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

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共8篇）

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 篇1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迄今为止中国区域合作的最重要倡议，也是综合投入各种资源最多的经济外交战略。本文结合“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通过分析其潜在风险，对“一带一路”的前景进行了科学展望。

关键词：“一带一路” 战略 丝绸之路 挑战 机遇 应对措施

一、“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由来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F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二）“一带一路”的由来和实现情况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 年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李克强总理在2014 年3 月5 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当前，“一带一路”的倡议已从理论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思路是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其将主要影响铁路、航空、航海、农业、商贸流通、油气出口等多个行业，新的丝绸之路正在被开创，一千多年前的贸易模式正在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回归。中国从昔日加入APEC、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积极融入国际贸易为自身发展创造机遇，到今天转而成为推动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自由和投资便利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显然是这种转变的明证。

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正在绘制一份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图，该网络将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从而构筑起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骨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迄今为止中国区域合作的最重要倡议，也是综合投入各种资源最多的经济外交战略。这一构想在我国外交中处于优先位置，对于推进我国外交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也是考验在新时期中国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两重目标的系统性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外交影响[1]。在规划、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尤其是经济外交的理念、实践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二、“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及面临

（一）“一带一路”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亚洲各国共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包容性发展、开放式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特征。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2]。亚洲各国发展层次不同，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亚洲拥有外汇储备大、储蓄率高、财政状况相对健康、财富基金资源丰富等有利条件，可以将金融合作作为切入点，推动和激发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为亚欧国家深化合作勾勒了宏伟蓝图,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崭新机遇,丝绸 之路意识已在各国落地生根, 许多国家将本国发展战略 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有效对接。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 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我国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二）“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2011 年 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2011年10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有关国家的大使馆发出电报, 要求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并将其向国际伙伴通报。这标志着新丝绸之路战略成为了美国的正式官方政策。

2011 年 10 月, 时任俄总理的普京在其纲领性文章 《欧亚地区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中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他倡议由原苏联共和国组成“欧亚联盟”,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起桥梁作用,成为世界格局中的强大一极,跟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

1997 年, 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 “丝绸之路外交”战略,该战略把中亚及高加索八国称为“丝绸之路地区”, 并把这一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麻烦制造者, 其上述行为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 破坏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影响了南海正常的航运安全,损害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

国内各相关省市为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抢占发展先机,纷纷做规划、争地位、要政策,力求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定与支持,期盼在这一国家战略布局中争得一席之地。但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整体规划尚未出台,各省市“自弹自唱”的规划中难免出现区域功能定位趋同、产业 结构布局重叠、同质化无序竞争的弊病。仔细分析各相关省市的功能定位和规划设计, 就不难发现许多重复和雷同之处。从各地提出的口号来看,陕西、河南、重庆争抢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福建、江苏、浙江、广东争抢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各地开通的连接亚欧的国际货运专列来看,西安、重庆、连云港、郑州、成都、武汉、义乌等城市相继开通了类似专列,有“长安号”、“渝新欧”、“新亚欧大陆桥”、“郑欧”、“蓉欧”、“汉新欧”、“义新欧” 等国际铁路货运专列往返于中国与欧洲之间,但这些专列大都面临着始发地货源充足、返回地货源匮乏的困境,甚至出现“空担”现象,造成巨大资源浪费。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内忧外患。

三、“一带一路”的机遇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一带一路”的新机遇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二）、实施过程应该注意的问题

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四、结语

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 篇2

1“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构建原则

“一带一路” ( One Belt And One Road,OBAOR) 战略构想虽然是由我国首先提出,但是在实际践行过程中需要周边国家的大力配合,从而开创出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协作共赢发展的新格局。因而,本文在深入细致分析了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的精髓之后,指出其构建的原则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1和谐包容原则

“一带一路”战略内容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同时还涉及国家政治、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科学教育以及国家安全多方面内容,其本质在于打造一个能够全面与周边国家地区深度融合、休戚与共的发展共同体。而目前在 “一带一路”周边分布着57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必然会存在着发展理念以及认知的差异。因而,要想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必须具备高度的和谐包容精神,尊重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民俗习惯,从而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1]。

1.2市场化运作原则

步入到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渐增强,经济发展所遵循的市场化运作规律已经成为了铁律。因而在推行 “一带一路”战略时,应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 促使各种社会资源能够在国家及地区间得到最优配置,扎实推进各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1.3互利共赢原则

“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构建一个密切协作的命运共同体,因而在实施市场化运营过程中应充分兼顾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在遵循互利共赢原则基础上各展所长,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并展现长处,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成长与进步。

2“一带一路”战略的深远意义

与欧洲复兴计划 (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内容所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 “五通”内涵要远远丰富得多,其战略意义同样更加深远[2]。本文总结当前既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本学科所学知识基础将其总结如下:

2.1探寻经济增长之路

自2008年由美国 “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爆发之后,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已经逐步摆脱了经济泥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创伤还远远没有消去,当今社会已经步入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因而,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现实下,如何突出重围,探寻全新经济增长之路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促使周边国家进一步深化与我国经贸往来,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共同分享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夯实全球经济增长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全面树立及展现发展中国家大国形象, 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提供帮助[3]。

2.2促进全球化再平衡

通过分析全球化经济发展史可知,其缘起于海洋,沿海周边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相较于内陆国家而言更快、综合竞争能力更强。因而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使得海陆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现象愈发明显,继而形成了现有国际秩序之中的 “西方中心论”观点与思想。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源于欧洲,在美国推动下发扬光大,对于世界经济成长与发展而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逐步显现,最明显特征即在于技术、资金以及能源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佳配置,使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趋势凸显。为此,由我国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 投资建设的 “一带一路”,正是顺应了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网络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在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之下,致力于维护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以及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所做出的有益尝试[4]。通过强化周边国家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使得其能够从 “一带一路”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改革进程。此外,在良好的协作机制指引下,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事务中共进退,还可以打破传统 “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束缚,发出属于亚洲人民自己的心声,最终实现东西方之间的平等对话,促进全球化再平衡的目的。

2.3创新地区新型协作关系

我国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之举, 对于其他国家经济改革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步入新时代后,我国必将秉承着和谐包容、互惠互利原则,利用最新的创新经济发展理论 ( 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 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 、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来不断深化拓展对外开放政策,将 “走出去”战略正确落实在 “一带一路”战略推行工作中,从而提高周边国家和地区参与到其中的积极性,积极主动地开展经济协作模式创新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引领带动之下构建一个 “亚洲人的亚洲”[5]。

3结论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型战略构想,从本质上而言,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平崛起、传承合作共赢、改革开放的具体体现。所以,践行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对亚洲经济体发展强有力的推动与支撑,同时也是打破传统 “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束缚、构建亚洲人的亚洲”的重要工具。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为 “一带一路” 战略的推广实施提供帮助, 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是2013年9月与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新时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该战略构想中,其着眼于当前中国和平崛起、深化落实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充分凸显出了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基础上的和平发展的诉求。同时,“一带一路”战略是当前我国步入到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继续强化对外开放政策,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具体表现,对强化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往来,维护地区和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深远意义展开深入分析,试图通过表象揭示深层次的实质内涵。

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 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国际法；双边条约

“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外交场合中所提出的倡议，但目前已上升为国家的愿景和行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与沿线国家的共建原则、合作框架思路、合作重点以及合作机制。在国际层面上，已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且诸多国家通过签署联合宣言或联合公报的形式肯定了共建一带或一路的意义，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正演变为亚洲、欧洲以及非洲国家间的新一轮贸易、政治、外交、文化等全方位的区域合作行动。

国际法主要由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协商制定的条约，及受其行为约束的国家习惯而构成。完善的条约机制是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具有约束力的行为是促进国际法发展的源动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所具有约束力的行为以及与诸多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宣言无疑是推动当今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宣言的国际法效力相对薄弱，但联合宣言确认了国家之间的合作意向，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协商签订国际条约的基石。尽管“一带一路”战略追求创新国际合作模式，但既存双边条约和多边协定无疑是奠定“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和框架的基础。因此，本文在分析“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国际法意义的基础上，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签署的双边条约的分析着手，归纳分析和评价“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基础，并展望“一带一路”战略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国际法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

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所阐述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以及合作机制具有如下国际法意义：

第一，“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一国对外的国家行为。国家行为是指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专门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对内、对外行为。其中对外国家行为是专门国家机关在国际事务中代表整个国家行使国际法上的权利、履行国际法上义务的行为；而对内国家行为是国家专门机关在对国内全局性、重大性的国家事务中代表整个国家对内实施的统治行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型关系的国家对外行为，尽管其中阐述了中国各地的开放态势，但主要在于明确中国各地区在实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分工，是各级行政机关授权行使的国家行为，因此也是国家对外行为的组成部分。

第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一国的单方法律行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行为可以分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和国际社会合意法律行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是意图在国际法上引起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如一国的外交宣言、一国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以及采取军事行动等；而国际社会合意行为是经国际社会协商而共同形成的意思表示，如签订条约、成立国际组织等。正如“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前言所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为促进亚洲、欧洲、非洲各国区域经济合作、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倡议”，并非国际社会经协商而共同形成的决议，因此是中国的单方法律行为。

第三，“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一项国家“要约”。合同法上的要约是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的希望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国家“要约”是一国向另一国发出的、希望共同协商和做出国际社会合意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是受其行为后果之约束的法律行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2013年9月和10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倡议，是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平台的要约，是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的意思表示。

第四，“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昭示着国家的国际法义务。国家的国际法义务可分为国际法上国家基本义务以及国际条约之约定义务，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善意履行依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以及有效的国际条约所负的义务是国家的基本义务，而后者是国家依有效的国际条约而承担的履约义务。违反或者不履行国际法义务则导致国家责任。“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明确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为“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从而昭示着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家基本义务。而“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等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具体义务，则将导致中国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基于禁止反言国际法原则需承担的一项国际法义务。

第五，“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昭示着未来区域合作的准据法。尽管全文未明确“一带一路”战略的准据法为国际法，但是“共建原则”第1条明确指出，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恪守”之中文意义为“谨慎而恭敬地遵守”，只有至高无上的、不得违背的规则才需要“恪守”。因此，“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合作的准据法。

第六，“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五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社会基础。国际法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国际社会的存在，而国际社会则是众多国家交互作用的产物。沿线国家之间形成“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合作重点，是彼此紧密相联、互为前提或者互为基础的、国家问交互作用的行为，离开“五通”则丧失合作基础和前提。因此，“五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社会基础。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存条约基础

自1949年成立新中国以来，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签署了约1000多项双边条约、协定等，其中不仅包含边界、领事、贸易、投资、司法协助等领域的双边条约，也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共同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尽管部分条约因更新、期满或者继承等原因而失效，但大部分条约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从条约的签署数量看，中国与朝鲜共签署了98项条约，居首位，同时也是失效条约最多的国家；中国与马尔代夫因只签署7项条约而居末尾。在形式上，采取了条约、协定、议定书、宣言、换文、公报或者备案函等多种形式，其中边界、友好合作、民刑事司法协助、领事、犯罪人引渡以及已判刑人员的移管等采取条约的形式；涉及双边人员的贸易、投资、海陆空运、文化等，则普遍采取协定或议定书的形式；涉及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则主要采取宣言的形式。

根据条约的内容可以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已签署且现行有效条约分为以下四种。

（一）战略同盟条约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来是友好睦邻。中国在建立外交关系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外交事务方面倡导相互协商和通报机制，在争议解决方面一贯主张通过协商解决。截止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儿项，即分别与塔吉克斯坦、印度、蒙古、德国、比利时、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联合宣言；友好合作条约10项，即分别与塔吉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朝鲜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另外还有外交合作或协商议定书9项。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通常约定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原则和总体安排，一般不规定缔约国家的权利、义务、责任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实为在一段时期内指导两国全方位合作的软性条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战略需要，适时更新合作内容或者提升伙伴关系级别，以此共同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社会。比如，中国与俄罗斯于2010年9月27日首次签署《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时隔2年之后的2012年6月5日又签署一份《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而最近一次为2015年5月8日签署的《中俄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从而体现出随国际社会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

友好合作条约则明确缔约方须以《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缔约准据法，且在相互保障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对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做出原则性规定，因而是奠定缔约国合作关系的、具有约束力的“宪章性”条约。从缔约国的地理位置来看，与中国陆地相连的15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是唯一同中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的非陆地相邻、隔海相望的国家。

外交合作或协商议定书是缔约国外交部之间签署的，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进行磋商的双边条约。通过建立外交部长级定期会晤或者磋商机制，不仅能够预防缔约国之间争端的发生，或者通过外交磋商解决争端，而且就区域或者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力争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尽管议定书未涉及权利义务及责任，但“凡遇事须协商解决”以及“合作共赢”的中国外交政策则得到充分体现。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合作重点之一是政策沟通，其核心是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已签署的联合宣言、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外交合作议定书表明，中国在外交事务方面长期坚持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已被诸多国家接受，并成为了区域外交合作的国际惯例，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已具备政策沟通的国际法基础。

（二）投资经贸融资协定

投资、贸易、金融一直是国际合作的主旋律，因为只有资本的相互渗透、人员的相互来访、财富的相互交换以及共同富裕，才是促使国际社会稳定、和平发展的源动力。古代“丝绸之路”是自发形成的跨国商品流通渠道，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为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传播做出了不朽贡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已签署的投资、贸易、融资相关双边协定以及共同参加的多边协定，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区域稳定发展的基石。

截止目前，在“一带一路”的18个沿线国家中，除了朝鲜、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其余国家皆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项，双边货物贸易协定12项，即分别与塔吉克斯坦、印度、蒙古、韩国、德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马来西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货物贸易协定，海关事务互助协定13项，即分别与塔吉克斯坦、蒙古、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朝鲜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签署的海关事务互助协定。另外，还与相关国家签署了贸易有关动植物及卫生检疫、标准计量等合作协定8项，知识产权协定4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17项，融资协定4项。

根据马拉喀什协定以及人世议定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将适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而货物贸易的多边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定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三大支柱将约束成员国。中国与世贸组织非成员国之间签署的双边协定，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需无条件适用于其它世贸组织成员国。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曾签署过一年一度的贸易协定，如中国一印度某某年度贸易议定书、中国一朝鲜某某年度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等，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协定期限的到来而逐渐失效。目前，仍然有效的12项货物贸易协定，与其他海关事务合作、动植物卫生检疫及质量相关协定等，大部分都签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则性规定多，可操作性相对弱。知识产权协定方面，除中一法知识产权合作协定针对性地规定了科研合作以及技术成果转移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事项之外，其他3项协定则比较宽泛地约定了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相互合作事宜。中国一东盟、中国一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2项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签署的11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两个亮点。其中，中一韩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贸易畅通提供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范本。

投资保护协定是鼓励和保护资本跨国移动的双边条约，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等则可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权益。从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来看，除了未与马尔代夫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外，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其它国家皆已签署双边协定，而且同韩国、荷兰等部分国家还修订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从签署协定的国家来看，不仅包括德国、法国、韩国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而且包括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同时还包括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从签署时间来看，包含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签署的双边协定。因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内容因签署时间、国家的不同而存有一些差异。

就投资者与缔约一方的争议及其解决方式为例，存在四种类型的争议以及相应的解决途径。第一种，仅约定为“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9.1-9.5条规定，任何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可提交仲裁庭。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在此情况下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规则。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包括其冲突规范）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第二种，约定为“与投资有关的任何法律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9.1-9.7条规定，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就在缔约前者一方领土内产生的与投资有关的任何法律争议，或者选择领土内法院管辖或者选择仲裁解决，仲裁规则应遵循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准据法应为争议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和可适用的国际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也规定所有投资争议皆为管辖争议，但明确仲裁管辖为“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第三种，约定为“任何投资争议与征收补偿款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13.1-13.3条规定，任何争议可提交缔约方管辖权法院解决，但征收补偿款争议可选择法院或者仲裁庭仲裁解决。仲裁程序则约定参考“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但未约定仲裁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具有类似规定。第四种，约定为“有限制、有例外的所有投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便利及保护投资的协定》第15条规定，投资争议是指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的争议，前一缔约方被指违反其在本协定项下与投资者或投资者在前一缔约方领土内投资相关的任何义务致使或导致该投资者遭受损失或损害。但不包括缔约方的知识产权制度、金融审慎措施。同时规定，投资者损失的救济由以下一种或者两种救济的才可以做出仲裁：金钱赔偿及适当的利息及返还财产，裁决应当规定争议缔约方可支付金钱赔偿及适当的利息来代替财产返还。此外，规定仲裁之前必须经过缔约方国内行政复议程序。

在融资以及金融监管方面，尽管有效的条约只有4项，但通过联合宣言表示要“巩固和深化金融领域的合作、探讨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为扩大双边贸易、投融资领域本币结算和适用创造条件，为重点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推广跨境银行卡支付业务，加强金融监督领域的专业合作”。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还指出，中一俄双方“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等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合作”的意愿。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资金融通则是重要支撑。尽管既存条约涵盖了贸易、投资及融资等经济贸易的主要部分，但难免受限于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故而导致约定内容不符合现代国际法治的需求，或者相互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一带一路”战略并非为中国和某个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行动，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行动，因此保持规则的一致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任务。在仍有四个国家尚未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现状下，区域贸易协定将是最佳选择，而中一韩自由贸易协定因其系统、详实的贸易规则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最佳范本。

（三）海陆空运输协定

不论是贸易，还是投资，皆意味着商品、资本以及人员的流动，而任何一种流动都离不开海陆空运输及其相关软硬件基础设施。因此，若要实现贸易畅通，则要先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航空运输、陆路运输、海上运输、管道运输、电力输送以及通讯网络等建设。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航道就是连接中国与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的贸易通道，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但经过近代和现代工业化以及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存在不少差距，特别是铁路轨道的宽幅不一致比较严重，限制着跨国铁路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篇4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投资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这其间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首先，自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 篇5

“一带一路”指的是什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把“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11月中国政府宣布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一带一路”作为我国重大战略启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相关国家、地区的兴趣，成为今年热议的话题。

这样一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覆盖了40多个国家，总人口44亿，约占全球的63%，近2/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不到1/3，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从“一带一路”途径路线和辐射范围看，向北与俄罗斯的交通线及管道连接，向东连接东亚另外两个主要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向西通过中亚连接西欧，向南通过印度洋连接到北非，把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一起。另外，由于“一带一路”主要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多边机制，不另起炉灶，不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领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一旦形成示范效应和聚集规模效应，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内涵与意义

这确实是一个站在全球高度、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推进国家全面改革开放、促进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安排，到底应该如何把握“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理解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意义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建设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互利互惠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彼此相互开放，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今天全面开放这样几个阶段。全面开放受制于以下因素：

第一，区域发展水平差异。“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大部分地区，如何让中国广阔的内地，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开放重地”,这是全方位开放要突破的的重点和难点。过去受地理区位空间条件制约，广大内陆地区发展水平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等7个省市2013年进出口值3.29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9%，而中西部地区的重庆、河南、安徽、云南、陕西、甘肃、贵州等7个省市占5.7%。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过去那些不发达的、被认为无法与沿海地区竞争的内陆地区，如非洲、南美以及包括亚洲腹地、荒凉的北极圈等在内的所谓地缘政治“空旷区”，正在全面卷入世界经济增长大潮，“第三次工业革命”、“页岩气革命”等，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的地理布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一旦基础设施改善，就会显示铁路运输在时间和成本方面具有新的优势。国际上不少大公司，例如惠普（H.P.）、富士康（Foxconn）等，已经着手将其一些重要生产基地向内陆地区迁移，并尽可能以铁路运输替代海运、空运，以求抢速度、降成本。

以前，沿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地缘政治影响，为防止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步伐放缓，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边疆地区和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文交流。最近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福建、宁夏、陕西等地区，明确了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福建建设目标是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的运输大通道，陕西要发展临空经济产业构筑空中丝路。

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战略调整和空间重新布局，打破原有的点状、块状的开放模式。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无论是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去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都是做单一区域的规划，受行政区划约束的规划。“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大多数省？纳入进来，连成片，形成带，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推进国内的各省区的互联互通沿途国家和地区这样一个相互的合作，那么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转移，通过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升级，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开放区域单一，全面开放受制于开放区域相对单一。多年来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美日，2013年，尽管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我对欧盟、美国、日的双边贸易额仍占我外贸的1/3，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加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风险日益显现，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传统的经济贸易市场它的吸收能力有限。过剩产能对经济运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

怎么转？要把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拿丝绸之路经济带分析，这一带包括了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3条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注重能源开发运输与国家安全，孟中印缅强调与东盟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国急缺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得到满足，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新增了这些有效的陆路资源通道对中国十分重要。与中国情形不同，沿途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品、家电、机电、高铁建设等高端装备正好多为中国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传统贸易伙伴难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走出去的步伐，沿线国家将从中国投资中受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如何打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促进国际秩序朝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当担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改革开放之处，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2.2%，现在14%左右。IMF称到2016年，中国所占的比重将升至18%，超过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来自于头号大国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围堵的声音在增加。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增长就需要走出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改革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借壳（TTP）深入影响亚太地区，这个TPP正在积极落实区域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南亚国协的主要成员国，想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虽然美国强调强调没有排斥中国的意图，但是由于中国农业、金融、科技产业、环境问题等方面都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时间转型，至少需要5年时间的调整期，必须慎重处理多国多边贸易协定。美国试图用TTP使中国边缘化，那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周边合作与发展，倒逼改革，掌握对外经贸合作的主动权，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妥协也不冲突。特别是在货币问题上，推动与贸易夥伴的货币互换协定，降低亚太地区贸易过程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6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7%~8%左右。对外直接投资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30%，约1.8万亿。美国持有的东亚资产71%以上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拿出70%用于对外直接投资，那就是3.5万亿美元。这种转变就意味着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从对外储蓄、投资金融产品向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转变，成为国际投资大国。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政府支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光靠中国是打造不出来的，而是需要周边国家共同的参与，才能给所有参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好处。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提供融资工具和资金保证。通过对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生产，带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发展，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从全球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技术、人员、服务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环境、排放、资源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尽一个负责任大国责任，也在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中收获中国的利益。

中国不可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十三五”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需要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正如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判断的：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可见，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亚投行、丝路基金，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和推动世界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储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当然，风险也很大，对下一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也是巨大的挑战。但是，设立丝绸之路基金，加强交通设施、油气管道、通信设施等多领域合作，加快国际通道建设，通路、通航和通商带动资本、技术、基建走出去，密切地区间的人员、信息和经贸往来，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可以实实在在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提升相邻区域的发展水平，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第三，打造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布局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世界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流向始终受交通运输模式的制约甚至牵引。古代海运不发达，长途运输和交通主要依赖马队、驼队等为主要运输力量、连接中国长安、经中亚沙漠通达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其结果是亚洲内陆经济远较沿海地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的内陆地区长安在盛唐时期外国移民超过10%。进入近代以来，航海技术不断跃进，世界海运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原料、货物经海路从一个大陆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成为可能，一方面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大都市的兴起，另一方面也导致以畜力为主的内陆商道的衰落以及内陆地区经济的衰退。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只是世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只不过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广大的世界内陆地区并未真正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例如，中国沿海省份较之内陆省份人均收入相差数倍，而欧美等国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较之中亚等内陆国家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数十倍之多。显然，仅靠沿海地区的繁荣已不足以刺激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只能、也应该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把世界市场扩大到各大陆贫困的腹地，而打造联通亚欧沿海地区与大陆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此提供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和传输能力，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内陆地区经济的促进和牵引作用将不次于海运对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曾经所起的作用，甚至能弥补海运的不足。毕竟，万吨巨轮只能靠泊海港，却无法把货物直接运往内陆，大陆腹地的货物须经过普通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沿海港口，再装船经海路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的沿海港口，然后经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内陆消费地。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就是这种运输模式。如果中印之间开通了高铁，印度腹地生产的铁矿石就可经高铁直接运送到中国的炼钢厂，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还能省去多次转运的麻烦，从而更节省运输成本。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和发展平台，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沉睡的丰富资源得到全面、合理开发，增大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尤其沿途国家十分赞赏和欢迎。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也被西方媒体热炒，被国内一些人简单地引用，这是一种误解，二者有本质区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歇尔计划既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也是其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经济工具，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先决条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一方面将西欧国家收在旗下，成为其抗衡苏联的小兄弟，另一方面逐步确立了超级大国地位。由于其附加的条件，遭受战争摧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排除在外，人为地加剧了贫困、饥饿。其援欧款项大多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为美国经济的扩张打开大门。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发展为目标，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对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开放，绝不搞“集团政治”和对抗性的“结盟”。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补。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满足地区国家的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正如习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 篇6

【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2014年12月22日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20日在北京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海外投资布局有着弥补周边安全短板等五大战略意义。他同时指出，华人华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独具优势。

在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五届财新峰会时，何亚非就中国如何把握海外投资的战略机会作了发言。

何亚非表示，中国处在新世纪巩固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首先取决于建立稳定、友善的周边环境，这是中国海外投资尤其是东南亚方向投资的地缘政治“新常态”和大背景。

在此背景下，何亚非认为，当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海外投资布局主要有五点战略意义：

首先，弥补中国周边安全的短板。中国进行海外投资首先要考虑资金安全问题，亦即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目前，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壮大存在忧虑，加深了中国周边环境复杂性、不稳定性。“一带一路”在安全上可弥补中国周边安全合作的短板。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寻求区域一体化和互利共赢，以建立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使亚洲整体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融并进。目前，APEC自贸区谈判有望启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谈判可望在未来一到两年完成。“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推动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将推动亚洲经济走实、走强。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顶层设计，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体现。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它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转移那些对于中国是过剩产能而对于周边国家则是经济发展需要的有效产能，并为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开辟新渠道。

第五，“一带一路”建设将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相得益彰。

何亚非同时强调，华人华侨，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在建设“一带一路”中独具优势。他援引数据指出，据估算，全球华商总资产约5万亿美元，其中80%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世界华商500强中约三分之一在东盟国家。在东南亚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企业中，华人上市公司约占70%。

“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 篇7

(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作为近期国内外经济热点话题之一,具体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于2013年9月和10月由习近平首次提出,并于2015年2月落实成为具体行动。

(二)“一带一路”战略融资支撑

1、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BRICS)又称新开发银行,由中国、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五国共同建立,旨在稳定金砖国家货币,保障金砖国家金融体系安全。在落实金砖银行建立的同时,中国提议创建应急储备基金,应急储备基金是一种预防金融突发危机的救助机制,同时可以为金砖五国的基础产业建设提供融资支撑。中国所提供的应急储备基金为410亿元,在金砖国家中所出份额最多,用于解决短期资金压力。金砖银行的成立符合中国“走出去”战略,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各国进行共同的资金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是各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并将基础产业开发与建设作为重点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在亚投行的金融支撑下,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仅能够弥补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能够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利用外汇储备优势进行投资获得更多盈利机会,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是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创立的,它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投资项目,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和产业开发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等投资项目的新型金融载体,同时也为中国重大中长期战略实施提供资金支持,资金没有具体规模限制。丝路基金于2015年4月与长江三峡集团等组织合作开发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开启首次投资。

(三)“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家。“一带一路”沿线覆盖近60个国家,并且都以积极的态度支持“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三种。从图1可以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等和中等偏下国家所占比重最大,可见发展中国家为多数。沿线覆盖区域经济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这些国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相互间经济往来差距较大。(图1)

二、货币国际化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雄厚的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能够发行国际货币的根基,一国经济国际化促成了货币国际化,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潜在使用数量取决于一国的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内经济规模能够为本国货币实现国家化提供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提高预防国际化风险的能力。

(二)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一国发行国际货币需要有发达的货币市场,从而使利率市场化建立汇率形成机制,促进资金有效配置,提高资金利用率,使汇价得到稳定;完善资本市场能够扩大用于交易和投资的货币总量,促进投融资多样化,扩大本国货币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范围。

(三)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吸收外商投资,更加为本国经济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加快货币国际化进程。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开始萌芽,但由于中国的综合经济能力还不够强大,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一蹴而就,在近20年间发展进程相对缓慢。(表1)

中国与以上这些国家(地区)签署互换协议可为这些国家(地区)内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流动性支持,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条件,使得人民币在境外市场使用数量增加,标志着货币金融领域合作的深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发展。

SDR全称为特别提款权,是IMF设立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2015年11月30日IMF发表声明表示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成为SDR货币篮子,成为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后第五种“入篮”货币。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代表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地位和认可度得到提升,有利于中国形成更加开放和自由的资本市场,同时也为SDR注入新的血液。

(二)“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1、提高中国资本对外输出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载体,为中国资本输出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5年7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类)为7,098亿美元,中国拥有良好的国际地位和权威性,社会稳定,政治和经济发展具有统一性,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政府应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采取优惠政策,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积极性,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范围,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带领下,逐步减少对外投资中以外币为主的现象。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官网,新华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4)

2、衡量人民币汇率途径多样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提供更多的衡量人民币汇率的途径,人民币汇率并非只有盯住美元的单一途径,可以将“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多边汇率作为人民币整体的对外汇率,人民币汇率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涉及的主要经贸合作伙伴的货币进行衡量,减少汇率的不稳定性,从而促进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发展。

3、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开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的金融载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的成立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合作开发开放提供了资金支持。中国作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我国的高铁、桥梁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亚洲国家中相对比较先进,可通过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基础产业合作开发,促进中国资本的输出,增强人民币在亚洲国家的认可度,使中国有望发行国际货币。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促进作用

1、节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易成本。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7.6万亿元,美国经济规模为17.4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逐年稳定增长,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大。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交易成本高归因于美元、欧元的汇率经常出现不稳定现象,因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以降低中国在对外经贸交易过程中的费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降低贸易往来中的货币的兑换成本,使对外投资企业能够节约成本和费用,将资金用来开发技术和增强管理方面,而且可以减少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成本增加,使得贸易状况更加稳定。(表2)

2、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分工。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提高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地位,改善我国在贸易中的分工情况,发挥自身的优势。我国向来遵守国际经济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坚持公平互惠原则与其他国家友好经贸往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3、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稳定的货币体系。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人民币符合“入篮”应该具备的标准,人民币在国际中的地位逐年提高。世界大环境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周期性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两种货币体系的缺陷,人民币是目前世界上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使人民币和其他储备货币一同与美元形成制衡,产生竞争,将为世界经济失衡(制度)做出贡献。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可以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进行有效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创建战略发展所需汇率稳定机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逯新红.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落地生根[J].金融与经济,2015.8.

[2]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5.5.

论“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意义 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货代；转型

1 概述

国际物流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激烈竞争，国际货代业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出口拉动为主，在全面转型升级的时期，对国际货代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013年，商务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国际货运代理物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国际货运物流和国际货运代理业两个概念整合在一起，国际货代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1]。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全面推进阶段，对国际货代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同时也引起对行业快速转型的思考。

2 “一带一路”思路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实现区域经济融合和资源高效配置，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带一路”思路是亚、非、欧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3 我國货代行业现状

我国货代企业发展历史较短却数量众多，整体实力弱，管理水平低，缺乏核心竞争力，由于货代行业受地域影响，各地口岸货代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状态。深圳、广州一带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货代业开始涉足供应链业务；宁波、厦门在商业文化影响下，开始走联合订舱路线；上海是国内最大的货运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跨行业发展。从全国来看，货代业存在诸多危机。

3.1 市场机制不健全

首先，市场准入机制不健全。在商务部注册的货代企业即“一代”只有3000多家，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货代企业即“二代”、“三代”保守估计在3万家左右，因为正规货代注册资金是500万元[2]，小型货代在没有市场机制监管下，无证经营。同时由于准入低，从事货代行业的人员综合素质欠佳，思想局限性较大。其次，大型货代公司不能代表民族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利用竞争优势，缩小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最后，缺乏信用机制。中国货代发展良莠不齐，传统的运作方式使业务运作事故频发，没有行业监管，货代的发展严重受约。

3.2 没有核心竞争力

经济环境的萎缩，伴随业内残酷的竞争，传统货代公司单一的服务模式，利润空间狭窄。同时只要是货代，都可以直接向船公司订舱，货代之间的联系不紧密，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所以货代企业的业务内容又是非常庞杂的，没有凸显出企业之间的核心竞争力。

3.3 竞争激烈

外力的渗入，加剧了行业的恶性竞争。部分货代虽然没有资质，但是可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利用与上下游的关系，获得可观的运价，扰乱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同时一些大的货代公司在竞争中遇到发展瓶颈，开始向其它城市发展，盲目扩张抢占市场，而小的货代公司的纷纷涌入，各自为政，竞争的异常无序导致行业畸形发展，最终走向价格战，甚至出现了负运费。负运费的出现，提高了目的港收费，增加了收货人负担，而货代获得的收益更少，面对残酷的现实，只有全力做好自身业务。

4 货代转型的急迫性及障碍

以传统方式运作的货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面临货源危机。而大型货代企业在机制监管下，在竞争中缺乏灵活性，使其在发展中也遇到瓶颈。面对国际化形式的发展，新技术的不断更新，中国货代急需转型升级，良性发展走出重围。

4.1 人员流动

货代企业的“小、散、弱”亟需平台化，以至于业务员独立经手诸多环节，通过一定时期的业务积累，不断熟悉行业的操作流程，最终业务人员会跳槽其他公司。加之货代机制不健全，从业门槛低，一旦掌握市场中敏感的数据和客源，将会激励业务人员另起炉灶，不仅造成严重的业务流失，而且还加大了行业竞争。

4.2 经济环境

世界经济中风险性因素较多，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造成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下降，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分化和转换带来新的冲击，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正在拓展中低端制造业，抢夺中国成本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投资优势渐渐消失。国内而言由于房地产产业关联度高，且投资比重较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严重制约其投资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产能过剩。在此环境下运行的经济模式急需从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4.3 国际竞争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内市场逐步向外界开放，鼓励并引进外资。由于国外货代公司在资金，管理机制，运作经验上的优势，对国内货代企业冲击较大。尤其是小型公司融资能力较弱，难以在价格上占优势；而中大型公司在现有货代模式下负担较重，业务拓展难度大，竞争激烈。

4.4 eShipping上线

eShipping海运综合服务平台是由阿里巴巴联合中海集运共同打造，为出口企业提供在线向船公司直接订舱的服务，从而省去了货代这一重要的环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阿里巴巴拥有丰富的库户资源，而中海从线下到线上的拓展提高了订舱的效率，同时让价格透明化了。当然eShipping还处于发展初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是为货代转型升级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4.5 资金不足

传统货代行业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只有通过规模化经营，才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承载规模化经营，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经营管理，都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作为保障。大批量、小规模的货代企业企图低成本加入市场竞争，由于底子薄导致银行贷款困难，资金不足是货代做大做强的主要障碍。

5 货代转型的切入点

“一带一路”思路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寻求区域间互利共赢，是亚、欧、非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彼此合作潜力、空间很大，重点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通信干线建设等领域。

5.1 优化市场机制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通过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推进区域交流与发展。同时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结合我国货代特点，传统的运作方式终将被产业淘汰，只有通过整合区域货代资源，优化配置，基于平台化建设服务体系，优化市场机制，减少人员流动，优胜劣汰，通过信用联合将货代企业做大做强，再拓展市场，树立货代民族品牌，为行业标准化奠定基础，才有实力同国际货代企业竞争。

5.2 提高核心竞争力

“一带一路”强调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提升区域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货代同质化服务，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个性化货代服务将是产业转型中的货代企业生命力，能够确保并非低价稳住市场和客户，而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做货代，货代转型将是从货代卖价格到帮助用户买价格的转变。这样在低价竞争的环境中，仍然有货源，通过增值服务提高核心竞争力，稳住并提高利润。

核心竞争力不仅来自于个性化服务，还来源于技术创新。美集物流作为货代行业的领跑者，在物流技术的研发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推出的“整车顺心运”技术，大大增加了装载率，同时也摆脱了装船船期的不稳定性困扰，使整体物流成本降低30%[3]。

5.3 完善信息系统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是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省物联网产业相关企业超过400家，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2010年西安国际港务区物联网技术开始投入实践，并设立陕西省物联网产业展厅，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各个物流中心组合成高标准、集约化的物流平台[4]。基于区域的平臺构建，需要功能完善的信息系统作为支撑，实现信息共享，发挥集约化优势，加快货代服务的效率。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货代业提高信息化水平，实现产业转型提供了一个契机。

6 结语

当前货代业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传统货代运作模式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倡议，促使沿线相关国家达成合作，寻求发展的契合点。在经济转型的浪潮下，借鉴“一带一路”的发展策略，为货代转型升级提供思路，为我国货代业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董越.长三角国际货代物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探索[J].中国商贸，2014（26）：106-107.

[2]刘光琦.货代业的今天和明天——货代企业情况调查[J].中国储运，2013（11）：39-44.

[3]李冰漪.美集物流：货代行业的领跑者[J].中国储运，2013（11）：54-

56.

[4]李强，方宝林.物流网技术在陕西国际货代行业的应用[J].物流科技，2014（2）：22-27.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