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言志”（精选7篇）
张中行：“言志” 篇1
张中行自认为，因为杂览和杂写，“由禅到八股”，“称为杂学勉强”;多年所好，有书法和砚，都是半瓶醋，“但半瓶而有两种，有人称为杂家，也就可以安然受之了”(本报资料图片)我还记得当初读到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时那种兴奋心情。此前多年不曾这样，此后也是如此―――说老实话，包括读他后来各种着作在内。我过去把张中行的书分作三类，一类是讲人或事的，以上述两种为代表;一类是论道的，以《顺生论》为代表;还有一类是介绍知识的，以《禅外说禅》为代表。如果让我排一个队，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这一二三的次序。至于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为“选来选去”者则不在此列。
张中行的文章属于“五四”之后中国散文的一路;讲得确切一点，张中行等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兴了中国散文的某种传统。《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装帧欠佳，印数无多。大概无论出版者还是读者，一时都难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话，它们“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较之此前看惯了的东西，的确很是新鲜。其实这一传统早已存在，不过在大家眼里黯淡已久，几乎不知道了。
张中行所承继的散文传统，前人称为“言志”，与“载道”相对;两个词儿分别取自“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诗”与“文”本有区别，“志”与“道”更待厘清，不免有些夹缠，所以后来干脆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换成“率性”和“听命”，或许更恰切些。前人提起这个话题，是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言志”这一“流”久矣夫断断续续，隐没不彰了。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亲承前辈大师謦Z，以后多年却不事写作;但传统在他身上活着，一俟执笔，立即显现出来。而且这路文章本来讲究沉稳平和，老年为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阅历与感受值得一写，于是乎名满天下。然而自始至终，他只是“率性”，不曾“听命”;或者说，他只“载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这点上，与许多同辈甚至晚辈的人判然有别。
上面提到，张中行等复兴了一个散文传统，但是他与别人又颇不一样。我想举出一位，即比张中行登场稍早，着有《干校六记》、《回忆我的父亲》和《回忆我的姑母》的杨绛。之所以如此，因为杨绛的文章同样“率性”而不“听命”;就复兴这一传统而言，当年没有比他们两位影响更大的了。不论彼此高下，毕竟大相径庭。如果说杨绛属于这一传统中偏“洋”的一脉，张中行所承继的就是偏“土”的一脉;更确切地讲，其间有个“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区别不在见识，在于所处立场，以及行文风格。以后两方面而论，张中行更像一个普通老百姓，虽然他可能比我们高明。
不妨回过头去考察一番。先说“洋”与“土”。曾有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带牛油味，无疑是“洋”了;还应该提到梁遇春，可能更其纯粹。杨绛与他们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于叶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没想到有谁可以如此形容。再说“贵族化”与“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实秋，废名，台静农，钱锺书，张爱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说来在这一传统之中，“洋”与“贵族化”倒是正宗，虽然诸家于“土”与“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点边儿。这样来看张中行，就知道他的贡献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与“平民化”发挥到了极致。
我这说法，有人或难以()苟同。形容张中行比较稳妥的话，相对于“洋”，似乎应该说“中”;相对于“贵族化”，似乎应该说“士大夫气”;此外也许还要添上一个“老”字。但我还是觉得，假如说“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应运而生的“中”;假如说“士大夫气”，他是不离乡壤间的士大夫。至于说张中行不“洋”，不“贵族化”，有人也会持异议。因为第一，他是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单就思想来说，其所获益于西方文明者，其实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谓“土”与这无关，我指的是他以什么气分儿来接受这一切，表述这一切。再者，张中行对许多事情的见解与大众并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宽容的。但我所谓“平民化”也与这无关，我是说他总保持着底层姿态，真能体会“食无求饱”、“伤哉贫也”。我曾举出《论语・雍也》的一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以为张中行的气象，与此约略相仿。他执着于现代文明的精神，却无意于现代文明的物质。
张中行：“言志” 篇2
知道张中行是在1965年。这自然不能算早。1935年张先生就从北京大学毕业, 教学, 当编辑, 写文章, 时间已过了三十个寒暑。但也不能算晚, 比起全国读书人1986年以后才听说张先生的赫赫大名, 我毕竟早了二十年。我那时在一个中学教语文, 买到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古文选读》。全书选的多是古代名篇, 每篇选文都附了译文、简注和扼要讲析。选评者周振甫、胡念贻、隋树森等人, 我还算“眼熟”, 而张中行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说陌生, 但读后印象颇深。一是他评的篇数最多, 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以上。二是他尤重文章艺术特点的分析。一篇《岳阳楼记》的讲析, 三分之二的篇幅讲的是这篇名文景物描写的成就, 鞭辟入里, 丝丝入扣, 文字简明清朗。我当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寻根究底, 从另一本《古代散文选》的“编选说明”中知道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
1980年, 十年“文革”之后, 我已到《河南教育》杂志任语文编辑。这年10月出差北京组稿, 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找慕名已久的张中行先生。我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招待所, 从朋友处知道张先生就在中学语文编辑室, “文革”中经受磨难, 回社里时间不长, 有学问, 同事们习惯称他行公。也听说张先生是《青春之歌》里余永泽的原型。这倒出乎意外, 当晚甚至有点好奇的兴奋。
第二天, 我是在一个编辑室见到张先生的。屋子不大, 放了至少四张办公桌, 张先生偏处一隅。他个子高, 比较瘦, 已是七十出头的岁数, 但背不驼腰不弯。平头, 花白头发, 白发居多。眼睛小但很有神。一件薄棉袄外套中式罩衫, 旧, 但干净整洁。张先生就像是在北京街头常见的北京大爷, 非常布衣。我们是从中学语文主要是文言文开始聊的。他是内行, 教材教学都很熟悉, 又很健谈, 京腔京韵, 娓娓道来。我的约稿对他不过是小菜一碟, 当即答应。张中行的平易近人、平民本色和书卷气, 让我彻底摒除了那个先是被杨沫在鼻子上点了白粉、后又经于是之在电影中立体化了的余永泽的形象。
张先生很快寄来了《〈黄生借书说〉讲读备考》, 钢笔书写在人教社的八开稿纸上, 四千多字却很少修改。文章从“关于作者”“关于黄生”“关于借书”“关于课文”四个方面, 考察与《黄生借书说》有些相关的事物。它让我进一步见识了张先生博大精深的学识和老到精妙的文字功夫, 为我们常说的“厚积薄发”“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提供了一个实证。我一字不易, 在1981年第4期《河南教育》 (中学版) 刊出。
1986年, 张先生的《负暄琐话》出版, 中华大地由此刮起一股“张中行旋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 报刊、出版社竞相发表、出版张先生的文章、著作, 不妨说“凡有井水处, 皆在读张书”。80岁的老人大红大紫, 扬名寰宇, 在读书界如日中天。我因为不再编教学刊物, 而逐渐与张先生少了联系。但张先生的书, 我是必买必读的, 研究张先生的论著也从不放过, 自认是众多“张迷”中为数不多的最早得到张先生“仙气”的一员。
学者孙郁对张中行先生有深入的研究。1995年, 我就拜读过他的大作《张中行论》。张先生逝世后, 他编过回忆文集《说梦楼里张中行》, 《张中行别传》则是他的新著。“别传”, 一般指记载传主轶事的传记。而这本“别传”则不同, 孙郁在《后记》中说“评述多于史料的勾勒, 感受漫过了时光之野”, 说是一本读书心得倒很切合。书中多有作者独到的识见。比如, 在张中行走红的时候, 对他就有“落后文人”的微词。孙郁说, 张先生“不是令人崇尚的大人物, 而是普通的常人。……他的价值是让我们这些小民懂得, 小民有小民的分量, 在创造性和思想的高度上, 也能不亚于那些装模作样的人, 而且能过得更充实。”因此, 张中行对世人的意义也许在另一个层面:
那就是在众人一声、一色、一态的时代, 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生活, 相遇到一种欣然的存在。在苦难的岁月, 以别俗的态度, 绕过了暗礁, 驶向自己的园地。而现在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园地和自由耕耘的空间的。
读张中行, 也是在读百年苦梦。历史的风雨, 折射出读书人的悲怆。我们从中也读到作者的忧思与无奈。
张中行学问的日常化、平民化, 文中的人间烟火气、泥土气, 素为读者推崇。孙郁说:“他的文字很好, 静静的, 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 安静里有些清冷, 一切都是暗暗的。记人记事, 有古风, 像六朝的短章, 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 很有苍凉的况味。”
张中行谈人性 篇3
人性善恶问题，两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不了了之，症结所在是文不对题。这一点，近代道德哲学已经分辨得很清楚：所谓善恶，谣价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本性”，换句话说。只有意志支配的行为可以说是善或恶，本性，受之自然，不是意志所能支配，自然就无所谓善恶。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其一。性的本身是什么，很难说，我们无妨，或者只能，从表现方面看，那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某些“趋向”(要怎样，不要怎样)。所谓与生俱来，就是存于意识之前，并且不因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譬如说，目能视，耳能听，生来如此，不能变为耳视目听；乐生恶死，生来如此，不能变为乐死恶生。与生俱来，受之自然。正如许多外物，大者如日月星辰。小者如尘埃芥子，我们不能说它是善还是恶。
其二，在道德哲学中，“善”的概念蕴涵“应”的概念，就是说。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诚是善，是应该做的；诈是恶，是不应该做的。一切受之自然的事物，身外如日大月小，夏热冬寒，身内如二目一口，恶死乐生，我们不能说它应该如此还是不应该如此，也就不牵涉善恶的问题。
其三，“应”的概念又蕴涵“能”的概念，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能够做到的。还以诚诈为例，诚是应该做的，只要想做，也是能够做到的；诈是不应该做的，只要不想做，也是能够制止的。
其四，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都是能够做到的，因而趋善避恶就成为道德的责任。如果把善的概念扩大到也适用于一些自然物，道德的责任问题就会难于处理。因为，很明显，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物。善或恶，我们不必过问。因为它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趋善避恶，是人的责任，所以所谓善恶，只能适用于意志力所能及的行为。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性既然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和“趋向”，它就不能不与“行为”发生关系，因为它是行为的动力，流水之源。水到渠成，水流可以决定渠的情况，行为的动力自然也可以决定行为的情况。因此，性虽然没有善恶，我们也还可以考察，率性而行，其可能的结果是善还是恶，或者偏于善还是偏于恶。荀子在《礼论》篇里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苟子看到，欲望是人世间一个根本的力量。而且是顽固的力量。可是满足欲望的事物不是有求必应的，因而不免于争，就是说，率性而行，其结果是易于流为恶。这种看法，同近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有相似之处，虽然未必尽是，律己论人，却是值得深思的。
(白露辑)
(张中行(1909-2006)，河北番河人，国学大师，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涉猎广泛，著述甚丰，有《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瞳三话》、《说梦草》、《诗词读写丛话》等，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散文《自嘲》原文 篇4
自嘲可以有二解。一种肤面的，字典式的释义，是跟自己开个小玩笑。一种入骨的，是以大智慧观照世间，冤亲平等，也就看到并表明自己的可怜可笑。专说后一义，这有好处或说很必要，是因为人都有自大狂的老病，位、财、貌、艺、学等本钱多的可能病较重，反之可能病较轻。有没有绝无此病的人呢?我认为没有;如果有人自以为我独无，那他(或她)就是在这方面也太自大了，正是有病而且不轻的铁证。在病宜于及时治疗，而药，不能到医院和药店去求，只能反求诸己，即由深的自知而上升为自嘲。至于自嘲的疗效，也不可夸大，如广告惯用的手法，说经过什么什么权威机构鉴定，痊愈者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要实事求是，说善于自嘲，就有可能使自大狂的热度降些温。
为什么忽而说起这些呢?是因为偶然翻翻《笑林广记》，觉得其中《腐流部》的一些故事颇有意思。有意思，主要不是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可笑，而是因为，至少我这样看，故事中人和编写的人，大概不是对立的而是同群，于是持镜自照，就看见自己可怜可笑的一面，这眼力就来自超常的智慧，而写出来，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有教育意义。本诸陶公“奇文共欣赏”之义，先抄出几则看看(据旧刻本，因系不登大雅之堂的书，多误字，少数字以意定之)。
(1)腹内全无：一秀才将试，日夜忧郁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难，好似奴生产一般。”夫曰：“还是你每(们)生子容易。”妻曰：“怎见得?”夫曰：“你是有在肚里的，我是没在肚里的。”
(2)识气：一瞎子双目不明，善能闻香识气。有秀才拿一《西厢》本与他闻，曰：“《西厢记》。”问何以知之，答曰：“有些脂粉气。”又拿《三国志(演义)》与他闻，曰：“《三国志》。”又问何以知之，答曰：“有些刀兵气。”秀才以为奇异，却将自做的文字与他闻，瞎子曰：“此是你的佳作。”问：“你怎知?”答曰：“有些屁气。”
(3)穷秀才：有初死见冥王者，王谓其生前受用太过，判来生去做一秀才，与以五子。鬼吏禀曰：“此人罪重，不应如此善遣。”王笑曰：“正惟罪重，我要处他一个穷秀才，把(给)他许多儿子，活活累杀他罢了。”
(4)问馆：乞儿制一新竹筒，众丐沽酒欢贺，每饮毕辄呼曰：“庆新管，酒干!”一师正在觅馆，偶经过闻之，误听以为庆新馆也，急向前揖之曰：“列位既有了新馆，把这旧馆让与学生罢。”
前两则是嘲笑秀才之流不文，后两则是嘲笑秀才之流穷苦，如果我的推断不错，都是秀才之流自编，那就大有意思。这意思，如果用宋儒解经的办法，就大有文章可作。但那会失之玄远，不亲切，所以不如只说说自己的感觉。我青少年时期犯了路线错误，不倚门市而入了洋学堂，古今中外，念了不少乱七八糟的，结果就不得不加入秀才之群。虽然也如《颜氏家训》所讥，“上车不落则著作(断章取义，原义为著作郎，官名)”，可是一直写不出登之大雅之堂的，更不要说藏之名山的。我有个老友，有学能文，可是很少动笑，有人劝他著述，他说：“在这方面，献丑的人已经不少，何必再多我一个!”我每次拿笔就想到他这句话，可是老病难于根治，只好心里说两次“惭愧”敷衍过去。再说另一面。我是芸芸众生的一分子，与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也毫不犹豫地接受定命，衣食住行，找伴侣，生孩子。自己要吃饭，伴侣要吃饭，孩子还是要吃饭，可是饭要用钱换，而钱，总是姗姗其来迟，而且比所需的数少。这样，无文，无钱，两面夹攻一秀才，苦就不免有万端。可是可以自求一大乐，就是翻看《笑林广记·腐流部》，如上面引的那些，如果还有锦上添花的雅兴，可以向曾是红颜今已不红颜的荆妇借一面小镜，看一则，端相一下镜内的尊容，于是所得就可以远远超过看戏剧、电影，还是避玄远只说感受，用俚语说是真过瘾，用雅语说是岂不快哉。
以上可算是不惜以金针度人了。以下说为什么这是金针。提纲挈领地说，这是由自知而更上一层楼。还要略加解释。先说自知。俗语说，人苦于不自知。这是由希求方面立论;如果追根，说事实，应该是人惯于不自知。男士、女士，十之九确信自己为今世之潘安、飞燕，这是切盼有求必应时的不得已，可以谅解。不可谅解的更多，小者如盗窃而以为必不败露，大者如一发动什么而以为必利国利民，等等都是。哲人就比较高明。据说有个所谓先知问苏格拉底，神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苏格拉底答，想是因为他明白有些事他还不明白。中国的孔夫子说“不知为不知”，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患自大狂病的人就不这样想，而是以为无所不知;有时病加重，还会举起刀，劈不同意自己之知的人，甚至抡起板斧，劈不可知论。其结果呢，自然是事与愿违，只能证明自封的无所不知恰恰是无知。所以，回到上文，确是应该说，人苦于不自知。换为积极的说法，是人应该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己之所能或所长，一方面是知己之所不能或所短。自知所能或所长，容易，但也容易失实，因为有自大狂的老病在阴暗处作祟;自知所不能或所短，不容易，也因为有自大狂的老病在阴暗处作祟。所以一旦自知了，就证明已经冲破自大狂的藩篱，智慧占了上风。接着说自嘲，怎么是更上一层楼呢?是因为这要跳到身外，用悲天悯人的眼睛看生活在人群中的自己。这眼睛射出的光里含有怜悯，但旁观者清，并不妨害有强的透射力。于是一射而透，就看见自己的可怜可笑的一面：原来以为才高八斗，实则充其量不过一升半升;原来以为力能扛鼎，实则不过仅能缚鸡;原来以来美比潘安、飞燕，实则充其量不过貌仅中人;等等。这样，如果曾经向上爬而跌下，著文而无处肯发表，甚至十分钟情而受到冷遇，也就可以视为当然而一笑置之了。这笑是大智慧所生。笑也能生，所生不只是心情的平静，而且是心情的享受，还是用前面的话形容，真是岂不快哉。
张中行：“我的朋友胡适之” 篇5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
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作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作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
二，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
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作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一九二一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张中行：在周氏兄弟之间 篇6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授课的效果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的。但周氏的文章实在诱人，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要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过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关顾其舍，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想必是赞佩的。所以，赠送给扇面与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学识杂，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一些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毋庸置疑。《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浅薄的造反者，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人。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
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上世纪8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
张中行生前谈五四的人物，独没有将鲁迅放到研究的视野里。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夫子。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在精神的深处，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
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吸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地下室里的张中行 篇7
那时，张先生已经80出头，每星期二换两部公交车到出版社去，帮着看点稿子，然后就在招待所住两夜，星期四一早再换两部车回北大的住处。他在《读书》上的连载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反响，所以推荐我去见他的朋友问我：你想见余永泽吗？见我没回过神，又说：就是张中行，不过你见他面可千万别提余永泽。
我当然是提了，谁熬得住。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张先生在“未名四老”或者“燕园四老”里占着席位；我不学无术，亦不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只当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退休老编辑。再说了，当时年轻，年轻就有放肆的权力，所以，我竖子不可教地问上门去，《青春之歌》写的就是您吧？他淡然一笑，说，我不会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人生对世事，我会在下一部书里说清楚。下一部书正在写，叫做《顺生论》，我出了会寄给你。我并没有真的以为，他会记得把一部还没写完的书，寄给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所以，后来收到他自己包裹自己跑到邮局寄来的《顺生论》，我自己倒快忘了当时地下室的谈话。
现在，张先生走了，媒体说他是布衣大师，彷佛他不应该是布衣，或者他自己不应该安于做个布衣。看新闻，张先生的葬礼也称得上隆重，但是，想起好多年前，他在地下室的那种安然自得，觉得还是“老编辑”这个身份适合他，虽然他的学问后来我也深有领教，不过，他那高深的学问，却从来不唬人。
我还记得当年和他聊天，问过他一些作文技法之类的问题，张先生举自己的例子，当年顶头上司叶圣陶先生对他说：好的文章，你在这屋念，那屋的人听见了，不以为你是在念文章，而以为你在说话，这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说完，他又是淡然一笑，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做到了。所以，张先生的学问和他的文章一样，谁都能看得懂，他只用明白话讲人生的道理。他的学问我这里没资格谈，记得的是他朴素的人生教导，他说，老婆有四种：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的不多，不可忍的就离了，大多数人介于可过与可忍之间，他自己就是。
后来在报上看到记者采访他，记者问他《顺生论》中提到的“利生”“避死”，何以为善？这与“贪生”“怕死”何异？他的回答很张中行：“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这不是什么软弱，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张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过。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任由嬉笑怒骂，他一直活在自己营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后来这间屋子庇护了多少天下同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想他的哲学是小民的哲学，至于你要问为什么？不为什么。
但是，在这个利己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突然大力祭奠张中行，我总觉得有点可疑，要知道，他的小民哲学，对抗的是高调大我，而现在，G大调的青春之歌早就没人唱了，全是小小小民，祭起张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永远和三秒半》 作者：毛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