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2024-08-08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精选8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篇1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海外流亡时期：《清议报》: 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清议报》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刊，梁启超、麦孟华为主编，梁启超为第一撰稿人.每期30多页，约3万余字，发行40000份左右.梁启超在完成报刊主编工作之余，还先后在它上面发表了3013多篇政论文，数部专著，一些专栏作品和不少诗文,进行变法改革和宪政思想.《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该报创刊初期，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出自于梁启超之手，其中《新民论》是最为有影响力的一篇.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该文章也成为《新民丛报》板报的指导思想.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时报》(1904.6.12,上海)是戊戌政变后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梁启超在该报酝酿期间,曾一度从海外秘密返沪,参与该报的筹备工作并明确宣布: “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发刊词和体例也都出于梁氏之手.初办时报刊的论说,大都由梁从日本横滨寄来.《政论》(1907年10月,月刊)梁启超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政闻社的机关报.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2月，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有他在日本编订后寄往上海印刷发行,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由梁启超密友徐佛苏于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公报》主要撰稿人仍为梁启超, “倡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辛亥革命回国期间：《大中华》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

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五四时期：《晨报》: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梁启超的“新民文体”(梁启超早期独自办报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梁启超认为，要维新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就得创办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为达到这种要求，梁启超要求其创办和主持的报纸做到:其一，“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着井以议天地矣”;其二，“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其三，“博收交涉要案”，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馒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其四，“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知一切实学源流径门，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褥然而自大矣”.这便是梁启超早期的“耳目喉舌”论，它以“去塞求通”为内涵，既强调闻的作用也强调言的作用，既强调上情下达也强调下情上达，还强调内外之间的沟通了解.其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新闻，传播的目的在于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行思想启蒙，宣传维新变法，使中国自强于世界.（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

来监督政府.（3）报纸的功能

1902年10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称道: “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赋予了“耳目喉舌”论以新的内涵: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监督和向导问题.（4）办好报纸的四项原则

一.宗旨定而高.“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情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他认为报纸的最高宗旨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思想新而正.梁启超认为，报纸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要能传播新知，开人眼界，..“故思想不可以不新”;三.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该是“全世界之知识，无一不具备”，但必须严格选报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及时，应该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5）健全舆论主张

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形成﹑力量﹑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问题..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 “一曰常识”，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要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必须不畏强权；“四曰公心”，不能怀有党派偏见；“五曰节制”，不要狂热炒作.（6）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浸润和煽动.（7）在新闻文体和编辑方式上的贡献:时务文体和新民文体.新民丛报时期的编辑创新.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篇2

首先,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政治方面的。梁启超关注国家独立的自由和大众政治参与的自由, 他认为用“民”取代天意应成为政治合法化的最高标准, 但梁启超的思想也受到“群”观念 (含整合、政治参与、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地域范围之义) 的影响, 这就使得一方面梁启超强调报纸在表达民意方面的功用的发挥, 另一方面他又把报纸奉为促进地区交流、国家团结的一种工具, 提倡新闻传播应承担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

相对于当今的新闻传播活动, 就体现为新闻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作用。

一方面, 新闻传播活动要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而不能仅仅是政府的“喉舌”。政府的活动和权利只有在受到有力的监督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为民众服务的功能, 而报纸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其所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使它成为监督政府的很好的工具。具体来说, 报纸的报道要真诚公道, 要出乎自己的良心, 要能够并且敢于反映真实的民意, 而不能畏惧权势甚至是刻意讨好当权者。惟有如此, 才能实现新闻传播活动的舆论监督作用, 才能真正体现尊重民众的言论自由权, 进而增进国家的公共利益。同时, 报纸在内容关注的重心上, 也应该侧重于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对于政府决策、政坛动向甚至国际上的重大事件等也需要有高度的敏感, 在对民众进行信息传播式的报道的同时, 也要具有洞察政府行为背后的动机及其未来影响的能力, 以便更好地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另外, 报纸在体现其独立性的同时, 也应该有着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态度, 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需要尽量恪守理性审慎的原则, 无论是评论还是谴责, 都应在信息收集基本客观全面, 思考成熟深入的基础上, 而在进行一些“曝光”性的新闻活动时, 也还是需要考虑到保守国家机密等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 新闻活动在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的同时, 仍不能忽略它的引导舆论的作用, 必须考虑到它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这类似于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 在强调新闻活动中的言论自由的同时, 新闻媒体也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由于报纸等新闻媒体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这就使它的传播内容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因此, 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活动时, 就更应该以社会价值的实现和国家及全体民众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在新闻选择及语言语气的运用上, 要以公众利益、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等方面为取舍标准, 体现出一个“把关”的作用, 而不能只一味去强调“吸引眼球”。同时, 对于一些良好的社会风尚、价值倾向以及国家的政策方针等, 也可以通过对新闻素材的选取、报道的强度、版面的安排等手段对大众进行适当的舆论引导, 不过, 这又涉及到了新闻媒体对于日常信息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这也就的新闻媒体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事实上, 这种注重社会效益新闻思想, 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办报的一贯作风。

第二, 对于新闻记者的实际工作来说, 梁启超提出了“史家办报”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人才问题是制约中国新闻业发展最主要的病根, “从事斯事业之人, 思想浅陋, 学识迂愚, 才力薄弱, 无思易天下之心, 无自张其军力。”因此, 他大声疾呼“从事报馆事业者亦益复奋勉刻励, 日求进步”, 而奋勉刻励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德才兼备的现代史家。对此, 梁启超曾明确说道:“西哲有言:‘报馆者, 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 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精神何?鉴既往, 示将来, 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 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 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 报之客观也;比近事, 察现象, 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 以利国民, 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 不可谓之报。主观之所怀抱, 万有不齐, 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 则在史家谓之良史, 在报界谓之良报。”

在这一点上, 对于新闻记者的具体业务而言, 需要以梁启超所说的“史家精神”来要求记者。一方面要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要能够做到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客观真实并且公允地叙述, 即“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 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都要客观地加以报道, 而不能在报道时有意进行主观上的曲解或是故意对新闻素材进行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剪裁;同时, 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格外强调客观公正, 要尽量避免带着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去对待, 不要随意对新闻事实进行主观评价, 即使是评价也应是建立在掌握了全面的事实性信息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要努力去发现客观事实中所蕴含的意义, 并能够依此实现对国民的引导作用, 这就对新闻记者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要求记者具有将事实中所蕴含的道理或启示意义发掘出来的能力, 要求记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能力以及深入思考的习惯。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 无论是客观叙事还是抒发“主观之所怀抱”, 只有具有了史家的才德才能实现“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的目的。尽管, 目前报纸“开民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弱化了, 但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 拥有透过表象看本质的“史家的才德”也还是必需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具有深度、能起到舆论引导作用的新闻作品。

第三, 梁启超很早就提出了报纸的可读性问题, “犹恐文义太颐, 不能尽人而解, 故有妇女报, 有孩孺报”, 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报纸的可读性与选择性是不可分的, “其出报也或季报, 或月报, 或半月报, 或旬报, 或七日报, 或五日报, 或三日报, 或两日报, 或每日报, 或半日报。”, 以及“弟前有一议, 谓《日报》宜分张别行。太平纪时务者为一张, 纪新闻者为一张, 纪商务者为一张, 可以分购, 可以合购。”这是梁启超分别从报纸的出版时间、内容和受众的购买力来考虑, 提出了报纸需满足受众阅报的选择性的观点。在这一点上, 其实已经涉及到报纸经营方面了。

报纸的可读性问题即使是对于当今的新闻活动而言, 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首先, 在内容上要注重体现新闻的趣味性的要素, 即使是重大题材的报道在写作上也应努力实现生动而简洁, 文笔要力求清新自然且明白易懂, 要避免冗长烦琐、枯燥晦涩及说教意味过重的文章, 这样才能实现报纸可读性的增强, 从而吸引读者, 提高报纸的竞争力。其次, 既可以在一个报业集团内的几份报纸之间实现内容的分工, 也可以在一份报纸的不同版面间进行内容的分类, 同时还可以在报纸的第一版上设置导读类的信息。这种内容分类的方法可以使报纸极其版面对于不同的读者群更有针对性, 这也能更好地满足受众的需求并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 有利于报纸竞争实力的提升。

第四, 梁启超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 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这里, 其实涉及到了报纸的宣传作用。虽然在当下报纸对于政党或国家的宣传作用往往被放在负面来讲, 但无法回避是报纸的确是很好的宣传工具, 也正因为如此, 政治家从来不会忘记报纸。

对于目前而言, 报纸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为党和政府做宣传的工作。其实,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毕竟在很多时候民众仍然是需要进行引导的, 善意的政治方向、社会公德等方面的宣传和引导, 以及国家的新政策新法规也是需要宣传的, 这对于稳定民心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根据“议程设置”理论, 政府在宣传的同时, 也是民众进行了“议程设置”, 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某个政府需要或者希望民众关注的问题上, 这既可以以此集思广益, 又有利于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 尽管也许政府对报纸的控制及政治宣传多少影响了言论自由理念实施, 但至少对于巩固社会安定, 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忽视的。另外, 在政治斗争上, 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一个政党而言, 不仅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宣传自己的政策纲领, 也可以通过对其正面活动的大量的报道来无形地提升它在民众心中的好感, 甚至还可以借助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的功能, 隐晦巧妙地对民众进行引导, 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民意氛围。

最后, 针对报纸的舆论表达, 梁启超提出他的要求, “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节制……以上五者, 实为健全舆论所不缺乏之要素, 故命之曰本。而前三者则其成全之要素, 后二者则其保健之要素。”这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的主张, 他所提出的健全的舆论的五个要素对于的当今报纸的舆论表达也仍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常识, 要求文章在表达时要尊重客观事实与事物的客观规律, 要以事实为基础;真诚, 要求记者在报道或评论时能真实地记述或表达自己的观点, 要本着诚心去对待新闻报道或评论;直道, 要求新闻作品能直叙事实, 既不可以故意歪曲捏造事实, 在写作上也不应故弄玄虚;公心, 要求记者在报道时需怀着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写作的诚意, 要有着社会责任意识;节制, 则在具体的写作上提出了要有节制的要求,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都要有一定的选择, 节奏上也应尽量实现简洁明快, 而不能天马行空般的想到什么写什么。

总而言之, 尽管梁启超的时代已过去很久了, 但他的不少新闻思想却并没有随之过时, 尽管有的显得并不严谨也并不新颖了, 或者已不适应于当代的实际情况, 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一些新闻思想, 在现今的新闻传播活动中, 依然起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的作用。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报人, 不仅在办报实践上有诸多建树, 其新闻思想也对后世的新闻传播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涉及到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很多方面, 尤其在办报活动与政治宣传的关系、新闻工作者专业主义精神、新闻报道的可读性以及新闻舆论监督方面, 提出了不少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即使在当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中, 也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传播,舆论监督,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文集》, 吴松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张品兴主编,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郭庆光主编:《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5]、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韦英平:《晚清中国的民族报业与报人》, 中华读书网, 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00703/200007030187.html

[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张品兴主编,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893页

试论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篇3

【关键词】报刊活动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读者意识报刊自律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①

一、其在各历史时期的新闻活动

1、维新运动时期

梁启超在《时务报》的第一期发表了论说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指出报纸对于国家的重大作用，就是“去塞求通”，他也一直坚定“以报馆为倡始”的信念。②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参与创办以及主编的报刊主要有《中外纪闻》（原名是《时务报》《万国公报》），主编《中外纪闻》。

2、新民运动和立宪运动时期

在戊戌变法运动之后，梁启超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有很大的转变，认为报刊的功能是代表国民公议的机关，而不仅仅是以往的“宣德达情”的工具，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也跃入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1902年10月梁启超于《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写道。③

梁启超将报刊看作是与政府机关相独立的，报刊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观点无疑是巨大的前进。

梁启超一直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由他主持的报刊通常新闻报道只是配角，而政论是主要的；即便在新闻报道中，也是多见政治意见的发表，常常寓评论于报道中。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期间他仍将报刊作为利器引领舆论引领潮流，利用报刊活动来开展救国运动。他参与创办以及主编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1898年）、《新民丛报》（1902年）、《政论》（1907年）和《国风报》（1910年）等，多达3O多种。

3、民国时期

办报宣传一直是梁启超的职业政治活动之一。民国时期他参与创办和主编的报刊主要有《庸言报》(1911年)、《晨钟报》(1916年)、《解放与改造》(1919年，后改名为《改造》)。

二、传播思想

1、报刊传播功能

（1）舆论宣传作用。梁启超把报馆作为独立于政府机关的舆论机关，等同于舆论中心。他还把新闻界看作“言论界”，认为报刊之所以有监督功能是因为报刊拥有舆论效应。

《新民从报》通过“新学”来激励人们要大胆破除迷信和奴性，并从封建传统文化之中得以解放，保持人格的独立和自由。《新民说》中，宣传要“新国”必先“新民”，激励人们“爱国”“尚武”“自尊”“冒险”等，并且“人人自护其权利”，痛斥种种传统学理观念，宣传了一整套的朝气勃勃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以及精神样貌。④

就总的变法宣传来说，梁启超充分利用了近代报刊这样一种传播的形式，通过《时务报》的发行将民主启蒙、知识普及的触角散落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⑤

（2）传播信息，共济国事。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和沟通朝廷与民众信息，说明报馆在传播信息方面的特殊功能，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闻的本质。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表明了借报馆力量达到共济国事的目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以政治家身份办报的指导思想。

（3）报刊政党性质与其政治功能。梁启超认为报刊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党派性，是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力量武器。他提出的著名论断“报馆有益于国事”，预示了政治家办报理念开始萌芽，也体现了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对新闻观念的影响，预示着要实现政治理想，需通过创办报刊来唤醒民众，激励民众，组织民众，并使报刊成为党派组织的传播工具。

（4）去塞求通。梁启超著名论说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国家的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信息是否通塞，要救国必需改变中国信息不通，言论不畅的现状。

“通”包括把政府的政策“喻之于民”，把百姓的下情达之于政府，为了 “知己知彼”而改变闭关锁国的现状。

（5）“耳目喉舌”。梁启超把报刊比喻成 “耳目喉舌”，即像人体器官。“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也。”

（6）其他功能。教育大众，启迪民智，以及娱乐民众的功能。

2、办报宗旨

梁启超在办报实践过程中认为办报需先明确其宗旨。提出办报宗旨主要有四条：一、增支那人之学识。二、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三、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义。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⑥

3、新闻自由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个对新闻自由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的新闻人。他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严厉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权思想和新闻自由。他还强调报刊要履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职责，同时要允许思想自由，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在其新闻自由的基础上主张报馆的职责在于“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起天下之废疾”；主张报刊报道各种事实；主张报馆独立于政府；还主张报刊议公共之事并对政府进行批评。

4、舆论监督

中国近代梁启超是第一位如此看重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并对舆论深入而全面探讨的政治家。他认为“若立法、司法两权独立，政党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他主张利用好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通过报馆办报来进行舆论宣传，对国家政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并达到共济国是、救亡图存的目的。

在早期改良派的时候梁启超就提出了报刊“通上下之隋”，“通中外之隋”的功能，并将其抽象为“耳目喉舌”、“去塞求通”，即民众言论通畅、获取信息渠道畅通。他将报刊通过舆论力量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对民众的向导作为报馆天职。

为了健全舆论，他提出了五大要素，即“五本”说：“一日常识”，“二日真诚”，“三日直道”,“四日公心”，“五日节制”。

梁启超对报馆以及报馆的从业者也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要具备 “八德”。梁启超认为，报刊意义之大，如果报馆以及从业人员必须力求做到“五本”、“八德”，才能达到期望之目的，在全国形成信息畅通舆论健全的局面；只有形成信息畅通舆论健全的局面，才能实现民主宪政，“国家乃可以措诸长治久安，而外之有所恃以与各国争齐盟”。

5、报刊业务的突破

（1）对报纸的分类有在当时看来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梁启超按照报刊的不同内容、不同学科，将报刊分为专业性的 “分报”和综合性的 “大报”两类。又按照报纸的编辑出版时间、读者对象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并且对它们给予高度重视和准确定位。还将集各报精华于一体的报纸独立出来，谓之“萃报”。⑦

（2）创立独特新颖的时务文体：梁启超在主笔《时务报》时，通过实践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文体模式，因为其形成于《时务报》，被称作 “时务文体”，后世学者也将这种文体命名为 “新文体”。时务文体将自由化和通俗化相结合，无论是语言表达、思想内容还是文体形式，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风格，平易畅达，文白结合。时务文体在内容上紧密结合时事政治，对现实直陈时弊；在写法上不拘一格，不但延续了中国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文学的一些句式，语言力求饯显流畅，惟恐文意艰涩，不能为尽人所解。⑧

他所创立的 “时务文体”自由奔放，语句非常平易畅达，不但具有丰富的修辞而且充满了热烈真挚的情感，内容上更是密切关注时事消息，因而风靡一时，吸引了广大的读者。

（3）办报四原则：即“材料富而当”， “报事确而速”，“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

（4）对于论说，提出“公”、“要”、“周”、“适”的四原则。

（5）对于记事，提出了“博”、 “直”、“速”、“正”、“确”的五原则。

（6）编排技巧：不断进行创新变革，使报刊形式和内容相匹配，从版面到内容更好地吸引读者，服务于读者。

6、读者意识

设立专门栏目方便与读者沟通。《时务报》从第3册起就增加了“本馆告白”的栏目，附在报刊末尾，将报馆的各个业务和报刊版面的改进都通告给读者，增加读者对报刊的了解，增加报馆工作的透明度，不但使报馆的各项工作能更好地开展，也通过良好的沟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

7、报刊自律观

规范报刊的记事论说，强调新闻工作者提高自身职业道德修养。报馆首要任务是健全舆论，而前提是新闻人员具备“五本八德”。

8、报刊言论独立的要求

梁启超认为对社会负责的前提就是让报刊言论独立、言论自由。梁启超主张报刊成为民众的发声器、社会的公言。他在《庸言》特别强调道，报刊要“极力保持言论独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

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促进了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对新闻事业的认识。梁启超的报业理论以及报刊实践都激励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人。□

参考文献

①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②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③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⑤赵书刚，《从近代化视角看粱启超的民权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4）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

⑦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⑧皮后锋，《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1995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篇4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学术评价梁启超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通观学界对其主要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国学思想、宪政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作为梁启超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及其学术评价方面,仍有继续深掘之必要。

一、梁启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有着明显不同。据史料记载,古时“民”一般指“百姓”、“平民”和被统治者,“族”指某个群体,表达家族、种族、宗族等多种意思,而“民族”旧时主要指宗教范围内的人,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时民族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①鸦片战争爆发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民族观念悄然生变。受此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又对西方与中华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做了阐述。随后梁启超在借用瑞士政治家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中的民族定义时,对伯伦知理所理解的民族做了具体阐释,而且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此外还对伯伦知理的“民族”定义进行了初略评析。1902年梁启超著述的《新民说》,首次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概念诠释:“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②这表明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较以前有较大变化,表现在轻地域与血统,而重历史与现实整合因素的民族认同,用“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标准限定了民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同胞”,从而应该求得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以谋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张中华共同体内各族平等。此时,梁启超对“民族”的理解已经比较深刻,明确了民族的范围,并划出非此即彼的界限,进而用“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近代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民族主义者。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到不断丰富的演进过程。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强调夷夏种族的“种族民族主义”到中华各族合为一体的“合族民族主义”,由中国即天下的“天下大同主义”到以建立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演变。

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作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时的梁启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强调“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的世界秩序观上,认为在华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属于“夷狄”、蛮族。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游离于日本、美国及澳洲之间。在这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就首次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接着在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又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能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③。这种思想与他轻蔑地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对满族思想是相对立的。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勃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④,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上述资料表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唤醒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各部族不断融汇化合,形成‘民族意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⑤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来国人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混乱,这也充分表明梁启超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

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

第二阶段: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⑥。甲午惨败、山河破碎、国衰力弱的现实将中华民族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了出来,“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之役始也”⑦。“公车上书”可以说是维新变法思潮从兴起走向高涨的里程碑,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体意识开始萌芽的标志。

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日益广泛,系统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促成了他世界观、民族观的转变,“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萌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梁启超心灵深处的碰撞与对接,必然产生“思考中国未来之路”的火花,他逐渐背离良师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进一步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他认为,处于亡国境地的中国,其图存之道关键是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增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将“种族民族主义”与“合群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也是希望人们摆脱传统的“天朝国家”、“天下大同”的陈腐观念。他在《爱国论》中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⑧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走出了国人对世界传统影像中国即“天下”的误区,意识到中国仅居世界一角,是一个地域上拥有边界、政治上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三、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启迪及日本民族运动巨大潜力的助推所形成的强劲动力,促成了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对梁启超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华夷之辨”的消极意识、落后观念不绝如缕,但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上倡导的“天下一统”、“爱及四夷”、“华夷一家”、“协和万邦”等思想,仍包含民族之间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内容。在民族问题上,儒学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着力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更加注重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和”交流,形成和谐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在民族间交往中越来越牢固的文化共识逐渐建立起来,这就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观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性。清代郑观应的中华民族优越观及民族平等观等民族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和阶级的意义,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唤醒民众的时代需求。传统民族观念特有的积极意蕴,自然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吸收了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

近代中外不少思想家把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1898年10月,梁启超因变法失败长期流亡日本,后又辗转到美国、澳洲等地短暂停留。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西方思想家康德、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日译著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有关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财学的著述。这些逐渐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得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与中国,尤其沉醉于对中华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是梁启超人人有权、个个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诸如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建国思想、洛克的“以强力对付强力”的公民维权理论亦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

梁启超对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进化”理论、社会有机体论是相当推崇的。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对其影响颇深,强调满汉等各族合群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认为自达尔文的理论问世以来,“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告鹄以进,近世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⑨。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旧布新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游学日本期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也使他深有所触。从日本回国后,他借助报纸、书刊等载体开始对进化论大加宣传,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并提高人们对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总之,梁启超汲取了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营养和进化论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立自强、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

(四)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对梁启超启迪：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惊叹日本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短短30年间飞速崛起的能力。在对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并与中国比较后,对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切身体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⑩。为此,他在1902年以“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以图通过此举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

四、对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粗浅评价：研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获悉,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有两条典型的路径:一条是以法国为代表,强调主权在民权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条是以德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重视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近代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德、意等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只是在不同环境下强调侧重点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就两者的关系来说,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著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篇5

论梁启超汲取日译西学的启蒙思想--以进化论和民权说为例

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主要是在居日期间对西学的传播中形成的`,其中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说是他启蒙国人的主要思想工具.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也逐渐成熟,<新民说>就是最为显著的标志.与西方英、法、德等国的“单线式”启蒙运动不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启蒙则是双重性的.近代启蒙思想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变革,带来了新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态势.

作者：郭刚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刊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年，卷(期)：“”(3)分类号：B249关键词：梁启超启蒙思想进化论民权说日译西学

梁启超的名人故事篇6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惟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保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惠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件,又万万不能……”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试论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篇7

1.“过渡时代”唤醒新民具有“公德”

梁启超出生于晚清, 当时的社会现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道德堕落、社会腐化、经济破坏;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入侵。内外矛盾的双重夹击, 使得中国的命运在夹缝中寻找生机。在国家、民族处于动荡和变化的“过渡时代”, 引起一批国人对国家现状进行反思。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德育思想。

2.“公德利群、私德修身”的哲学渊源

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体系是以心力观为基础的。主要吸收了王阳明和龚自珍的心力思想。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克去私欲, 恢复心体无善无恶之本来面目。梁启超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本体论观点, 认为“境者, 心造也。一切物镜皆虚幻, 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在《余之死生观》中, 梁启超说:“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 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个人者, 又个人之心理所造成也。”梁启超将“心”看做是宇宙的根本, 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心力决定物质, 心力决定社会, 心力决定一切。

龚自珍对心力的阐述是:“心无力者, 谓之庸人。报大仇, 医大病, 解大难, 谋大事, 学大道, 皆以心之力。”梁启超在宣扬龚自珍的心力说的同时作了发挥, 他认为心力在于人的灵感, 而灵感在于至诚。在梁启超看来, “心”即是因, 人们总是在心的驱使下去创造、去发现、去探索, 从而使环境有所改变。不仅自然界的物境之物是“心”造之物, 人类社会和人类的历史同样是“心”造之物。在心的驱使下能产生怎样的“境”, 则是由于人的灵感和热情的程度来决定的。

3.“公德利群、私德修身”的文化来源

(1) “萃厉本所有”, 吸收中华传统德育的精华。梁启超这位“教化之儒”的子孙, 他的思想在以下方面反映他的根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其一, 梁启超身为一个“士”和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始终心系祖国的命运、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无论他以何种方式, 都不曾改变他爱国的忠心。

其二, 梁启超的德育思想很多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哲学观上, 直接来源于宋代心性学说和吸收了清代龚自珍的思想;而对人生哲学, 梁启超关注健全人格的培养, 主张儒家的“智、仁、勇”三大德, 要求知行合一。他的变法思想直接来源于《易经》中“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群”思想是梁启超集体观的核心内容, 得益于康有为。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的事实, 奴性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梁启超提出国民性改造的实施方案, 并构想了新民德的内容, 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提出素质要求, 所有这些都是梁启超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批判分析后所作的思考。

(2) “采补本所无”, 借鉴先进国家德育的精华。梁启超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中国, 同时吸收了西方的文化, 如:边沁的功利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日本文化等。

边沁把人行为和动机的出发点定位在避苦求乐上, 把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 社会的利益即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梁启超将功利主义称为乐利主义, 主要是讨论“利己”和“利他”的关系, 他反对极端自私自利的狭隘的利己主义, 主张利己是为了利群、利他、爱国、为公。

达尔文提出物种进化论, 使得全球思想界突然开出一片新天地, 很多学科、学者都受其影响, 英国学者颉德就是其中的一位。颉德将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 认为人和其他物种一样, 非竞争不能进步, 竞争的结果仍旧是优胜劣汰。面对现实, 梁启超认识到中国的强盛关键在人, 所以塑造“新民”成了他倡导的主题, “新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观念当然要符合时代的要求, 这是进化的必然。

梁启超的思想曾在很多方面受惠于明治时的日本。在明治初期, 福泽谕吉通过开设学校、创办报纸、进行演说等各种形式来介绍西学, 启迪日本民众智慧。而梁启超学习福泽谕吉的救国道路, 我们可以从梁启超办《清议报》《新民丛报》, 大量翻译西方著作, 发表一系列文章中看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内容

1. 德育目标:去“奴性”修己身、造新民

道德, 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群”是梁启超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 他将“群”放置于道德思想的核心。一“群”之所以能够长存, 并在竞争中取胜, 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该群制定了完整的规则。然而, 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家天下长期统治, 只有皇帝的个人意志的体现, 规则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于人民而言只有顺从, 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利, 致使人们只知是“奴才”, 不懂其应该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人。因此去“奴性”是造“新民”的必然前提。所谓“奴性”是指“人”被看做“非人”, 人没有正当的权利, 人的主体精神受到压抑, 不能自由思考, 这是国民性的根本弱点。同时还指出, 奴性的可怕之处在于我奴隶于我。所以只有破除了“心奴”对人们的束缚, “新民”才能立于世界, 使国民具有时代性, 符合现代国家对国民素质的要求。

2. 德育内容

(1) 公德。梁启超认为“公德”的核心是“利群”, 认为道德评判标准在于能否有利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梁启超看来, “利群”的关键和最高目标是有益于国家利益。爱国是“利群”的最基本的要求, 是“公德”的基本内容。他首先从启蒙人们的爱国认识出发, 对“国家”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说:“夫国家者, 一国人之公产也。”因此, 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 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 “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 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使人们认识到爱的是自己的祖国, 而不是某一家之朝廷。

(2) 私德。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一直是“人人独善其身”的“私德”盛行, 但并不意味着他对私德的作用是完全否定的。他在《论私德》一文中表现了对私德的重视, 他说:“欲铸国民, 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 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1) 去“奴性”、立自尊、获自由。在封建时代, 个性的发展往往成为封建统治道德的奴仆, “天理”成为人性的最高标准。梁启超意识到, 中国积弱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受到禁锢。所以他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由于中国当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所以要取得人格的自由, 首先要有中华民族这个群体对帝国主义而言保其自由;其次, 个人自由必须与他人自由相统一, 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人人有自由而不侵人之自由为界”。高扬人性自由的前提是人的主体精神获得解放, 从思想中清除阻碍人获得自由的种种理论和心灵中的创伤, 这就是人们要有意识上的自由。同时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放纵, 自由总是相对的, 它必须服从于公理, 服从于公定之法律, 服从于多数之决议。为自由必须自尊。梁启超说:“自尊不自由, 实灭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为了使人们对自尊有更深的认识, 他还引举了自尊与自卑的十四条标准, 帮助人们更好地树立自尊意识。

(2) 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价值和态度的根本看法和观点。价值观是人生观的基础, 人生观是价值观的体现。梁启超对“新民”的人生观多放在为国家、集体这些“群”的利益上来设计的。梁启超的道德思想带有集体主义的倾向, 但是, 考虑到中国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 他提出为“群”而活, 为“群”而努力的人生目的, 就显得尤其迫切。所以, 作为“新民”忧国是需要的, 但不能沉陷其中, 关键的是要用乐观的、趣味的人生态度, 来改变自己, 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并因为有这样的“新民”而不亡。

对新民价值观的规划, 梁启超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他认为一个群体内每一个成员之间的竞争将有助于群体实力的加强, 并由此提高群体的凝聚力。竞争的结果当然是优胜劣汰, 人和社会都在竞争的过程中进步, 但是这种进步不是直线的, 而是螺旋式上升。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 那么要取得竞争的优胜, “新民”就得在以下价值观的指引下前进, 它们是: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梁启超所提倡的冒险精神, 不是勇夫的轻举妄动, 它是在希望的支持下, 用热诚、智慧和胆力支撑的冒险。

(3) 倡导利己与利他、自律的道德风尚。梁启超认为利己是人得以存在的一个要素, 但是利己并不是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欲望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利己是为了更好的利他、利群, 所以利己应该和利他是统一的。梁启超更多的是赞成人们用“自律”的方式来指导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自律”是人的道德意志的体现, 它能对人行为和社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诚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这说明, 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性的“自律”, 是不可能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的, 同时“他律”也是有效指引道德行为的方式。相比较而言, 梁启超更赞成“自律”在人的道德修养的作用。

3. 德育的方法

(1) 进行“道德革命”, 树立公德利群思想。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从启蒙的角度来说, 是一种大德育的思想, 在“过渡时代”的中国, 要使中国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 必须依赖国民素质的提高, 用新道德来武装“新民”, 所以道德革命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和出路。他把“革”视为不可逃避的公例, 因为“革”符合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基于此种认识, 梁启超提出道德革命, 淘汰中国旧道德中不合乎时代要求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 梁启超认为道德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革, 他认为要变的是道德的外型而不是道德的本质, 即道德的外在内容可以改变, 但道德的最终目的“利群”是不能变的。

(2) 以立志、存养、扩充、致良知进行道德修养。就个体道德修养而言, 梁启超回归了中国传统。他对“新民”提出的道德修养方法吸收了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传统思想, 并加以发挥。

1897年, 梁启超拟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时, 就把“立志”放在第一条。其一, 所谓“立志”就是要胸怀为国家振兴和繁荣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一种雄心壮志。其二, 所谓“存养”就是孟子所说的“存其心, 养其性”。在时务学堂时, 梁启超要求学生每天应当静坐一小时或半小时, 以养性修身。其三, 所谓“扩充”就是孟子说的“求自得而勿失, 然非此已足也, 其大作用在扩充”。此外, 梁启超还特别推崇陆王学派中王守仁的“致良知”, 而且他认为“致良知”是人们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

摘要：梁启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所研究的领域涉猎众多。本文针对梁启超的德育思想进行梳理, 分析其德育思想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内容, 目的是想通过对梁启超德育思想的研究, 发掘其中可以为我国当代德育作借鉴的东西。

关键词：德育,公德,私德

参考文献

[1]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3]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梁启超的心物论哲学思想篇8

关键词：梁启超；心物论；心学；佛学；镜者心造；唯心论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86-03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诞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1929年1月19日于北平辞世，享年57岁。

一、心学、佛学的崇信者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位声名洋溢的人物。他的一生多姿多彩，他是清光绪举人，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他的兴趣爱好广泛，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既能坐而论道，又可振臂而起，参与实际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在梁启超出生时，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由于祖父、父亲皆为秀才，这使他在童年时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梁启超自幼追随祖父、父亲读书，5岁即开始读《四子书》和《诗经》，8岁“学为文”，9岁即能缀千言，10岁能吟诗，天赋极高，有神童之称。12岁中秀才，16岁又中举人，在当时极为轰动，备受乡里同龄人的钦羡。在艰难的科举考试路途上，梁启超可谓是一帆风顺，直到光绪十六年春，梁入京会试，结果落地而归，这对之前一直一帆风顺的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是时，正值康有为旅居广州，因康有为曾于光绪十四年在北京以一节秀才《伏阙上书》要求清政府变法而闻名于世，梁启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经他的同学好友陈千秋的介绍而见到康有为，在交流谈论了一番后，对康有为大为惊服，即拜康为师。关于这次会见，后来梁启超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兹始。①

由此可见，这次会见对梁启超的感触极大。梁启超对于中西方典籍涉猎广泛，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古今中外一些大哲学家的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了解。其中，梁启超哲学思想的根源主要在中国哲学，尤其以陆王心学和佛学对他影响深远，这和康有为对他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经由3年多的万木草堂的学习，梁启超的求索方向发生了全新的转变，他逐渐摒弃为时流所推崇的帖括之学以及训诂词章之学，转向了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史学及西学，成为陆王心学特别是阳明学的忠实的崇信者，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最初的大转变。虽然梁启超一生思想屡变，政治立场也常常流转不定，正如他所说的“今日之我敌昨日之我”。然而他对心学的主张是不变的。无论是他的“今日之我”还是“昨日之我”，都没有逃脱心学之我，并且他为阐释、弘扬心学作过巨大的贡献。

梁启超又是佛学的崇信者，其一生具有很深的佛学情结，他不仅认为佛学是最高尚的宗教信仰，而且是高于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之上的学术思想。他在晚年曾对佛学作过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30多篇关于佛学的文章。佛学对于梁启超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对于佛学的情结不但使得梁启超对中国近代佛学的现代转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始终影响着他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梁启超的心物论哲学思想之前，首先应当指明心学与佛学对他的影响。

二、“镜者心造”说

对于“镜者心造”这个心学的核心命题，梁启超在《自由书·惟心》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哲学短论《惟心》中写到：

镜者，心造也。一切物镜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2}

在梁启超看来，面对同一个境况，由于各人的心境不同，各人的感触和理解是不同的。一切客观物镜都是虚幻不真实的，只有心所造的心境才是真实的存在。他揭示了人们对同一处境、外物的感受具有差异性的原因，这种差异性之所以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原因在于人们的地位、经验、知识水平以及心情等的不同，造成人们对同一客观情况的理解有所偏差，感受有所不同。他总结说：

有百人于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风、此月、此花、此鸟之感慨，而其心境所现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千焉；亿万人乃至无量数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亿万焉乃至无量数焉。{3}

其实梁启超“镜者心造”思想的产生是有迹可循的，他的上述理论，总的来说是发挥心学和佛学，但却直接受到谭嗣同的著作《仁学》的影响。谭嗣同在《仁学》中说：

自有众生以来，即各各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识所造不同，即各各之五识所见不同。同一名山大川，长林幽谷，或把酒吟啸，触镜皆虚，或怀远伤离，成形即惨，所见无一同者。大而言之，同一文字语言，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天下国家，而治者自治，乱者自乱。智慧深，则山河大地立成金色；罪孽重，则食到口边都化猛火。所见更无一同者。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世界因众生而异，众生非因世界而异。{4}

显然，谭嗣同的“各各自有世界”的观点以及“世界因众生而异”的思想对梁启超的心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惟心》一文中，梁启超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相同的处境时，感受却各不相同的现象，强调人的感觉具有主观性的特点。但是，梁启超主张意识的主观特性，却忽略了意识所反映的事物的客观特性，否认外镜的客观性及客观存在的确定性。其实不然，因为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的反映不是主观自生的，它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人的意识虽然是主观映像，但却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其内容是客观不变的且客观存在的。而梁启超认为由于不同人对于同一外境的反映不同，因此外境的真实面目是无法确定的。他举例说：“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口含黄连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皆绿皆黄、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绿亦苦、亦黄亦甜；一切物即绿即黄、即苦即甜。”{5}就是说，一切事物到底是绿是黄、是苦是甜，并不是固定的，你说它是绿是黄、是苦是甜都可以。这是因为他认为外界的客观事物的特征属性并不是事物自身所客观存在的，而是人心的主观感受，是主观意识对外界事物的反映，是心所赋予事物的属性。

三、“非唯”与“心物合一”论

从《惟心》一文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是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但是在《惟心》发表的20多年后，他又发表了《非“唯”》一文，其中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及一切加上“唯”字的主义都坚决反对。他主张真理并不是简单的用“唯”字就能表现的，而一切讲“唯”什么的主义也都不是真理，都应该反对批判。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如下：

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人类所以在生物界占特别位置者就在此……若在心字上头加一个唯字，我便不能不反对了。充唯心论的主张，必要将所有物质的条件和势力一概否认，才算贯彻，然而事实上那里能做到？自然界的影响和限制且不必论，乃至和我群其棲对立的“人们”，从我看来皆物而非心。我自己身体内种种机官和生理上作用，皆物而非心。总而言之，无论心力如何伟大，总要受物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方面很多，力量很不弱。多以唯心论者若要贯彻他的主张，结果非是走到非生活的——最少是非共同生活的——那条路上不可，因为生活条件的大部分是物质。{6}

此时，梁启超看到如果坚持其早期主张的唯心论，最终会导致否定他人的存在，造成一种非生活化的状况。但是，他虽然是对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但这个批判是有前提的，即肯定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也就是说，虽然梁启超承认了物的真实存在，但是他并没有承认物是第一性的，而是把物当做一种限制和条件。

如果仅仅是从文题上看，梁启超似乎是对其早期“镜者心造”论的批判，其实并不尽然。虽然，从这篇《非“唯”》看来，他既批判唯物主义又批判唯心主义，但是，他所说的非“唯”重点却在于批判唯物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下面是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

物之条件之重要，前文已经说过……若在物字上头加一个唯字，我又不能不反对了。须知人类和其他动物之所以不同者，其他动物至多能顺应环境罢了，人类则能改良或创造环境。拿什么去改良、创造？就是他们的心力。若不承认这一点心力的神秘，便全部人类进化史都说不通了。若要贯彻唯物论的主张吗？结果非归到“机械的人生观”不可。{7}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忽视了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无法修复的缺陷。但是，他仅仅通过旧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就把所有的唯物主义都否定掉了，这个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他通过强调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来为唯心主义做辩护，这样就会离开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来理解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又再次把物质仅仅当做是“条件”来论证。

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承认外物的真实存在，看到了心力是受到物的限制，较之以前“镜者心造”是有进步的。不过，他仍然坚持心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可见他的根本思想并未改变。

从上文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唯物论与唯心论都是有缺陷的、不能成立的理论，随后，梁启超根据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心物合一”论。对此，梁启超说：

有客观方有主见，同时，亦有主观方有客观。因为主观的意不涉着到客观的物时，便失其作用，等于不存在；客观的物不为主观的意所涉着时，便失其价值，也等于不存在。心物合一说之内容大致如此。{8}

盖在心物合一的前提之下，不独物要靠心乃能存在，心也要靠物乃能存在。心物既是不能分离的东西，然则极端的唯心论换一面看同时也便是极端的唯物论了。{9}

梁启超反复强调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是为了否定物质的第一性。他的“心物合一”的关键是抛开物质第一性来讨论心物关系。他认为主观的心无法离开客观的物而存在，同样客观的物也无法离开主观的心而存在，这较之唯物论者的主张是不同的。

总之，凡不在我们意识范围之内的物（原注：即阳明所谓意念不涉着者），最多只能承认它在物理学上、数理学上或几何学上的存在，而不能承认它有伦理学上或认识论上的存在，显然甚明。再进一步看，物理学、数理学、几何学的本身，能离却人类的意识而单独存在吗？断断不能。例如一个等边三角形，有人说，纵使亘古没有人理会它，它毕竟是个等边三角。殊不知若亘古没有人理会时，便连“等边三角”这个名词先自不存在，何有于“它”？然则客观的物不能离却主观的心而单独存在，又至易见了。{10}

梁启超同王阳明一样是否认心外之物的存在的，然而在此条件下讲心物合一，只是将物合于心，仍然是一种主观唯心论。

梁启超在学术上和政治上以多变著称于世，但是他对心学却是极为坚持，其为心学的阐释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心物论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理论，对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梁启超全部哲学思想的本质，而且有利于深入理解和评价近代心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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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中华书局，1989.16-17.

②{3}{5}梁启超.自由书·惟心.饮冰室合集·专集（二）.中华书局，1989.45，45-46，45.

④梁启超.仁学（五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372.

{6}{7}梁启超.非“唯”.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82-83，83.

{8}{9}{10}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教·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89.41，49，40-41.

参考文献：

〔1〕王寿南.中国历代思想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张锡勤.梁启超思想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