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邓小平》 有感

观《邓小平》 有感（精选8篇）

观《邓小平》 有感 篇1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看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后，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地被这句话感动着。影片以访谈和追寻临时遗迹的方式，向我们再现了邓小平不同寻常的一生。纵观邓小平同志的一生，也是纵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成就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从早年去法国留学岁月，到觅雪大别山，再到三起三落；从保护科学家到恢复高考；从改革开放到深圳再演绎春天的故事以及为了高考回归与撒切尔夫人谈判，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风云中深思熟虑，不露身色，决策往往出乎常人预料的政治家风范。

----少年时代

通过观看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第一集，我们了解到少年时代的邓小平不仅聪明好学而且有了朴素的爱国思想，五四期间年仅十六的他便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通过比较思考他逐渐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并于1920年9月11日远赴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做苦工，艰难生活没有压垮这个有着坚定意志的少年，忍常人只所不能忍，做常人不敢做之事，积极参加共产主义事业。回想那时的我们，正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不谙世事，尽情享受着我们的少年花样年华。由此，对于那时的邓小平，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感慨，这时怎样一种爱国情怀，才让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毅然决然的踏上异国之旅，独自承担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战争年代

回到祖国后，他在危机重重的大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团结一致，勇于为为革命事业献身。后来年轻的邓小平，由于他头脑机灵，工作稳重踏实被派往广西做工作，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诠释了邓小平的戎马生涯。面对敌人精良的设备与众多的人数，勇不畏惧，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寡敌众，以智取胜。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邓小平战功卓著，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领导天才。

----三起三落时期

第一落一起1933年被临时中央政府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邓小平从中心县委书记第一次被打倒撤职下放，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但邓小平数次据理陈述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他在会、寻、安所进行的各项工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他坚信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他那坦荡的胸怀，革命的智慧和胆略，不畏强权让我十分敬佩。尽管下放，但还到各个乡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帮助下面出主意，开展各项工作。他的这种能上能下，对中共的事业兢兢业业，忍辱负重的非凡气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夏天，邓小平就告别宁都，到瑞金当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去了。

第二落二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斗争的矛头就集中到

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被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和斗争，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改造。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身处逆境不改其志，更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在改造期间，邓小平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一年到头不请病假，不请事假，总是按时到厂，按时上班，从不间断，从不无故缺勤。每次，一踏进车间的大门，见到工人第一句话是：“工人同志们你们早！” 到了工作台时，便脱去上衣，挽起袖子，立即聚精会神的干活。干活时，不讲话，不东跑西走，总是直着腰，钉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以标准的姿势来回的锉着零件。他看上去是那么认真，那么全神贯注。看似十分单调的劳动，可他干起来却是十分的有滋有味，毫不厌倦。经他加工的零件，没有出过废次品。这是怎样一种高尚以及让人尊重的行为。他对中共的事业是多么的忠贞不渝，尽管目前又处在逆境，但他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始终坚持不变。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了！西方一家媒体就此形象地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第三落三起 1976年，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第三次被打倒，离他第二次复出仅三年时间。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始终乐观地相信未来的邓小平，也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转机。正是他这种乐观的心态，是他一直站立在政治的舞台上，挥其所长，最终使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

文化大革命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勇于承担责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他以巨大的超人的胆识和勇气,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遗路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循序渐进，逐渐打开中国的国门，加强对外经济交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很大程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每当我们处于十字路口的历史时刻,及时给党和人民指明正确航向的,是小平同志;每当国内外的政治风云的剧变引起人们忧虑和困惑的时候,能够高吮远瞩、玻除迷津,使大家头脑清暇、心明眼亮的,还是小平同志。

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不放弃，执着的追求自己理想的精神。由彼及己，像邓小平一样，在我们的人生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摆正心态，面对挫折时不一味的怨天尤人，而是从中吸取教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历练自己，从而使自己更加的强大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智者。我们不仅要看到邓小平在正确领导使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国力增强等政治上的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还要看到他的坚定的信仰，执着的追求以及他的思想、做人原则、面对失败的态度等带给我们的深刻的启发。我们要学会将这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品质合理的运用到自己的学习与工作中，乐观的面对一切挫折，并从中吸取一定的教训，但永不退缩，坚强勇敢的走下去，这样，我们一定会拥有更多人生中美好的东西，我们的人生也将会更加的精彩。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话，成事在人，而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而我们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也在于

我们自己，在现实生活做事情要从实际出发，从中引出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

看完纪录片，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久久的在我的脑海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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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组员（分工）：

观《邓小平》 有感 篇2

他较少直接论述专业的新闻传播,但是对党报和党领导的媒体工作有过许多指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因而,他的新闻观的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一切需要从头开始。邓小平以政治家眼光,务实地要求所有的媒体转变工作重心,从“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报纸、广播、电视和通讯社,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稳定的舆论环境。

一、新时期传媒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促进社会的 安定团结

1979年,邓小平考察了《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性现象。9月17日该报发表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文章的意图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本是中央的精神,但是话语中对于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10月22日,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把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邓小平说:“《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1]

在做了这番考察基础上,邓小平两月后(1980年1月) 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2]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新闻观的核心,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 或为这个观点服务的。这个观点,邓小平从70年代末复出, 一直讲到90年代初他退出领导岗位,成为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点。

二、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基于“文革”中党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教训,他倡导制定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叙述党内生活基本准则时他说:“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3]这是组织原则,但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许党员和党的媒体发表意见,而是强调要有一定的程序,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有大局意识。他主张“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不允许“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4]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视察新华社

三、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同样基于“文革”中广大群众被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思想被禁锢的教训,他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5]这些思想,后来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做了阐发,基本思想即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邓小平多次讲过,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历史已经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6]

邓小平要求总结历史的经验,他在谈到十三大的时候说:“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 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7]从制度上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就为党领导的媒体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四、确定主要防止“左”,同时警惕右的反倾向方针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主张要同时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错误倾向。早在1981年批评《苦恋》时,他就《解放军报》的经验讲道:“《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他谈到的来自“左”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事例时说:“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8]

邓小平看《体育报》

除了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这一很实在的要求外,邓小平还根据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要求大家更多地注意防止“左”的思想。就在他论述批评右的倾向的《苦恋》时,他说:“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9]关于这个反倾向的基本估计,邓小平也是从他复出,一直谈到他退出领导岗位,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基本观念。1987年他指出:“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10]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所谈的“左”右倾向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党领导的媒体的宣传。他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这是邓小平整体上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基本估计,对于党领导的媒体负责人来说,这种宏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五、关注传媒对政策宣传的把握

鉴于党报和党领导的其他媒体所具有的指导工作的职能,邓小平十分关注媒体对政策的把握,以防止出现因为媒体报道的差误而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1985年他看到媒体上提倡先富起来的人捐钱修路,他鼓励捐钱修路,但是要求不要过多宣传这类事例,他指出:“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12]显然,如果大肆宣传这类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些人不敢富起来,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导向。这与1950年邓小平要求报纸在宣传佃富农自愿让出土地给贫农的问题上谨慎从事的道理一样,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窝风,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邓小平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3]一个“允许看”,一个“不争论”,这样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保证了社会在稳态中前进。

摘要：邓小平的新闻观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他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在党报工作的宏观把握方面,他多次谈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关键词：邓小平,党报,政策宣传,民主权利

注释

1[1][2][3][5][8][9]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8、229,255,272,144-145、144,380、166,

2[4]邓小平文选[M].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6;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4.

邓小平西学观特点探析 篇3

[关键词]邓小平西学物质文化民族自信

邓小平的西学观，是指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观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科学地认识邓小平的西学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邓小平西学观的突出特点予以探析。

一、建构世界文化观框架，强调中西文化融汇的整体性、互动性

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事实上长期扮演着世界现代化引领者的角色，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认识和借鉴西方文化是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出现了“中体西用论”、“西学中源论”、“全盘西化论”、“国粹论”、“中西调和论”等诸多学说，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西文化持有不乏独到的见解．但都没有摆脱中西体用论的框架，围绕中西主次优劣关系争论不休。邓小平西学观跳出了体用割裂的狭窄思维方式，建构世界文化观框架，对西学采取务实的开放态度：不在中西文化主次关系上纠缠，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对全球化经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西学观的理论起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世界文化观框架。邓小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获得迅速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创造的所有文明成果，都可以成为大胆借鉴的对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当然也在借鉴之列。为了解除借鉴西方文化的思想顾虑，邓小平运用世界文化整体性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不能把差异作为借鉴西方合理因素的障碍，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手脚和头脑，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是世界整体文明的一部分。邓小平进而指出，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不要“怕”，大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同时，邓小平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也就是说，世界文化的融汇是具有互动性的，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彼此寻求发展的必然．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不仅不可怕，而且是非常自然和有必要的。因此，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应该是，立足于现代中国国情，有效实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思维独特而开阔，在深刻体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点基础上，他摆脱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论的束缚，以非凡的勇气和务实的作风，以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和互动性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从而使近代以来的西学观达到新的时代高度，这是邓小平西学观的突出特点之一。此特点再次表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性极强的远见卓识者。

二、优先吸收西方物质文化成果

早在50年代初期，中国就曾仿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尝试借鉴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特别是过多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中国借鉴西方变得越来越谨慎和艰难。至7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晚年失误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时代主题已从过去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发展思路。它促成了邓小平西学观的另一突出特点，即优先吸收西方物质文化成果。其具体表现是：

其一，借鉴西学的根本动机是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了解国外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从1978年10月起，邓小平频繁地出国访问考察，在对西方国家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发达的经济有着直接的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其二，邓小平对西方物质文化成果予以基本肯定。邓小平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成果分为两个吸纳层面并分别待之以不同的态度，对于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物质文化层面的因素是基本肯定的：“有些东西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可以全方位地借鉴西方物质文化建设合理因素，“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与对待西方物质文化成果的积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待西方精神文化层面的因素，邓小平则慎重许多，特别强调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

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其三，生产力标准为最终评价尺度。借鉴标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创见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生产力标准是带决定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都应该是吸收和利用的对象，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是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反之，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西方因素．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自由化等，则要予以坚决抵制。

从上述邓小平关于借鉴西学的根本动机、基本肯定西方物质文化成果及借鉴的标准等方面的基本观点看，可以综合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始终把物质文化建设放在优先地位，侧重于西方物质文化建设合理因素的吸纳和借鉴，是邓小平西学观的又一突出特点。

三、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纵观近代以来“中西”之争，时常为中西文化两极对立的倾向所困扰：即当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时，往往容易全盘否定，而对西方文化则推崇备至，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态：当我们强调民族自尊、珍惜传统时．又往往闭关自守，流露出夜郎自大的心态。邓小平西学观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思维．坚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邓小平坚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邓小平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给予了充分肯定，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强调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家文化合理因素的复兴，他更加强调弘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的革命传统。邓小平认为，它们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和升华。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靠“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大力发扬这些精神，不但共产党员要有这些精神，还要“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其二，反对民族文化保守论。邓小平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侧重于静态、封闭，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是动态和开放的，绝不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邓小平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

在坚持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现代化绝不是西化，吸纳外来文化“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因此“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所以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现代中国国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如果盲目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邓小平的回答非常明确，“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全盘西化”会使中国丧失发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因此，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观《邓小平》有感【原创】 篇4

孩提时代起，我便时常听到“高举邓小平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电视广播，来自报纸刊物，来自学校老师等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十分了解邓小平的生平，以及他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的具体内容，更不知道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

最近，我观看了20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对邓小平这位时代伟人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观看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很多，感受到了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和谋略，更深刻的是邓小平巨大的人格魅力。

影片以访谈和追寻历史遗迹的方式，向我们再现了邓小平不同寻常的一生。纵观小平同志的一生，也是纵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成就伟大事业的历史历程。年幼的邓小平离开家乡，在留法学习期间做过工人。回到祖国后，他在危机重重的大上海做地下党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很多优秀的青年志士牺牲在特务的手中。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是多么的困难。在基础薄弱、压迫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们团结一致、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打不跨的。

后来，年轻的邓小平被调到广西做工作，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百色作为革命老区依旧贫穷落后。我的家乡就在广西，虽然有很多人都存在着旧观念，认为广西是“南蛮”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片不毛之地。然而，现在的广西，现在的百色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西藏，当年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邓小平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少数民族同胞。我们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集体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点的正确性是绝对的。

小时候看战争片便知道有“刘邓”大军这支气势磅礴的队伍，当初只是走马观花，知道一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却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委。而“刘邓大军”也正好诠释了邓小平的戎马生涯。实际上，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就是个诱饵，这个诱饵的出动引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王牌军队，牵制了很多敌人，让其他兄弟部队有了缓和的时机。当年毛泽东亲自给邓小平发电报，决定了这一步险棋。那时候，刘邓大军12万人马放弃后方，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大别山，这其中的辛酸或许不是只言片语就能道明的。同志们跋山涉水，缺衣少粮，忍饥挨饿，还要对付时不时出动的敌人，很有可能遭遇全军覆没的惨剧。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坚决执行任务，拒绝粟裕的援助，以“牺牲自己，成就大局”的气魄带领部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影片中具体地说到了邓小平“三进三出”的经历，他坎坷的政治生涯可谓跌宕起伏，却能奇迹般地一次次复出。一个人有才不是一件稀罕事，稀罕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小平同志的才不仅显示在他作为开国元勋、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这个方面上，其实，也体现在他为人做事和人生态度上。所谓的办大事，有智商还要有情商。有一位加拿大的前总理就请教过邓小平。他问邓小平：你是怎么做到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邓小平回答他说，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堪称古训。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是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没有经历过什么苦

难，遇到事情很容易冲动，缺少忍耐的性情。忍，看似懦弱，看似没出息，可是能忍便留得住青山，便有盼头。如果，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承受不住，自甘堕落或以死相拼，都不会有好结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真正的领袖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邓小平留学法国时做过工人，被打倒时在江西一个拖拉机修理厂做工人„„领袖尚能如此，何况你我。有的人总觉得自己的才能锋芒并露，不做些伟大的事情实属屈才。然而，世间哪能时时刻刻有这么好的差事。英雄出乱世，想做个英雄还非得等到机会来临呢。我想，一个人有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坚持不懈地努力，终究会实现目标的，就像小平同志一样。

每一个政党的存在都需要有其先进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必定如此。我们的党在建党以来，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把反动派打倒，这一切一切的成就，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始终以先进分子为代表。但是，正如影片中，邓小平所说的，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错误。是啊，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上，邓小平的态度是科学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度上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要坚决否定的。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归结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有些方面的错误，我也是有份的。一个领袖，可以公正地看待历史，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见，宽容也是一个伟人的精神魅力。

不能本本主义，不能搞个人迷信，不能说我们党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只要我们的党能继承老一辈革命家敢于纠正错误，敢于挑起让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重任，群众哪有不支持、哪有不拥护的道理。现在很多地方官员害怕“上访”，害怕这害怕那，整天提心吊胆。如果父母官都诚心为人民，身正不怕影子斜，哪会有害怕之心。

一些外国友人说邓小平是政治家，是实干家。银幕上的他的身影，却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邻家爷爷的形象。看完了这部大型文献纪录片，我确实感触良多。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些拙劣的想法。我想，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还待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慢慢领略。

最后，我想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观后感。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观《邓小平》 有感2 篇5

我怀着对邓爷爷非常钦敬的心境，观看了记录片《邓小平》。

《邓小平》是一部思想教育很强的纪录片。它真实、全面地反应了邓爷爷曲折的革命生涯，展示了他辉煌巨大的人生。是一部好教材。纪录片中的很多镜头，都给我一个奇怪而深刻的印象，都是咱们日常在课堂上听不到、书籍上看不到的内容。我看完后身不由己地激发对这位世纪伟人的敬佩之情：

邓爷爷，您真伟大啊！在长时间的革命斗争中，您不畏艰险，勇敢奋斗，转战南北，为建设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勋绩。

邓爷爷，您真刚强啊！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您坚持真理，与四人帮开展了唇枪舌剑的斗争，还力挽狂澜，坚决判断地用“解放思想，实事就是”的基本路线，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瘫痪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从新挽回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

邓爷爷，您真贤明啊！您高瞻远瞩，气度坦荡，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巨大构想。今日已成为现实。

邓爷爷，您真是人民的贴心人啊！您心中装的是人民、党和国家。您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探明了方向，掌控了契机。

特别是当我看到邓小平爷爷不顾年迈，两次南巡的镜头时，我和爸爸、妈妈以及同学都有说不尽的感激：是邓爷爷为中国农村的经济起飞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们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房耸立、点灯电话、小汽车替代了自行车....我家富了，四周的人民富了，咱们全部村都富了。爸爸常对我说，把咱们救出苦海的是毛主席，指引咱们走上幸福路的是邓小平爷爷。

今日，邓小平爷爷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计划的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已经在神州大地上大放异彩！

观邓小平“三起三落”有感 篇6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有着一段极为坎坷的“三起三落”。而邓小平的成功就在于，他并没有被任何困难所击倒，而是韬光养晦、奉献一生。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1933年2月，在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一九三三年，代表左倾机会主义的博古等人一到苏区，就指责毛泽东是右倾保守主义，撤了他的职，并把坚持和维护他正确路线的毛泽潭、邓小平、谢唯俊等人也撤了职。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都遭到了批斗，邓小平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是为邓小平生平“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同年6月，被临时党中央上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是为“第一起”。

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认为是“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失去一切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落”。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精神和体力都受到了重创，他开始反思文革的一些过失，提出了了对文革的“三七开”。经过了一系列的周折之后，一九七三年二月，邓小平回到了北京，在毛泽东的亲自批阅下：恢复了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起”。

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落”。经过党内激烈斗争，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起”。

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奉献祖国的强烈愿望，在经历了如此坎坷的突变后，如何还能够继续站起来呢！正是因为有了振兴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愿望，邓

小平做到了，在受到最沉重的打击时，他韬光养晦，一直在等待着机会，而机会也没有忘记他，最终给了他复出的机会，让他能够在建设祖国这方面大展才能。他传奇式的“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不仅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邃而独到的理解，而且铸就了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我觉得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我们要知道，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了三起三落，而他最后一次复出的时候已经73岁了！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为祖国作出巨大的贡献，怎么不令人感动呢？

观《邓小平》 有感 篇7

关键词：邓小平时代观,理论渊源,思维轨迹

时代是一个人们经常提及的概念。由于客体本身的复杂性, 加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 往往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 用不同的方法和思维去认识时代。所以, 人们对时代的理解也不同, 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 但并无正确与错误之分。邓小平在时代问题上的观点和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完全一致, 甚至有较大出入, 这是因为所处的社会形态不同而引发的差异, 但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仍然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邓小平时代观之概念界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 时代是指历史发展的阶段, 它规范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世界面临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以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世界上各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总是与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定的时代特征无疑是在一定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国际大背景。时代观是一个国家对所处国际环境的阶段性本质和内在逻辑的理性概况与总结, 是对特定历史阶段国际社会基本态势、结构和力量对比特点与走向的把握与认识。

时代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历代领导核心始终高度重视对时代本质和特点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把握。邓小平时代观, 就是邓小平理论所包含的关于当今时代的性质、特征及其对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制约和推动机制以及社会主义应当如何对时代主题要求做出应对等一系列重大观点的总和。具体包括科技革命时代特征论、世界格局转换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三个有机组成部门。可以说, 邓小平理论的整个逻辑思维的起点就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世界及其在此条件下的中国国情, 他的一切观点都是根据这一事实, 从这一事实展开。

二、邓小平时代观的理论渊源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

时代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恩格斯也曾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2]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方式的变更、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是时代变更的主要内容, 也是划分时代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局限性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 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出发, 预测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趋势, 坚信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世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是马克思时代观的精髓。这种时代观是以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为立足点的一种长时段的大时代观, 正是在对时代的分析批判和理性抽象中马克思主义在多元文化中脱颖而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时代的学说, 具有极强的方法论意义, 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时代性质, 把握时代特征, 破解时代主题, 具有重要意义。

(二) 列宁的时代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 世界共产党人对他们所生活时代的性质进行了不倦的探索。其中, 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居核心地位。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深入的全面的研究,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学说。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帝国主义本质和基本特征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时代变化的分析。

列宁的时代观, 是以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为基础, 立足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全局, 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自由竞争和垄断两个时代, 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此外, 列宁科学地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指出:“革命潜伏在战争中, 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3]战争引起了革命, 这是20世纪上半期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战争引起革命”“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等著名论断, 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斗志,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战后, 斯大林将这一论断明确地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4]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又被后来的一些理论家归纳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正是这些论述, 为尔后世界共产党人的研究时代问题奠定了新的基础。

三、邓小平时代观建构的思维轨迹

邓小平时代观坚持以实事为基点, 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无论在世界观上, 还是在方法论上, 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学说进行了深化和发展。

(一) 世界观角度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或资本主义时代。列宁在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特征的基础上,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代。依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从而达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帝国主义被消灭的境况。后来, 斯大林基于列宁对时代的科学判断, 把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 并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概念。这种后来被称为“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观, 在我们党内影响深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上继承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时代主题的理论。

20世纪下半叶, 世界历史的发展逐渐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转变。特别是随着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 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战争与革命已不再适应各种国际力量的要求。要和平、求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世界的普遍要求。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 立足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 深刻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 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论断, 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 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

(二) 方法论角度

马克思主义划分时代是着眼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而一般并不着眼于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这里所论述的时代指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在大时代中, 由于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小阶段, 即小时代。列宁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 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大变动中, 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已进入新旧时代交替的大变革时期。相较而言, 邓小平时代观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个相对微观的层次上, 是对时代具体进程的把握, 是对时代基本特征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的高度概括。邓小平不仅从时代发展的内容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 而且在时代认识的方法上也做了发展。他认为我们当今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世界仍处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创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邓小平把历史时代的性质与每个阶段性时代特征加以区分的思想为我们破解时代主题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 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的学说。

总之, 邓小平时代观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随着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坚持世界的眼光、发展的观点, 保持高度的时代自觉和时代责任感, 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第2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52页.

[3]列宁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01页.

[4]斯大林全集 (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版, 第14页.

洞观邓小平逝世十年后的中国 篇8

“猫论”的历史贡献

十年前逝世的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1962年 7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包产到户”时引用的四川谚语。后来被讹传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文革”中更被冠以“猫论”的罪名而遭批判。邓的形象从此与猫结下不解之缘。

“文革”结束，邓小平二次复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务实的“猫论”被提升为治国方略。邓小平脚踏实地，朝着现实目标探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口号应运而生。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结束了那场随时“触及灵魂”的革命，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转移。他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决，使国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推动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有了今天经济上的骄人成就。与此同时，通过对外开放，使中国摆脱了国际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大家庭，国际外交格局也因邓小平而改观。

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邓小平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思想解放”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响亮的政治口号。邓小平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对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同样不遗余力。在对“凡是派”的斗争占据上风后，他迅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总设计师的遗憾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曾力图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当时朝野的共识。但民间诉求操切，僵硬的意识形态则不时吹动寒流，迫使邓小平在执政地位与政治改革之间作出抉择。不按指令捉“老鼠”，当然够不上“好猫”。1989年后，邓小平淡出政坛。

进入90年代，当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再度受到严重挑战时，这位自称“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颤抖的声音发表“南方谈话”，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他以政治余热开创了一个政治学上罕见的先例，并机智地撬动经济杠杆，将全民导入一场风起云涌的经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为当时最时尚的口号。50～60年代被消灭的民营经济再度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愤，也从经济发迹中得到补偿。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停摆状态。

邓小平在淡出政坛前作了这样的检讨：“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总设计师作为执政党领袖所表达的遗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须支付之代价。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务。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历史遗产中的债务

邓小平早在20年前就认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改革滞后造成的民主监督功能缺失，使转型中的社会逐漸失衡：“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权钱交易和官场腐败；“诸侯经济”的迅速崛起，令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面临“下有对策”的挑战；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种种弊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见突出。

邓小平早年受过传统和新式的教育，青年时代有着在法国工厂务工四年的履历。严格的工业化启蒙训练，使他具备了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革命家的素质，有着超越寻常的政治家眼界。对设计师而言，工业化设计的思维是缜密而务实的，目标明确，不受浪漫理想的支配，注重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和制造工艺。

与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法学、政治学教育履历不同，自上世纪末起，中国逐步进入“工程师治国”的时代，邓的“猫论”在继任者手中持续发扬光大。历经江泽民时代之后，作为邓小平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在继承经济遗产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遗产中的债务。

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所面临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遗留的问题。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依靠传统威权及法律等技术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已不再是“技治主义”手段所能驾驭，而需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解决社会难题。

有鉴于此，在承袭固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胡锦涛同志去年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试图以“八荣八耻”的设教，重建社会道德标尺，继而重拳出手，惩治贪腐诸侯，重振中央权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公正的举措与姿态，年来也频频出现于媒体，但基本上属于执政党自查自处。

身后的三道待解之题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科技时代的来临，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重回计划经济的后路已断。国内市场经济化催生的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促使法律逐步健全完善，人民的财产权利意识也日益苏醒。与其说“改革不可动摇”，毋宁说已无回头路可走。

从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虽仅一步之遥，行进却无比艰难。如果说邓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领导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当今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则要复杂得多：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科层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层上下，已膨胀为一种利益盘根错节、规模庞大无比的官僚体制，且不断有新生代踊跃跻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没有人民的支持不会成功。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近年又出现了第二轮的“颜色革命”浪潮。所谓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无非是对执政地位而言。去年政府高层的智囊团提出“一党执政，党主立宪”等策论，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做文章。可见，足以动摇改革和颠覆执政地位的危险，并非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而是蛰伏于执政党体内。

邓小平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猫捉老鼠”光靠“目的正义”和“威权利爪”不好使了，要讲究“程序正义”了。社会没有民主不会健康，改革要使大多数人获益才会成功，政治家要有历史感才可拥抱未来。

政治上实现社会民主，经济上实现分配公正，将累积的历史问题作个了断——这是邓小平身后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