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演讲稿

毛泽东读书演讲稿（精选7篇）

毛泽东读书演讲稿 篇1

早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一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当时德国的一位元帅，因为有奇勋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毛泽东以毛奇自诩，同学们也称他为毛奇，意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甚广，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等计12大类。尤其是他饱读《二十四史》、《史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部《资治通鉴》他竟读了17遍，获益匪浅。

毛泽东除了阅读常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外，还经常涉猎过古人写的随笔、小说、笑话，有关楹联，还研究过宗教经典，如《六祖坛经》、《法华经》、《大涅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回顾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青少年时代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找“大本大源”，最后是为了寻找解放贫苦大众的“真主义”。他的读书结构主要有几个源头。首先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他所具有的深厚的国学功底都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基础。在传统文化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亲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棱、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后使毛泽东跳出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用新的思维去观察世界，从狭隘的小农封闭状态走向解放开放的思路。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们传播的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就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引领他走向新的天地。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上非常“饥渴”，这时他读的书主要是围绕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发掘能够挽救中国革命的理论书籍。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主要是在偏远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常常是无书可读他感到苦闷极了。这与他在建党前后创办文化书社，大革命时期从事“编书”，与宣传革命道理的书籍打交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革命低潮中他急需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于是他给上海的党中央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他搞一些书，还开列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当时毛泽东开列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出他的急迫心情。在一封信中他还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两本。毛泽东看完第一本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那些错误。读完第二本后毛泽东接着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并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第三遍看这本书，在封面上写下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从中借鉴不少经验。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毛泽东读书的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充沛精力去读书，倡导全党兴起读书的热潮。以前在紧张的战斗年月里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在延安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20年来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实际上这种日记就是读书日记，它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本难得的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一书，写了不少批语，还花了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农民运动问题。

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读书的条件和环境都改善了，毛泽东却没有放松读书学习，他利用一切时间用“挤”和“钻”的精神，去攻克未知领域的知识，好多回忆录都记述了他刻苦读书的情况。以晚年读文史古籍为例，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阅读，他自己当然是精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到史传、政论、诗词、曲赋。如果从时间上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时，与政治、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情感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可以看出心志的勉励和抚慰。晚年毛泽东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了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当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反映出内心的矛盾和古人发生了共鸣。

毛泽东读书演讲稿 篇2

一、毛泽东读书之多、广、深、活

第一, 积学贵有恒。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 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 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 从古代的到近代的, 从中国的到外国的, 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在长沙求学时期曾立言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 用功读书, 持之以恒。他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 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 只怕一日曝十日寒。”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

第二, 广收博览, 系统钻研。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有了学问, 好比站在山上, 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 如在暗沟里走路, 摸索不着, 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他博览群书, 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毛泽东所以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站得高些, 看得远些, 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 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 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不仅能广泛吸纳书本知识, 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 因而能推陈出新, 与时俱进, 系统钻研。这在他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第三, 勤动笔墨, 学思结合。勤动笔墨, 深刻思考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 勾勾画画, 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 毛泽东就曾在书页上写有12000字的读书批注。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毛泽东为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所读过的哲学教材书页上都留下了许多阅读符号, 如横线、竖线、斜线、波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此外, 毛泽东在读书时, 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

第四, 读书的目的在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家, 他明确指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不仅把理论与实践比作箭与靶的关系, 更把对理论的应用或实践本身看做是更重要的学习, 故他提倡在实践中学习。

二、毛泽东读书侧重与革命实践结合

第一, 读书是毛泽东的精神存在和升华方式。在古今中外的领导人中, 像毛泽东这样爱读书, 而且读有所得、读而能用、用能生巧的领导非常罕见。从某种程度上讲, 毛泽东将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然方式。

毛泽东读书有三大特点, 一是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去世后在整理他书房时发现, 这里共留下97000多册书, 相当于好多大单位图书馆的藏书量, 很多书上都留有他的批划。这些书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种类, 非常广泛。毛泽东读书不仅广博而且偏深, 像他经常讲的“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这句话, 经考证出自清代一本不为人所熟知的书中。而他在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 在与美国记者斯诺交谈中, 还谈到当时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作品。毛泽东读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活到老、读到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 有一天在他苏醒期间竟然还看书看文件达11次。第三个特点是真读、真学, 不做样子。特别是对经典的、重要的书是反复读。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红楼梦》都是看了多遍。他还习惯对同一题材的书拿不同版本的书比照读, 并注重讨论式阅读。

第二, 积累胸中日月, 营造人间天地。毛泽东是真正的读书人。读书对他来讲, 不仅是吸收知识、丰富谈吐, 最重要的还是促进、指导他的实践。“毛泽东是在了解各种主义的基础上, 通过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 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在深刻理解并接受的基础上形成的。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而不是别人?通过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就会发现, 真正对历史有影响力的人除了他当下的功业以外, 更重要的是他在建功立业后面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价值。人民越来越关注毛泽东得以成功的思想智慧、精神风范、经验方法, 包括他的个性情怀。

因此真正的伟大人物, 对历史的影响绝不是一世一代, 他的思想和精神完全可以超越时空。有人做过一个调研, 在中国的10个城市, 对1250个人进行了调查, 其中问了一个问题:“你认为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请列出10个。”结果在中国人的眼里, 排在前三位的思想家是毛泽东、孔子和马克思。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当中, 他对前人和同时代的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 是很注意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营造了他的“胸中日月”, 他有了胸中日月才通过自己的实践行动创造了“人间天地”。所以, 今天解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就是从他的胸中日月到人间天地的梳理过程。

第三, 毛泽东提倡以读书来“授人以渔”。在精读的基础上, 毛泽东特别注意利用编书、荐书、讲书作为其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提倡以读书来“授人以渔”, 培养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他荐书往往是倡导或纠正某种风气, 非常有针对性。比如他曾经向许世友推荐看《红楼梦》, 就是希望这个武将能够多一些“文气”。而他讲书则是直接向人宣达他的思想主张。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营造“胸中日月”, 通过实践创造“人间天地”, 都是有迹可寻的, 从伟人身上我们可以领悟: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不仅是一种需要, 也是一种责任。

毛泽东读书演讲稿 篇3

关键词：校办读书节 东厦中学读书节 演讲比赛 自主学习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

读书节作为东厦中学的特色活动，已成功地举办六届。其中，演讲比赛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厦中学读书节演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比赛，更是给学生提供了自主阅读、自主思考、自主表达、自主展示的平台，让学生从中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这里，打算对其进行讨论。

一.自主阅读

古人云：“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经常提倡读书，但是有一个普遍现象，中小学生读了很多教辅书而不太喜欢读课外书尤其是经典名著[1]，想读课外书的也不知道是哪方面的书更好。然而，东厦中学每一次举办读书节演讲比赛都定了一个与经典名著有关的主题，这就促使学生有针对性地去查找资料、阅读资料。而查找资料、阅读资料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学生自主阅读的过程。

第二届和第六届读书节演讲比赛的主题都是“经典伴我行”，学生在这一主题的驱使下，自主地选择一本经典名著或多本经典名著去阅读，围绕经典名著来阐发自己的阅读感想。学生自主地选择经典名著、自由地阅读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考量经典名著、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在2015年第六届读书节演讲比赛中，高一（15）班的林玉珊同学就这样讲道：“《普希金诗选》，一开始我对它完全不感兴趣，那是一本三四厘米厚的书，足足有八百多页。但在后来的阅读中，我知道了普希金是俄羅斯伟大的民族诗人，被誉为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在中国所被人熟悉是从鲁迅等著名作家翻译和介绍普希金的诗开始的。”“在阅读过这本书后，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教科书中那首短短的诗篇，反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经典的经典之处正在于它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学生即使认识尚浅，也会在自由的阅读中有自己一番感悟。在2011年第二届读书节演讲比赛中，高一（5）班的蔡雅涵同学深情地表达《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毅力带给自己的震撼;高一（12）班的徐旭东同学激情澎湃地对《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传奇一生嗟嗟称奇;高一（8）班的陈宁馨同学理性地对《项链》中女主人公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演讲以比赛的形式进行，让学生选择感兴趣的阅读资料，在比赛前给学生预留了充足的阅读空间，允许学生大胆地对文本进行富有个性的自主的阅读，阐发自己独特的体会，在阅读中享受搜索的乐趣和找到素材的成就感，并在潜移默化中充实了自己的知识体系。

二.自主思考

每个学生都有潜在的独立学习的能力。每一场演讲比赛都有一个主题，面对一个演讲主题，学生在进行演讲之前，必须搜集整合资料和准备演讲稿，这个过程也就是学生自主思考、独立探究的过程。演讲稿的准备是最为重要的，学生在完成文稿的过程中会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无一遗漏地写出来，以此来体现自己的独特性。即使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一致，学生也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谈起自己的观点。如果对所要论述的内容知之甚少、缺乏独立思考，也就无法写出精彩流畅的演讲稿;如果只是机械地摘抄前人或者网络上的演讲稿，那就很难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2014年第五届读书节演讲比赛的主题是“科学、理想和人生”，想要把这三者自然地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易事，学生一不小心就会只选取其中一者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考验着学生思维能力，促使他们开动脑筋自主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独具特色的演讲稿。在比赛过程中，我们发现，选手们的演讲稿紧扣主题，内容丰富，彰显了自己的文学素养和知识积累。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到居里夫人发现镭，从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到“玉兔”登月，古今中外伟人的事例，都被运用到演讲稿中，并将科学与伟人的理想和自己的理想、人生紧密地联系起来，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经过初赛的筛选，晋级的选手更是充分发挥了自主思考的能力，不断丰富和充实演讲稿，丰富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在竞争的氛围中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思考范围。思考无止境，也将思考内化为他们的积淀，并外化为他们的语文素养。

三.自主表达

在第五届读书节演讲比赛中，有一位选手在初赛和决赛中都表现得很突出，但是他的老师却说他上课的表现并不积极。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校办读书节的演讲比赛激发了这位选手的表达欲望和阅读热情。选手不仅仅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更要打动评委。唯有独具风格、感情丰富，选手才能打动评委和听众，就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演讲者充分利用了演讲台上的短短几分钟，或热情洋溢，或义正辞严，我口说我心，自主地表达观点，进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在第二届读书节“经典伴我行”主题演讲比赛中，高一（13）班的蔡洵轻吟一首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柔情似水地将书籍比作桃树的枝干，将经典比作桃树上的蓓蕾，把评委和观众带到了经典的世界里;高一（10）班的徐旭东同学则通过一组疑问“你和老渔夫共同抗拒过鲨鱼的肆虐吗？你和徐志摩一起在康桥上漫步徜徉过？”吸引了评委和观众的兴趣，顺利地将受众带进经典名著的世界里。对于一个既定的主题，我们的学生通过自主表达，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自主展示

多元智力理论告诉我们，必须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智力特点，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不应该用一把尺子衡量一切学生[2]。校办读书节演讲比赛恰好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展示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意识。平时的课堂中，教师是讲者，学生是听者，教师起主导作用。而在演讲比赛时，学生是主角，教师是配角。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更乐于去表现自己，也让自主展示成为可能。演讲比赛给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在演讲比赛中，作为主角的学生更容易去发现并纠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如仪态不大方，发音不准确，用词不恰当等，这些有意和无意的发现，都会促使学生去关注自身的方方面面，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自我展示的能力。

在第五届读书节演讲比赛中，高一（1）班的杨卡彤同学的表现给评委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围绕“科学、理想和人生”这一演讲主题，杨卡彤同学一上台就面对微笑地问在场的同学：“同学们，你们有理想吗？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并走到第一排观众面前，将手中的话筒朝向观众，台下有不少同学与她进行了互动，一下子拉近了选手与观众的距离，吸引了观众去聆听选手的演讲，去关注选手的演讲内容。显然，杨卡彤同学能获得比赛一等奖，是与其成功的自主展示分不开的。

五.结语

自主学习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如果能让学生们参与演讲、爱上演讲、懂得演讲甚至让演讲走进课堂，那么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思考、自主表达、自主展示的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月”由一样到“不同”是借助“梅花”这个媒介，校办读书节开启了学生的演讲之旅，也成为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媒介。每一次成功的校办读书节演讲比赛，所收获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到的轰轰烈烈的热闹气氛，更多的是我们从这场活动中提升了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我们教师能在不断的实践中为学生找到更多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让自主学习成为学生的一种自觉。笔者认为，只要东厦中学能一如既往地举办读书节活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定会不断地提高。

参考文献

[1]郑惠生.“新媒体时代”小学生最喜欢阅读哪类课外书——小学生课外阅读调查研究之六[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2）：54.

[2]（美）戴维·拉齐尔.学习之路：教给学生和家长多元智能[M].张晓峰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94-297.

本文为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校办“读书节”综合实践活动研究——以汕头市东厦中学为个案》（2012YQJK271）研究成果。

毛泽东爱读书 篇4

毛泽东的住所里，到处都放着书。睡床上、办公桌上、休息间里，甚至卫生间里都放着书。乍看起来似乎有点乱，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儿，他心中是有数的。放着的书籍和资料，就像他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只要需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一次，毛泽东到杭州，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初次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毛泽东同志太忙没有时间整理，便动手整理起来。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立即加以制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用来装璜门面的。有些人喜欢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上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那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段，多方便啊！他的这个读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本文将从毛泽东为什么爱读书？爱读什么书？怎样读书？来谈

一、毛泽东为什么爱读书？

1947年的夏天，在沙家店战斗中的一次非常艰难的行军途中，天气很热，又缺少水喝。当部队来到几棵树下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刚坐下，就笑着对身边的战士们说：“这里好，这里是„山路风来草木香‟啊！”战士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问道：“主席，这话怎么讲？”他高兴地把宋代诗人辛弃疾的词句讲解了一遍，又简单地介绍了辛弃疾的一些事迹。然后，他挥挥手中的书，说：“光学打枪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道理。学了文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人就聪明了。”说完，他捧起书埋头读了起来。当时，有一个小战士不解地问：“您的学问都这么大了，行军又这样累，干啥还要这样苦苦地读书？”毛泽东同志哈哈笑着，抚摸着战士的肩膀，亲切地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知识范围那么广，你再聪明，知道的不过是有限的那么一点点。”“勤学习，多看书，眼界就宽了。看看世界多么大，才懂得自己多么小。”一席话，使战士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二、毛泽东喜欢读哪些书？(一)马列著作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就开始读马列著作。他最早读马列著作的时间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在大革命时期，他读了《国家与革命》。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已读了前面说的在长征路上读的那几本著作。此后，他对这些书反复读。所以，他在1964年3月接见外宾时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他对马列的书读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延安。在这个时期，他还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节译本、苏联出的《列宁选集》中文版多卷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著作。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那时翻译的列宁著作比马恩著作要多；二是列宁著作中有直接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更具直接的指导性；三是列宁著作比较生动，好读。毛泽东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因此，他对列宁的书读得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也说过:投入革命洪流以后，他是先学列宁的著作，后读马恩的书的。在列宁的著作中，他读的遍数最多的是《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特别是《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个人不仅读过多遍，还推荐给别的同志读。彭德怀说过，这两本书，毛泽东寄给他读过，并写道:“此书(指第一本《两个策略》)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寄《“左派”幼稚病》时还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也说明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喜欢列宁的上述两本书，就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二）哲学、经济学著作

这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读的。在延安，为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自感“我的工具不够”，要“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除读前面讲的马列哲学原著外，还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哲学通俗读物。这方面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还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这些哲学著作对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了很大作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部分章节，他也读了，认为“十分精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读过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艺术论》，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

关于经济学著作，毛泽东在延安读过一些，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他再次读了《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书。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了许多遍；还认真研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整整两个月时间，采取边读边议方法，对该书逐章逐节地深入研讨，其成果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与谈话。此外，他还读过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等。

（三）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

毛泽东涉猎很广，但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书则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关于中国历史，他从小就有浓厚兴趣。在省立一中，他学了古代史后，写了篇论商鞅变法的作文，获得老师好评，老师认为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随后，他又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16卷，更增加了对历史的兴趣。在一师，他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还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称“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的而不可缺”。他对曾国藩的书也很欣赏，细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近代时政著作，他十分爱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梁的维新变法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他爱不释手，一些好文章读了又读，几乎能背出来。《新青年》创刊后，他成了其追随者，按照时髦语言说，成了《新青年》的“粉丝”。他回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著作，往往是文史哲融为一体的。这些书籍给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他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用时尚说法即“国学”的底子，主要是在那时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著作他还不时地阅读。《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他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在1959年出巡时所带的书中，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还有关于《老子》的书等十几种，以及《荀子》、《韩非子》、王充的《论衡》、张载的《张氏全书》、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清人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他还有一个习惯，到了外地，要看省志和县志等地方性史书。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讲起历史典籍和细节，如数家珍。

（四）中国文学著作

毛泽东小时候就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书很着迷。他对中国文学书籍读的比较多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代诗词。自《诗经》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几乎广泛地阅读过，最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第二类为古文和古典小说。对古文，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他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认为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在古典小说方面，他几乎将所有名著都浏览过，并对一些名著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东周列国志》讲的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是当时社会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其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他认为《金瓶梅》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腻，但不尊重女性，只暴露黑暗，讲淫秽，就很难传开。他对《西游记》颇为称赞，这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诗中充分反映出来。第三类为现代文学，主要爱读鲁迅的著作。在延安，当时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纪念本”，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延安就给了毛泽东一套。他放在办公桌上经常阅读。他在书上圈圈划划，还作批注，认为鲁迅跟他的心是相通的。因此，直到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上、书架上，还摆放着新出版的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折页，有的夹条，有的打开着，说明还在阅读。鲁迅著作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第四类为笔记小说和其他杂书。在延安时期，范文澜送给他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所谓杂书，也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包括一些小说，如《智囊》、《笑林广记》、《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之类。他认为，《聊斋志异》的一些篇章带有民主性，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读起来很有兴致。

（五）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

毛泽东早年对自然科学不大感兴趣，读过的书有限，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给他以深刻印象，直到晚年还多次谈到达尔文，以及阐发达尔文学说的赫胥黎及其《天演论》。到延安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在其涉猎范围之内。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汤姆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成为他的藏书。他对人讲过:《科学大纲》使他获得很多知识。到北京后，这方面的书他读的更多一些。他对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和某些技术书籍广泛涉猎，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兴趣较大。他还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动物学》杂志、《考古学报》、《化石》杂志等这样的刊物，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晚年，他接见杨振宁、李政道时还同他们讨论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衡不守衡问题；直到1976年，他还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此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宗教、逻辑学方面书籍以及工具书。宗教方面的著作如《金刚经》、《六祖坛经》，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如《穆勒名学》，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等。

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

三、毛泽东怎样读书？

（一）不动笔墨不读书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划划，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就曾在书页上写有12000字的读书批注。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所读过的哲学教材书页上都留下了许多阅读符号，如横线、竖线、斜线、波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在建国以后，毛泽东读书时作批注亦不少。

（二）经典书籍反复读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对喜欢读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每读一遍书，他习惯在封页上画上一个圈。从中南海故居保留下来的书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画有四、五个圈。有些书，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划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他更是反复研读。如《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10遍以上。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

（三）读书思考两不误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一致。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说：“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与这种陋习相反，毛泽东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的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弄通读透书的内容。他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

（四）读书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赞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原则，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北伐战争期间，毛泽东于1927年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在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许多领导者，一接任新的工作就喜欢宣布政见，一遇到困难就叹气、恼火，而不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要了解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五）读书要靠挤和钻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篇5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毛泽东的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逆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

（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

（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

（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

（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他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事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如数家珍似地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报：“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飞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眉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读施耐庵《水浒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

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

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

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读书笔记(毛泽东传) 篇6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学时就熟背的《沁园春·雪》是我最熟悉的毛泽东的作品，从那时就知道毛泽东的文学成就，很少能有人能媲美，一首《沁园春·雪》足以傲视群峰。

我从小就知道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知道是毛主席让一个受百年欺辱的民族屹立起来，但是却从没有对毛泽东的思想有过深入的了解。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让我进一步的了解到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加上课余时间自己读了《毛泽东传》，更是对这样的一个拥有雄才大略伟人有太多太多的钦佩，对那一段历史有太多的感慨。

《毛泽东传》不仅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事件高度的敏感性，也渗透着政治学视角的理论穿透力，对人物的情景分析更是出神入化，引导我去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和制度机制，把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挑战性的理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展现了这位带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别样的人生。

毛泽东缔造了一个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从而，一个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重新屹立在亚洲东方，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她的巨大作用。

他领导了红军长征，直接指挥军事，四渡赤水，穿插川黔；奔袭云南，巧渡金沙；强越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走沼泽，通过无人区；最后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获得新生。这万里长征在地球上绘就了“红飘带”，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壮举。他指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转战陕北。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两孔窑洞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这两次都是毛泽东创造的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他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和高超的军事艺术的生动体现。

他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道路，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道路。

他铸造了光耀世界的三度辉煌业绩：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解放战争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八年的辉煌。

这样的成就更加激起我对这位伟人思想的品读和探究。

我认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方面，能取得更为卓越的成与他的一些个

人特质是分不开的。

他出身农民家庭，与中国农民的天然联系，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他具有极高的领悟能力，能准确地把握马列理论的精神实质；他求知欲极强，通融古今，为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注重社会实际调查，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党创立的第一个伟大思想理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已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它还将是继续哺育新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乳汁。

毛泽东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始终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毛泽东从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始，就一直加强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为强调党的品格的重要教材：《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也体现这一点。

在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历史、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反映到党内来，会腐蚀党的机体。从井冈山斗争始，毛泽东就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强调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党的强大战斗力。

在革命胜利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后，能否继续保持它的先进性，这是毛泽东始终重视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直把加强执政党建设作为党的工作的首要任务。他从严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决不姑息。这以后，他采取许多好的重要举措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腐败和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使党在全国人民中保持了良好形象。

多少年过去了，毛泽东三个字再也不代表一个个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自由的信仰。发展毛泽东的伟大事业在缅怀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时，也不能不谈到他晚年的错误。

我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不能不负主要责任，何况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再回头反思历史，恐怕不能这么说。以种种理由来减轻这错误对党的事业的危害的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要直面它。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是故意将错误说轻抹淡，而是要将他的功绩的分量讲够。别的不说，单就他缔造了一个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新中国，创立了一个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塑造了一个汇聚大批民族精英因而具有优良品格作风的党，仅这三条，就是功德无量。据此，他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竞折腰”的无数英雄和称得上“一代天骄”的历史伟大这个行动中，占有突出地位。《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符合党的实际的，不仅能经受住已往历史的首肯，也能经受住未来历史的检验。

不能否认，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会对历史的走向和特点产生一定影响，并打上个人的色彩和印记。但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个别的领袖人物的某种品格，这从来不是严肃的科学的分析历史的方法。仅就领袖人物的品格而言，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他们不会没有弱点、缺点，但能成为领袖，其优点、长处就是主要的。领袖人物的弱点、缺点，会对历史产生负面影响，但更要看到，其优点、长处对历史产生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因而，即使讲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也应作多角度和多侧面的分析，而不能只是单挑出某一个方面论说。再则，讲历史，仅仅讲领袖人物的品格，它充其量只能表面地描述历史，而不可能深刻地提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更何况把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这本身就没有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说明复杂的历史事件呢？这样的结果，只能扭曲历史，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毫无疑问，毛泽东晚年有复杂的心态，但要分清哪种是主导的、基本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状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状况很不满意，违背了他过去倡导的要区别“延安和西安”的认识问题的方法，错误地将“延安”当做“西安”来打倒。他提出的错误理论，表现出的错误作风，采用的错误方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将某些个人的因素片面夸大，最多只能说明其一二，而很难说明整个历史进程。

毛泽少唱响“后好声音”时代 篇7

毛泽少：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家乡又回到了北京，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以前是孤独的一人在打拼，现在身边有了很多朋友，大家都在互相帮助中成长，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奋斗。和磁力音乐有很多一拍即合的地方，大家都是充满激情的面对工作和生活，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BOSS：音乐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追梦十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毛泽少：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叫做“有梦想的路上，前行才不会孤独。”就是这样的一种寄托，很多时候无法表达自己，音乐就可以给予我表达的能力，让大家能懂我。十年在人生中就是一个阶段，但是这十年仔细回想还是觉得挺漫长的，在不断怀疑自己时，发现即使再苦再累依旧不愿意放弃。所以给了自己一个机会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上，让自己坚持下去，等以后的以后可以告诉自己不后悔今天的选择。

BOSS：你的新专辑标签是“新”、“鲜”、“敢”，为什么会有这三个定义呢？

毛泽少：全“新”的毛泽少，全“新”的音乐风格。结合到一起就是“鲜”的！这是一种大胆勇“敢”的尝试！所以这张专辑是被注入了“新”“鲜”“敢”的灵魂。

BOSS：参加好声音之后，在网络上面有一些遭非议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你过往的经历及年龄上，对此你有何评论？

毛泽少：年少时每个人都有因为不自信而导致过一些过错，在我看来因为有了过往的那些经历，才造就了今天的毛泽少，所以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能接受曾经的自己。而现在我会越来越真实的去面对生活面对质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来了解我，不要被外界的因素影响。

BOSS：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毛泽少：喜欢宅在家里看看书、看看动漫，一有时间就会去健身或者跳舞。

BOSS：很好奇在生活中你是什么樣的穿衣风格？

毛泽少：很喜欢一些潮牌，可能和我双子座性格有关系，有时候我很潮有时候我很女人，非常喜欢通过先考虑穿什么鞋子来搭配衣服。

BOSS：通过微博我们知道你有一只很可爱的猫咪，能和我们说说它么？

毛泽少：它叫西米露（Cime），是一只很帅气的猫咪。它是我通过一个微博的领养平台相遇的，西米露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只流浪猫，所以比较没有安全感。相处了三个月之后，才放下警惕性。现在每天晚上，会跑到床头跟我一起睡觉。我觉得养宠物，是一种对责任心的培养。它就给了我很多力量。以前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只身一人带着猫咪去打针、去做绝育。但是为了它的健康，我全都自己完成了。所以我很感谢老天，可以让我认识这只可爱的小天使猫咪！为了可以给它撑起一片天，我也会更加努力！热爱生活！珍惜身边每一个人。

大部分人初识毛泽少，她是第三季《中国好声音》那英组的学员，因演唱歌曲《下个路口见》爆红，成为人气最高、最具话题性学员。2015年，毛泽少发布了个人首张专辑《鲜》，成为发片速度最快的好声音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