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班主任

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班主任（精选8篇）

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班主任 篇1

1、常与同学在一起，有幽默感

2、教育学生的前提是了解学生，给予鼓励

3、精通教学技能

4、慎发火、和蔼可亲、言行稳定一致

5、处理问题有伸缩性

6、有兴趣研究学生的问题

7、有帮助后进生的方法

范文网

8、正确处理班级活动与学习的矛盾

9、班级活动的有效开展

10、培养集体荣誉感，即以群制独

11、兴趣广泛

12、认识“淘气的男孩是好的，淘气的女孩是巧的”

13、让每个学生都体验成功

（班主任工作 http:///）

14、实现学生干部轮换制、全员制

15、德育的方法必须是道德的16、魅力在于吸引学生热爱学习

17、把分数看作学生的隐私

18、公正可以引导学生走向高尚而远离卑鄙

19、有时候宽容比惩罚更有力量

20、理解人才从资格概念到能力概念

21、合作、民主，不会合作的人不是现代人

22、普通教师超过大教育家，因为他们培育出比自己更有名气的人

23、勇于向学生学习

24、理解学生，压力转嫁导致学生是压力的最终受体

26、尊重学生的权利（尊重但不放纵）

27、给学生以信任

28、赏识导致成功，抱怨导致失败

29、教育学生依赖自己

30、让学生对自己的过失负责

31、降低德育的基点：“助人为乐”到“乐于助人”到“应该助人”到“不妨碍别人”

阅读了本文的网友还阅读下列精彩文章：

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班主任 篇2

诸多明星之于80、90后, 仅仅只是喜欢。90后“自己”才是自己最崇拜的偶像。个中缘由, 不言自明。因为明星已经引不起他们的崇拜。有关专家认为, 这是青年一代自信心增强的表现。而我的理解是, 这并非是他们自尊、自信, 恰恰是出于某种“无奈”。这正如“最不想当公务员”一样———连年不断创新高, 越来越火暴的公务员招考是事实。那么, 我们是相信“心里话”, 还是相信这个事实?唯一的解释只有“无奈”———要么言不由衷, 要么行不由己。

显然, 人之所以会崇拜某一类杰出人物, 是因为其集中代表了自己某种理想、信念。换言之, 凡是某种“杰出”迎合了自己心中的崇高, 所谓情投意合, 必然产生崇拜, 这也是情不自禁的。当下的“杰出”, 引不起80、90后的崇拜, 原因便是“杰出”与他们心目中的价值理念不够“合拍”, 或者说达不到应有的强度, 所以形不成崇拜的“共鸣”。

对待“崇拜”, 我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定式思维, 即往往追究主体为什么产生不了崇拜, 而相对忽视客体是否具备了时代普适性的“崇高”。所以我们要迷惑不解, 在这样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杰出辈出, 咋就没有他们崇拜的, 而会“崇拜自己”呢?

曾记否,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青年, 他们表现出的那种“长头发”“喇叭裤”, 以及“玩世不恭”的形态, 似乎也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于是舆论说“这是垮了的一代”, 是“迷茫的一代”“怀疑的一代”“颓废的一代”等等。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尽管还算是“好孩子”, 可对当时社会普遍“质疑”的境况, 感同身受。其实, 那时传统“说教”刚刚破败, 但是传统积累的社会普适“崇高”, 仍然具有较强的惯性冲击。比如成功的模式 (考上大学) 、就业的样式 (个体户) 等等, 有“自主”但难“选择”的“无奈”。表现出的是社会飞速转型下的某种“失重”———崇高却不现实, 现实又不崇高的矛盾。当陈景润、张海迪、女排、霍元甲等等出现时, 为什么立即形成了一股股狂热的崇拜?老实说, 这个崇拜的直接基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矢志报国”之类, 而就是“顽强拼搏”———这对他们是很实在的人生支点。这个“顽强拼搏”被高高地定位于崇高之上。

毋庸置疑, 现在所有的“杰出”和“成功”, 也都饱含顽强拼搏的精神。然而, 也毋庸讳言, 现实的“精神力量”缺乏应有的感染力, 或者说似乎已不那么“崇高”了。相比之下“机遇”“机会”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是正常的。然而机遇、机会对于芸芸众生, 未免比较虚幻。其次, 剔除“机遇”“机会”, 改革开放第一代创业者, 完全可以凭借精神力量, 白手起家, 取得成功。马云扣除机遇、机会, “条件”也是颇硬的。也就是说如今成功、杰出的“条件”因素在提升、强化, 门槛增高。那么这个门槛条件, 不管怎么说也难说有多“崇高”。比如“学得好不如生得美”。

当然, 无奈并不就是消极的, 更多情况下或许就是一种积极。因为创业者总是“无奈”的。想创业才有无奈。对于任何创业者来说, 确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创业、创新不是复制, 也没法复制。上世纪80年代青年的“迷茫”是这样。今天80、90后崇拜“自己”的无奈, 也是创业、创新强烈冲动的表现。

不崇拜明星名人, 因为80、90后的骨子里并不缺乏“艰苦拼搏”的精神, 抗击冰雪、抗震救灾、北京奥运等等中的表现就是很好的明证, 而且他们喜欢和期盼挑战性。他们拒绝平庸, 他们热切需要的是崇高。社会在大力为青年一代创造“机会”、创造“条件”的同时, 需要着力经营的还有为他们创造“崇高”, 这非常重要。崇高是青年人赖以生存生长的氧气和热血。每一代青年无不是在时代崇高精神激励下, 开拓成长成功的。

财富不是崇高, 名气的光环也不是崇高。唯有“精神力量”才是崇高。那么, 现而今我们具有普适价值的“崇高精神”, 到底如何标志———这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所必须作出的回答。社会转型, 我们需要将“崇高”变得更为“现实”, 使“现实”更具“崇高”。

“我们今天更需要这样沉重的书” 篇3

时间：2011年11月27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主持人：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

与会嘉宾：孙世祥的胞弟孙世美，孙世祥的生前好友、《神史》中孙天主挚友的原型陈正彪，钱理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文化学者余世存、摩罗，作家李林栋、柳萌，《中国文艺家》主编许松林，《神史》出版推动者杨汝清，立人乡村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导演王兵，《光明日报》记者王燕琦，文化学者十年砍柴，《神史》责任编辑高全军等。

王旭明：《神史》能在本社出版是一个巧合，因为语文出版社从来不出文学作品，这是我们社第一次出版小说。说实话，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近二十年来我离文学却越来越远。在我心里面仅有的一点念想就是，文学应该与所有的功名利禄绝缘。当我们社文化图书部的十年砍柴和高全军给我推荐这本书时，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我首先感兴趣的是，书的作者已经去世十年了。既然人都走了，那显然与功名利禄无关了。于是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书中对生活的那样一种真实的描写，一下子打动了我。算是一次“试水”吧，我们出版了这部小说。下面我们主要来听听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

孙世美：我介绍一下我跟我大哥交流过的一些情况、他对文学创作的观点。他说《神史》既可以作为小说来读，也可以作为散文、人物传记来读，或者当成诗歌来读也行。他没有将小说严格地定为什么样，即便在写《神史》的时候，他也在试图改变。他曾经想用《资治通鉴》的方式来改写小说，但是后来这个工作没有做。现在有观点认为《神史》不像小说。这个评价，我认为是非常对的。

《神史》肯定是小说，但是如果用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小说的模式，来理解《神史》的话，你会发现《神史》又不像小说。关于小说的创作，我大哥跟我说过一个观点。他说小说必须要真实。他打了一个比方，来说真实跟虚构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用虚构的线把这个衣服缝起来，这样的作品既自己心里有底，也能够感动自己和感动别人。所以在写《神史》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完全以真实作为其生命力所在。只有做到一种真实，这本小说才有力量。这是他在日记中写的。他写完第一稿，第二稿写到八十三回，就没有写了。他觉得那些虚构的章节毫无意义，于是把那几章删掉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真实性的问题。

第二，关于《神史》的创作过程。一稿和二稿的创作，大概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有以下的作品作为铺垫：一个是高中的时候就写的，大概5万多字。有小说《散伙了》，有《红楼梦评》。后来他又创作了《天高但抚膺》。后来，他去发拉村作调查，写了《巧家有个发拉村》，交给当时他工作的《昆明日报》，报社没发。这些文本，在《神史》里面有集中的反映。

对发拉村的描写，即《神史》的真实性，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作者自身的经历，还有就是他在巧家发拉村的调查。在写作期间，每当他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农村爬山，天下的农村都是一样的，这是他真实的感受。

钱理群：我准备了一个书面的发言稿，题目是“我们今天更需要这样沉重的书”。五六年前，我应该是《神史》最初的读者之一，那时我曾经写过《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一文。这样的沉重感。这些年一直在追逐着我，我也时时想起这本《神史》。

首先让我感到的是时代的沉重，特别是农民兄弟命运的沉重。我曾经说过，这本书写的是发拉村——中国西部地区农村日渐荒凉、日趋衰败的历史过程。不仅是土地荒芜、生活贫困，更是精神的贫困。问题是，这些年，这样的荒凉、衰败日趋严重。

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留下的最后梦想：“我有一个宏大的愿望，我要使这些贫穷的地方都改变面貌，都过上新生活。”这样一个理想，到现在，不是更加接近，而是更加遥远了。这不得不使人感到沉重。当下中国农村的状况，在座的比我更清楚，我就不说了。我只提一个我关心的问题。小说写到了中国第一代打工者，作者说自己就属于第一代打工者。我现在关心第二代打工者——某种程度上是孙世祥他们的后代：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困境，特别是有着怎样的精神困境，这是应该得到关注、得到反映的，包括文学上的关注和反映。

第二个沉重感，是对文学的沉重感。鲁迅提倡“撄人性”的文学。文学可以有各种功能，比如说增加人的智慧，让人赏心悦目，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撄人性”的文学，能够搅动人类的灵魂的文学。

《神史》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它是一个“撄人性”的文学，是直面血淋淋的人生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现在越来越少。我深知这本书出版前后，相当地寂寞，寂寞本身反映了我们文学的问题。这本书为什么不能进入评奖的视野呢?这反映了文学的一种状况。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歌功颂德、风花雪月的文学。我们必须有一个极其清醒的状态。一个国家有危机是正常的，但问题是在危机情况下是清醒还是不清醒。所以今天重读《神史》，会觉得它是一个弥漫于全世界盛世颂歌中的一个提醒：不要忘了中国苦难深重的土地，不要忘了中国苦难深重的农民。我在五年前对这部小说的作者说了这样一番话，今天要说的还是这番话：

“这样一本与我们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作者，也特别感谢作者的父母亲，因为他们养育了这样的好儿子，而且为儿子的事业奉献了他们的一切。在我的心目中，《神史》作者孙世祥和他的父母，已经和巧家发拉山村的大山融为一体，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

余世存：刚才钱老师说到最后，有些哽咽。其实我对《神史》也有过两次哽咽的情况，一次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还有一次是去巧家。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子弟，但是巧家的那种荒凉仍然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当时非常震惊。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地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向大家传递出来，当然这么多年，我们做的其实是不够的。

钱老师刚才提到了农村的状况，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拿出作品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指标。我们这么多的农民子弟，我们

能不能为当下、为后世留下东西来，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很多经济学家都讲，30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就是农民要进城了。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几亿农民已经进城了，但是还是有一半以上的国民是农民。而且据社科院的统计，中国大概有85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如果用联合国的标准——人均每天一美元来算的话，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两亿。两亿人口加上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生存状况，有人给我讲过，其实那个状况就是“还活着”。

但是如果我们的汉语世界，对一半以上的国民的描述仅仅是“还活着”的话，是不够的。这反映出中国30年来知识演进和积累的一个怪现象。我们视野中的汉语现状，是忽略了一半以上国民的，对他们只给了三个字——还活着。这30年来，关于中国人心，或者是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能够代言他们的作品。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神史》做到了。有不少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可能更好看一点，但其实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很“油”了，他们可以把一个很重大的题材，写得让我们接受，让我们觉得是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还是属于城里人的，或者是属于一种过于时髦的东西。可能像《神史》这样厚重的、更有原生态的作品，才配得上这么大一个国家和一半以上的国民。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他担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品能否配上他所接受的苦难。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够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对这次革命进行论证，到1919年，鲁迅、胡适、刘半农这些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始号召平民的文学，希望小说创作能够表达人力车夫、农民等人的内心世界。过了一百多年，倡导虽然有，但作品还是凤毛麟角。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从文学史的演化来看，其实他还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他对人民或对平民世界是非常同情的平等眼光，但是他确实不在其中。就像今天在座的，我想大部分人也多少会脱离正在经受苦难和正在经验着的一种民众世界。那么我们怎么找回我们的平民性?这个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很多学者，很多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已经把自己跟平民剥离开来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基础中来，回到这个土壤上来。所以我认为《神史》是一个富矿。当时王兵导演问我有什么好的题材，我就向他推荐了《神史》。他也征询了钱老师的意见，想把《神史》拍成一部电影。我也是很感动，让更多的中国人，让中国的本土知识能够从这上面长出来，这才是立得住的。

杨汝清：《神史》这本书好像跟我有一种不解之缘，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对它的感情有点剪不断，理还乱。我看见它的第一感觉，是像一个地摊文学。但随着阅读，我多年来已经很少感觉到的文学体验出现了，从晚上十二点，一口气看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半，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我多次潸然泪下，这本书在我的深刻印象里，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加让我感动。

这本书可以在我们心目中留下永恒的痕迹。这个痕迹会伴随我们一生，而且会让我们时时刻刻回想我们的农村。《神史》把一个真实的血淋淋的乡村呈现在我们面前，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读到这样的文字，虽不一定为作品感动，但一定为乡村的苦难感动，我们有义务为这个乡村和民族做点事情。

我看过了孙世祥几乎所有作品。他现在依然还有几百万字没有出版，在他短短的32年的生命里面，他是用生命的燃烧在写作的，他的写作就是他内心真实感受的喷发。他的很多作品非常粗糙，他本身并没有觉得这些作品将来会出版，他只是在写作，为了自己生命的一种写作。我不认为这个作品没有文学性，我认为它的文学性被真实性掩盖了，读者首先被真实性震撼。

钱理群：这本书遇到很大的阻力，很多人都拒绝，这里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文学观念出了问题。文学观念有一套东西，而这本书的很多地方都跟固有的文学观念不太吻合。作者把它看成《资治通鉴》。在中国传统中，文史哲是不分的。《史记》是史学经典，同时也是文学经典。科学观念传来以后，才有那么多学科分科。实际上回过来看，这一点至少是可以质疑的。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困难，它完全可以转化成一种精神的资源。而要表达中国的苦难，用纯粹的文学无法做到，用纯粹的史学也无法做到，我期待未来是一个文史哲的结合。将来真正要反映中国的作品，可能应该是文史哲更高程度的融合。《神史》这本书至少是往这个方面努力了，至少作者有一定的自觉性，他写文学就是写史，这个是很难得的文学自觉。

当然，我最初接受《神史》也是有点阻力的，因为它的叙述非常琐碎。但是这本书不像别的书，别的书是放下就放下了，这本书放下之后，又觉得不能放，让你拿起来。我是搞文学研究的，我很少经历这样一种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也许它的力量、它的魅力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本书的挑战，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挑战，也包括对我们固有的一些观念的挑战。

李林栋：我在云南上山下乡过五年半，我也接触过很多贫穷的人，我能证实作者写的是真实的。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不了解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本书写的是真实的，首先这点就很难，而且他更直白，更真实，更切近，更血淋淋，更震撼人心。

余世存：我想大家都知道文学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谈到跟书的隔膜状态，我想我们可以反观自身，看一下自身的文学趣味，看一下我们的文学欣赏停留在什么时候。《神史》这本书，它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现代人的某种生存危机，甚至一种趣味危机。曾经有年轻人跟我讲：好莱坞式的影片结构已经带坏了现代人的趣味，所以我们现在看不了闷片，看不了文艺片了，即使看，也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才能接受，我们更爱看好莱坞大片，我们的趣味已经被它定型化了。其实这个是不好的。我觉得《神史》让我们重新返回到某种源头，像钱老师说的文史哲的源头。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能够接受这部具有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的文学趣味可能被细分了，被小众化了。有人喜欢青春的作品，有人喜欢童话式的，而像《神史》这种包含有巨大能量的(我们可以断言它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作品)，不全是文学，因此跟我们的阅读期待产生了反差。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城里人的这种生活暂时忘掉，进入这个世界，重新反观我们自身的人性，以挽救现代危机。不能因为这个危机离中国人的社会转型还比较早，离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社会繁荣还有点距离，我们就不去关心它。

陈正彪：我跟孙世祥是朋友，是同学，也是一个村的。我们村里90％的人都是南京移民的后代，我们对文化特别重视。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写有字的纸片不能乱丢，必须放到干净的地方烧毁。谁把代表文化的纸片乱扔，就说明这个孩子没有出息。

孙世祥是一个特殊的写作者，他在巧家二中教书的时候只有一间宿舍，厨房、宿舍、办公室都在里面。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团腊肉，随便洗了就放在锅

里煮，然后捡了一些土豆烧，两个人边喝边谈诗。他跟我谈起来就手舞足蹈。屋里墙上贴的到处是诗歌。他是一个文学的浪漫主义者，非常忠诚的写作者。

在孙世祥有生之年，除了很少的几首诗歌发表以外，大量的作品是没有发表的，他的小说、散文，都是放在箱子里面的。他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成就一个文学的人生。有人说他有功利的目的，我不认同。我觉得他是一个浪漫的，甚至是悲情的浪漫主义者。

孙郁：我觉得作者的语言没有受士大夫语言的污染，很纯正，是一种内心流淌出来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受到现代教育的暗示，但是没有受到大面积的污染。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观点来涵盖它，而要认真分析。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其他让人感动的东西，有时间的话我想写一个读后感，可以深入地来细读一下文本。

今天下午遗憾的地方，是没有在文本上好好谈，都是围绕着外围的东西来谈。其实这个文本里面有一些话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我想起了贾平凹的一本书，也是写的农村，写农村的贫穷、人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里面，农村社会温情美妙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贾平凹毕竟是读书人，他幻想了一个世界，一个残疾人。他能够和花鸟草虫为伍，他写的小说，太娴熟了。《神史》这本书太不像小说，它是原生态的东西。相比之下贾平凹写的则太文学、太像小说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些不太像文学的东西，恐怕这种叙述里面会有我们生活中更原本的东西。如果和当下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对照的话，它会以自己的特色突出出来，它有它特别的审美价值在里面。当然，这本书可能也有问题，由于作者年轻，由于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会深入讨论。

王旭明：刚才孙院长有一个观点，我非常非常赞同，就是文本的解读问题。虽然今天我们没有深入地贴近文本本身，但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解读它。我是做教育的，如果以教育的眼光来读这本书，可以发现，书里面有很多内容是跟教育有关的。比如，主人公在学校里是刺儿头，他反对用公元纪年，不学英语，有些老师就不能接受他这样的学生。这些教育界的现象，不仅在农村中学，在全国所有学校里面都普遍存在着。作品中描写的那种老师、那样的教育氛围，我觉得不偏远、不古老。这给我们教学界很多启发，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话题。当然不同的人对文本有不同的感受，相信不同的读者都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在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我说过一段话，下面也让我用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研讨会：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 篇4

南京师大文学院 吴长青

我感到文学教育是近年来才有的说法，听起来的确很新鲜。因为这里的教育不再是以往空洞式的说教，而是借助经典文学作品来内塑人的性情，并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提高人类的自省能力。这时的文学也才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上来。我以为在我们实现道德理想以及营造和谐社会的路上，特别是当它们遇到诘难的时候 ，文学教育是一剂不可缺少的良药。

美国文化学者房龙的《人类的艺术》(The Arts Of Mankind)写在前面的话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人类即使在最了不起的时刻，比起自然界，也是弱小无助的。自然界与人类接触是通过万物，人类则以万物来表达自己。而这种表达，在我看来，就是艺术。房龙这段话高度概括了艺术与人类的关系，艺术是人类精神的需要，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印谱。文学是通过塑造形象来表达自己内心言说的艺术。在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人发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经典?甚至开始质疑经典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教育也才亦步亦趋地浮出水面。

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本叫《Q版语文》刚好经历了由盛到衰，首印投放市场多达10万册，而且销售着实红火，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在文学普遍萧条的今天创下如此好的发行记录。有人不满这种行为，称之为“小丑耍戏的意味，是‘泛解构时代’的教育病症和出版的悲哀”。(文汇读书周报12月17日3版)凭心而论，我上面所说的衰不是客观的。《Q版语文》是有一定量的读者的，要不是出版主管部门的及时查禁，它的发行量肯定还有一定量的突破。孩子永远是无辜的，谁是始作俑者?谁该承担责任?又是谁漠视了今天孩子的阅读兴趣?一句话我们今天该用怎样的作品教育孩子?也正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得与每个人好象都没有关系，最终成了似是而非的存在。

这使我又想起了新年的《文艺报》有这样一则大头条“‘中国现当代文学调查问卷’显示校园师生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副题一个是欣慰，一个是悲哀，悲哀那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及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大中学生的阅读视野。(1月4日1版)是谁难逃其咎?政治上现在开始实行政府问责制，无疑是一种进步，而文化教育内容的泛化特征则成了无源之水。阅读固然是一种自觉行为或者是一件私人化色彩比较浓厚的活动。但是有识之士不应放弃这个社会责任，应积极利用其自身的`文化影响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学校应抓好文学教育这一课，上出生机，上出特色。

最近有关“80后”文学引发的两种不同声音格外引人关注。不可忽视的是文学由于引入了商业机制，难免会出现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这个话题意在想发问，“80后”经历过哪怕是常识性的文学教育吗?横空出世的作品到底有多少文化含量，心怀多少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我甚至怀疑这些写手写作的动机，这样成长的一代于世于文又能贡献多少，不免让人有些担忧。回过头来，这些存在对他们的同龄人又起了怎样的示范?也许我的担忧有些多余，但是忽视了这些是无助于年轻一代成长的。特别是承担着学校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不能忘记作家刘庆邦在去年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他眼中的矿区生活时，说过的一句话“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什么是经典，我认为首先是感动作家自己的才是经典。经典文学一定是具有理想倾向的，记录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以及现代文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可惜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是严重缺失这些的。

说句实话，当下有不少公开出版的好作品，特别是关注“三农”问题的，具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由于缺少教育者的关注，很难使得这些作品进入到学校的文学教育中。受教育生活在当代却不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为题作文 篇5

当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三楼时，看见那几个姐姐背后总是跟着几个青年人，当那几个姐姐消失在商场里面，那几个人就马上坐电梯下去了。四周的人都看见了，没有一个人去告诉那几个姐姐，冰冷的刀片发出的亮光在众人脸上划过一道光后，便随着青年人的离去消失了。一个中年男子嘴唇颤抖着，像在咒骂着那几个青年人。手拧在一起，像麻花一样。也许他们素不相识，但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他还是冲进了商场。当他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听见他急促的喘气声中饱含了愤怒。

我妈从试衣间出来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她顾不及买下衣服，就被我强烈要求下被拉下楼了。那个中年人抓住了小偷，姐姐连忙道谢。而那些保安，应该可以看得见——他们离案发现场只有一百米左右，却仍然心安理得地坐在椅子上。商场经理说要赔偿，却被姐姐们婉言谢绝了。我站在人群中，只觉得有一股暖流包围着我。

今天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班主任 篇6

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心目中的好班主任具有以下特点：

1.真心实意的关心爱护学生，体贴理解学生；

2.与学生多沟通，能在空闲时间与学生谈心；

3.平等的对待学生，每天能用微笑面对学生；

4.有责任心，工作负责；

5.督促学生抓紧时间；

6.经常给学生鼓励，不打击、不训斥学生；

7.不说套话，布置工作有重点；

8.对在学习上受挫折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心与鼓励，帮助他们分析原因；

9.善于发现学生的心理变化，给予学习心理指导；

10.能把学生的意见反映到学校领导那里去；

11.能融入学生之中，有号召力、凝聚力、能带动班级学生活跃气氛；

12.能如实公布班级的每一点进步和退步；

13.具有亲和力，但不乏严厉；讲原则，但平易近人，在学生中有威信；

14.教学水平高，管理能力较强；

15.博学多才，幽默风趣，性格好，易相处；

16.对学生的管理严而不死；

17.经常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指导，减轻学生学习心理负担；

18.能正确看待男女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

19.上课认真严肃，下课和蔼慈祥；

20.不摆老师架子，不凌驾于学生之上，有长者风范；

21.小事糊涂，大事清楚，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管；

22.经常开展有益于学生才能发挥的活动；

23.教会学生怎样才能做好，而不是一味讲道理；

24.经常和学生聊一些社会动态方面的信息，开阔学生的视野；

25.能给学生一个宽松的环境，不以自己的情绪不好而对学生发脾气；

26.放权给班干部，会倾听学生的意见，有宽容心，有人格魅力；

27.不拿扣分来约束学生。

可见“爱学生”是班主任必备的修养，学生和家长对教师最主要的期望是在情感方面，是希望与教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与师生情感。（班主任

）教育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在人与人的沟通中，情感是起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教师而言，是否把对学生的爱注入到教育工作之中，是衡量教育成效的试金石。没有爱，便没有教育。

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班主任 篇7

三本什么书呢?

为什么要带这三本书上下班呢?

这三本书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美国高中必修课程教材——《健康与幸福》 (上、中、下) 。一个月前, 浙江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邱连根老师把刚出版的三本书送给了我, 但同时又提了条件, 就是要我为《健康与幸福》写点什么。众所周知, 命题作文不好写。三天、五天、一周、二周,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我每天忙于应付杂务, 好几次提起笔来, 却又无奈地放下。

其实, 我是非常愿意做这样的事的。究其原因, 我想无外乎两点:一是以我手写我心, 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告知大家, 与大家一起分享, 何乐而不为;二是把好的图书介绍给广大师生, 何尝不是一件惬意之事, 且这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份内之事。其实, 《健康与幸福》这套教材, 我在两年前就已拜读过。那是在一次会议上, 我巧遇了邱连根老师 (那时邱老师还没有当上副总编) 。闲聊之际, 我要邱老师向我推荐几本书, 我想在教师培训时向教师们推荐一些休闲但又有点意义的课余读物。当时, 邱老师毫不迟疑地向我推荐了他们社新引进出版的美国中小学生必修课程教材——《健康与幸福》, 不过当时还只出版了小学和初中的教材, 即3~8年级的。我知道, 邱老师长久以来一直执着于引进出版美国的主流教材, 这也缘于他一直有着这样一个情结, 即让中国孩子接触世界上一流的教材。我最早接触的一套这类的教材就是他们社引进出版的美国初中理科教材——《科学探索者》。那时正值我国高中的首轮课程改革, 当时我正主持嘉兴的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实施指导工作, 那套教材给了我不少启发, 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那套教材所体现出来的课程设计, 无论是在课程的形式、内容、实施环节, 还是评价等方面都有别于国内的传统课程设计, 对此, 我印象极为深刻。在当时应试习题、教辅用书一统天下的情形下, 此套丛书独具一格, 大受业内学者、教师、学生, 甚至家长的欢迎, 至今畅销不衰。此后不久, 浙江教育出版社陆续引进出版了高中理科教材《科学发现者》丛书、小学科学教材《科学启蒙》丛书、美国中学科学拓展课程读本《技术的历程》丛书。《技术的历程》在我的“高中化学90学时”培训班上大受欢迎, 还有教师追问我为何只发三本, 我笑答经费所限, 如有需要可自行购买。

想我当初拿到中小学的《健康与幸福》时, 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它切切实实是我们中国十分需要的中小学教材。但同时, 我又问自己, 把它归入哪一门具体学科比较好呢?心理学?思想品德课?生理卫生?社会学?体育?……都不是, 因为每一分册中都有这些学科的影子在里面。但没过多久, 我又自嘲, 何必纠结于此?如此较真必会使自己、使这套教材走进一个死胡同, 这又何苦来哉?这样一想, 倒也豁然开朗, 心想, 既然是国外引进过来的, 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归入国内某一已有课程呢?就算把它作为一门新的课程又何妨?我们倒不妨学学鲁迅的拿来主义, 大胆地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其实, 《健康与幸福》的课程不仅仅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实践课程, 而是一门开放的、利于教师自主选择的、学生自主生成的、启发智慧生活的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综合性课程。诚如教材所推崇和倡导的健康观念:“没有什么知识会比健康的知识更重要了, 因为如果没有健康知识, 那任何人生目标都将无法顺利实现。”《健康与幸福》丛书 (3~8年级) 一共12册, 内容随年级呈螺旋式上升。每册书都包含五大板块内容:心理和情绪、家庭和社交健康, 成长和营养, 个人健康和安全, 药品和疾病预防, 社区和环境健康。粗读全套书之后, 我即向与我接触的每一位基础教育研究者、校长和家长推荐了这套好书。

现在放在我桌上的已经是《健康与幸福》的高中版了。高中版的《健康与幸福》延续了小学初中段《健康与幸福》的编写风格, 内容安排方式则稍有不同。上册24课的内容分别为健康技能、心理和情绪健康、家庭和社交健康、成长与发育;中册25课的内容包括营养, 个人健康和体育运动, 酒精、烟草和其他药品, 传染病和慢性疾病;下册21课的内容包括消费者和社区健康、环境健康、伤害预防和个人安全。我们再来看看高中《健康与幸福》教材的具体内容:压力是如何影响健康的?我们可能会面对哪些丧失与悲伤?如何负责任地解决家庭冲突?重要的约会准则包括哪些?为什么青少年怀孕是危险的?如何接受生理变化?食物标签中包含哪些信息?缺乏睡眠对你的健康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人们应当慎用信用卡?自然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你被性骚扰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书中讲到“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时, 首先是采用学生易于接受的、平实的语言告诉他们:家庭关系不会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拥有最好的家庭生活的愿望是值得努力的, 而达成这一愿望的最佳办法是遵循ACT原则。接着, 书中就列出操作性极强的方法, 即遵循ACT原则:

·行为 (Action) :选择可以促进健康家庭关系的行为。

·承诺 (Commitment) :承诺成为一名充满爱心的家庭成员。

·时间 (Time) :与家人共度时光。

好了, 不用再多罗列, 看到这样的内容, 我想我们是不是觉得这是一套对高中学生很有意义的教材呢?我们的高中生是不是除了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音、体、美之外, 更需要这样的与健康和幸福的知识相关的课程呢?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是不是正是这些方面的正面关爱和指导呢?

既然教材这么好, 那么下一步就是考虑如何在我国高中阶段开设这样一门课程, 让我们的孩子能马上接触到这一教材——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本性使然。这套教材综合性这么强, 我们有相匹配的师资力量吗?即使师资解决了, 这么厚厚的三本书, 我们高中阶段能安排出这么多课时吗?……一系列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庆幸的是, 此时我喜闻上海闵行区已经在25所试点学校 (包括小学和初中) 开设健康与幸福课程 (以《健康与幸福》为教材) 两周年了, 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并打算在全区推开。这一消息犹如醍醐灌顶, 可以说, 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是啊, 既然小学都能开设这门课程, 难道高中就做不到吗?相比小学生, 高中生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更强, 有些内容完全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再加之, 浙江省正在推行高中选修课程的开发建设, 如果各学校利用这一契机, 把两者结合起来, 岂不美哉?这样, 健康与幸福课程的课时解决了, 而教师苦于选修课没有好的教学内容、没有高质量的教材这一问题也迎刃而解。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训？ 篇8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

家训的家庭教育功能值得重视，但要注意传统家训中存在的一些不适合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能将糟粕当作精华来对待。

传统家训存在着愚忠愚孝的封建伦理和奴化教育，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忽视人与人的平等。如宋代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若父兄言行之失，显然不可掩，子弟只可和言几谏。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辩。”缺失人人平等、尊重孩子的教育观念，显然是不可取的。

传统家训强调明哲保身，压制孩子勇于冒险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比如唐代家庭教育代表作《太公家教》中说“他篱莫越，他事莫知”，其实是压制了孩子的好奇心；“心能造恶，必须净之”，压制了孩子的幻想力；“口能招祸，必须慎之”，压制了孩子的独立见解；“非是时流，即须避之”，压制了孩子的冒险精神和创新力。

我认为现代家规应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对于幼儿来讲，意外伤害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父母在设定家规、家训时，需要有对意外伤害的防范条款，如不许孩子自己去接触插座、燃气、电线等有可能产生伤害的东西；到了小学，孩子的近视和肥胖会成为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制定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家规就很重要；到了中学，孩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叛逆行为，这时的家规、家训不能太多太细，避免给孩子太多的束缚感，同时也要设定一些底线，比如不能伤害别人、不能撒谎、不能夜不归宿等。

现代家规应该注意保护孩子的创新意识和质疑精神。创新意识和质疑精神是中国传统家训中最为缺乏的，却是中国当今社会孩子最为需要的优良品质。封建社会的家规、家训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家庭化，强调消融自我意识、去个性化，是为了减缓矛盾和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孩子的个性化发展，更剥夺了孩子的创新意识和质疑精神。

现代家规要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呈现。理解和尊重孩子的方式之一，就是运用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约定和规则。例如，有一对母子就规定，母亲不可在就餐的时候谈论孩子的学习问题，孩子要自觉主动地完成当天的作业，如果有人违背这个规则，就以爬12层楼梯的方式惩罚自己，因为母子俩都比较肥胖，需要加强体育锻炼，结果这个家规两人都很乐意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