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精选8篇）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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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05日10:49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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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兰 复制链接打印大 中 小

就业目标明确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学校步入社会就业，他们外出就业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城市人或发家致富，实现体面就业、体面生活。

择业趋于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采取灵活方式就业，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和就业途径趋于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场。随着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的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从事零售业、保险业、物流业等的人数日益增多，行业选择趋向多样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具有相似的经济价值观，习惯城市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仅仅是打工赚钱、“来了又走”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多的认知和高度的认同。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投资，储蓄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现象。

价值观念理性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事物的看法普遍基于对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的现实认知而非感性的判断。据调查，60%的人认为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能够“实现幸福”，81%的人愿意通过从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尝试不同职业、去不同城市发展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90%的人以捐款、献血等方式主动为社会作过贡献，其中近八成的人没有考虑过社会会给他们相应的回报；74%的人主动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提出过建议；99%的人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80%的人表示特别期望自己的工作、学习、行为等得到他人的认同。他们更热衷于读书看报、上网、购物、交友和运动。自费培训（如电脑）、购买书籍，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这说明他们已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 篇2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逐步取消了限制人口流动的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和就业制度, 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1978年至2000年, 我国农村劳动力累计向非农产业转入1.3亿人, 至2010年, 总数达到了1.5亿人。进入21世纪之后, 最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开始逐渐退出城市, 他们的子辈开始取代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遗憾的是, 该文件并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予以确定。理论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界定的群体特征是: (1) 普遍年龄较小, 多在25岁以下; (2) 出生于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 (3) 大多数于90年代外出务工; (4) 有着相较而言比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学者认为, 根据出生年月计算,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年龄处于16-26周岁, 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 但户籍仍在农村的人员。笔者不同意上述学者们的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应当是:出生于1980年之后, 16周岁以上的, 在城市务工, 但户籍仍在农村的人员。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情况更加让人担忧。根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明显高于传统农民工:根据2008年浙江杭州的案卷数据, 在农民工犯罪案件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比例高达70%以上;根据广东省监狱调查数据显示, 正在服刑的农民工人员中, 26周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惊人的90%的比例。2011年2月24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法治蓝皮书: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 其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 且犯罪率仍有不断攀升的趋势。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特征

(一) 犯罪具有鲜明的城乡流动后观念不适应的时代特征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很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痕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更主要的反映的是农村人口与城市工作生活环境相矛盾的社会关系, 只有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殊性质, 才能正确的揭示其犯罪的实际情况。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 因此, 谋生的手段较少。然而由于身处城市, 其消费欲望充足, 收入不足使得他们的消费观出现紊乱, 再加上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使得他们无法自由享受物质生活, 产生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意识, 到最后产生希望采用非法手段来维持理想生活的意愿。

(二) 犯罪具有突出的群体性、流动性特征

我国农民工外出务工往往是和亲戚朋友或同一村、乡镇、县的聚在一起, 具有很鲜明的亲缘性、经济性和地域选择性。农民工外出务工往往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 互相之间具有较大的关联性, 他们有的以经济性利益为主导, 有的以地域性选择为主导, 聚集性的外出务工, 因此, 农民工之间的犯罪往往就有很强的感染性, 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很明显的群体性和流动性。

(三) 法律调控手段不力成为引发犯罪的关键原因

农民工为“讨薪”铤而走险踏上犯罪道路的报道我们已经屡见不鲜。我国执法部门的执法力道不足, 对待农民工亟需解决的问题时的手段简单、粗暴,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工遇到困难时求助于公共执法部门的欲望大大降低。社会矛盾的解决更多的要依靠司法部门的调控, 再加上农民工自身法律观念淡薄, 使得他们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四) 大众传媒影响了犯罪的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其对于各种社会文化的学习和接受能力更强, 他们有能力、有机会并且渴望接触和学习多元的社会文化。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各种传媒手段来吸收、消化新的生活、消费观念, 在这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新生的多元社会观念会逐渐的取代新生代农民工传统的文化习惯, 然而, 在这一过程中, 往往会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导, 不可避免的, 各种良莠不齐的社会文化会不断的冲击着他们的传统文化习惯。

四、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成因分析

(一) 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限制

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消了限制人口流动的的就业制度, 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仍然存在, 这使得农民工仍然被定位为农民, 仍然是城镇中的“边缘人”。对于农民工而言, 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的不公平之处在于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及福利的缺失。农民工在城市受歧视的报道也是屡见报端。因为社会保障的缺失及长期受歧视的尴尬处境, 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阶层收入的严重失衡, 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他们对于梦想的追求, 使得他们很容易产生仇恨社会的心理, 也是他们铤而走险, 走向犯罪道路的最大诱因之一。

(二) 农民工自身的心理因素

我国目前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 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严重失衡, 然而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农民工, 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工们之所以走出农村, 前往城市务工就是为了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一方面, 面对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及多元化的城市价值观念, 极大地刺激着他们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 城市竞争的日益激烈及农民工自身谋生手段较弱的限制, 使得他们很难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之中, 在城市从事着脏、累、苦的工作, 却仍然游离于城市, 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 这种强烈的反差会让他们产生很强的社会剥夺感。农民工强烈的心理挫折无法排解, 自卑感和不公平感自然产生, 从而会引起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失衡, 这也就不难理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产生了。

(三) 文化冲突因素

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塞林指出:“文化冲突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奉行一个群体的规范, 就有可能造成违反另一群体的规范的结果, 所以, 如果遵守下层阶级的行为规范, 就有可能违反中产阶级的行为规范, 但是行为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 实际上, 他只不过是按下层阶级的行为规范行动而已。由此可见, 犯罪及其他越轨行为, 都是遵守一套与主文化不同的下层阶级文化的产物。”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农村, 从事农业劳动, 自然而言的有着不同于城市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当农民工走向城市务工时, 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难免会有不适应的症候, 并且农村和城市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和价值观念必然会有着激烈的冲突, 农民工群体处于两种不同文化双重拉力的着力点, 也就意味着他们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而不被任何一方所完全容纳、接受。农民工群体为了摆脱这种强烈的文化焦虑, 自然而然的会构建起属于自己群体的文化规范非主流体系, 他们这种文化规范中, 往往也就会包含着为了生存而触碰法律并不可耻的非主流意识。

(四) 制度和管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为了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是为了摆脱贫困, 然而当他们真正的走进城市时, 却无法在正常的制度和管理的体制内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的缺失, 城市管理对他们的漠视, 与城市人口的优越生活产生着极其强烈的反差, 进一步的让他们产生社会剥夺感。因为, 穷人一方面感受着富人的富有, 另一方面, 穷人却无法通过正常性、合法性的手段来实现富有,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通过法非手段来追求经济目标的想法。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财富, 然而当他们意识到无法以合理手段取得财富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寻求以非法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实现。

五、结束语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脏、累、苦的工作, 为社会的发展同样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 他们却没能从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另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行为破坏着社会的秩序, 也将自己推向了难以恢复的深渊。因此, 以司法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为出发点, 提出针对性的有效防范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详实可行的实施对策, 为司法实践中有效防控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提供科学的指导, 是实现社会和谐、平稳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要：通过分析当前司法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状与特征;进而, 从理论上探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内在和外在原因, 进一步加以比较分析;为司法实践中有效防控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提供科学的指导, 丰富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二元化,犯罪成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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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报告[N].工人日报, 2010-6-21 (1) .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 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

2 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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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 篇4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且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①。可见，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20年要实现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这意味着，将有大量的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重大转变。但事实上，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面临艰巨任务，他们多数在城市从事技术含量不高，薪资水平较低，工作环境、居住条件较差，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发展前景堪忧的工作，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各种压力与矛盾会使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心理矛盾与冲突凸显，因此，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富裕，农民工数量较多。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杭州都市圈共有农民工545.2万人，其中，杭州市的农民工数量最多，为218.3万人，占杭州都市圈农民工总量的40%和市常住人口的25.1%②。现有研究较多地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群体特征、权益保障等问题，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关注不够，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随机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堡客运中心站、城站火车站等抽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4.21（+4.38），众数为23，年龄跨度从16－35岁。其中，男性123人占48%，女性132人占52%；已婚103人占40%，未婚150人占59%，离异2人占0.8%；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11人占4%，初中103人占40%，高中或中专104人占41%，大专及以上37人占15%。

（二）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由90个项目组成，包含9大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各项目采取5级评分制。该量表在国内外精神卫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三）方法

以SPSS16.0为统计工具，对收集整理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

根据SCL－90评分标准，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2，则为阳性因子，提示可能有轻度心理问题；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的心理问题。据此，本文以3分为分界点，在SCL－90中,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认为该研究对象可能有中度及以上心理问题。统计结果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9.61%（M±SD=2.53±0.47）。其中，强迫症状（M±SD=2.91±0.55）和敌对（M±SD=2.74±0.79）这两个因子检出率最高，皆为9.41%；其他（M±SD=2.63±0.71）和人际关系敏感（M±SD=2.72±0.60）两项的检出率分别为7.06%和6.67%；躯体化（M±SD=2.21±0.75）和偏执（M±SD=2.47±0.53）检出率最低，均为3.53%。另外，抑郁（M±SD=2.61±0.65）、焦虑（M±SD=2.46±0.64）、恐怖（M±SD=2.31±0.61分析）、精神病性（M±SD=2.34±0.69）检出率分别为5.88%、4.31%、4.31%、3.53%。

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比较

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通常正常人检出率范围是（3.79%-29.1%）①。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较其它因子比正常组得分更高。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躯体化T为8.07***、强迫症状T为15.06***、人际关系敏感T为13.37***、抑郁T为11.68***、焦虑T为11.02***、敌对T为10.75***、恐怖T为10.99***、偏执T为13.08***、精神病性T为9.72***、其他T为10.84***、组内均分T为15.53***。其中，强迫症状因子均分最高接近3（M=2.91，SD=0.55），其次分别为敌对因子（M=2.74，SD=0.79）、人际关系敏感因子（M=2.72，SD=0.60）、抑郁（M=2.61，SD=0.65）、偏执（M=2.47，SD=0.53）、焦虑（M=2.46，SD=0.64）、精神病性（M=2.34，SD=0.69）、恐怖（M=2.31，SD=0.61）、躯体化（M=2.21，SD=0.75）。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

（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群体差异

研究以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进行差异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的差异。

1.性别差异

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在SCL-90各因子中得分均低于女性,且其强迫症状（t=-2.43*，P<0.05）、焦虑（t=-2.35*，P<0.05）、恐怖（t=-4.45***，P<0.001）三因子及心理健康总均分（t=-2.16*，P<0.05）显著低于女性的得分，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

2.婚姻状况差异

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差异分析,在本次调查中离异者仅有2人，故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在SCL-90中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统计可见，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除敌对因子得分略低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该因子的得分，其他因子均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且在强迫症状（t=-2.36*，P<0.05）、焦虑（t=-2.50*，P<0.05）、恐怖（t=-2.66**，P<0.01）、精神病性（t=-2.24*，P<0.05）这四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得分，这表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年龄段的差异

研究显示，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差异显著，且在强迫症状（F=3.16*，P<0.05）、人际关系敏感（F=2.84*，P<0.05）、焦虑（F=2.55*，P<0.05）、恐怖（F=6.06**，P<0.01）、偏执（F=2.70*，P<0.05）五个因子中差异达到显著。经多重比较发现，16-2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低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1，P<0.05），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四个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8，P<0.05；TukeyHSD=0.37，P<0.05；TukeyHSD=0.36，P<0.05；TukeyHSD=0.42，P<0.01）。21-25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在恐怖因子中，得分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2，P<0.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与廖传景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城市生活有较高的期待，然而，现实中又因政策制度、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等限制，他们大多在城市从事着强度高、压力大、条件差的工作，在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经常遭受来自于城市社会的歧视、排斥，使他们更易形成警戒、防御心理，出现不良心理现象。本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因子得分偏高，检出率也偏高，分别为9.41%、6.67%、9.41%。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语言习惯、教育水平及心理、价值取向与城里人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由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他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外地人”与本地人在人际交往、社会地位、制度性身份上的心理落差和心理隔阂，尤其是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上，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更易产生敌对、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心理。同时，这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内心的郁闷、紧张。所以，政府、用工单位、社会组织等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多渠道、多层面为他们构筑社会支持系统，真正让他们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加强对客观社会支持的利用，克服自卑心理，勇于表露心声，积极争取和善于接纳他人提供的帮助和关心，寻求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身心健康。

（二）突出心理关怀的性别特征差异

由统计结果可见，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中得分普遍高于男性，仅偏执因子低于男性，且强迫、焦虑、恐怖因子达到显著，这一结果与有关研究相似。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恐怖性、强迫性、焦虑心理多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自身感受，对自身状况更加敏感，对周围生活环境、工作稳定性、人际环境有更强烈的安全需求，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竞争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无奈。在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因此，用工企业和社会各界应针对女性心理需求，积极为女性农民工营造和谐、安全的心理环境，尽可能地满足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归属。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偏执分数较女性高。一方面，可能由于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坚韧、强健”的期望使得男性更倾向于表现坚强、健康的一面，也更容易忽略对自身病症的症状与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较女性更为固执己见，不善于听取吸收他人的意见建议，更容易造成人际紧张。基于此，我们要针对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不同类别的心理关怀。要从心理安全、人际脱敏、性情宣泄等方面，增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关怀；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帮其树立正确的观念，端正不良态度，纠正不合理行为方式。

（三）加强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关注

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也更高（T=2.63，P＝0.008），与蒋善等人（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婚姻关系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心灵避风港湾”，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安定、幸福和满足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因而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处理人际关系、职业规划、生活方式等方面会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成熟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整体年龄较小、务工时间较短、薪资水平较低、生活阅历较浅等原因，他们大多缺乏对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的整体考虑，对个人、生活和职业方面的问题处理方式较为有限，他们更注重仗义、易于冲动，容易凭感情办事。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心帮助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个人感情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关怀。

（四）重视低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需求

年龄段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偏执等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年龄段高的群体。原因主要是：（1）低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处于青年早期，正处于确立自我同一性、防止社会角色混乱、避免孤独和建立亲密感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的他们对爱与归属有强烈的需求，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识和精神诉求较年长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2）由于他们年龄较小，工作资历浅，职业技能低，收入待遇少，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交往中往往处于弱势，不易体验到安全感和稳定感。因而他们的恐怖、强迫症状、焦虑心理等程度相对较高。所以，社会大众要加强对年纪较轻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爱，帮助其建立安全、和谐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与研究的局限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 篇5

高职新生心理适应综合症的特征分析与解决对策

通过分析比较、个体研究和跟踪调查等方法,分析高职新生因目标失落、角色失调、生活失序、学习失范、人际失和、心理失衡等原因所表现出的心理适应综合症的特征,掌握其基本情况,进一步揭示心理特点在什么条件下转成心理问题和心理优势的规律.并提出对新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开展入学心理健康教育、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区分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训练活动等解决对策.

作 者：赵生玉  作者单位：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刊 名：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英文刊名：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35) 分类号：G6 关键词：高职院校   新生   适应综合症   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 篇6

1.1月31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国家连续第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2月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的报告里面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了出来。

唐仁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的“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他们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

他说，“现在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不一样了”，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但唐仁健表示，城市总体上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

2.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新生代农民工则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我打工时想盖房，儿子一打工就买手机，怕吃苦、怕受气、爱享受。”金堂县竹篙镇常乐社区39岁的农民工易遵尚这样评价他刚加入农民工队伍的儿子。易遵尚的儿子今年17岁，去年到成都打工，结果没到两个月，就跑回家里不干了，原因是“太累、不适应”。在家里待了半年后，开始在竹篙镇上为亲戚卖货，每个月1000多元。

过去在广东打工时，易遵尚赚的钱八成都寄回家里，生活简朴。儿子刚工作几个月，就买了一部几千块钱的手机，看到表哥有笔记本电脑后，也想让易遵尚给他买一台。易遵尚认为，这是因为新一代农民工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家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生活就没什么负担了。

23岁的广东小伙何云山，现在东莞一家工厂做仓管，基本工资1000多元。一到休息日，他就到职业介绍所，有时也上网浏览人才网站。他对工资的要求并不高，“和现在薪水一样就行。就是想多尝试一些工作、多点见识。”

来自广西玉林的廖婉怡，在东莞打工，每个月薪水1500多元。她平时不往家寄钱，“因为父母不要。”她说，父母在乡下种菜种水果，有时候还在镇上打短工，一年收入加起来有一两万元，加上现在农村也有社保，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廖婉怡便把大部分工资攒下，设想过几年回家开服装店。“我出来就是想长点见识，可不想一辈子打工。”她每次逛街都会留意街上的小店，看看有什么新鲜花样，“这里比我家乡时尚得多，回家开店时好多东西可以直接照搬。”

廖婉怡和何云山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少“物质”多“精神”，“老板和善，工友好相处”，“环境宽松友好”，“工作紧张但不要太累，业余时间有文娱活动”等。他们更在意的，似乎是环境带来的心理感受。

“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资高低，现在不但要问宿舍、食堂的环境，还要问工厂里有没有娱乐设施。”赐昱鞋业(深圳)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杨诗勇说。

3.自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是2010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新生代农民工，说实话我挺佩服他们，与我们这些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具有很多值得珍视的优点。”全国首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说。

胡小燕代表认为，与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的农民工大军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眼界开阔、知识丰富，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很强;同时，他们也有强烈的维权意识，熟悉和掌握法律武器，敢于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寻求工作时，他们也不再是仅仅考虑工资的高低，而是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重庆市的农民工康厚明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工作不稳定和存钱难的问题，这一方面由于工资偏低、工作偏累，难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胜任工资高、技能要求高的岗位。康厚明认为，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帮助他们适应技能要求高、待遇高的岗位。

“很多年轻的农民工虽然还是农村户籍，但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对城市的生活十分熟悉，不愿意也不能够返回农村生产、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却没有做好接受他们的准备，不论是教育、社保，还是养老、户籍转换，都存在重重‘门槛’，这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处境‘尴尬’。”胡小燕代表说。

“在宁波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具有一定工作年限和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之后，只要达到规定分值，就能落户了!”全国人大代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制品分厂二车间质量员杨晓霞说，“这让新生代农民工有了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有目标才能有动力，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办法，名正言顺地成为城市的主人。”

4.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湖南的童方标所在的工厂好久未能发工资，他便向老板讨薪。父亲知道后大为紧张，不停打电话来劝：“算了吧，别惹事，别惹事!”“我不会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我会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童方标说。

戚勇刚是重庆江北区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在他看来，由于这一批农民工普遍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所以法律意识强，对事关自己的政策研究很透，一旦有侵害权益的事情出现，他们会马上找到相关部门反映，而不会等到过年过节前去“临时抱佛脚”;同时，他们在反映情况时，会把相关书面材料准备得十分仔细。工作人员据此办理，以前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了解到的情况，现在一两个小时就搞清楚了。

去年河南两小伙的惊人事迹：孙中界在上海打工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工作中患上了“尘肺病”。两人的名字上了新华社“2009年国内热点人物扫描”榜单。

5.2007年2月28日晚9时52分，江苏省无锡市发生一起杀人案。被害人王渊在等候妻子下夜班时，被犯罪分子残忍地杀害在路边的人行道上。3天后，警方破了案，凶手是几名外地青少年，跟死者无冤无仇。

现年20岁的陈宏(化名)、杨雨(化名)、刘竞(化名)、李君(化名)等来自贵州，父母在无锡打工。案发当天，陈宏和女友刚从广东来到无锡，在无锡打工的杨雨等同乡遂为其设宴接风。在喝得东倒西歪之后，陈宏、杨雨等人意犹未尽，又结伴前往一迪吧跳舞。在跳舞狂欢过程中，同乡李君与场内舞客郑某等人发生争执并被对方打伤。

杨雨、刘竞两人当即来到附近超市，购得刀具7把。他们将刀具分发给同伙，伺机报复对方。在舞厅外等候对方的过程中，因陈宏的女友说了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架、还敢杀人”，陈宏竟丧心病狂地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将其杀害。无锡市公安局局长说，近年来，民工“第二代”犯罪的比重正逐步增加。由于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经济不富裕，却又染上社会许多不良习气，而父母由于工作繁忙疏于管教引导，导致民工“第二代”违法犯罪问题日趋突出。

6.“宁愿在深圳捡垃圾，我也不回家种地”。在采访中，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80后”农民工小廖对记者说，她的老家在湖南怀化的乡下，由于地理条件和交通的限制，“村里多为山地，农田和土地较为缺乏”;另一方面，“村里的大多数人也都外出打工，即便回到家里也没有多少人了，不好玩”。

在粤东饶平县的许多乡镇，记者了解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们不愿意像文盲或小学毕业的父辈那样做农活。然而，广大的农村和落后的地区并没有优势产业，在老家很少有“体面”的职业供他们选择。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已经有点“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活的相对改善，使新生代农民工不用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也为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创造了条件。“走出去”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融入城市他们却有很长的路要走，来自湖南省衡山县岭坡乡的周云峰从1992年就开始了南下的打工生涯。从一线普工干起，到如今的一个厂的负责人，他一路用勤劳和才智走出自己的轨迹。然而，他依然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房价这么高，我根本买不起房。并且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太大，总是觉得手头很紧。”周云峰说。

对于更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周云峰还低，一个农民到珠三角务工，一般情况下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住得再差每个月的房租总要三四百块钱吧?吃得再差也总要几百块的开销吧?再加上上下班坐车、打电话、买几件衣服、偶尔生一两次病，一年能攒多少钱?”周云峰告诉记者，一个农民工如果要在城市维持一个家庭，并在那里立足，是件很难的事。

另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对此形象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城市里的孤岛。

7.一年前，因所在工厂倒闭，27岁的陕西农民工刘兵被迫踏上还乡路。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守望了一些时日后，他又重回东莞。8月15日东莞智通人才市场招聘会上，刘兵揣着一叠简历，在企业招聘摊位前推销自己。让他略感意外的是，每一个跟他谈过的企业都发给他复试通知，甚至有企业要他立刻去厂里参加复试。刘兵在东莞打工近10年，还没碰到哪个企业招工如此急切。刘兵注意到，不少招聘摊位前罕有求职者问津，而往年每个摊位前都门庭若市，递一份简历都要挤出一身臭汗。

刘兵所遇到的，正是2009年第二季度东莞劳动就业市场出现的新变化。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发表文章《珠三角缺工超200万》，部分工厂生产线停工。“现在看来，其实企业缺的不是人，而是‘匹配成功率’。”危机过后，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移，技工需求加大，而有技术的农民工不到1/10。“现在外来工中‘90后’已经成为主力，他们都想一工作就到管理类岗位，但文化水平不够。没有技术，又不愿意做普工，即使上了生产线，也可能做两三天就走人了。”

8.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求人倍率为1.72，用工缺口为81.9万。分析指出，随着经济复苏，深圳工资缺乏竞争力、新一代农民工择业观的改变和中西部城市就业空间的增大是“招工难”主要原因。深圳市人社局表示，目前正在测算是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来缓解就业难题，但具体措施要上报政府后再确定。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1000元/月，特区外900元/月。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能够保障员工在深圳生活的基本需要?对此问题，867%的人认为不能满足，而有70%的人认为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定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在前香港驻粤经贸办主任梁百忍看来，珠三角吸引人才的优势正在失去。几年前他到东莞黄江镇出差时，见到每个大排档都挤满了宵夜的年轻人，却没有一个工厂为工人开展职业培训，上班时压榨这些年轻人，业余时间任由他们荒废。工厂只满足于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的熟练程度，而不给工人提供职业生涯的进阶之梯，与工人有关的一切看起来都是临时性的。“在流水线上操作得再熟练，也无法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梁百忍说。

9.记者在江浙沪等地调研农民工就业状况时，碰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级政府，或是哪一个政府部门，谁都说不清本地究竟缺多少农民工，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失业。记者能够获取的只有个别企业提供的数字。

谜团一般的“民工荒”数字，反映了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的不健全。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是管理农民工就业的基础性制度，现行的就业登记制度是把农民工排斥在外的。‘民工荒’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未把农民工就业问题纳入政府管理体系，而基层干部缺乏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的意识。”

10.2010年3月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华山在参加共青团、青联界别小组讨论时说，现在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中，青年占大多数，而其中大部分又是青年农民工。

“现在在高危行业，比如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行业里，农民工占的比例都在80%以上，尤其是井下的小矿、小厂，90%以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能力都比较弱，所以相对来说发生事故的比较多。”孙华山说。

据有关统计，90%以上的事故都是违章、违规甚至违法造成的。孙华山认为，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差、安全知识不够、安全意识弱有直接关系。因此，他表示，要加强这方面专门的培训。

11.“没有了土地，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么?”22岁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雪侠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向记者质疑。她现在在上海打工，虽然近期还没有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有一份土地，就像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

记者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一个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基层官员建议，应对“无地农民工”现象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对策。

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因她家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

对此，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三、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谈谈你对下面两个句子的理解。(20分)

1.现在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不一样了。(10分)

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城市里的孤岛。(10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洁。每道小题字数均不超过200字。

(二)为贯彻落实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某市近期将着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请你以该市政府办公室人员身份将资料所反映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整理出来，供领导审阅。(20分)

要求：内容全面，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语言流畅，400字以内。

(三)针对给定资料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20分)

要求：(1)分析问题准确全面，条理清楚，不超过200字。

(2)所提对策切实可行，具有针对性，不超过250字。

(四)请以《发挥政府职能，破解用工难题》为题，就地方政府如何帮企业解决劳动力不足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见解。(40分)

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之路 篇7

面临社会转型期, 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正迅速崛起, 他们在承载中国梦的同时, 身上又存在诸多心理上的困惑和问题, 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农民工心理出现的新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虽然共同生存在同一空间, 但在同龄人中却是心理亚健康高危人群, 心理上出现不少新问题:

一是情感困惑增多。他们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和心理发育的整合期。一方面, 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另一方面, 这些需求又得不到很好的满足。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 “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 超过七成人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

二是精神压力加大。打工现实中存在的“三低”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低) 和“三多” (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 导致他们精神压力日趋增大, 自卑、失落、压抑和缺乏归属感等负面心理持续增长。

三是抗压能力较弱。他们大多数心理发育不够成熟, 面对问题有很多困惑, 处理问题常常力不从心。由于长期承受着高强度劳动和心理压力, 又没有科学的释放和减压的方式方法, 于是, 脆弱、扭曲、变态的心理便成为他们走向绝路或犯罪的主要推手。

对农民工心理问题诱因的深度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心理问题的诱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他们美梦难成真。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 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迷茫, “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 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属于城市的, 但现实却始终如一堵墙挡在他们面前, 不仅没有城市市民的户籍、住房、福利和保障, 而且撕不掉贴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标签。边缘化处境又导致他们社会交往不畅和缺乏情感支持, 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合理需求大多被忽视和压抑。因此,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紧张、焦虑、彷徨甚至绝望等心理问题。

二是组织与人性冲突导致他们个性受伤害。据“2005中国职工心理健康问题报告”显示, “像机器一样超负荷、超强度、超时间的工作, 是职业压力的表现之一”。工厂封闭的环境、等级森严的管理、冷漠的人际关系, 无疑都将对农民工的自信心和人格产生巨大的冲击。深度探析企业遵循的那些原则, 实际上不少都是形成农民工诸多心理问题的元凶。首先, 专业化加剧了人的工具化。身在机器前的农民工, 不再是活生生的“人”, 而是动作一致, 思想一致, 被一律化了的“活机器”。其次, 组织的等级层次结构限制了农民工的知情权。“命令-服从”的关系结构, 剥夺了农民工的自主权, 使他们产生依赖、被动和从属心理。再次, 集中统一领导, 使农民工的个性发展由“自治”变为“他治”。农民工的奋斗目标具有外在性和肤浅性, 不能达到“自我”层次, 由此导致他们心理上的挫伤与失败。最后, 组织的控制幅度原则, 会加大农民工的“管理距离”。控制幅度越小, 部门划分就越多, 而工作就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不同部门之间农民工的沟通, 就需要层层请示到有权指挥这两个部门的共同领导为止。这也会剥夺他们的自治权, 使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到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 增强依赖性。

三是心理教育缺失导致他们心理晚成熟。从农民工的家庭来看, 整日忙于劳作的长辈对他们只能在生活和智力教育上给予一些关照, 对于心理成长则无暇关注也无能力给予指教。相反, 长辈过多的溺爱反而助推了他们负面心理的滋长。从企业来看, 相当数量的企业认为农民工心理问题是他们个人的私事, 没有放到企业议事日程。一些企业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也仅仅把心理辅导用来做秀, 并未从根本上关注他们的心理教育问题。从社会来看, 普遍认为心理问题不是病。目前, 一些大医院虽然设有心理诊疗室, 但很少有医生主动将农民工不适症状从心理方面进行治疗。一位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坦言, 这几年社会认同了精神疾病, 但主要集中在工作压力很大的都市白领和学业负担重的学生, 很少有咨询师会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途径

加快身份转换是首要前提。从理论上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 农民工与城市市民都应该是地位平等的公民, 都具有平等的权利, 都应该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但由于二元户籍制度, 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化地位, 并承受着就业、住房及相关权利、福利待遇上严重的不平等。因此,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根本出路, 就在于切实转换其现有农民工的身份。首先, 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制度供给。要将农民工直接纳入到城镇居民的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住房、教育等社会政策体系中,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待遇。其次, 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坚决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 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 要动员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促进个性成熟是当务之急。半个世纪前, 美国管理大师阿吉里斯发表的《个性与组织》, 通过对个人需求与组织需求深入研究, 发现组织行为是由个人和正式组织融合而成, 组织中的个人作为一个健康的有机体, 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员工个性成长的轨迹。具体来讲, 即个人成长过程中从婴儿发展到成人的七个方面的变化:一从被动发展到主动状态;二从依赖他人发展到相对独立;三从有限行为方式发展到多种多样行为方式;四从多变、肤浅、注意力分散、兴趣快速转移发展到相对持久、专注、精力集中、兴趣稳定;五从只顾及眼前发展到长远谋划;六从在家庭或社会上的从属地位发展到与他人处于基本平等的地位甚至支配他人的地位;七从缺乏自觉发展到自觉自制, 由被动到主动。认清这一轨迹, 有助于我们克服对农民工个性认识的盲目性, 并通过社会、企业、家庭齐抓共管, 帮助他们缩短个性成熟的历程。

实现体面劳动是重要基础。体面劳动既是政府和企业的神圣职责, 也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坚实保证。当前, 一要保障农民工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 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二要努力为农民工健康成长、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机会、搭建平台。三要实行参与式管理, 让农民工积极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创造性。四要让农民工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与企业的发展效益同步增长。五要发挥非正式组织作用, 为农民工的情感交流创造宽松、自由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 篇8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困境；疏导；策略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121-03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第二代农民工或80后农民工，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户籍在农村，于90年代后期或21世纪初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流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等做的多项调查，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占农民工群体60％以上，已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对城市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强烈和迫切，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其市民化进程严重受阻。长期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处于非城非农、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不可避免会引起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心理矛盾与冲突，从而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失范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制约因素，政府、社会和个人必须合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困境，才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困境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8岁以下，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多为初中以上。虽然他们的素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方面与城市人口的差距依然很大；基本没有务农经历，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甚至持批评态度，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具有更多的融入城市的冲动，正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等，想在城市安家立业，但自己的根仍在农村，矛盾心理异常突出；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发挥，有较强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与其父辈们主要为寻求生计而出门打工不同，他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锻炼自己、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希望追求更完美的人生；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更注重工作环境、自身权益乃至个体感受，不能忍受身份歧视，也不再像父辈一样甘于艰苦廉价的劳动，而更在乎所在城市能否给予他们平等的人格待遇。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心理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一)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较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主要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受劳动技能的教育较少，劳动素养偏低，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问题突出，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因此他们从事的多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条件差、有危险性的工种。与城市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从事的是城市里最重、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劳动，拿的却是很低的报酬。更有甚者，有的还被老板克扣和拖欠工资，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上只能维持很低的水平。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损害的情况下，他们对现实社会严重不满。这些相对被剥夺感和由此而引发的不满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导，必然会引起新一代农民工的思想混乱，进而导致违法乱纪行为，危害社会。

(二)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

虽然新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城乡的“二元结构”制度并没有给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空间，城市社会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成员看待，从观念到行为，都把他们当作外来人，总觉得他们不会长期在城市社会生存下去。从而对他们构成了一定的社会排斥。也就是说，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相应的各种权利，他们只能以一般劳动力的资格存在，不能以市民的身份参与城市的各种活动，并且总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排斥，甚至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自我意识较父辈更为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得不接受“打工仔”、“打工妹”、“三无人员”(无证、无业、无固定住所)、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带有歧视性不和谐称谓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为了维护自尊，他们会对流入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采取排斥的态度。同样基于这种原因。对于政府的管理，他们容易产生各种逆反和抵触情绪。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在心理上有一定的过客心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重利益、忽视是非，关注结果、不计手段等。这种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加重了新一代农民工与城市人的疏离和对立，这不仅阻止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也催生了他们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增强了城市的不安定因素。

(三)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管理模式造成的身份差别使得农民工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人事、医疗制度等方面被排斥在外，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须通过后天努力就可获得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生活方面能够享受到诸多特权，在社会竞争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无论在现实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忍受的就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这种因先天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深深地刺激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心，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进城务工并不仅仅是空间上的移动，要想融入城市。就需要一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这样他们在原来的乡土情境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等在实践中势必会与城市文化发生冲突，造成他们的心理不适应。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打破旧的角色意识。从精神上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而总是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离乡背井使得他们不能经常与家人、亲戚、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在情感方面失去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这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使得他们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

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里困境的疏导

策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公民主体健康的心理品质，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主体，其心理困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是一项长期和系统的工程，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一)实施有利于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境遇的政策措施，化解其抵触情绪，增强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要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心理，政府必须扫清造成农民工消极心理的制度性障碍因素，适时地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或改变他们弱势境遇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使他们能切实感受到党、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政府应该放宽对农民T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其次，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保护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我国一些地方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对农民工就业采取歧视性政策。这种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严重违背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论从经济利益上还是心理上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三，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为农民工提供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消除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障碍。第四，加大劳动监察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的强力干预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第五，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之中，对其实行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保护其义务教育权利。

(二)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增强其价值感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都没有受到正规的岗位教育培训，他们的工作技能基本上是在打工过程中逐渐掌握的。城市人口免费或支付较少费用就可以参加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继续教育，而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享受这种权利，这种制定的歧视性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获取资源的能力，严重影响了其就业的信心和质量。因此，政府必须和企业、社会力最联合起来，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职业院校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强其就业竞争力，使他们能感受到希望，体会到事业进步与成功的愉悦。在培训过程中。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愿望强烈，需求多样化的特点，提供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较低，难以承受社会所提供培训费用的特点，有组织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避免因学历培训状况影响就业收入、又因经济贫困难以提高技能的恶性循环。同时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指导，提供周到贴心的就业服务。在培训内容上，除了注重工作技能的培训外，还要加强两方面课程的力度；一是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增强其心理抗挫能力。通过教育使他们做到能正确对待自己，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评价；能正确对待别人，善交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正确对待工作，热爱学习和劳动，避免精神空虚。只要他们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退缩、不逃避、不幻想，就能使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和谐、自然的健康状态。二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增强其法律意识。这样一方面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国家政策，理解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消除他们对政府管理的戒心和抵触情绪，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劳动者。

三、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其认同感和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