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

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共2篇）

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 篇1

[摘要]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

演讲人：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主题：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

时间：2014年12月14日

主办：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经济观察报

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加州、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

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看出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

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

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

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 篇2

钱老的一生, 是远离浮躁、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不题词, 不为人写序, 不出席应景活动, 不接受媒体采访”四条原则, 以及不爱钱、不恋官、淡泊名利等美德, 使他成为功德盖世、受人敬仰的伟大科学家。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 凡是热衷于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 在科学事业上不会有大作为。

跟“钱学森之问”相仿佛, 人们发出“我们的科学家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的疑问, 也同样令人深思。美国人在100多年诺奖获得者中占了309人, 其中有好几位是华裔科学家。今年获诺奖的大多数是老者, 而不是正值创造颠峰状态的中青年科学家。比如获诺奖的高锟生于1933年, 史密斯生于1930年, 博伊尔生于1924年, 英国人拉马克里希南从事与核糖体有关的研究已有31年, 他的办公室还不到10平方米。难怪许多诺奖得主感言:“不急功近利, 方能修成正果。”同样, 获得我国2009年度最高科技奖的谷超豪、孙家栋, 以及过去10年获得该奖的, 也都是多年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高龄专家学者。

反观我们的社会现实, 真是令人汗颜, 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弄虚作假和侵权抄袭, 以及论文注水、成果拼凑、搭车得奖、伪造浮夸、剽窃抄袭等现象不时出现;井冈山大学2位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发表70篇论文, 校方奖励其3万多元, 已被曝光全是造假。科研受困于滚滚红尘的利益诱惑, 各种滥觞的考评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英国广播公司载文说, 由于中国官方要求将发表论文与学位及升职挂钩, 导致中国每年论文代笔买卖金额高达1亿美元。

再看看我们不少高校和科研部门, 正在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 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和公权力, 行政力量则变着法儿换取学术头衔, 出现了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而在官场之怪现象。

今年中科院新增的35名院士和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 竟有超过八成是现任官员。某地有一处级官位空缺, 竟引来几十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学者角逐。广西某县委、县政府竟然颁布这样的奖励政策:考上国家级公务员奖6万元, 考上省级公务员奖3万元。“官本位”竟如此深入骨髓, 还怎能“冒出杰出人才”!对比一下, 钱老为专心致志搞科研, 多次拒绝高官显位;不久前去世的美国诺奖获得者、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也是坚辞美国政府高官,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普通教学科研岗位。

其实, 浮躁风刮得最烈的绝不只是科技学术界, 我们全社会都患上了浮躁病。比如有些领导干部患有政绩饥渴症, 唯GDP是从, 走“先污染, 后治理”路子, “污染时创造了GDP, 治污时又创造了GDP”;为增加GDP, 有些政府及央企不惜成为楼市价格猛涨的幕后推手。有些领导干部缺乏科学发展意识, 不愿脚踏实地抓工作, 只愿作“见效快, 顾眼前”的表面文章, 把主要精力放在形式花哨、表面上热闹、气氛热烈、立竿见影、不切实际的评比达标上。重显绩、轻潜绩;重近轻远、重硬轻软;重短期、轻持续;重增长, 轻发展;陕西“华南虎”闹剧, 各地“人造节”泛滥, 以及某些地方发生的“千人甩发”、“万人刷牙”、“数万人尝烧烤”等, 则是社会浮躁风气的极致。

可以讲, 浮躁之风已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从“超女”、“选秀热”、“艺考热”, 到电视讲经, “戏说”经典, 文化快餐流行, 诱导青少年幻想不经过艰苦努力拼搏, 希翼靠走捷径、机遇, 包装加炒作而实现瞬间暴富、一夜成名。当前又发现有些青少年沉迷于“偷菜”游戏, “敢偷才能赢”, 正成为某种“社会下意识”, 证明浮躁已成为全社会的“病态价值”。

浮躁是一种社会病, 不医治不得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冒不出”国际一流科学家, 更出不了实绩和政绩。远大理想、宏伟蓝图、奋斗目标, 都要靠长期艰苦努力、拼博奋斗。功利短视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樱桃好吃树难栽”、“天上掉不下馅饼”。宋代欧阳修说得好:“务持重, 不急功近小利”。

医治浮躁病的治本药方是认真贯彻践行科学发展观, 尤需在“可持续”三字上着力。同时, 要改革干部及科研考核评价体制。通过努力,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求真务实、长期不懈艰苦奋斗的风气, 着力创造打基础、利长远、重根本、练内功的实绩。“君子务实”, 只有把浮躁风气从社会意识中清出去, 像钱老那样, 鄙弃浮躁, 才能实现钱老的“冒出杰出人才”的遗愿;诺奖得主杨振宁所预言的“中国科学家20年内获得诺奖”的愿望方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