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共4篇）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篇1

因为有了网络，才让许多“表哥”、“房妹”背后的贪官显出了原形。但是如果将“好多人不敢戴表”的原罪归于网络，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公众从来不仇官、不仇富，公众仇视的只是贪腐。官员“戴表”即使一时遭遇闲话，但只要“我本将心照明月”，明月不会总是照沟渠的。

其实，公众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绝不会只看其外表形象。明朝有个江苏巡抚叫刘应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体恤百性，卸任时留诗总结自己和警示来者：“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炫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回乡。”社会公众看待官员，固然欣赏“来时一挑轻担”，但也绝不会置“去时车载船装”不理！纪检部门监督官员，也绝不能只看“廉洁”、“节俭”、“朴实”的表象，还应透过表象看本质，勿让烟雨遮望眼！

公众之所以会对“表哥”、“房妹”等说闲话，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基于自己所得信息推理后的理性质疑。即使官员都不戴手表了，质疑的闲话也不会消失，只要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就会勾起公众的合理怀疑。但是如果官员的信息和财产都透明了，已经具有了很强的公信力，即使面对“表哥”、“房妹”，如果没有破绽，公众也不会轻易“闲话”出口。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篇2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问题官员不能搞“神奇复出”

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

在近日召开的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七个一”帮扶对接会上,吴显国以“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会议。而在2008年9月,因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被认定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免去吴显国的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被问责的官员一旦复出,无论职级高低、是否异地,都会引起舆论的质疑。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任与其原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一个官员被问责后,还能不能复出?这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问题官员”复出会有损问责的威严,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改过自新,重新出来工作也无可厚非。社会公众对问题官员复出大多包含着质疑,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所说:“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这些官员的复出是媒体向社会公布的,反而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事实上,公众不满和质疑有时不在程序,而在于复出的官员并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诚然,被问责的官员可能并不是直接责任人,且不少“问题官员”在执政能力上确有过人之处,因此,举贤不避“过”、用人用其长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问题官员”不管问题大小,复出时也应当照顾到公众的情绪,将复出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做到“进退有据”。这既是对公权力负责,也是对公民知情与监督权利的尊重。

现在的问题是,在围绕对“问题官员”问责与复出,官民之间并未形成共识,反而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每一次“带病”复出,就多了一道印痕。许多“问题官员”的复出,官方都没有主动公布消息,都是被媒体追问后“承认”。尤其是当问责面临拷问,连复出也沦为病态问责“背书”,那么,在立法初衷和道理上都无可辩驳的官员复出程序制度设计显然不能操之过急。在官员复出程序还未成为生效的法律文本之前,如何保证问责的效力和力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只有无可辩驳的问责,才可能有无可指责的复出；只有无可挑剔的复出,才能有真正取信于民的官员问责制。

每一名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本身就有大小、时限、轻重之分,一个官员因为被问责,就彻底终结其政治生命,未免过于绝对化。单从官员问责制的完整性来看,一个完整的处分当然离不开必要的解除程序。这个程序既包括“问题官员”接受问责的时限,更包括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说明。公众对官员复出的质疑,除了包括时间上的疑问,更多的还是为什么非要“官复此职”不可?如何考评复出后官员的新政绩?如果这些细节问题不能公之于众,就算是问责时间明确无误,还是不能抹去公众心头的疑云。

近年来,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支撑,不少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很快异地为官或换个岗位当官甚至升官,他们的神奇复出无疑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其实,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可以说,官员复出程序一吉林延边华图教育

吉林延边华图教育

旦法制化、规范化,以往云山雾罩的官员复出现象或许将不再重现。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篇3

据新华社电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领导同志在不同的选举单位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月27日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35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的298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并决定公布代表名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领导同志分别是在上海、山东、浙江、湖北、内蒙古、北京、天津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选举单位选举为代表的。

这次选举是首次实行城乡同比选举。选举结果表明，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比例明显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大幅增加，妇女代表比例有了提高，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明显下降，代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选出的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2.76%以上。

构成特点

干部代表下降“90后”亮相

首次按城乡同比选举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坚持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1995年之前，我国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比1。1995年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比1。2010年再次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同比选举。

地区平等是2010年选举法修改的一个亮点。每个地区基本名额数为8名。

此外，少数民族代表409名，占代表总数的13.69％，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

农民工代表大幅增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顺利实现了“两升一降”的目标。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0名，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使代表结构进一步优化。

此外，妇女代表699名，占代表总数的23.4％，比十一届提高了2.07个百分点。

奥运冠军陈若琳最小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80后”代表74名，还有2名“90后”代表。年龄最小的代表陈若琳生于1992年12月。

身为国家跳水队运动员，陈若琳是我国女子跳台跳水大满贯第一人。在去年伦敦奥运会上，夺得跳水女子10米台冠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篇4

驱散所谓精英光环，大学生也不过是普罗大众。作为生活、事业的起步阶段，大学生过分地诉求体面和富贵，恐怕并不是那么的合理。学历并不代表着生产力和创造力，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们，在审视自身位置的时候，是否应该抛开虚荣，问问自己：能为社会创造多大的价值。

七成大学生认为自己身处“下层”和“中下层”，折射的是种卑微心态。身份的提升和财富的积累创造，本来就是个动态的过程，急于将自己定位在社会的某个阶层，是否意味着这是种急功近利心理下的自卑情绪。

当“天之骄子”的身份，遭遇现实窘境，巨大的落差很容易让这个群体陷入迷茫。不可否认，教育体系的滞后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板结，是造成这种迷茫以及不自信心态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而言，恐怕还需要大学生们自身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切。

眼高手低的自负，当真正触碰到现实的坚硬和冰冷，也就很容易变得自卑。而无论是自负还是自卑，恐怕都不是正确的认知。教育确实存在问题，却无法阻挡个体的好学与进步。同样的教育体系下，为什么有些人走出社会能够得到欣赏，而更多的大学生却流于平庸。这恐怕跟个体的主观能动有着很大的关联。

至于碰壁，恐怕是每个创业阶段的人，必须经历的痛楚。不可否认，现实的社会确实存在板结和不公，但并不是大学生们认命，甚至将自己的身份固化在某个阶层的理由。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其发展都是个动态的过程。社会要匹配人才，需要创造更多更广的价值实现平台；人才要匹配社会，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某种身份符号而心怀坐享其成的心态，难免四处碰壁，又怎能不滋生卑微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