此，规定这样一道门槛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于防止出现太多的好事之徒，并证明候选人拥有最起码的人脉和社会名望。事实上，2200万美元即使用来熬过初选都还嫌不够。2000年大选中，据布什竞选班子的计算，仅用于初选的费用就高达2500万美元。而这仅仅是漫漫大选之路的开始，是相对容易的党内竞争。

泛着金光的民主

迈过了第一道门槛之后就是党内预选。在预选阶段，候选人可以选择向联邦政府申请公共配套资金，也可以选择自己筹款。配套资金并没有统一划线，2000年大选的时候规定的最高限额为4500万美元。接受政府资助并非无条件的，其前提就是不得再接受私人和企业的捐款。由于这些配套资金的申请与使用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有实力的候选人往往会选择放弃，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支配竞选经费的权利。布什在2000年时，就放弃了这个权利，因为在预选开始前他就已经募集到1亿美元。

很难想象在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时代，需要花费如此巨资四处拉选票。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仅花了数百美元，乘火车在全国参加巡回竞选。不过，越到后来，曾经为达成某种“理想之国”的制度设计也终于无法逃脱“利益”的扭曲，竞选经费开始了疯狂地增长。

1860年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竞选经费为10万美元（约相当于里根时期的500万美元），这些钱或许对里根不会有太大帮助，不过已经足以让林肯取得胜利。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10万美元丝毫不亚于今天的2200万美元。

1896年的威廉·麦金利总统或许是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一个拐点，因为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总统选举所耗费的经费才开始出现无节制性的膨胀。麦金利竞选班子中有一位负责筹集政治资金的“专业人士”，他那一年为麦金利筹集到1000万美元，这在美国竞选史上可是一个破天荒的数字。

1972年尼克松选举时，开支达到6000万美元。数字本身似乎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尽管竞选经费增加了6倍，但同麦金利时相比，毕竟时间的车轮已转过76年了。但是，考虑到这些年，把竞选经费和增长与美元贬值的速度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或许就知道这6000万美元是如何刺激美国的神经了。“水门事件”无疑大大增加了美国社会对政治献金问题的关注。就在这次选举后，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向企业财团索取政治资金。

然而，这项法案的效果被实际的政治运作轻易地规避了。原因就是在2002年以前，联邦的有关法律只对候选人接受、使用政治捐款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而对政党使用政治捐款则没有设限。于是，在1996年大选中，虽然双方候选人个人募集的款项并不惊人，但两党实际投入大选的费用一举突破30亿美元。由于克林顿筹集到的款项显然远远超过共和党的预期，为此共和党在国会发起了一项针对克林顿筹款活动的调查以及一项谋求改革总统选举的立法。这当然遭到了在国会中占多数的民主党的反对。两项议案都无果而终，这终于促成了2000年创纪录的37亿美元。

由于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风波，2000年大选一波三折，并最终诉诸司法程序，恐怕以后很难有哪次大选会重现2000年竞选双方的“烧钱”方式。

由现任总统布什和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联手创造的这一经费纪录，恐怕有相当长一个时期不会被打破了。因为，2002年美国新出台的法案对政党使用政治捐款作出了严格限制。但是，如果只考虑个人筹款的情况，布什和克里都创造了极为惊人的成绩。布什成为第一个筹款突破两亿美元的候选人，而克里的筹款额也很轻松地追平2000年布什的水平，这无疑也是民主党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布什与克里的竞选经费直逼10亿美元，而2000年布什与戈尔的个人筹款不过3亿美元。

烧钱之道

历任美国总统，大多出身名门。当然，为数不多的例外也足以让我们重温那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丑小鸭变白天鹅式的经典美国梦——出身草根阶层，穷半生之力，个人奋斗也罢，家世渊源也罢，娶了个好夫人也罢，天上掉馅饼也罢，终能有所成就、出人头地。罗纳德·里根，就演绎了这样一出几乎达至极致的美国梦，从好莱坞的三流演员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总统之一。然而，即使如里根，如果没雄厚的财力支持，恐怕也永远不能当选美国总统。

大选当然是理念之争，但经验表明吸引选民的理念没有钱支撑根本行不通。

竞选经费的日益膨胀显然同竞选形式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早期的总统候选人如果能把竞选海报贴满全国就算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如果要深入城市、农村向选民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他不得不精心安排路线，力争在尽可能有限的时间里见到尽可能多的、有影响力的人。

而今天的竞选，候选人要召集筹款、公共关系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租用一定档次的办公室，筹建自己的竞选班子;要通过航空旅行到尽可能多的州去拉票、接见支持者;花大价钱精心设计一些大场面，如接受提名的政党大会等;举办各种招待会、酒会，甚至是个人收藏之类的展览;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就竞选策略、方针及施政纲领进行广泛的民意测验、调查和模拟投票;印制各种宣传品和纪念品，寄送邮件……凡此种种，当然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作人员，花费大量的金钱。

比如说今年3月，布什开出1000万美元在17个州播放120秒广告，这样的手笔带给人们的震惊还没有过去，克里阵营就在两个月后以2500万美元的代价，在美国19个州连续播放两个长达120秒的竞选广告。这种白热化的短兵相接，让人瞠目结舌。

如果再加上一些小动作，如收买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收买对方阵营中的人员提供竞选情报;非法收买选票等等，所费金钱就更大了。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竞选手段中，我们能够轻易嗅到商业的气息。很难说商业模式对政治的改造究竟是福是祸，总之其副产品之一就是竞选经费从无到有，从少变多，慢慢变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

生财之术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候选人哪来那么多钱？即使像1992年的佩罗和2000年的福布斯那样银行里拥有数亿美元资金的大财主，最终依然因为玩不起这场昂贵的游戏，要么落选，要么中途退场。

其实，在2004年大选捉对厮杀的共和党布什和切尼VS民主党克里和爱德华兹两队组合中，其中任何一个都是百万富翁。根据白宫和克里竞选办公室向社会公开的纳税申报单以及《华尔街日报》的统计，布什、切尼、克里和爱德华兹四家2003年的家庭收入分别为82万美元、130万美元、550万美元和68万美元;其夫妻合计资产分别为770万～1890万美元、1910万～8640万美元、1.58亿～6.09亿美元（克里夫妇的资产大部分属于妻子）和1930万～6970万美元。鉴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当年资料显示，美国家庭2002年的收入中，只有大约2%的美国家庭年收入超过了20万美元，这四个家庭显然称得上“巨富之家”。

因此，《财富和民主》一书的作者凯文·菲利普斯说:“布什与切尼无疑是过去50年中最富有的共和党竞选组合;而民主党竞选组合克里和爱德华兹的财富在历届总统候选人中更堪称历史之最。”但即使这样的组合，要负担竞选的所有支出也面临不小的困难。更何况，既然是竞选国家公职，怎么能会花自己钱包里的钱？高明的候选人解决之道，当然是寻找赞助者，向社会募集。

事实上，今年刚开始的时候，布什账上的竞选经费就高达9900万美元了。截至今年5月，布什的竞选班子就已经募集了近2.2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克里。不过，克里的筹款机器也不容小觑，到5月的时候也募集了约1.2亿美元，仅第一季度就筹集到5700万美元，令克里成为单季度筹款最多的候选人。这种势头同以往大选中的民主党迥然不同，也让布什吃惊不小。那么，候选人究竟通过什么手段来聚敛财富呢？华盛顿公职人员廉洁研究所的刘易斯的一句抱怨足以说明一切，他说，“我们的选举已经颓废为拍卖。”

其实，这种拍卖会人们已是司空见惯了。在最近几次大选中，总统、第一夫人的头衔以及白宫的总统私人官邸都可以被用来赚钱。克林顿和戈尔当初的要价是，向民主党捐款的人可以到白宫参加茶话会，捐助10万美元的可以与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一起吃两顿饭，捐款最多的则可以在林肯的卧室里过夜。这一招，布什今年也依葫芦画瓢，这些资源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利用的，谁让他现在是总统呢！

此外，还有一些家宴、餐会、私人收藏展等等形式的“拍卖筹款”活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2000年5月，克林顿和戈尔创造“拍卖筹款”纪录的那一次晚会，让人们不得不惊叹美国总统的商业头脑。这场晚会最便宜的门票为50美元，与会者只能得到免费的热狗充饥;不过，如果有人愿意出2.5万美元，就能坐在总统附近吃烧烤。结果，此次晚会的出席人数达到1.2万，其中有42人出手10万美元，21人出手25万美元，26人出手50万美元，一下子就募集到了2650多万美元。于是，在2004年，我们不止一次看到所谓克里的晚餐会，布什私人筹款宴会等诸如此类的活动。

2004年，这种分级和筹款方式甚至被共和党用到党代表大会上。本来此次大会就是感谢捐款人在大选期间的慷慨，然而与会代表却发现越是当初捐款多的人，现在需自行支付的会费越高。而价值三四千美元的会费，所能换来的不过是林肯中心一场音乐会、广场饭店一顿午餐、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招待会以及大会最后一天的告别聚会。此外，捐款人来往路费、食宿还必须自理。大选期间之六亲不认由此可见一斑。

一般来说，在竞选的前一年与大选年，参加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者必须参加约400次左右的会议和社交活动，其中十之八九都与募集竞选资金有关。

权钱交易

美国不是有关于政治献金的法律吗？该法案对政治捐款作出严格规定：捐款人一次捐给候选人的上限定为1000美元，个人全年捐款不得超过2.5万美元;企业、工会团体每份捐款上限是5000美元;而且凡是捐款额超过200美元的，都要详细登记其姓名、职业和供职单位;这是捐款人有义务必须公开的信息。这些对政治献金的限制可谓清楚明了，然而从后来竞选经费的增长情况来看，这些措施的实际成效并不理想。难道是那些现任或有可能未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故意违反法律规定吗？

这么下结论未免武断，从实际执行效果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那项法案可以说十分有效。据统计，在此后的大选中，几乎90%以上的捐款人都是有详细记录的。不过，这些记录恐怕只是方便了研究机构统计捐款总额。至于那些明显超出限额的捐助，捐款人可以很轻松地规避这些法律条款。比如说，转而向竞选者所属党派捐款，或是向候选人名下的基金会捐款，这样数额就不会受限了。不过，后者在选战中已不多见，毕竟这种方式还是直白了一些。

实际上，谁都清楚，是否捐给候选者本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不论是捐给基金会还是他所属的党派，效果就没什么不同。当然，所谓限制捐款的法律也就形同虚设了。任何法律只要你想规避它，总是有办法的。

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一次大选之后都会有强烈的呼声要求限制竞选经费的无节制增长。2000年6月，戈尔的一次筹款活动恰逢司法部委任一特别检察官来调查他在1996年政治筹款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次聚会，戈尔一个晚上就为民主党筹集了110万美元，不过有意思的是，戈尔在聚会中的演讲主题却是:他当选总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竞选筹资制度。无独有偶，当年与戈尔竞争的小布什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当时，许多分析家都认为这无非是候选人讨好选民的作秀之举。因为，毕竟民调显示有超过2/3的美国人要求对竞选筹资进行改革，而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的这种筹款方式，至今在国会中还只停留在争论和建议层面，这说明政客们根本不愿意改革。“如果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好处，谁还愿意改革呢？”

不过，这种判断似乎有点冤枉了布什。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限制竞选经费的法案出台后，几乎每年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对联邦竞选办法作出调整和修改，甚或出台新的法案加以规范和约束。2002年，也就是布什上台后的第二年，美国政府终于通过了《竞选资金改革法案》。虽然，该法案把个人捐款的数额从10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但却严格限定了候选人只能接受个人、不能接受来自企业公司等团体的捐款，而且该法案禁止公司、工会和富人通过向政党捐款来影响美国大选的行为，从而把曾经构成大选竞选经费最重要的一块剥离了出去。

然而，正如德国《焦点》周刊曾经评论过的，“在美国，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肮脏交易是常有的事。虽然对捐款有严格的规定，但人们会像违反公路上的汽车限速一样违反这些规定。”不过，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法制的国家，通常的做法会尽量避免直接与法律相冲突，而是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2004年，美国共和党大会之所以变得如此吝啬，几乎成了一个募捐大会，其实就是以让与会代表以会费的形式规避政治捐款，从而把省下的资金用于此后的选战。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3年至2004年间，由各候选人出面组织的各类晚会如此之多了。显然，这些都成为用来规避《竞选资金改革法案》关于公司团体向政党捐款的限制措施的手段。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目前有125家以上的公司、工会组织和民间基金会，在今年将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捐款1.035亿美元。他们当中有50家是“财富500强”的成员。这样巨额的捐款比20多年前多出近100倍，要知道企业在1980年给两党代表大会的捐款只有110万美元。而且，这种政治献金并不包括为政治家和会议代表举行的音乐会、晚宴、午餐会等社交活动花费的钱。如果看一下布什和克里捐款名单上的大户，我们能轻易看见诸如摩根士丹利、美林、瑞银华宝、沃尔玛、高盛、通用、联合技术、花旗、微软等国际知名的大公司。至于那些“大客户”为什么要想着办法钻空子往外掏钱，其实决非只是出于对政治的关心，“利益”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