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精选3篇）

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篇1

作者 | 刘林海

摘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上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对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内在逻辑有莫大帮助，更对今天的区域协调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本文从客观史实出发，结合前人成果，浅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过程、原因、影响、意义及启示。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的研究，为今天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关键词：经济重心 重心南移 南方

一、何谓经济重心变迁

“重心”是物理学名词，系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经济重心，是指某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大。至于其标准，各学者观点不一，主要是根据其自身工作实践提出。宁志新以户口、人丁、垦田、租赋的数值及比重为标准，杜玉文以人口、商品经济、对外贸易、自然环境为标准。

郑学檬、陈衍德提出以下三条标准：

“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

第二，经济重心地区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

第三，新的经济重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笔者认为，程民生以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土地、劳动力素质、自然环境和商品经济为标准的做法较好，一方面与郑学檬、陈衍德所提标准相近，另一方面吸收了宁志新对数据的关注。但笔者对程教授认为不适合南宋以降的部分提法持有不同看法。事实上，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间的关系在南宋后反而较先前更为复杂，二者之间虽相互分离但其政治关联却更加密切。

经济重心变迁中，又以经济重心南移最为重要。这其中又牵涉到南北方的分界，地理学上的南北分界线在秦岭―淮河一线，以此划分经济史中的南北方没有多大疑义。但问题在于各自的边界，笔者认为北方地区应以长城作为其北界，长城作为农牧分界线将牧区与种植业区分开，而我们讨论古代经济重心毫无疑问是从农业区考虑(古代经济重心首先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而南方地区的西界，笔者认为应划在一条北段在成都平原、南段在云贵高原东缘的线以西区域。宁志新曾质疑郑、陈将四川及云贵地区排除在江南地区外，排除四川可能是因为不属于狭义上的江南，但排除云贵则较好理解，一是因为对云贵地区的实际控制(改土归流)是自元以后的事，相对晚近，此时经济重心业已南移;二是古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在南方中的地位也不高。

二、经济重心变迁过程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经历了一个先在北方东西摇摆，后再缓慢向南，最终确定在南方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尤以南移是最为重要的。

(一)远古至秦汉

远古时黄河中下游流域处于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湖泊密布、河流纵横，黄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带来了大量疏松、具有一定天然肥力的黄土，由此黄河流域成为我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夏商之时，经济重心位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这从夏商古都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出来。夏商两部族正是仰仗着自己的经济优势，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随着文明的扩散，农业开发主要向着两个方向扩散，向东扩展至华北大平原与向西开发关中平原。在此条件下，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周人大力发展农业，最终东进灭商建立周朝。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作依托，周人不可能完成东进大业并长久统治中原，从侧面反映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中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

但由于气候、井田制破坏等各种原因，关中的经济重心地位不断削弱，并以平王东迁洛邑为标志丧失其地位。由此开始了华北平原作为经济重心的时期，其最发达处，仍属三河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平原农业此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虽战乱频繁但一直在发展，在春秋直至战国前期始终牢固占据经济重心地位。

继周人后占据关中的秦人以畜牧起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充分利用关中自然条件，直至商鞅变法后，关中才再一次展现其发展潜力。以郑国渠为例，渠成后“收皆亩一钟”，关中成为旱涝保收的沃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从诸多历史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出此时关中的经济重心地位，从灭秦过程中围绕关中的归属发生的一系列争夺，到刘邦最终定都长安，无不显示出关中的重要地位。生活在关中鼎盛期的司马迁才会写下“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西汉时期是关中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顶点。关中虽有“八百里秦川”，但在西汉时便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需要大量漕运供给，西汉一朝的最高值为一年400万石。关中在经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后元气大伤，人口锐减致使农业生产长期无从恢复，加之其地缘影响长期受游牧民族威胁，不仅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还丧失了经济重心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关东地区稳步发展，不仅成为农业中心，更汇聚全国多个商业、手工业中心。关东农业的发展与人口密集有莫大关系，全国60%的人口集中于关东，出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的现象。一方面使其在农业开发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刺激其手工业发展。最终吸引政治中心迁往关东，并且重新成为经济重心。

江南地区长期落后，在西汉中期仍是“丈夫早夭”“亡千金之家”之地。但已经显示出开发的曙光。如建武初，王景到任庐江太守后“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江南的应用很快就显示其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时期，在此期间战乱频繁，经济屡遭严重破坏。在此过程中，南北方分化明显。

北方地区普遍遭受严重破坏。尤以关东地区破坏最为严重。()关东地区经历东汉末年战乱后成为“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之地，而此后的战争愈演愈烈，甚至“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关西地区原已萧条下去，战争的劫难更使其陷入绝境。西晋在长安的最后岁月中户不满百的惨状，反映关西衰落至极。而西北地区，多割据政权下战争破坏力也不小，北魏末年的战乱使“崤、潼已西，烟火断绝”。

但在长期战争的间隙，统治者也会想方设法的恢复经济。曹魏采取屯田制，将流民与土地相结合，恢复发展了北方经济，为之后西晋统一全国提供了经济基础。西晋实行占田制，形成了短暂的“太康之治”。五胡十六国中也不乏劝课农桑的君主。最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均田制成为了此后近3间的土地制度，它使得北方得以重新汇聚起统一全国的力量。

虽然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但北方农业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也十分惊人，稍加时日便可积聚起大量财富。反观南方，相较北方战争虽少，但只要有一次战争摧毁就在很长时间内一蹶不振，例如元嘉之治被元嘉北伐摧毁，侯景之乱将江南杀戮一空。双方从战争中恢复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但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户口，统计资料表明北魏最盛时户口数“已恢复并超过东汉时的水平”;二是技术，《齐民要术》表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农业技术依旧先进。南方虽少有战乱，一直处于开发中，但其开发仍处初级阶段，并且其开发区域仅限于长江下游，中游地区及更南的地区尚未得到更多开发，虽屡有北方流民补充，但户口及人口增长依然十分缓慢。

南方经济发展优于北方之处仅在商业与手工业的部分部门，如青瓷制造。大土地所有制及固化的税赋制度制约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农业再生产。

(三)隋唐五代

隋代的繁荣从其巨额的粮食仓储中可见一斑，而从粮仓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仍旧是中国经济重心。从统一后对江南十年采取免除劳役的优惠政策可以看出，江南的地位仍处于辅助作用。《隋书・地理志》中的江南广大地区仍旧落后荒凉、生产能力低下，整体上依然不能和北方相比。虽有扬州等发达部分，但其面积狭小，比重不大。

唐代中期，北方地区经济达到鼎盛。关东地区在恢复和平后兴修水利，保持着农业的领先地位，承担着向关西输送漕粮的重任。关西地区在政治中心回归后重新发展起来，经济地位有所恢复，但依然面临着缺粮的窘境。一旦遇到灾年，皇帝就得做“逐粮天子”，就食洛阳。而西北地区则达到了其自身历史上的最高峰，甚至在史书上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虽有疑义，但其发展是历史事实，不过其环境已开始恶化。

农业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亦是。手工业中，北方的官营丝织业代表着唐代的最高水准，南方丝织业的发展是唐宋之际丝织业生产的重要变化。畜牧业因自然条件与战争需要，在北方发展得同样繁盛。

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地区遭受了又一场浩劫，虽然这一地区经常有此劫难，但安史之乱给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国防格局及经济格局造成了深远的破坏。一是丧失了发达的陇右地区，西北国防失守，使得关中再度受到外部威胁而没有安定环境，再度衰落;二是唐朝中央政府丧失对河北等传统经济重地的控制权，唐朝中央必须仰仗江南财赋维持日常运转。正是依赖着江南的财赋，唐朝才在安史之乱后又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统治。

正是在唐末，首次出现了“扬一益二”这一反映南方地区富庶的俗语，这反映出时人对经济重心变迁最直观的的认知。

五代时，北方政权更替频繁，南方政权大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使得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南北方分化趋势延续下来。为最终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两宋及以后

北宋时，受制于唐后期以来的国防格局，北方地区发展环境恶化，河北地区不复唐时繁盛，又逐渐受制于泛滥的黄河，自然条件转坏。

此时的南方则已全面超越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占据主要地位。“苏湖熟，天下足”，南方成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南方经济作物的品种与产量均多于北方，不仅供应本地，更行销北方乃至辽夏;南方制瓷业崛起了景德镇等一批名窑;商业都会的数量远超北方。种种迹象表明，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但南方经济发展并非所有地区一帆风顺，四川地区受北宋初年叛乱影响发展迟缓，东南地区在北宋末年受新旧两党斗争政策变动影响较大。

靖康之难后，北方遭受严重破坏，后又遭金人“刷地”有过人口大减、农业衰退的时期，但随后又重新发展赶上或超过北宋水平，后又受蒙古军队野蛮屠城影响遭受又一次破坏;相较之下，南方地区在阻挡了南下金军后有着一百多年的稳定，但其经济发展呈现出衰退趋势，不如北宋时，原因同南朝时一样，受大土地所有制影响。加上本已是政府财赋主要来源地，宋室南渡后财政负担全部加于南方，南方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明代初期，为恢复北方农业，开始了大槐树移民，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但除河南地区稍好外，北方其余地区经济均走向衰落，这种衰落不是绝对值上的下降，是相对而言，北方发展乏力，在人口、土地、粮食产量上持续落后于南方。南方孕育出了些许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并且南方地区间的分工更加明显，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江浙地区成为对外贸易重地。

清代基本延续明代发展态势，不同的是其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及海禁政策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北方政治中心对南方资源的依赖达到顶点，这从清代几次对待大运河被切断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三、经济重心变迁原因

经济重心变迁，尤其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传统说法中最普遍的是战乱致使人口南迁，南迁人口挟先进生产技术开发南方说。但这种说法为王大建质疑，王大建质疑南迁人口中的多数并非普通劳动者，而多数是士兵及世家大族，并且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不适应南方自然条件。

王大建主张是社会文化上的原因造成了南北方经济分化，北方重农，并且是过度重农，致使自然环境因过度开发而不断恶化，突出例子就是黄河泛滥次数不断增加。而南方，因自然条件优于北方，起初南方并不如北方般重视农业，很早南方便发展起了其他行业，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其他行业日益超过农业成为南方经济主要支柱。

王大建指出，北方经济地位衰落也是传统农业自身发展受制于生产技术的结果，数据显示，北方农业在唐代时便已达到其自身巅峰，产量已无太大增长空间。在此之后为扩大产量而采取的开垦反过来威胁保持现有产量。

韩茂莉对王大建的质疑有不同意见，认为南迁人口不可能不去适应江南环境，至于生产技术早晚也会改造以开发江南。并且她认为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复栽技术提高了南方土地利用率。

除此之外，单项因素说法还有地理环境差异与变化说、农业经济自身发展说、生产关系落后说等，但诸论者均不会简单主张单因素说，多会强调综合因素，突出一个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北方自然条件的恶化。小农经济虽然脆弱，但也有韧性，恢复起来很快。但在我国气候逐渐走向冷干的大背景下，北方水热条件转差，加之黄河泛滥，使得农业产出增长乏力。进而无法养活更多人口。南方的自然条件逐渐改善，加之南方社会环境较北方稳定，使南方逐渐超过北方并占据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

四、经济重心变迁影响及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特别是南移，影响原重心与现重心的方方面面，意义深远。下面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角度进行阐述。

(一)政治

经济重心变迁对某一地区政治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其关注度的变化。江南地区从蛮荒之地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变化，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关注度之后，是各地区间政治话语权的变动。唐后期二王八司马事件，反映南方士人集团已经登上了北方中央的政治舞台，在宋朝，经历短暂的沉抑后，南方士人抢滩中央，北宋末年的党争中以地域划分形成的多个朋党中，来自南方的居多。在明代更是如此，内阁首辅大多出自南方，尤以江西居多。越往后越难看到北方士人主导中央政治的情况。

最明显的影响，莫过于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一定程度上，二者相分离是历史的进步，它说明政治控制力强化;但另一方面，它使得经济重心的政治地位受到政治中心的某些压制，致使其发展空间受限，必须优先服务于政治中心。

(二)经济

最明显的，莫过区域开发。经济重心变迁不断开发新的区域，使得区域间发展趋向均衡。经济重心南移开发了南方广大丘陵山地，发展了经济作物种植，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品。

漕运，前所未有的成为了朝廷维持运转的生命线。隋代大运河修成后各朝无不极其重视漕运，当漕运切断时，中央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威胁。所以为维持漕运畅通，不惜在黄河泛滥时牺牲黄河沿线不堵决口。这也使得江南背负了沉重的税赋，北方政治中心从江南吸收了大量资源，在运输过程中的消耗就足以惊人。

(三)文化

经济重心变迁反映在文化上，便是文化名人的籍贯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南北方文化名人比例从北方几乎占绝对优势到后来完全颠倒，这一过程也正是南方逐步发展直至超越北方的过程。

除了文化名人外，还有一个指标值得关注――科举进士录取名额。在宋代，便已出现南北方名额失调问题，明洪武时南北榜的出炉更是为了平衡南北间差距。对南方科举录取名额的限制凸显南方文教的兴盛与北方文教的没落。顾炎武才会在评价北方时说“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一曰人荒”。

(四)社会

从时下敏感的地域歧视中，我们就能看出经济重心变迁的影响。地域歧视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古代就是一个常见现象。据陈寅恪、周一良等人的研究，魏晋以后，中原人常常咒骂南方人为貉子或貉奴。出于自卑的心理，吴地人企慕中原，仿效北方的洛下风习。与此同时，南朝士大夫鄙夷江淮以北之人，称之为“伧楚”。北方人的自信，来自于北方的经济实力。

北人眼里有南人自魏晋始，北人对文化优势地位深感忧虑在两宋。北宋时期，南北士大夫相轻之风极为盛行，北人视南方为“下国”，而南人则视北人为“伧夫”。自南方超越北方后，北方人面对这种地域歧视就显得弱势许多。

时至今日，这种相互间的地域歧视我们依然非常熟悉，并且还附加上了更多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演进，其根本仍是各地区经济实力的差异。

五、对今日的启示

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变迁，更多不是出自经济发展自发选择的结果，而是以无数生命与财富的毁灭为代价的。比生命与财富的毁灭更为严重的，是对原重心环境的破坏。中国北方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就是自身环境被破坏后无法恢复的结果。所以，要想实现北方地位的复兴，恢复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是先决条件。

除此之外，必须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南方在东汉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方流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在此后的发展中依赖的也是手工业技术进步。各区域要想占据经济发展有利位置，必须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运用于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

[3]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山东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4]宁志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问题浅论[J].河北师院学报，1994(3).

[4]王大建、刘德增.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再探讨[J].文史哲，1999(3).

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篇2

一、摔跤运动的产生———军事训练

我国摔跤项目的缘起开始于秦代以前, 这时摔跤被冠以“角力”的称谓, 在《礼记》中有这样的表述:“孟冬之月,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礼记·月令》的记录表明早期的摔跤行为是由国家号召的全民性军事训练, 与“角力”同时演练的项目都是国家军队防卫和战争的技能, 可见摔跤在先秦时期是衡量战斗技能的一种方式, 属于军事技能训练范畴。在其他文献中, 对摔跤的阐释也有不同表述, 如汉代的司马迁对先秦时期摔跤的记录, 在《史记·律书》中有“夏桀殷纣, 手搏豺狼”, 指出奴隶社会时期, 人们在与猛兽搏击过程中上肢的运动和强度非常大, 可以空手打死豺狼, 这也就增加了对摔跤内涵的另一种诠释, 也使摔跤多了“相搏”的界定方法。能够将“手搏”、“相搏”和“角力”联系在一起, 建立与今天对摔跤认知的联系, 还是有证可循的, 《释名》中说“相搏, 搏谓广搏以击之也, 然举手击要, 终在扑也”, 指出“相搏”和今天意义上的摔跤很相似, 是使用全身之力, 击中要害, 然后将身体扑在对方身上, 侧重点就是用手作为关键动作的发力点。相传“手搏”方式的技巧曾经记录在《汉书》中, 但今已遁迹, 无法寻其面目。但从现有上古文献可以考证确定的是,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记载, 表明摔跤在以农耕文化为生活形态的社会中, 固守本地的民族居住形式使摔跤成为军事防卫的训练手段, 也是当时人们生存和体能提高的重要手段。由于作为战斗训练方式, 在动作规范性上以“治敌性命”为主要目的, 没有明确的技术限制。

二、摔跤娱乐功能的出现

1. 秦代的“禁武”之风。

摔跤在奴隶社会的军事训练职能之外, 将娱乐功能作为这种过冬的传承是受其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的,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 造成社会动乱的显见原因是民间的军事力量储备, 在武器占有和军事技巧上, 普通百姓一直都有积累, 这无疑是秦王朝帝国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 所以提倡民间百姓“禁武”之风, 是秦代摔跤活动功能变迁的前提。秦代街市中“禁武”的管理, 秦始皇做皇帝下的第一道昭告天下的文书便是“收天下兵, 聚之咸阳, 销以为锺鏬、金人十二”, 将中国百姓常年习惯性的冬季军事训练强行禁止,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指的是在农闲季节, 百姓的作战技巧训练, 当秦始皇命令一出, 民间百姓的军事训练“讲武”机会随之消失。

2. 摔跤脱离“讲武”之礼, 走向表演。

摔跤活动在秦代以来被限制到少数人群体, 公开可以从事的人群无外乎两类人, 一类是限制到军士人群中;另一类是通过摔跤表演的人, 以供上流社会贵族或者王廷内部娱乐的, 这部分取悦他者的摔跤表演者能够出入于厅堂街市, 但是在摔跤形式上是受到控制的, 不同于战国以来的杀敌、全身可以肆意相加的行为, 这种摔跤形式表演的意义大于伤人。因而, 在秦代, 因为摔跤承担的表演形态, 也获得了“角抵”的称呼, 这也直接表明在摔跤中对抗突出双方力量较量, 对技巧和肢体参与互动并不提倡。马端林的《文献通考》中记载:“秦始皇并天下, 分三十六郡, 郡县兵器, 销为钟鎼, 讲武之礼罢, 为角抵。”秦一统天下, 较之战国时期的社会分散秩序, 强调中央集权统治, 特别是对各地军事势力的削减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中国“礼仪”制度的组成部分的“武力之礼”, 在这个时期也被叫停, 取而代之能够在民间和社会存在的就是“角抵”的形式存留。

裴骃的《史记集解》载“战国之时, 稍增讲武之礼, 以为戏乐, 用相夸视, 以秦更名为角抵”, 战国时期, 武艺技能成为“礼”的组成部分, 通过摔跤进行力量角逐的“角力”也萌生出比武技艺的雏形。秦代在公众和民间的“角力”比试中, 消解了比武较量中“武”的内涵, 突出“角抵”称谓中“抵”的含义, 将摔跤定格为观赏和表演性较强的运动, 突出武艺中的技巧和观赏意义。《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在甘泉, 方作角抵优俳之观”, 记录了秦代开创的角抵戏的宫廷娱乐职能。1975年在湖北江陵县凤凰山秦墓中出土的木蓖上曾有古代摔跤的画面, 这是现存年代最早 (前208) 的有关古代摔跤的史料。木蓖上画的三名男子, 两名在进行摔跤比赛, 其中一名男子是裁判。上边悬挂的幕布, 可以看出比赛的激烈程度。

三、摔跤的戏剧化升华

公元前108年, 汉武帝在首都长安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角抵表演, 这次表演“三百里内皆观”, 可谓声势浩大。观众中有云集长安的各国来华使节, 受到他们的赞赏, 掌声雷动, 壮了国威。从此由朝廷官办的“大角抵”盛会, 就成为定制。

1. 汉代执政风格造成的逆转。

当刘邦推翻秦始皇统治, 君临天下的时候, 其治国观念趋于保守和平和, 希望在朴素的农耕种植业中恢复百姓安居生活。战国前后, 尤其是秦末的政权争斗, 使百姓无力生产, 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 汉代初年, 刘邦的执政观念中对秦代奉行的“角抵”表演风气, 是持有压制态度的, 使摔跤在西汉初年陷入低谷。

汉武帝统治期间, 重视边疆扩充, 征战少数民族地区, 与西汉初年的国君内化为民的主张不同, 他将视野拓展到军事和武力上, 因此, 摔跤活动在汉武帝时期的由衰及盛, 与汉武帝的个人喜好, 或者说政治理念不谋而合。及至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统治时间里, 讲武的精神广为传播, “角抵”成了由上至下的群体健身项目, 到了汉哀帝时期, “角抵”的表演和赛事活动又回溯到了私密的宫阁范畴, 但是, 后来汉代对摔跤运动的热爱程度并未衰退。

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 几乎将“以大为美”的追求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此来达到宣扬国富民强的统治目的。在文学中“赋”中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大赋”, 目的是张扬丰奢的国家气势。陕西省长安客省庄汉墓出土的铜牌上画有摔跤图, 从装扮判断, 是两位农民在田间地头的大树下对抗, 足以判断汉代与秦代的摔跤普及程度大相径庭, 摔跤活动在汉武帝以来较为普及。《汉武故事》中有这样的记载, “未央庭中设角抵戏, 角抵戏者六国所造也, 秦并天下, 兼而广之, 汉兴虽罢, 然犹不能绝, 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 杂以童幼, 有若鬼神”[1]23。这里“至上”指的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艺术造诣极高, 由于偏爱摔跤, 便将表演中辅以各民族音乐, 让扮演各类角色的武者一起角逐, 这种将摔跤和表演结合的方式, 为摔跤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2.“角抵”的戏剧化。

“角抵”成为百戏中的魁首, 与西汉时期汉武帝的“融通西域”的治国政策紧密相连。各地使节到汉朝朝拜武帝的时候, 武帝为了款待这些使臣, 便安排举行“百戏”大典, 由此也将汉民族文化融入武艺较量中, 达到弘扬中国文化传统和显示军威的双重目的。为了使“角抵”在摔跤技巧和力量比试基础上, 增加视觉效果, 专职艺人便努力将生活见闻和民间故事融入到摔跤中, 使其中富含较强的艺术性。比如角抵戏《东海黄公》, 将秦朝末年的黄公到东海降服白虎的故事, 用“角抵”形式进行表演, 剧中赋予黄公法术, 其实这就增加了黄公摔跤技巧的展示。另一演员饰演白虎, 凶狠、狂野, 在人虎厮杀打斗后, 终以黄公被虎所害为终了。这幕剧移植了前朝的历史, 角色化的扮演使观赏效果得到提升, 在当时该剧广为流传上演。

四、摔跤的市井化回归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动荡后, 在带给平民灾难的同时, 也带来了民族融合与交流的机会, 使各民族文化互动进入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在这种氛围下, 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摔跤发展影响较为突出。隋唐时期, 有过隋文帝短暂的叫停摔跤的过程, 而时值隋炀帝继承权柄, 摔跤活动虽未高调恢复, 但有皇帝本人微服观看的文献记载, 《隋书·炀帝纪》中说“角抵大戏于端门衙, 天下奇异伎艺毕集, 终月而罢, 帝微服们观之”[2]72, 因此, 隋唐以降, 摔跤活动虽然经历过公开禁止, 但是民间的参与需求使这门技艺仍然生生不息。

1. 摔跤在民间的真实需求。

宋代, 勾栏瓦舍间的市民消遣活动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有再现,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市民娱乐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加, 摔跤活动回归民间的呼声由此发出。风雨飘摇中的宋朝王廷尽管屡遭外族入侵和滋扰, 反而在民众的真实生活中萌生了对这种融合武艺和艺术的体育活动的热爱情感。

宋代, 摔跤被命名为“角抵”、“相扑”、“争交”等称号。在当时, 不论从贵族宴会到百姓日常生活, 均可见摔跤的普及和盛行, 足见其在民间沃土中的影响力。在《宋史》中记载了王宫贵族宴会的节目内容, 从“皇帝升坐”开始进行十九个节目, 《乐志》中记载“第十九, 角抵”, 将压轴节目安排给摔跤项目, 与首当其冲的“皇帝升坐”首尾呼应, 是有其原因的。《东京梦华录·军头司》中记载:“军头司, 每旬体, 按阅内等子, 相扑手, 剑棒手格斗。”“内等子”是“角力”选手组成的专业摔跤组织, 这种组织广泛地分布于宫廷内外, 保证摔跤活动的秩序化管理。特别要指出的是, 摔跤表演在宋代已经不同于一般表演, 趋于正规的比赛路数, 已经有官府专门人员负责组织比赛和监督并进行裁判。

2. 摔跤的比赛趋于常态。

宋代在民间的相扑表演中, 逐步分化出了正规的赛事, 当时, 比赛还没有级别划分, 比赛宗旨类似于今天理解的“擂台赛”。由于民间对摔跤的重视, 摔跤选手的数量和赛事日益增多, 进而也形成了较为知名的几个大型固定比赛场所。如“护国寺”赛场, 曾是比赛赛事云集之地。在比赛中, 最为吸引人的还是比赛获奖选手的资格认定与褒奖环节。全国级别的比赛冠军可以到军队任职, 也可以成为“内等子”中的成员, 终身衣食无忧。

明清两朝, 虽然对摔跤多有文献记载, 比赛内容记录较为详细, 但是已经远没有宋代市井的热闹和全民参与的氛围。特别是在清代, 摔跤与满族少数民族的先天生活方式相结合, 呈现鼎盛发展气势, 而由贵族群体操纵赛事成败的腐败行为, 使我国摔跤在民间的发展逐步陷入萎缩和低迷状态。

摘要：本文在对我国古代摔跤项目演变的追溯中, 对摔跤项目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变迁进行梳理, 由此, 透视以摔跤项目为坐标系的文化思想变革历史。

关键词：中国古代,摔跤,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1]刘秉果.汉代角抵戏与体育[J].体育教学与科研, 1985 (1) .

气候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篇3

【关键词】气候变迁　经济重心南移　人口迁徙

引言

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对象,现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归因，一直未有人从气候变迁和经济重心南移全程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古代中国是生产力比较低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下气候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根本的，不容忽视的。本文意在从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角度出发，以气候变迁为切入点，挖掘气候变化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

1.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在汉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西汉末年中原战乱，灾荒不止，人民开始南迁。自黄巾起义至南北朝终结，混乱延绵四百年。此间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民户流徙狂潮。江南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入，并且在此生息劳作，开发了原本荒芜的土地，带来的北方先进的农作生产经验技术，慢慢形成繁荣兴盛之地。与此同时，由于北方依然战乱连连，土地荒芜，生产凋敝。

到了唐代，形成了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两大经济区。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区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逐步赶上北方黄河流域。成都平原经济富裕。隋末战乱、安史之乱及蕃镇割据对其影响较小，因而能持续繁荣。荆湖地区虽然在唐初发展并比不上上游地区，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南迁人口增加。“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下游太湖流域，自东晋南朝由于人员迁徙开发以来保持了持续的发展，农工商业都相当发达。除上述地区，岭南闽广一带在中唐后也迅速进入开发阶段。

五代十国时，南方有诸国的政权，诸国为壮大自身，比较注意开发南方，发展生产，而且此时南方比较安定。宋初统一诸国，鼓励南方地区发展，使本来起步较晚、底子较薄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经济中心的南移在北宋完成。

2. 经济重心南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上的史實罗列可以看出难民南迁是其直接原因，南北政局稳定性的差异也是导致北衰南盛重要原因。而引发人口迁移的原因有很多，而原因主要是因为逃避战乱。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局稳定性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北方长期动乱，政局不稳，严重破坏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北方经济受到战乱影响停滞甚至后退之时，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自南方经济得到最初的开发至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一千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多次战乱及人口迁移浪潮史实及其对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如下：

自黄巾起义至南北朝终结，此间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民户流徙狂潮，第一次发生于汉末（184AD—265AD），第二次通常称为“永嘉南渡”（311AD—479AD）。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北方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缺失大量人口，经济衰退。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隋灭陈后统一中国，社会比较安定，这为南北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隋炀帝的暴政兵役及隋末动乱（604AD—628AD），北方受到极大的影响。加上这段时间自然灾害严重，北方人口在隋末都减少了80%以上。相较之下，南方受战乱和灾荒的影响较小，经济上升的势头基本保持。

唐朝，中国的人口重心继续南移。唐朝天宝年间（754AD）“安史之乱”爆发，许多中原人民流迁江南，人口分布发生继隋末以来的第二次大突变。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到了中晚唐时期元和二年（807年）江南道下辖各州郡户数接近全国著藉总数的一半。南方经济在持续发展之下开始有超越北方的态势。甚至已经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

五代十国（907AD—960AD），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再遭严重破坏。而相对来说，南方政局稳定，所遭的战乱较北方轻微，并且各国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五代十国后期人口的分布基本保持在唐后期的格局上，但北方的比重又略有下降，与南方的比率大致是1：2。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的分布重心，到北宋时这个格局就确定地巩固下来了。

金灭辽以后， “靖康之难”开始（1125AD—1127AD）。北方局势又进入动乱期，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南方农业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于是乎我们得到中国古代由东汉末年到南宋，动乱期和人口迁移大浪潮发生的时段依次为184AD—265AD，311AD—479AD，604AD—628AD，754AD—907AD，907AD—960AD，　1125AD—1127AD。接下来，我们结合中国历史上此期间的气候变化情况，分析历史时期的动乱与人口迁徙及以此造成的经济重心南移历程中的关键点与气候变迁的内在联系。

下图是魏晋南北朝至南宋（220AD—1279AD）的温度变化。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这1000年间，中国东西部气温变化基本一致，除了在900AD—1300AD间，东部存在明显的暖期而西部则基本不存在这一暖期。因此我们可以依照下面这张中国东部气温历史变化图来对中国全境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秦汉以来共经历了4个暖期和3个冷期，其中魏晋南北朝为冷期（冷期1，210’s－560’s），冬半年均气温较今低0.49℃;隋唐为暖期（暖期2，570’s－770’s）,气温较今高0.23℃；唐后期至五代为冷期(冷期3，780’s－920’s),较今低0.5℃;宋元为暖期(暖期3,930’s－1310’s), 较今高0.18℃;同时,在每个冷、暖期中还存在着次一级的冷暖振动。

其中汉末三国184AD—265AD和“永嘉南渡”时期311AD—479AD几乎覆盖了冷期1全程，其中184AD—200AD是暖期1与冷期1的过渡期（变冷）；隋末动乱604AD—628AD处于冷期与暖气的过渡阶段（变暖）；“安史之乱”时期754AD—907AD涵盖了冷期2，其中754AD与暖期2过渡到冷期2的750AD相差4年（变冷）；五代十国所处的907AD—960AD是冷期2与暖期3的过渡期（变暖）；“靖康之难”时期1125AD—1127AD恰好处于暖期3里面的小冷期（变冷）。根据任振球的研究，低温期是气候严重恶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异常期，容易发生严重的低温冷害、特大洪水和特大干旱。此外，据气象学家推算，年均气温相差1℃，农作物生长期要相差15到20天，降雨量相差50至150毫米，在地理位置上，相当于南北方向上位移250公里，农牧带随之发生移动。根据这些知识，联系这几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对气候变化与社会战乱的关系进行分析：

汉末三国乱世起于“黄巾民变”。从161AD开始直至193AD，此间是汉朝雹、霜、雪、寒灾害最频繁集中的时期。在“黄巾起义”即184AD的前几年经历了一次雹灾、两次大旱、以及一次寒灾，前后均有瘟疫流行。水灾亦相对频繁。在181AD，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十九日，天降冰雹，大小如同鸡蛋。”竺可桢认为东汉中后期中国开始进入寒期。王子今从节气、农作物生长等方面论证了东汉处于气候转寒期，东汉晚期气候机制转至极冷。故此期间，不仅天气变冷，且与寒冷相关的气候灾害十分频繁。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百姓生活困苦。加之朝廷大肆搜刮，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农民发动起义。从此，中原战乱连连，大小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内蒙古的鲜卑部落与南匈奴亦发起暴乱。

根据竺可桢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低温期，平均气温比秦汉和唐代低很多，这与上图所反映的情况一致。据记载，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原因之一有天灾频生，晋朝国力大减，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制造可乘之机。另外，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自然原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冷，使北方地区灾害不断。另外，根据研究，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因而畜牧带南移，本宜于农耕的华北地区，转为适合游牧生活；而游牧民族原居之处，却不宜畜牧，故胡人大量南下觅生计。中国逐渐进入“五胡乱华”的时代。

隋末动乱的原因中，与气候相关的因素并不明显，主要是人祸。此期处于冷期向暖期的过渡，气候渐暖。

唐代“安史之乱”的内因有，唐中央政权因为统治者的疏于治理而衰弱，唐朝国力由于天灾连连而大减；外因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加大，迫使中央实行“藩镇割据”的治理方法，大大削弱中央集權，安禄山因此手握重兵，伺机叛乱。这两个原因都与气候变化有联系。中唐至晚唐，由上图得知是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冷期。

另外，由下图可知，唐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冷湿的气候，降水量相对较多，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河河溢灾害次数增多的原因。据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便表明了这种趋势。唐中后期（907AD—960AD）的自然灾害较其它时期密集。天灾加重使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救灾减灾又让国力耗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地区经济日加衰落，各种矛盾尖锐，给敌人创造了侵犯的机会。另外，温度的下降使唐代中国北方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晋北、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基本生产和生存造成威胁，为他们的南侵提供了动机。于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一蹶不振。

五代十国小分裂时期，正还处于冷期2与暖期3的过渡期，气候由冷变暖。此间军阀混战，中原的王朝五次更替，非中原的王朝被认为是偏安的十国。这个时期的动乱原因政治因素更为显著，与气候变迁的关系不明显。靖康之乱发生的时期根据上图处于暖期3里面的小冷期。气温在1119AD左右开始下降，到1150AD降至暖期3的最低点。靖康之乱的社会背景与汉末和晚唐类似，北宋末政治上中央政权衰微，国防孱弱；经济上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北宋末南宋初为一个气候异常期，气温变化剧烈，乍暖乍寒，气候呈灾害性特征。这些因素使北宋积贫积弱，国力微弱，给边疆少数民族入侵的可乘之机。而气候的变化也迫使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开拓牧地。在10世纪的气候温暖期，草原牧草茂盛，北方游牧民族的牲口和人口数量大增。但到了12世纪，气候变冷，太湖湖面一度全部结冰，甚至可以通行马车。东北亚寒冷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中原。而这时蒙古高原屡屡发生冻灾，旱灾也十分频繁。此时宋国力衰弱，于是北方金国乘虚而入。

结论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先决条件是北方人口向南迁徙，对南方进行开发，同时，南北两个地区政局的稳定性差异是促成南方经济发展和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古代人口迁徙的原因众多，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这段时期，引发大规模人口南迁和导致局势动荡的最主要因素是战乱。而引起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此我们对气候变迁的影响作深挖。得出结论是，每一个人口迁徙的大潮所在的动荡战乱时期都位于历史上气候的寒冷期或者寒冷其余温暖期的过渡阶段。而寒冷期和过渡期存在着气候不稳定，灾害频发的特征，以及气候的转寒会让农作物的生长期延长，北方的畜牧带南移。正因为这两个原因，使中原王朝受天灾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争夺牧地而南下侵犯。这种人文特征在气候转冷的过渡期与冷期尤为明显。为避战而南下的流民给南方的开发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加之南方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自然条件让经济重心南移随历史的发展，在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的推动下逐步完成。从另外一个角度，北方经济也在一次一次的战乱中被重创，最后各方面均不及一直蒸蒸日上的南方，拱手让出经济重心的位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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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黎丁瑜（1991-），女，苗族，广东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09级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