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述

传播学概述（精选6篇）

传播学概述 篇1

摘要，传播学者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传播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在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社会学的地位、传播学本土化的路径，西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局限以及传播理论在中国新的传播语境下研究的新进路进行了探析和反思。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结语

传播学概述 篇2

在知网中对“中国梦”的研究情况进行检索,限定检索条件为高级检索,搜索时间为2012年11月19日-2015年11月19日;关键词为“中国梦”,共得到58131条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12月19日期间按照同样方法检索得到的文献数量的41倍多。这些文献包括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硕、博士论文,中国及国际会议论文,报纸上刊登的文章等。

针对“中国梦”为主题的研究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而且每个领域的文献数量有很大差别。经统计,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在政治领域最为活跃,包括“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共产党”“政党及群众组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等在内的政治方面的文献占了总体的45%左右;其次,在教育方面的文献,包括“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占全部的21.5%左右。

然而,在新闻与传播学科的文献只有1288篇,仅占总体的2.4%,可谓沧海一粟,在这一学科视域下关于“中国梦”的综述更是屈指可数。因此,把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研究的文献进行整合、分析,得出一定的结论,为以后进一步在该领域内对“中国梦”研究做理论准备。

1关于“中国梦”的对内传播研究

1.1结合国内某个或某类媒体对“中国梦”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或提出相应对策

如孟建、孙祥飞的《“中国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基于新浪微博16万余条原创博文的数据分析》(2013),认为“中国梦”已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符号,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进行自我想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1]。又如蒋晓丽、贾瑞琪的《主流媒体对“中国梦”的意义建构——基于<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2014),对《人民日报》自“中国梦”被提出以来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

1.2探析“中国梦”在特定群体中的传播效果

如《“中国梦”新闻传播效果初探——基于对国内8城44名都市白领的问卷调查》(韩春秒,2013)。还有申琦、廖圣清等的《传播与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2015),通过网络随机调查得出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大学生获取“中国梦”信息的渠道较为多元等一系列结论。

2关于“中国梦”的对外传播研究

2.1对“中国梦”国际内涵及外延的解读

俞正樑《中国梦的三重国际内涵》(2013)分析了“中国梦是世界梦的重要部分,中国梦对世界梦的实现路径有着重要启示,中国梦是世界梦的希望之光”三个方面。孔根红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2013)针对外界的曲解和疑虑,厘清了“中国梦”的国际内涵及价值导向。

2.2分析“中国梦”的世界反响,研究国外媒体对“中国梦”的报道及观点态度

孙敬鑫就“中国梦”提出后,国外媒体的回应做了相关总结,并对深化中国梦的对外传播提出了建议(2014);王义桅的《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2013)指出了国外民众、学者或者媒体对“中国梦”的不合理解释甚至歪曲报道,并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从“中国梦”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刻剖析。

2.3“中国梦”对外传播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蔡名照的《把中国梦对外宣传好、阐释好、解读好》(2014)认为,做好中国梦的对外宣传和阐释,要注重从历史层面、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全球层面,把中国梦的思想内涵、价值追求、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讲清楚、说明白,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了解和认同。贾庆国认为,要想让世界认同和共享“中国梦”,除了需要进一步改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方法和加大投入以外,还应客观平衡地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以积极、开放、进取和包容的心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3结语

对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梦”的对内对外传播研究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中国梦”的内涵、解读、传播路径上,定性研究比较多,且大多只是对国内或国外传播的单一的研究。“中国梦”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现象,需要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其内涵,进而排除误解,消解偏见,找到合理的传播途径。

摘要：随着“中国梦”概念的正式提出,学界掀起了“中国梦”研究的高潮。本文从对内、对外传播两个角度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整理,试图把握研究的进展及不足,以获得在传播学视域下对“中国梦”研究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传播学,中国梦,综述

参考文献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篇3

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

――读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华夏出版社207月版，译者邵志择）

亚里士多德曾将“生态”理解为“家庭”（Household），强调要理智镇静地保持家庭的井然有序。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的“生态”一词，认为生态是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在传播学领域，麦克卢汉最先使用“媒介生态”的隐喻，美国生态学家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则首次公开将其进行学术定义，认为媒介生态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大卫・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使用“传播生态”的概念，则试图具体地“揭示信息技术（IT）、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和融合”。（2页）

在阿什德看来，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至少由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构成。这样的传播生态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流动的结构，是种发展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框架。框架内的信息技术按传播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把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作者对作为传播生态案例的具体行为和事件，如瓦科的灾难、条形码监视、GONZO审判、失踪儿童问题、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海湾战争与后新闻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定性分析和思考后认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随之变化的传播范式在行为者的融合下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发生在传播生态的情景中。

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海湾战争和索马里入侵等成了完美的“电视节目”，电视网根据五角大楼炮制的计划脚本报道战争，将中介的图像转播给受众以体验“真实的现实”。这些战争其实是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聪明炸弹、海事卫星等）和被五角大楼接受并操纵的传播范式的融合下，由五角大楼和电视网共同谋划并执行的事件的最后一环。

该书特别提到了在这种传播生态衍生下的两种典型的电视新闻范式。一种是由日常的新闻事件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封闭的官方观点和排他性的主题，通过图像描绘事件的两维特性；对应的是由记录片式的主题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开放的官方观点和包容性的主题，通过背景、情节、讨论等描绘事件的多维特性。

阿什德在书中重点考察的是具体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因此该书没有也未曾企图构建所谓传播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从英文书名“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与传播互动并变迁的文化视角中分析传播生态现象。在此层面上，作者的意图已部分达到，如非常深刻地讨论了电视的传播生态，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承认，希望通过他的阐述能引起电视以外的传播生态的讨论，能更深入地分析在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下的文化变迁。

该书的中文译名“传播生态学”也因此值得商榷，直接译成“传播的生态”似乎更能贴近作者的意图，不必在讨论某种现象或领域时都冠之以“学”。（某本讨论网络经济的书竟被译成流行的“传媒经济学”的书名！）另外，在传播生态学学科仍在探索和构建的背景下，该书作者踏实地去发现问题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急急忙忙地将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生物生态学）机械地移植以创建所谓的“XXX学”。该书的讨论已超越了移植和隐喻的阶段。

大卫・阿什德对传播生态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学者目前研究焦点在于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而此书对人们的启示正如书中所言：“追问和发现的过程影响着我们所学的东西和所提出的问题。”（59页）（周俊）

放弃交流的幻想

――读彼得森《交流的无奈》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何道宽)

作为“会说话的动物”，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事交流活动。在大众传播媒介充斥耳目的现代社会，交流除了作为一种行为，更主要的是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关涉到个人经验的沟通、社会关系的建立、民主的推行和社会的发展等等方面。我们用交流能力来给人类定义，对交流的经验信赖有加，而很难接受“交流是不可能的”这一令人懊丧的论断。美国学者彼得森写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就是一部粉碎“交流乌托邦”的著作。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说：“交流”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交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换言之，完美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对“交流”的考察与分析基本上循着两个思维理路进行：一方面，他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交流观进行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察，从中追寻交流失败的根源所在，对“交流是心灵的共享”这一乌托邦的梦想做了批判；另一方面，他努力为走出交流失败的梦魇寻找一种新的办法，即以追求彼此的关爱来代替追求完美的交流，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为的障碍，实现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的协调。

“交流”一词具有多义性，作者在该书中将“交流”界定为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和点对面的信息流动。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包括爱欲交流、心灵交流、对话、书信、电话等所有一对一的互动交流，一种广义的“对话”。这是交流的理想形态，但“对话”难以规避霸道的举动和道德特权，而且同样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这种理想是不充足的”。点对面的信息流动是书面、广播等形式的交流，一种单向的“撒播”，人类历史的发展使撒播成为“我们的命运”，而凭借符号和机器进行的撒播，又怎能保证意义跨越两个脑子成功地迁移呢？这两种失败，正是作者立论之所在。

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这样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遗余力地试图回答。苏格拉底就向往一种爱欲式的灵魂交往，但这种互惠的理想交流能否真正实现？作者对此持有疑问，相反倾向于耶稣的撒播观表现出的民主和公平。黑格尔、马克思、克尔恺郭尔等思想大师就自我、符号与世界提出的新视野，都从不同角度证明着交流的不可通约性。作者饶有兴趣地对招魂术和天使学进行了描述，实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揭示――肢体与符号永远是交流真实性难以攻破的堡垒。在改变时空的大众媒介出现的时代，一直幻想的超越肉身和语词的交流方式似乎能实现了，但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解释性的，而解释的后果是解码和编码未必对应。人类想当然的理想交流依然不过是在“向天空说话”。

不难看出，作者关于“交流失败”的论断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对语词符号的怀疑和面对媒介机器产生的困惑。文字等符号包围着我们，我们却无法判断符号是世界的客观图景还是诠释性的自我投射；而以媒介机器为中介的交流方式，使个人无法独立、直接地与世界和他人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成为奢望。这两种焦虑一起压迫着我们，使得交流看似桥梁，实际上是沟壑。我与“他者”、远与近、内在思想与外在语词的距离不是消泯，而是不可遏止地拉大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田园牧歌式的、没有扭曲的交流梦想被粉碎了，“交流的失败”使彼得森的言辞间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气息，但同时充满着悲悯和爱心。面临无法交流的窘境，作者的态度是，与其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交流，不如相互爱护，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E•弗洛姆说，如果这个井井有条的社会里，报刊传媒停止运行一周，数以亿计的精神崩溃即将发生。彼得森这本书的独特，正在于对林林总总的麻醉方式的猛烈抗争。 （胡森林）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191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这是传播学的加拿大学派先驱、麦克卢汉的老师伊尼斯（通译“英尼斯”）的传播学经典著作。除了译者前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外，全书共分为七章，每一章后都有引文注释。作者以不同的媒介作为文明划分的标志，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一、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二、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的选择在社会体制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生活稳定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和绪论中谈到以下的思想：“我所做的工作，是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探究传播的意义，并说明其背景。”“我试图……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政策的指正，反映具体的媒介的效用，看看它们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李予惠）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172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该书引用大量的史实，采用历史哲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尤指西方文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书前有译者序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全书共分八章，每章后均有引文注释。作者先按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期，提出传播偏向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有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作者认为，保持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随后他对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18世纪的英国出版业、美国新闻业进行了介绍，认为新的媒介的出现，会造成新的传播偏向，导致社会动荡。书后附有译者后记。

该书由作者的八篇文章集结而成，目的是为了详尽地解释他的另一著作《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主题。整个行文较为难懂，但用语精炼，逻辑性强。麦克卢汉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文章：“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它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它，虽然要花掉一点时间，但还是节约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袁琳）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191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本书是拉斯韦尔1926年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正文除拉斯韦尔和杰克逊.A.吉登斯（Jackson.A.Giddens）合写的导言外，分为九章，依次为：当下事务、宣传组织、战争罪行和战争目标、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宣传条件和方法概述、宣传成果。展江为该书撰写长篇译序《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

作者运用社会学定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阐释了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组织形式、运作状况以及效果。拉斯韦尔认为，“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具之一”。“它……通过重要的符号……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朱至刚）

二、新闻传播学套书的出版成为一种潮流。这年的许多书，都是以套书的形式出版的，这在学术上有的是有意义的，但多数还是商业上的考虑更多些。复旦大学出版社这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8本，首开出版系列研究生教材的先河，值得肯定，总体上的水平尚可，尚存在学术水平的差异。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的“新概念传播学丛书”8本，窄条薄本，插图漫画，形式颇为新颖。作为一种普及读物，总体水平不错，但同样存在水平的差异。中国广电出版社关于主持人业务的丛书一套9本，策划较为周全。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关于传媒经营的书，可操作性似乎不够。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传媒经济的书，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给人一种拼凑材料的感觉。北广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广电传媒经济的书，谈一系列的战略发展问题，估计是专给少数领导人写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以传媒经营话题为主的丛书，带有较强的时效特征，不乏思想火花，但其中的多本书，也给人一种匆忙编就的感觉，难以较长时间留住读者的目光。

这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一套英文原版新闻传播学的书，从理论到业务，相当全面。这是新闻传播出版领域的一种新气象。人大版包括人类传播理论（小约翰）、创造性采访（梅茨勒）、大众传播的里程碑（洛瓦里、德弗勒）、编辑的艺术（布鲁克斯、西索瓦）、全能记者必备（莱特尔）等，清华版包括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温默、多米尼克）、大众传播研究基础、延展与未来（巴兰、戴维斯）、新闻报道与写作（孟彻）等，都是较为著名而重要的大学教材。这类书的出版，对于提高在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传媒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势的书籍仍然较多。这些书常以“大趋势”、“大变局”、“大转折”、“前沿”、“大观”等作为书的标题，但多数给人以拼凑的感觉。如果说出版一些关于传媒发展的宏观性描述的书籍还有人看的话，2003年再出版同类的书籍就显得过剩了。但是这类书籍可能由于出版惯性，又推出一批，而且动不动就是五六百页、大开本。不能说完全没用（资料性的价值是有的），但是用处有限。关于传媒经济的书这年出版得也较多，同样存在掺水过多的问题。

四、“主编”的书（不是指主编套书）明显上升，个人独著的书在减少。有些很厚的书或的教材，一个人或数个人主编，一群人（包括研究生）参与写作，从题目上看很像回事儿，但内容不过是把专业知识按照一定的策划要求重新排列组合一遍。这类书有价值的不多。它们大多是出版社或新闻传播院系策划的结果，也有的是某项集体研究课题的成果，出版了，上报了，也就放在那儿了。这年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普通教材，从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电概论到各种新闻业务的教材，仍然出版了不少，大多内容重复，总体水平有限。

五、值得提及的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书籍中，新闻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在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新闻与宣传思想的研究方面，提供了较新的论证。《新闻价值论》（杨保军）从哲学角度对这个话题给予了更深的考察。《暗访与偷拍DD记者就在你身边》（徐迅），从法理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这种记者行为如何违背传媒的职业规范。《比较新闻学》（张威）以较宽广的视野，为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卷》（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传媒的年度发展为研究对象，给予较为学术化的分析，总体上是有水平的。

新闻史研究方面，《晚清报业史》（陈玉申）、《中国教育新闻史论》（李建新）、《<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饶立华）等等，作为局部或个案研究，在目前研究氛围浮躁的环境中得以出版，是值得关注的事情。《新闻春秋》（方汉奇主编）作为2002年新闻史学会的论文集，其新闻史研究部分展现了近年的研究成果，水平是颇高的。这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方汉奇文集》和《宁树藩文集》，为新闻史学留下了两位大家的文宝。

传播学研究方面，《人与人之间DD人际传播论》（王怡红），是一本好看的学术著作，将学术性语言与生活语言融合了起来。《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相当全面地阐释了当代符号学的各路代表人物的理论体系。《单向度、超真实、内爆》（石义彬）对当代西方思想进行了较全面地阐释。这年出版的《传播学引论》（李彬）修订版，扩充了相当多的新内容。《传播统计学》（柯惠新等）的丰富内容与它物理上的厚重相匹配，可以称为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库。

下面是部分提到的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著。33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该书全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信息传播、新闻、党报和党报体制的文献；研究了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前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关于党报、新闻和宣传的思想。除绪章外，全书分为二十二章75节，其中马恩八章，列宁八章，斯大林一章，毛泽东二章，刘少奇、邓小平及江泽民各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4页。

作者在绪章里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作为一种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体系来研究，重点研究不同的环境条件、个人特点如何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面，进行适当的比较分析。”（李小冬）

《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徐迅著。34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法的专题研究著作，全书分为四篇九章29节。四篇的标题是：暗访记者就在你身边；暗访与偷拍的法律陷阱与道德质疑；暗访与偷拍采访方式的运用与抗辩；学者访谈录。该书采用了许多新闻实践中暗访的实例来论证问题，第一篇论述了暗访的各种形式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的争议。第二篇从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视角，分析了暗访与法律、道德间产生的各种悖论。第三篇论述了关于暗访的各种法律禁区，强调尊重授权和公共利益原则，并谈到各种法律上的补救措施。第四篇是作者与新闻学者陈力丹、魏永征关于暗访话题的对话录。书后附有参考书目57条。

作者对我国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成风的现象表示忧虑，她认为，暗访与偷拍本身具有非诚信的性质。对此，“学者们谨慎，记者们激情，但这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法律只有一个，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标准也是公认的。作为行为规范，法律和道德都会对暗访与偷拍做出回应，不论中外。”（105页）（陈力丹）

《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51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该书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论述了不同文化间新闻传播现象、体制、观念的比较。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十二章76节，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23页。上编论证了进行新闻比较的历史背景、研究方法和比较中存在的难题；下编对各种新闻观念、体制、报道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对“新闻”概念、信息自由流动、媒介引导、客观性与阶级性、软硬新闻、正反面报道、典型报道、调查性报道的不同理解。

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该书的特点：“简单的比附是本著作力求摆脱的。”“本著作选择的一些比较话题特别注重对那些似是而非问题的廓清，不求笼统、囊括一切，但求精当、有的放矢。在方法上，本著作的着眼点不仅注重展示理论是怎样说的，而且注重检视媒体是怎样运作的，尤其注意揭示一种异化的规律。”（陈力丹）

《中国传媒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卷），罗以澄等主编。290页，武汉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本卷报告集中研究了中国传媒及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各方面情况，共有23个分报告，涉及中国传媒市场、电视产业、网络发展、广告市场、电视纪录片、电影、香港媒体发展、澳门媒体发展、宁杭沪电视新闻、武汉市民接触传媒调查、国际科技影视节观察、舆论监督、新法法研究、电视偷拍采访的法律环境、中国报业集团、大公报1再评价、新闻传播书籍、世界新闻史研究、中国十大新闻界新闻等等的年度情况。方汉奇、童兵、陈力丹、喻国明、陆地、李少南、方晓红、魏永征、徐迅、闵大洪等等学者参加了研究报告的写作。书后附有2002年中国十大新闻界新闻调查问卷。该卷第二、第三主编是张金海、单波。

单波在代序言中写道：“目前的中国媒介发展一方面依然呈现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冲突，……另一方面，它又进入到后现代的语境中，……必须超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必须超越西方现代传媒的固定模式，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陈力丹）

《晚清报业史》，陈玉申著。31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

该书对晚清报业的创兴、演进与影响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探讨。与传统的中国新闻史以时间为主线不同，该书以晚清办报力量的特点作为分类和主线，以时间为辅线，来描述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业的发展。除了作者前言和参考书目举要，全书共七章，前六章分别考察了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情况、早期国人的办报、维新派办报历程、革命派办报历程，第七章则介绍了官报的兴办和报律的制定。全书重点介绍了各种办报力量中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报人和报纸，并且辅以大量的例证和图片：报纸的封皮、版面、创办人照片、内容的摘录、图表等，向读者展示了晚清报业的图景。

作者在前言中谈到著书的目的：“重在阐明报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之间的关系，揭示报业在晚清大变局中的作为与贡献，展现报人言论救国之精神。” （李予惠）

《新闻春秋》，方汉奇主编。56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002年11月，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会议的论文集，共收入新闻史、新闻史方法论、新闻理论、传媒经营、新闻业务、电视与网络等六个方面的论文73篇。书前刊载三件史学会的文件，书后是会议综述和会议工作总结。方汉奇、纪宗要、丁淦林的会上发言作为代序。

该文集的代表性文章是赵玉明、李磊对新闻史最近四年研究的详尽概述《跨世纪四年间中外新闻史研究成果巡礼》。作者们谈到四个“引人注目”：第一、老一辈新闻史专家继续推出一批质量很高、工作量很大的学术成果。第二、北京和上海继续保持着研究工作的领先地位，其他城市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第三、海外、港台新闻史专家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第四、在断代史、专史、地方新闻史志、新闻人物传记、史话类通俗读物、纪念文集与论文集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推出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新闻史著作。（陈力丹）

《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王怡红著。319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这是一本研究人际传播的书，全书分为三编七章32节。三编的标题是：谈相遇：你与我；谈相交：关系的空间；谈相知：对话与理解。第一编论述人际传播中双方的心理互动，第二编论述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和效果，第三编论述人际传播的策略与对话技巧。

作者在《绪论》中就这本书写道：“在确定研究线索时，我决定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由相遇引导出的人与人的相交、相知，从而达到认识自我与他人的个体间的传播过程中。围绕这个传播研究的框架，我选择了一些与‘相遇’有关的理论及观点。……对于人际传播，‘相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其涵义之宽阔厚重，足以容纳人际传播的许多重要内容。诸如人与人的言说、倾听、冲突、协商、合作、对话等。”（陈力丹）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著。39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该书以一些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为纲，较为全面的阐述了符号学的各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体系，包括索绪尔、雅各布森、乔姆斯基、萨丕尔、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德里达、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皮尔士、莫里斯、伽达默尔、艾柯、巴赫金、福柯、戴伊克等等。全书分为六章：导论、语言与符号、结构与符号、符号与意义、文本与诠释、话语与权力。书后附有参考文献6页。

作者在引言中写道：“各种探索及理论不管属于什么学科，最终都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赡的学术资源，而对注重宏观结构、历史背景和深度模式的批判性传播研究即传播学批判学派来说，研究符号问题与研究传播问题甚至往往就是一回事。”（陈力丹）

公文概述[模版] 篇4

一、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打“√”，错误的打“×”）

1．公文虽然不是个人作品，但可以体现个人意志。

（）2．单位内部使用的公文，标题可以省略发文机关。

（）3．公文的权威性和行政约束力以国家法律的强制力作保障和后盾。（）4．份号就是发文字号。

（）5．成文时间与印发时间是同一名称，区别是所处位置不同。

（）6．联合行文的公文，其必要条件是机关单位必须平级。

（）7．公文主题词就是反映公文主题意图的词。

（）8．印章是公文合法、有效的标志，一切公文都应当加盖公章。

（）9．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都是收文机关。

（）10．引用公文应先引发文字号，后引标题。

（）

二、根据下列材料拟写公文标题，要求采用完全式标题。

1．公文标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粮食财务挂帐的有关规定，现就清理粮食财务挂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内容略）

发文机关：财政部、审计署、商务部、国家粮食储备局

2．公文标题：

××县为加快体制改革，成立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后，启用了新的印章，需要让有关方面周知。

3．公文标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旅游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加强旅游规划管理，充分发挥旅游规划在旅游开发建设方面的指导作用，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我局制定了《旅游发展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发文机关：国家旅游局

4．公文标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在全国逐步推行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制度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三、下列各题根据材料所拟标题都存在一定的错误，请指出相应错误并拟出正确的标题。

1．合龙市人民政府向所属机关单位发文决定成立合龙市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以进一步治理本市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简称“三乱”）现象。

所拟标题：合龙市人民政府关于合龙市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的通报

错误是： 改正： 2．恩施市人民政府就该市人事局《关于做好人才流动工作的意见》转发给所属区、县人民政府及市政府各委、办、局。

所拟标题：恩施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人才流动工作的意见》的转发通知

错误是：

改正：

3．《农业部关于加强群众渔港建设的报告》已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将上文转发给有关部门。

所拟标题：国务院关于转发《农业部关于加强群众渔港建设的报告》的通知

错误是： 改正：

4．昆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定了《昆江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发给下属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所拟标题：昆江市办公厅发布昆江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错误是： 改正：

四、根据下列材料，为浙江省商业厅拟写一份公文，要求使用法定行政公文的正规格式，有眉首、主体、版记及必要的格式要素，并将分配给各地区排涝抗旱用的汽油、柴油量制成表格作为附件。（材料中×可具体化）

200×年7月份以来浙江省部分地区受到旱涝的影响，特别是内涝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威胁。

为了支援排涝抗旱斗争，浙江省商业厅积极贯彻执行省政府指示精神，并用电话向有关地区作了传达了这一精神。

浙江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受灾地区的排涝抗旱工作，指示省商业厅对受灾地区排涝抗旱用汽油、柴油，在节约的原则下要认真做好安排。

浙江省商业厅根据各个地区受灾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各受灾地区排涝抗旱用的汽油、柴油分配方案，该方案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协商确定，并经省农委审查同意。

200×年8月10日，浙江省商业厅给各地区商业局，宁波、温州市商业局，杭州市第一商业局发文，下达以上方案，要求各地区、市赶快和有关部门一起，按灾情及实际需要，抓紧分配到县，分配到县的数量要抄省燃料公司以便及时安排。

这份文件需同时告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财办、各县商业局、各燃料二级站（地区公司）、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各市县燃料公司、省燃料公司、省农委。

排涝抗旱用的汽油、柴油分配量（以吨为单位）：

汽油共300：杭州地区80，嘉兴地区120，宁波地区30，宁波市20，绍兴地区50。

柴油4000：杭州地区650，嘉兴地区1250，宁波地区250，宁波市（包括镇海县）25，绍兴地区400，温州地区450，温州市25，丽水地区300，台州地区300，金华地区350。

校长办学思想概述 篇5

校长办学思想概述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构建高品位的校园文化，进一步传承学校传统精神、塑造崭新的学校形象，我们出台麻坪镇中心小学校长办学思想概述，以集中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增强校园文化氛围，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构建团结、和谐的魅力校园。

校训（学校的灵魂、指导全校的行为准则）：崇德、博学、自强、奋进

崇德：诚信立德理想崇高情操高雅品德高尚

博学：勤奋努力博闻强识聪明智慧追求卓越

自强：勤勤恳恳态度踏实意志坚强攀登不息

奋进：好学进取奋发图强立志有为超越自我校风（学校个性特征、道德风貌的体现）： 文明、和谐、求实、进取

文明：举止文明谦逊礼让遵纪守法道德高尚

和谐：教学和谐师生和谐环境和谐和谐发展

求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力戒浮夸真抓实干

进取：自强不息锐意进取锲而不舍永不却步

教风（教 师 的 教 学、科 研 的 作 风）：博爱、严谨、敬业、创新

博爱：尊重学生关爱学生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严谨：严于律己脚踏实地勇于探索精益求精

敬业：爱岗敬业善教乐导因材施教无私奉献

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学风（学生学习的态度、精神与行为准则）：乐学、善思、明理、诚信

乐学：博览群书博大胸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善思：勤于思考善于探究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明理：为人正直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

诚信：诚实守信厚德尚真做中悟道知行合一

队风：诚实、勇敢、团结、活泼

诚实：为人正直言行一致务实求真气氛和谐

勇敢：勤恳努力勇于实践克难攻艰勇往直前

团结：通力合作互相促进团结奋进力争上游

活泼：天真无邪开朗热情兴趣广泛快乐成长

领导作风：勤政奋进民主和谐

办学宗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为孩子的成功人生奠基为孩子的辉煌明天喝彩

办学特色：以人为本明理起智科学管理质量至上

文明校园民主和谐全员参与全面发展

办学理念：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管理机制：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时时人在干

治校方针：以德立校依法治校民主理校

科研兴校质量强校强师兴校

教师目标：做最受学校信赖的教师

做最受家长满意的教师

做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学生目标：在校做个好学生

在家做个好孩子

在社会做个好公民

传播学概述 篇6

客家文化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独特的文化, 极具鲜明地域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客家文化作为客家地区灿烂文化, 承载着客家人们的情感, 构建着客家人们丰富多彩生活。客家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无时无刻影响着客家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体现了客家地区的独特文化。随着全球信息化的飞速发展, 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手段,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客家文化的产生和存在的继承和发扬离不开媒介的传播。网络逐渐成为继承和发扬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 成为世界了解客家文化的窗口, 成为国内外客籍人士与客家文化沟通的桥梁。建立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品牌网站, 网络要担负起传播客家文化的重任, 全方位地、有针对性、真实提供有关客家文化的信息, 拉近了国内外与客家地区的距离, 开拓了客家文化文明的传播空间, 提升客家地区在全球的国际形象, 不断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使历史悠久的客家文化在海内外得以传承, 紧紧地把国内外客家人团结在一起, 成为客家文化人们之间沟通的桥梁[1]。

一、客家文化网站的新闻栏目

以客家网站为例, 网络的客家研究不再像传统媒介局限在客家源流和方言等方面, 研究范围越来越广,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客家网站主要从客家风情、客家民俗、客家文艺、客家新闻、客家人物、客家民居等多方面展示客家文化, 利用网络这一平台, 以最大化传播客家文化的信息, 对于弘扬客家文化有重要作用。

客家地区的报纸表现出客家地区特有的文化气息, 符合客家地区文化大众的品位要求, 读者能够在阅读中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客家地区报纸将客家地区的人们生活的一般的或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报道, 本地人要了解所在客家地区的新闻, 订阅当地报纸也是他们首选之一。但是在国内外非客家地区生活的人们, 过去要订阅客家地区的报纸, 这个愿望就难于实现。即使是在国内能订阅, 拿到的也是旧报纸, 失去了实效性。但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 网络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国内报纸逐渐拥有自己的网站版报纸, 以便满足更多的受众需求。客家地区的网站专设了电子版报纸新闻要闻, 内容实施免费阅读, 编辑随时可以对客家文化新闻内容进行更新。网民通过网站可以浏览过去和当日客家新闻要闻, 及时了解客家文化的有关动态。

(一) 样本抽取

以中华客家网的网站为例[2], 版面设计比较清晰, 读者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栏目, 本地新闻报道通过网络加大本地新闻的报道力度和报道规模, 满足读者的需求。网络版报纸信息容量大, 方便读者便于查找, 通过各种链接, 将动态的内容提供给读者。中华客家网的内容框架主要由祖地龙岩、新闻中心、图片中心、客家影音、客家精英、客家文化、客家之旅等版块组成。网站主要介绍客家要闻、客家的风俗习惯、客家建筑、客家美食小吃、客家姓氏渊源等情况。

(二) 客家文化网站新闻报道地区分布

报纸作为传统媒介之一, 它无时无刻影响着人们, 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报纸与网络媒体相结合, 充分发挥其优势, 不受任何版面和截稿时间限制, 对刚发生、正发生的新闻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平台编辑发布上去, 满足受众阅读需求, 达到双赢的局面。网站客家新闻报道的文字短而精, 实效性较强, 具有海量性、巨大储存、超越时空性和超文本性功能, 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提高客家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度。

以中华客家网为例[3], 截至2010年12月1日客家新闻栏目共有120篇都是报道国内外的客家地区新闻, 覆盖地区范围有广东河源、惠州, 福建宁化、永定、龙岩, 江西赣州, 广西博白县、上杭, 台湾花莲等地区。其中广东新闻报道57篇, 江西新闻报道20篇, 福建17篇, 广西6篇, 河南1篇, 港澳台7篇。新闻报道都是以客家文化为主要内容, 报道的范围锁定在国内拥有1000多万客家人口最多的广东省, 其中广东河源、惠州、梅州、韶关和揭阳是全国最集中客家人的聚居地区, 中华客家网还特设了两岸客家的栏目, 针对台湾的客属同胞, 大篇幅地报道台籍客家人士的新闻。

中华客家网络新闻可以随时更新内容, 不受到地域的限制, 每天的新闻内容具有海量性和巨大储存功能, 能存储过去和现在的信息, 同时满足本地和外地受众获取信息的需求。

(三) 客家文化网站新闻报道主角类型

以中华客家网为例[4], 客家栏目新闻主角类型是客家普通百姓, 不再是对政治人物作为主角人物进行新闻报道。客家新闻让客家民众充当新闻的角色, 角色有来自商业、农业、旅游业、工业等各行各业代表, 具有大众性、广泛性、基层性, 在网络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普通民众的身影, 反映出他们在客家地区的生活。例如《客家老人乐享山歌延年益寿》这则新闻是主角类型是客家老年人, 对赵婆婆、何婆婆、钟导演等几个人采访, 道出普通人爱唱山歌的心声, 山歌歌词中反映了客家人真实生活, 抒发了客家地区人们情感。又如《海内外百对新人在东莞体验客家婚俗》这则新闻报道了在广东东莞凤岗镇举行的2010客侨文化节开幕仪式上, 来自深圳、广州、香港等地的10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客侨风俗婚礼, 100对新人经过颠花轿、淋菊水、过米筛、跨火盆、新人现场拜堂等传统又特别客家婚礼, 展示了客家地区文化婚嫁风俗。客家地区文化婚嫁风俗还包括出嫁带伞的习俗、上轿吃糖水蛋习俗传说、上轿新娘不下轿等习俗, 这些传统习俗都是客家人们在客家地区形成婚嫁习俗, 这些习俗通过网络的报道, 更加生动, 使人难于忘怀。客家网络新闻内容以普通客家人的生活点滴进行报道, 以一个小镜头投身出客家大社会的方方面面, 轻松和贴近生活, 提高网民的点击量和提高网站的知名度。

(四) 客家文化网站新闻报道类型

软新闻是指人情味较浓, 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无多大关系, 能引起受众感官刺激和阅读、视听兴趣, 向受众提供娱乐, 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 陶冶情操。软新闻的内容大部分反映社会、生活、文化, 调动读者的兴趣。客家新闻栏目主要是以软新闻为主, 内容主要是从客家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采编而来, 主要是关注客家人们的风俗民情, 休闲娱乐等与生活有关的题材, 如《台湾花莲将建客家特色“土楼”酒店吸引游客》属于软新闻的类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内外都掀起“旅游热”的热潮, 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选择旅游作为消遣的方式之一。旅游成为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台湾将建客家特色“土楼”, 集中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旅游线路和打造拳头产品的报道, 吸引了网民预览新闻的兴趣。又如《河源博物馆新馆开馆布展突出恐龙和客家文化》新闻报道突出河源博物馆以恐龙主题和客家文明主题为主, 以收集、陈列、保存有关恐龙化石和客家文化等资料, 向公众提供知识、教育等的文化教育机构, 满足了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5]。不少群众看了报道后, 兴致勃勃到客家博物馆观看馆藏恐龙化石和客家文化有关等图文资料, 了解“中华恐龙之乡”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和东江流域纯客家居住区的历史、文化和习俗, 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

(五) 研究结果

客家文化的网络新闻报道满足国内外的客家人需求, 不少客家人在外地生活, 很少能看到客家地区新闻的报道, 离乡老一辈思乡心切, 在异乡也在不断寻找自己的文化, 他们希望年轻一代通过客家文化的网络新闻报道来更加了解客家文化, 让客家文化得以传承, 使原本渐渐淡薄的客家意识又慢慢浓厚起来, 使年轻一代继续发扬客家文化的优良传统。

二、客家文化网站的图片栏目

人们浏览网页时, 冲击眼球, 抓住受众“眼球”往往不是精彩的文字描述, 而是精彩图片。在网页上, 如果只有密密麻麻的文字而无图片, 整个版面就显得比较呆板, 吸引不了读者的注意。进入读图时代, 图像在版面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成为全人类的通行语言, 人们喜欢从图片上获得信息。如果网站版面配有图片, 能使整个版面上具有形象、直观、真实, 便于理解等特点, 图片蕴含的意义非常丰富, 能直接反映人物的面部表情、动作, 弥补文字描述上的不足。以中华客家网为例[6], 中华客家网站设计纯朴、大方、清晰, 汇集了客家文化的风情民俗图片, 这些图片直接向受众传播客家文化风情民俗, 激发了受众的阅读兴趣。滚动客家风情图库栏目排版设计在网页的版面位置非常突出, 设计上发挥着视觉优势, 增添了网页的生动性。滚动客家风情图库栏目采用具有客家文化代表性较强的图片在同一水平进行轮换展现, 起到导读的作用, 使网页极具灵气。人们只要点击其中一张照片, 就会链接图片群, 图片群的每一张图片独具客家文化特色, 从视觉上产生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吸引读者阅读。图片反映的内容是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习俗、饮食等情况, 生动形象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栏目中的每张图片存在都是以形象的语言为基础的, 图片与语言的文字说明和解释表现得统一、完美和形象, 超越了时空, 打破语言障碍和区域的局限, 以直观、生动、立体感的形象打动读者, 准确把有关客家文化气息最美好的一瞬间传达到受众眼球中, 引起大众的共鸣, 是大众传播共同语言。人们能从图片读出客家文化蕴含的意义, 开阔眼界, 丰富感受。相比传统媒介纯文字中的人物、建筑群的描述无法让人们直接接触, 人们只能靠大脑加工想象, 在大脑中形成丰富的形象。而图片可以弥补文字表述上的不足, 图片表现的客家文化能生动、亲切地拉近了与客籍人士的距离, 达到了十分理想的宣传效果, 形成受众共鸣。例如在客家传统名菜酿豆腐、梅菜扣肉、娘酒鸡、水晶肉、盐焗鸡, 这些传统名菜在客家文化的书籍当中都是有介绍的, 大部分书籍介绍客家饮食文化都是黑白配图介绍, 如果全部菜谱都是用彩图, 印刷成本较高, 而网络不需要高成本能将电子图片以彩色的形式进行发布, 从中华客家网滚动客家风情图库栏目—客家水席图片群中[7], 展示出客家饮食文化的特色,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水席12道菜之一大品碗, 清晰地看到由蛋、豆芽、黄花、瘦内片等9层菜品组成, 而9正是代表客家人以最大热情和最高等级招待客人, 对客人寄寓了最美好祝福, 图片直观地和生动地表现了客家人热情好客。

三、客家文化网站的音频、视频栏目

以中华客家网为例[8], 建立了音频栏目;客家音乐在中华客家网的网站可以随时点击收听, 比起传统的媒介, 客家山歌在不少书籍著作中只能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 歌曲中所蕴含的感情先用无声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再作出一段解释说明。有时对客家方言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能听懂客家话, 但不会看客家方言的语言文字的人, 有时自然体会不到客家音乐的旋律、情调, 只能通过理解和想象曲目所蕴含的感情, 而中华客家网的客家音乐的在线音频栏目, 用户选择曲目后, 可以随时收听在线客家音乐, 还可以收听客家天天听栏目的节目。建立了视频栏目;客家风情是客家人在长久的生活习惯中形成的, 利用网络的在线视频播放朴实的客家风俗文化, 如客家节日庆典、民间信仰、祭祖仪式的视频, 让外界了解客家风情和体验客家地区生活。例如客家围龙屋的视频, 不仅可以让网民充分感受到客家围龙屋的气势, 还能较好地了解客家围龙屋的建筑特点, 深刻体会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不少网民看完视频后, 颇有兴趣到客家围龙屋实地景区进行游览, 并选择客家围龙屋酒店作为住宿的地方, 加深对客家文化建筑的理解。

客家文化资源中客家山歌、客家风情、客家围龙屋、这些能体现客家人的独特特性, 网络通过音频和视频使这些有特性的文化得以传播, 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通过得以形象、最大化进行传播, 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客家文化网站的客家会馆栏目

在国外过去建立实地客家会馆目的是为移居海外的客籍人士提供立足海外的良好场所。客家会馆里组织机构健全, 有会长和会员组成协会, 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节日等一套认同的符号, 凝聚了来自国外当地的客籍人士。客家会馆有办馆的宗旨:他们都非常关心家乡的事业发展, 热心家乡的公益, 在海外成功发展事业后, 不断地为家乡捐赠财物, 以此报效国家, 他们还积极组织参加世界客属联谊活动, 促进全球客家人的团结交流。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第一代客籍人士稳步扎根, 客家后代已经融入到当地社会, 不再依赖当地实地会馆, 会馆慢慢地失去它原有的作用。随着网络的普及运用,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通过建立网络会馆来联络客籍人士。以客家频道网站为例[9], 栏目建立了苏州嘉应会馆、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印尼泗水惠潮嘉会馆、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等会馆, 网络会馆详细地介绍会馆建立时间、历史、宗旨和地址。在网络上建立客家会馆是传承客家文化精神的平台, 会馆通过网络定期发布召开客家籍人士会议的信息, 对客籍人士进行客家文化的传承, 客籍人士浏览网络会馆的同时, 潜移默化受到网络客家文化的熏陶, 这对继承和弘扬客家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

五、客家文化网站的客家精英栏目

客家文化源远流长,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颗闪亮的明珠。经过几次辗转迁移的过程中, 不断积累和沉淀着客家文化, 形成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开拓进取、团结奋进、敬重祖先的优良品质。客家文化的优良品质一代传一代, 虽然不少客家人在国内外, 但客家文化影响着他们。以中华客家网为例, 在客家精英的栏目中细分为历史人物、现代人物、商界交流、书画名人等子栏目, 突出了客家儿女的成功与客家文化息息相关。相比其它传统媒介, 有不少书籍都有介绍客家人在海外的发展的创业成就, 有的按历史的时间, 从古代到现代对客家人物进行介绍;有的按照全世界范围来, 从东南亚一直介绍到欧、美、非地区的发展, 例如谢重光的《客家形成发展史纲》书为例, 在第九章的《客家人的对外拓展》的第三节《客家人在海外的发展》中介绍了五大洲创业成就巨大的客家人物[10]。相比客家频道栏目[11], 网络的版面有现代人物、近代人物、古代人物的栏目, 点击一下现代人物包含的栏目, 子栏目有客商人物蔡鸿文、萧畹香、汤锡林, 网页上对这些人物都有详细介绍他们的祖籍、经营行业、主要经历、社会荣誉, 以及他们对客家地区作出的重要贡献和社会荣誉。栏目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当中的客家籍人士商人在事业有成之后, 他们仍然不忘自己的祖国, 热心祖国各项公益事业。他们还引入资金回乡办厂, 为当地解决劳动力, 同时还带动其它同胞们前往自己的祖国投资。他们的爱国爱乡的情怀和行动通过网络的报道让人们更为熟知。客家文化网站还收集了院士籍、将军头衔、文人的详细个人简介和图片, 这些人都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重点突出表现了在客家文化的影响下人才辈出, 为社会的经济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客家杰出人物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激励客家人不断前进。

六、客家文化网站的BBS栏目

BBS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发布个人观点和相互交流的虚拟社区。在BBS社区里, 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话题能将不同阶层的论坛者集中到一起, 通过超地域性、超时空性的网络平台进行某个话题的参与和交流。

以客家文化时空论坛为例[12], BBS在客家文化网站栏目一样设立论坛图片、最新帖子、最新回复、本周热门和今日发帖子栏目, 不同的使用者可以对BBS的不同栏目的论坛进行讨论发言, 有的发贴者对客家文化某方面非常感兴趣, 他们可以在BBS所在的子栏目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这种方式可以使千里之外的民众有面对面, 身临其境, 进行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13]BBS的论坛模式打破了地域的限制, 促进全民的参与性强, 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BBS论坛;BBS的论坛模式使人的身份隐匿, 使人畅所欲言地表达对任何问题看法, 在现实上, 人们因为身份的问题难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但网民BBS拥有话语权, 在比较自由的环境里尽情地表达自己的话题。BBS的论坛模式版面不受限制, 讨论的帖子页码在公共话语环境里不受任何限制, 可以是几页, 也可以是几十页, 甚至是上百页, 但是书籍、报纸等传统媒介会受到页面和字数的限制, 发表版面十分有限, 不能像BBS论坛的形式那么自由。BBS论坛的话题比较自由、开放、便捷, 只需将符号或文字发布到网络上, 发布时不需网络编辑的限制, 内容很随意, 通过相互的交流, 给现代人提供情感交流的平台。

七、结语

客家文化网站的栏目都是以客家新闻、客家人物、客家姓氏、客家美食、客家图片和客家风俗等内容为主。[14]客家文化网站具有储存功能, 没有容量的限制, 能存储过去和现在的信息, 同时满足本地和外地受众获取信息的需求。相比传统的报纸和书籍等媒介会受到时间和印刷的限制;例如世界客属联谊大会的网络新闻报道。只要在网站输入“客属联谊会”这个词, 客家文化的有关网站会链接到相关内容。客家联谊会是海内外客家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通过网络对世界联谊会的报道加强了客家同胞的联络和相互了解, 建立了客籍人士长久亲密的关系, 对弘扬客家精神, 促进家乡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客家文化网站内容具有时效性, 网络的新闻比传统媒介时效性强, 更新速度较快。比如在突发事件过程中报道, 报纸的报道还要经过编辑排版印刷才能将新闻出版, 但是网络新闻只需登录后台, 上传有关的信息, 受众即可以看到网络新闻。客家文化新闻与网络结合, 形成网络版客家文化新闻, 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 受众在世界范围内浏览信息。客家网站信息具有超越时空性和超文本性, 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 即使是受众错过最近和最新信息的接收, 都可以在网络进行查阅, 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信息。只要是网络汇集与这个主题搜索词有关的新闻报道的内容, 就能够与相关新闻资料、图片、音频和视频进行链接。与传统媒体相比, 网络媒体具有及时性、数字化、速度快、容量大、覆盖广、开放性、交互性和多元化等独特优势, 实现了以最大化传播客家文化。

摘要：内容是媒介的灵魂, 媒介内容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跟传统媒体的内容相比, 网络媒体的内容更加包罗万象,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客家文化的网络传播, 其媒介内容以客家文化信息为主, 按主题可分为网络新闻、网络言论、网络娱乐、网络广播等方面, 还可以按呈现形式分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面。这些媒介内容在网络传播平台上的运用情况、作用和表现形式对客家文化的网络传播效果均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客家文化,网络,传播,栏目

参考文献

[1]张丽平.论华夏文明的网络传播[D].武汉:武汉大学, 2005.

[2][3][4][5][6][7][8]中华客家网, http://www.fj.xinhuanet.com/zhkjw/.

[9][11]客家频道, http://hakka.meizhou.cn/.

[10]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11) :270-288.

[12]客家文化时空论坛, http://www.kjwhsky.net/bbs/.

[13]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