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观

风险观（共7篇）

风险观 篇1

关键词：风险观,风险评价方法论,风险沟通

1 引言

风险观是风险本体论、风险认识论和风险方法论的统一。纵观其发展演变过程,风险观不是一成不变的。风险本体论、风险认识论和风险方法论的发展构成了风险观的发展。风险本体论和风险认识论的发展对作为风险方法论重要内容之一的风险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风险本体论

风险本体论从一维风险论、二维风险论,发展为三维或多维风险论。一维风险论主张风险即后果。二维风险论认为风险是后果和概率的结合,并且二者重要性被假定相同。三维或多维风险论认为风险不仅是后果和概率,还应包括风险感知和风险可接受性等问题。

人们看待风险的态度是在风险本体论层面探讨风险的属性。Bradbury(1989)[1]提出风险视角二分法:作为自然属性的风险和作为社会概念的风险。May(1989)[2]提出风险视角分为三分法:文化意义上的风险、个人的选择意义上的风险和由系统的方法所确定的风险。Harry Otway[3]支持风险的二分法: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类似的,William R. Freudenburg[3]同样持有风险二分法观点,他认为风险分为真实的风险和被感知到的风险。

在风险观上要摒弃机械决定论,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还要摒弃以“黑天鹅效应”为代表的历史非决定论,过去的风险状态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现在的风险决策,现在的风险状态应作为今后风险决策的依据之一。更应抛弃墨菲法则(Murphy's law)为代表的非决定论,树立“风险是永存的,安全是相对的,事故伤害是可以预防的”观点(吴宗之,2008)[4]。最终我们应坚持以“蝴蝶效应”为代表的复杂系统非线性决定论,即坚持风险本体论上是多维的概念,仅以后果和概率数据作为风险决策的依据还不足够。

3 风险认识论

3.1 技术取向风险认识论

技术取向的风险认识论盛行的阶段,是一个简单忽视公众的阶段,它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绝大部分人都是愚蠢、非理性的。必须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环境,但绝不让他们参与风险政策制定,因为他们只会把事情搞杂。”[5]

持有技术取向风险认识论的专家们对风险的定义大都是技术取向的,认为风险研究的范式是只能是科技范式。风险被看作客观存在的,事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只要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就没必要向公众谈及风险。“All we have to do is get the number right”。[6]

技术风险分析引起社会科学的许多批评。首先人们认为什么是有害后果依赖于他们的价值和偏好。技术取向的风险观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其次,人类活动及其后果间的相互影响比技术风险分析中使用的平均概率所能把握的情景要复杂和独特得多。再次,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制度结构易于产生可能增加实际风险的组织失效和弊端。组织失效和风险间的互相影响通常被排除在技术风险分析之外。最后,风险情景后果大小和风险概率的数字结合假定了两个成分的同等重要性。这暗示着严重后果/低概率和不严重后果/高概率事件之间是无差异的,有相同的预期值。然而,人们明显对其中一种更为偏好[7,8,9]。

风险的降低或减轻建立在一种假定之上,那就是应该按照风险预期或危害成比例地降低风险[10](Morgan,1990)。这一假定也备受争议:应对风险的社会行动不限于风险最小化这一单一目标,还包括其他目标如公正、公平、灵活性或可恢复性[11](Short, 1984)。这些互补目标的纳入要求利益集团和受影响公众的参与。此外,技术风险分析仅能提供大部分人口、长时间段中总的、平均的数据。然而,根据概率分布的方差不同,每个个体都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暴露于大于平均风险的人,更倾向于反对基于平均风险的风险政策。

综上所述,技术风险分析代表了一个狭窄的框架,把可能性限定在基于相对频率上的数字概率问题。这种狭窄的风险定义既具备优点又具备缺点,技术风险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社会对不受欢迎结果形成的共识,并保证平等对待所有风险的方法论。然而这一方法论简化了风险公平的问题,它不应成为风险辨识、评价和管理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提供的补充性风险分析对把握被技术风险分析忽视或放弃的风险经验领域是必要的。

3.2 “社会-文化”取向的风险认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感受到职业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代性风险的威胁。各国开始投入大量技术、资金和行政资源用于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这些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业安全水平和社会现实健康水平,却使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下降。公众不再像从前一样甘愿把保护人类健康、环境和职业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专家的手中。人们要求获得知情权和参与风险决策的权利,各种抗议和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技术取向的风险定义无法解释现实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很多风险的实际损害很小却导致了公众的强烈的负面情绪,而一些有致命可能的风险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一般公众把风险自发地分类成自愿风险和非自愿风险。自愿风险实际发生概率往往比较高而后果小;非自愿风险实际发生概率低,却有高度影响性与威胁性。风险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数据的问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风险的紧迫性和存在随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而变化不定”。[12]

“社会-文化”取向的风险定义认为风险一种社会后果。风险学家对风险内涵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思,认为风险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存在。风险沟通功能定位的变化,来源于研究者对风险内涵理解的变化。对风险的理解需要考虑风险主体,即要考虑风险情景中人对于风险的主观感知。也就是说,“风险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种物理性的、更为实际有形的、可被量化的部分以及一种精神性的、被建构的部分。”

风险的“社会-文化”理论中,人们试图寻找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不同层面上的解释模式。宏观上以社会学等为理论基础;中观上以组织行为学等为理论基础;微观上以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为理论基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任何分析的起点都是认识的基本单元,即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个人。前者进而把对个人的研究中获取的经验数据辐射到对社会集群的概括。后两者以社会背景(如文化、关系群、组织、生活方式等)作为分析的起点。Sheldon Krimsky(1990)把这两种研究范式概括为个人主义研究范式和背景主义研究范式。

Wildavsky & Dake[13](1990)将个体主义范式的两种例证描述为“知识理论”和“人格理论”。人们根据其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对风险做出反应。人格理论则努力根据人格种类(包括政治倾向)解释个人对风险排斥和容忍的选择。建立在个体主义范式上的表达最明确的、最成熟的、最具影响力的是风险感知理论(Slovic and Lichtenstein, 1979)和以预期效用理论(Camerer and Kunreuther1989;Crouch and Wilson,1982; Rowe,1977)为基础的风险的经济学模型。

背景主义模式中所指的环境可以是社会结构、制度形式或文化背景。Rayner论述了基于组织中成员资格和社会关系(等级制度的/平等主义的)的社会结构的类型学。Renn提出以“社会竞技场”为象征的背景主义的模式,其关注焦点是社会的中观水平,而不是微观水平的个体或宏观水平的总体社会行为。Palmlund提出了“社会戏剧和风险”理论。Kasperson强调风险事件和风险消息所植根的背景,提出社会放大模式。然而,不像其他的背景主义者,Kasperson避免对社会因素的重要地位作本体论的主张。他的理论更多是一种框架的态度,因为它为经验研究的发生提供了外壳。Wynne提出的背景主义模式表现在他的知识社会学,他认为科学在总体上和对风险的贡献这一点上不能提供客观知识,只能提供一个“受社会承诺内在限制”的信仰结构[14]。

Bradbury(1989)提出如何定义风险的问题:什么样的标准是处理风险的合适标准?社会是否应该不论背景对所有种类风险采取一套统一的标准?谁应该参与制订这些标准?如果这些标准被证明不合乎要求谁应该负责?Rayner(1984)提出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们所运用的风险定义在公共政策的应用过于狭窄,因为该定义忽略了“多公平才算安全”的问题。

然而,“社会-文化”取向的风险观也具有局限性。若单纯依赖“社会-文化”取向的风险观,我们无法全面解释风险过程。主要表现在其无法提供衡量风险文化或风险社会可接受性的标准。从规范的观点看,关于个人对风险的感知的知识不能被直接转化成政策[3]。如果风险感知的一部分是基于偏见或无知,使用感知作为风险降低的标准显然并不明智。此外,个人和团体的风险感知不尽相同。用感知风险做出风险决策面临选择上的两难问题。尽管“社会-文化”风险观较之“技术导向”风险观具备更全面的框架,但其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因此,风险不能仅局限于感知和社会构建,客观结果仍是风险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4 风险方法论

不同的人看待风险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看待风险问题的角度也称风险视角。如风险工程师、风险经济学家、风险心里学家和风险社会学家等所持有的风险视角是不同的。Ortwin Renn(2005)[3]将风险视角分为五个方面:技术风险视角、风险经济学视角、风险心理学视角、风险社会学视角、风险文化视角。

不同的风险视角下发展出不同的风险方法论。保险精算方法、健康和环境风险评估、概率风险分析等是从技术取向思考风险的方法论,风险经济学视角、风险心理学视角、风险社会学视角和风险文化视角主要是从“经济-社会-文化”取向对风险进行反思。其中风险经济学视角主要建立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把人或者组织看作是“理性行为人”,其避免风险的方式主要是寻求预期危害最小化或者预期效用最大化。风险心理学观点强调风险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心理评价。风险社会学和文化观点强调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个人心理因素,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映或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

5 风险评价方法论

风险评价方法是风险方法论之一,也是安全科学的方法论之一。风险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断发展将直接作用于风险方法论。风险评价的发展,经历了确定性风险评价、概率风险评价和定量风险评价三个阶段。

5.1 确定性风险评价

确定性风险评价方法是基于事故后果模型进行事故伤害(或破坏)范围评价的方法。通过分析各种可能的事故情景得出事故后果模型,进而依据事故伤害(或破坏)准则,预测事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范围。目前国标和行标中关于安全距离的相关规定,大部分是根据确定性风险评价方法,得出相关生产经营场所和装置的安全距离。在安全评价领域,确定性评价方法通常用于非矿山类的危险源评价。

确定性风险评价所依据的主要的事故后果模型分三类:爆炸模型、火灾模型、泄漏扩散模型。具体包括凝聚相爆炸模型(CPE)、蒸汽云爆炸模型(VCE或UVCE)、沸腾液体扩展为蒸气云爆炸模型(BLEVE)、物理爆炸模型(PE)、固体火灾模型(SF)、喷射火模型(JF)、池火模型(PF)、闪火模型(FF)、气体泄漏模型(GL)、液体泄漏模型(LL)、气液两相流泄漏模型、有毒气体扩散模型等。

确定性风险评价所依据的主要的伤害或破坏准则包括三类:爆炸准则、火灾准则和中毒准则。具体主要有:冲击波超压准则、冲击波冲量准则、冲击波超压-冲量准则、热辐射准则、热通量准则、热剂量准则、毒物浓度-时间准则等。

确定性风险评价方法不考虑多个事故情景发生的概率重复计算问题,通常以所有事故情景中后果最严重的事故情景作为判断标准,计算出伤害或者破坏半径,进而划分区域或者,认为在确定区域内会造成固定程度的伤害或破坏,而在该区域之外则不会造成相应后果。由于对事故情景发生的概率考虑不周,因此得出的结果偏于保守。可以说,以基于事故情景后果为代表的确定性风险评价方法着重考虑事故危害程度,忽视事故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

确定性风险评价方法主要考虑事故后果,该方法认为风险本体论上是一维的概念,预期后果决定了风险的全部属性。

5.2 概率风险评价

1974年Norman C. Rasmussen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了“商用核电站轻水反应堆的风险评价”报告,第一次成功的运用了事故树分析(FTA)和事件树分析(ETA)方法,对核电站风险进行分析和计算,并和已经存在的社会风险进行了比较,开创了概率风险评价的先例。1976年英国卫生与安全管理局(HSE)对Canvey Island的石化企业进行了区域性的概率风险评价。1979年英国Cremer & Wamer公司和德国的Battele公司对荷兰Rijnmond地区的六个大型石油化工装置进行了概率风险评价。

概率风险评价(PRA)是把整个系统的失效概率通过结构的逻辑性推理与它的各个层次的子系统的失效概率联系起来的一种风险评价方法。在概率风险评价方法中,根据事故的基本致因因素的发生概率,应用数理统计中的概率分析方法,可以求取事故基本致因因素的关联度(或重要度),进而用系统的观点评价整个被评价系统事故发生的后果和概率。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事故情景发生的概率和后果严重度都可以通过计算获得。概率风险评价认为一切事故属于随机事件,不存在“可信”与“不可信”的截然界限,只有发生概率的大小之别。

概率风险评价方法有事故树分析(FTA)、事件树分析(ETA)、故障类型及影响分析(FMEA)、马尔科夫模型(Markov Chain Model)等典型数学模型。概率风险评价在确定性风险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人失误概率(HEP)等概念,并发展出了人认知的可靠性模型(HCR)和人的可靠性分析(THERP)方法,弥补了确定性风险评价对事故人因考虑的不足。

概率性风险评价考虑事故后果和发生概率两个因素,这种风险评价方法认为风险本体论是二维的概念,并且假设后果和概率两个因素同等重要,这一点也为后来风险社会学家所批判。

5.3 定量风险评价

定量风险评价在概率风险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综合给出所评价对象或区域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与预先设定的风险可接受标准比较,然后依据可接受风险标准进行分区,并为最终的风险决策提供依据。

定量风险评价方法和概率风险评价方法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定量风险评价考虑了意外事件风险的可接受性问题。与概率风险评价方法不同的是,定量风险评价方法不仅仅是对各种风险的比较研究。风险可接受性问题不能简化为风险比较问题。在对风险可接受标准研究的过程中,风险沟通研究成为关键。风险沟通研究的目的就是获得区域性的风险可接受标准或者提高某事故风险的社会可接受程度。关于风险可接受标准的制定是定量风险评价方法的难点之一,将可能成为今后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其次,定量风险评价改进了概率风险评价重复计算风险的问题,提高了风险评价的精度。

定量风险评价方法认为风险本体论是三维或者多维的概念,向概率风险评价方法的基本假定,即概率和后果二因素具有同等重要性提出质疑。从这个角度看,定量风险评价是目前最先进最完备的风险评价方法。

6 结论

“技术取向”的风险认识论强调风险的客观属性。“社会-文化”取向的风险认识论强调风险的主观属性。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环境社会学教授Ortwin Renn[15]认为“实证主义风险观”和“社会建构风险观”分别代表了风险观点连续谱中的两个极端。

目前,世界各国没有建立统一的风险可接受标准,因此,基于狭窄框架下的实证主义风险观的通用性值得怀疑。此外,许多国家尽管有很大的文化和社会差异,但却都已采取非常相似的标准和降低风险的优先选择(以风险最小化为目标),社会建构风险观的可行性也值得怀疑。

零风险，办公室“观”股实战策略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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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观·媒体观·教学观 篇3

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做是确定的、唯一的、静止的和分割的, 认为写在书本上的、教师可以通过语言传授给学生的才是知识。其实不然。知识具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知识具有可编的特点, 被很多人“曲解”为是知识的全部。隐性知识却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实践证明, 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方面, 隐性知识显得更为重要。例如, 在教室里给学生上一堂游泳课。教师从游泳的定义、分类、注意事项等讲起, 之后问学生听懂了没有, 学生会表示“我听懂了, 但是我不会……”的确, 学生是听懂了, 但游泳不是靠教师传授的, 而是需要学生体验、实践。物理学家劳厄曾说过, 学习就是把教师所讲的东西忘掉而剩下的东西——这剩下的东西就是思维、方法、能力。如何取得知识, 包括如何选择和理解知识, 无疑比拥有某些具体知识更为重要。

受传统知识观的影响, 媒体主要被认为是承载、传递信息的工具。许多教师单纯地从提高形象性和感觉效果等方面来运用媒体, 其结果是用形象思维简单代替了抽象思维。教学中“照网宣科”、“照片宣科”的现象屡见不鲜。新的知识观决定了媒体的作用不再只是承载和传递知识的工具, 而更应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和情感激励的工具。媒体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形象, 更重要的是要为教师创设情境、维持学生学习动机、师生交流、帮助学生探索知识、培养学生潜能这些教学目的服务。观念决定行动, 观念决定媒体使用的效率和效果。技术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教育过程中恰如其分地应用。这种有效应用取决于对知识的理解与态度。

知识与信息的迅猛增长, 使人们意识到教学中仅靠教师的传授已不太可能。人们习惯用桶水与碗水的关系来比喻教学。信息化社会, 学生不只需要一碗水, 教师也不能只有一桶水, 而应是长流水。因此, 我们对教学应有更新的解读——教学便是教师这条小河与学生这条小溪的交汇。教学的本质是交往。在新课改背景下, 教学更强调参与、分享、交流与创新。知识在本质上是鲜活的、流动的、融合的, 因此, 教师应把主要任务从单纯传递知识转向处理与转换知识, 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高效的学习方法、灵活的知识迁移能力等方面。

风险观 篇4

【关键词】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护理风险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3-0045-01

在医疗领域，随着老年危重患者的增加，其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发生概率也在逐渐攀升[1]。本文研究当中，旨在分析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的护理风险因素，并根据风险因素寻求相应的处理对策，现将详情报告如下文所示。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是选自2010年1月到2014年12月，收治于某市三甲医院急诊抢救室的老年危重患者，共收集40例。这40例老年患者，均属于在某市三甲医院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的留观老年危重患者。其中男性患者占24例、女性患者占16例，年龄63岁到89岁之间、平均年龄（72.41±5.92）岁，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占9例、心律失常的患者占7例、休克和心衰的患者占12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占7例、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占5例。

1.2方法

对这40例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发生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档案進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二零零二年制定的医疗事故分级[2]标准，进行医疗事故分级，一共分为四级，分别是一级医疗事故、二级医疗事故、三级医疗事故、四级医疗事故。统计这四级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当中，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患者所占的比例，并对发生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各方面原因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患者方面的因素和护理人员方面的因素。

1.3观察指标

根据所有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的医疗事故档案、医疗纠纷档案，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各分级医疗事故、医疗档案中老年患者所占的比例，分析引发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护理风险因素，以此作为观察指标。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对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发生各级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情况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2结果

根据结果显示，医疗事故当中，老年患者所占最高比例的是三级事故（40.00%）、然后分别是四级事故（25.00%）、二级事故（12.50%）、一级事故（5.00%）；医疗纠纷当中，老年患者所占比例是17.50%。导致老年患者发生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患者不遵医嘱、患者疾病因素、护理人员专业技能不足、护理人员法律意识欠缺、护理人员工作疲劳、护理人员沟通能力不足。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观察医疗事故、医疗纠纷中各风险因素的老年患者情况

风险因素例数医疗事故医疗纠纷（n，%） 一级（n，%）二级（n，%）三级（n，%）四级（n，%）患者不遵医嘱5（12.5）0（0.00）0（0.00）1（2.50）3（7.50）1（2.50）患者疾病因素5（12.5）0（0.00）1（2.50）2（5.00）1（2.50）1（2.50）护理人员专业技能不足4（10.00）0（0.00）1（2.50）2（5.00）1（2.50）0（0.00）护理人员法律意识欠缺9（22.50）0（0.00）1（2.50）5（12.50）1（2.50）2（5.00）护理人员工作疲劳7（17.50）1（2.50）1（2.50）3（7.50）1（2.50）1（2.50）护理人员沟通能力不足10（25.00）1（2.50）1（2.50）3（7.50）3（7.50）2（5.00）总计40（10.00）2（5.00）5（12.50）16（40.00）10（25.00）7（17.50）3讨论

针对急诊抢救室的留观老年危重患者，分析的护理风险因素及其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护理人员专业技能。在本次研究当中，由于护理人员专业技能不足，导致发生医疗事故的老年患者占10.00%、发生医疗纠纷的占0.00%。大多留观老年危重患者合并多种疾病，且病情复杂，在临床护理时，涉及到多个层面的护理技能，而护理人员中尤其是新进护理人员，由于专业技能不足，导致无法完成多层面的护理工作。针对此情况，院方应当定期培养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开设培训课程，并通过考核的方式，让护理人员尽快提高专业技能[3]。

第二方面，护理人员法律意识。在本次研究当中，由于护理人员法律意识欠缺，导致发生医疗事故的老年患者占17.50%、发生医疗纠纷的占5.00%。在高度紧张的急诊护理当中，护理人员可能在无意间损害了患者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或是患者在填写资料时出现错误，后续发生事故后相关证据不足，导致医疗事故或纠纷的发生。故此，应当加强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让护理人员了解并执行相关的规章制度[4]。

第三方面，护理人员工作状态。在本次研究当中，由于护理人员工作疲劳，导致发生医疗事故的老年患者占15.00%、发生医疗纠纷的占2.50%。在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容易出现疲劳现象，导致工作质量下降，此时院方应当根据急诊抢救室的接诊情况，合理安排护理人员的工作和休息时间，保证在岗护理人员的精神状态。

第四方面，护理人员沟通能力。在本次研究当中，由于护理人员专业技能不足，导致发生医疗事故的老年患者占20.00%、发生医疗纠纷的占5.00%。护患之间沟通欠缺，或是护患之间理解不足，导致护理人员和患者之间出现矛盾情况，从而引发医疗事故或纠纷。针对此现象，院方应当培养护理人员之间的默契，在一位护理人员无法成功和患者沟通时，另外一位护理人员能够配合一起完成沟通工作，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强护理人员的沟通技巧，提高其语言、态度、肢体动作等各方面的沟通能力，从而改善护患沟通情况[5]。

综上所述，对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的护理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对策，能够有效减少或规避医疗事故、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1]罗晓琴，王玉兰，毛花花等.管道标志在老年危重患者中的应用[J].解放军护理杂志，2012，29（23）：74-76.

[2]谭雯，孟玲利，张洋等.安全型静脉留置针应用于院前急救转运过程中的优势探讨[C].//2012北京协和急诊医学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2012：303-305.

[3]谭雯，孟玲利，张洋等.院前急救转运过程中应用安全型静脉留置针的探讨[J].护士进修杂志，2012，27（14）：1331-1332.

[4]鲍滨，李志刚，孙晓琳等.老年危重患者血乳酸水平与APACHEⅡ评分和预后的相关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2，33（4）：428-430.

仪式观下的新闻观 篇5

【关键词】詹姆斯·凯瑞 传播仪式观 传播技术

一直以来我们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我们对传播意义的阐释都侧重于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基于这样一种对传播的理解，我们在对传播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只关注信息在空间上的传递和发布。然而这样一种研究的视角和理念是不是科学并有意义的呢？笔者还无法给出答案，但《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给出了对“传播”理解的另一个维度，将传播放置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视角独特的分析、研究，为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传播提供了可能。

本书开篇中，作者詹姆斯·W·凯瑞便提出了两种传播观念：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①

根据凯瑞的描述，传递观将传播理解为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传播的仪式观源自更为古老的观点，传播一词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传播的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一、仪式观视角下的新闻观

“在任何一个社会，权力都是一件被膜拜的东西，在民主政体中，权力是唯一被膜拜的东西。”②凯瑞将纳图勒·法朗士所说的“财富”替换为“权力”，来表达权力在民主社会中对大众传播的统治。

在第三章对“大众”和“媒介”的思考中，凯瑞说到“现实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像其他稀有资源一样，人们为此你争我夺；它被分配给各种目标和计划、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与潜力；它被消耗、被保存、被合理化、被分配。权力的基本形式就是对这种资源进行界定、分配与展示的权力。因此，艺术家所描绘的以及作家所写、言者所言、电影摄制者所拍摄、广播电视所广播的，同时也就是社会对现实的必争之地。它不是脱离现实力量的观念冲突，也不是技术的冲突，或社会关系的冲突，它是同时发生的、连动作用的观念、技术和社会关系的斗争。因此，首要的不是传播效果的冲突，而是本身就是效果的行为与实践的冲突。”③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之稀缺在于我们缺乏接近现实的途径。有说的就有听的，有写的就有读的，有拍电影的就有看电影的，因此，你可以说我们是主动创造这个世界的族类；但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说我们是无法接近实现这一奇迹机制的此等族类。”④

根据凯瑞的描述，现实是一种需要权力才可以支配和建构的稀缺资源，普通大众无法切实有效的接近事实。而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所谓的事实是各种现实生产机制——包括教室、期刊、书籍，甚至报纸、电影和广播电视——根据阶级冲突和地位冲突中掌握权力一方的意志所构建的。

根据传播的仪式观，可以将新闻理解为社会意识的产物。作为社会意识的新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新闻事实，另一部分是新闻报道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事实是作为新闻的本源，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但是这种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并不是纯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意识的产物。在记者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在编辑选取稿件的过程中，都会有意无意的掺入个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而这种观念和判断是形成于统治阶级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之中的。

正因为现实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掌握这种资源的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现代大众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回馈机制的模式。人们无法参与到对现实的决策过程，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发言权。

这种担忧在现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技术的进步、传播方式的多样和便捷，是否一定会促进人们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建构意见的自由市场并使不同的意见彼此“交锋”以达到一致，最终形成民主。特别是网络的出现，很多人将其视为公共领域回归的一剂良药，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理想。网络在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传播的仪式观，对新技术进行分析来更好的理解传播，并发挥其效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二、“技术不是一个人工产物，而是一个行动者”

“现代传播手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体验与意识，改变了人们兴趣和感觉的构成，改变了通常人们对活着与对所处的社会关系的认识。”⑤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的最后一章，凯瑞系统的论述了电报作为一种革新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凯瑞首先提出了研究电报影响力的必要性：第一，第一个通讯王国和许多工业王国的雏形出现在电报发明运用之后；其次，电子工业第一个真正的奠基产品是电报，第一个以科学和工程为基础的工业也是电报；再次，语言性质也因电报而发生了转变，意识结构与日常只是也随着有所改变；最后，传播因电报而产生分水岭。

在考察电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凯瑞认为其间存在三种关系：一，电报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二，公众的想象；三，电报对日常观念——思想、自然态度、实践意常识——的影响。而他关注的焦点是尚未被研究的第三种关系上。

凯瑞提出电报对日常观念的的研究应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电报对语言和新闻业的影响。其次是帝国。他集中描述电报如何改变日常事务中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方式，尤其考察进入实践意识的时间的变化形态。

凯瑞通过商品市场和标准时间来审视电报对意识形态和日常观念的影响。首先是商品市场，在电报发明之前，商品交易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各个地区之间的商品价格互不相同，而且不同区域间的价格影响很小。而贸易则是通过地方之间的差价来赚取利润。而电报出现之后，各个不同的地域可以在第一时间相互沟通商品的价格信息，这样差价就变得越来越小，通过不同地域间的商品差价来赚取利润的贸易形式逐渐消失。而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以时间为维度的商品交易形式——期货。通过购买商品存积，待之涨价后出货来赚取利润。这些变化有赖于市场和商品体系的一些特殊变化。它要求信息的运动独立于产品并快于产品，要求价格在空间上得以统一，还要求商品与代表商品的单据相分离。

电报对时间的影响表现为它促进了标准时间的产生。电报不仅将信息的传播脱离出实体的传播，而且可以反过来控制实体，在当时具体表现为控制火车的运行。在电报出现之前，美国各地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时间，有时距离不远的几个城市间的时间却大相径庭。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火车时刻表。因为各地时间的差异，各地的旅客常常不能准确的得知到站时间并因此错过班次，更为不幸的是相向而行的火车因此而对撞。基于这种原因，标准时间应运而生，而标准时间产生的前提，正是时间可以通过电报而相互沟通。

凯瑞并没有评判电报对于日常观念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在前言中他也提到“论文并不旨在消除传播与技术的矛盾或美国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而是把这些矛盾与不确定性当作一种源泉，探索他们”⑥“对那些是我们困惑的问题有更准确的了解”⑦并使人们“走出对传播与技术进步田园牧歌式的陶醉、对其威力和统治的可怕的描述”⑧。

一直以来，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宗教都将技术看作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一剂良药，好像新技术的出现就能够完全、彻底的消除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在凯瑞看来不是这样的。

印刷品代替口语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形式，这样在空间上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凯瑞在书中援引杜威的观点认为“舆论只能在讨论中、当讨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活跃时才得以实现……我们所欠缺的是开展这种交流所必需的方法：即公众得以形成并能够产生意见的公共生活机制”⑨。由于新技术在空间上阻断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所以很难形成客观、民主的舆论。

印刷品和电报如此，那么更先进的技术呢？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最后一章中说到“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⑩。

“技术不是一个人工产物（artifact），而且是一个行动者（actor）。”⑾凯瑞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凯瑞和其他批判看待传播技术的研究者来说，技术本身是有所指的。它能够潜移默化的带来某些变化——包括思想、政治、感知、社会、内容——而不取决于使用者。

现如今，新技术层出不穷。便携式电脑、多媒体移动终端……在3G网络的支持下，传播的形式和手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当我们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时，是否还要保持似乎一贯为之的热情，并简单的认为技术的进步会必然的带来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不必急着给媒介和技术定性，我们抱有的态度应该和凯瑞相似，那就是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研究，以求更准确的理解传播与技术。□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⑾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8：4、66、65、65、1、7、7、8、60、6

⑩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2009年5月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134

（作者：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责编：周蕾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比较研究 篇6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是计量企业收益的两种不同的会计理论。资产负债观通过比较企业某一会计期间期末、期初净资产来确认收益,通过净资产的增加额反映企业价值增值情况。收入费用观将收入费用配比作为基本的计量过程,通过收入费用的差额反映企业价值增值情况。

20世纪30-70年代,美国会计界以收益的计量作为会计的重心,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强调配比原则,采用收入费用观。但会计实务中递延费用的计量对配比性原则提出挑战,2001年安然破产,一系列会计丑闻浮出水面,人们意识到净资产的增加额比以收入费用差额确认的收益更加真实客观,资产负债观优于收入费用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呼吁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以资产负债观全面取代收入费用观。

受经济发展水平及会计环境的制约,我国传统的会计准则以收入费用观为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会计信息愈发强调可比性、相关性,我国会计准则逐步与美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趋同。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反映了全面收益观在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中的应用, 标志着会计准则制定的基石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

2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比较

2.1会计计量属性比较

资产负债观侧重公允价值,多种计量模式共存,收入费用观侧重历史成本。收入费用观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计量企业收益时,收人、费用的确认建立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但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准确反映企业对应收益,同一企业不同会计期间收益相同,但购买力已然不同。尤其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国家,在历史成本这一会计计量模式下,其会计信息已失去相关性、可比性。 与此同时,无形资产、人力资源、金融衍生品的确认和计量也对收入费用观提出挑战。资产负债观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用性,全面运用公允价值,从价值存量的角度,认为企业净资产增加得到全面收益才能反映企业价值增值。公允价值是几种会计计量属性的综合运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水平的逐步提升,公允价值将能得以有效的运用反映企业资产、负债价值的变化情况。

2.2收益计量模式比较

资产负债观将资产、负债及其变动情况作为最基本的计量过程。收入费用观将收入、费用配比作为最基本的计量过程。收入费用观将收入、费用进行配比,计算出其差额确认收益,计算出收益后再计量资产的增加或是负债的减少,将收益分摊到资产、负债的价值中。收入费用观以利润表为核心,资产负债表成为其附属品。这一计量模式为企业会计造假、操纵利润提供便利,企业可将利润调整到预期,然后再倒挤调整资产、负债。安然事件便是典型的例子。 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相反,通过资产、负债的变动计算出净资产增加额,然后再去确认收益,只有当资产价值得增加或是负债价值的减少才时会产生收益。假设企业年初有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50万元,年末这笔投资价值60万元。依据资产负债观,这笔投资未来会带来10万元的收益,会计上将报告这10万元的收益。 按照收入费用观,这10万元收益尚未实现,会计上无需反映。资产负债观反映经济收益,收益的确定不需要考虑实现问题,克服了收入费用观只反映会计收益的局限性,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将交易因素、非交易因素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情况得以综合反映。

2.3财务报告内容比较

基于资产负债观的财务报告反映企业的全面收益,包含了未实现损益,资产负债表是报表的重心。基于收入费用观的财务报告反映企业的净收益,不包含未实现损益,利润表是报表重心。资产负债观要求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包含综合收益的会计信息,扩展了收益表。1992年10月,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希望把在资产负债表的业主权益予以确认,规定企业的财务业绩情况由损益表和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共同表述。1997年6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将传统利润表与综合利润表合并为一张“收益与综合利润表”,全面收益包括净利润及其他综合收益。1997年8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给企业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提供利润表的同时提供权益变动表, 二是提供综合利润表,目的是要求企业披露已确认的利得或损失。 2006年2月,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修订了利润表,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总额两个项目,且要求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需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并列披露。由此看来基于资产负债观的财务报告包含了外在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下给企业带来的已确认未实现的损益,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会计主体某一期间净资产的全面变动情况。

3结语

风险观 篇7

迄今为止，人们对福斯特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方面，却忽略了他的哲学思想，诸如自由和纯真的人性之爱。研究福斯特的文学创作固然重要，但探讨他的哲学思想同样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福斯特的小说深层思想内涵，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福斯特其人，同时也能给我们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在福斯特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自由和人性之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似乎总能站在哲学的高度审视人生、透视人性、弘扬自由和纯真的人性之爱。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过程就是弘扬人性的善、不断完善人性的恶的过程。针对人性，福斯特最为关注的是人追求自由的本能以及爱与被爱的欲望。只有把自由和爱这两种本能或欲望结合起来，人性才会不断进入新的境界，人类才会创造出理想的秩序和完美的和谐社会。

二、崇尚个人自由

福斯特认为自由是人性当中“根深蒂固的渴望，一种乌托邦状态的强烈欲望，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个人都是同等的自由”（Advani, 1983:35）。追求自由的前提是要信仰自由。1935年福斯特曾在巴黎作家国际大会上公开声明：“我确实信仰自由！”而福斯特所宣称的自由主要是指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他的这种自由观在他的小说里有着充分的体现。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的莉莉娅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露西的意大利之旅实际上就是追求自由。由于不堪忍受赫里顿家人对她的种种压抑和限制，莉莉娅来到了意大利，并在那里获得了精神自由和选择的自由。因此，她解放了自己，取得了新生。露西在意大利第一次感受到了个人自由和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并最终选择了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了自由选择——放弃了她根本不爱的未婚夫塞西尔，而接受了彼此相爱的乔治·爱默生，从此踏上了充满甜蜜和自由的人生之路。

福斯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缺乏真正意义的自由，尤其是选择的自由和决断的自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本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代社会的诸多世俗现象的腐蚀。为了使人们的生存具有绝对意义，我们应该解放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重获自由并享受自由的人生。

三、弘扬崇高的博爱

爱是人性中的一种固有本能和冲动。福斯特特别关注人性中爱与被爱的欲望。当然，他所指的爱并非狭义的爱，而是我们人性中最纯真、最崇高的爱，即博爱。福斯特对博爱的高度重视和关切可以在他下面的表达中得到有力的印证：“如果我必须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勇气选择背叛我的国家。”（Stape, 1956:67）他如此主张博爱，因为爱不仅能够帮助自己把握真实的自我，而且它还能够帮助人类完善人性。在他看来，爱只有通过人与人的沟通才能得以实现。

在小说《霍华德庄园》里，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福斯特的代言人）真诚地去爱每一个人。无论是来自底层的巴斯特还是骄横跋扈的亨利·威尔科克斯，她都用一颗宽容的心跟他们沟通、交往。由于她不懈地、无私地付出真诚的爱，才使得各阶层之间固有的隔阂和冲突都冰山消融，彼此变得和谐友爱。

在小说《印度之行》里，穆尔夫人（福斯特的代言人）对待印度人甚至包括印度的一切都表现出纯真的爱和高尚的博爱。正是由于穆尔夫人大力弘扬崇高、纯真的人性之爱并把这种大爱变成实际的行动，才使得她深受印度人的广泛爱戴和崇敬。正是由于她抱着“友好，友好，更友好”（Forster, 2003:53）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印度人），因此，印度人把她当成爱神来膜拜。穆尔夫人所拥有的人性之纯真、崇高的爱正是福斯特极力倡导的博爱，因为这种爱就是人类之爱。如果世界上充满了这种爱，我们人类就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和光明的未来。

四、结语

福斯特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自由观和博爱观，不仅使他的文学作品富有思想深度和厚重感，而且更给生活在21世纪的当代人许多深刻的启发和思考。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尽管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但是真善美、自由的追求、真爱、大爱等依然是人性的主流。我们必须从个人存在的意义出发，通过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大力倡导自由，弘扬博爱。只有这样，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充满和谐、充满自由和爱的社会里。

参考文献

[1]、Advani, Rukun.E.M.Forster as a Critic[M].Kent:Provident House, 1984

[2]、Forster, E.M.A Passage to India[M].杨自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