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

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

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 篇1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四病

二弊

民史

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域。（7）在方法论上旧史学不出经史的范围，走文以载道或乾嘉考据的老路。新史学多借重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化论的思想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促成了国人世界观的进化。（8）从旧史学的地位上看，旧史家开始为神的仆役，后来又变成了帝王的侍臣，再变为民族主义的炮手。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权或君权服务，也不愿专以发扬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职志，他们眼中所关心的只有人类。他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的文化和幸福。这是新史家把他们贡献于全人类的宏原，就是与旧史家地位分离的鸿沟。（9）就史学的性质上说，新史学的性质是客观的、大众的、现实的、进步的、科学的，与旧史学恰立于相反的地位。新史学侧重现在的问题，侧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现象。（10）在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从前滥用史料，而现在知道严厉检查了；从前好用主观，偏重文采，而现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从前只限于沿革的记录，而现在知道要于史实间探出理法了。

总之，旧史家之动机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动机多起与爱，其教授方法，旧史家以教师为主注入的；新史学以学生为主，自动的，旧史学重记忆，新史学重推理，旧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进取。①

（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家的心目中，新史学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方法、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价值论到史家地位，还是从史学性质到历史编纂学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新史学不仅提出了要进行史界革命、史学革新、建设新史学，而且还对旧史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张不限于史学，更成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进化史观的地位；尝试编写出一批新的中国通史，把新史学变成一种切实的实践，梁启超用文白参半的“新文体”，既宣传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主张，又在社会各界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前驱的作用。这些都奠定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史学成为国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作为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新史学思潮，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起到的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学派的史家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以警示国人。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论著超过50种以上。这些此类论著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记录亡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国人自警，总结教训，奋发图强，挽狂澜于既倒。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催人惊醒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对旧史学的批判，到重新认识以往旧史学主张的提出，不论其具体态度如何，应该说是自觉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批判，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此外，他还以“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弄等专题，对旧史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重新的认识。正统之弊，主要是君统观念在作祟，梁启超对正统观念的破除，对封建、道统的有力批判，对新史学的观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论书法中，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春秋之笔法，非所以褒贬也。”梁启超以国民之前途命运为中心，对历史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界定。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新史家均试图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确立了近代进化史观。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近代进化论不仅使整个社会振聋发聩，更在学术思想领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新史学对于近代进化论虽无首创之功却有普及宣扬之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梁启超认为史学本身就与进化现象分不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各派之间政治上分歧的扩大，人们对历史进化的方式、原因也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历史进化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何种进化论，在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这一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后谁也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更不认为是退化的，而是向前发展的。这种历史观的变革是历史认识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第四，新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历史的理论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历史学在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历史及其运动变化状况，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新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前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人物多是一个个个体，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史学家本人多半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下功夫，社会科学处处从环境入手,认为其生理、心理，日常生活和特别行为，都与前后左右的社会有联系，使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较前大为开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考查也更近于科学。新史学在中国史学思想从旧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开心布局的作用，大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建设。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也为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历史编纂学上，新史学尝试了新的编纂体例，并有一批新体中国通史问世。正因为有了进化史观的理论指导，有了对社会历史的新认识，才可能有新体的中国通史问世。章节体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脉络，之所以分章分节，均以大量实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和道理。

（三）新史学的局限性

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历史观上看，梁氏说“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砧书”。事实如何呢？对于历史进程到底如何看呢？是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斗争，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显然不是。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礼记*礼运》篇对社会历史“大同”“小康”的划分，把这种意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大同”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这是私有制产生前后的两个阶段，这种朦胧的认识，含有真理的成分。还有中国历史上对“理”“势“的认识，都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朴素进化思想。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显然有不断进步的一面。

其次，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梁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有认为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邻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那么事实如何呢？史料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也日益精审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书、辨伪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严格地理、史料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者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者跟史料学有密切关系，足以说明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宽了。在史料学的处理上，从搜集、校订到考辨，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成就不仅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文献学之发达，恐怕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

复次，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梁氏所说旧史学详古略尽，知故不知今，陆沉国民之罪，实乃史家的罪过。列传本纪等，实际上是无数墓志铭的合成。事实如何呢？传统史学不但不详古略今，相反，详今略古倒是一个传统。孔子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但他又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③这说明他还是注意现实的。司马迁作《史记》，从上古写到汉武帝，也有所谓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之分，而且叙述原则则是越远越略，越近越详，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中国史书体裁的丰富多彩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学案等门类齐全。《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四库全书》史部分为十五类，足以表明中国传统史学体裁的丰富。

（四）新史学的基本内容

梁启超以民史观念对传统史学作了深入全面的批判。梁启超首先提出要确定中国史的地位，反对欧洲中心论。一是中国史不得列为世界史之外，在世界史中应占有一强有力位置；二是不再像以往那样笼统称为“史”，更不能以朝代命史应与“英国史”、“美国史”等相并列。中国是一个以平等身份与西方结合的整体这样其结果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文明，真正是“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盛世，“世界史”概念的引入使中国史的主线变成一步步走向更大空间并最终参与推动世界历史的过程。总结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从总体上说，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开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国民者”。④造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传统史学存在着“四弊”“二病”。

四弊是：一是“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固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所有鼎革前后之笔法。”

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价值体现在“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而传统史学家只知为朝廷作本纪列传，不知记述人群进化之事，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而传统史学由于忌讳当朝统治者之事，“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因而史学变成“为若干之陈死人”而作的“纪念碑”。中国古代缺少民史，其原因“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梁启超提出了历史应该“为国民而作”的重要观点。

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说：史学贵在“勘破”“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的“原理”，“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以开启民智。而传统史书根本不能说明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使人读了白费脑力，因此非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成了“耗民智之具”。

“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指出，中国的传统史籍浩瀚若烟海，其中塞满了“邻猫生子”之类无用的史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造成“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中国古代史家人数虽不少，但除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6人“稍有创作之才”外，其余的史家都缺少创新。梁启超肯定司马迁的《史记》“常有国民思想”，将项羽列入本纪，孔子、陈胜列入世家，作儒林、游侠、刺客、货殖等列传，“皆有深意存焉”；认为杜佑的《通典开创了制度史的体裁，而“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⑤梁启超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评析，无论是从历史观上着眼，还是从史学方法论上着眼，都包含着对传统史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缺乏国民思想、不能反映全体国民的历史活动、不能起到有益民智的作用等方面的批判，始终贯穿着“民史”的观念。

其次，梁启超以近代“民史”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正统”论。梁启超对“正统”论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指出了它完全是君主制度下的产物。因此，所谓“正统”实际上就是“君统”，是封建君主以“君权神授”到谬论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正统”论的实质，“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梁启超指出，“正统”对中国传统史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中国史学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在“正统”论思想引到下写的史书。“不过一家之谱牒”，只会荼毒国民的心灵。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谈正统，也应当以民统代替君统，即使有君主也应当向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那样。

再次，梁启超以民史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书法，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主要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其书法，是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的君主，有利于君主则谓之功，谓之善；凡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的评价并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同样的叛逆行为成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败则夷三族。这是惟权力是视，根本没有正义可言。他还强调，他并不反对史学有“书法”，但是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有新的标准。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处处可见“民史”思想的踪迹，透露出强烈的民主主义的气息，表明他已经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有政治领域引入史学领域，并自觉地用以指导历史研究。这种批判是前时期“民史”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是其他时期不能比的。这不仅为“民史”思潮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也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奠定了资产阶级史学的性质。

（四）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和特点

梁启超自幼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十五岁以前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和段、王训诂之学，尤其是进入学海棠后，更系统地接受“旧学”训练，在治学方法上受乾嘉朴学影响，他的史学理论中不少治学方法，就是吸取了乾嘉考据学。1890年，梁启超应试不第，回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并见到一些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由此稍知世界之事。是年秋，改从康有为问学，开始走上一条以经世为目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与典章制度，同时涉猎“译本西籍”，兼吸西学的治学道路。这种以传统经史之义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思想，成为梁启超治史的重要特色。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阅读大量西藉，许多“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思想为之一变”。⑥同时他表示要与封建“旧学”决裂，走近代资产阶级学术道路。反映在他的史学思想，以吸收“西学”为主，确立了他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并积极用于史学研究。

综上所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是以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为主，并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二建立起来的。

他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多元论和多变性。“中西杂糅”是其多元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多元论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一方面，他受当时西方社会学中有机论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企图从制约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特别是从心物两者力量的限度中，去找历史的因果联系和发展趋势。梁启超史学理论多元论的特点，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理论的软弱性，但梁启超的思想较之某些一味以精神思想去解释历史的唯心论者，其眼光毕竟要开阔些，这也是治史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多变性是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另一特点。追溯一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至少经历三次大变化。20世纪初，他一心向慕西学，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创立“新史学”，所论英雄业绩和国家民族兴亡的历史，都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解释。辛亥革命后，他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一变而求中西结合，既寻求历史的因果联系，亦肯定“据事直书，其义自现”的旧“正规”。五四以后，专一发扬光大新老传统，赋旧史学以新意为主题，明显表现史学思想的倒退。从表面上看，这种多变性，与其史学理论的多元论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却是他处的时代、社会和阶级在史学理论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多变性，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共同特点所规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文化残余；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时，因整个过程十分短促，往往囫囵吞枣，缺乏认真的消化和选择，以致形成一种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不协调体系。

从近代以来许多史家一直追求史学的社会功能，西方史地学、边疆史地学甚至包括元史研究，无一不是与这一史学致用宗旨紧密相连的。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也是与变法图强与实现其政治经济要求分不开的。新的史学观点从酝酿时期就反映出浓厚的现实性，而梁启超史学观点则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特点。⑦他非常强调历史应为现实服务，起到“广民智，振民气”⑧的作用，他主张历史应以今为主。所谓为现实服务，一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服务，一是发扬爱国主义。他所提出的新史学体系紧紧围绕以上两个现实目的而展开。史学的民族性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史学也是探索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必然会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揭示中华民族沦落与振奋的经验教训。这种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功能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资鉴特点，又以新的时代任务与民族主义思想加以糅合、升华，成为近代史学一个重要特点。

结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理论，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他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评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尤其近代史学的演进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结束和转折。从此中国史学走向了近代化的大门。显示了中国有识之士期望通过史学思想的转变来挽救中国贫苦落后的局面。从梁启超的维新变法的政治救国到文化救国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层次渐进救国道路。没有任何一种史学思想能取代它在中国史学冲破旧史学的坚冰式的束缚和开启现代史学的航道作用。对中国20世纪的史学走向起了引领和导向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彪炳史册的深远意义。

备注：我很钦佩马老师您的人品和治学思想，在校园里您总是和我主动打招呼，让我受宠若惊，这样平易近人让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多方打探才得已加入您的qq和朋友网。本论文是我经过长达数周的搜集史料和筛选才酝酿成的。是我大学写论文投入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一篇，这样才能对得起您的辛劳。

参考文献：

①李泽纲《史学通论》第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八侑》

④《饮冰室合集*文集》9，第2页。

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5页。

⑥梁启超：《三十年自述》，《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8页。

⑦马金科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第1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⑧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中国史学思想史课程论文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