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论美国的民主 时辛

读书笔记之论美国的民主 时辛（精选2篇）

读书笔记之论美国的民主 时辛 篇1

读书笔记之论美国的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不是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书籍，比较容易读，很适合当代大学生作为课外读物，曾涨自己的见识。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是托克维尔目睹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因与家庭发生政见分歧，他与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商定，借考察美国监狱制度之名，去美国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1831年，他们在美国游历了九个月零几天，访问了上至美国总统，下到街头报童的美国各阶层人民，这一游历使他完成了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

本部著作的学术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另一方面它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托克维尔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他对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的观点。此外他还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一些极为著名而且后来果真应验的社会学预测。比如，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前途的预测，关于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关于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的预测；尤其是关于美俄两国将要统治全球的预测，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卡连斯基称他为未来学的奠基人，是不无道理的。

本书基本思想，在于承认贵族制度必然衰落和平等与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他说：“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他对两种制度进行比较时说：“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

我们可以从本著作的基本思想来分析概括一下托克维尔的基本观点：

(一)现代性的挑战

现代性问题是经典社会理论的主题，托克维尔把现代社会看作是贵族社会被摧毁以后所形成的民主国家。他所面临的现实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平等化)趋势,而他所最珍视的价值则是自由。同时托克维尔也看到,民主的社会状态隐含着对自由的巨大威胁。于是,他的基本问题便是如何在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民主时代守护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了人们身份的平等，但也使人的自由和独立受到威胁。托克维尔常用“不安的心灵”来描述现代人类的精神状态及其品性。托克维尔认为正是这种不安的心灵蕴藏着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对革命的向往和关于个人主义的思虑等多种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最隐秘的动力。由于对“心灵”的关注，使托克维尔常常将历史的描述与心理的分析结合起来。尽管托克维尔未用过现代性一词，而常用现代的人格来指代，但他笔尖所蕴涵的思想和激情都全部围绕着这一后人称为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过程而展开。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等诸多现代化事件中，托克维尔关注着动荡着的人类心灵的现代性及其困境，他说到：“在平等时期，每个人自然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既没有可以求援的世代相传的朋友，又没有确实能给予他们以同情的阶级。他们容易被人置之不理，受到无缘无故的轻视。”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贵族特权被取消，身份平等使人们愿意从“一己的理性”来亲自思考个人的命运，而不愿盲从人类之外的权威。这使人们失去了贵族时代的团结和对崇高思想的追求，而屈服于多数人的舆论和个人对安乐的无限度的追求，由此造成了在日趋平等的现代社会中，个人反而陷入了失去独立和自由的困境。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

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可以说对现代性困境及其对出路的寻求正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起点，这一起点使托克维尔超越了同时代各种政治思潮，尤其是法国的各种思潮。也使他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独树一帜。

(二)民主及其暴政

1.民主的危险：多数的暴政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道：“美国是世界上研究笛卡尔的学说最少，但却实现得最好的一个国家。”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身份的平等，或者说是民主的社会条件。“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民主”这一概念在托克维尔那里是模糊不清的，“他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在这一条件下，“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情况”、“阶级的观点”均被打破，社会由无数个游移不定的原子组成，“每个人都力图自理，并以凡事都有主见为荣，人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处于利害关系，而不在依靠思想，而且可以说，人们的见解已经只不过是一堆智力尘埃，飘散四方，再无法收拢和集结在一起。” 但是这种“智力尘埃”并不会造成智力权威的真空和无政府状态，托克维尔认为由于个人的理性限制，“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权威的所在处可能变化不定，但他必须有其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决不是漫无节制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他有多大的力量。”

2.以民主的名义：平等的奴役

在一个社会里追求政治平等有两种，每一个公民都有权，或者都没有权，两者都有可能。要么是平等的自由,要么是平等的奴役。多数决定的原则符合平等的原则，一旦多数人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自由。多数人呼唤平等自由，一旦得不到，他们便呼唤平等的奴役。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立的,但在民主中隐含着平等主义的倾向，这又带来了泯灭个性的危险，产生多数人的专制。这种专制主义的特征就是否定自由。

在这种专制下，人是平等的人，每个人都对他人命运漠不关心，每个人都独自生存，除了家人外，不再关心祖国，而整天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公民在统治者的庇护下很少或不太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能力。平等使人养成接受这一切的习惯，甚至把这一切视为恩惠。“统治者就这样„„将手伸向全社会。它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它只让人消沉，却并不直接折磨人，它甚至有着自由的外貌，甚至在人民主权的旗帜下建立起来。这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但要由公民选举的单一的权力机构使中央集权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公民似乎能忍受这种束缚，但这种专制却限制和压制人，使他们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托克维尔看到民主专制下的人格尊严的丧失，而这也是他最为忧虑的现代人的境遇。这正成了卢梭所言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托克维尔真正崇尚的是自由,自由是民主的目的。民主不是与自由同等重要的目的。民主更不仅仅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

(三)革命的目标与实际结果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诞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法国革命抛弃了传统，实现了最彻底的革命，但是革命要实现的结果却遥遥无期。在世界各地，“大革命成为举世瞩目的事件；它无处不在各国人民心中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概念，—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而这种大革命在托克维尔看来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推翻一个旧制度，建设一个全新的制度。大革命的精神是自由，目标是民主，有如大革命的鼓吹者以博爱为原则，目的却是想使人平等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主权名义下的民主专政，也只有这种专政形式才使一切人同时获得了平等——成为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役。革命的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极具讽刺意味，他的资料考证恰恰证明，正是在改革中，而不是在腐朽中爆发了革命。于是他更侧重于从精神的意义上指出：“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

托克维尔认为革命是现代人在失去宗教信仰的常态以后，为获得心灵虚假的安全、自由和伟大而试图在理性主义的支配下寻求社会政治层面的剧烈变革的心理趋势。在革命的导引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短期内多次更换元首，改变舆论和法制，其人民终要染上喜欢变动的爱好，并对以暴力迅速进行的一切变动习以为常。„„由于关于公正和道德的通行观念不足以解释和论证革命每天都在创造的新鲜事物，所以人们便、去追求关于社会效益的原则，创造关于政治的必要性的理论，„自愿地习惯于心安理得地牺牲个人的特殊利益和践踏个人的权利，以期最迅速地达到他们所设想的一般目的”。个体有限性和独立性被抹杀，神化的人被政治化，革命的思想和习惯成为现代性最具实质意义的表现。

(四)自由的实现

面对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最为关注的是如何使人自由，尤其是在民主国家。他认为,“民主的社会状态隐含着对自由的巨大威胁。”于是,他的基本问题便是“如何在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民主时代守护自由。” 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性带给人类的是分裂、孤独，虽然不可阻挡，却可以寻求办法来重建自由。这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二是社会政治层面，前者需要有宗教信仰支撑，后者需要公共精神培育。

1.个体层面：宗教信仰支撑

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主要构成因素。“人的任何行动，不管人认为它有什么特殊性，几乎都源于他对上帝、对他与人类的关系、对自己灵魂的本性、对自己的同类应负的义务所持的非常一般的观念。„„如对这些基本问题持有怀疑态度，就将使自己的行动听凭偶然因素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任其混乱和无力。” 托克维尔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托克维尔认识到，民主时代比任何时代更需要宗教信仰的支持，否则必导致民主的暴政。“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结合，统治着同一国家的。我想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愿望，与日俱增。” 然后他发现在美国社会宗教能够兴盛的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所以人们可以容易改变旧的法律而不触动旧的信仰。

2.社会层面：公共精神培育

在社会层面，托克维尔主张一种公共精神的培育。在民主国家，个人处于孤立、冷漠、软弱的原子地位，彼此除了利益和权利的纠结和冲突外，并无更深层次的关联。如何修正这种破损?托克维尔认为要恢复人的社会性及“公共精神”,他把目光投向了市民社会。

(1)社会中中间权力的缺乏

以前贵族社会存在“领主特权，城市自由和地方行政权”以及“贵族私人和团体”，正是这些中间权力用责任和义务原则将其统治下的每一个人熔铸在一个等级制社会有机体中，使它得以免于来自于一个最高权力当局的干预和压迫，在避免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同时，获得“贵族式自由”。这样自由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持。“在贵族时代保障个人独立的最大原因，是君主不独揽治理公民的任务。他把这项任务部分地交给贵族的成员，所以中央政权总是分权的，从不全面地和以同—方式管理每个人。” 托克维尔认为平等导致中间权力的消失，这种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为个个孤立的个人了，即在社会中铲除了作为中介组织的等级和结社，因而在没有市民社会的情形下使个人直接地暴露于国家的权力，这样，个人就形不成民间的力量，也就难以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有效的牵制。民主政治建立在介于个人与国家

之间的独立组织和社会集团的存在的基础之上。若是没有社会中介的存在，统合的则是“公共意见”就会出现独裁或集权政权。

(2)原子式个人主义的漂泊无助

托克维尔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唤起和培育公共精神。他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虽然不同于利己主义，但“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 当审视现代社会发展时,就会觉得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加深刻、彻底地印证了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评判。现代社会仍然处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

他认为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在本质上却又与专制政权有着内在的亲和力。他说：“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统治者的，所以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在人心的所有恶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统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凉被统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统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统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 正因为这一点，托克维尔认为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在这样的时代，托克维尔认为人们最需要的是自由。如何构建这种自由，托克维尔认为不需要靠恢复共同的等级和贵族。他说：“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制度，而在于从上帝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 托克维尔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

(3)市民社会

读书笔记之论美国的民主 时辛 篇2

关键词：民主,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从Seymour Martin Lipset关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的研究结论问世以来,很多社会学家对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研究。Lipset在Political Man中的理论认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民主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他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它就越容易保证民主。在一个对于欧国和拉美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财富、城市化和教育的合力对于保证民主有积极的作用。他总结到,在政治与经济诸方面的联系中,最广为认同的就是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了。

在Lipset的理论指引下,很多学者沿着类似的思路进行了研究。Bilson认为,在一个寻租社会里,政府会利用政治手段强制的将收入再分配到政治权利集团手中,于是就束缚了社会成员自由的取得社会地位和收入。而经济的发展可以活跃社会中各经济要素,从而抑制这个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是正相关的。

相似的,Pennar等人认为经济发展到民主的过程是这样的,即经济发展使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种不平等使大部分穷人渴望平等,而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这一点。先增加收入,再购买产品,再进行投资,然后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更高水平教育的民众会对政治和公民权利提出更高要求,于是民主产生。

最近,Burkhart和Lewis-Beck最近的研究,加上Londregan和Poole Feng进一步的实证分析,都认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发展。Burkhart和Lewis-Beck的观点认为,我们不但可以说经济增长促进了民主的发展,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主的发展。

相反,Mancur Olson在一个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谈到,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因素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民主的制度比立志发展经济的专政政府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从现实来看,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得益于一个强势的执政者优越的经济政策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往往不能持久。而那些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Olson将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归功于其对于产权的保护。因为保障民主和保证公民个人权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完全相同的。

在对待政权形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Sirowy Inkeles认为民主的进步和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施展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Feng指出,政治经济自由促进了财产权利的保护和市场竞争,这又促进了经济增长。

Leblang认为民主间接的帮助经济增长是因为保证了更高水平的财产权利。私有产权为个人提供了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实证也证实了,保护产权的国家比不保护产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快,民主社会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重视产权的保护。

因此,前人的研究没有提供一个权威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两者的因果关系始终不明确。但是,民主和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标,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主更加进步,经济更加发展,所以确定民主与发展的因果关系在发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基本框架和主要结论

(一)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根据对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背景的分析,对于两者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动员①,而社会动员又会促进政治动员,最后政权制度变得民主。从逻辑上来讲这是由于,经济增长使人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新观点,或者工业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这都促进了社会的向民主化的转型。与之相反,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民主,经济发展也会越来越快。只有在民主社会里,老百姓才有自信认为他们积累的财富会被尊重,才会志立于创造和积累财富。还有一些学者并没有找到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导致更高水平的民主,因为民主的实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个民主的政府自身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二)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民主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言而喻。一方面,经济自发的按照自身规律和自由竞争的原则来运行;另一方面,民主会促进经济中各因素,包括厂商和消费者们,在长期的经济自由的前提下来运行。于是,找到理论依据来支持民主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原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其原理十分简单,假设如果X导致Y那么X的变化一定优先于Y,除此之外,如果在模型中引入X的置后能比单独使用Y的置后更好的对Y进行预测,那么,X是Y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样本中,34%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民主水平的格兰杰原因;31%的国家民主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9%的国家两者相互影响;25%的国家中两者没有表现出有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主要说明

相对于早期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原文成果的进步意义在于:我们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例中经济增长先于民主,这证实了Arat的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水平的提高,在某一特定时段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有趣的是,虽然和这个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论,Gonick和Rosh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原文研究发现与Burkhart和Lewis Beck的不同。使用一个面板数据集,Burkhart和Lewis Beck也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混合时间序列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是民主产生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原文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因果关系不能推广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研究中矛盾的结果可能是源于其实验设计、数据集或者变量的量化上的区别。

(四)文章主要结论

总之,基于对于32个发展中国家民主与发展关系的分析,原文不能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给出明确的结论。即将32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经济增长率用明确可测量的指标来表示后,通过对其进行格兰杰检验来疏理出其因果关系的方向。原文实证研究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引起民主和民主引起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三、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之处

为了回答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问题,原文采用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于前人的研究中使用过的方法有许多优点。

首先,前人的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和多国数据。但是根据Jung和Marshall,一个横截面研究方法假定各个不同的国家是相同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纵向的模型设计对于我们观察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动态过程是有必要的。

其次,前人的大多数研究暗中假定要么民主早于经济发展要么经济发展早于民主,但是两个方向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但是用格兰杰的方法没有这种假定。

再次,前的研究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延时的关系。民主可能在一个国家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的若干年发生,或者经济繁荣可能在一国达到民主之后的若干年发生。但是,基本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个关系。在这项研究中采用格兰杰方法将两个变量设定为内生的,可以考虑到一定时期内两个变量之间各种即期和延期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的贡献在于,基于之前研究的论据之上,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模型。

(二)不足之处

原文将民主细化为政治参与度、包含度、竞争性和民事自由等几个方面,再利用从1950年到1982年共三十二年中三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分析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文中没有详述民主四个方面是如何加权成为一个总的代表民主的变量的,那么可能作者对于这几方面在民主中所占的比例的判断不能非常客观。

二是,因为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是一个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二年的时间中,一段时间里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在下一段时间就是经济增长促进民主,这就好像“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三十二年的时间里,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最后我们根据最后鸡和蛋的数量来判断到底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这不太符合逻辑。

三是,将民主包含四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间和效果可能不同,可能将一些民主和增长的相互作用相抵消了。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度促进经济增长时,竞争性也能会抑制经济增长,那么这两种作用的结果就抵消了。而这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都是影响原文最后无法获得一个明确的结论的原因。

四、方法启示和理论启示

首先,以后试图分析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不能只简单的将民主用可以测量的数据来表示。因为我们只想直接找到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了追求几个复杂的和细微的区别而将民主分解的做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目标。但是,未来这个领域的工作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复杂的对于民主的量化要求。

其次,我们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的研究发现基于将民主与经济发展简单的量化,这也表明了影响两者因果关系判断中其他可能因素的存在。这些其他可能因素包括对于发展时间的测量,地理物理学因素,比如,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比如鼓励出口和进口补贴,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冷战联合,国内的制度原因比如被统一的制度环境所孤立,政府稳定和世界系统中的地位。

这些可能的影响会单一的或联合的对于民主发展关系发生影响的观点是不太正确的。比如各国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达到不同的成果。在南韩和台湾鼓励出口的政策带来了它们显著的经济增长。那么,如果我们说,采用不同的发展计划可能影响他们各自经济增长前景和民主的话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样,一个国家坚定的参与美国冷战同盟并对于美国有着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的国家,相对于那些没有加入冷战联盟的国家,其面对的市场准入挑战是不同的。美国的盟友向美国出口产品时,常常享受特别的市场准入代遇。但是美国对其盟友的影响会对这些国家的民主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懂得把握不同国家经济与民主的独特属性来具体分析其增长与民主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想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是想在了解民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机制之后,通过对民主和经济的变量进行一定的调节来让“鸡生出更多的蛋,蛋生出更多的鸡”,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设计和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对方,又是与具体的国家和该国政治经济的属性分不开的。可以理解为不同种类的鸡生蛋的速度,和蛋孵化出小鸡的速度不同。所以想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相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此,原文的结论“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可能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终点。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的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机制等知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经济政策,通过调节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民主的进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参考文献

【1】Microeconomic Theory,Mas-Colell,Whinston, and Gree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A Causal Analysis Uk Heo,Alexander C.Ta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Jul.,2001),pp. 463-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