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精选11篇）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1

第36期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 2014年10月23日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尽管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前列，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污染、要素市场扭曲等结构性问题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作了总体部署，然而，改革是系统性工程，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观察。结合近期的指标来看，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较金融危机之前均呈现较大回落，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压力，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重要话题。今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总书记“新常态”的提法寓意深远，也是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理性判断。然而，究竟什么是

治理，而“钱”就是连接这种新型治理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分税与花钱，自然成为政府改革的关键。最近，中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获批的领域性总体改革方案。在此之前，“营改增”则打响了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一枪。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浙江义乌等地，相继设立改革实验区，在金融、外贸、司法等领域先行先试，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渐次展开。

目前，按照整体推进步骤，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打破城乡二元限制，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等税收制度改革将稳步推进，全面预算公开和权责相符的现代财政体系逐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股票发行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诸多改革同步推进，稳步推行，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为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健康的“新常态”奠定基础。

（四）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持续注入新动力。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对很多产业来说是一场“生死之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加快培育新产业。只有不断壮大实体经济，筑

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在“弯道超车”的节骨眼上，要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经济。世界各国早已纷纷寻找新经济增长之路，以3D打印、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世界性变革突破的能量不断累积，全球正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没有“袖手旁观”，近些年中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人力资本等“软投资”,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立高效、现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积极融入到全球创新网络之中，获得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效应。

（五）经济增长面临新风险新挑战

我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首位，宏观经济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不仅来自内部的挑战，也源自外部经济体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的国际经济风险。一方面，观察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仍然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乌克兰局势升级引发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双向制裁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升级，消费税等政策可能构成日本经济较大下行压力，欧洲经济通缩风险未见缓解，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我国外贸形势所拥有的本世纪初以来相对稳定的环境正在悄然变化。另一方面，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风险，这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将逐步释放出来，由此将构成“新常态”的重要挑战。结合当下来看，6

长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继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之后，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再次比上年减少244万人，这意味着过去一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出现重大变化的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也开始纷纷走高。在此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减速也在情理之中。

（二）行政体制改革为“新常态”营造新的体制环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新常态”中宏观经济减速具有合理性，但“新常态”中宏观经济增长能否在中高速水平企稳呢？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或者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将为“新常态”营造新的体制环境。目前，深层次改革尚未推进，所以经济社会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变革。但是自去年以来政府着力推进的简化行政审批等简政放权的改革稳步推进，为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创造了新的政府服务环境，激发了民营资本活力，对于保障经济在不通过扩张赤字与货币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也预示着改革的动力所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决定》内容覆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

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在基本经济制度、金融及要素等市场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有望逐步化解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有助于增强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未来伴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实施，宏观经济有望获得新的增长。

（三）国际合作空间拓展为“新常态”确立良好的国际环境

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与加入WTO之前的情形巳经显著不同，外部经济体短期内难以绕开中国而形成所谓的下一代“WTO”，因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战略选择可以更加理性自主。当然，尽管中国通过加入WTO而进入贸易大国，未来再大幅开拓国际市场的空间不大，但通过坚持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有望在边际上短期内拓展国际合作增量空间。目前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有欧盟经济一体化，而亚洲仍然没有自由贸易区，中国加快与周边国家合作有望促进区域贸易的发展。同时，总书记在2013年下半年及近期的亚信峰会上提出积极推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区域合作目前正在有序稳步洽谈推进，随着各方对“一路一带”的逐步认同，中国有望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合作水平。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规划》指出，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

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

三、创新宏观政策，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针对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们既应与时俱进接受“新常态”的事实，同时应加强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规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创新宏观调控手段，构建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的宏观政策体系。

（一）出台防风险尤其是房地产风险防范措施，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今年以来伴随宏观经济减速，部分行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风险逐步加大，如何适时调整房地产政策措施，成为当下极为重要的内容。从现实来看，应积极构建三重屏障，防范房地产调整的潜在风险。

1.适时推出“取消限购”等组合拳。各地结合自身情况适时推出“取消限购”等组合拳，释放住房的理性需求。行政限购将购房资格大多限制在刚需群体，但居民对于住房的需求具有差异性，取消限购有助于释放非刚需群体的住房差异性需求。然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暴涨暴露了部分居民或者机构非理性囤积住房的情形，为避免房地产成为热炒的商品，通过开征房产税增加房产持有环节成本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由此也将促使居民购房行为更加理性。当然，考虑到开征房产税可能构成房价的下行压力，因而目前可以考虑不对存量房征税，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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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前宏观经济仍然处于政府目标区间，但主要经济体指标的下行预示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未来宏观经济触及底线或者突破底线，引发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当下来看，可以不诉诸于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但可以考虑政策的微调，比如通过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经济增长。此外，结合去年以来的做法，近期可以继续推进审批体制改革，放开市场准入，放开民营资本准入限制，激发民营资本投资热情。

（四）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特别是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

互联网金融构成当前金融领域重大创新，不仅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业务构成挑战，而且对金融监管等制度框架构成冲击。尽管相关部门加快研究相关政策，但依然尚未形成适应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互联网金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冲突反映了我国金融开放改革的滞后，说明了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刻不容缓。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

（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重在权衡效率与公平。在效率上，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当前应注重推进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

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在公平取向上，需要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六）注重选择国际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和突破口

当前多边和双边国际经贸合作谈判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持续密集展开，中国也在抓紧进行各种谈判。但经贸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需要双方乃至多方的妥协博弈，难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结合当前来看，中国可以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建设，由此可以促进中国外汇储备发挥较大作用并在相关治理机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未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同时，这些组织的重点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可以促进中国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力，向外输出原材料及工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也有助于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同时还提升了话语权。

（七）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但仍然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必须加快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2

一、从中国与全球经济关联视角看:中国外贸减速是中外经济深度融合的反映

中国的外贸高速增长期, 是一个占全球贸易份额不断提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外贸份额不足1%, 长期以两倍甚至三倍于世界贸易的高增速增长。目前, 中国外贸份额已经高达12%, 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这一背景下, 世界与中国经贸发展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特征更趋明显。根据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波动匹配度指标, 2000年以前中国贸易与世界贸易增长的波动匹配度约在65%左右, 2000年之后则加速提升至76.9%,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波动趋势则几乎完全一致, 世界经贸形势变动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波及中国。

危机以来,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 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增长乏力。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大幅下降8%, 直接影响占1/3的最终品贸易及大量中间品贸易, 进一步拖累贸易下降。世界贸易增速连续三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主要经济体贸易形势普遍不乐观。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 2012-2013年发达经济体年均出口增速为-0.23%, 新兴经济体为0.28%;进口方面, 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1.40%, 新兴经济体为1.68%。受上述因素综合负面影响, 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必然难以独善其身。

二、从全球价值链发展视角看:中国外贸减速是全球价值链扩张步入结构调整期的体现

中国的外贸高速增长期, 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通过扩大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垂直分工, 中国带动亚太地区成为全球价值链快速扩张的重要区域。经合组织 (OECD) 数据显示,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从1995年的25.7提升至2009年的46.1, 自身也成为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形成了“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这一时期, 中国加工贸易从1321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41万亿美元, 增长约10倍。一大批具有典型全球垂直分工的机电产品和信息技术产品, 保持了长达20年平均30%以上的超常规增速, 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但近年来, 拉动上一波世界贸易繁荣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态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出现了局部调整与重塑, 部分跨国公司收缩了全球供应链及价值链的布局。世界银行研究指出, 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趋于成熟, 全球进口中工业品比例开始下降, 2012年以来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总体贸易增速。WTO数据也显示, 2012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零增长的背景下, 排名前十五的经济体中间品贸易出口、进口同比分别下跌2%、4%。更深层次看, 跨国资本流向也在发生变化。受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要素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 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流入能力普遍下降, 特别是制造业吸收外资增速放缓。以我国为例, 制造业吸收外资连续3年负增长, 导致在华外资企业出口所占份额从2005年时的峰值58.3%降至2014年的45.9%。种种迹象显示, 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为特征的上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 目前正处于一个深度“结构调整期”。作为重要节点的中国, 未来外贸增长势必受到全球价值链发展速度、方向、路径等因素影响, 短期效应就表现为货物贸易增速减缓。

三、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视角看:中国外贸减速背后是质量和内涵更趋优化

中国的外贸高速增长期, 也是国内经济结构、要素资源结构、市场主体结构等发生巨变的时期。过去, 衡量外贸发展常以规模、速度论英雄, 因此当速度降下来时, 表面上传递的更多是负面信息。事实上, 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进程中, 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理解外贸发展的内涵和质量也需要多维度评价。在近年贸易增速下滑的一些“量”的指标背后, 恰恰折射出这种“质”变。

一是加工贸易占比下降, 但折射出中间品本土化程度提高, 单位出口增加值逐渐扩大。近年我国加工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一般贸易,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已从1998年的峰值53.4%逐步下降至2014年的32.8%。有分析将其归结为拉低中国贸易增速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 这一现象背后恰恰反映出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 国内配套供应链日趋成熟, 国内增加值稳步提升。世界银行研究显示, 中国出口产品中进口零部件的比重由90年代中期超过60%下降到目前的35%, 基本与加工贸易占比趋势吻合。经合组织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出口产品中本土创造增加值占比由2005年的63.6%上升到了2009年的67.4%。

二是货物贸易增速下降, 但服务贸易发展方兴未艾, 二者联动发展态势加强。2008年以来, 中国货物贸易增速下滑, 但服务贸易仍然保持两位数增长, 年均增速达12.6%。这一贸易结构变化的经济带动作用也在增强。根据全球价值链前沿研究, 以增加值测算的中国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超过30%, 是传统贸易统计口径的3倍。与此同时,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我国吸收外资新增长点, 2014年占比达到55.4%。这也与全球贸易和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预计未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动发展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服务竞争力提升也将促进货物贸易转型升级。

三是外资企业货物出口占比下降, 但本土企业竞争力增强, 带动总体贸易结构优化。在华外资企业一度占据我货物出口半壁江山, 其产品门类多数集中于具有典型价值链分工特征的制成品领域。大批本土企业通过代工、配套、合资等途径, 参与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 带来了巨大的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200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外贸总额比重只有6%, 到2014年已经上升至36.5%, 对整体进出口增量贡献55.9%。贸易主体变化带动产品结构优化, 一些国内配套能力强、增加值含量较高的机电类装备类产品出口提速, 汽车、航空航天器、数控机床等份额显著提升。

四、从外贸大国发展历程看:中国外贸减速符合历史客观规律

2013年,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每年出口已占到全球贸易份额的近13%。在这样的体量下, 每增加一个点就意味着扩大近2000亿美元的出口, 相当于2013年非洲出口总额的1/3。纵观近200年来的世界贸易史, 体量巨大与增速放缓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 几乎都在贸易份额达到峰值之后经历了增速减缓。一战前夕, 英国占世界贸易份额很长时间都超过20%, 但其增速长期与世界约5%的平均增速齐平, 个别年份略高。美国在二战后问鼎第一贸易大国后, 随即也经历了5%左右的年均贸易增速, 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德国自1965年开始全球贸易份额稳定在7%~8%之间, 但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增速5%左右的“低迷期”, 直到2000年之后才重新恢复到两位数以上。日本同样经历了类似过程。综上, 我国贸易增速减缓, 也是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现象,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五、理性认识新常态下的中国外贸减速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3

经历了这一场场风波，在考验面前的确使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慈善很受伤。甚至有人预言，要恢复受损的公信力和“元气”至少需要几十年。但我们从科学发展观看来，这也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它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制度更完善，行为更稳健，特别是对慈善新常态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慈善的高潮往往与灾难救助相伴生。但激情四射的爱心冲动和慈善行为不会永远保持在一个水平上。何况救灾中的慈善作为非常态化的行为只是慈善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也不可能取代慈善的全部。如果我们仅仅把非常态化慈善作为衡量慈善状态及发展的标志、尺度，那无疑是对慈善的片面认识和误解。其结果既不利于增强做好慈善工作的信心，也不利于调动广大民众以积极的心态促进常态化慈善的可持续发展。

常态化的慈善是慈善事业发展之本，它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当我们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慈善的视野就会更加开阔，慈善的创新就会应运而生，慈善的心态就会更加平和自信，慈善的内容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我们提出如何认识和适应慈善新常态这个概念和命题时，不是对传统常态慈善活动及行为的否定，而是启发人们面对当前慈善客观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如何使自己的认识和行动更加地适应时代发展，更加主动地探索和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发展之路。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认清慈善新常态的几个显著特点。依笔者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们对慈善理念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现代慈善在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实践，人们不仅认识到社会义制度下也需要发展慈善事业，社会福利永远不能取代慈善；而且还认识到慈善事业不仅在价值观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同一性，在物质层面上也应当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虽然以“配角”身份出现，然而不可或缺。

在长期实践中，人们对现代慈善需要有信誉的中介机构，需要公开透明的运作成本，需要政府的支持、监管与引导，需要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宣传与监督等，不仅有了进一步了解，也获得了认可。这便为慈善事业大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 植根基层的慈善网络基本形成

在政府支持引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以公募和非公募慈善组织以及草根慈善组织为载体的纵横交错的庞大慈善网络。这种三位一体、长期并存、优势互补的慈善大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现代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组织保障。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慈善的重点应当在基层。只有社区、乡镇慈善活跃和发展，现代慈善才有基础和无限生命力。试想， 当慈善全覆盖，基层网格化功效得以充分发挥时，还担心被遗忘的角落得不到惠及吗？

三、 尽责的政府行为为慈善创造了宽松环境

在救灾、扶贫、助教、医保等重大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的政府责任和实施力度十分凸显。不但明确规定慈善捐款不得划入国家和地方财政，而且不断强化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在重大灾难面前，无论是组织实施救援还是灾后重建，政府总是在第一时间率先垂范，始终把灾区冷暖系在心上，尽量减轻全国民众的负担。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种从政为民的模范作用，不仅使民间慈善环境更加宽松，也进一步从更深层面促进了广大民众慈善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其结果既有利于保护群众的捐赠热情，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克服民众激情下极易产生的无序状态和盲目性。使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避免浪费，充分发挥实效。

四、慈善组织和行为逐步回归民间性和社会化

随着政府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简政放权和对社会组织功能、作用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政府已明令在职官员逐步从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中退出，对退休官员在社团中的任职也有了明确规定和限制，从根本上明晰了角色分工，彻底改变那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状况。这对慈善组织回归民间性和社会化无疑将会产生积极影响，使慈善组织功能和潜力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五、慈善的功利思想日趋淡化

强捐、诈捐、骗捐等现象渐渐失去市场

人们在实践中，对慈善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慈善的内容、行为方式渐渐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反对沽名钓誉和大搞形式主义的“作秀”，不再盲目跟风。一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在继续带头捐赠的同时，想得更长远更务实。他们有的不再围绕捐赠额度高低搞攀比，转而把慈善纳入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慈善的多样化上投精力下功夫，让“人认可慈善”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六、慈善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日益被人们所接受

慈善钱与物的捐赠是慈善物化的重要形式。它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被捐赠对象的实际需求和困难，但它决不是慈善的全部。我们在加强募捐工作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和忽视慈善的多元性和多样化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慈善教育是慈善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人们从小受到的慈善教育，往往会影响其一生的价值取向。只有牢固树立起利他主义的慈善观，才有助于不断增强慈善自觉性。前些年由民间慈善组织编撰的《慈善读本》，无疑是对慈善教育的新尝试。在一些省市，由于领导重视和支持，已有了“慈善读本进校园”的良好开端，既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也有助于陶冶情操。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和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在推广和普及方面仍然困难重重。先行先试者毕竟要经历坎坷与困惑，但我们总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充分认识和研究慈善新常态的表现形式及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慈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发展走向有一个全面了解和判断。慈善有其自身的发展运行规律。单靠大轰大嗡“运动式”的动员和指标化推动，从长远看非但与于事无补且极易让民众产生慈善疲劳症甚至形成抵触情绪逆反心理。“春雨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经过我们长期不懈努力，如能使全民族的慈善意识不断提升和养成，能使人人做到“不为善小而不为”便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4

强化创新驱动。通过创新发展，我市形成了北斗导航、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一批独具特色、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传统产业的新业态也正在形成。一季度，全市新兴产业增长12%，高于全市平均增速4.8个百分点。

加快结构调整。根据产业政策导向，引导石化、食品等传统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下决心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推进中心城区重点排污企业“退二进三”提质改造了一批产能，推动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消化了一批产能。推进装备制造、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含循环经济)、生物医药、军民融合(含电子信息)5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5

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种体现，世界意义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

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

如何看待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国际地位新变化的表现和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较为显著和重大的变化。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

1、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第一，经济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也提升了自己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中国的投入较之前有很大提高，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

第三，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声誉下降，不得不有所调整。此外俄罗斯等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持续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虽然发展速度不慢，但其实力和国际地位始终无法追赶中国。

第四，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

2、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

3、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

4、“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做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二、为何说中国发展道路有着世界意义

一是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

二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在缓慢地走向衰落，但仍有相当大的主导能力。美国缓慢走向衰落的过程，正是中国崛起的机遇。

三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不管G8还是G20，都摆脱不了联合国体系。无论未来世界是什么体系，中国在里面都将唱主角。

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上升，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五是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

三、走中国发展道路如何认识风险挑战

1、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恶化蔓延成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成为“9〃11”事件后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目前，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机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由经济金融领域向政治社会领域加速扩散，其严重后果还将进一步显现。

2、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从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朗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局部冲突和战争频发，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 全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大国调整军事、安全战略，国际军事竞争更加激烈，世界军事变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和军事安全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再度突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南亚反恐和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3、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升，中国外部舆论环境中仍存在压力和挑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和欢迎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仍有一些人或者由于对中国缺乏全面、客观的了解，或者由于存在意识形态上先入为主的偏执，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复杂挑战。

4、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内部困难。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四、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

1、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2、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利益。

3、量力而行，有所作为；不挑战霸权，不急于称霸；主持公道，保持平衡。

4、渐进改革，兼顾各方；立足当前，放眼长远。

总之，中国发展道路对世界意义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一方面，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上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 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明显的矛盾、复杂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道路追求和谐、维护和平，以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的发展理念影响着世界，中国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正确看待中国发展道路，准确把握战略机遇，力争使我国“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6

年7月30日，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重点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可见在“十三五”出炉前期，领导人在继续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实际上，2015年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对经济发展、改革的坚实信心。2015年6月16日至18日在贵州调研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结合的讲话以及2015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增速依然是全世界最快的，但从人均水平看尚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放缓也是必然，国家领导人主动降低经济增长指标，这也意味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追求质量而非数量。这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同时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是在新常态经济下产业升级换代下的表现，同时还是实体产业发展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创新低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定向调控，这也意味着看重经济发展的长远而非眼前。同时，这也反映出新常态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只要在清除过去两轮经济过热的因素之外，处理好短期、中长期的关系之后，我国经济政策回归中性是必然的。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回归正常状态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推动经济稳定发展依然是严峻的问题。主动而不是被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足见中央对新常态环境下的高度重视。结合强调“十三五”期间需要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体制机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扶贫开发十个领域取得明显突破的背景来看，两者又是环环相扣。

在主动出击下，才有机会将稳增长的主动权把握在手中。新常态背景下，只有主动才能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并促进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生产端实现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才能在“十大领域”中取得真正的突破。突破就需要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如简政放权、涉外经济改革进行的情况可以看出，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冲了一部分经济下行的压力。

在改革不断深化、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我国就业压力也出现了缓解的趋势，无论是对农业、生态文明、民生、扶贫都能起到积极作用，这将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提升我国市场化程度，令新兴民营产业获得更好的发展，赢得更多的财富，做到真正的财富于民。

在华外企如何适应“新常态” 篇7

中国在十几年的入世谈判当中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一个就是规则的问题,规则和开放这两个事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开放就必须讲规则,而只有讲规则中国的对外开放才可能持续下去,只有遵守了规则中国的出口才会越来越多,外资才会越来越多,这样中国的开放才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使规则落到实处。

所以规则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当然从我的经验来看,中国讲规则、讲法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两个重要的难点。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水至清则无鱼”,也就是说如果水太清即法制太严格了就不能浑水摸鱼了,经济就很难上去。当然这是一种悖论,我觉得一直到现在这种谬论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三公平原则

现在这样一些想法也是受到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在中国讲规则比较难。比如说现在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些人就开始讲(法治)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更是一种谬论。

实际上,中国的商业环境清廉了,中国的法制健全了,中国的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中国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都是讲人治而不讲法治。所以,一旦搞法治,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在法律面前的话语权就被剥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寻求自身利益的特权就被剥夺了。

这就是改革为什么会碰到那么多阻力的原因,而真正实现法治会有那么多的困难,那就像中国在入世谈判当中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去除那些少数官员手中的特权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难,中国政府是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整个商业环境当中重要的基础。因为不去除他们的特权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让规则成为影响中国整个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最根本的因素。

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央高举法治的旗帜,为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和经济环境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使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很多承诺得以实施。

在实际的规则方面,我认为要能够真正实行所谓的国民待遇,也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那就必须使中国的法治做到十八大四中全会讲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应该说,在过去的那么多年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入世以后,在实行国民待遇方面外资比较强调的是机会平等,因为在中国过去的市场准入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多对于外资金融的限制,所以强调了机会公平的问题。

通过这些年来的努力,机会正在逐渐走向公平,当然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在规则公平方面外资应该说在很多年当中享受了超国民的待遇,尤其是在税收等优惠政策方面,特别是到了地方政府一级,一看到跨国公司在很多规则面前就“高抬贵手”了。因此这方面在华外资应该更加适应规则公平的新常态。

中国是不是还需要外资?

前一段时间,在反垄断的问题上、在WTO的规则方面有一些国外的企业比较过敏,甚至上纲上线,认为中国在实施反垄断等措施方面歧视了外资,甚至怀疑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是不是要变了?中国是不是还需要外资?所以我觉得要从公平上解决外国企业在反垄断领域里面所形成的一些误解,我们必须要解决以下四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中国还需不需要外资,我觉得中国政府的答复是肯定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要继续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我们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所以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投资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而外资也是提供投资来源的重要部分。

第二,中国需要外资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重要的转型关头,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关键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其中之一就是创新,但是中国的创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中国的创新比在开放当中吸引全球最好的技术、人才、专利搞集成创新,使中国的创新能够在全球技术或者人才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

中国需要外资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坚持走全球化的道路,希望中国的产业能够成为全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通过外国投资中国才可能使中国的企业和外国的企业在许多领域里成为全球产业链或者全球产业网络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实行全球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而外资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载体。

我记得在中国入世谈判的过程当中,中国曾遭到西方国家的威胁,要制裁中国,当时主管外经贸部的副总理跟我说过,如果把100个对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引进到中国来,产生很大的在华利益,那他们就不会向我们提出制裁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制裁中国,也就意味着伤及他们跨国公司在华的利益。

所以,这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才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以上四点可以说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还需不需要外资?答案是,我们需要。

政治化措施?

那么,中国会不会在对待外资方面搞所谓政治化的措施?

在这次反垄断的措施执行之后,有些外资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国内搞反垄断,是因为少数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欧洲也遭到了美国政府和欧盟一些政府的歧视。所以中国需要在国内整一整美国欧洲的在华企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觉得,这样说确实是低估了中国的肚量。

他们应该看到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清醒地看到,如果中国要让自己的企业在国外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待遇,首先必须在中国国内对外资企业给予好的公平的待遇。

如果我们在国内对外资企业搞政治化,那只有使得国外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和制裁更加严重。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利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商业环境的改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如果在涉及外资的问题上搞政治化,只能是两败俱伤。

另外,我觉得“中国会不会在对待外资的问题上搞政治化来实行所谓报复”的问题,回答也是不会。

那么,中国会不会对外资实行一些狭隘民族主义的政策?

大家知道,中国有13亿人口,总会有少数人对于外资采取一种比较排斥的民族主义态度。其实在中国入世的整个过程当中,狭隘民族主义的情形一直对整个中国和国外的谈判者形成了重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中国政府主流的政策依然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对于外资实行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只占中国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我们也希望外资反省自身,看看他们这些年在中国是不是长了一些坏的毛病,比如说是不是也受到了中国一些不好的商业环境的影响。有些外资进来以后可以说被中国某些政府官员宠坏了,更严重的是出了一些腐败的分子。

外资企业也应该自身反省一下这几十年当中出现的问题,不看到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华的大多数的外国投资者都是遵纪守法的,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还需要外资,中国不会在外资方面搞政治化的措施,中国不会屈从于少数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声音歧视和排斥外资,但是我们也希望在华外资同样提高对自身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法制的重视。

总之,中国政府在坚持对外开放方面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实行继续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仅仅有利于外资,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中国自身,而有利于中国的事我们就会坚持做下去,有利于国际合作的事我们就会坚持下去。FIC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8

【关键词】新常态；新挑战；煤炭；企业

面对当前极其严峻的煤炭市场形势和矿井复杂的地质条件，本人对如何适应新常态、应对新挑战、开创新局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现在就如何“适应新常态 应对新挑战”浅谈如下：

一、应对新挑战必须要转变思想、提升作风

应对新挑战，思想的转变是先导，作风的提升是保障，“十个提倡、十个反对”“三严三实”是目标和方向。

（一）切实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为，决定习惯，并最终决定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在实际工作中深入查摆与新常态不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思想、作风上的差距，日常管理中惯性思维严重、压力传递不够等问题。要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牢固树立顺应市场、效益为本、效率优先、善于创新、从严从紧、求真务实等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以自身精神面貌的提升来感化和教育职工。其次，要把形勢任务教育做深做细做实。在讲清形势，讲清任务，传递好压力的同时，重点是要宣传好新常态的内涵，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正确看待压力，理性看待困难，坚定发展信心，立足岗位、爱岗敬业，不断进取。

（二）以更严更细更实的作风作保障

没有良好的作风做保障，工作就无法有效推进，更谈不上应对新挑战，开创新局面。首先要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检和组织部门综合协调，其他部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升矿井干部作风建设水平。二是组织各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认真排查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抓好整改落实。三是进一步增强党性观念、政治意识，讲政治、懂规矩、守纪律，始终与党中央、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倡导真抓实干、求真务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从教育引导、制度约束入手，狠刹大手大脚、好大喜功、贪图享受等不良风气。四是加强优良传统教育，大力弘扬老煤矿人对党忠诚、对工作负责、对职工有深厚感情的优秀品格，坚韧不拔、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引导各级干部主动担当，用心尽责。五是严格以制管理，认真执行干部作风定期考核、动态检查等制度，确保制度执行的刚性。

二、开创新局面必须要从各项具体工作抓起

（一）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的效果

任何形势下，安全都必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是开展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但适应新常态、应对新挑战、开创新局面，我们安全管理的思路和重心还应该作出适应的调整和改变，应该在保证安全管理强度和力度不减弱的同时，将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细化、优化、做细、做实，要更加注重安全效果的提升。首先，要创新安全宣教的方式方法，提升安全宣教效果。要营造好安全宣教氛围，采用职工便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安全宣教，重点是讲清、讲透，导致安全事故的原因和事故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升职工对安全事故的自我防范意识，自觉珍爱生命。其次，要进一步提升安全培训的质量和效果。要严格执行好安全培训考核制度，细化培训方式，尽可能全面掌握每名职工对安全培训的知识的掌握情况，有针对性帮助其改进提高，切实提高职工的安全防范能力。第三，要优化安全监管方式。加强作风监督人员、安全监管人员素质的培养，加强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的力度，进一步优化和畅通职工申诉和监督渠道，逐步完善全员参与，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公平公开的安全监管机制。

（二）切实营造以效益为中心全面从严从紧的氛围

效益是企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新常态下，必须要牢固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形成全员挖潜增效的氛围。一是引导职工树立“视企如家”的意识，把企业当成家来经营，立足岗位，从节约一度电、一滴水做起，积极挖潜增效，为企业减亏增效想办法，出实招。二是抓好开源，重点围绕年度产量任务和煤质灰分指标，摸清工作面重点、难点，控制好回采层位，建立健全出矸系统，平衡好产量与煤质的关系，确保提质增效。要规划好采场接替布局，确保未来几年矿井采掘接替平衡。

（三）不断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抓党建工作的力度在逐步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建工作上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阐述，特别是在6月5号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集团公司今年以来，在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上也做出了一些列安排部署。

（四）加强干部职工队伍素质的培养

应对新挑战，开创新局面，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干部职工队伍作支撑。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坚持从严治党责任，开展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严的标准要求、严的措施管理、严的纪律约束，切实把从严要求、最讲认真贯穿领导班子建设的全过程。二是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严格按照“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围绕“品德、经历、业绩、廉洁从业、岗位匹配性”五个方面，选拔干部。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四不”干部，及时进行调整。从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和作风等方面，加大后备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保持干部队伍合理的人员接替。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心得体会 篇9

指出，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形成新常态，这新常态不仅是速度状态，更是发展状态，不仅是发展条件和环境的新常态，更是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新常态。认识、适应、引领、发展社会新常态，是一个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性思维的过程，带来的是发展方式、发展动力、体制机制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跨越。

要达到一个新常态发展共识就是要有发展的眼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勇于实践。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精神力量，一个政党不能没有精神追求，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价值标准，这精神支柱、精神力量、精神追求、价值标准就是这新常态中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食粮，只有不断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真抓实干，坚持改革创新发展，在“变”中凝聚智慧和力量，推动社会创新驱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格局，让发展、改革的成果惠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上，让人民群众的“菜篮子”鼓起来，让人民的“钱袋子”涨起来，让人民的生活更有盼头。

充分发挥“五大发展理念”的效用，要有创新的思维和行动，要有统筹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有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的头脑，要有“时不我待”改革开放的胸襟，要有不断推进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共享发展的理念，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形成新常态，激活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各方的智慧和积极因素，形成最大的“公约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稳步前进。

适应新常态 迈向新阶段 篇10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了系统阐述。这一重要讲话对统一全党认识、指导今后各项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学习讲话和会议精神，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体会和认识。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应变化。根据追赶 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触发下，后发国家经济摆脱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二是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迅速优化升级。这个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一阶段。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着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实现。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已经释放。传统市场空间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若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今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的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积极适应新常态，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要求经济工作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换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虽然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虽然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巨大。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是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切实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发展、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切实抓好改革措施落地，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真正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与调整。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高阶段。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篇11

以下是专访的主要内容。

加快发展是现阶段云浮的首要任务

《小康》杂志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作为广东省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市，云浮如何做到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地方的建设与发展？

庞国梅：在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们云浮作为广东欠发达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相比，所面临的新常态有所不同。对于珠三角来说，应对新常态的要求是在现有总量基础上优化发展。而对于云浮来说，经过20年发展积累，才刚刚步入发展快车道。我们最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充分，加快发展仍然是首要任务。而且，我们也有加快发展的条件、潜力和机遇。尤其是当前云浮迎来了国家实施《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广东省大力推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安排佛山对口帮扶云浮、构建“广佛肇+清远、云浮”新型大都市区等叠加发展机遇，为云浮接受珠三角辐射，融入珠三角发展，提供了更广合作空间、更大发展动力。

基于以上统筹考虑，我们把握新常态特征，从全省全国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理清思路，谋划发展。我们提出，不走拼汗水、拼资源、拼环境的发展路子，坚定不移探索既有速度又有质量效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路子，实现发展调速不减势，经济量增质更优。具体讲，就是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发挥云浮区位条件、生态环境、人文特色、产业特点等优势，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特色美市、改革活市，全面建设现代生态城市。

在建设现代生态城市中，我们明确当前要突出抓好“招商、建城、改革”三件事，落实好“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提升城市承载力、提高营商环境竞争力”三大任务。以上是我们主动适应新常态，推进云浮跨越赶超、科学崛起的新思路。

打造宜居宜业宜休闲山水生态城市

记者：庞书记主政云浮以来，明确提出将全面建设现代生态城市作为云浮的城市发展定位。建设现代生态城市的内涵有哪些？实现的路径是怎样的？

庞国梅：我们提出建设现代生态城市这个定位，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从城市规模来讲，这是一个建设规模和人口规模合理的中等城市;其次从城市特色来讲，这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人文、宜居宜业宜休闲的山水生态城市，生态是我们城市的最大特色;再次从城市功能来讲，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服务功能的城市，包括现代的交通、现代的产业、现代的公共服务，等等。我们之所以突出现代服务这个功能，目的就是要增强我们城市对新产业、人才、资本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从而更好地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互促共赢。

具体路径就是要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特色美市、改革活市。生态立市，就是坚持功能区划引领，守住生态底线，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弘扬生态文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兴市，就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产业层次和竞争力，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特色美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人文特色，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城市和乡村，把云浮的生态元素、嶺南元素、禅意元素、智慧元素融于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弘扬“诚信、包容、实干”的新时期云浮精神，彰显文化魅力，塑造地域特色，提升城市品位。改革活市，就是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大力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

做大做强中心城区是当前云浮城建重点

记者：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本届中央政府一直力推的工作。对云浮来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与规划如何？

庞国梅：目前，云浮城镇化率不到40%，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特别是我们的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仅2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仅20万，不到全市总人口的10%，同时，城市功能不完善，城市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不强，难以对全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形成“小马拉大车”的困局。对于我们云浮来说，加快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做大做强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全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近年来，我们抢抓省委、省政府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部署，以及构建“广佛肇+清远、云浮”新型都市区的发展机遇，结合云浮实际，按照“一核三副”市域空间格局，加快推进城市扩容提质，以“一核”带“三副”，继而辐射带动全市域新型城镇化发展。“一核”，就是我们的中心城区，它由云城老城、新区新城、思劳、六都“四个组团”构成。 “三副”，就是罗定、新兴、郁南三个副中心。

七条高速公路将从云浮境内经过

记者：广东省委、省政府这两年实施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为云浮地区融入大珠三角提供了机遇，云浮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庞国梅：近年来，我们抢抓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机遇，围绕“一个目标、两条底线、三个抓手”，集中精力攻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容提质、产业园区建设“三大会战”，全力以赴加快发展。

一是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抓住省里加快推进粤东西北快速交通体系建设的机遇，以建设两纵四横“六廊”通道为重点，即一江（西江）、一铁（南广高铁）、四高速（广梧高速、江罗高速、汕湛高速、怀阳高速）这六条通道，加快推进一批高等级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全方位大交通体系。港口码头方面，在建成广东内河第一大港云浮新港的基础上，当前又把握省里加强西江航道开发建设的机遇，加快做好西江沿岸线保护与开发规划，加快推进西江3000吨级航道扩能升级整治工程，以及码头扩能和港口物流园等项目建设。高速公路方面，规划有7段高速公路在我们云浮境内经过，已建成通车的2段（广梧、云岑），3段（江罗、阳罗、汕湛）正在加快建设，还有2条（怀阳、云茂）正在进行前期工作。铁路建设方面，途径云浮的有南广高铁、广茂铁路，当前还争取罗岑铁路纳入国家铁路网建设，努力推动广茂铁路升级改造，积极谋划城市轻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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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快推进中心城区扩容提质。我们抢抓省里支持粤东西北地区地级市中心城区扩容提质的政策机遇，坚持新城开发和旧城提质并重，做大做强中心城区。

三是加快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我们抢抓省里加快推进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园区扩容提质的机遇，坚持把工业载体建设作为推进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集中精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近年来，先后规划建设了4个省级产业园区，入园项目超400个，投资总额超800亿元。

佛山投资40亿元帮扶云浮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广东省委、省政府实施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就是“对口帮扶”。请介绍一下云浮如何利用帮扶的有利时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

庞国梅：我们抓住省里安排佛山对口帮扶云浮的机遇，主动加强与佛山的沟通联系，在产业园区、城市建设、交通建设、社会民生等领域开展全面、系统的对接合作，共同推动云浮加快发展。

一是以市场化运作推进产业园区共建。我们以产业园区建设为重点，确定了“两园五区”的合作载体，并把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思劳片区作为深度合作园区。在合作推进过程中，我们转变过去政府主导、行政化推动的园区建设方式，两市共同出资组建广东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园区合作共建实体，对基礎设施建设、土地经营实行市场化运作，统筹园区开发事务和对外融资业务。

二是以企业化形式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佛山市积极推动和支持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等大型国企通过融资平台对接、子公司项目投资等途径，参与云浮的供水、燃气、污水处理等公共配套设施的合作建设。目前，佛山公控公司与佛山（云浮）产业园已签约的合作项目已有8个，投资额达39.5亿元。

三是以产业化合作提高自身发展能力。我们利用佛山民营企业众多、实力雄厚以及产业链完整的优势，充分发挥产业化带动作用，推动两市建立产业合作关系。一方面，发挥佛山装备制造业产业基地优势，利用云浮的机械制造产业基础，把云浮产业园区纳入打造万亿规模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基地计划之中。另一方面，利用佛山在农业方面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以及云浮的生态优势、良好的农业基础，推动两市现代农业产销对接，互补优势，合作共赢。

四是以商业化运营推动社会合作项目建设。我们借鉴佛山相关领域的商业运营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作用，加强科技、金融、文化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推进项目运营建设。目前，我们启动实施两市教育卫生千人互派计划，名校、名医院交流合作计划，以及“佛山-云浮创业项目库”、“佛山-云浮创业帮扶人才库”、“佛山-云浮创业基地”等共建工作。

云浮目前是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城市

记者：云浮市近年在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上，有哪些具体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

庞国梅：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既是新常态的一个要求，也是加快云浮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我们云浮的产业发展来看，支柱产业均是资源型的传统产业。推进云浮跨越发展，就必须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提高产业支撑力。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进产业园区扩能增效的决策部署，以优化产业结构为导向，立足自身的区位条件、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推动经济结构从资源型向新兴产业转型，不断提高产业层次和竞争力，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

当前，我们以云浮新区为主载体，重点培育发展四个新产业，就是云计算及信息服务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健康养生旅游产业。目前，我们培育发展这些新产业面临着很好的机遇，也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云计算及信息服务产业方面，我们云浮是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城市，也是广东省“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先进装备制造业方面，我们云浮有石材机械企业100多家，特别是近年来致力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日本的高丘六和、爱德克斯等知名企业已进驻云浮，汽车零部件产业逐步形成新业态。生物医药产业方面，目前，云浮有生物医药企业11家。我们依托大华农、远大医药等重点企业，充分利用云浮电力资源尤其是“热电联产”蒸汽清洁能源的优势，吸引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广东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健康养生旅游产业方面，我们云浮拥有禅宗文化、温泉、生态等人文资源优势，推动省市共建禅文化创意产业园，争取将其列入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合作示范区平台，开发富有云浮特色的健康服务产品和休闲度假产品，推动健康养生旅游产业发展，着力把云浮打造成为广佛肇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健康产业高地、休闲养生目的地。

全国首个石材价格指数由云浮发布

记者：云浮市近年来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上，有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

庞国梅：这些年来，我们坚持集聚发展、循环发展、创新发展的理念，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实践，并取得了较好成效。主要抓好以下三方面：

一是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引领，推动产业集聚发展。防止和解决工业污染问题，首先要做好空间规划布局，也就是工业项目放在什么地方发展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坚持以县域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引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在全市规划布局了4个产业园区，规定所有新上的工业项目都要入园发展，避免重走“镇镇开发、处处冒烟”的老路。同时，我们还对各个产业园区都明确2-3个主导产业，并打破行政区划统筹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避免园区之间同质发展、恶性竞争。

二是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目前，云浮市建设有循环型、环保型两个省级工业园区，我们以这两个园区为载体，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其中，以水泥、硫化工、石材为主导产业的循环经济工业园，通过“废渣增值、废气发电、废水循环”这种“三废利用”模式，推动企业层面“小循环”、产业内部“中循环”、产业之间“大循环”，促进了产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国家和省里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为我们云浮推进企业创新，尤其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政府引导、产学研驱动、市场化运作、产业支撑”模式，加强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以创新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目前，我市共创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9家（其中国家级工程中心1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21家。去年我市发布了全国首个石材价格指数—“云浮泓泰石材价格指数”，增强了云浮石材价格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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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工作满意度考评全省第二

记者：目前，全国上下都在强调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云浮在依法治市方面有哪些措施，取得哪些成绩，未来努力的方向有哪些？

庞国梅：一直以来，我们云浮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市工作，把法治云浮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好落实，在这方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也取得了不错成绩。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我们的审批制度改革在2013年度广东省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评估考核中得分排名全省第一，网上办事大厅已开通至镇一级，比省的要求提前了3年，同时还自加压力延伸至行政村一级，目前已进驻事项1195项，审批事项进驻率为100%。在法治社会建设方面，我们在探索推进基层协同共治、城乡治理网格化、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等工作上，形成了有云浮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在去年的广东省平安工作满意度考评中，我们排到了全省第二位。

今年，是我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开局之年，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广东省委十一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安排，研究出台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以此进一步推动依法治市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云浮的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的主要做法是突出“四个重点”、营造“三大环境”。抓好四个重点，就是抓核心、抓根本、抓关键、抓基础。抓核心，就是抓住党对法治工作领导这个核心;抓根本，就是抓住体制机制创新这个根本，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依法治市工作;抓关键，就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抓基础，就是抓住全民守法这个基础，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营造三大环境，就是营造公正、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务环境，提高行政效率和人民满意度;营造公平、规范、有序的法治市场环境，优化营商条件，推动云浮科学发展;营造和谐、安定、文明的法治人文环境，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工作制度化、社会公共服务的便捷化、信访维稳工作法治化、以及法治宣传教育的常态化建设。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70%用于民生

记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云浮近年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

庞国梅：大力改善和保障民生，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是云浮市委、市政府努力施政的方向所在。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去年，全市民生类支出86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达70%。下来，我们将不折不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继续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共享更多改革发展成果。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提高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水平。计划用3年时间投资3.2亿完成中心城区学校“三迁三建四扩展”（三迁：搬迁三所学校;三建：建设三所小学;四扩展：扩展升级改造小学），切实解决城区优质学位紧缺问题。加快建设市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市妇幼保健院改扩建项目，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五个一”设备配套。同时，我们还将与对口帮扶我们的佛山市实施两市教育、卫生专业人才千人互派计划，名校、名医院交流合作计划，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二是大力推进创业就业。实施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探索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更加紧密的联动机制，拓展创造就业机会。今年将计划新增城镇就业30000人，失业人员再就业8000人;组织开展劳动力技能（技术）晋升培训20000人，转移农村劳动力29000人以上。

三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巩固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确保全市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98%以上;加大住房保障力度，计划全年改造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3420 户，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2105套（户）;加强城乡养老等工作，在每个县（市、区）都建设1个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示范点。

四是加快推进生态建设。深入实施“千干扶千村”工程，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村建设;深入实施生态景观林、森林碳汇、森林进城围城和乡村绿化美化四大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全面实施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纵深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不断改善人居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活品质。

打造珠三角地区健康食品生产基地

记者：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方面，云浮有哪些思路，如何实施？

庞国梅：云浮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市，近年来，我们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为载体，积极探索“产业带动、土地流转、金融支撑、协同共治、生态文明村”五位一体的农村综合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取得很好成果，培育发展了一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全市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 2400多個，去年销售收入达560多亿元，带动农户近28万户，户均参与产业化经营收入超万元。而且，通过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我们的蔬菜、水果等样品合格率均保持在98%以上。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我市的农业生态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突出质量安全特色，创建农业特色品牌，进一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打造全国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示范基地和珠三角地区健康食品生产基地。重点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以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二是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为重点，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大力推进农村普惠型金融体系建设，发挥“大金融”支持和服务“大农村”的功能作用，积极发展农民信用贷款，解决家庭农场一般投入大，资金不足的问题。重点抓好农业产业链金融，选择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实施信用评级，配合“公司+理事会+农户”和“公司+现代家庭农场”等机制创新，给予龙头公司综合授信，分散用款，逐个家庭农场（或农户）用款。积极拓展我市现有的信用合作平台功能，利用征信中心征集的全市57万户信用评级农户的数据平台，在日常监管中对这些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如果检测出来发现有不良的，就列入黑名单，而对那些优秀的农户就给予绿色通道，依托信用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

三是以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市为平台，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2012年，我们启动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市创建工作，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追溯、责任等体系建设，实现从田头到餐桌的无缝监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保障机制、企业（农户）自律机制、利益导向机制、社会共管机制等四大机制创新，指导各县（市、区）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和监管制度，重点抓好县级农产品检测机构建设和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健全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将“三品一标”产品和“菜蓝子”基地100%列入监控范围，确保全市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农药残留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以上。

编辑/余弘阳

个人履历

庞国梅，女，汉族，1967年10月生，广东湛江人，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1982.09--1985.07 遂溪师范学校学习;

1990.06--1993.10 共青团湛江市委副书记;

1993.10--1999.08 共青团湛江市委书记（1996.12--1997.12 挂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部长助理）;

1999.08--2000.06 湛江市麻章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区长;

2000.06--2002.12 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2002.12--2004.02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2004.02--2011.09 东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1.09--2014.09 江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

2014.09-- 云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