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

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共8篇）

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 篇1

提要：本文主要讲述了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他们曾经狂热地追求个性的解放，婚姻的自由。子君为了婚姻自主，不顾一切非难，脱离了自己的家庭，更喊出了个性追求的最强音。涓生绝对不如子君勇敢和热烈，但他比子君更能经受失业的打击，比子君看到更广的人生意义。为什么他们的爱情慢慢变淡，最终走向失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他们生活在旧;

（二）他们自身性格的特点;

（三）上的困顿。最后写《伤逝》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深思：

（一）爱情是否需要理性;

（二）完成了婚姻以后，爱情如何。

关键词： 知识分子

觉醒

个性解放 破裂

抛弃 深思

一、绪论。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人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除年龄、外貌、金钱、地位外，他还有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被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赔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无辜的朱安。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他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终于逃出来了。鲁迅就以自己婚恋为题材，写了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里面的两位主人公涓生、子君折射了鲁迅、许广平的影子。

《伤逝》创作的年代与我们这个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角度，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作者以一般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这是由喜到悲的变化转折，是我们所深思的。

谈及《伤》这篇文章时，往往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便是：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写的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这不错，或者更深一步，会将它当作近代新文学作品中为反封建而宣扬爱情、主张个性解放的之一。这固然也不错。但究其两种印象而言，皆未抓住鲁迅先生写这篇《伤》的真正要旨--即批判走个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向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揭示了社会解放才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而这些思想就是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对人物的塑造而表现出来的。

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

（一）、子君追求个性解放。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大无畏的。子君不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勇敢地喊出了个性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奋起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二）、子君与涓生成功地同居。共同志趣和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贴在一起，涓生因为看不见子君而感到“百无聊赖”，并为子君的安全忧心忡忡，“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一旦子君来到自己身边，他就感到内心充实，提着的心也就“宁帖”下来。子君更是为了和涓生恋爱，不顾一切议论和阻拦，毅然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她对路上遇到的各种敌意的眼光“全不关心”，两个青年人为着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个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围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

（三）、子君与涓生爱情的破裂。他们同居后，幸福和甜蜜的生活却没有多久就开始有裂痕。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见识起来越短，经常和官太太暗斗。她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是她生命中的缺陷。而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后，由于不能在浪漫中整合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扩容而不能整合性的生命逻辑，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心理能力。面临生有危机时，如何处理基本“求生”的难题时，他却避免与爱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摆脱不了男权意识，最后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抛弃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责，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涓生和子君这一对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场。

三、《伤逝》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三方面：

（一）、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

（二）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

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三）、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美国心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

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四、《伤逝》对爱情的解读，对于我们这，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思。

（一）、爱情是否需要理性。毋庸置疑，爱需要激情，需要无畏的付出。人生享受爱情的过程也是一个激动与被激动的过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同样是在激情里，在激动与被激动中开始的，对于子君，她以爱情的全身心的拥抱来面对人生，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在这里，子君一方面已经完成了自我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把自己推向了非此即彼的非理性的生命归宿。但是当他们义无反顾地把拥抱了爱情之后，生活开始逼迫着他们向理性回归。随着涓生的失业，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了，在同居之前所有思考所未完成的部分，这个时候都需要他们去理性地打量。对于涓生，在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之前，他是否有能力为爱情准备一切？没有！子君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但对于涓生，他不能为爱情牺牲事业，一句话物质是爱情的基础，在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之后，爱情也失去了依存之所。由此看来，涓生的变心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不负责任，更多的是对爱情理性思考的不足。

（二）、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有一句话不无道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爱情中的双方来说，爱情是一种心心相印，是两情相悦，是快乐的男欢女爱。在没有同居之前，涓生和子君是心心相吸的一对，是精神的绝对互动。同居以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的生活把爱情中的女性彻底地改造了。子君和涓生已经没有太多的精神上的交流，子君不再与涓生如婚前一样热烈地讨论人生、文学，子君感兴趣的是如何打理好这个家，今天做什么吃什么。在涓生看来子君变得越来越俗。爱情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涓生开始从这个围城里逃离。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鲁迅没有回答，但他给了我们思考的课题。

其实，爱情和生活一样，平平淡淡才是它的真实内核。当我们把爱情看得不再平淡，给爱情付与了太多的的时候，一旦爱情演变成婚姻，危险便会随之而来。

所以，天地之间这个爱字，并非如我们年轻所想像的那样只要两情相悦就行了，也不是如我们的有些前卫主义者那样，爱情是一种游戏。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许她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思考去演绎，当我们在不懂爱情的年龄任我行，生命会给你开一个要你用一生去承受的玩笑。

参考文献：

1、《鲁迅短篇小说欣赏》，主编：卢今，广西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2、《鲁迅》第十一期，主编：赵晓笛，出版社。

3、《论〈伤逝〉个性解放》第348页，主编：冯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鲁迅作品论集》第109页，1984年版，主编：王瑶。

鲁迅研究扫描

鲁迅早已被国外学者称为“鲁迅的被接受”，而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按 照鲁迅“先行，文艺后变”的观点对此加以考察，很容易发现国外鲁迅研究始终受 到国际风云变幻的推动与制约。在冷战时期，国内鲁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在国外 鲁迅研究中同样存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夏志清与捷克学者普实克之间关于中 国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那些著名的论争，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国外鲁迅研究 中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特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中政治性解读和二元对立的 思维格局被打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现代人文精神不断充实着鲁迅研究的，从而导 致了鲁迅研究从思维方式到研究，从概念范畴到话语系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 外，由于缓和代替了冷战，对话代替了对抗，鲁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因此消解。此 后国外的鲁迅研究，虽然没有像国内那样，出现对鲁迅本文的“重读”、“深读”、“ 细读”和对鲁迅的“重估”、“重构”、“重塑”，却也的的确确翻开了新的一页：世 界性文化比较研究，文本的文化解读，文化的史实辨正，以及阅读接受研究，构成 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鲁迅研究的主流。

文化比较

一位日本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在谈到对鲁迅研究施加重大的“思想史”时说：“战 后思想的主题是„政治‟，现在却是„文化‟”。在这一背景下，世界性的文化比较研 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外鲁迅研究中占有突出位置。

由鲁迅的思想特征所决定，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的关系，始终是中外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可是，、日本、欧美的研究史状况却完全不同。由于进化论是纯粹的理 论，将它运用于人类领域，曾经受到恩格斯等大思想家的批判，加之社会达尔文主 义也确实导致了人类的灾难性影响，因此我国此前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的研究，一方 面重在剥离鲁迅接受进化论的负面成分，另一方面则突出鲁迅由于进化论的局限性而最 终扬弃的必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在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日本一度起到 了中转站的作用，日本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的研究，一般注重进化论向东方传播 的具体途径以及鲁迅接受内容的研究。由于欧洲在进化论的施加影响和接受影响中处于 肇端地位，进化论及其流变与影响的异同，常常是欧美学者所关注的，在以上背景下，也是在中日学者渐渐失去了对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这一课题的热情的情况下，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鲁迅与进化论》一书，重要性就非同一般。

《鲁迅与进化论》的作者詹姆斯·里夫·普塞，十分熟悉进化论及其流变，从达尔文 到赫胥黎再到斯宾塞，源流清楚明晰。其次，普塞在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施瓦茨 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论著基础上，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具有深入了 解。再次，普塞详细梳理过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著，具有深厚的学术史积累。但是，对于 我国学者大部分观点，普塞持否定态度。因此，反驳与辩证我国学者有关进化论与鲁迅 思想关系的研究，便构成了《进化论与鲁迅》一书的主要内容。美国籍学者寇志明在评 论此书时说：“鲁迅本人并非该著作研究的中心，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鲁迅研究学 派的探讨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在。”

普塞的《进化论与鲁迅》所以重要，基于两个原因：

一、该书将19世纪后期西方 著作，同此后与此有关的中文论著，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比较。这恰恰是我国的有关论著 最缺乏的。

二、普塞对我国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论著的颠覆，的确有他的合理性。这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前提正确与否。十分可惜的是，普塞为了反驳的效果竟不惜伤 及自己论著的科学性，对此寇志明指出，“普塞犯了与他指责的共产主义史学家所犯的 同样错误”。这恐怕是思维惯性所致。可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消除冷战思维，应该 是东西方学者共同的任务。

2001年德国彼特·朗格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同样是世界性 文化比较研究著作，作者张钊贻。同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研究一样，尼采与鲁迅研究也是 中外学者始终关注的课题，而且难度更大。《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书名 就较为费解。所谓“温和的尼采”是针对“严厉的尼采”而言的。原因是纳粹德国的扩 张理论不仅与尼采有着密切的关联，“严厉的尼采”形象当时也被恶意地过分强调。有 鉴于此，克莱思·布林顿于1941年以“温和的尼采”这一说法加以校正。张钊贻借用了 这一说法。《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共分五章：

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二、奴隶价值的重估；

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

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 ”改革；

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该书不仅是最新的成 果，而且在全面和深入方面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在课题的拓展和研究进展上，《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至少有两个方面作出了 新贡献：第一是在鲁迅对尼采美学的中心主题的吸收方面；第二是在鲁迅与尼采哲学的 政治因素方面。尼采美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研究，在王国维研究中产生过很好的成果，鲁迅研究则相对薄弱。《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投入了大量篇幅全面论述 了这一，对此，瑞士学者冯铁评价说：“应该说是一种全面的重新估价”。而鲁迅 与尼采哲学的政治因素，历来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王富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 题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尼采是在中国社会上名声最臭的一个思想家，……另一方面，这个名字又和我们民族最响亮的一个名字鲁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说明这样一 个极端矛盾的现象，将会涉及许多重要的根本问题”。张钊贻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非常全 面，例如，他通过论述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个人主义、精英主义、激进主义和 偶像破坏，进而在尼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行关系，并且认为鲁迅对共 产主义思想的迷恋同样来自尼采的影响。

文本解读

在新的国际形势的思想背景下，国外的鲁迅研究中有关文本解读的变化，远没有国内 巨大，在“重读”和“细读”方面，国外学者更偏重于后者。

1993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丸尾长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一书，两年后 秦弓翻译的中文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日本获得很高的评价，著名学者伊 藤虎丸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评价说：“1989年后，只有丸尾的这本书能够代表我国的 鲁迅研究。”不过，对于此书，同是日本学者，着眼点却各有不同。伊藤虎丸看重的是 鲁迅研究进程从政治向文化的过渡，而该书恰恰是有关鲁迅在乡土文化层面上的研究成 果。丸尾长喜自己更强调此书在文本解读上的特征。在他看来，把鲁迅文本中“关键词 汇和意象的前后段落抽取出来”，并加以系统化，由此归纳出鲁迅的“单位意象、单位 观念”，进而把握鲁迅的思想内涵，是此书最重要的方法特征。以上两种着眼点，正是 对此书在宏观上的主线与微观上文本解读两个重要方面的概括。

丸尾长喜注重解读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他就发表了《“难见真的人考!”——＜狂人 日记＞第十二节末尾的解读札记》，他的观点曾引起丸山升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并且在 翻译鲁迅作品时加以采纳。20世纪30年代对这一过程丸尾长喜曾回顾说：“我的研 究的主要关键词汇原来有两个，一个是„耻辱‟，一个是„鬼‟。换句话说，„耻辱‟ 和„鬼‟是我鲁迅研究的„两根主干‟。”《鲁迅：“人”与“鬼”的纠葛》一书，副 题是《鲁迅小说论析》，这无疑指明了此书的最终落脚点，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始自解 读，终于论析。如果将该书分解，不难发现，该书还隐含着从鲁迅生活的思想文化背景，到他的精神产品的创造，再直逼他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和系统。丸尾长喜对鲁迅作品的 解读不仅仅出新，也因此具有了一般的解读所不具备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外鲁迅研究中很少涉及鲁迅的旧体诗。上世纪80年代以 前，有关的研究似乎只有两例，一是美国华裔学者李欧梵的《铁屋子里的呐喊》一书列 有专章，一是意大利学者安娜·布雅蒂为《鲁迅的诗作和诗论》所作的长序。1996年美 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寇志明的《诗人鲁迅：鲁迅的旧体诗研究》，是国外鲁迅研 究中少见的专著性成果。该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第二部分是主要部分，对 鲁迅现存的旧体诗逐一进行阐释和讨论。也就是说，解读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寇志明对 鲁迅旧体诗的解读，采用了主义，他把每首诗都放到背景中，广泛征引诸 如鲁迅日记的记载、鲁迅与友人通信中的讨论、作品集的序言、亲友的回忆录等等。在 此基础上，寇志明把每首诗都译成，然后详加注释。在讨论文字中，作者尽可能让 诗歌自身说话，也特别强调鲁迅的个性和个人风格。而作者本人个人感情色彩也分外浓 重。该书值得我国学者注意的部分应该在导言部分。这正如捷克学者奥加尔·洛莫娃所 说：“它在许多方面对最近广泛讨论的20世纪文学中的性也有启发作用。”“这本书将给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带来新的启示。”

国外学者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在国内引起关注的，倒是类似英国学者卜立德的《为豆 腐西施翻案》(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等文章。事实上，这类解读在日本由 来已久，与我国学者的分歧也决不囿于具体的阐释，也许正因为这样，国外鲁迅研究成 果才更具参照价值。

史料实证

在各国的鲁迅研究中，日本的史料实证研究一直堪称独步、经久不衰，并且不受思潮 与世风的。这固然基于鲁迅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以及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更 主要的还是日本的学风使然。在史料实证研究中一直持之以恒，并取得卓越成果的日本 学者有两位，一位是关西大学的北冈正子，另一位是东北大学的阿部兼也。近年，他们 又分别出版了新的著作。

北冈正子的《鲁迅：在日本的异文化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一书，2 001年由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此书虽非专著，却是计划周密分工明确的系列论文的结 集。在结集之前，其中的大部分论文均以《留学时期鲁迅关联史料探索》为副题，发表 于《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完全可以说，北冈正子的这些论文是实证研究的典型范例，集中体现了日本学者认真、执着的治学态度。其具体作法是，首先对似成定论，其实 是以讹传讹的观点提出置疑，进而查阅历史档案等各种第一手资料获得证据，在此基础 上进行严谨、精细的考评，然后提出新的观点。例如，许多鲁迅传记都记载鲁迅是乘坐 “大贞丸”赴日留学的，北冈正子经过对有关邮船公司历史档案和相关报刊记载的调查，最后确认鲁迅是乘“大贞丸从南京到上海，乘神户丸从上海到横滨”的。如果这类调 查和考评尚属细枝末节的话，那么推翻鲁迅不日将入成城学校就读的自述，就既非末节，也非易事。这需要明治时期的日本外务省大量公文等资料作支撑。由诸如此类的研究 形成的《鲁迅弘文学院的入学》一文，终使鲁迅生平中这一阶段的面貌，变得确凿而清 晰。不仅如此，北冈正子在《另一国民性讨论——促使鲁迅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的波动 》一文中，调查出杨度与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曾就国民性和问题发生过一场 辩论，而杨度恰恰与鲁迅几乎同时入学，还在一个宿舍生活六个多月。因此认为，杨度 与嘉纳的辩论，无疑对鲁迅与许寿裳讨论和思考国民性问题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这种 史料实证研究，不仅是对史料的丰富，更是对研究视野的拓展。

阿部兼也曾主持过有关鲁迅在仙台的史实调查，1978年出版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 一书。1999年，东北大学出版会又出版了他的《鲁迅的仙台时代——鲁迅的日本留学研 究》。此书是近年日本实证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见 解。阿部兼也认为，鲁迅在藤野先生指导下，在钻研近代的过程中，终于明白为“ 人种强化”立志学医在认识上的错误，学术是大于国家的存在，认识的深化和民族使命 感，使鲁迅由医学转向文学。为写作此书，作者依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多限于鲁迅 在仙台留学时的背景材料。

接受研究

接受研究，或称研究之研究，亦即学术史研究。在国外的鲁迅研究中，对这一类型的 研究，重视程度较高，日本的丸山升、山田敬三，美国的艾伯，前苏联的热洛夫采夫，以色列的伊琳·艾勃等，都有这方面的成果，但是专著的出现却是近年的事。

1997年11月，日本创文社出版的藤井省三著《鲁迅＜故乡＞阅读史》，开创了一个接受 研究的先例：作者以一本书的篇幅，揭示了中日两国对鲁迅的一篇小说的接受史。该书 除《引言》和《结语》，中心共分四章：

一、知识阶级的《故乡》，二、科教书中 的《故乡》，三、作为思想教育教材的《故乡》，四、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乡》。显而易见，作者的这一研究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历史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以往的接 受研究，即使是针对某一国家的，面对的也是整个的介绍和研究的进程，仅仅面对一部 作品的接受研究绝无仅有。但是，藤井省三在研究态势和方法上却是宏观的，这正如这 本书的中文本译者董炳月所评价的，“就研究对象而言，„阅读史‟仅仅是研究一个短 篇小说七十余年间被阅读的历史。与那些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艺运动为论述对象 的综合性大文学史相比，……它都太小太小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称之为最小的 中国文学史。而恰恰是这部最小的文学史，以20世纪中国的文学空间为背景涉及了许多 大文学史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的领域。在叙述《故乡》的孕育与创作过程的时候，它运 用比较文学方法，论及文本与俄国作家契里珂夫《省会》的关系。在探讨《故乡》与中 国国文(语文)教科书之关系的时候，它涉及本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在论及《故乡》与读 者关系的时候，它又运用了传播学、接受美学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称为最大 的文学史。”

1999年12月24日至26日，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了“1999东亚鲁迅学术会议”。这次会 议以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的“鲁迅研究经验与影响”为主题，所提交的论 文多与接受研究有关，其中属于国外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清水贤一郎的《日本“名人 ”访鲁迅——关于战前日本报刊传媒中的鲁迅形象》、松浦恒雄的《关于战后日本对鲁 迅＜野草＞的接受和研究》、朴宰雨的《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以李泳喜、任轩永等几位运动家为中心》、金河林的《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等。

两位日本学者的论文，因国内已有相同内容的介绍文章，故此处从略。韩国的朴宰雨 在文章中介绍说，受到鲁迅影响的韩国变革运动家有四个类型：

一、作为韩国变革运动 的思想方面的导师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

二、70—80年代地下变革运动的先驱者。

三、70—80年代参加学生运动的或者后来研究中国文学并且参与进步学生活动的一群人。四、后来揭出变革倾向的农民田右义等人物。李永喜、任轩永属于第一、第二类人物的代 表。文章认为，他们主要在两个方面受到鲁迅的影响。

一、在探索精神与思想的出路方 面，鲁迅的许多著作给他们以指南。

二、在写作方面，鲁迅的杂文给他们以示范。韩国 的金河林在文章中列举了六位韩国作家和诗人，并具体论述了鲁迅对他们的影响，这六 位作家和诗人是：现代派诗人金光均、小说家李光洙、小说家韩雪野、作家李炳注、小 说家兼教授柳养善、女作家朴景利。在国外的鲁迅研究中，类似上述韩国学者的研究，已属凤毛麟角。

谈接受研究，日本的一本新书和一篇文章也必须提到。书是藤井省三的《鲁迅事典》，2002年三省堂出版；文章是尾崎文昭的《21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收入2 002年5月韩国中语中文学第一回国际学术发表会论文集《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 成就与方向》。

事实上《鲁迅事典》大部分内容并不属于接受研究范围，所以在这里介绍，一是该书 的出发点和目的均在于读者对鲁迅的接受，二是该书第五编是《鲁迅是怎样被阅读的》，三是该书涉及了迄今为止作者对鲁迅的被接受观点。作者在《前言》中对第五编介绍 说：“首先介绍中国从中华民国时期到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直到鲁迅被阅读的 历史、有关评论的变迁。在进行这种介绍的时候，不仅仅是介绍文艺界，研究者的批评，同时注意到将鲁迅作为国民作家乃至共产党的圣人推向前台的各种、政治力量之 间的关系。同时把出版社、书店、国语教科书、国语教室等等读者市场和具体的阅读环 境作为考虑对象。事典还注意到同为汉语圈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韩国接受鲁迅时 各自的特异性，同时介绍欧美的鲁迅研究状况。此外，还概述了从鲁迅留日至20世纪70 年代日本对鲁迅的接受、研究状况，在资料编„鲁迅阅读资料索引‟部分，还介绍了80 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在国外的鲁迅研究中，如此跨越时空的综合全面的接受研究，尚属首次。该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作者对鲁迅被接受的历史与现状的估价。他指出，“现在，全译本的日文版《鲁迅全集》已经出版，鲁迅的作品也被日本的中学国语教科 书收录。可以说，日本人几乎是把鲁迅作为„国民作家‟来接受的。在韩国、台湾、香 港、新加坡，鲁迅文学被广泛而持续地阅读着。鲁迅是东亚共有的文化遗产，是现代的 古典。在欧美，鲁迅也成为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这本《鲁迅事典》，就是用多种眼 光，从多种角度对这种作为东亚之„文化英雄‟的鲁迅进行阅读的事典”。

对于鲁迅的被接受，在尾崎文昭看来则是另一番面貌，至少在日本是这样：“中学课 本里的鲁迅作品慢慢消失，学生们连鲁迅的名字都有感到陌生。过去随时都能买到的鲁 迅作品的译本，现在市上几乎不卖了。”“这反映出近十年来日本文化界对待鲁迅比过 去非常冷淡，鲁迅的名字几乎被忘掉。”对这些现象，尾崎文昭说：“鲁迅基本上 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在这个层次上说，在21世纪的日本，甚至中国和韩国，以 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般青年人感兴趣已经 做不到。文化全球化促进了这条件。”

鲁迅似乎说过，“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爱情失败的原因 提要：《伤逝》所讲述的是两个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从积极争取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的斗争到爱情走向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里，那沉滞的社会很地毁去了他们爱情的绿洲；他们自身的性格的弱点；上的困顿。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只有彻底地解决这些！但无可否认，涓生和子君都是当时觉醒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爱情失败的原因 社会的沉滞 涓生和子君的性格弱点 经济困顿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 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也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他在1906年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但他为了不要伤害母亲，同时，也可以说为了保护朱安女士的性命吧，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出的女，泼出的水”，一旦嫁了出去，也就没有了退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被休了回来，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侮辱，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鲁迅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只有苦苦地维持着这段不是爱情的婚姻。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

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 其次，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

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3。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最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美国心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6。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如何撰写毕业论文

本科专业（含本科段、独立本科段）自考生在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后，都要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工科类专业一般为毕业设计、医科类一般为临床实习）及其答辩考核。毕业论文的撰写及答辩考核是取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文凭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衡量自考毕业生是否达到全日制普通高校相同层次相同专业的学力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由于许多应考者缺少系统的课堂授课和平时训练，往往对毕业论文的独立写作感到压力很大，心中无数，难以下笔。因此，对本科专业自考生这一特定群体，就毕业论文的撰写进行必要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就如何撰写毕业论文作简要论述，供参考。

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应考者完成本科阶段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是应考者的总结性独立作业，目的在于总结学习专业的成果，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文体而言，它也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说文。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可以分两个步骤，即选择课题和研究课题。

首先是选择课题。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因为，选题是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它实际上就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亦即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如果“写什么”不明确，“怎么写”就无从谈起。

教育部自学考试办公室有关对毕业论文选题的途径和要求是“为鼓励理论与工作实践结合，应考者可结合本单位或本人从事的工作提出论文题目，报主考学校审查同意后确立。也可由主考学校公布论文题目，由应考者选择。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应与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相一致，做到通过论文写作和答辩考核，检验应考者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但不管考生是自己任意选择课题，还是在主考院校公布的指定课题中选择课题，都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课题。选好课题是毕业论文成功的一半。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

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课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考生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考生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题。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恒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考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工作岗位如何，都有自己的业务专长，选择那些能结合自己工作、发挥自己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大有益处。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第一、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考生可以从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做实地调查研究、实验与观察等三个方面来搜集资料。搜集资料越具体、细致越好，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首先，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其次，做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能获得最真实可靠、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调查研究时要做到目的明确、对象明确、内容明确。调查的方法有：普遍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调查的方式有：开会、访问、问卷。最后，关于实验与观察。实验与观察是搜集科学资料数据、获得感性知识的基本途径，是形成、产生、发展和检验科学理论的实践基础，本方法在理工科、医类等专业研究中较为常用，运用本方法时要认真全面记录。

第二、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考生要对所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全面浏览，并对不同资料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如阅读、选读、研读。

通读即对全文进行阅读，选读即对有用部分、有用内容进行阅读，研读即对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内容进行全面、认真、细致、深入、反复的阅读。在研读过程中要积极思考。要以书或论文中的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与研究方法来触发自己的思考，要眼、手、脑并用，发挥想象力，进行新的创造。

在研究资料时，还要做好资料的记录。

第三、研究课题的核心工作―――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考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根据选题，确立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提出自己的观点要突出新创见，创新是灵魂，不能只是重复前人或人云亦云。同时，还要防止贪大求全的倾向，生怕不完整，大段地复述已有的知识，那就体现不出自己研究的特色和成果了。

根据已确立的基本论点和分论点选定材料，这些材料是自己在对所搜集的资料加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材料要注意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注意前后材料的逻辑关系和主次关系。

第四、研究课题的关键工作―――执笔撰写。考生下笔时要对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注意：拟定提纲和基本格式。

拟定提纲包括题目、基本论点、内容纲要。内容纲要包括大项目即大段段旨、中项目即段旨、小项目即段中材料或小段段旨。拟定提纲有助于安排好全文的逻辑结构，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

基本格式：一般毕业论文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4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所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第五、研究课题的保障工作―――修改定稿。通过这一环节，可以看出写作意图是否表达清楚，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是否准确、明确，材料用得是否恰当、有说服力，材料的安排与论证是否有逻辑效果，大小段落的结构是否完整、衔接自然，句子词语是否正确妥当，文章是否合乎规范。

总之，撰写毕业论文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活动，对于缺乏写作经验的自考生来说，确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考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虚心向指导教师求教。

文/林文广

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 篇2

一、艺术构思巧妙：苦命人儿悲惨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典型的环境描写和生动的情节叙述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等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让我们走进小说巧妙的艺术构思中。

（一）丽春之时，祥林夭折。

“她是春天没有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一个寡妇的处境很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的她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像商品一样被卖掉。

（二）孟春之时，被卖再嫁。

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她依然选择了“名誉”权，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抢了回去。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

（三）暮春之时，痛失爱子。

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地做了母亲。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地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

（四）迎春之时，凄惨死去。

祥林嫂再次来到鲁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沦为乞丐，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

在大年夜的祝福声中凄惨地死去的结局安排使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巧妙的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

二、农村女性悲剧：社会心理冷漠

马克思说：“人，归根结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物形象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能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必然性。祥林嫂为什么会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物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如下两点值得肯定。

（一）成功地塑造了以祥林嫂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妇女悲剧形象。

小说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物对她的态度也使她终遭遗弃，无人过问，使她求生不能，寻死又不敢。作者塑造了一个勤劳、质朴、善良、顽强、奋力抗争生活各种迫害及封建礼教摧残的典型农村劳动妇女的悲剧形象。

（二）小说中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看/被看”的模式。

在“好奇”的看客们“看和被看”的背后，作者以一个潜在的视角，高屋建瓴地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人们隔崖观火，玩味、欣赏别人的苦难，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这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时反复关注的问题。这体现了鲁迅对老大中国的劳动妇女的衰腐、麻木、悲惨，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反抗性质盲目：典型意义不同

祥林嫂的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因为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受了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因为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的性质是非常盲目的，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而是进了“狼窝”，怀着这种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祥林嫂在鲁四老爷等封建势力的迫害下，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她，反而蹂躏她、践踏她。病态的社会，以及病态社会的人们的存在造成了祥林嫂悲剧，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鲁迅深刻地洞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在拯救女性的灵魂时，他刻画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其目的就在于让我们行动起来，拯救衰亡的中华民族。

因此，我们在阅读中必须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小说中人物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参考文献

[1]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7.

[2]赵晓笛.鲁迅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1) .

[3]王瑶.鲁迅作品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汪晖, 钱理群.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5]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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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8]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浅论鲁迅笔下的劳动人民形象 篇3

鲁迅小说中着力塑造劳动人民的形象，目的是通过对他(她)们苦难生活和麻木精神状态的形象描绘，揭露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精神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罪行；揭露旧社会对劳动人民带来的心灵奴役和精神痼疾。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从而，“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药》中的华老栓对荒唐无稽的人血馒头能治肺病的迷信深信不疑，用多年积蓄下来的一点钱从刽子手康大叔手中买来了人血馒头时，“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置身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华老栓就是这样愚昧无知，那些看客对夏瑜之死，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围观，作为谈笑的资料。这充分说明，麻木不仁的不光是农民，还有更多的民众同样愚昧无知。

《故乡》中的闰土，同样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当闰土与小时候兄弟相称的“我”见面时，连声地叫“老爷”，这说明封建的宗法制度深深地毒害了闰土。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经济剥削使得闰土“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松树皮了”。封建思想的毒害，使闰土变得迟钝、迷信、木偶一般。鲁迅对闰土的描绘，既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经济剥削的抨击，又是对他们精神上毒害农民的罪行的揭露。

而《阿Q正传》中的阿Q是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精神胜利法所毒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他和别人口角时，却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头上有癞头疮，当别人嘲笑他时，他自我解嘲地说：“你还不配……”，似乎这癞头疮是一种高尚的标志。阿Q还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孔孟说教，相信“男女之大防”的谬论，他还“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这些腐朽的封建思想使得阿Q愚昧、麻木、落后、无知。鲁迅对其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祝福》中的祥林嫂，便是旧中国深受四种权力毒害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祥林嫂并非不想为自己的丈夫守节，但她自己是没有独立选择的权力的。婆家像卖牲口一样卖掉了她，使她守节不成。祥林嫂精神上受到摧残，“只有那双眼睛间或一轮，俨然还是一个人”，但封建道德最终还是吞噬了她的灵魂。祥林嫂原本是坚韧的，具有很强的耐力，既勤劳又淳朴。她提出“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虽表现有反抗精神，但她是无可奈何的，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自己的悲剧命运。

论鲁迅笔下阿Q 篇4

——论鲁迅笔下阿Q的人物形象

摘要：在《阿Q正传》中鲁迅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不知觉悟的落后农民形象，鲁迅通过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暴露了农民的思想弱点，揭示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的人物。本文将从阿Q谜一样的身世背景，独特的性格特征及其形象意义等多方面来解读鲁迅塑造的这一个被喻为“国人灵魂”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身世背景；精神胜利法；革命；形象意义

内容：

一、阿Q的身世背景之谜

（一）阿Q“三无”的身世：无姓、无名、无籍贯

阿Q是一个孤独者，他犹如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一样，从石头中蹦出，横空出世，没有任何来由。先说阿Q的“姓氏”,我们知道在过去地位低下的妇女是无法与男子分享平等的社会权利，但好歹她们也有个姓氏，可被人称呼为王氏、李氏的。可我们可怜的阿Q却沦落得连个姓氏都保不住。鲁迅在他的《阿Q正传》中说：“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因为阿Q得知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很是高兴，便喝了酒“手舞足蹈”地炫耀是本家。要知道赵太爷与阿Q在未庄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的。赵太爷哪里容得阿Q胡言乱语，第二日便重重地赏了他好几巴掌，连未庄的人们都说阿Q是自找打，于是阿Q沉默了，此后也再没人提起他的姓氏，阿Q的姓氏就这样被活生生地剥夺掉了，所以我们也终究无法得知阿Q究竟姓什么。再说说阿Q的“姓名”，从前人们是很讲究“名、字、号”这一套的，不过这都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象征。但阿Q身份低贱，无法讲究那么多，但他终归是个人也总该像个普通人一样有个名字吧！可是阿Q似乎还是令我们失望了。鲁迅说在平日里未庄的人们都呼阿Q为：“阿Quei!”那到底是阿桂呢还是阿贵？鲁迅思来想去也未能得出结论，他说他最终只能“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可这阿Q听起来像是个人名吗，怎么就像是平日里我们在称呼那些阿猫阿狗的，可鲁迅他已经尽力了！所幸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我们也就只能这么将就地用吧！还有“籍贯”的问题，阿Q的籍贯也是一片模糊啊，用我们时下的时髦话讲：他，就一黑户！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若姓赵，就可说是“陇西天水人也”，可惜这姓不可靠，他虽住未庄但也常宿他处，因此也不能笼统地说是“未庄人也”。阿Q就是这般的可怜，在那个宗法制度盛行的时代，他却一无所有！姓氏、名字、籍贯这些可谓是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可他被通通剥夺掉了，所以他

只能是一个动物意义上的人了！

(二)阿Q “三无“的背景：无家庭、无固定的居所、无固定的职业

“阿Q是贫民阶层中的贫民，是旧时代一个地地道道的弱者。”阿Q，他没有家，在未庄的时候他就居住在那一个四面透风，冬冷夏热，鼠虫乱窜，臭味扑鼻的土谷祠中，但这样一个地方予他而言却像是个宝贝，至少它能够收容他，总比去露宿街头的强吧！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别人打工，干点体力活，体力活历来流汗多而挣钱少。当然，阿Q除了能干些体力活，没有其他别的本事了，只能靠出卖体力混口饭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阿Q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曾想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女人能够陪伴他，正是这种炽烈的想法促使他鼓气勇气向赵家的吴妈表白。可是这一场恋爱终究演变成一场悲剧：阿Q不仅为此挨了骂挨了打，甚至连维持生计的饭碗都给砸了，还落得个“臭流氓”的坏名声。

阿Q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生存，在毫无保障的生计来源中挣扎，他不但在政治上受到压迫，经济上也忍受着惨重的剥削，这必然注定他的一生是孤独而又贫苦的！

二、阿Q的独特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

（一）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其产生的原因

“精神胜利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失败主义思潮的集中表现，是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产物，主要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和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情形下，现实环境促使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病态心理。

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原因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因素的统一体。首先，它是处于奴隶地位的阿Q在受到社会凌辱但又缺乏现实抗争的思想意识和能力时，而在精神上产生的一种以自我安慰和麻醉为特征的愚昧思想。阿Q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在物质上，他失掉了土地，也无固定的职业，住在土祠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在精神上，他常常受到欺侮和嘲笑。这种生活遭遇，必然激起他对给他带来屈辱和不幸的社会力量的不满。但是，由于愚昧，他既弄不清楚造成这种境况的根本原因，更缺乏取得现实斗争胜利的正确方法和力量，因而，他走上了一条追求病态的幻想的胜利道路。同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他在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下，虽不能在实际上成为有权势者，但在精神上却幻想成为有资格和力量去支配别人的一种落后思想。

(二)阿Q“精神胜利法”的主要表现

精神胜利法是在“物质关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们，在精神上克敌制胜的思想与方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欺欺人。通常阿Q一旦被别人扯住辫子磕了响头后就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是“儿子打老子”当别人识破了他的“精神胜利法”，阿Q又改口承认自己是虫子。事后他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他说：“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达到极度夸张的顶点。

2、欺软怕硬。阿Q有一套处世哲学是“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对强者不敢反抗，便在弱者身上进行报复。于是乎，他对王胡、小D蔑视，对老尼姑、小尼姑“视如草芥”，这些都是阿Q欺软怕硬的典型表现。

3、讳疾忌医。阿Q非常忌讳自己的缺点，那就是他满头长着的“癞头疮”，因此他讳说“癞”和一切近于“癞”的声音，后来则连“光”、“亮”、“灯”、“烛”都忌讳了。就连王癞胡，阿Q也只叫作王胡，可见其忌讳之深。

4、麻木健忘。当阿Q遭受到赵太爷的毒打，挨了秀才的大竹杠及洋鬼子的“哭丧棒”，他很快的就能忘却，“似乎完结了一件事”。这种对于被侮辱、迫害的麻木、健忘，使得阿Q永远陷于精神的胜利之中，不能自拔。

以上几方面，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主要表现。这种精神状态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也即如恩格师所说的是农民式的“冷漠”,这种“冷漠”是“专制主义的强有力的支柱。”

三、阿Q的革命畅想曲

阿Q具有革命的要求，这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阿Q十分贫苦，他没有家，就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地，除了一双手，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或劳动工具；更没有固定职业，到处流浪，帮人打短工，完全自食其力。他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经济上却受着惨重的剥削，赵太爷为了剥削他的劳动，一改往日晚上不点灯的作风。他因为“恋爱悲剧”被敲诈勒索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在政治上，他更是没有任何地位，人们可以随意奚落他。当革命来了，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然而，阿Q并不了解革命。首先，他对革命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造反”的认识上，他认为革命就是一帮人拿着板刀、钢鞭等呼朋唤友地相约一同去“打家劫舍”。阿Q对革命的这些认识是极其荒谬的，这也反映出他思想上的愚昧无知。其次，他把革命当作是他报复欺负过他的人和强行占有他人财物，甚至女人的卑劣手段。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特别是当他发现大嚷：“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惊惧的眼光，甚至赵太爷也得小心翼翼地称呼他为：“老Q！”时，他便开始对革命充满幻想，幻想着人们朝他下跪求他饶命的情形，幻想着将赵家、钱家值钱东西通通搬到土谷祠中，还幻想着未庄中各种各样的女人。可惜幻想终归只能是幻想，阿Q对革命的这一系列的错误认识注定了他的这场革命也只能是一场悲剧，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教训！

四、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

阿Q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通过研究分析和总结，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揭露国民劣根性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是一个长期忍受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帝国主义侵略，生产极其落后的国家。这些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影响造成了人们目光短浅、狭隘保守、卑屈奴性、逆来顺受的国民劣根性。为了挽救国民，我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的主体思想，也是《阿Q正传》的创作思想。鲁迅曾指出他的创作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说过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通过阿Q，“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鲁迅笔下的阿Q，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完全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

压迫，精神上受奴役，人格上受凌辱的地位。可是他却并不觉悟，依旧固守着封建的传统思想，依旧麻木不仁的甘心做着奴隶！他又经常欺软怕硬，在强者面前卑躬屈膝，在弱者面前耀虎扬威。他有惊人的“健忘症”，可以十分自轻自贱，这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自我陶醉的手段，使他安于那种充满痛苦和屈辱的奴隶生活。阿Q就像是一面镜子，任何国人拿起来照一下，似乎都能够看到自己。阿Q的屈辱性格对于中国人具有针砭的意义，鲁迅正是希望通过这个形象来惊醒国人,起来改造这落后麻木的国民劣根性，这也使得Q阿这个形象具有了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二）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1、是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具有革命不彻底性，这导致了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从胜利走向失败。以阿Q为例，阿Q是未庄贫民中唯一听到过革命党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他却认为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打家劫舍”，革命的好处就是可以报复他人，得到好东西，抢得好女人，可阿Q最终却被革了命！而对于这种革命结果，“在未庄是无异议的，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不无杀头这般好看。”这说明，革命没有宣传教化群众，群众是愚弱的，对革命的认识是盲目，无知和冷漠的，这样的革命必将无法胜利！

2、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妥协和封建地主、官僚阶级投机革命，借革命营私。从城里的举人老爷、知县、把总到未庄的赵大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都富有反革命的经验，更善于变化和钻营。文中有这样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县城，对封建势力毫无触动。“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是改称了别的，而且都做了革命党了。在未庄，假洋鬼子成为革命的风云人物，他还介绍赵秀才参加了革命党。这都可见原来所谓的“革命新贵”却通通都是“封建旧势力”，于是乎，城乡勾结，串通一气，维护着封建阶级的全部利益，更甚者是运用新革命力量进一步来压榨人民的利益，革命到最后却是使人民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置于今天阿Q的意义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对我们民族劣根性的自我批判，是对人性的弱点的大暴露，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明镜。置于今天，阿Q的形象予我们的意义已不在像过去那般单一，是具有多面性可言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阿Q形象一再上演。有的人在他人的痛苦中产生快感，有的人在他人的失败中享用胜利，有的人在他人遇难时麻木不仁，有的人骑在他人的头上作威作福„„这些无一个不是阿Q的典型形象，但这些形象应是受我们鄙视和唾弃的！

然而我们也发现阿Q置于今天也有了另一种新的启示意义。曾看到网上流行的一首“打油诗”，被喻为“新时代阿Q”，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好好活，慢慢拖，一年还有一万多；

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

少吃盐，多吃醋，少打麻将多散步；

按时睡，按时起，打拳跳操健身体；

只要能吃饭，钱就不会断；

不要嫌钱少，就怕走得早；

官再大钱再多，一样都进高烟囱；

一个中心：以健康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糊涂点，潇洒点；

四个忘记：忘记年龄，忘记疾病；忘记恩怨，忘记过去。

祝大家：开心快乐！长命百岁！！

所以谁说阿Q的精神就一定是落后的呢，反观我们现代的社会，有时在我们生气时，苦恼时，阿Q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新时代的阿Q体现的是一种乐观、感恩、知足常乐的情怀，时常保有这种情怀可以使我们更好调节自己的心态，可以使活的更健康更愉快，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不妨来学做一下新时代的阿Q：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开心多点！

总而言之，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是既令人同情又令人愤恨的！令人同情的是阿Q悲惨的一生充满着屈辱和贫苦。他在未庄人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又一无所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老婆孩子都是痴心梦想，他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和最根本的需要通通被社会剥夺掉了。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从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恶习：赌博、喝酒、偷东西，欺软怕硬，更甚至是耍流氓，调戏妇女„„这一切又令人十分地愤恨！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概括阿Q这个人物形象就是：让人“哀其不幸”，但又“怒其不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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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93

【11】 江潮.阿Q论稿【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33

【12】 萧新如 吴天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11

【13】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06

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 篇5

鲁迅对儿童形象的描述主要见于他的小说和回忆散文《朝花夕拾》当中。说起鲁迅的《故乡》、《社戏》, 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对那充满童趣的水乡少年生活悠然神往，会对一幅幅少年迅哥儿的生活图景陶然迷醉。鲁迅虽没有专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 但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 却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儿童形象。

鲁迅作品中的儿童形象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鲜活

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创造了一系列生机勃勃的儿童形象。如《故乡》中的少年闰土, 《社戏》中的阿发与双喜,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我”等。

在《朝花夕拾》的其他篇章里也写到了一些各具特点的儿童形象, 如《猫狗鼠》中爱鼠厌猫的“我”,《阿长与山海经》 中厌恶规矩而喜爱淳朴善良的长妈妈的哥儿, 以及《五猖会》中对父亲要背鉴略而心情不悦的小主人公。这些形象经鲁迅之笔, 稍加点染便生动鲜活, 跃然纸上。

《风筝》 是鲁迅回忆散文集《野草》当中的一篇。其中写到一个和我截然不同的小兄弟, 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 多病, 瘦得不堪, 然而最喜欢风筝, 自己买不起, 我又不许放, 他只得张着小嘴, 呆看着空中出神, 有时甚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 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高兴得跳跃。一种儿童的天性, 爱玩的天性, 鲜明地被描绘出来。在尘封的什物堆中自做风筝的作者, 对童年的游戏多么渴望。

鲁迅借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坚定了他的这一儿童观,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二、鲁迅文学作品中传递着童真、善良、美好

鲁迅是一位全身心地关注着下层群众命运的作家, 他的小说不仅以严峻的锋芒剖析着下层群众的精神病态, 而且也以热情的笔触展现和赞美下层群众的美好品德。对于儿童的心灵之美, 鲁迅同样是欣赏的。在他的笔下寄托着对儿童性格心理的思考, 他的文字中无不闪耀着儿童心灵的纯洁与向往自由的光芒。

鲁迅先生以阳光的笔触对待他作品中的儿童形象, 描写了几近单纯的儿童心理和性格, 歌颂了天真无邪、活泼好动、充满活力的儿童们。

鲁迅撒播在少年闰土中的童心与童趣是随处可见的: 我日日盼望新年中那种对闰土热切期盼的眼神, 我和闰土不到半日便熟识了的一见如故, 我和闰土短暂生活的亲密无间, 我和闰土分别时无可奈何地大声哭喊。这些天真烂漫、可掬可捧的童趣, 多么撩拨孩子们的心扉。这些乡村少年敏捷而果断, 淳朴而无私, 善解人意而懂事。

“阿发, 阿发, 这边是你家的, 这边是六一公公家的, 我们偷哪一边呢? ”喜先跳下去了, 在岸上说。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 一面说道,且慢, 让我来看一看罢, 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 直起身来说道, “偷我们的罢, 我们的大得多呢”。阿发叫别人偷自家的豆, 唯一的理由是我们的大得多, 这是多么纯洁高尚、多么淳朴无私。

《社戏》 中的农村少年淳朴热情, 活泼可爱, 没有沾染上世故的那种无私品格, 婉转写来, 楚楚动人。特别是在《社戏》 的后半篇, 作者更侧重从农村儿童精神世界上去挖掘来自内心深处的那份美好。可以说《社戏》 是一曲农村孩子的赞歌。鲁迅以富有诗意的抒情笔调, 表现了他们聪明伶俐、勤劳能干、纯洁无私及助人为乐的性格特征。

鲁迅作品中反映童真、童趣的叙事声音非常多。如童年时鲁迅与闰土间的游戏, 和阿发他们去看社戏等, 这些童真创作是很有意义的, 它是人的意识觉醒的重要部分, 更是作家们能分享相通的精神现象鲁迅作品中那些童真童趣的声音, 那些属于孩子时代的行为, 是儿童热爱大自然, 追求新知识,天真、幼稚、欢乐心理的见证。

三、在塑造儿童形象时, 鲁迅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 这样的叙事视角更有一种亲历的味道, 更有一种亲切感。

《故乡》 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以后, 母亲提起闰土, 使作品中的我脑海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二十余载的光阴并没有使他的记忆磨灭, 反而勾起了他对那段往事的回忆, 少年闰土的形象更加鲜明了。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 如同和读者对话, 告诉读者他早年的经历, 很能打动读者。当然, 鲁迅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 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告诉读者他难忘的童年往事。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的国民, 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劳动人民不都是中年闰土的复制品吗? 愚昧、麻木、等级观念根深蒂固, 他们的人性中缺乏的不正是儿童的生命活力吗?当然, 对于这一点鲁迅并没有绝望, 在《故乡》 的最后, 鲁迅写到了两个儿童的情景: 侄子宏儿和闰土的孩子水生, 他们还是一起, 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鲁迅也依稀看到了些许希望, “我”在朦胧中, 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 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为了表达他对这种率真、淳朴、富于生命活力的儿童观的赞赏, 鲁迅的良苦用心不言自明。

当然, 鲁迅在描绘儿童形象时, 也有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如《故乡》 中的少年闰土，他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 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这种哪吒式的小英雄形象是鲁迅所极力赞赏的,他是生命力的象征。鲁迅为了塑造好这一形象, 在作品中三次写到了项带银圈的小英雄, 反复地强调了鲁迅对这一形象的怀念与赞赏。

四、时间与空间

(一)时间: 成人世界与儿童视角

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呐喊》于1921年出版, 此时鲁迅已经快 40岁了, 应该说已到中年。《朝花夕拾》则发表更晚。《朝花夕拾》这样回忆童年生活的美文, 充满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

鲁迅文学作品中描写儿童形象的语言都渗透着儿童的特点, 语言符合他们天真烂漫的特征和年龄特点。从少年闰土、阿发等儿童形象的话语中, 我们可以知道, 孩子脑中尽装着那些好玩的事物, 这是他们所感兴趣的, 符合儿童好玩的天性。

1.外貌描写：童真无价

《故乡》通过闰土紫色圆脸、头戴毡帽、项带银圈的土气外貌和带有浓重乡土俗语讲述的稀奇的事, 抓住名字、外貌和语言三个方面的特点,刻画了一个勇敢、能干、见多识广的乡村少年, 一个

浑身上下散发出泥土般淳朴芳香的少年闰土。这个少年, 土得质朴, 土得纯洁, 土得可爱, 土得富有魅力。2.语言描写：童言无忌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在沙地上,下了雪, 我扫出一块空地来, 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扁, 撒下秕谷, 看鸟雀来吃时, 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 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 角鸡, 鹁鸪, 蓝背。现在太冷, 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也捡贝壳去, 红的绿的都有, 鬼见怕也有, 观音手也有。

从少年闰土的滔滔不绝的言语中能知晓, 少年闰土是一个聪

明、热情、生气勃勃的小英雄。3.心理描绘：童心无邪

对于二十四孝图与无常 , 作家专门从儿童的心理方面去细致地刻画他们毫无功利的、鲜明的爱与恶, 从而使儿童形象的塑造更加完善。对于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 , 鲁迅让作品中的我

在心理上对它产生了由高兴到扫兴、以至反感的情绪变化。!活泼而诙, 鬼而人, 理而情, 可怖而又可爱的无常形象是作品中的我以及许多小朋友所喜爱的。同时也表明在儿童的心里, 他们把这一形象当成了心目中的偶像, 作为做人的标准。和无常开玩笑, 是大家都有此意的, 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 有人情要寻找真实的朋友, 倒还是他妥当。鲁迅再一次让这无常身上的人性美来映照儿童的童性美。

在成人世界呐喊彷徨的鲁迅在回忆起少年往事时显得温情脉脉。当然, 小说里的时间与生活中的时间是不对应的。故事实际发生的时间与叙事时间并不是同步的。小说叙事往往对故事环节的关键段落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 而对无关紧要的情节一笔带过。这不均匀的叙事速度, 正是叙事的魅力所在。

(二)空间: 异乡漂泊与乡土记忆

鲁迅作品大多写于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但在异乡漂泊的鲁迅没有真正离开他的故土。他的作品带着作者故乡的味道,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绍兴地区浓郁的乡土气味, 风俗、习惯、文化, 全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作品《社戏》 显示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以江南农村为背景, 展现出一幅记忆中理想的农村画卷。鲁迅笔下外祖母家的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 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这个偏远的海边的小村, 较少受世俗的浸染, 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的淳朴气质, 是我的一方净土，又是一方乐土。

鲁迅把众多的儿童形象我、阿发、双喜、桂生等置身于充满泥土芬芳的江南水乡中, 是别有用意的。《故乡》中的江南景色描写,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对故乡特有的描绘, 无不折射出故乡绍兴的特点。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园子,!虽然小, 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 在地上或桂花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 静悄悄地没有声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 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 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 便会拍的一声, 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自由自在地玩耍, 喜欢探讨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从中获得无限的乐趣和满足。作品中富有童趣的语言, 就像与知音对话, 百读不厌, 回味无穷。

《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道: “哥儿, 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 清早一睁开眼睛, 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 “阿妈, 恭喜恭喜。记得么? 你要记住, 这是一年的好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 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 “那么, 一年到头, 顺顺溜溜”此处描绘的正是绍兴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身为绍兴人的鲁迅, 把绍兴的浓郁乡土气味与儿童形象叠加在一起, 创造出一个充满童趣和生命活力的文学世界。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 篇6

但，我们离辛亥革命有点遥远，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形态没有真切而准确的认识，对于鲁迅先生的这部杰作也就少了必备的品味条件。

我是先阅读的著作，后观看的视频。初读的时候，感觉不到阿Q有什么特别，世界中的人们各有特点，阿Q只是典型中的一个，现实中一定还存在着类似的人。后来了解了这部著作的创作背景、观看了视频，才对这个形象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更好的理解。但，我始终会有很多不解，没有答案。或许，只因自己的文学造诣太过低下吧。

对于阿Q的形象塑造，鲁迅先生的成功无可否认。不过，对于阿Q的世俗性历史性的评价，我觉得不够公正和完美。大家都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可悲的，只能显示出他的无能和愚昧，只能证明他是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的；大家也说他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他狭隘保守而又不觉悟，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人们欢送的“革命烈士”，只能是社会淘汰的对象。

但，我依然觉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阿Q生存的环境中，他的这种“阿Q精神”也是可贵的。

一开始，阿Q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他没有土地，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固定的职业，他唯一有的、属于他自己的就是“自己”，他是自由的，是个存活在社会中的活体。为了生存，他付出了劳动，靠给有钱人家打短工、做帮工来维持生计。他也是正常的高级动物，他有思想，有七情六欲，但“生活”不允许他过正常人的生活，他想娶老婆，有着正常男人的思维却没有“正常男人”的待遇，赵太爷有老婆，赵太爷的儿子也有老婆，可他阿Q，注定是娶不到老婆的，所以，他为了“情”，制造了“恋爱悲剧”，以至于连唯一的一条棉被，最后一件布衫、一顶破毡帽也被赵太爷和低保敲诈走了。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

人是求生欲很强的动物，阿Q也不例外，虽然未庄不再有他的容身之处，但他还想活着，所以，在外面的世界另辟天地成就梦想成为阿Q的最终选择。

事实证明，阿Q活着回来了，并且是衣锦还乡：穿的好了，走路也昂首挺胸了，最重要的是，未庄的人们对他的态度不一样了，就连赵太爷也对他笑面相迎。这种感觉是阿Q没有过的，是舒服又享受的一种快感，他自然地喝酒助兴。当然，阿Q这样的“衣锦还乡”背后是无以启齿的不义之举，不久，他又回到了原点，并加以“贼”的称呼。

可阿Q不断挣扎以求生存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他生活的社会是不一般的社会，他生存的处境是不一般的处境，他的所作所为是生活逼的，他，不过是凡人一个。他是有尊严的，他像所有的正常人一样，希望自己得到尊重，他不希望别人践踏他的尊严，即使是被打，他也认了。他大概也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吧，不是健儿，又没有家人的庇护和支持，孤身一人，无法与打他的任何人抗衡，唯一能做的就是挨打后快速地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许只有精神胜利法才会让他觉得过得轻松一点。他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只靠自己的劳力来获取生存的必需，这并不可耻。他，为了“爱”，抑或不应该称之为爱吧，勇敢追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这，也需要勇气。被逼无奈，离开未庄，他，充其量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但他却还有着生的渴望。对于革命，他比任何人都积极，虽然这种只为自身考虑、为摆脱现有生活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态度是不够端正的，但他始终是愿意趟革命的洪水，这种追求美好的心态应该是好的吧。

可阿Q的力量太过渺小，他不懂得人是无法改变社会的，要生存就只能学着适应社会，即使这种社会、这种社会中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他不懂，所以他败了。

他，愚昧吗？是的，但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几个真正清醒的人，抑或天生他就是有点弱智；他，无能吗？是的，但把我们放在他的位置，我们也是一样的无能；他，妄自尊大吗？是的，但他充其量就是现在社会中特喜欢显摆的一个人而已；他，自轻自贱吗?是的，但精神胜利法有时候也会让人有活下去的勇气；他，不觉悟吗？是的，但他只是迷路了的孩子，革命的路灯还没有照耀在他身上„„一切的一切，不是他能左右的。

鲁迅先生的笔锋很是犀利，从《阿Q正传》的主要人物来看，他笔下的社会中的人们都是可悲的。阿Q，无疑是，未庄的人也是，他们恃强凌弱，麻木不仁，但每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阿Q和未庄的人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代表而已。现在的社会，也一样。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高度文明、和谐温暖的社会，也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物欲横流、勾心斗角的社会，其实，大家说的都对，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断进步的阶段，人们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和谐水准提升了，可物欲也高涨了，勾心斗角的本领也进步了，这只是历史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已，没有完全理想的美好社会，也不会出现彻底绝望的地狱社会。

我想，鲁迅先生对自己当时生活的社会看得一定很透彻，要不然也不会有如此伟大的不朽之作问世了，可惜的是，阿Q的命运掌握在鲁迅先生手中，而，我们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社会手中。

阿Q平时和别人赌钱几乎是“每赌必输”但他至少是赢过一回。这就是在未庄赛神的那个晚上，“阿Q赢了再赢，铜钱变成了角洋，角洋变成了大洋，大洋变成了叠。”可是经过一切莫名的打斗，阿Q的一堆洋钱却不翼而飞了。此时此刻，换了任何人我想都会追查到底，而最后可以想象无非是浪费了人力、才力、物力，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或者来个悲痛欲决，再者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对于这样的事，我们有必要先弄清钱和人的关系。到底是人支配钱，还是钱支配人。很多人可能会反对我的说法，但如果象他们那样种种的话难道不就是“钱支配人”了吗？掉了钱就寻死寻活？和阿Q比那是一定的差距的，虽阿Q的所作所为不够好看，但他毕竟“想开了”这里充分体现了精神胜利法的“乐观主义”内涵。“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乐观能使我们永远快乐的存在。

又如，阿Q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其祖是干什么的，但他始终相信先前要比现在好的多。可见他也认识到现在的落后，表现出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鲁迅先生说阿Q完全“不正视现实”，从这里看来是不够准确的，也许正因为有着“先前阔”的情感支撑，他才能“忍受悲苦”“笑看人生”“走完短暂的生命”。

有人说：“人生的目的就是尽力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Q短暂的一生是完整的快乐的，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他善于求自己的快乐，他宁愿把现实看的朦胧一点，把现实看得对自己有利一点，这样做也就自得其乐了，所以我可以说阿Q为自己活了一回。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他认为是值得的是无怨无悔的，别人无权干涉。阿Q乐观潇洒的一生，直到最后的“大团圆”也不曾后悔过，又有什么遗憾呢？我们这些人总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却很少考虑其中有多少合理性成分。这是不人道的。正是阿Q的精神法帮助了自己，让他能够度过一段至少他自己认为快乐的生命。否则，只能是心力交瘁，郁郁而终。阿Q生存方式多少也会给我们一定的生活启示：我们现代人是否需要一个可供自己“疗伤”的心理港湾和精神家园呢？不必怀疑自己是否有“阿Q嫌疑”那没有错。在如今激烈的竞争中我们时时都在阿Q，只是有的人不敢面对罢了。

鲁迅笔下的周海婴 篇7

眷属在沪, 并一婴儿, 相依为命, 离则两伤。

寓中都健康, 只海婴患了阿米巴赤痢, 注射了十四次, 现在好了, 又在淘气。我为这孩子颇忙, 如果对父母能够这样, 就可上二十五孝了。

孩子是个累赘, 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 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 就要抚育。换言之, 这是报应, 也就无怨言了。

海婴很好, 脸已晒黑, 身体亦较去年强健, 且近来似较为听话, 不甚无理取闹, 当因年纪渐大之故, 惟每晚必须听故事, 讲狗熊如何生活, 萝卜如何长大等等, 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

我们都好, 只有那位“海婴氏”颇为淘气, 总是搅扰我的工作, 上月起就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

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 也是吃饭的时候就来了, 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 还发牢骚, 说没有弟弟, 太寂寞了, 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

海婴这家伙调皮, 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 说:“这种爸爸, 什么爸爸!”真难办。

我的孩子叫海婴, 但他大起来, 自己要改的, 他的爸爸, 就连姓都改了。

过了一年, 孩子大了一岁, 但我也大了一岁, 这么下去, 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 革命也就要临头了。这真是叫作怎么好。

但我这里的海婴男士, 却是个不学习的懒汉, 不肯读书, 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 可以吓他一下, 多少会安静下来, 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 闹得更起劲了, 真使我哑口无言, 希特拉有那么多党徒, 盖亦不足怪矣。

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 用我来做比, 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 爱漂亮, 要穿洋服了。

他考了一个第一, 好像小孩子也要摆阔, 竟说来说去, 附上一笺, 上半是他自己写的, 也说着这件事, 今附上。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 曾对男说, 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 只要问我就是。

海婴很好……冬天胖一下, 近来又瘦长起来了。大约孩子是春天长起来, 长的时候, 就要瘦的。

刘恒笔下的鲁迅语境 篇8

早年没有书读，狠读鲁迅，自以为颇有心得，行文和取义也深受影响。(《乱弹集》P75，刘恒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文学成了我的宗教，每日必读的文字也成了我的圣经。……终于读到了《呐喊》和《彷徨》，读到了《热风》，读到了《坟》……我的上帝向我显灵了!

我成了鲁迅的信徒。”

“类似的愤世之辞或许没有渗入我的血液，但是肯定渗入了我的世界观。我的青春苦闷就这样被放大，甚至被改造，达到了企图救世的水准。不是真的可以救世，而是怀了悲壮的理想，在独自伤感之余，要为更加阔大的事情来操心了。”

“鲁迅的神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还捎带着影响了我的文字。……我有足够的虔诚来领略他的文字，以及在文字后面藏着的几乎是无限的深意。我一直奢望用自己的笔来抵近那些深意，我因而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已的无能和浅薄。除了惭愧还是惭愧。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我却遁入了让自己越来越舒服的世界，对种种别人的不舒服日益麻木和淡漠……”(《信徒的读物》，摘自新华网，2004年3月3日转载自北京日报)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恒早期小说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仅从部分作品间的联系和相似性来看待，还远远不够。刘恒认为是鲁迅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进而影响了自己的写作观，即：欲以一己之力去承担救世的理想——他的写作是“为人生”，进而要改良这人生与世界的(“怀了悲壮的理想，在独自伤感之余，要为更加阔大的事情来操心了”)；刘恒还认为作品的艺术题材应该是“天下不舒服的人”——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探索他们生存的意义和出路——一旦自己偏离了这一关注，就会深深自责(“遁入了让自己越来越舒服的世界，对种种别人的不舒服日益麻木和淡漠……”)。而这一创作思想是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在创作方法和文字运用上，刘恒主动借鉴了鲁迅——虽然他自称“惭愧”，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仰。如果上述这些影响性联系存在，我们就绝不能小觑。因为，以上种种，涉及到刘恒小说从写作观的确立到艺术题材的选择，从创作方法的借鉴到文字运用的吸收等方方面面，它们突出地反映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者，对当代作家的强大影响和深远润泽。而这，不但应该成为鲁迅研究中的应有之义，而且也为我们评价刘恒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陈晓明先生也说过，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难以否认自己与鲁迅构成的某种关系，鲁迅在精神上几乎是当代中国作家所有人的父亲。如果要采访中国所有的作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说出一整套自己和这个伟大父亲的亲密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7.6)。陈先生的话暗示出另一种可能，即，尽管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号称继承了鲁迅，但他们的作品本身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恰恰背离了作者的初衷，或者根本就是有意在借鲁迅之名以自重。此外，还有论者甚至将刘恒与鲁迅对立起來评说：“在另一段与记者的对话里，刘恒曾说过对‘精神胜利法’的看法，认为那不是国民的劣根性，而是中国人的一个长处。(《乱弹集》P190，刘恒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因为它能使我们在不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继续往前走。对此我以为，这正是刘恒们与鲁迅的区别：刘恒指给我们看阿Q得意发疯时的状态，说你看，这也是一种爽!鲁迅呢，则阴阴地还要接下去，说爽吧，爽完了杀头。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喜欢落伍的鲁迅作秀的李敖，而反感时髦的北京作家的唯一原因。”(《贫嘴也是一种糖》，2000-08-11／10：37键谈网)如果真如这位论者所言，那刘恒简直就是与鲁迅背道而驰了。更不用说，鲁迅曾明确反对在作品中出现辱骂的句子和肮脏的意象，以为那会破坏美感(《我的毒》)；而刘恒的某些小说中，却夹杂着大量带有荤性的词句，大便、尿等形象的出现更让人触目惊心。

那么，该怎样看待刘恒小说与鲁迅的关系呢?我们还是先回到刘恒小说那里去吧。

论者一般将刘恒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70年代耒到80年代中期为初创期，由《心灵》、《小木头房子》、《热夜》、《爱情咏叹调》、《花与草》、《堂堂男子汉》等作品组成；1986年到1993年为成熟期，由《狗日的粮食》、《力气》、《白涡》、《伏羲伏羲》、《虚证》、《黑的雪》、《苍河白日梦》、《逍遥颂》等作品组成；90年代后期《天知地知》、《拳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发表，表明了其创作风格的新变，称为转变期。通过对刘恒这三个时期全部小说的阅读与分析，我认为，在刘恒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由隐到显的鲁迅影响，即他对鲁迅的一种继承性联系，我称之为“鲁迅语境”。这些“鲁迅语境”，在刘恒具体的小说创作的不同时期又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在刘恒早期小说中，“鲁迅语境”主要表现为精神主题上的相似性，即对人生意义的叩问和对生活出路的探求；在刘恒成熟期小说中，“鲁迅语境”则表现为对广大下层民众生存的热切关注，以严峻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深刻地剖析了国民性，呈现出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复杂交织的艺术风格，全力书写了在中国由鲁迅发端的“荒原”感受；在刘恒转变期小说中，“鲁迅语境”又表现为全面反思知识者与底层人民的关系，继续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冷峻中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而在这三个时期中，刘恒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那就是：关注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呼唤着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改良与进步。这一基本主题是延续着鲁迅的思考，是“接着”鲁迅写下来的。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对良好的事物进行追求，不断的丰富、完善自己的心灵”。《心灵》中的这句话，大致可以作为刘恒早期创作目标的一个自我总结，那就是：热切地叩问人生的意义，探寻人生的出路，为同代人也为自己建一个精神上的航标。为实现这一创作目的，刘恒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手法就以积极浪漫主义和大量的自我解剖为主，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彰显前者品质的高洁伟岸，及其对后者的强大影响。因此，呈现出极浓的主观色彩和理想主义情调。这时期的“鲁迅语境”主要体现在他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平庸的挣扎彷徨以及意图借文学以改变民众现状的精神主题中。

在《心灵》中，作者展现了自己的创作目标。主人公林立冬和汪晓叶一起长大，后者不但是个孤儿(父亲早死，母亲改嫁)，还是瘸子；林立冬则是一个“大板牙”。共同的痛苦与孤独拉近了两人的心：他们相扶相持走过了苦涩的童年。长大后，林立冬下乡回城后成了环卫工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而又不满意这失去；汪晓叶却成长为一个自强不息、自立自尊的人——掌握了三门外国语，还被图书馆特聘为业余外文资料翻译。巨大的差别让作者感慨：“她是残废

者，却以超越健康人的勇气，站在生活的土壤。”汪晓叶以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深深地感染着林立冬这个灵魂迷失者，并在无形中成了他人生前进的航标。林立冬不但开始改变生活而且能够思考人生：到底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林立冬是刚刚经历十年“文革”的大多数年轻人的代表。他们在这场浩劫中迷失了方向，处于迷茫、孤独、彷徨的生活状态中。这时候就需要一位指路人，来充当人生的拯救者，将其从泥沼中拉出来。这里，刘恒无意中便将汪晓叶塑造成了时代的代言人，担负起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踌躇的行路人的职责。刘恒这一时期其余的小说几乎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这种模式：“我”(李平)和朱秀云(《小木头房子》)；“我”(王森)和张一平(《爱情咏叹调》)；刘春浦和赵玉芝(《热夜》)；“我”(严小丽)和光头赵韦生(《堂堂男子汉》)等等。在这一模式中，后者往往因为自身的品质和坚定而充满力量，使前者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要调整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生观的企图。刘恒借主人公的美好纯洁，高尚无私来感染读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使人摒弃陋习，改过自新，充满理想，奋发图强。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文学是以“自我表现”为旗帜、以直抒感情为标志的一种文学样式。刘恒早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叩问人生意义，探寻人生出路。为实现这一目的，用塑造理想人物的方法来打动读者，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但，我们在其中，又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这些理想人物往往是孤军奋战独立无援的“孤独者”(张一平是别人眼中的另类；赵玉芝不被周围的人理解：赵韦生更是从精神到肉体都伤痕累累)，其所作所为被周围的人认为是自找苦吃、不可理喻的。除了一两个心灵呼应者之外，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实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这是现实。也就是说，刘恒早期小说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手段出现了错位——他褒扬的精神恰恰是现实生活中被摒弃和鄙夷的：虽然小说中都给出了一个呼应者(往往是“我”)，但社会环境依旧，人群混沌依然。那么，读者怎么能心悦诚服地向往那些主人公呢?这就体现出刘恒深层思想中的巨大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自己和同龄人走出过去的阴影，超越庸俗无聊的现实，追求健康积极的新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现实的不可把握性和对美好的巨大消解性，他不想低估也不能低估现实的力量。在这种拉扯中，无论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都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现。刘恒陷入了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的纠葛之中。这和鲁迅当年的困境是相仿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说过：“我在年轻时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7)这里的“梦”，应该就是奋一已之热血，以救国民之梦。为此，他学医，又弃医；从文，又沉潜。沉潜之前，他的文学观念正是浪漫主义的。他认为的“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P1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7)，即是欲以主观抒情性强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建造一种理想，借以唤起民心。我们从他早期的《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所看到的是气魄宏大、汪洋恣肆的慷慨华美，这就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力量。但是，这样的热情呼号并没有带来鲁迅想要的改变——理想和现实差距过大时，仅仅只有“呐喊”是不够的。鲁迅此后有长达十年的沉潜期，当他再度创作时，风格就全然两样了。以小说来说，他的创作方法就成为冷峻的现实主义，并从此奠定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刘恒是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作家，平心而论，其在知识的积累、文化的熏陶和思想的深刻上，是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的——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刘恒对人生意义和生活出路的执着探寻，以及他受鲁迅等作品影响而产生的“救世”情怀。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青年刘恒和鲁迅相交。

有论者以为刘恒有“知青情结”(马景红：《直面生存，探寻超越——刘恒小说解读》，《小说评论》，1999，6)——并且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他政治色彩较浓的叙述语言中。如在小说中作者往往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参与到文本叙述中，直接抒写政治意识浓厚的口号式语句如“生活中有一种无比崇高的东西吸引着我们，除了向她献出我们的血、青春和生命之外，没有什么更能使我们感到幸福”等。但我们细读其勉强可以算作知青小说的《爱情咏叹调》，就会发现并非那么单纯。不错，主人公张一平是知青，在所有人都回城的年代，她固执地留在草原，要做到“别人在哪儿把我们打倒，我们就在哪儿爬起来”。因此，她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出土文物”。而“我”(王森)在失望于“信仰既被奸污”的事实后，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考学、就业，成为大学老师。但“我”同样失望于“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的现实逻辑，怀疑使“我脉管中的血已经接近水的颜色了”的平庸生活。不难看出，这里进行着的，是作者内心的撕裂：理想与现实，为他与为已，信仰与平庸……这都是青年刘恒探求人生意义而进行的精神争斗，是对人生目的和出路的热切求索——虽然，作者为理想的张一平设计了艰辛却坚定的前程，反省和贬低了“我”的渺小和单薄，表面上算是对“撕裂”做了了断，但实际上这种心灵纠葛还是在持续的。这可以和鲁迅的《一件小事》中的“我”的心理斗争相比照。《一件小事》中的“我”在看惯了所谓的“国家大事”“文治武力”之后，难以相信人间的正义与友爱了；但当车夫不顾一己之利害，勇于出手助人時，“我”还是被他所感化，进而也愿意帮他做点儿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刘恒的精神影响：无论现实环境多么不如人意，无论经历多少欺骗和阴暗，理想、为他和信仰都应该是合理的存在。现实中的迷失、自私和平庸绝不能成为个人抛弃理想和责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