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传》读后感（共6篇）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1

最近偶然在图书馆的网站上，发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正在围绕第三届读书节展开一些列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向读者推荐一系列书籍，不过无奈的是，其中大部分书籍，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而且收藏的有限几本，早已被借出，最后侥幸的发现，解玺璋编写的《梁启超传》，图书馆中尚存有样品书，有光梁启超的了解，仅限于中学课本中的维新变法中，提到一点而已。于是便怀着对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之后的行踪的好奇，便借阅这本《梁启超传》了，谁知一睹之后，便爱不释手，只欲读完方休。

解玺璋的这本《梁启超传》，构思新颖、手法独特，同历来诸多传记有着极大的不同，正如刘再复在序言中所述的那般“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略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既是一本梁启超传记，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梁启超传记，也是一群近代中国历史性人物的综合传记。读罢，方知梁启超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曾因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终止，反而其影响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史。这是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不曾也无法看到的。感谢解玺

璋这本《梁启超传》，带领我们走进梁启超，并对梁启超有了更深的认识。不过就个人观点而言，解玺璋尽管在极力客观的向读者们介绍梁启超，但是其中任然有不少为梁启超辩解的文字，大概是因为解玺璋对梁启超始终怀着敬佩的情愫所导致的吧。

我用了四天时间，终于将《梁启超传》上下卷给读完，纵观梁启超生平，个人认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呼吁解放思想，开启民智，然而其本身却依然免不了保守，忠于清皇，忠于先生（康有为），以至于在政治立场上，几番变动，尽管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深刻的思索与分析，但是终将因为自身的对人的了解对人性的分析不够，导致几乎一生政治生活黯淡与失败，梁启超对于学术而言，或许是成功的，但是作于政治几乎是惨败的，而且败得彻底，但是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国家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却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是近代国民思想解放启蒙的先驱。只是思想的保守性，使得他的对于政治立场，具有极强的的妥协性，总是期望于当权者，能够舍弃自身的利益，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岂不可笑。

知道梁启超的家事之后，尤其是梁启超的幼年时期的而生存环境，难免又发出这样的感慨“梁启超是时代塑造的，是历史的而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梁启超的，伟人的成长之路不可复制，梁启超之所以成为梁启超，这与他的才识，努力固然是分不开的，但是其幼年的而生存环境对其的成长却也功不可没。可以说梁启超的成长是环境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说，纵然我们达不到梁启超的那种高度，也不全是自身的原因，与生活环境都有着莫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教育，政治，经济，文明，学术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深入的。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在家庭子女的教育上，成就也是鲜明的，不禁想到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看起来很有偏见，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想到目前社会上，经常发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纠纷，正如《春秋》中所说的，子不子父不父，真是时代的悲哀。让我们不禁思索起来以后如何教育后代的问题，怎么才可以避免这些丑陋的悲剧的产生。

一生著作等身，一部序言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停笔竟成一本书，估计也只有梁任公这样的学术大师，才能做得到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影响深远。

梁启超直到病危最后时刻还在带病继续《辛稼轩年谱》，其治学精神可歌可谈，让我辈望尘莫及。梁任公弟子诸多，几乎每一个都是名满天下，不可能不受梁启超的极大影响。

正如胡适之所言：“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任公弟子诸多，朋友也很多，在当时一度成为国内一

尊舆论的领袖。固然与其渊博的知识，名满中外的名气分不开，但其中也少不了个人的人格魅力。可以说其为人是相当成功的，只可惜其有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不会识人，以至于屡屡受挫不被理解。

当然正如其信仰的那般，“宇宙是有缺陷的”，梁启超自身又有着学多不可诟病弊端，做事过滤过多，闯劲不足，思想还有着一定的保守性，可是是他成名太早，后期缺乏师长引领的缘故吧。

以至于，师长、弟子、朋友只见都有诸多矛盾，甚至视其为仇人，岂不悲哉！以至于死后还受多方排挤，英名难以流传，如同日月蒙尘，真是悲哀！

梁启超一生为解放国民思潮，做了极大的贡献，但终归不是一位称职的政治家。缺乏政治家的手腕与谋略，因而其政治生涯，屡屡受挫。不过梁启超极大的爱国情怀、爱国情结，是不可置否的！

正如他个人所言：“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2

1. 敬重李鸿章的才干, 同情李鸿章的遭遇

作者在绪论部分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 吾惜李鸿章之识, 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既悲逝者, 亦是自悲。为什么同情李的遭遇?作者在此巧妙地穿插了一则事例。李鸿章游历欧洲之时, 在德国见到了前首相俾斯麦, 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 想要给国家尽力做事, 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 合起来拉他的后腿,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 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 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 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又问:“比如现在有一大臣, 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 君主身边那些大臣随从, 经常狐假虎威, 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 要是这样, 这个大臣该怎么办?”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 假如真心操劳国事, 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 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 就不好说。”李听了这话沉默不语, 作者在此悲叹不已。

2. 要结合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时代对其评价

作者指出对李做出评价, 必须对李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进行深刻理解。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 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 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 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 而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 汉人的权力开始逐渐恢复。李鸿章的官职是从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 表面上位极人臣, 但清雍正以来, 政府的实际权力, 却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 同治以来地方总督巡抚权力越来越大,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国家政治上的正确举措与失误, 军机大臣要负责。所以不要把四十年政策的失误都归结到李鸿章一人身上, 有些事不是他应该承担的。

3. 谈论李鸿章, 不能不了解李秀成

在“军事家李鸿章”这一章, 作者站在自身的阶级立场, 对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加以肯定。当时李鸿章已届不惑之年, 作为曾国藩的弟子, 韬光养晦多年, 终于“一战功成”, 在同光中兴的诸大臣中, 是最晚成名的。在这一目, 作者分析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自身的腐败、不思进取、自相残杀, 而不是清朝的攻势。让读者没想到的是, 作者对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李秀成倍加推崇, 并将李秀成和李鸿章作了比较。认为李鸿章在人品方面不及他的对手李秀成, 因为李鸿章在苏州城破后, 食言杀了太平天国的八位降将, 暴露了李鸿章一生都喜欢玩弄小权术的个性。作者认为李秀成是真正的豪杰, 爱惜百姓, 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 优待投降士兵。天京城破后, 又用自己的好马搭救幼主性命, 自己慷慨赴死。被俘后, 整整三天在战笼中壮怀激烈写下供状, 记录了数万字史实。作者认为供状经过清政府删节, 没有全部流传下来, 但在作者读来, 还是威风凛凛, 笔挟风雷。梁先生认为百年后, 历史对李秀成会有中肯的评论。我个人认为作者百年前的评价比今天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还中肯。

4. 李鸿章只懂洋务, 不懂得国家事务

作者认为李氏是“洋务第一人”, 但尖锐地指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 不知国家为何物, 不知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不知政府和人民的权限, 不知大臣应尽之责任”。李认为中国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 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 只需学会这些, 就万事大吉了。作者认为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透过李氏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 又知其见识过人, 远远超过当时普通人。李深知当时中国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 因循守旧是无法苟且偷安的, 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 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所以日后戊戌变法失败, 李敢在慈禧面前自称“康党”, 康有为在流亡途中给李去信, 称其为“维新同志”, 亦不足怪了。

5. 甲午战败, 李鸿章难辞其咎, 但他不应承担全责

作者在这一章虽然为李鸿章感到惋惜, 却并没有为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开脱, 而是列举了李的十二大责任。责任一, 不明白国际公法, 误劝朝鲜和各国立约;责任二, 既默认朝鲜自主独立, 又派兵干涉其内乱, 授人口实;责任三, 日本已经摆出有进无退得战争姿态, 却不能抓住先机, 依旧幻想别国调停, 耽误备战;责任四, 没有采纳聂士成趁日军还未集结, 派兵直捣韩城的建议;责任五, 高升号事件前, 丁汝昌请求带北洋水师先消灭敌舰, 却没有采用, 以致敌海军反客为主;责任六, 练兵整军二十年, 连一仗都打不了;责任七, 军队时常发生克扣军粮, 强抢民女不良事件;责任八, 管理军械局不善, 子弹、枪支质量低下;责任九, 平壤战役没有总指挥官, 犯了兵家大忌;责任十, 始终等待敌军进攻, 总是受制于人而不去克制敌人;责任十一, 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 快炮;责任十二, 误用无能之人把守旅顺要塞。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责, 但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 苦心经营军队, 君臣上下一心, 不怕牺牲, 孤注一掷, 实力远在清廷之上。并深刻指出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 各国之间的战争, 胜负都可以在开战前决出。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 则优胜劣汰的道理越确定, 谁拥有实力, 谁就拥有胜利。加上当时各地督巡抚各自为政, 李鸿章的淮军孤军奋战, 所以甲午战败不能只怪李鸿章一人。

6. 马关谈判, 李鸿章没有功劳, 也没有罪过

在“外交家李鸿章”这一章, 梁认为虽然西方人称赞李鸿章是有“大手段之外交家”, 梁却评价相反, 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 说李的外交思想, 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 不过是《战国策》伎俩的翻版。《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作者认为“弱国无外交”, 将此次李鸿章议和比喻为春秋时代齐国的佐出使晋国, 1870年法国的迪亚士出使普鲁士,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人忍气吞声地说话, 让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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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酸。作者在此处重现历史, 李赴马关谈判, 遭到暴徒枪击, 子弹穿过左边颧骨下方, 几乎昏死过去。日本医生认为只要取出子弹, 静养, 不费心劳神, 可痊愈, 但李当时认为国家危在旦夕, 促成和平刻不容缓, 所以宁死也不取出子弹。并凄苦哀叹, 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 那么我就去死。梁先生认为马关谈判, 李鸿章既没有功劳, 又没有罪过。这次和议是他前面甲午战争所犯错误的结果而已。

7. 封建末世的不二忠臣

作者介绍了在签订《马关条约》后, 李鸿章进入他人生的赋闲时期。但其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闲散的时候。1896年2月, 古稀之年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 参加俄皇加冕仪式, 并出访欧美七国。之后治理黄河, 恪尽职守;出任两广总督, 雷厉风行, 使当地风气大改。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还不到一年, 便有了义和团运动, 之后德国公使克林德暴尸北京街头, 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 年近八十的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 在清廷最危急的时刻, 又需要李鸿章来收拾残局了。如果当初甲午交涉是其职责, 而庚子之变时李鸿章远在广东, 又已风烛残年, 完全可以不去已被占领了的北京, 去做那“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就去了。《辛丑条约》签后, 李的肝病已极为严重, 不久病逝于北京贤良寺。李死后, 清廷给了他至高荣誉, 也算不负他一生劳苦。

8. 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

本书在结论部分, 将李鸿章和古今中外的十六位名人如霍光、诸葛亮、俾斯麦、梯也尔、伊藤博文等进行了逐一比较, 展示了作者渊博的史学知识和独特的史学视角。此后从侧面肯定了李鸿章的几点可贵品质: (1) 重视纪律、严于律己, 中国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 (2) 李鸿章和外国人打交道, 态度特别轻侮, 没有崇拜西方人的劣根性。 (3) 李鸿章办事态度特别认真, 任劳任怨, 不在乎名声, 敢于担当。最后作者对李鸿章的为人进行了总结:不学无术, 不敢破格, 是其短;不避劳苦, 不畏谤言, 是其长。并且感叹, 当时之中国想要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 几乎不可能了。想到此处, 作者不禁毛骨悚然, 赋诗一首作为结尾: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 李鸿章这个人物无法回避。古今中外写李鸿章的人很多, 众说纷纭, 评价不一。梁启超先生的人品和才学是世人称道的, 他写李鸿章, 作者读来觉得客观、公正、真实。

关键词：近代史历史教学,《李鸿章传》,梁启超

参考文献

[1]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3]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解玺璋，写70万字《梁启超传》 篇3

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梁启超

“跟很多作家比，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工厂考上大学，再分到报社，一直干到退休都是做编辑。我不太适合学新闻，跟生人接触我发憷。”解玺璋很认真地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嘲的无奈。

1953年，解玺璋出生在北京。只上了两年半初中，就进了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每天操作仪表，生产硅材料。那是1970年，“文革”进行到中期。带他的师傅是从北大中文系下放到工厂的高材生，装了一肚子古典文学。“我最初背的古典诗词和文章都是他一句一句教的，我当时都没有见过那些书长什么样，他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后来我开始大量阅读书籍，逐渐发现自己更喜欢研究文艺理论。”

1977年恢复高考，解玺璋3个志愿全报了北大，且都与古代文化有关——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及考古学。那一年的本科分数线是280分，他虽然超了12分，但去北大仍不够，别的学校也去不成。半年后，他第二次参加高考，适逢人大新闻系招生，因为解玺璋在厂里负责办报，师傅对他说，你就考人大新闻系吧。

就这样，在工厂里待了近9年的解玺璋成了人大新闻系的学生。“没学文学我不甘心，业余时间还在做古典文论的笔记、卡片，甚至在人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中国古典文论的课。”他从《易经》开始一本一本地读，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解玺璋最初读梁启超的作品，也是在大学里。“大学二年级学新闻史的时候，为了研究他的办报思想，我到北圖报刊部，读了他在戊戌变法前办的《时务报》，还有其它一些书和文章。”在这些阅读基础上写的一篇论文获了奖，引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史泰斗方汉奇的注意，点名要指导解玺璋，于是他的毕业论文也写的是梁启超。

1983年，解玺璋被分到北京日报，第一年在总编室。“那时上夜班还在抄卡片，领导有点不满意，说我不安心工作，于是我就偷着弄。”第二年他去了北京晚报，做副刊编辑，再后来有了孩子，抄卡片的工作就没能继续，停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上。之后的岁月里，由于编辑副刊，解玺璋接触了大量文史作者，他研究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写了大量文艺评论，读书的爱好也一直保持了下去。直到2008年，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写梁启超。

虽然这么多年来，对梁启超一直“情有独钟”，解玺璋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答应写《梁启超传》有点鲁莽。“但接了就不能后退，而且我也有做学术的理想，所以就硬着头皮上阵，写得很是辛苦。”

《梁启超传》解玺璋写了整整4年，从2008年春节后动笔，写到2012年春节，当年9月出版。其间，他换了2副老花镜，有时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主要是看资料，真正写的时间只占1/3。”

无论喜欢与否，都该认真研究梁启超

梁启超的身份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是政治家，从戊戌变法到进入北洋政府出任司法总长，一直积极入世；他是新闻人和政论家，在日本流亡14年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倡导改良；他是教育家，在清华任教多年，9个子女均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他也是近代文学改革的先驱，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对传统散文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突破，一篇《少年中国说》传诵至今。“梁启超为大众所知是1895年‘公车上书’这段时间，1928年北伐成功，他1929年1月去世。中国近代的大变化就集中在这些年，而他几乎参与了这个时间段里的每一次重大历史活动。”解玺璋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之前提到梁启超难写，难在什么地方？

解玺璋：他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动荡也非常快，每10年、5年乃至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各种史料众说纷纭，所以很难把握。

另外，这么多年来，我们对梁启超的评价是一种概念先行的方式，先在政治上定性，“保皇派”、“改良派”前面还要加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很多评价都是负面的。而民间评价又多从道德操守出发，大多是流言蜚语，很难落实真假，必须找最原始的材料。

环球人物杂志：书中大量引用了文献，为何没选择回忆、口述这样的资料？

解玺璋：亲人子女的回忆感情色彩比较多，但事实上，他们对梁启超未必更了解，也未必有学者们考察得准确。写作时，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梁家的人，只是看各种资料，包括书信、日记、学者考证等。我发现很多与他有接触的人的回忆也是不准确的，也要根据文献来核对。有时只提到一个人的字或号，甚至是个代称，为了找到真名实姓，也要花一两天时间。好在大部分资料都有正式出版物。我从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和网络上购买了很多早年的文史资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民国出版的都有。

环球人物杂志：您眼中的梁启超是怎样的人？他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解玺璋：他是一个积极入世、与时俱进的人，能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自己。今天的中国人不能忽略他，忽略的时间越长，未来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

我认为他最有价值的思想即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联系到今天的社会状况，无论左右翼，无论喜欢与否，都该认真研究梁启超。民国成立后，中国并没有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没有渐进式改革的机会。直到今天，在微博上，激进的人物和言论更容易得到拥护，理性讲道理的人却可能遭到攻击，这跟梁启超当年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他的文章与今天的现实仍密切相关。如新民思想，他不仅要改造国民性，而且上升到民族构成的高度。他认为要革新一个政府、国家、民族，要先革新国民，先革新自己。做新国民的条件是什么？他认为首先是政治素质，民众要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对这个问题，他从思想、能力到态度，都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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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他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是什么？

解玺璋：教育。他注重对学生精神的培养，知识在其次。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就讲过，现在不缺知识，缺的是精神。如果缺少人格，知识越多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没有精神支撑，知识会把人压垮的。

另一方面，他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他通过办报开启民智，认为人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通过法律来体现。他非常重视立法，认为一个人要争取的基本权利是政治参与权与立法权。只有通过法律这种形式，才能把保护自己的方式固定下来，否则都是说说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梁启超过去一直顶着“保皇派”、“改良派”的帽子，对此，您怎么评价？

解璽璋：梁启超的保皇是有条件的，在戊戌变法前，他们提出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后来到了海外，主要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华人华侨。当然其中也有康有为对光绪的报恩之情，但梁启超在这方面比较淡，他提君主立宪是为了用一种比较稳健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他不希望发生战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流血，前后死几百万人。

有人曾评价康梁二人的不同：康有为从激进到保守，看似变了，实则没变，只是过时；梁启超看似不断在变，其实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断调整、纠正自己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说，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孙中山要通过二次革命，梁启超则认为应敢于说话，如果都不说话，或者都说一些情绪性的话是没意义的。借助合法程序表达人民的看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他当时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缺陷主要在于不能保护自身权利，因此他提出的新人格就是，我既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也不允许别人侵犯我的权利。他觉得如果人人都有这种意识，这个国家是不得了的。他总是把国家和个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都只是一个侧面

就像很多在大变革时代站在潮头浪尖的人一样，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枢纽”式的存在，以他为原点，可以开枝散叶地拓展出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章太炎、胡适、徐志摩等一系列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的人物。这些名字背后，覆盖了从甲午战败到北伐胜利的30多年间，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变迁。同样，梁启超在历史书上也是一个“靶子”式的存在，根据不同立场，对他的评价不断变化，百年后仍无法盖棺论定。从梁启超身上，折射出的其实是对那段历史，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环球人物杂志：与其它单纯叙事的人物传记不太一样，您在书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评述，您怎么看待为名人做传时客观与主观的平衡？

解玺璋：一些传记完全排除了作者个人的感情，看似客观，其实恰恰不客观。里面有先验主义的东西，似乎没有个人偏见，却有社会、集体的偏见。我觉得写人物传记不能完全排除对人物的感情，否则书不会好看。我是从经验主义出发，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写人物，甚至带着一种打抱不平的情绪来写梁启超，因为觉得以前对他的评价太差了。

与此同时，我也用一些方法确保个人感情不泛滥：一是在语言上尽量不用形容词，叙述尽量节制。二是用大量原始资料支持叙述，引文之所以这么多，除了想说明材料的原始性外，就是因为以前传记中很多引用是断章取义的，所以我一定要引全，给读者完整的意思，避免片面。三是结构方式，书中每个章节都用“梁启超与某某人”的结构，通过不同人的眼睛看梁启超。读者可以组合、拼贴起来，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学术界、出版界都在努力，写一些相对有趣而尊重历史的书籍。您觉得历史著作应该更通俗化吗？

解玺璋：目前大众化的写史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严肃而通俗的，我比较赞同；另一种是猎奇式的，加入了个人想象，甚至道听途说来的材料，不加辩证地用在里面。这会给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带来误导，因为他们看不到更多材料。

历史研究需要一定的学术训练，就像法官审案时要有对证据的考察，判断来源合法不合法，真实不真实。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您怎么看这句话？

解玺璋：我觉得他是从历史观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文本的细节说的。对于史实我们可以有各种解读，这是不同的历史观，但史实本身要通过考古、文献考察，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落实到具体材料上，必须一是一，二是二。

环球人物杂志：近来，很多史书都在重新解读历史人物，您怎么看待这种“翻案文章”？

解玺璋：对历史来讲，不存在翻案的问题。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肯定是多方面的，主客观都有。不能用今天的立场、环境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我们在谈到一个人物时，一定要全面。主观上好大喜功的人，客观上可能开拓了疆土，如汉武帝。因此写史的人不能只强调人物的某一方面。事实上，正是人的多面性构成了历史的丰富与复杂。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信息渠道很多，面对不同的声音，人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历史观？

解玺璋：要有全面的观念，不要拘泥于某一方面、某一立场上。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都只是一个侧面，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要保持一种怀疑的精神，不是怀疑别人，而是怀疑自己。

现在的确信息渠道很多，很难要求人们一定如何，我的想法是应该给各种观点提供表达的机会，让民众在碰撞中辨别真伪。现在有些观点不能充分表达，特别是真正严肃的史学声音表达不够充分，而另一些观点又表达过度。我认为最好是众声喧哗，有辨别力的读者会从中发现可信的、有价值的东西。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篇4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不爱学习的小哲 东坡耕读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 篇5

最近读了《梁启超家书》感受颇深：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在辈出的英雄中，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而又独特的人物，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但除去他的博学和繁杂的重大社会活动外，其对子女教育的用心、投入、动情、细致、关怀、指导也是当今社会重视教育的众多家长所不及，虽历尽百年对青年人的教育仍有重大意义，值得家长和年轻人认真学习和反思。

为教育即将步入大学学习的孩子，我将该书摘抄部分交由孩子录入电脑，以便记录，深层含义为使其在逐字录入的过程中起到学习教育之效果。也感谢孩子所做的工作，但愿能使其有所获，对今后的求学之路有益处。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通用） 篇6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通用5篇），欢迎大家分享。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1

最近几天，在读《梁启超家书》，颇有感触，以记之。

首先，任公和众多父母一样，在家书里经常关心儿女的学费、经济问题，不仅读书的要资助，结婚以后的子女经济窘迫，他也会慷慨解囊，一切就如天下的父母一样。

第二，任公是个极民主的父亲，对于买房子、建坟墓等本应由父母作主的事情，他会在信中征求儿女的意见，让子女真正参与到家的建设之中。

第三，任公是个极温和的父亲。女儿考试不及格，孩子入学要延迟等，他都以鼓励为主，强调的是打基础，只要基础牢固了，今后的学习自然好，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任公是个极开放的父亲。他的子女众多，虽然自己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学史研究，但是对于自己的子女，从未对他们的未来进行严格的规定，思成喜欢建筑，就学建筑，思永喜欢考古，就学考古，思忠喜欢军事，就帮他联络西点军校，不管他的子女今后将从事哪一行，他都是支持的。不过有一点，他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做官的，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做学问。

第五，任公是个极自信的父亲。对于思顺和思成的婚姻，他是极自信的，认为自己促成了两对佳偶，但婚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到底这鸳鸯谱点得好不好，尚不得而知。

我最大的感受，作为父母，教给子女的，应当是做人的道理。对做事来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把基础打好了，长年累月，总会取得成就。任公用自己的给子女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值得我们的借鉴和学习。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2

最近读了《梁启超家书》感受颇深：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在辈出的英雄中，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而又独特的人物，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但除去他的博学和繁杂的重大社会活动外，其对子女教育的用心、投入、动情、细致、关怀、指导也是当今社会重视教育的众多家长所不及，虽历尽百年对青年人的教育仍有重大意义，值得家长和年轻人认真学习和反思。

为教育即将步入大学学习的孩子，我将该书摘抄部分交由孩子录入电脑，以便记录，深层含义为使其在逐字录入的过程中起到学习教育之效果。也感谢孩子所做的工作，但愿能使其有所获，对今后的求学之路有益处。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3

父母是我们从呱呱坠地时便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至亲之人，他们不求回报地为孩子付出。在读了《梁启超家书》后，我不仅更深地体会到父母对儿女的爱之深沉，而且了解到了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梁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必不可少的原因就是梁对子女含辛茹苦的指导与教育。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我要为父母道一声感谢！

在《梁启超家书》中，我看到的梁启超没有《少年中国说》的豪情壮志，有的只是在家书中对儿女不厌其烦的提醒、指导，向儿女告知自己的近况与家庭琐事。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里，我看到的只是一位父亲的父爱以及对儿女深切的冀望。梁启超作为一位过来人，在家书中向儿女传授生活经验，让他们少走弯路，而我们的父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或许我们的父母很少会以家书这种形式教育我们，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起到我们一生的榜样作用，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足以让我们感激一生。

爸爸是我精神世界的一个标杆，引领我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记得在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去登山锻炼身体，那时的我还小，身体也没有那么强壮，望着被晨雾环绕的高大山峰，不免产生畏惧退缩之意。爸爸摸着自己并不算瘦的身体，笑着说：“你看爸爸那么胖，你年纪轻体力好的，哪有什么吃不消的！”爸爸的这句话又让我重燃斗志，也让我懂得什么叫迎难而上。但登山远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刚走过半山腰，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双腿仿佛被灌上了铅，几乎是寸步难行。这时，高挂的太阳也展现着它的威力，灼热的阳光仿佛要让人融化，我热得汗流浃背，真是又热又累，十分难受。过了一会儿，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叫爸爸一起到路边的石凳上坐着休息，我大口大口地呼着气，心里又开始萌生退意……等到爸爸站起来招呼我走时，我就“黏”在石凳上，赖着不走，嘴里还一直嚷着“下山吧……”爸爸拿我没法，只好苦口婆心地劝我：“儿子，坚持才会胜利，不坚持是没法取得成功的！算了，既然你不想走的话，那我先走一步。”望着爸爸用力迈动双腿但仍不放弃的背影，我的脑海久久回响那句话——“坚持才会胜利”。是的，只有不停住前进的步伐，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想到这里，我又追上了爸爸……最后，我们在山顶上见到了壮观的山间美景。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在所见所闻中传授我人生的道理。

我的妈妈平时对我的学习很严格，常常弄得我苦不堪言，但我却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母亲的严格要求，我才能有今天的成绩。一天，我写完了学校布置的作业，心情正愉快，心想着终于可以脱离作业的海洋，出去玩一会。可是妈妈的一句话就让我的幻想破灭了：“玩什么玩！来，做做练习题吧。”听到这句话，我就像一个泄气的气球一般垂头丧气，母亲之命我可不能违背，只得摇头叹气地返回自己的房间，不情不愿地回到了题海的怀抱。英语的一个个字母让我眼花缭乱，数学的一个个数字让我头晕目眩，再想想外面的鸟语花香、打闹嬉戏，想到自己的一天又要这样子过去，我心里不禁闹起了情绪，干脆心一横，笔一丢，眼一闭，趴在桌子上打算与周公畅聊。这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在被一双温暖的手慢慢按摩着，耳边又响起妈妈那熟悉的声音：“儿子，我知道学习是辛苦的，但不付出努力如何才能获得成功呢？妈妈坐着陪你吧。”我的心中有一股暖流流过，感受到了温暖的母爱，也有了重新握笔的动力。

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也教会了我们太多道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我们要时刻铭记父母对我们的哺育之情与栽培之恩，时刻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4

在国破家亡花泪鸟惊之时，杜甫曾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国难与战争，厮杀之不断的几千年来，又有多少可抵万金之家书？傅雷的家书被誉为苦心孤诣的教子篇章，正是这万金家书使得傅雷之子傅敏傅聪有了坚韧不拔之志，取得了那般成就。同样身为近代知名人物的梁启超的家书又是否之万金呢？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人物。他在政治、学术、思想、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敢于尝试百日维新的探索创新精神和爱国热情，使得他在教育上不仅有西方的开放民主还有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可能是因他深刻认识到“少年强则国强”从而对子女的教育倍加注重。

他的教育方式既不迂腐跟从中国封建传统，也不盲目追求西方时尚，而是注重将两者完美结合。他精心指导子女，悉心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他没有对子女们有太多苛求，而是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他对不同子女的教育引导方向不同，不正是体现了中国古代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吗？这种教育的成功事例不正是告诉了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只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才是最好的。他还表明学习应有批判精神。不同的学术与文化都有不同的自身优势与劣势，只有敢于批判与评析错误之处，才能创造出更繁盛的文化。正是应为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择善而从取其精华，才使得他的儿女们将东西方独具特色的文化结合以修身养性。

他也讲究学习应有上进心，充满好奇和求知欲，有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正如他在寄予梁思成的信中所自述“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回忆他如此的治学方式，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由此可看出学习真应该注重兴趣与锲而不舍的`精神。

正是梁启超的独特教育使得梁家有了“一门三院士”的光荣。那么他是否只注重子女们的学习而不顾儿女们的健康了呢？不，这从400多封家书中的任意一封都可体会到他对子女们浓浓的关爱。

首先，他对的子女称呼方面。他称子女们为“宝贝”，自称“老白鼻”谐音老baby，甚至还给孩子们起了外号。如：五女梁思懿，在信中呼之为司马懿，六女儿则称为六六，又如小宝贝庄庄，大宝贝等称呼。如此可想象出他是怎样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甚至有些颠覆他身为革命家的伟大形象，瞬间变身为老顽童。如此开放的思想，在封建顽固派势力强大的那时还正是前卫啊。大概梁启超先生这开放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他与他子女接受西方文化吧。

再者，他信中所述内容。他在信中不仅鼓励引导子女学业发展，还时刻念叨着子女的身体健康。作为一个好父亲，在孩子学业与身体健康方面，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而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关心孩子的好父亲。

只可惜了，在那个黑暗与动荡的年代，战乱中交织了革命的烽火，他只得站起来身先士卒引领变法，如此艰难。但正是因艰难，才使得那些家书更有可抵万金的宝贵吧。且家书给我们的无限思索与启迪，何尝又不是它可抵万金的原因呢？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5

梁启超育有子女十人，除一子早殇，个个成才。其中长子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思永是考古学家、五子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一门三院士，世所罕见。近日细读《梁启超家书》，品先哲育子之道，可谓感慨良多。

100年以前的中国，在人们的印象里，是长袍马褂、三寸金莲、拖在脑后的辫子和暗灰的呆滞的眼神。翻开《梁启超家书》，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景象：梁启超称呼子女“宝贝”“baby”，落款是“爹爹”，他给子女讲笑话、讲日常生活琐事，还时时自我调侃，他说“我爱你们，我想你们，想得厉害”，他说“要你们知道我快活顽皮起来的样子”，他的感情坦荡率真、平等开明，全然没有大家长的专制作风和封建士大夫的迂腐习气。

“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从该书所刊出的家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人际交往、恋爱婚姻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引导子女的兴趣，同时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从不强求他们一定遵照父母的意图，而是反复征求子女意见，直到确认合乎子女的本心。

思庄大学没考好，梁启超及时安慰她：“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筑得越厚越好。”还说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愿，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姊姊、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的路。”思成在国外的学习遇到瓶颈，梁启超和他探讨学问的有用无用：“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倡导子女兴趣要广泛，视野要开阔，主张“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他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人生之旅历途其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思成徽因美满姻缘伉俪佳话，正是梁启超一手促成的，“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他从来没有强迫孩子，只是用他的阅历为孩子做了人生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