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信仰的丢失

论中国人信仰的丢失（共5篇）

论中国人信仰的丢失 篇1

小时候，老家那个穷乡僻壤的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信佛，尤其是女人。我的奶奶和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妇人，自然都不会例外。

或许是日子太过于一贫如洗，让她们不敢将太多的期望寄托在物质上。所以每当生活中遇到自己能力以外的困难时，她们都会选择求菩萨保佑。

与其说是迷信，倒不如说是希望老天爷能够发发善心网开一面，让本就艰难的生活少一些风雨飘摇。

这是一种生活无以为继时渺茫的希望寄托。

在我五六岁时，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仨跟奶奶和未成家的小叔分了家。我家分到两间四面漏风的土砖房，一口一生火就四处冒烟的土灶，几件破烂木家具，一口已经用了许多年的大水缸，两个黄土颜色的厚塑料水桶，一些烧饭用的锅碗瓢盆，以及父亲结婚时买的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别的，就再也没有了。

至于钱，全都要靠父母的双手去挣。

偏偏我们姐弟仨身体都不好，可能是拮据的生活导致身体严重营养不良，总之就是今天这个头痛，明天那个发烧，没有几天消停的。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用母亲的话说，那几年，她的背上从来没空过，不是今天背着这个去打针，就是明天背着那个去拿药。不到三十岁的母亲，眉头锁得比紧巴巴的日子还要紧。

实在是没有钱的时候，母亲便瞒着相信无神论的父亲，偷偷从村里的“老菩萨”家求来一个黄纸包。回到家，母亲把那纸包里的粉末倒进碗里，用开水冲了给她生病的孩子喝下去。味道很怪，不甜也不苦，涩涩地，喝完喉咙里像是被风吹进了许多灰尘，呛得很。我不喜欢。

母亲说那是“仙丹”，是菩萨给的，能治百病，我信以为真。我以为，这跟电视剧里面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一样神，甚至认为自己喝了以后能长生不老，感到很高兴。所以，尽管“仙丹”很难喝，我还是捏着鼻子皱着眉，咕咚咚一口气把它灌进肚子里，一滴也不剩。

后来稍大一些了，我才知道那是香灰，顿时有种想要呕吐的恶心感觉。但是已经什么也吐不出来了，那些喝进去的香灰水，早已消化在了我的身体里，跟我的血液溶为了一体。至今我还总是怀疑，自己的血液里是否有香灰的沉淀物。

也真有喝了“仙丹”以后病就好了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所谓的心理作用。

因为有了这些似是而非的神奇功效，“老菩萨”的灵验神通，在村里的女人们中间被添油加醋地越传越神。

“老菩萨”家就在我家屋后，她不是神，是个人，还是个女人。她本来只是个普通的女人，跟隔壁大伯家的婶子没什么两样，如果要说不同，那就是她看起来比较富态，不常做地里的农活，有点不像乡下人。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睡在后屋房间的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喊声，很是惨烈，像是被谁拿鞭子抽打般痛苦。屋后女人的丈夫是不可能打自己的老婆的，他对她很好，这让我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女鬼”两个字从被阴森森的黑暗包围住的脑子里冒出来，让我把身体缩进被窝里，捂住耳朵，努力了很久才睡着。

那晚过后，女人就变身成为村里的“老菩萨”了，我从村里女人们捕风捉影的谈论里，知道那天晚上她被奇怪的东西附了身，后来不知怎地见到了观世音，慈悲的观世音菩萨让她替自己在这片土地上造福众生，云云。

也有不同的版本，但大致情节是差不多的，越传越神。女人就这样从一个不太像乡下人的女人，彻底不再是乡下人了，成了人们口中的神。他们管这个神叫“老菩萨”，以表示自己的尊敬和虔诚。

“老菩萨”家的阁楼上供奉起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是个长头发的女人形象，我后来才知道，那便是观世音。

逢年过节，或者谁家孩子突然患病，不断有女人们提着用暗色的布遮在上面的菜篮子，里面装满了自己平日里舍不得买更加舍不得吃的水果糕点。她们虔诚地低着头，迈上“老菩萨”家高高的门槛，再从她家堂屋后面昏暗而狭窄的木质楼梯上爬上去，在那间满是檀香味的房间里，对着在烟雾中朝她们微笑的观世音匍匐磕头。额头扣在木质的地板上，咚咚有声。

而此时的“老菩萨”，她就坐在一旁用稻草编织的蒲团上，口中念念有词，等来人叩头结束以后，从那燃烧着线香的香炉里，捻起一把还带着温度的香灰，用画了符的黄裱纸小心翼翼地包起来递给来人，那人便千恩万谢地转身走了。

我去过那间阁楼，并且不止一次，但不是烧香拜佛。

“老菩萨”家的阁楼除了供人烧香求“仙丹”之外，也可以求签。求签是要另外再付香油钱的，一开始，求的人并不多。后来，随着村里外出打工赚钱的人越来越多，来求“老菩萨”保佑发财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常常被“老菩萨”叫到她的阁楼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帮她抄签。我用自己那歪歪扭扭的字体，将人们从菩萨那里求到的签文抄写在事先裁剪好的黄裱纸上，再由“老菩萨”悉心叠好，交到他们手上。这个沉默的.过程，让我觉得庄严而诡异，仿佛自己抄写的不是签文，而是带着神奇魔力的符咒似得。

签文一般只有四句，很快就抄写好了，每抄一支签还能从“老菩萨”的手里得到几个人们拿来供奉观世音的水果和糕点。它们虽然被连绵不绝的香火熏得满是香灰的味道，但是即便如此，那也是童年的我求之不得的美味，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差事。

随着进出“老菩萨”家次数的增多，我发现她跟电视里放的菩萨有些不一样。

我首先发现的，是她家养着鸡，她经常端着炖好的鸡蛋喂给她幼小的孙子吃。而且，她的老公吃肉，她家的碗橱里经常有煮熟的鱼和肉。这让我眼馋的同时忍不住想，虽然我没见过“老菩萨”本人吃肉，但是眼见着自己的家人大鱼大肉，她并没有觉得不妥。这使我开始怀疑她并非真的观世音菩萨化身。

电视里的观世音菩萨是极为善良地，她见到不认识的凡人杀生都是会阻止，别提对身边人这种出家人不能容忍的行为视而不见了。

然而最让我觉得不能理解的是，每逢过节的时候，“老菩萨”会叫她老公把她家院子里养得肥肥的鸡送去给他们在镇上开影楼的儿子儿媳。这些鸡的结局自然是被杀掉，成为他们的盘中餐了。

我问父亲，“老菩萨”自己不杀生，却把鸡送去给自己的儿子儿媳吃，这跟她自己杀的有什么区别么？

父亲笑了笑，说，本来就是骗人的，哪有什么真的菩萨，别听你妈胡说八道。

我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便开始渐渐和父亲站在了同一立场，成为无神论者。并且，我开始用我从书本里学到的科学观点以及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去消除母亲心里的迷信观念。

久而久之，母亲去拜“老菩萨”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倒不是母亲真的被我彻底改变了，而是她本来就舍不得花一分冤枉钱，被我说得半信半疑之后，对“老菩萨”的神通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的钱花得不值，所以就不愿意去了。

长大以后，我对信仰有了些新的见解，并且对佛家的一些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老家的“老菩萨”是什么观世音的化身，而且随着对佛学书籍的阅读涉猎，越来越清楚她本质上与佛家的偏离了。

佛家的宗旨是教人消除心里的业障，清心寡欲，一心向善，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但是“老菩萨”似乎并没有致力于此。

仅凭她利用人们信佛的心里去赚取所谓的香火钱，这一条就与佛的本意背道而驰了。我自然是知道，那些香火钱并非都是用来买了观世音佛像面前日夜燃烧着的线香和灯油，那些东西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这是村里人人人皆知的秘密。

前几年，母亲告诉我一件事。“老菩萨”与村里的一些老人一起出钱，将原来那片作为中学的山边土地买下来，修建了一个不小的庙宇，在还没开始破土动工的时候，他们走村串乡挨家挨户去讨要善款帮助他们修庙。

“老菩萨”到我家来要钱的时候，母亲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一向小气的母亲拿出了她自己认为已经很大方的二十块钱，递到满脸和善的“老菩萨”手上，但是在看见钱的数额以后，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一脸不高兴地转身就走了。

我听了母亲的诉说，说，你连这二十块钱也不应该给，给多少都是打水漂。

思想渐渐被我和父亲转变的母亲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说，我是后悔呀，但是钱也要不回来了。语气里深深地惋惜。

如果说村里的老人们相信菩萨的存在是因为愚昧无知，那么利用他们这种心理敛财的人，就十分的可恶了。

这样的人不仅不配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且玷污了佛家的纯净，应该受到谴责和鄙视。

依我看，“老菩萨”不是被观世音附了身，而是被钱迷了眼。观世音菩萨，只是被用来作为不用辛苦劳作而又能赚到不少钱的幌子罢了。

论中国人信仰的丢失 篇2

关键词：信仰危机,中国,价值系统

今天的中国, 是一个价值缺失、隐含深刻价值危机的国家。

首先, 价值危机首先表现为信仰危机

今天的中国人, 只知艰难生活, 却不知为何而活。传统价值的“仁义礼智信”已被摧毁, 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已经式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阵容庞大却难以进入人们的头脑。不用说普通大众, 就连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信仰危机, 他们因遭受前所未有的迫害而丧失了理想和热情, 特别是信仰。“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 中年一代的有的彷徨苦闷, 有的随世浮沉, 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 或者愤世嫉俗, 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 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这是余英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论断, 但时至20多年后的今日, 这种情况似乎没有多大变化。倒是“人情、关系和面子”的传统, “去祸祈福”的“临时抱佛脚”行为, “各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 以及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 在价值缺失的中国, 反而牢固地占据着市场。

其次, 价值危机还表现为信任和道德危机

信任是社会的黏合剂,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有学者指出, 同发达社会相比, 我们社会中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 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 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然而中国的现代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摧毁和蚕食传统信任的历史:“单位”在社会基层组织中慢慢地造就着不信任, 思想改造运动胁迫的相互揭发则迅猛地败坏了熟人间的信任, 而“传销”行为中的“杀熟”行为, 则把介于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之间的对熟人的信任也彻底打碎。而破坏信任的最直接原因, 就是越过了道德的底线。最近几年的食品安全系列事件中, 如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 一再碰触中国人的信任底线, 也将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价值之一———道德无情解体, 以至于老人摔倒不敢扶, 外面的食品不敢吃。

最后, 价值危机还表现为文化衰败的危机

价值系统的存在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化评判的标尺, 明晰自身的文化需求。在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的今天, 如何评判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就不是一个“好与坏”或“你和我”的问题, 它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牢固的价值系统。任何一种文化的繁荣, 都是同本民族自身的历史、传统所良性传承的结果, 而非彻底摧毁传统后的移植。而且, 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吸收, 都以充分了解该文化为前提。在当今开放的时代, “崇洋媚外”似乎是一个过时的词汇, 但对于那些自以为“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 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的人来说, 确是最真实的写照。正如华人学者李金铨所说, “他们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他们的问题。”或者说, 他们的药完全是治自己的病, 从没想过要治我们的病, 而我们却因他们很好地治好了自己的病, 就以为他们的药就是给全球治病的, 自己的病也能用他们的药治好, 而丝毫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差异。因为没有了价值系统这一评判标准, 很容易从根本上丧失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能力, 从而引发文化衰败。冯友兰说:“盖并世列强, 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 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 亘古亘今, 亦新亦旧, 斯所谓‘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者也!”当今的世界, 几千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中国还有延续的文化, 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却到处兜售自己的“现代文化”, 这种无形的力量早已超越了百年前有形的枪炮, 令异域文化的国度胆寒, 以至于萨义德发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警告。

因此,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价值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中国何以从一个有着两千年稳定价值系统的国家变成了发生深刻价值危机的国家

自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公元前134年) 以降, 直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封闭国家和改朝换代的循环中, 维持了价值系统的基本稳定。只是到了近代,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救亡图存的呼声掀起了西学东渐的大潮, 中国人也经历了从技术自卑到制度自卑再到文化自卑的过程。一开始觉得技术不如西方, 因而洋务运动兴起, 希望以国防现代化挽救中国, 结果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 这一年也成为中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原先的白银已从1840年以来赔尝殆尽, 赔给日本的银两只能靠向外国银行贷款获得, 从而开始了列强真正控制中国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意识到, 比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制度落后, 1898年开始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同样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 中国人开始了向外寻找价值的努力, 各种思潮开始涌入中国。而这股向外寻找的风潮, 也说明中国人对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彻底失望。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将中国人头脑中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价值系统彻底打碎, 传统价值的结构被严重破坏, 只剩下一些零碎的元素, 就像一串散钱散落在地。在20世纪前半叶, 中国始终未放弃救亡图存的努力, 因此政治思想成为重要的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成为最终在中国成功落脚的外来思想。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 总体呈现封闭三十年, 开放三十年的格局。中国人也没有停止过对价值系统的思考,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 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世纪的十年中, 尤其是中国的国力开始恢复乃至崛起, 对文化与价值的重建再次成为国内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共同关注点:真正的大国崛起, 是文化的崛起。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

因此, 从1840年至今的中国近代史, 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一部大国由盛转衰, 进而救亡图存—革命—建设—发展, 最终大国崛起的历史, 呈现一个“U”形的发展趋势;还有一条是价值系统由传统价值遭遇西方价值, 并被彻底打碎, 直到后期一直重新试建却屡屡失败的过程, 呈现一个“L”形。整合这两条线索, 也就是从文化自大—文化自卑—文化重拾的过程。因而, 当前最重要的命题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系统。

二、间接导致中国传统价值崩溃的西方价值系统是何结构

余英时先生对此作了精辟的剖析。如果以最简明的语言概括西方文化活力的源泉, 那么就是“理性+宗教”的二元结构。而这个二元结构的稳定, 与西方文化固有的二元论观念是分不开的:即存在两个世界, 一个是现象世界, 一个是超越世界。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 倡导理性是其精髓所在,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 一直在追求价值的源头, 即“最先的动因”。对价值源头的不懈追求依靠理性, 但理性的能力又是有限的, 因此希伯来的宗教填补了这一缺陷, 基督教和“上帝”成为“人的尊严”的安放之地。只是到了近代, 科学力量崛起而与宗教分离, 理性依靠科学再次寻找价值之源。然而科学带来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把人的价值贬抑得过低, 西方文化再次认识到宗教的精神价值。因此基督教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要真正认识西方, 就必须认识西方的宗教与理性的关系。

那么中国的价值系统是怎样的结构呢?与西方不一样, 中国的文化是一元结构:“天人合一”是其最典型写照, 如“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为一”;政教合一是其主要表现, 如“内圣外王”, 帝王除了是最高统治者外, 也是道德的最高代表。“五四”时期, 传统文化被打倒, 随之被打倒的还有传统价值, 代之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民主与科学”实为理性的体现, 其存在有宗教的相匹配。五四运动在摧毁了中国传统价值之后没有建立新的价值, 因为“五四”只引进了西方理性而拒绝与之匹配的西方价值, 结果就形成了“价值真空”, 这是今天价值危机的最直接根源。

对传统的价值系统, 应该理性了解其利弊。首先, 中国人对价值的源头, 起初源于“天”, 后来则落于“心性”, 以至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一直很稳定, “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 ,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尊严”牢固地存于“心”中, 关键在于内心的修养达成。可以说, 中国文化的性格是“内倾”, 对价值系统的寻找是“内向超越”, “内向超越”造就了稳定, 使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不断。“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大学》) 其次, 内倾性格也导致了科学止步不前, 四大发明其实是技术而非科学。相反, 西方人对价值源头要深究到底, 这种外倾性格使他们不断追求“真理”:不能满足于技术本身, 而要明白技术背后的原理, 因而科学不断发展, 并建立了分类的科学体系。

因此, 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在于, 都认为价值的源头超越人之外。但区别在于, 中国人对价值源头只做肯定而不深究, “六合之外, 圣人存而不论” (庄子) 。中国人寻找价值的源头是“内向超越”, 在两千多年的封闭系统中, 维持了大体的稳定, 但严重阻碍科学发展。西方人寻找价值的源头则是“外向超越”, 促进了科学和理性的发展, 而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相得益彰, 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使其率先走入现代化。

在明晰了中国价值系统从稳定到崩溃的过程之后, 我们又分析了中西价值系统的差异。到此, 我们可以进入最终的问题。

三、如何重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系统

重建价值系统实质上就是重建中国的文化, 因为价值系统是文化的核心。余英时先生认为, 中国文化重建的任务在于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和中心观念在现代化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现代性的因素。从整体看, 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继续存在的。

首先, 中国文化强调人的尊严, “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 ,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孔子) , 在这方面早已是现代化的。而且, 中国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从“心性”出发而推及到“天意”, 与西方人由上帝来肯定人的价值相反, 因此没有因“上帝死了”而产生的思想包袱, 一切在于“心性”的修为, 因此保持了几千年的文化稳定。

第二, 中国人把人本身看作有机体, 而非客观认识的对象, 人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为一”, 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具有“超现代的启示” (这种“一元论”在强调不确定性、普遍规律遭质疑的现代有其积极价值) 。

第三,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最可贵之处是“人生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不是依靠灵魂的不朽, 而以积极的人生来面对死亡, 这是一种“最适合现代生活”的可贵信仰。

因此, 重建价值系统, 关键在于思想的自觉, 重要途径在于生活的实践, 这与鲁迅先生当年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非常契合。具体的途径是文化建设从政治转向学术, 学术独立于政治;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异同, 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扬与西方文化的输入。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 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最为重要的是, 不能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割裂开来。

林毓生先生认为, 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 只能在旧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如要建立这样一个有生机的传统, 我们必须根据并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情怀, 先从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 然后尽量使自己获得灵活、精微、多元而辩证的思想方式与分析方法。这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最大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1]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

[2]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3]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4]冯友兰.重刊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4) .

[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6]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信仰的丢失到心灵庇护的重建 篇3

关键词：菲利普·拉金 《被炸毁的石建教堂》 《去教堂》 教堂 英国性

当代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被公认为是继T.S.艾略特（T.S.Eliot）之后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他深受英国民众爱戴，即使在其逝世二十年后仍然当选二战后最伟大的诗人并在五十年来最受欢迎诗人评选中位列第一，被誉为“无冕的桂冠诗人”。拉金早年的创作受到W.H.奥登、T.S.艾略特以及W.B.叶芝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诗作中常采用自由体并加以晦涩的意象和复杂的隐喻。1945年，拉金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北方船》，但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之后，拉金摒弃了从前的创作方式，转而学习和吸收哈代诗歌的精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诗歌多以日常生活为主题，通过传统的英诗形式和以朴质英语、闲谈口语和粗俗俚语相结合的现代语言来表达诗人的哲思。孤独与自由、无可避免的衰老与对死亡的恐惧、爱的缺失与婚姻生活的无趣是拉金诗歌中常见的主题。拉金理解平凡人的需求，把自己对日常生活和人们细腻情感的观察，通过朴素的语言和传统的形式表达出来。

《被炸毁的石建教堂（A Stone Church Damaged by A Bomb）》（1943）和《上教堂（Church Going）》（1954）的创作时隔11年。仔细观察，这两首与教堂相关的诗歌都反应了相同的主题：虔诚信仰宗教的大势已去，丢失了信仰的人们要找寻心灵的庇护。显然，这两个创作于不同时期的诗歌表现了二战后人们从信仰的丢失到心灵庇护的重建的心路历程。同时，两首诗歌的风格迥异，体现了诗人从标榜现代主义到崇尚英国性的回归。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两首诗歌，旨在为拉金作品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一、教堂初探：现代主义的探索实验

现代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三十年间是英国诗坛的一股强力的潮流，到了二战后才逐渐为其他派别所冲击。现代主义诗人不断地进行诗歌理论的探索。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强调艺术的价值和独立性，力图摆脱传统的束缚。现代主义对英国诗坛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艾略特、叶芝、奥登等。艾略特反对浪漫主义，提出的“历史意识”“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思想对英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叶芝则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努力建立自己的神秘主义象征体系，认为真正的艺术是象征主义，而象征可以被不断地更新深入讨论人生哲学问题。现代主义诗人认为通过他们的诗作可以进入一个比统计、科学归纳或常识能获知的更为真实的世界。他们甚至公开宣称他们的作品只是写给少数同他们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看的。现代主义常用的技巧之一是引文用典，例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和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同时现代主义诗歌有很大的破格性、跳跃性、片段性和开放性。这些使得现代派的诗歌艰涩难懂（傅浩1998：22-24）。

《被炸毁的石建教堂》（以下简称《被》）创作于1943年拉金在牛津大学的求学期间，刊于《牛津诗集1942-1943》。拉金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来叙述，采用当时艾略特和叶芝等人带领的自由体写作而成。时值英国陷入二战的泥淖，这首诗中被轰炸的教堂正是隐射1940--1941年间的德国对英国进行的大规模轰炸造成的生灵涂炭。这首诗歌不仅描写了教堂被轰炸后满目苍夷的惨状，还描写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人们对宗教的幻灭和信仰的丢失。《被》共有三节，前两节描述了一座被轰炸的石建教堂以及其周围环境。

在诗的开头作者便指出，在战前人们的宗教信仰如树根一样盘植于人的心智之中，并且“根植得比树根还深”。正如诗中描述的这座教堂给予人们庇护一样，宗教是人们心灵的皈依。就拉金而言，他在牛津求学期间正值二战白炽热化时期，他由于视力原因免于服役，却见证了大批青年应征入伍有去无回的结局，也见证了德国轰炸英国时民不聊生的惨状。战争的爆发强烈地震撼和扭转了人们对宗教的看法，虔诚地向上帝祈求并不能保佑人们并带来安宁。“这个骗人又飞扬的信仰/四溅抛向空中”，战争就像一颗炸弹将宗教柔情虚假的面目炸碎。之后诗人书写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个祈祷着死在乱石之中”，更为恐怖的是“不成形状的地上躺着已不成形状的死者”。可是，死者仍然“双手合十祈祷和平”，直到死，这个祈祷者也仍然相信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在诗人看来，战争使人们意识到了宗教的欺骗性，个人已经无法从宗教中感到自己确有受到保佑的安全感，战火又已燃至家园危及性命，上帝不再眷顾他的子民，虔诚的祈祷者正一步步走向绝望。

诗歌的第二节继续对教堂废墟周围荒凉的景色进行描写。在一个“冷漠的秋日”，叙述者伫立在教堂的废墟前，除了丑陋的“被烧焦的榆树”，周围一无所有。“榆树”在西方文化中是个重要的意象，它代表了对爱情的忠诚；在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中，“榆树”又代表没有满足的内心欲望；并且这种大型的阔叶树木同样象征着生命（胡家峦，2002）。而此刻在叙述者眼中它已变成了“总是奄奄一息的树”，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下这些焦炭一般的枯虬扭曲地伸展着。“当鸟儿失声/人被掩埋/叶子烧焦”的时候，叙述者听到了悬挂在枯枝上的钟摆被敲响。在基督教文化中，教堂钟声敲响象征着传播圣灵、驱除邪灵和祈福。但是在诗人的笔下，钟声却成了“死亡的声响”。正如艾略特《荒原》中圣玛丽·乌诺教堂的钟声一样，对于丢失了信仰的人们来说，教堂的钟声不再神圣也不再幸福，而是变成极不和谐的噪声、一种空洞绝望的声响。叙述者内心无不苍凉地“祭拜这座令人肃穆的残骸”，教堂的残骸寂静地立在一片废墟之中，好像在独自喃喃丧钟到底为何而鸣。endprint

该诗的最后一节从先前苍凉的环境描写转到了作者痛心疾首的申诉。“但这伤口，哦，看这伤口”，战争不仅破坏了温馨平静的家园，更在人们的心上划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他谴责发起战争的人“铁石心肠”。战争玷污了人类文明，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轰炸和杀戮在战争中随时发生，而被轰炸的石建教堂和在乱石堆里死去的祈祷者仅是这巨大灾难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诗歌在最后质问“被砍了的头脑”是否能够像“珊瑚在海底一样”把经历重建起来。“被砍了的头脑”这个意象直接暗示了惨烈的死亡，进一步强化了战争的残酷。拉金把军事胜利比作海底的珊瑚来表达他对战争中死者的悼念。美丽的珊瑚是由海洋生物的尸体堆积而成；同样，战争的胜利也是以无数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来成就的。对于拉金这一代人来说，亲历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和冲击是不可逆转的，此前求助于宗教教义来求得庇护的幻想幻灭了。教堂自古以来是人们的庇护所，是和平、仁爱和信念的象征，可人们来到教堂不仅没有得到神灵的庇护，反而惨遭轰炸。战争使人们对宗教产生质疑，战争动摇了宗教传统的神圣根基。

这首诗歌是年轻的拉金一次现代主义创作的实验，以诸多带有哥特色彩的意象通过阴冷悲怆气氛的构建营造了一个生灵涂炭的场景。《被》呈现出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他站在高处俯瞰着满目疮痍的废墟。过去，已被摧毁，无以追忆怀念；未来，阴霾覆盖，无法萌生信念。宗教庇护的幻灭和阴冷残酷的现实造成了一代人的彷徨和迷惘。超验主义要求现代派诗人探索玄学、冥想梦境乃至无意识领域（傅浩1998：24）。在本诗中，诗人创造了诸多意象，如被炸毁的教堂废墟、死去的祈祷者、烧焦的榆树、空响的钟声、诡异色彩的珊瑚等等。实验主义使现代派作品具有跳跃性、片段性和开放性（傅浩 1998：24）。拉金意在创造一个苍凉宏大俯瞰视角的场景，但是现代主义诗歌所具有的跳跃性和片段性使得诗歌出现了意义的不连贯，如诗歌开篇处讲信仰四溅而飞，马上又转换到死去的祈祷者；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衔接迅速地切换视角和评论使得意思并不连贯。有评论家指责拉金《被》一诗是对艾略特戏剧《教堂里的凶杀案（Murder in a Cathedral）》的仿写翻版（Ingelbien，2002：19），对照之下，我们确实能够找到两者存在相似对应之处。不过拉金一再强调并没有模仿成分。因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在此多做探讨了。

二、教堂再访：英国性的回归转向

所谓“英国性（Englishness）”，即英格兰人为一个民族在各个领域中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英国性”研究和帝国衰落之后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背景下英格兰人寻找和确定自己民族身份有密切关系，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研究（肖云华，2008）。在文学领域，20世纪的作家发现“英国性”是一种难以捉摸又矛盾的概念，既是怀旧情怀的线索联系又是驱逐和失落之感。而“英国性”使诸如爱德华托马斯、福斯特、劳伦斯、奥威尔和拉金等的作家带有了塑造他们民族的意识。“英国性”作家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延续英国长期建立的、复杂而又富有经验的文学传统。美国批评家Kenner认为，英国的现代和过去有着一条鸿沟，而“英国性”正是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桥梁。与现代英国相对的是19世纪甚至更早的一派田园风光笼罩的英国。怀旧情怀成为英国文化主餐的一部分（Gervais，1993：271）。真正对拉金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哈代。哈代的诗歌在内容上“真实地表现了他所熟悉的维塞克斯生活”。在语言上，哈代把“盎格鲁撒克逊单词和维塞克斯方言混用”；在思想上，哈代关注个人存在，思考宗教、战争和时间对个人存在的影响。总之，哈代强调个人感受，重视实际生活，强调自然、简洁的语言表达，属于典型的经验主义诗人（肖云华，2008）。拉金发现，“他不是一个玄学诗人，不是叶芝，不是艾略特；他的对象是人，人的生活，时间及时间的流逝，爱及爱的消逝”（转自肖云华，2008）。拉金强调哈代对他的改造“完全又彻底”。

《去教堂》创作于1954年，发表在1955年出版的《较少受骗的》诗集中。拉金的《较少受骗的》写于1950—1955年之间，这期间拉金转入他将长期就职的赫尔大学图书馆，经历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并且，这一时期，拉金逐渐摈弃了之前的浮夸风格，转而吸收哈代诗歌之长，回归“英国性”创作，拥抱朴素的文风。《去教堂》是其成熟期的作品，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不仅描写诗人自己的内心变化和探索，也反映了当代英国社会中对宗教的漠然以及当代人对心灵庇护的渴望。

诗的前两节基于诗人参观一所无人的乡村教堂的个人经验。诗的开头交代，诗人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旅行时路遇一座乡间教堂，并停下参观。在他踏入教堂时，读者就能感觉得出他的玩世不恭，而他的语气和行为也透露了他的不虔诚。诗歌中的“我”是典型的50年代英国青年的模样，平凡朴素庄重严谨“没戴帽子，我窘迫地/摘下了裤腿上的自行车架子以表敬意”。因为不想参加任何的宗教仪式，所以“等到确定里面没有动静/我走了进去，把门砰然关上”，他随意地在教堂里走动参观。在他的笔下，教堂显得既笨重又破旧。宗教典籍变成了“小本书”，为礼拜摘的花“已经枯萎”，空气里也氤氲着“霉味”。他甚至还步上读经台，扮演牧师宣布“此次礼拜到此结束”自娱自乐了一会儿。很显然，他对这样的宗教仪式很熟悉。在离开教堂的时候，还在善施箱里投了一枚“爱尔兰六便士硬币”。可最后他宣称，“这个地方不值得驻足停留”。但是在第三节开头他马上坦白，“但我停了下来/实际上我经常这样”。

在第三、四、五节中作者提出了许多设问，直到第六节的节首才结束。他开始疑惑自己怎会停留在教堂？怎会经常在教堂停留？他是“在找寻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若教堂不再使用/那这座建筑会另作何用”？他设想：一些会变成博物馆“以供参观”，其他就被拆除。或许教堂被看做“晦气之地”，人们避之不及；抑或成为“迷信”之地，人们趋之若鹜。随着时间和风雨的腐蚀，教堂的形状和用途都会慢慢被淡忘。“谁会是最后一个探寻/教堂曾经功用的人呢”？或许是一个考古学家，知道十字架坛、唱诗班席中高梁、放置十字架的中殿的名称；或许是个“在废墟里搜寻文物的人”；或许是“有圣诞节瘾的家伙”，荒诞地认为在基督教被遗忘后圣诞节庆还能长久存在；或许是作者自己，来到“这块十字的土地”寻找某件物品。拉金在幽默调侃之余不忘保持诗歌的形式优美、措辞讲究和语调的克制。endprint

第六、七节抒发了作者的哲思。第六节中间部分，诗人停止发问。他提出假设，认为教堂是为“婚姻、出生/以及死亡”等建造的。作者坦白，自己站在这样一个“发霉的谷仓”一样的教堂里面感到安心。第七节处作者承认，虽然教堂不值得停留，但是它的确是一个肃穆的场所。在这个各种气氛交融的环境中，作者感受到了人类曾经的激情和长久积淀下来的智慧交融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像命运袭来”，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席卷作者全身。教堂也不再是一个“老旧的”地方，因为“总会有人在心中不断地觉察到/一种对更多庄重感的渴望”。而这种渴求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空虚心灵对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渴求。诗中作者提出了许多问题，但都没有解答。本诗不是进行逻辑证明也不是要完全解决问题，相反，他让思维从外部环境中受到启发，思考问题的各个方面，使讨论有新发现。教堂一直是庄重的场所，即使不再是做礼拜的场所，要求庄重的人们仍然会需要它。这是一个“很适宜增长智慧的地方/只要那么多的死者躺在身旁”。

在《去教堂》一诗中，作者摒弃了现代主义的诗风，回归英国性。在距《被》一诗创作11年后，人们领略到了一种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清澈、朴实的诗风，也体会到了上世纪50年代青年人对人生的思索、对社会的观望、对文学的追求（吕爱晶，2000）。现代诗在形式上的试验和在语义上的颠覆忽视了读者的感受，拉金对此颇有微词。本诗看似普通，其实别具匠心——每节诗的韵律环环相扣：ababcadcd——第五、六行颠倒了传统的押韵规律。此外，巧妙的韵律也不易察觉，只有少量词压全韵（如第二节的“door”和“for”、第三节的“do”和“too”），其他都压元音或辅音相同的半韵（如“on”“stone”“organ”和“silence”“reverence”）。用传统的形式表现现代主题却没有规则束缚思想之感，灵活的遣词造句使用节律而带来的奇妙乐感又给人们以诗歌古而有之的愉悦。其次，拉金放弃了营造宏大的场景，将个人日常经验融入创作。拉金诗主张诗歌要保存“人的经历和美”，他以自己的视角带领读者环视受到冷落的教堂。全诗没有刻意塑造意象去营造某种超验的气氛，而更像是平铺直叙的游记。整首诗的内容连贯，随着叙述视角的转变，对问题的思考呼之欲出，最后提炼升华，这一过程十分自然。

三、总结：心灵庇护的重建

由于现代主义诗往往重内向的沉思和构想，而忽视外向的观察和感触，写不好就容易流于滥情和玄虚。拉金的第一本诗集《北方船》（1945）就是“叶芝对爱情、性苦闷和死亡的执着的伤感化翻版”“晦涩的想象之外包裹着一层带着忧伤模糊之美的词藻”（Motion 1982：132）。《被》一诗中，拉金带着不纯熟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实验性的诗歌探索。由于现代主义实验性的特点，使得诗歌意象构建并不连贯。艾略特提倡“非个人化”，诗人要牺牲自我，将自我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中，使个人成为历史的、传统的载体（王卫新 2012：274）。这些都是年轻的拉金达不到的。其后拉金接触哈代的诗歌，哈代忠于细节的英国诗风取代了叶芝。拉金坦诚道，“我把哈代，而不是叶芝，当做我的理想，结果一种较为理智、不那么歇斯底里和装腔作势的方法占了上风。”（傅浩1998：86）从时隔十一年创作的两首有关于教堂的诗歌中，我们也能窥探出拉金创作风格、创作理念的转向，从追求意象建构的现代主义理念到回归传统的英国性取向，从运用象征、去个性化到崇尚朴质、关注经验。美国诗人罗伯特厄威尔称赞拉金是当代在形式方面最令人满意的英国诗人。拉金在使用格律上技巧纯熟，可以说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境界（傅浩 1998：144）。拉金推崇朴质的日常语言，他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让儿童读懂，让中年人远离电视，不希望自己的诗歌让别人费心琢磨。拉金在行文方面进行了探究，把小说的叙事技巧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客观描写还是表达主观感受都有强烈的感染力。拉金的以平凡为美、以质朴为美的理念有力地支持了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诗坛以拉金、艾米斯、詹宁斯为代表的“运动派”。在多年的象征和咏叹之后，拉金和他的诗友们做了一件早就该做的事：以回到哈代为代表的英国传统的方式写出一种新的英国诗，这样也就最后结束了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树立于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统治（王佐良，1996：474）。

拉金以自己人生中的经历为创作内容，讲述了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认真思考了自己这一代人遇到的精神问题。在《被》中教堂被摧毁，但人们誓死留守教堂，捍卫着宗教的权威。在《去教堂》中教堂完好，可人们弃之而去。虽然作为“不信上帝的第一代人”，但由于对内心精神世界的渴求，拉金时时来到教堂找寻慰藉。他所寻求的是一个心灵的庇护所。最终，他也参透了教堂存在的意义。几个世纪以来，他的祖先们来到教堂进行婚礼、洗礼和葬礼，虽然宗教不可避免的衰落，但传统一直延续到他这一代。教堂一直是一个寻求内心平静、真理、严肃思维和慰藉的地方。此时，他对教堂的情感也不再是宗教上的联系。“死去的人”代表着优秀的传统和智慧，由先人积淀下的智慧。当他置身于教堂中时，他感到与有信仰和内心充实的先人联系在了一起。教堂成了一个内心庇护的象征，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渴求的象征。心灵的渴望只能崇尚它，并且自古以来崇尚它的地方，才能满足。戴维曾评论说，“他（拉金）诗中的英国就是我们素来居住着的英国”。

（本文在2013年6月广西翻译协会主办，钦州学院承办的“广西翻译协会年会（2013）暨第三届广西研究生论坛”上宣读。感谢广西师范学院姚本标教授和匿名审稿人对本文修改提出的建议。）

参考文献：

[1]Andrew Motion，Philip Larkin，London：Methuen，1982.

[2]David Gervais，Literary Englands Versions of Englishness in Modern Writing，Cambridge：CUP，1993.

[3]Rapha?l Ingelbien，Misreading England：Poetry and Nationhood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Editions Rodopi B.V.，2002.

[4]傅浩.英国运动派诗学[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8.

[5]胡家峦.两棵对称的“树”——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园林意象点滴[J].外国文学，2002，（4）.

[6]吕爱晶.幻灭后的索觅——评菲利浦拉金诗歌的主题特征[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7]王卫新，隋晓荻等.英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8]王佐良.英国文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9]王佐良，周珏良主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

[10]肖云华.菲利普拉金：英国性转向与个人焦虑[J].世界文学评论，2008，（2）.

论中国人信仰的丢失 篇4

关键词：信仰缺失,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这种转型不是单指经济层面, 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转型。而在文化层面, 价值观念体系是其核心, 信仰又是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 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作为我国人民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却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和放弃。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 如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苏东剧变又使中国人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质疑;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一些功利化和世俗化倾向问题也随之产生。在这些因素合力的作用下, 我国人民的信仰出现了困惑、迷茫、动摇, 表现在:一些高级干部禁不住巨大利益的诱惑, 贪污腐败;某些企业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诚信缺失;大多数农民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 信仰物化、异化。

一、信仰缺失后的中国人的表现

1、一些高级干部禁不住巨大利益的诱惑, 贪污腐败

自我党建党之日起, 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无论是毛泽东, 周恩来, 还是邓小平, 他们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原政协副主席钱学森就曾这样评价周恩来:“许多党外人士说, 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 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而总理之所以会为人民如此鞠躬尽瘁, 就是在他心中有一个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同是共产党员, 原重庆市公安局正厅级副局长文强只因没有被提拨, 就怪组织、恨社会, 放弃曾经一直坚信的理想信念, 搞起不升官就腐败的事情。与黑道人员称兄道弟, 纵容黑势力犯罪, 组织“亮点”卖淫组织, 公开进行卖淫活动, 肆无忌惮的种种恶行, 让老百姓毫无安全感可言。[1]列宁说地好:“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一旦政府官员失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员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 都变成了一种说教, 权和钱则变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文强已经被判死刑, 他的死, 其实也是在警示世人特别是党员干部, 人是需要信仰和自律的。

2、某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诚信缺失

1992年, 党的十四大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 是对传统观念的破除, 是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后, 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1978年, 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元, 2008年跃升至300670亿元。短短三十年, 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 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是高达33.5万亿元。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经济陋习。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 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致使多名婴儿食用了问题奶粉而患上肾结石, 制造了一千多个家庭流泪的悲剧。随后蒙牛、伊利等知名企业也被查出添加三聚氰胺。这一事件的出现, 让我们认识到, 这已不是企业个人品行道德的问题, 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仰缺失。

3、大多数农民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 信仰物化、异化

我国有十三亿人口, 其中农民占八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农民的物质生活日益得到改善。不仅解决了温饱, 而且正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但精神文化生活枯燥乏味, 集中表现在他们的追求和信仰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信仰物化、异化。一些农民有了钱不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 而是进行各种享受, 买六合彩, 聚点赌博。有时他们也会给自己寻求精神寄托, 特别是当家中遇到病痛、灾难等变故无力自救, 就会寄托于宗教。近年来, 基督教传播已经出现了组织化的倾向, 大小教堂在农村随处可见, 每个周日去做礼拜的的人越来越多, 过去信徒大多是老弱病残, 但现在已经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渗透。虽然, 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但我国的主流价值, 还是马克思主义, 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

二、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意义

信仰问题,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或文化重塑的核心问题, 也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所以, 重塑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学说, 它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 也是一种科学的信仰。毛泽东曾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江泽民也曾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是我们的思想政治信仰。”[4]他还明确提出“四信”:“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5]所以说,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上至领导干部下至平民百姓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参考文献

[1]邵道生《信仰危机与贪官之道》民主与法治2007年4月30日

[2]《列宁全集》第五卷, 第52页.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131页.

试论法律信仰的培育 篇5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对于法律信仰的定义, 在学界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法律信仰是根源于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 进而所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 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另有学者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 对法律信仰的概念作了进一步分析, 认为法律信仰一般来说包括信仰情感、信仰态度和信仰行为三个要素, 它带有很大的形而上学性和超越性。笔者认为, 法律信仰是一种对法律尊敬和信赖的心理态度, 这种心理态度不仅是对于自然法的信仰, 还包括对现实中国家制度的法律的信仰;不仅包括对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的信仰, 还包括对整个法律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职业的信仰。基于这种心理感受, 社会主体将法律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 自动寻求法律庇护、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 甚至不惜献身。

只有当公众感受到法律和自身的生产生活都密不可分, 法律成为了必须时候, 才可以称之为具有法律信仰。所以, 公众对于法律的态度如何, 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程度。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动力, 依法治国的实现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离不开法律信仰。只有公众以信仰的态度对待法律, 才能真正理解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平等, 才能对法律尊敬和信赖, 心甘情愿地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从而发挥法律的应有之用。而目前我国在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众的法治意识淡薄, 法律信仰严重缺乏。因此, 如何建构公众的法律信仰, 唤起民众对法律尊敬和信赖, 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我国法律信仰匮乏现状及成因分析

在当代中国, 法律信仰的匮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虽然有着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在实际运行中, 常常是权大于法、情大于法, 授权立法、越权立法的现象广泛存在, 司法也存在不能独立的问题。也正是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实, 使公众畏惧法律甚至蔑视法律, 尽可能地规避法律, 对法律失去了信任, 更勿论信仰了。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历史等方面分析我国法律信仰匮乏的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历史原因。

我国法律的发展历史以及传统的法律文化未能促成法律信仰的生成。在中国古代社会, 根据文献记载, 法律一般称之为刑, 历代法典也一律称为刑律, 而“法即刑”、“无讼”、“厌讼”等文化观念也使得人们对法律产生畏惧甚至排斥, 法律基本上完全丧失了在民众中的亲和力, 甚至宋代苏东坡有诗云:“读书万卷不读律”。同时, 受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的影响, 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思想产物,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造就了权力至上的观念, 使人们崇尚权力, 以权力信仰取代了法律信仰, 民众的法律意识, 尤其是权利意识淡薄。中国社会自秦以后一直是“阴法阳儒”的, 中国人内心深处一直是缺乏法律精神和法律信仰的;另一方面, 近代以来, 我国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 中国悠久的历史所积淀的文明又抗拒着西方文明的冲击, 在现实中, 西方法治模式难以在中国文化中扎根, 因而得不到广泛的认可。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 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 法律又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个人迷信恶性发展, 法制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制造大量冤假错案, 这使得法律的权威再次丧失殆尽。

(二) 法律体系本身存在缺失。

具体表现在:

1、立法制定过程存在缺陷。

现实中, 作为立法者的人大代表在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懂法, 立法时间又短, 这都使得立法存在种种不足。同时, 在我国立法决策和制定的过程通常表现为由上而下, 太多体现党政组织和上级意志, 立法机关普遍受制于行政机关, 其立法及监督审查作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 这都与主权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不符。

2、我国立法监督制度也存在缺陷。

立法监督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这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来保证监督活动的良好效果。而我国现有情况显然缺乏这样的专门机构。

3、法律本身体系不完善。

法律体系在某种层面上也表现为一定的法律数量, 当然法律不是越多越好, 新立法项目的确定需要慎重。但是, 目前国家发展中最迫切、最需要的立法缺失存在缺失和不足, 这也就导致出现大量法律空白问题, 而使得国民“无法可依”。

4、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要求人民在社会生活中要实现有法可依。而从纸上的规范到现实法律秩序, 在目前的中国将是一项更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因为部分立法不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导致有法难依, 这也最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思想, 使法律疏离于公众。

(三) 法的运行不畅。

首先, 立法没有权威, 缺乏稳定性, 朝令夕改, 不能给守法主体的行动一个可预期的法律评价。一些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借法律法规抢滩圈地, 使公正的立法成了部门利益保护的工具。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临时解决问题的工具, 许多法律被制定出来后存在无法执行和执行矛盾甚至违宪的问题, 这严重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从而影响了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其次, 司法的不公正成为法律信任危机最直接的原因。司法不独立、司法腐败、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 正在腐蚀着法律和司法的形象, 一些司法人员存在着权大于法、权钱交易的现象, 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 而我国又尚未完全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这使得公众对法律失去了信心, 人们不期望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决, 则把水源败坏了。”

(四) 普法教育的缺失。

首先, 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 我国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比较落后, 国民整体素质不高, 而普法教育更是缺乏, 很多制度不到位, 法制教育课都只是在大学开设, 我国基础教育都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却忽视对法律、法律信仰的教育, 这也造成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了解。公民守法意识淡薄, 不知法、不懂法的人还占据很大比例, 法律并未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首选, 公众对法律的感情冷漠, 规避法律甚至逃避法律, 法律信仰也无从谈起了;其次, 普法教育做得过晚的情况下, 教育本身又做得不够深入, 很少有深入到基层, 特别是广大农村, 这使得占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缺失法律认识;再次, 普法教育者在进行宣传教育时, 一些人根据自己的片面理解只重视义务性规范而忽视权利性规范, 只重视对具体法律规定的机械告知, 而忽视对法的价值的传输。

(五) 经济的落后抑制了民众法制信仰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法律信仰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而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 所以法律信仰必然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的。要实现法治, 要实现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 也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契约自由、平等交换等商业中的原则会逐渐在民众心中形成平等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 而这种平等交换需要得到法律保护, 人民也便自然地会开始重视法律并信仰法律。

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商品生产、交换都发育不良, 统治者又“重商抑农”, 这都使得我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严重抑制了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

三、法律信仰的培育

现实的原因使我们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更要强调和重视法律信仰的培养与生成, 法律信仰的培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 是社会法律文化在公众内心感化的漫长过程, 更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 发展市场经济, 为法律信仰培育打下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法律信仰的生成必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法制的进程取决于社会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 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市场经济需要法律调整, 同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主张有秩序的竞争。以公平交易、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为基本内容的平等观念, 以及以满足个人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利益关系等价值意蕴构成了现代人法律意识的基础, 法律在社会调控体系中获得最高地位, 这样才使得法律信仰的实现成为可能。我国法律信仰的生成呼唤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也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培养法律信仰的生成。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自由、平等、公平、自主观念的形成, 这些观念的形成将为人们法律信仰的确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 完善法律的内部运行机制。

法的生命在于运行, 法的价值在其运行中得以体现和实现, 法的运行是一个从法的制定到实施的过程, 也是一个由法的效力到实效再到实现的过程。只有运行良好的法律, 才能赢得大众的好感, 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和忠诚, 法律信仰才能逐步生成。

首先, 树立良法意识, 科学立法。如果法律被统治阶级玩弄于股掌之间, 随意性很强, 人们无法得到所需要的预期和安定性, 法律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 法律信仰便无从谈起。科学合理的立法是法律信仰生成的前提条件, 只有制定出真正的良法, 法律信仰的生成才成为可能。

其次, 严格执法。当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 法律能使他们的权益得到保护, 社会正义、公正公平精神得到体现, 只有这样, 才能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崇高信念和信仰的激情。如果已生效的法律不能得到很好地实行, 人们就会对法律感到失望,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 法律制定完善的同时, 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 并设定有效的机制保障法律的执行。

再次, 完善司法体制, 依法行政。实践证明,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不利于民主法制建设的, 更不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经过20多年的改革, 我国政治体制有了可喜的变化, 但是也还存在问题, 比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情况还普遍存在, 而这些都不利于民主法制的发展, 我们需要完善制度, 使司法机关真正从地方机关中独立出来, 不受任何干扰地行使职权, 公正司法。

(三) 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和权利意识。

法律信仰不会自发形成, 它需要潜移默化地精心培育。而我们对于公众法律信仰的培育首先需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进而改善法律教育。因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才可以使国民摆脱封闭、落后思想的禁锢和束缚, 并了解和理解法律的价值和功能。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前提下, 进而开展普法教育, 这也是国家从正面直接促使人们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但是过去我们的普法活动大多流于形式, 虽然轰轰烈烈, 但并没有把现代法制精神与人权、自由、平等等先进的东西灌输到人们心中, 因而并没有取得实效。要想真正使法律成为国民的信仰, 我们必须重视全民的普法, 要把普法活动看作是塑造现代法律精神的重要契机, 使它成为树立人们法制观念的重要课堂。

普法活动的开展应当贯穿于全民教育的始终, 从孩子抓起, 而不是目前我国多数从大学开展法律课程的情况。普法教育的内容则首先应是让人们了解法律, 从心中容纳法律、接受法律, 真正从内心感知法律, 进而信仰法律。制度和理念的贯彻和推广需要借助宣传的手段, 目前我国的普法教育形式比较单一, 政府应当采取形式多样、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来进行, 因为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加强对公民认识法律、了解法律直至内心的信仰法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 要重视社会公众作为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 在社会公众提高自己权利意识的同时, 国家应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法为民所立”,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真正实现用社会本位代替国家权力本位, 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打造人民信任的法律和政府, 让社会公众切身体会到自己的权利得到了保护, 自己的意愿得到了尊重。

总之, 法律信仰如同一个民族特有的语言和素质一样, 它融于社会主体的共同信念和民族意识当中。法律信仰的培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经过漫长的努力。只有当我们的法律不再需要铭刻在大理石的丰碑上, 而是深入到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内心时,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才能从本质上实现。只有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建设, 良法和良治才可能从理想走向现实, 使社会主体对法律产生从心底深处的认同和信赖, 进而变成全民信仰法律, 而不只是被动地服从法律。

摘要：本文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信仰的缺失, 以及现实中法律自身及其运行实施中的缺陷等, 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匮乏的原因进行分析, 试图探讨在中国培育法律信仰, 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途径。

关键词：法治,法律信仰

参考文献

[1]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冯天策.信仰——人类的精神家园.济南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