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精选8篇）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 篇1

社会控制理论的主要形态

19世纪末期,社会学首先开始关注社会控制研究,奠定了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体系.后来,法学、控制论、社会哲学等也渐次介入到社会控制研究中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控制理论.这些研究都带有明显的学科背景特征和阶段性特征,从而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

作 者：寇祥强 KOU Xiangqiang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刊 名：大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 年，卷(期)：2009 8(1) 分类号：C91 关键词：社会控制理论   理论形态   社会控制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 篇2

一、社会治理及其特点

社会治理是现代治理理念的一个方面, 是把治理理念和基本观点引入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和社会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中去。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社会治理是国家权力让渡出来的特定领域内的治理, 完全具有治理理念一切特征;二是社会治理又有其独特性, 就是体现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的特征和要求。在此基础上, 我们对社会治理可以做更全面地理解:

社会治理是在公民社会走向成熟, 政府、社会和私人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的前提条件下, 基于政府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的基础上, 公共管理权力在各种社会组织间重新配置, 形成政府主导、个人和各种经济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

社会治理的内涵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公权力仍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二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将由个人、政府、私人部门等各种社会组织构成, 而不仅仅限于政府一元治理主体;三是社会治理将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各种非正式的手段;四是社会治理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选举参与, 还包括协商、咨询等一切制度或非制度安排;五是社会治理是一个表达不同利益, 到利益整合的过程;六是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方式的变革。

二、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

综上对社会治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做了粗浅的分析和概括。既然社会治理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来解释现代国家和社会结构变化, 我们有必要对社会治理基本要求作深入剖析。目前, 我们根据对关于社会治理理论的归纳和结合实践中的一些表现形式, 社会治理基本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1. 公共管理权力的重新配置

社会治理是在治理理念的引导下, 社会管理领域内的一场深刻变革。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个人、政府组织、自治组织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首要解决的是关于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在这些主体间得到科学、合理地分配, 这是充分调动这些力量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基础。这其中就包括社会公共管理的决策权、执行权、财权和事权的归属问题, 自治组织、各种经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权力保障问题, 政府与社会各类组织间的权力范围和边界问题等。

2. 不同利益的充分表达和整合

社会治理以兼顾绝大多数人利益为基础, 具备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 最终实现不同利益的有机整合。这是因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就是不同利益群体, 他们是不同利益群体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结成的组织体系。特别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 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中来, 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因此社会治理是一个充满了协商、沟通、协调的利益博弈和整合过程, 在社会治理主体间达成共识, 最终合理配置社会公共资源。

3. 政府的自我调适和重新定位

社会成长本身就取决于国家的权力自觉, 社会治理也是政府自我调适和重新定位的结果。这是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 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增多的情况下, 政府通过激发社会各种力量, 通过不同方式、手段, 来解决共同面临社会公共问题, 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和社会各类组织间互信、合作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环节, 也是政府关于自身在社会管理中的重新调适和新的定位。这种变化包括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 政府机构调整以及政府与个人、社会团体关系的重新调整等等。

4. 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

公民社会的强大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取决于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培育。这就要求政府重新认识公民及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政府放宽对社会的管控, 降低各类社会组织进入社会管理、开展社会活动的门槛。授权给社区、授权给各种社会组织, 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积极培养和提升各类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 让公民在参与中成长。实现权力真正回归于民、回归于社会, 建构起新型政府——社会关系。

摘要：在把治理理念引入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变革中时, 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为了一种潮流。理论界对社会治理概念的定义日渐丰富。治理作为促进公民参与、公开、权责对等的制度模式进入了公众视野, 也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个人、政府、社会都致力于通过治理以实现秩序、效率、公平等多元价值, 以适应信息时代带来的诸多挑战。因此, 治理作为一种一种价值追求, 就要求改变传统权力的运行方式, 社会治理包括公民社会的成长、公共管理权力的重新分配、政府作用和地位的自我调适等内容。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本内涵,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孙伯英.当代地方治理.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第19页.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 篇3

[关键词] 新形势；企业政工；主要责任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040-1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企业政工工作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找准定位，明确目标，肩负重任，发挥优势。结合企业需要，政工战线要切实肩负好“五项责任”。

一、要肩负起正确引导的责任

落实各项重大决策，推动企业战略的实施，需要企业上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强化引导责任，就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引导员工乘势前进。

（一）注重舆论导向。既要宣传好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又要围绕企业的重要举措，因地、因企制宜，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员工正确把握形势、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

（二）注重心理疏导。和谐始于内心，当前社会工作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精神压力也随之加大，这既能够激发人们奋发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也容易使他们产生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怨天尤人的心态。

（三）注重化解矛盾。化解矛盾就是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及时化解各种矛盾体现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是领导艺术和水平的重要标志。特别是政策实施之前，要做好对政策出台的意义、背景和基本思路的宣讲工作，全面了解员工的反映，增强思想教育的预见性，及时做好微调。

二、要肩负起凝聚力量的责任

凝聚力量，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员工的创造力激发出来，最大限度地把员工的愿望与企业目标统一起来，达到这样的要求，需要政工战线凝聚好三方面的力量。

（一）凝聚员工的力量。政工工作者要针对员工思想和工作实际，定期开展机遇教育、创业教育、使命教育和责任教育，引导员工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发展意识，增强岗位责任感；要针对员工求知、求美、求乐的多种需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员工心灵受到启迪、行为得到引领；要针对员工的职业情绪变化，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通过目标激励、职业驱动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达到凝聚员工的目标。

（二）凝聚党员的力量。团结群众、凝聚党员，是各级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衡量一个组织是不是具有凝聚力，一看平常时候能不能吸引党员；二看危难险重任务面前能不能带动党员；三看大是大非面前能不能引领党员。凝聚党员，一靠组织本身的活力；二靠广大党员的拥护。

（三）凝聚团员青年的力量。青年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群体，青年是企业的未来。不重视青年员工的培养和使用，就等于不重视企业的创造力，忽视青年员工的培养和使用，就等于忽视企业的未来。

三、要肩负起起思想保证的责任

政工工作者虽然不以主要时间和精力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劳动，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在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思想保证是有效开展各项工作的首要前提，企业必须做到“四个强化”：

（一）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在安全生产中的保证作用。思想决定行为，各企业要认真查一下，看一看员工“安全第一”的思想是不是牢固树立起来了；看一看员工的安全意识是不是真正增强了。弥补这些差距，开拓这些空间，既要靠党政组织的高度重视，也要靠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的工作影响。政工工作者一定要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在促进安全生产方面应该做些什么，要围绕“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管理工作的结合问题”深入思考，加强研究，有所作为，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启发安全觉悟，传播安全理念，培育安全文化，引导安全行为。

（二）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发展中的保证作用。发展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如何巩固发展成果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政工战线坚持不懈、多做工作，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全体干部员工随时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形势、发展规划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增强干部员工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增强干部员工推动发展的机遇意识、质量意识和时间意识，增强干部员工的创业激情。

（三）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在维护稳定中的保证作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维护稳定的作用，减少和消除不稳定因素，把企业稳定的大局维护好、巩固好。维护稳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及时、有效。所谓“有效”就是不仅使问题解决了，而且要使与问题有关的人员满意，进而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的。

（四）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保证作用。制度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执行既需要外在约束，更需要内在保证，往往内因决定外因。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保证工作，中心问题就是培育廉洁理念的问题，用廉洁理念保证廉洁行为，把“思想意识上不想腐败”作为“制度约束上不能腐败”、“惩处威慑上不敢腐败”的内在因素和前提条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不伸手、生活上不丢丑。

参考文献：

[1]黄馨.思想政治教育开发人才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7.

[2]宋浩华.广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07.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 篇4

核心提示：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统计，1997年世界上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国家和地区有116个，但是由于各自的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等，历史传统各异，因此所采取的模式也不相同，在结构和理论依据上各具特点。从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实行养老保险的国家和地区除了部分单纯以储蓄为养老保险金的唯一来源的以外，比较完整地推...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统计，1997年世界上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国家和地区有116个，但是由于各自的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等，历史传统各异，因此所采取的模式也不相同，在结构和理论依据上各具特点。从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实行养老保险的国家和地区除了部分单纯以储蓄为养老保险金的唯一来源的以外，比较完整地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即自保公助型、福利国家型和国家保险型。三种主要模式的特点1.自保公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工业化取得一定成效，经济有较雄厚基础的情况下实行的，起源于1889年俾斯麦政府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来为美国、日本所仿效，这种类型的养老保险制度强调养老主要是个人的事，因此应以自保为主，国家予以资助。这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政府通过有关的立法，作为实施的依据；——这种保险为强制性保险，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同时企业主也为雇员缴纳养老保险费，政府依法拨款予以补助。公民只有在履行交费义务取得享受资格后，才能领取养老保险津贴；——保险基金来源多元化，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小，有较强的基础后盾。2.福利国家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经济发达、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实行的，起源于英国，后为瑞典等国所发展，是“福利国家”借助于财经政策的调节作用，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缓解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行这种制度的还有英联邦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其特征是：——把养老保险作为福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依法管理，并设有主管的专门法院，监督执行；——强调待遇享受的普遍性和“人道主义”，除普遍养老金发放的对象为所有老年人外，退休人员还享受与收入相关的年金；——用于普遍养老金的支出来源于一般税收，基本由国家和企业负担，个人不交纳或交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3.国家保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一模式由原苏联首创，以前东欧各国、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基本上采用这种制度。其特征是：——国家宪法把以养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定为国家制度。“老有所养”是公民应享受的权利，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退休金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不交纳养老保险费；——工会组织参与决策与管理，一方面劳动者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对社会保障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工会从基层工会到中央理事会，都参加养老保险的实施与管理。三种模式的理论依据1.自保公助型养老保险所依据的理论是德国历史学派和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先驱的旧历史学派，极力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19世纪70年代，由旧历史学派演变而成的新历史学派，进一步大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主张由国家通过法律进行自下而上的改良。1873年由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成立的“社会政策协会”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工人阶级状况可以得到根本改善，支持劳资协调，实行所谓“社会政策”，诸如举办社会保险、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以缓和阶级矛盾；俾斯麦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采用了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的理论，制订了保险条例。由俾斯麦创建的保险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战后时期在西欧和美国进一步

发展。美国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不仅继承了俾斯麦所采用的那套理论，而且吸取了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和依靠政府干预经济以摆脱失业和萧条的理论与建议，进一步确定了“保险费用部分由雇主，部分由雇员交纳，而国家给伤残和养老保险提供津贴”的原则，把义务和权利作为对等条件，追求的社会目标是通过“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原则，使受保人不致陷入贫困。2.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是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相标榜。作为英国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庇古，认为研究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改进社会状况，他在1912年出版的《财富与福利》和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福利”一词是指个人所获得的效用与满足。他还认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使社会福利总和的极大化。国民收入的总量愈大，社会福利就愈大。在国民收入为一定总量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福利也愈大。他主张通过国家的累进税政策，把富人缴纳的一部分税款转让给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低收入者享用，以增加社会福利。与此同时，英国以韦布夫妇为首的费边主义者主张对老年、疾病、伤残等实行社会服务，以取代《济贫法》。当时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参照庇古和韦布的理论，用增加税收的办法筹集社会福利基金，举办包括养老在内的福利事业。1941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所著的《公民与教徒》一书，用“福利国家”代替“权利国家”，认为改进人民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同年6月，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的调查报告为政府采纳，从而确定了英国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以部分工业国有化和社会福利为纲领，先后施行了以养老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家庭补助、社会保健和工业伤亡等四种社会福利方案。3.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险制度所依据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保障的学说。马克思在考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总产品分配时，曾论及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提出的6项扣除学说，不仅明 地提出要扣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而且也通过其他几项扣除，特别是“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些预留是生产继续发展、社会继续进步的基础，其中包含有现在老年人在他（她）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所作的贡献（即马克思所提出的六项扣除，其中最后一项扣除，实际上是用作赡养老年人和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社会保险基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的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方式所共有的基础”。这段话说明社会保险基金对于社会再生产运动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它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因此，在社会总产品中为建立 这项基金所作的扣除，是完全必要的。列宁在1912年“工人最好的保险是国家保险”的论述中提出国家保险的四项原则，其中的第三项是“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三种模式的效益比较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保障老年人经济生活、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体制上、理论依据上、资金筹集方式上的不同，以及覆盖范围、保障水平互有差异，因此在社会经济效益上也不尽相同，各种模式有各自的特点和利弊，各项比较见表1和表2。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但是在处理收入再分配时，涉及到公平与效率孰轻孰重的问题。不同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所遵循的原则不同，因而对公平与效率各有侧重。福利型和国家保险型重公平，轻效率，强调保障的普遍性。其结果是福利开支庞大，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逐年上升。据统计80年代用于老年人的实际福利支出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瑞典 为19.48％，比利时为21.71％，而自保公助型的美国仅为7.53％。在以养老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支出上，实行福利型制度的国家高于自保公助型国家。社会福利支出

在国内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年增长率方面，也是福利型国家高于自保公助型国家。表1表明，1987年1993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福利型国家多数高于自保公助型国家。在社会福利支出的年增长率方面，除了日本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快带来的增长率高以外，其他自保公助型国家普遍低于福利型国家。表1 部分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及年增长率社会福利支出占 社会福利支出国内总产值(%)年增长率(%)国别 1960～ 1975～1987 1993 1975年 1980年福 瑞典 33.5 42.4 8.4 4.0利 挪威 27.1 — 9.5 5.1型 丹麦 29.0 35.2 9.3 4.4国 英国 24.9 26.9 5.6 3.3家自 美国 21.0 26.9 7.7 2.9保 日本 17.5 — 9.7 8.9公 联邦德国助 或德国 31.5 32.2 6.7 1.9型公平与效率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写道：“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而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体系。他在《矛盾与困境》一书中指出：“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困境正好是由于这两个不同价值体系的抵触而引起的”。福利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国家包得过广，标准过高，导致用于生产的财力减少，社会成本提高，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下降。其结果是为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据经合组织统计，在1984—1998年期间，推行福利型制度的国家的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除了个别国家个别外，普遍低于自保公助型国家。当然，增长率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社会保险的模式不失为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见表2）。表2 部分福利型国家与自保公助型国家实际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对比（％）国别 1983 1984 1987 1998福 瑞典 2.40 3.40

1.25 2.60利型 丹麦 2.00 3.40 0.50 2.80国家 英国 3.60 6.403.00 2.70自 美国 3.60 6.40 3.00 2.70保 日本 3.20 5.10 2.75 1.70公助联邦德国型 或德国

1.80 3.00 3.00 3.00经合组织&nb sp;成员国平均 2.70 4.70 2.75 2.60资料来源：《oced economic outlook》dec.1998推行福利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已经走进了困境。以瑞典为例，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已成为政府的重负。据统计，瑞典普遍养老金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1975年为7.7％，1983年上升为11.7％。1979 年政府用于老年人的开支为660亿克郎，以养老金为主体的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国民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政府维持高福利靠的是高税收，1988年瑞典各种税收总和约占国民总产值的55％。年收入3万克郎的职工，交纳的各种税收高额超过1.5万克郎；年收入10万克郎者，纳税总额约6.7万克郎。这意味着工资收入者收入的50％—60％要用于纳税。1975年瑞典政府的财政赤字为75.5亿克郎，1980年上升为430.3亿克郎。截至1980年，瑞典的国债达到3770亿克郎，人均负债8600克郎。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阿萨·林德伯克认为瑞典的问题来自于体制，他强调“这种体制使我们的公共开支的增长超过了总资源的增长”，并指出，“福利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就其内容来说，都是有限度的。超过了极限就要进入危险境地”。国家保险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与福利型国家有相同之处，如覆盖面广、支出全部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等等。实质上也是轻效率、重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福利的普遍性导致了收入再分配不完全与劳动贡献直接挂钩，含有较多的平均因素，从而削弱了对劳动者的鼓励作用，助长了平均主义，影响了效率的提高。以解体前的苏联为例，1965年到1986年国家用于养老金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参见表3）。表3 前苏联养老保险支出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1965年 1970年 1980年 1985年 1986年养老保险支出(亿卢布)106 162 333 349 493养老保险支出占国民总收入 5.5 5.7 7.3 7.9

8.6比重(%)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70年——纪念统计年鉴》、《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6年苏联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险预算为523.25亿卢布，其中49.35％由国家补贴。匈牙利养老保险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5％。东欧其他各国也大体相似。国家所承受的养老保险重负必然影响经济增长。波兰经济学家约瑟夫帕耶斯特卡认为国家保险型制度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唯意志论急躁症”。这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 篇5

第一阶段，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探索是与总结第一个5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相联系的，也是与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

第二阶段，《论十大关系》的提出。

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主要讨论了经济问题围绕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即农、轻、重关系——产业结构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生产力布局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管理体制问题；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的关系——经济体制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

第三阶段，1956年9月，党召开了党的八大会议。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虽然不尽准确，也没有明确宣布过渡时期已经结束，但毕竟已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把着眼点放到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这些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

第四阶段，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溯源 篇6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溯源

作者：捷盟高级咨询顾问李亚

1.基本概念

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反对社会责任论

一方面，众多困扰社会的问题，企业并不能以一己之力来承担与解决；另一方面企业的本质是纯粹的营利性团体，社会责任的内容模糊、对象不具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有悖于企业本质和企业法的传统。

一元社会责任论

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向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务，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责任的观念。

多元社会责任论

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还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主流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和。

企业公民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企业有责任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积极承担多元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的应有之义与必然要求。

2.基础理性论

三重底线原则

三重底线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种理论决定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三重底线，就是指经济底线、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意即企业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方原则

与组织决策活动有重要利益关系的个人，即能影响一个企业的目标实现的团体和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所能影响到的所有团体和个人，一个企业的股东、供应链伙伴、各类客户都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责活动必须涵盖其重要利益相关方的。陈宏辉团队从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三个维度上将我国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三大类。其中股东、管理人员和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分销商和政府是蛰伏利益相关者；特殊利益团体和社区是边缘利益相关者。

社会责任三层次理论

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其中，经济责任和法规责任是第一层次，伦理责任和自愿性慈善责任是第二层次，其它相关的责任是第三层次。

3.践行抓手

社会责任标准SA8000

SA8000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的英文简称，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SA8000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SA8000早期被认为是西方对我国进行贸易壁垒的工具之一，这也成为我国后来积极制定自己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报告编写指南标准》的最原始的动力。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08年国资委下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规定所有央企必须与2012年之前发布本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过各大型国有企业的积极践行作为引领，极大的推动了我国企业责任相应工作的整体发展。各类外资企业基于企业伦理道德标准出发，进行了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并希望通过社会责任绩效披露获取股东和消费的认可，但基于评价指标的差别，在国内的排行榜上外资企业的综合排名通常都不是很高。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综述 篇7

1、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系统研究,其概念的界定逐渐清晰。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Bowen认为企业人按照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依照相应的政策,作出相应的决策,或遵循相应的行动标准;Kok&Weile&Brow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义务,企业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利用其资源,承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在努力为企业获得直接的收益的同时考虑社会利益,为改善社会整体状况做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张兰霞认为,企业为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各学者和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没有完全一致,但大都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是超越经济和法律的道德要素,他至少包括两层的内容:其一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所必需承担的责任,其二是超越前者的国家乃至全球的公共利益责任。

另外,根据上述整理发现,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大多数从法律和道德的的角度,探求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责任;而世界各相关组织则是站在全社会和全球的角度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人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

2、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维度

(1)三个同心责任圈理论。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简称CED)在《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出CSR就如同三个同心圆:一是内圈责任:最基本的企业责任,即有效执行经济职能;二是中圈责任:配合社会价值的变化而执行经济职能的责任;三是外圈责任:积极投入改善社会环境的责任。

(2)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Carroll(1991)提出公司社会责任金字塔说(四责任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中位于最基础的是经济责任,如果没有经济责任,其他的责任则无从考虑;位于第二层的是企业的法律责任,社会不仅按照利益驱动来约束企业,而且同时也期望企业遵纪守法;位于第三层的是企业的道德责任,包括道德标准、规范,其反映消费者、员工、股东和社区关心公平公正的期望,以及对利益相关者道德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等;位于最高层次的是慈善责任,即成为优秀企业公民的期望,包括开展行动或者项目来促进人类福利发展。

(3)其它有代表性的理论。Steiner(1980)认为CSR可分为内在社会责任和外在社会责任。内在社会责任是指合法和公正地选拔、培训、晋升和解雇员工,以及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外在社会责任是指激发少数团体的创业精神,培养或雇佣残障人员。

Frederick(1983)将CSR分为强制性责任和自发性责任。强制性责任是指政府法令规定的责任,如防治污染、维护就业机会平等、保护工业安全、保护消费者及承认工会等。自发性责任包括慈善捐献、企业主管协助推动社区活动、提出解决国家和地方性问题的建议给政府参考。

欧盟(2001)公布了一份文件《推广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模式—绿皮书》,文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两个维度:(1)内部维度,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适应变革、管理环境的影响与自然资源。(2)外部维度,包括:当地社区、商业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人权、全球化环境的考虑。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1、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概念最初是由伊戈尔·安索夫在《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及,关于“利益相关者”,其代表人物之一Freeman(1984)解释为那些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或者能够被企业实施战略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利益相关者,他把利益相关者分为六个种类: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者、社会和政府,企业对他们有着不同的责任或跟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契约”。阿奇B.卡罗尔、安.K.巴克霍尔茨(200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在一家企业中拥有一种或多种权益的个人或群体”。利益相关者可能被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或做法所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同样能够影响该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和做法。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是互动、交织影响的关系。

Clarkson(1995)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初级和次级两类,前者是指一旦没有他们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股东、投资机构、员工、消费者、供应商,以及作为公共利益相关者的政府和社区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企业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后者则指可以影响企业也可以被企业影响的群体,但他们不介入企业事务,并不是企业生存所必须的,包括媒体、社会团体、种族组织、宗教组织和一些非营利组织等。

乔治·A·斯蒂纳、约翰·F·斯蒂纳(2002)认为:利益相关者模型描述了企业是各种利益的中心。管理者拥有道德职责,要更为深入地考虑他们的决策对于各种相关利益团体利益的影响。

我国学者田虹(2006)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取决于它有哪些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满意。”

总的来说,利益相关者理论观点认为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并对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有特定的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把企业对股东的责任扩展到了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使企业不仅要处理好与股东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其他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2、社会契约理论。

美国管理学家Donaldson&Dunfee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遵循的所有契约形式称为综合性社会契约。托马斯·邓菲、托马斯·唐纳森(2001)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指出:现实的或“现存的”社会契约构成了企业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源泉。当这些现实的但通常是非正式的社会契约以自由而明智的一致同意为基础时,并且当他们提出的规范与更广泛的伦理学理论原则相一致时,它们显然就成了强制性的,企业有义务遵守企业与社会达成的这一广泛的社会契约。

林军(2004)认为权利和义务在社会制度中是固有的,这些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企业应对为它的存在而提供条件的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应对企业的发展承担责任。企业无法超越社会存在,企业与企业和企业与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基本协定,即社会契约。

Riahi Belkaoui、Pavlik(1992)指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的运作方式应该像组织和社会之间存在契约一样,使社会收益最大化。企业的行为应该受法律的指导,或自愿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乔治·A·斯蒂纳和约翰·F·斯蒂纳(2002)认为:按照综合契约论,履行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合同义务是企业的责任,它暗含着企业必须符合公众的期望,是企业责任的一种扩展。

3、企业公民理论。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企业公民”概念。企业公民理论认为: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是让企业承担受托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那么企业就必然要为社会的更加美好而行使这项权利,承担这项责任,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一个美好的社会不仅仅需要经济的繁荣,还需要政治的稳定和道德伦理的和谐。

Matten、Crane、Chapple(2003)认为:企业公民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企业公民与慈善活动、社会投资或对当地社区承担的某些责任相近(有限概念);二是要求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应努力创造利润、遵守法律、做有道德的合格企业公民(同企业社会责任对等的概念);三是企业对社区、合作者、环境都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责任范围甚至可以延伸至全球(扩展概念)。Zadek、Pruzan与Evans(1997)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基本原理三角模型”:企业好公民的绩效是由三种力量所形成的:首先是企业经理需要理解外部环境并与之进行协调的动力;其次来自社会的压力,促使企业改进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绩效;第三是道德价值。

Carroll(1999)认为:“企业公民”的概念是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新的概念化总结,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的其他理论。在企业公民的扩展的概念中,当政府维护公民身份失败时,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公民身份的阶段。

尽管关于“企业公民”的理论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但很多学者逐渐在几个方面取得一致:对当地社区的强烈的企业责任和合作关系,对主动提高当地社区的意愿,对环境的关注等方面要有明确的方式和方法等。总的来说,企业公民理论将企业看成社会的一部分,认为企业同个体社会公民一样,在社会合法性方面,既拥有社会公民的权益,同时也必须承担对社会的责任。

三、结束语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梳理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目前学者们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CSR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企业社会相应)、CSP(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企业社会绩效),SRI(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等概念,研究的焦点也集中在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实证研究以及相关者理论、企业伦理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以及国际化等层面。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理论 篇8

摘要: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外界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使得这种交换逐渐从原始的非平衡态形成有序的结构。这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同时,企业作为自组织体系,应通过加强自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提高管理负熵值,促进企业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耗散结构;企业社会责任;熵

一、 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学说作为一种系统理论,最先由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阈值时,量变可能引起质变,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与物质,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的有序状态。因此,这种远离平衡态的、稳定的、有序的结构称之为“耗散结构”(湛垦华、沈小峰,1998)。

这种学说回答了开放系统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问题。耗散结构是在远离平衡区的非线性系统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化的自组织结构。在一个非平衡系统内有许多变化着的因素,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决定着系统的可能状态和可能的演变方向。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其一是广义流;其二是广义力。而且广义流依赖于广义力。一般地说,这两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函数。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维持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孤立系统和封闭系统都不可能产生耗散结构;

二是系统必须处于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在平衡区或近平衡区都不可能从一种有序走向另一更为高级的有序;

三是系统中必须有某些非线性动力学过程,如正负反馈机制等,正是这种非线性相互作用使得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产生协同动作和相干效应,从而使得系统从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

此外,普利高津认为,自组织现象是普通存在的。自组织系统的机理是对称性破缺。这种对称性破缺的序都不包含在外部环境中,而根源于系统内部,外部环境只是提供触发系统产生这种序的条件,所有这种序或组织都是自发形成的。

熵在物理学上指热能除以温度所得的商,标志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科学技术上泛指某些物质系统状态的一种量度,某些物质系统状态可能出现的程度,亦被社会科学用以借喻人类社会某些状态的程度。系统科学把熵的概念引进了自己的领域,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范畴。当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时,或者由于环境对系统的不可控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 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紊乱,表现出有序性减弱,无序性增加。系统的这种状态,称为系统的熵值增加效应(杨照、杨文彬,2007)。

任何企业管理系统部是开放系统,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企业管理学中,人们得到了管理耗散和管理耗散结构的概念。所谓管理耗散是指当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复杂企业组织不断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内部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负熵增加,使组织有序度的增加大于自身无序度的增加,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产生新的能量的过程。而管理耗散结构就是管理耗散过程中形成的自组织和自适应企业组织系统(任佩瑜,1998)。企业管理的实质是一个负熵的过程。

企业内部的控制都要以与环境的输入输出为条件,必须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表现为人才、物质、资金、设备、产品等与外部环境的交流。只有当这个交流处于平衡状态时,才能保持其管理结构的不断改善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即负熵值的持续增加。否则,系统将不能运行,致使系统的内部人力、物力、财力调配发生困难,系统熵值增加。显然,企业的基础都是依赖于企业系统与环境进行输入输出过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耗散系统。

二、 企业经营环境分析

企业环境理论是管理理论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管理理论的产生及演变来看,它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等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与发展的。企业环境通常被分为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条件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是企业经营者无法控制的因素,企业经营者只能认识这些外部环境因素,采取适应性措施。企业内部条件因素,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在一定时期内是既定的可控因素,只要善于组织就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经营者分析企业环境时,应将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密切联系起来,相互对照,相互比较,从中发现存在的机会和威胁,为企业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提供依据。

企业外部环境是受技术、资源、经济和社会通过诸多因素影响制约的复杂系统。企业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通过市场,来自社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经过市场交换,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企业与环境不仅有物质方面的相互交换,而且与环境中的精神因素发生相互影响的关系。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可分为企业外部一般环境因素和企业特定环境因素。

图1描绘了与企业管理相联系的主要的环境要素,其中虚线框注部分为企业管理活动,即企业管理者通过对内部环境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进行系统配置,并向企业外部提供产品(服务)的活动。外部环境要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科技环境、文化环境、社区环境等。外部环境要素通过对内部环境要素和企业管理活动的影响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作用。

在传统的“股东至上”的经营理念指导下,企业管理将股东财富(或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管理者通过合理配置企业人力、财力、物质资源达到最大的投入—产出效果。从这个意义上,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关注的是企业内部环境因素的协调。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发展和成熟,企业管理者将视角扩展到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的协调发展上来,更加关注与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员工的利益协调,更加重视企业产品质量、环境保护以及企业社会公众形象等方面。因此,现代企业管理不再局限于可控的内部环境因素,而是将内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及其相互协调关系作为经营管理对象。企业经营目标也不再局限为经济目标,而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经营管理目标。

三、 企业社会责任的耗散结构理论分析

企业是活的有机体,环境也是持续变化的,因而在企业与环境之间、企业内的各系统之间总有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动态过程。不打破原来的平衡,就不能抓住机会,快速发展。不建立新的平衡,就会给企业经营运作造成长期的不稳定,失去建立内部平衡即建立计划和责任制度的基础。这实际是在把握成长中的量变到质变,再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过程(谢凤华、古家军,2004)。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偶然,也并非出于“仁慈”和“道德”,而是企业与环境由不平衡到平衡转变中的必然。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一种开放系统和典型耗散结构的内在要求,是企业与环境要素进行信息、物质、能量交换的重要路径选择。

自然环境与企业进行着重要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自然环境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物质资源和生存场所。水、电力、物质资料、土地资源等各种要素无不依赖自然环境所提供。企业生产耗费的各种资源一方面导致自然资源的减少,同时也引起自然资源存在形式的转变。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通过企业产品转换为另一种可利用的形式。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废物、废渣等排放又严重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内部要素间比例结构的破坏和可供利用资源的损耗。因此,企业生产引起了自然环境熵增变化,导致整体自然资源能量的降低。

企业生产经营中所需的资金、资本均通过企业外部经济环境提供。企业产品通过产品市场和商品市场进行销售。因此,企业通过外部经济环境完成资金和资本的循环。企业在外部经济环境中对企业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投资人、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债务人等等。在外部经济环境与企业进行交换各环节中出现危机,将引起整个资金链循环出现问题,更有甚者将迫使企业资金链条的断裂,威胁企业的生存。在经济环境要素中,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和企业家。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源所提供的体力和脑力保证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值。同时,企业不仅提供了人力资源和企业家维持和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薪酬、福利待遇,而且为人力资源职业素质的提升提供了平台,为企业家发挥管理能力、提高个人声誉提供了舞台。

企业外部的政治环境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体制、方针政策等方面。这些因素常常制约、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影响企业较长期的投资行为。此外,保持一个良好的政企关系也已成为企业持续经营的一项“潜规则”。企业与外部政治环境要素并非单向被动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某种条件下能够影响政治环境要素,形成企业与政治环境间的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过程。如企业主动承担政府项目而得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或补贴等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企业的法律环境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规、法令和条例等,它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准则,企业只有依法进行各种经营管理活动,才能受到国家法律的有效保护。法律环境主要因素有:(1)法律规范,特别是和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如《公司法》、《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税法》、《企业破产法》等。(2)国家司法执法机关。在我国主要有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各种行政执法机关。与企业关系较为密切的行政执法机关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税务机关。(3)企业的法律意识。企业的法律意识是法律观、法律感和法律思想的总称,是企业对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评价。企业的法律意识,最终都会物化为一定性质的法律行为,并造成一定的行为后果,从而构成每个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法律环境。(4)国际法所规定的国际法律环境和目标国的国内法律环境。依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在法律框架内合法经营管理,也是向外界提供了企业良好声誉的信号,这有助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赖。因此,企业与法律环境也存在着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

企业外部的文化环境是企业所处经营环境中有关社会精神层面的各项因素总和。其中包括社会价值观念、习俗、礼仪等等。企业外部的文化环境通过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产生影响。一方面,企业员工受到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可能与企业价值观念和企业伦理道德产生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可能影响对企业产品的喜好、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评价,以及对企业处理危机方式的态度。如万科捐款门事件、毒奶粉事件及家乐福风波等均为很好的例证。因此,企业与外部文化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也存在着管理熵的问题。

相对于社会大环境而言,企业生产经营的小环境所包容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多种因素构成的氛围就构成了企业的社区环境。就企业与社区环境要素的直接交换看,企业的社区环境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从间接交换看,企业社区环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区域依赖性较强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在生活区域内(或附近)寻找工作,并希望企业所在社区能够提供子女的教育场所。因此,社区环境也为企业员工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作为回报,企业也需要对社区环境提供了经济支持。

企业的科技环境指的是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科技要素及与该要素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集合。粗略的划分企业的科技环境,大体包括四个基本要素:社会科技水平,社会科技力量,国家科技体制,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立法。变革性的技术正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发生巨大的影响:新产品对原有产品构成威胁进而影响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新技术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流程进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结构;新管理理念影响了企业经营价值观念进而改变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策略;等等;企业对于科技环境的影响,如增加对研发的投入、培养专业研究人员、提高自身研发能力,从而为企业外部的科技环境提供新的技术、流程、工艺、理念等,可以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创建核心竞争能力。

四、 研究意义及启示

1. 耗散结构理论强调系统的开放性,对于企业而言,“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它需要与外界环境永不间断地交换。因此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不应仅依靠整合可控的内部环境要素作为企业管理的目标,而应将目光转向与内部相关联的各个外部环境要素。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正是企业通过识别外部环境要素与企业交换和协调关系,使得企业与外部环境要素实现有序化的平衡结构。

2. 企业系统与内外环境要素间是一个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因此在从原始无序到结构有序过程中,各个环境要素在能量、信息和物质的交换是不平衡的动态的。在企业与环境进行协调中,企业应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及时转变观念。现阶段,企业应转变单纯的“股东利益至上”经营理念,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经营管理理念,主动而策略地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3. 由于外部环境要素与企业系统,以及外部环境要素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因此企业应着力提高自身社会责任管理的自组织协同能力。企业应善于分析,利用企业社会责任自组织过程中的随机性涨落,为构建有序的社会责任结构提供契机。灵活利用和组合企业与外界环境要素交换方式,使之产生协同效果。

4. 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要求,企业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通过建立“网络结构”的柔性组织形式,消除企业系统内部不同层次之间的边界,使得企业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富有“弹性”。各不同层次都能等同地面对外部环境交换关系,相互并行地协同并适应环境变动中出现的各种情境,增加企业系统的开放度。

5.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中应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框架体系,规范社会责任管理流程,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分析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负熵水平。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分析中,企业要结合与各环境要素进行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中不同的交换对象和内容,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定量分析可以采用货币与非货币(如热力值、能耗值等)多种计量手段。

6. 在企业系统与环境要素交换活动中,隐含着交换对象的产权界定及交换主体间的契约关系等问题(包括显性契约和隐形契约)。由于交换形式和交换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和履行方面的复杂性。因此各相关方一方面需要建立责权利对等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在不完备契约条件下,明确各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分配和协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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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7201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8-0384)。

作者简介:干胜道,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超,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