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精选8篇）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篇1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传统茶文化;融合机制;文化思维;价值理念

我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文化体系也是驱动我国几千年发展的内在基因。在大众生活应用进程中，形成了完善而系统化的文化机制，茶文化是从大众饮茶习惯中所形成的文化体系，汉语言文学则是以大众应用为前提所形成的文化体系。

1生活感知与文化应用：传统茶文化体系的价值内涵分析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篇2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交流,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是中国古代分裂多于统一的历史时期, 但社会仍然在动荡不安中不断发展, 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 其中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迅速融合, 各个少数民族把自己的饮食烹饪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 关外的少数民族丰富的肉食烹饪方法与中原民族精细的烹饪方法相互融合, 中华的饮食文化在交融中呈现出新的面貌。譬如从西域地区来的人民, 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民, 传入了叉烤、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民, 传入了烤鹅、生鱼等制法;从西南滇蜀来的人民, 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珍品。这一时期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使烹饪原料如蔬菜、家畜、家禽、野味、海鲜、鱼类等更加丰富, 食品种类大幅度增加, 胡族和汉族在饮食习俗和烹饪技法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使得双方食品种类更加丰富, 并产生出许多新的饮食因素、烹饪技艺。

一、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继秦汉统一之后第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因素, 导致了各民族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和流动, 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大量内聚, 而汉民族则不断从中原腹地往东北、西北和南方大规模辐射。

1. 胡人的内迁。

胡人的迁徙以鲜卑族最突出, 《后汉书·鲜卑传》记:“鲜卑, 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 故因号焉。”西晋永嘉之乱后, 北人纷纷南迁, 鲜卑族进一步南迁至黄河流域, 并建立了十几个政权。鲜卑迁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其次是匈奴的迁徙。匈奴内迁大约始于汉代, 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后, 南匈奴内附于汉, 主要居于塞内北地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上谷等地, 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杂居。

2. 汉人的大流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 频繁移居中原腹地以外, 北方汉族人民因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也开始了大流动和大迁徙。《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记载:“元康四年, 乃移居之 (大棘城) , 教以农桑, 法制同于上国。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建武初, 元帝承制, 以廆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 冀州人为冀阳郡, 豫州人为成周郡, 青州人为营丘郡, 并州人为唐国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 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 纷纷南下, 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汉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东部, 北方的西部人民则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西部。北来的侨民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移民运动带来了胡汉人民文化的冲突、趋同与整合。正是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成为可能, 使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二、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

1. 烹饪原料日益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 粮食类原料的生产区域与秦汉时期大致相同, 呈现的是南米北杂的基本主食格局, 即在中国江南地区以水稻为主, 但北方的旱田作物逐渐开始向南方推广, 而整个北方则以谷类、豆类、大麦和小麦为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粮食作物有谷、黍、粱、大豆、小豆、绿豆、襟、大麦、小麦、水稻、旱稻等, 渐渐变成了人们日常食用的粮食作物。而且根据粮食的不同特性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品种, 如粟在西晋时已经有12种, 至北魏时则发展到四大类别86个品种。

这个时期所食用的蔬菜品种也比较丰富, 《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使用栽培方法进行种植的蔬菜有30多种, 经常被人们食用的蔬菜有茄子、葵、韭菜、蔓著、芹菜、芦蔽、芋头、菜瓜、胡瓜、冬瓜、瓤、蘑菇、芸苔、胡姜、兰香、茬、桂茬、觅菜、寥、燕白、竹笋、藕、孤菜、药菜等等。蔬菜品种多样化, 加工制作出的菜品种类也多。

汉末以后人口急剧减少, 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迁徙, 畜牧业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也为华北地区带来了“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肉类品种极多, 主要有鸡、鸭、鹅等家禽和猪、羊、牛、犬、驴、马等家畜, 捕猎的野味有鹿、兔、獐、雁、野猪、雀、鹌鹑等飞禽走兽和鱼虾等。羊是当时北方饲养较多的家畜, 是游牧民族最喜欢食用的肉类。

水产在当时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食用的水产品有鲤鱼、鱿鱼、乌贼鱼、妒鱼、鱼即鱼、鳝鱼、鳃鱼和虾、蟹、蝠等。

2. 胡汉烹饪技法的交融。

《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 五菜为充”这是千百年来汉族饮食生活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的饮食结构依然是粮食为主, 蔬菜和肉食为辅。形成了中国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所谓的胡族是指与汉族生活方式相差极大的北方游牧民族, 饮食结构中重食畜肉, 饮乳酪, 有的如羌族、藏族则以大麦、青稞等杂粮为主, 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方性。

胡汉饮食文化交流得益于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多次出使西域, 从此开辟了丝绸之路, 使多种烹饪原料先后传到内地。胡族人喜欢吃胡炮肉、胡羹、羊盘肠, 加工方法主要是炙与炮, “羌煮貂炙”是胡人最引以为傲的美味。首先说“炙”, 胡人的“炙”, 给我们的感觉是绝对的原生态, 《太平御览》卷863引《释名》曰:“炙于火上也”, 而“貂炙”则“全体炙之, 各自方割, 出于胡貂之为也”, 可见这种方法最早是出于胡族, 是将整只动物置于火上进行烤炙, 众人围坐, 各自以刀割食。《后汉书》卷《窦顾传》记载:“羌胡见客, 炙肉未熟, 人人长跪前割之, 血流指间, 进之于 (窦) 固, 固辄啖之, 不秽贱之, 是以爱之如父母。”随着胡汉融合程度的逐渐加深, 汉族对胡人的“貂炙”的方法已经习以为常, 但食用方法上却带有汉族的文化色彩, 胡族“炙”以牛羊肉为主料, 汉族炙法中牛羊肉占1/3, 其他家畜、家禽、水产类要占2/3。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烤肉店, 原料绝不仅仅是肉类, 鱼、海鲜、蔬菜都是“炙“的原料。还有汉族的炙法十分重视选料与配料, 有的配料多达十几种, 如炙鱼。同时, 对刀工、火候、手法也有很高的要求。

再说“炮”, “炮”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烹饪方法之一。据说是从商朝苏妲己的“炮烙”之刑演化而来。“《说文解字》言:“炮, 毛炙肉也。”《广韵》言:“炮, 裹物烧也。”古人很聪明, 如果直接把肉弄在火堆上烤, 很容易烤煳, 焦臭扑鼻, 就发明了“炮”。“炮”是胡族比较盛行的一种烹饪方法, 用泥巴包裹住肉后再丢进火堆烧烤, 这样不仅剥时会把兽毛脱掉, 而且肉质鲜嫩, 味道极美。魏晋北朝时期胡族这种“炮”肉法称为“胡炮肉”。《齐民要术》记载了一种“炮羊肉”:将刚满一年的羔羊肉切成薄片, 加入豆豉、盐、葱白、姜、椒、胡椒等调味品后装进洗净的羊肚内, 缝好, 挖一个烧火坑, 将之烧热, 掏出火灰, 把准备好的羊肚放进坑内, 然后盖上火灰, 再继续烧火, 过一会儿就香味扑鼻了。

3. 饮食习惯趋于融合。

胡族的饮食习惯是“食肉饮酪”。“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 汉族人鲜有饮酪者, 至十六国北朝时期, 随着胡汉民族的杂居, 饮酪才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王) 肃初入国, 不食羊肉及酪浆, 常饭鲫鱼羹, 渴饮茗汁……经数年后, 肃与高祖殿会, 食羊肉酪粥甚多。”王丞相王导是山东人, 起初并不食酪, 但几年深受胡人的影响后慢慢适应了狐族的饮食习惯。

三、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意义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 胡汉两族长期杂居, 使双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彼此的烹饪原料更趋于多样化, 烹饪加工方法更加细腻, 食品种类更加丰富。胡汉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并最终趋于融合。

胡族利用从汉族那儿学到的农耕技术种植五谷杂粮、瓜果蔬菜, 使之取代牛羊肉而成为饮食生活的主要部分, 这样胡人饮食结构中植物性食物的比重明显增大, 从而引起了人体生理上的巨大变化。

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 促成胡族把汉族先进的烹饪技法和饮食制作技术吸收并应用, 逐步使本民族的传统食品烹制得更为精美, 饮食结构更加合理, 更加科学。比如串烤牛羊、猪肝, 烤前均要将原料放置在豆豉汁中浸泡一段时间, 就是汉族的烹饪方式在少数民族食品制作中的具体应用。对汉人来讲, 尽管很早以来就开始注重饮食结构的合理性, 注重通过饮食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但在物资贫乏的时代, 一般百姓家庭很难做到这一点, 肉类食物在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很低, 但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大改变。十六国至北朝, 军需之备的战争要求与“食肉饮酪”生活传统使畜牧业在胡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畜牧业的发达, 牛羊数量的增加, 使肉食食物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有所扩展, 这使得汉族人民的饮食结构向更加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M].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9.

[2]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9.

[3]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3[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5]李克建.再论魏晋南北朝的迁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6) .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篇3

关键词：高校 汉语言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教学

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各国的文化交流逐渐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掀起了一股国际风，其显现出来的古老的特色和魅力，吸引了众多国外的学者，近些年的孔子学院热潮即是重要的表现。在国内，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的重要体现即各大高校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建设，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定位、教材建设、师资选拔、教学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定位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即学生需要同时具备汉语言文学知识和文艺理论素养，能在相关单位包括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等从事文学评论、教学和研究工作，能够承担宣传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责任。结合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培养目标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应该当做一门基础性学科进行定位和建设，汉语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内核，二者唇齿相依。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

针对高校使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教材的作用主要在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囊括了中国历史分段、地理概貌、中国文明的发展，教材分为文字、哲学思想、宗教、艺术、教育、科技等模块；二类是对中国文化发展进行线性的叙述，对社会变革、历史人物事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横向分析，更有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极具理论深度，启发学生思考。在实际的教材编写中，两类教材的思想大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就课程培养的目标来看，第二类教材更加符合中国文化课程的教材需求，以进一步启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有深度和广度的思考。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涉及范围广，包括不同朝代，不同领域，因此，对教师队伍首先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针对不同的版块选择具备相应擅长领域的教师进行讲授，力求效果最优。针对师资力量不强的高校，可以采用模块整合的方式，例如将相近的领域像儒家、道家、法家等先秦诸子学组成一个模块交由一位教师进行讲解，其他的可组成绘画、音乐、书法、科技、宗教等模块交由擅长的教师讲解。此外，教师应该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熟悉教材，联系其他相关书籍，做到言传身教，启发学生思考，提升教学效果。

四.汉语言文化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

1.重视素质教育，激发学生参与互动。素质教育是贯穿学生学习生涯的一项重要的教育任务，在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又能反作用于学生的素质教学，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在实际的教学操作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参与课堂互动，可采取分组讨论演绎的方法，可采取情景模拟的方法，诸如此类，提高学生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分析，深入挖掘，进而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2.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开拓学生视野。电影、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平台给学生提供了更具有活力的学习空间，从于丹讲《论语心得》到易中天讲《品三国》等，都以一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可适当采用视频教学的方法，选取有意义的视频进行播放，调剂课堂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充分利用地理资源，实地考察加深感受。高校应结合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充分利用资源，组织学生进行有目的、有意义的教学实践，在古代书院和庭院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香气，在文化遗存的笔墨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民居、民调、民俗、民情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教师在组织游览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讲解，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游览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全国各地的文化。

4.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院工程建设，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应响应国家号召，在国外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应聘孔子学院教师方面条件优厚，因此，要帮助学生认识到学习汉语言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重要性，学生应树立自觉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增进外国对中国中传统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教学设计和改革有利于增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活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体悟，进而更加自觉的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璀璨文明。高校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教学，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贡献一己之力。

文化新概念与传统汉文化的指归 篇4

文化新概念与传统汉文化的指归

对文化概念进行再讨论,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仍较模糊.提出文化是一种被在一定地域环境中共同生活的.人群所认同了的并自觉遵从和加以建构的价值取向的观点,并由此出发,归结出”亲融“与”和谐"是传统汉文化的指归.以期大家共同参与,推动对文化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作 者：杨磊 YANG Lei  作者单位：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文山,663000 刊 名：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NSH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1) 分类号：G0 关键词：文化概念   价值取向   亲融   和谐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篇5

关键词:现代企业文化 民族特色 现代文明 个性特征

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文化的竞争。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核心竞争力,必须建设好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重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融合我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我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历史需要并将造就一批具有“国士”之风的现代企业家。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说,“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培育我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我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我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

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即合作竞争,实现“双赢”。“双赢”模式是我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我国现代企业要继承和发展我国“和”文化,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树立“双赢”的竞争理念。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宝贵箴言,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我国现代企业精神,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和团体主义精神。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发挥出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

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把发展现代企业同振兴中华民族联系起来。

历史性和现代性的统一

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定要融入现代意识,要融入市场经济意识。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学习与借鉴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体现现代文明的成果。企业文化本身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管理新潮,是一种新的管理科学理论。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文化成为培育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人本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和最重要的基本观念,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和保障。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西方企业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并要将其“本土化”。同时,西方每个国家的企业文化也各有特色,如美国企业重视的是创新精神,日本企业强调的是团队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个人创新精神是知识经济的迫切需要,而团队精神是企业作为有效率的科层组织的内在要求。我们要综采众家之长,把个人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结合起来。建设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的创造性过程。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存在一些差别。比如,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而东方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在是以理性为本,还是以情感为本的问题上,英美企业管理和东亚企业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这些都值得我国企业借鉴,以取长补短。

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的同时,还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中缺失的基本价值和思想观念。我国传统的等级制度、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使企业缺乏服务意识;官本位倾向和论资排辈的思想影响了人才的成长;法治精神的缺乏和对言传身教的重视给企业制度文化建设带来难题;复杂的人际关系增加了组织的内耗;求稳怕乱的思想影响了企业创新精神、竞争意识的发挥;片面的群体观念影响了个体才智的发挥;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淡化了企业的人才激励机制。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特别要强调法治精神,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依法治企”、“加强制度建设”,追求科学管理,这必然要求企业要从习惯的“人治”向现代的、科学的“法治”转变。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强调“法治”,并不是否认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个人素质、管理能力和知识经验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关键是处理好“人治”和“法治”、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把二者有效结合起来。

我国要实现现代化,要跟上全球化的步伐,首先就需要在思想文化上“补课”,必须接受那些全人类共同的和现代化最需要的基本价值,补上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缺失”的部分。所以我国文化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积极有效地接受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让自己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更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继承、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 培育我国现代企业精神,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共性与个性的和谐

企业文化的共性特点和个性特点是相辅相成,企业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要体现个性特征。企业对自身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根本。认清共性,对于企业来说,就是找准了立身发展的根本,而认清个性,就是找准了差异化发展的竞争之路。企业文化的共性内容应包括企业的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环境标识等。

企业文化建设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能较好地反映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应当体现共同理想、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责任感以及服务奉献精神、科学精神等,要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这是全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这是共性的东西。但由于企业行业不同,或同一行业所处地方环境不同、历史传统不同、体制模式不同、员工素质不同、承担的社会职能不同、规模大小以及追求的企业目标不同,进入市场的时间不一样,因此企业文化也有不同。

目前我国企业文化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共性有余,个性不足,缺乏鲜明的个性。许多企业文化存在口号式、公式化、雷同化、概念化现象,缺乏鲜明的个性,不能以通俗形象的语言表达,过于抽象,使人不知如何操作。

目前我国企业的理念使用频率最高的几组词语,如“求实、奋斗、团结、创新、拼搏”等,失去了企业精神的鲜明个性和特色,变成了所谓工业企业中标准件的组合。这也就是使某个行业、某个企业的企业精神变成了所有企业共有的“企业界精神”。缺乏针对性和企业个性,不能反映不同行业的独特传统、独特风格和独特追求,给人留下千篇一律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构不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要遵循个性化原则,要有特色鲜明的个性特征。企业精神的生命力体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拥有自己的个性,没有个性的企业精神是很难凝聚职工并焕发职工斗志的。企业精神的概括和提炼要富有个性、特色和独具的文化底蕴,在表达上要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突出个性,不求其全,但求其特,求其有独具的文化魅力。

凡是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例如, 北京同仁堂的“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杭州胡庆余堂的“戒欺”,大家都知道这是胡庆余堂的企业精神;宁波雅戈尔集团的“装点人生,服务社会”,既有行业特点,又有独具的文化底蕴;广州五羊本田摩托公司的“聚五羊灵气,取本田精髓,创世界一流”的企业精神,使企业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大连燃料总公司的“燃烧自己,温暖他人”,既有行业特点,又体现了员工的奉献精神。一些国际知名企业的企业精神就独具强烈的个性色彩,如硅谷精神:“容忍失败,鼓励成功”;松下精神:“把干毛巾再拧出一把水”,不但有特色,而且语言十分形象生动,让人过目不忘;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因为有不少发明创造而蜚声世界,它的管理之道是“无为而治”四个字,真正体现了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文化特色,因为真正的科技发明什么时候出现是很难预定的,“无为而治”反映了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比较符合科学研究的特点;IBM的文化则是24小时到位的服务文化。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篇6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篇7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融合

我国现代企业文化, 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 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 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包含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 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 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 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国传统文化, 从广义上说, 指我国世代相传, 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 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 法家严赏罚, 兵家重谋略, 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 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 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 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 爱岗敬业, 凝聚企业的向心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历史需要并将造就一批具有“国士”之风的现代企业家。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说, “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 也只是权宜之计, 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 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 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培育我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 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 从六方面建设我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我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 坚持以人为本, 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 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

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 即合作竞争, 实现“双赢”。“双赢”模式是我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 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我国现代企业要继承和发展我国“和”文化, 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树立“双赢”的竞争理念。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的宝贵箴言, 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 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我国现代企业精神, 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 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和团体主义精神。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 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 发挥出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

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 把发展现代企业同振兴中华民族联系起来。

二、历史性和现代性的统一

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定要融入现代意识, 要融入市场经济意识。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必须学习与借鉴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 体现现代文明的成果。企业文化本身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管理新潮, 是一种新的管理科学理论。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文化成为培育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人本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等, 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和最重要的基本观念, 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和保障。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 对西方企业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大胆拿来, 为我所用, 并要将其“本土化”。同时, 西方每个国家的企业文化也各有特色, 如美国企业重视的是创新精神, 日本企业强调的是团队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个人创新精神是知识经济的迫切需要, 而团队精神是企业作为有效率的科层组织的内在要求。我们要综采众家之长, 把个人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结合起来。建设企业文化, 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的创造性过程。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 存在一些差别。比如, 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 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而东方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 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在是以理性为本, 还是以情感为本的问题上, 英美企业管理和东亚企业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而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这些都值得我国企业借鉴, 以取长补短。

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的同时, 还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中缺失的基本价值和思想观念。我国传统的等级制度、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使企业缺乏服务意识;官本位倾向和论资排辈的思想影响了人才的成长;法治精神的缺乏和对言传身教的重视给企业制度文化建设带来难题;复杂的人际关系增加了组织的内耗;求稳怕乱的思想影响了企业创新精神、竞争意识的发挥;片面的群体观念影响了个体才智的发挥;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淡化了企业的人才激励机制。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特别要强调法治精神, 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依法治企”、“加强制度建设”, 追求科学管理, 这必然要求企业要从习惯的“人治”向现代的、科学的“法治”转变。管理是科学, 也是艺术, 强调“法治”, 并不是否认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个人素质、管理能力和知识经验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关键是处理好“人治”和“法治”、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把二者有效结合起来。

我国要实现现代化, 要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首先就需要在思想文化上“补课”, 必须接受那些全人类共同的和现代化最需要的基本价值, 补上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缺失”的部分。所以我国文化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 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积极有效地接受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让自己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更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 要继承、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 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使之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 培育我国现代企业精神, 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三、共性与个性的和谐

企业文化的共性特点和个性特点是相辅相成, 企业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要体现个性特征。企业对自身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根本。认清共性, 对于企业来说, 就是找准了立身发展的根本, 而认清个性, 就是找准了差异化发展的竞争之路。企业文化的共性内容应包括企业的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环境标识等。

企业文化建设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能较好地反映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应当体现共同理想、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责任感以及服务奉献精神、科学精神等, 要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这是全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这是共性的东西。但由于企业行业不同, 或同一行业所处地方环境不同、历史传统不同、体制模式不同、员工素质不同、承担的社会职能不同、规模大小以及追求的企业目标不同, 进入市场的时间不一样, 因此企业文化也有不同。

目前我国企业文化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共性有余, 个性不足, 缺乏鲜明的个性。许多企业文化存在口号式、公式化、雷同化、概念化现象, 缺乏鲜明的个性, 不能以通俗形象的语言表达, 过于抽象, 使人不知如何操作。

目前我国企业的理念使用频率最高的几组词语, 如“求实、奋斗、团结、创新、拼搏”等, 失去了企业精神的鲜明个性和特色, 变成了所谓工业企业中标准件的组合。这也就是使某个行业、某个企业的企业精神变成了所有企业共有的“企业界精神”。缺乏针对性和企业个性, 不能反映不同行业的独特传统、独特风格和独特追求, 给人留下千篇一律的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构不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要遵循个性化原则, 要有特色鲜明的个性特征。企业精神的生命力体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拥有自己的个性, 没有个性的企业精神是很难凝聚职工并焕发职工斗志的。企业精神的概括和提炼要富有个性、特色和独具的文化底蕴, 在表达上要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突出个性, 不求其全, 但求其特, 求其有独具的文化魅力。

凡是成功的企业, 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 例如, 北京同仁堂的“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杭州胡庆余堂的“戒欺”, 大家都知道这是胡庆余堂的企业精神;宁波雅戈尔集团的“装点人生, 服务社会”, 既有行业特点, 又有独具的文化底蕴;广州五羊本田摩托公司的“聚五羊灵气, 取本田精髓, 创世界一流”的企业精神, 使企业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大连燃料总公司的“燃烧自己, 温暖他人”, 既有行业特点, 又体现了员工的奉献精神。一些国际知名企业的企业精神就独具强烈的个性色彩, 如硅谷精神:“容忍失败, 鼓励成功”;松下精神:“把干毛巾再拧出一把水”, 不但有特色, 而且语言十分形象生动, 让人过目不忘;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因为有不少发明创造而蜚声世界, 它的管理之道是“无为而治”四个字, 真正体现了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文化特色, 因为真正的科技发明什么时候出现是很难预定的, “无为而治”反映了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 比较符合科学研究的特点;IBM的文化则是24小时到位的服务文化。

总之, 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而又细致的建设工程, 要循序而进, 因势利导, 根据企业的实际和可能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不要急于求成地提出口号化、雷同化的“企业精神”、“企业理念”, 要充分体现民族特色、现代文明成果和个性特征。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2]李玉泉:企业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9

[3]彭正穗:孔子与商战伦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论文 篇8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管理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可以说，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有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及其富有东方个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人们的一番思考。所以，在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构建一个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个迫切的也是必然要完成历史性课题。我们应该从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国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统一

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人的心理观念、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多元多变，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有多种多样的不同，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常常与科学管理制度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影响，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与发展 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实施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天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作为组织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儒家所提倡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中会提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关于指挥管理，现代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关于激励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日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力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谚，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佛教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

佛教博大精深，特别是隋唐时期西风东渐以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对佛教本身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承认人自身的伟大，从人本身去寻求真知，既没有中国传统道教的出世观，也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原罪说。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才使佛教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被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庶人所接受。佛教是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种讲求以人为本的宗教派别。我们一般认为宗教是相信和崇拜超人和超能力的控制力量，而佛认为其本身只是人类的一员，他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的努力与才智。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并且每个人都有成佛潜能。因此佛教是一种“强调以人为本的，用以规范人的思想、行为的一种强有力的规则体系”，这种体系类似于哲学的定义，因此也有人在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上争论不休。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的企业，应该吸纳经世济众的精神，把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企业的组织目的就是盈利，但并不表明企业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和准则。其一，企业可以通过其用以获利的产品来给别人带来思想、身体上的解脱，对于企业的经营方式、所经营的产品，都要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其二，企业通过盈利来帮助企业员工以及社会解脱痛苦、寻求快乐。而企业员工和社会得到企业的帮助后会自然而然地信奉企业本身所倡导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企业树立了经世济众的精神后，通过一定的途径，让企业员工和社会知晓、认同这些精神，会为企业本身的经营带来极大帮助。无论是金蝶“发展软件产业、振兴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还是商务通“科技让人更轻松”的温情关怀，都会激发企业员工的使命感，使员工工作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同时也会使社会对企业本身给予更多的信赖，以利于企业自身发展。

对于企业文化而言，众生平等应该作为其基本精神之一，应倡导企业内部员工平等相待。企业的创立者并非绝对神圣，他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作为企业里最早为该企业寻找到生存和发展途径，并引导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角色。企业的各级领导者是各级团队中具有不同分工承担不同任务的普通一员，领导者不是带领团队去执行他所决策和定义的工作目标，而是与团队的其他人员一道去共同实现大家所认可的工作目标。每位员工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定义所属团队的目标，也有权利去否决他所在团队的工作目标。在企业里扁平化管理模式应取代A型管理模式，互助观应取代领导观。除平等相待外，企业应尊重每位员工的发展权利，在企业文化里要突出每位员工无论资历深浅、能力大小，只要自己不断努力，都有可能成为领导的观念。每位领导都是帮助员工成功的兄长和朋友，每位员工都希望成为领导以帮助更多的员工成功，这样的企业没有理由不发展壮大。海尔提出了著名的“赛马场”策略，使海尔的每位员工都有公平感、成就感，也使海尔的诸多才俊脱颖而出，他们为海尔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重智尚真对于企业文化的价值，显然不在于其“万法唯心”的主张，而在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不为事物表象所迷惑，崇尚真理、质问权威的精神。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是企业永葆青春的法宝。在企业文化里应明确一点，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管理制度方面永远没有完全了悟其所有真谛，到达终极目标，还有许多本来就存在的资源和潜力没有被我们利用和挖掘，以此来激励企业员工借助自己的智慧不断探求和接近各自工作领域的真理。对于企业内部乃至行业内的权威，虽不赞成去唾骂，但也要敢于去质问和挑战。在企业文化中应该鼓励员工去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并及时去修补经营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对于企业已有的文化要不断地在企业经营中去加以检验，以便适当扬弃。敢于对企业已经形成的企业文化挑战，是企业文化中重智尚真的重要体现。

纵览古今，很多佛教信仰者以特有的佛教净胜为人处事，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同样有很多人借助佛教净胜建立起特有的企业文化，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自身的独特魅力，为打造百年老店奠定深厚的企业文化基础。

作业：对管理学课程的期望与建议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