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700字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700字（共10篇）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700字 篇1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对儒家和道家稍微熟悉一点，是当年高考奠定的基础，为了高考，对《论语》、《孟子》、《庄子》的内容都有较为认真的学习，所以读这些的时候，感觉像遇到老熟人，至少知道其中大意和主旨。看了本书之后，发现自己以前的理解更加片面一些，没有将儒家作为一个体系去理解那些内容，更多的只是从字面意思去了解儒家思想。一个是从面到点的分析，一个是从点到面的探索，两个不同的.境界，所探究出来的深意当然不可相比。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以前理解的小人，会跟现今社会上通俗理解的小人混为一谈，虽然知道这两个小人肯定不是一个意思，但我猜想现在通俗理解的小人，应该很大缘由是从这引申过去的。读完这本书我更加理解了这小人的含义已经此话的缘由。在儒家体系，遵循的是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关系，而各阶级有有不同等级的，按照士、农、工、商各自排序。而小人是平民老百姓，是不在这序列以内的，他们没有获得教育的资源，不知道深明大义为何物，唯利益而趋，女子也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不要跟女子和小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喜欢冯老对哲学的态度。一直以来都觉得高深莫测，哲学是可以给人新的知识的。但冯老说，哲学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而是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的价值。这样，我感觉我对哲学可以更加大胆一些，应该不会将其束之高阁。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700字 篇2

曾晓梅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各家理论进行梳理并加以略微解读。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时段及不同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差别化分析。

首先，其结合中国古代以“农”为中心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加以解释，以“农”的直觉为先的习惯解释中国哲学将直觉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农”的朴实性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性解释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趋势的成因，以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释儒家伦理思想何以成为正统等。

其次，其基于一种分段研究的思维，分不同时间段对中国哲学进行具体的差别化研究。以道家为例，冯友兰认为道家起源于周朝封建解体制度伊始的隐者，其将道家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为代表的隐者，此阶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观点是“为我”、“重物轻生”。第二个阶段以惠施、公孙龙之后的老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道无名，以及“反者动之道”的物极必反思想。其处世观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于物极必反，故强调欲刚则柔、无为、弃智。第三阶段以先秦时期的庄子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顺乎自然本性能得到相对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绝对幸福，强调物我同一。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南北朝时期的新道家（也称“玄学”）阶段，冯友兰将这个时期的道家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注疏当中，其主要观点是道就是无，同时以变化的思想解释“有为”和“无为”，遵循变化是无为，固守旧制是有为，强调万物没有是非差别。主情派的代表其选取的是《杨朱》及《世说新语》，主要是任我从人、率性而为的风流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时间维度进行条分缕析，阶段分明，在每次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如周朝、秦朝、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冯友兰均对其社会制度先行阐释，为相关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背景。无论是法家在秦朝的兴起，还是儒家在汉朝的独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来，其与不同时期统治者、民众需求息息相关。从这种分时段的差别化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乱世中国哲学的兴盛，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哲学思想的前后传承与超越。

此外，冯友兰在分析中国哲学时，能够与西方哲学相联系，采取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比，将中国的“物极必反”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较等等，其谈中国哲学又不仅仅只谈中国哲学。但可能因需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而中国哲学中名家的辩论之法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辩证思维最为接近，冯友兰在该书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辩论思维，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这一点尤其为牟宗三所诟病。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冯友兰在解释儒家思想时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后来儒家对孔子的解读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读孔子思想之时，不自觉地受西方逻辑思辨思维的影响，偏离相关语境陷入自己的理解当中，有为表达而表达之嫌，而非为解读而表达，以上对“正名”及“命”的解释即属此类，难免偏离了中国传统。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篇3

从哲学看中西方文化发展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以现代的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语言通俗易懂却又深入浅出，以辩证的态度阐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遍及诸子百家不显偏颇，明辨尺短寸长力求客观，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中国哲学于中国、于世界在历史与今天的重大意义。

（一）哲学与宗教

谈到哲学，人们往往想到宗教。宗教与哲学不可混为一谈，又并非完全不同的事物。哲学，是对人生进行的系统的反思。将人生作为思考对象，获得关于宇宙、知识、人生的反思产物——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宗教是由某种哲学为核心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如迷信、教义、礼仪、体制）而来。

由此使人想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没有信仰”，对此我不敢苟同。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可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正如德克·布德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伦理”。“追求彼岸世界”作为人类内心的最深要求之一，哲学与宗教都为这一追求起到了导向作用，而宗教却未能成为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人们都有寻求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超伦理道德价值）的渴望，但宗教中所体现的价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超道德。一方面，对神的崇拜更类似于中国哲学中儿子对父亲的伦理之爱；另一方面，宗教倾向于提供人类对客观事物的信息，当迷信、祈祷、仪式所提供的信息与科学不同，即产生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致使宗教无法达到我们所追求的更高的价值。可中国人在中国哲学意识中找到、表达、欣赏，并在哲学生活中体验了这一价值，故而中国人更多的强调哲学意识而缺少浓厚的宗教观念。

中国人的信仰是蕴含在哲学之中的，是对超道德的更高价值的追求，是脱离宗教仪式、神祗具象的纯粹的精神。中国哲学使中国人将这样的信仰变成一种内在的意识，以“德”的形式付诸生活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实践。

（二）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同西方哲学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围绕着四个字：内圣外王。

起初只有贵族有机会接受教育，自周朝礼崩乐坏，政治权利瓦解之后，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凭借专长开馆招收学生以维持生计，自此师吏分离。因为专长不同，这些教师的思想见解也有所不同，自此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划分。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分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另有刘歆提出的十家：以上六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儒家以孔子为创始人，强调社会关系中责任和义务（正名），人的德行（仁义），为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为而无所求（知命）；而后出现以孟子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流派，提出“人性本善”、“霸道王道”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宇宙”的形而上学神秘主义；以及以荀子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主张“人性恶”通过后天教养改善，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道家以杨朱为起始，在老子及庄子的时期发展到极致，由最初的出发点“保全”到“顺从事物变化法则”再到“齐万物一死生”，强调了无为与寡欲。墨家由“利己主义”出发，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严格等级之分，主张天下人不分高低彼此相爱。名家则注重“名”与“实”，强调事物的相对性与共相，善于论辩。法家根据政治环境的改变否定了儒家的政治主张的实用性，提倡“法”对人的约束作用。阴阳家则以五行变化对宇宙万物提出解释，阐述了其中的变化性和规律性。西汉时期根据统治需要董仲舒推行结合阴阳家理论推行儒学，汉末道家与佛家相容衍生禅学复兴，名家因玄学提出的“辨名析理”再起„„一些思想在复兴过程中予以新的诠释。隋唐时期伴随着新道家和佛家的没落儒家再度兴起，新的宇宙论随之产生，进入北宋之后儒家更分为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陆象山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两派。中国传统哲学不断革新，直至近代西方哲学的传入。

尽管中国哲学基于“形而上”的观念，仍与西方哲学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孔子与苏格拉底对待教育与做人的思考、名家的辩证观点和对事物的共性与特性的辨析、阴阳家的五行与西方的二元论、程朱理学和柏拉图对待“理”的看法、陆王心学中所包含的唯心主义、道家的事物变化运动的观点„„虽然基于的认识论不同，但对哲学思考的内容却不乏共识。

（三）环境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哲学对科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不乏相似点，为何近代中国文明落后与西方？

哲学作为人反思的产物，思考方式可以说影响着哲学的形成。而人的思考环境又受环境的制约，感受不同，思想中予以强调或忽略的方面也不尽相同。

众所周知，落后的社会制度是近代中国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而这样的长期停滞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海上冒险经历较为缺乏，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人若无特殊才能无法离开土地，故同族人大多生活在一起，继而形成了家族制度，具有严格的等级。由书中可以看出，古代到近代的社会制度可以算作这种家族制度的延伸。中国哲学的功能尽管以“做人“为最高成就，实际目的却也是应用于政治。哲学思想必然为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更强调社会、人际关系等日常功能（即人生论），便于君王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作为经济生产方式，大陆国家更倾向于以具体概念为背景认识事物，生活方式倾向顺乎自然，自给自足即可满足生活需求，故而不喜变革。土地的不可挪动性、古代中国哲学的功能，加上大陆人民不喜变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种社会制度的不易动摇以及近代中国没有像西方出现工业革命的事实。

而西方文明中海洋意识较强，人民生活以贸易居多，多为城镇聚居，严格的家族等级制度不适用于这样不同民众聚集的环境，无法划分等级，难以形成专制制度。商人们习惯于变化，并且商品经济中为了保证货物的销售必须进行创新。同时由于贸易，西方人优先接触抽象概念，一切以假设概念为出发点（认识论），基于“无”的背景来认知“有”，创新与这一过程同向，故而在近代文明中形成了适合于科学发展的哲学方法论，而西方哲学的发展目的也在于对事物的认识。

简单来说中西方哲学的任务不同造就了发展方面的不同，中国哲学旨在提高人的心灵，而西方哲学鼓励增进正面知识。而哲学的任务以及哲学方法论的不同均源于生活环境不同导致的需求不同，可以说，环境，造就了哲学。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篇4

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从宏观上对中国哲学从古至今的发展有了认识，原本的一些困惑也逐渐有了答案。任何事物都有个起源，中国人的思想也不例外。通过阅读这本书我知道了人们常说的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这种说法是学习哲学的最大误区。因为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不聪明，而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聪明。事实上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放假的时候，爸爸也推荐了这本书给我。当时很不了解，觉得这本书很枯燥很乏味。可能现在的我们对读懂这本书很难，但是我们可以领略到哲学的庞大气场和魅力，它可以让我们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根本原理。能够提升我们的价值观和扩宽知识面。

书中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书中还说，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面对压力与日俱增、经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冲击，我们很多人无法在疲惫与焦躁中寻找到内心的安宁。书中说：“教的作用，就是使人吧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上在做的事做完全……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就是圣人。”这一个看上去似乎不高的要求正凝聚了千百年来君子修身的理想。该做的事完全做到了，即使是最平凡的事，做“完全”了便是至善，在我们的心中就不会再有遗憾，也就不会再有失望。我想，到了那时，我们的教学中也就不会存在“好生”与“差生”的概念了。

我很感激这本书，因为它激活了我的思想，它让我认识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学生时代，但仍然需要了解哲学。因为哲学是最具条理化和反思性的思维活动，它可以帮助我们整理纷乱的思绪，寻觅萌芽中的未来希望。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篇5

有人说，好书就是会让你在看后反思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好书就是会让你在看到中途时便大彻大悟;但这本书不一样，我在翻开它第一页的目录时，便醍醐灌顶了。

“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的确!

哲学，其实就是一个人过完一生后，想要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总结时发现的规律总合。而由于一个人他不可能不活在生活中(或许有人会说庄子的“丧我丧耦”不活在生活中，但我认为其实那一种“人”已不再是人了，他只是大道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因此，哲学离我们其实并不远，甚至无处不在。

第一页的醍醐灌顶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很快，我便开始研究起了目录――于是我便知道了为什么这本书被历史学家陈来先生赞誉为“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盖因首先，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将所有的哲学学派、理论、观点都收集、理解、展示出来的书了，光是这点，便可以胜过其之前的任何古代哲学书;其次，它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将东西方的哲学观念进行比较、讨论、融会贯通的书了，这一点也同样使它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一座巨大的里程碑。

翻开里页，我又一次震撼到了!如果说上面所述两点只能让冯友兰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的话，那么现在，他可以说是开山鼻祖了。在这本书中，他不仅清楚阐述了各个哲学观念，还对其进行了延伸探讨以及比较讨论，例如：在第九章介绍《老子》思想时，他不仅将《老子》所谓道解释为了哲学家们为了进一步解释“名”而所假设带来的结果，还与西方“形而上学”进行了比较分析，看完不禁觉受益匪浅。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篇6

基因、文化本身的连接

从基因角度，人对自己的同类同胞，更容易有一种一体感。所以我们看到“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直接就能把自己代入。相同的文化背景使得“龙的传人”这种富有中华神话色彩的词语也能抓住人心。

共情的激发

自然界有很多景色，能激发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小时候学的古诗往往一下子就浮现出来……在水边看月亮想到“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在一场聚会后会唏嘘“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在睹物思人时想到“亭中枇杷树，今已亭亭如盖矣”。在这些时候我们都和古人对话了。

天地之间，这情非我独有，有人陪我或者我陪着他感同身受。

时间、空间的连接与想象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读后感 篇7

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修身养性、追求幸福。无论是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还是作为出世哲学的道家，都非常注重人与自身的关系。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首先需要做到内圣，就需要注重内在修炼，修炼的重点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方法论上，新儒家“陆王心学”引入了佛学中禅宗顿悟的方法，“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仁”)然后以敬存之，强调通过“格物正事”实现“致良知”;新儒家“程朱理学”则强调尊“理”养“气”，“气，使人各不相同”，并认为通过个体自由自在地遵“理”行事可以实现个体快乐。道家更关注于人如何获得自身幸福，通过追求个体自由自在地发展实现相对幸福，通过“以理化情”实现绝对幸福。

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兼爱非攻。儒学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强调的是在与他人相处过程中对他人的博爱，并且这种博爱由孔子时期分为“君子”、“小人”有差别的爱演变成了孟子时期无差别的爱。道家虽然不主张损害自己利益去关爱他人，但也反对损害他人利益。就连武士阶层出生的墨家，也强调主张“兼爱”，并将武力使用限制在以自卫为主的“非攻”范围。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国天下、内圣外王。正如前面提到，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政治理想是“家国天下”，路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法是构建一套以“礼”(对君子)和“刑”(对小人)为核心的人伦和社会治理体系(例如三纲五常等)。然而，现实中，“内圣”的人，未必能成为“外王”，例如，奉行“仁义”的宋襄公失败了、而奉行武力攻伐的秦始皇却成功了。对此，儒家给予的“内圣外王”的解释是：“内圣”可以为“外王”，“内圣”是“外王”最理想的人选，但“内圣”不一定最终成为实际的“外王”。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真谛，无论在什么状态、无论在什么职位，我们都需要尽力做到“内圣”、主动做好自己、承担好自己的职责，这本身就是在践行“家国天下”的梦想。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知行一体。儒家在早期并未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儒家与道家、佛家的融合，新儒家的“程朱学派”将道家“道”的理念引入儒家，强调“天理”，人的行为应遵循天理，实现“天人合一”。新儒家“陆王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则将宇宙视为一个精神的整体，“心即理也”，通过不断地实践来实现“致良知”。而道家则认为“道法自然”，注重探究自然的运行规律“常”。

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社会环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通过阅读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提供了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系统解释，然而，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学并未真正解决人们的动力问题。早期儒学认为一切天定，要求人们“尽人事、听天命”，新儒学认为遵循“天理”、“良知”，但并未解决“天命”、“天理”、“良知”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的问题。在激励约束机制上，采用外部的“礼”、“刑”对人们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予以规范矫正，缺乏可靠的、分散在个人身上的自我监督约束机制，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监督成本过高、效果不甚理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道教和佛教提供了补充，根据道教，个人自觉修身可以实现长生不老;根据佛教，个人据礼行事、遵纪守法是前生“业”的“果”和来世“果”的“业”。事实上，我们知道，促进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新教伦理的核心动力机制也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为了赎自身的“原罪”。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整体国力的显著增强需要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支撑，需要构建适应我国当前历史发展阶段的、统一的、强大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的主流哲学思想体系。如何基于个体自我监督而非社会监督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动力机制，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因应当今中国面临的新环境、新形势和新变化。

当今中国，日新月异。与高度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相比，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已经从以家庭为单元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大规模组织生产为单元的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与此对应，集体、组织和单位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上升。同时，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显现，家庭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家族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此外，由于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由基于血缘的家族生活方式向基于共同社区和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会网络生活方式转变，由此，人们的自我修养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必将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去血缘”、“去家族”化。最后，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超道德力量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弱，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追求探寻规律性而非神秘力量。这些新变化，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今日简史读后感700字优秀 篇8

1.当年面临挑战哪些挑战

作者首先简明额要的指出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信息技术主要是人工智能、AI、算法带来的巨大挑战，生命科学技术带来的挑战则是转基因、长寿等问题;

人工智能和算法会导致大部分人丧失选择权，算法会导致所有的社会规则运行全部回依靠算法来解决，我们所有看的和想的事物全部由算法来决定，普通人将会盲目的遵从算法制定的规则来运转，比如我们的购物、吃饭、看病等等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除了住以外都会依靠算法来运转，购物依靠算法来推荐、交通依靠无人车来替代、饮食依靠传感器监测自动推荐等，而人工智能将会代替绝大部分人的工作，我们常见的低端重复性工作，比如服务员、售货员、收银员、厨师等等完全可以依靠机器来替代，将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生命科学技术带来的是医疗的改变，精准医疗有可能实现，比如通过传感器随时监控身体内部的指标变化，或者通过纳米机器人随时清楚体内的垃圾，而延长生命或者不死才是最令作者担忧的，由于富人或者政客通过手上的财富或者权利，轻而易举的即可获取生命延长权，而普通人只有默默衰老死去，这也是可能会引发社会伦理或者不公平，人类大部分的矛盾都是由于分配不公而引起的，如果连平等的生死权利也将通过权力和财富来分开，这样会引起社会伦理的崩塌，也是作者所担忧。

作者分析以上挑战，仍心存忧虑，为社会普通大众所担忧，毕竟社会中精英分子只是少数，如果社会运行所有的话语权、生命权都被精英分子所掌握，那么绝大多数人可能世代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作者同情普通大众，在后来中也指出了普通大众如何去应对这种挑战。

2.如何应对挑战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9

陈店镇初级中学 杨颜 党龄6年

闲暇之余，重新读了冯友兰的这本书，300来页的书本，充满了睿智与哲人的洞见，感受到了作者“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大家风范。

多年前囫囵吞枣的看过，不求甚解，近来再读，感悟颇多。哲学，很多人觉得高深莫测，晦涩难懂，其实它跟我们每个人都密不可分，哲学这门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古代被命名过，但是他一直潜移默化的侵入人们的思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大家所熟悉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它是孩子们的刚学识字的课本，而《三字经》的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边是孟子的哲学思想，包括科举考试必考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古代先哲的哲学著作。冯老的这本著作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将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从商周时期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系统完整，条理清晰的剖析在我们面前。平淡中散发着清茶香气，有着朴实的睿智。

中国封建社会主流哲学思想主要有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冯先生列出了“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接着，就围绕这个主轴开始了百家的论述。

孔子推崇“仁义”，仁的本质是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常念及此，人们就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人人都有这个境界，人自然会更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亲人，也会以同样的爱心去对待别人。如果天下人都有此心，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如果把“仁”摆在教育里面，放在教学里，首要就是要求我们爱学生，注重人文教育，其次，便是要求我们用自己的“仁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将自己的“仁爱”的品质传递给学生。

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冯先生将两个人进行对比，很是有趣。儒家的中心观念是仁、义，墨子认为仁义倒是可取，但他用另一个名词叫做“兼爱”，与儒家所指还是有不同。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墨子极力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墨子·兼爱下》）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过实行兼爱而创造出来。尽管他提出的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没有差别的爱在专制等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也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幅极有吸引力的社会蓝图。特别是对于我们广大的一线教师，更应该具有这种思想，对待学生，不分成绩，不论出生，做到“兼相爱”。

诸子百家的思想冯先生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剖析在我们面前，并将哲学思想的演变顺着历史脉络，结合地理环境，分析中国人特有的“人格”，对于我们很有启示意义。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其实它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蕴含在我们工作中，体现在我们的为人处世之中，更深刻的指导着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冯先生将人的不同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在努力加强业务素质的学习，加强教学能力锻炼的同时，我认为道德修养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篇10

我对哲学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对哲学史更是从没有过涉猎。冯友兰先生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是我第一次阅读这方面的书籍。

全书的篇幅并不算太长，作者也尽量选用了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像我这样的读者读来也还不至于感到吃力，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度。限于学识和作业篇幅，我仅对全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有关儒学中理学与心学的内容谈谈我的一点想法。先说说理学，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有这样的表述：“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摘自《中国哲学简史》）读这几句话，我的第一印象是，朱熹所说的“理”似乎和现代人对科学的看法有些相似。既然万事万物有理，为什么中国智慧的古人没有去探求，去发现，建立现在几乎完全是由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呢？书中提到关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一则故事。王阳明年少时听说了“格物致知”之学，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古代读书人的迂阔实在让人觉得好笑。虽然明白“万物皆有其理”，但却将“格物致知”寄托于个人的思考（在我看来是空想），以期最终达到某种“顿悟”的境界，缺乏科学理性。

说到王阳明，就自然要提到新儒学的另一派：心学。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相比之前说的理学，心学对我而言就更难以理解了。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冯友兰先生这样解释“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格物致知，明万物之理。不论是心学还是理学，似乎都有这样的要求。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对万事万物的思考，并不缺少探求真理的精神。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被赞颂和令后世自豪的。可对世界的深入思考并没有为古代王朝带来先进的科学观念，没有能够带来一次科学革命以推动技术进步，以致这个最强大的帝国逐渐被西方拉开了差距，这无疑是值得后人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