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企业家投身公益和慈善

让更多企业家投身公益和慈善（精选2篇）

让更多企业家投身公益和慈善 篇1

－－一位民营企业家十年行善之路

新华网天津频道６月４日电（记者张泽伟）民营企业家、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公司董事长邹凌，１０余年来乐善好施、热衷公益和慈善，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企业家应学会感恩，勇担社会责任”

邹凌出生在天津大港农村，自幼家庭贫寒，在他１２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因受刺激精神失常，是善良的邻居们轮流帮他料理家务，替他做饭，为他缝衣，才得以长大成人。邹凌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乡亲们把我拉扯大的，我要回报他们。”

邹凌认为，感恩和回报，是他日后热心公益和慈善的最原始的动机。在部队当兵时，邹凌就帮助不识字的战友写家信，替体质差的战友站岗。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工作后，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共２００多元捐给了安徽洪水灾区。

１９９４年，邹凌开始“下海”并创办了蓝盾公司，拥有一定财力的他时常给乡亲们送去慰问金和礼品。“邹总随时随地都在帮助人，做善事已成为一种习惯。”邹凌的员工贺炯这样评价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邹凌开始反思自己的慈善行为，并将单纯施援式的慈善义举提升为更为系统、更为制度化的社会责任。持续了８年之久 的“蓝盾慈善行”活动，就是蓝盾公司着力打造的慈善品牌。每到年末，邹凌就和公司员工去困难家庭慰问，送去现金和年货。这项活动已经在公司员工和当地群众中深入人心。公司将以此为契机，逐步形成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进而形成具有特色的企业慈善文化。

拒绝作秀，融入真情

多年来，邹凌和他的企业做了不少善事，但从不宣传、报道。蓝盾公司负责对外联络的葛丽娜说，邹凌个人捐款从不宣扬，经常是受捐单位给公司寄来“收条”，公司员工才知道。而且，经常有媒体来电要求采访，都被邹凌婉拒。

邹凌说，做慈善不是作秀，不要把慈善当成数字秀，只为追求在慈善榜单上有一个好看的排位和数字；也不要把慈善当成媒体秀，只为增加曝光率。他要求自己和员工，做慈善要“无声有色”，就是不要宣扬，而要带着感情实实在在做事，并且有亮点，有成效。

去年四川汶川地震后一周，邹凌就带领公司６位退伍军人，瞒着家人和员工，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亲赴地震灾区，不仅开展救灾工作，并给灾民送去了现金、帐篷、睡袋、食品、书本等。因为天气闷热、心情抑郁、劳累过度，邹凌一度休克。

除了自己和公司捐款，邹凌更希望与灾区群众心与心的交流。他与公司部分党员再赴灾区，在映秀与灾民共度震后第一个春节，不仅带去

了年货与慰问金，还组织当地群众自办春节晚会，让灾民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邹凌说，他对灾区的关注并没有结束，他打算把自己多年的藏书全部捐给映秀，在那儿建一个图书室；他正考虑吸纳灾区农民来公司上班；他还与很多映秀官员和群众成为“知心朋友”，时常电话谈心。更重要的是，邹凌积极为映秀未来发展“献策”，建议走“村企合一”路子，发展特色旅游、生态观光、建筑、养殖等产业。

邹凌说，做慈善应该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爱，企业家应该摒弃功利思想，回归慈善的本质。

慈善驱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邹凌说，虽然做慈善是不求回报的，但投身慈善事业确实能让企业“受益颇丰”。

首先，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太多，对企业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其次，热心慈善事业的企业和企业家，在群众中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口碑，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另外，企业慈善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企业凝聚力。

邹凌说，蓝盾公司以“做健康人，发展健康企业”为核心理念，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企业慈善文化，其核心是：身有善心，行有善举，坚持做善事，促使慈善事业社会化、公众化。

据介绍，一名叫吴春玥的年轻人刚进蓝盾公司不久，父亲就病故，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四壁空空。邹凌亲自帮助她料理丧事，在第一时间送去了两千元现金、棉大衣，安排了值护人员和车辆。后来还给她家中添置了彩电、微波炉等生活用品。是邹凌将她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蓝盾公司企业文化部总监曹随说，邹凌对员工无微不至的关怀的例子很多，他也感染了大家，自觉不自觉向他学习，进而在公司内形成了浓厚的慈善氛围。每当同事有困难，大家都会自发捐款。

袁岳:让更多人有能力投身公益 篇2

■ “在中国，人们参与公益活动几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

环球慈善：支持大学生公益创投的初衷是什么?

袁岳：提出大学生公益创投是三四年前开始的。社会问题领域研究本来就比较少，但更重要的是，问题发现后谁来解决一大部分时间是只能等着政府解决，而政府干的事通常非常有限，因为行政事务通常的特点是一刀切，而且很多社会问题从公益领域的角度看亟待解决，而对政府来说它就是个小事。要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难度是正常大的。

所以，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领域。在西方国家是由很多NGO和社会志愿组织隶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中国，人们参与公益活动几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除了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没有这个概念。在美国，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就会参加很多公益活动或社会工作。一般中国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只是把它当成增长见识的途径，或者以此解决未来职业出路，而没有把参与公益看作一个公民应该尽的责任。

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是鼓励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去参与公益活动。从一定程度来说，公益创投首先是一个观念改变的运动。通过这样的运动，使得人们对公益、对社会活动更加关注，使公民个人也可以参与、改善社会问题。所以，这首先是个理念革新的运动。

环球慈善：为什么会选中大学生这个群体?

袁岳：大部分公益组织都属于社会底层的草根组织，在这个领域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们鼓励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目的也是改善公益领域内人力资源的总体质量。

还有一个考虑，事实上虽然有些地方政府作了一些改革，但现在社会上一个公益组织的生存是很困难的。如果在学校里成立一个学生组织的话，相对比较容易。它是一个公益的学生组织的形态，学生在这里尝试和学习公益。我们实践的结果是，在学校得到老师的支持的可能性很大。

■ “干公益可以各怀鬼胎而来，但最重要的是你從中收获了什么”

环球慈善：“零点”推动的大学生公益创投项目有什么独特之处?

袁岳：我最早提这个是在2005年，当时国外社会创业的理念也很热。2007年，我在耶鲁做访问学者，也听了耶鲁大学社会创业的课程，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对我蛮有启发。所以，后来回国，就更加有系统地推动这项工作，不只是理念倡导，而是作为一个项目来推动。

我们有很明确的流程：在校园里进行动员，让学生提出初步构想，然后我们根据构想加以辅导，让学生再提出正式的计划书，我们拿出资金资助，作为启动资金，让学生得以开展他提出的项目。

我们与谷歌、百度的创意大赛不一样，他们的模式是只要计划得到认可就发奖金。大奖赛的特点是奖完之后，当初的小组就不存在了。而我们的模式是，计划得到认可，要成立组织，初步成立时得到第一笔小钱，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第二笔钱，继续经营时得到第三笔钱。

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你获奖，而是让你行动。我们的特点是建立可持续的学生公益组织，至少要学生从事两年左右的公益活动，并且当某个学生离开后，这个组织还能存续下去，其他人可以继续经营。因为，我们当初辅导他们成立时，就特意涉及组织的维持与发展问题。

从2008年年底开始资助了8个团队； 2009年上半年资助了3 0个团队，下半年提出申请的有400个团队，我们准备资助50个左右，目前正在评审阶段。总量加在一起，将近100个团队了。我们的3年计划是资助800个团队。

过去零点的公益模式是自己参与，这个项目使我们赋予更多人有能力去从事公益，这样能扩大公益效益。

环球慈善：从实践看，大学生参与公益的结果怎么样?

袁岳：从半年多的实践结果看，很多人的进步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现在普遍的现象是大学生缺少对社会的了解认识，除了在家里呆着，就是在学校里整天考试。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后，先不说他工作具体干得怎样，起码他对社会有了直接的、具体的认识，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够参与、改变一些东西，由此找到了某种成就感。我们资助一半以上的团队干的活是很棒的，也有一些团队很快就看到学校里想象的和实际差距很大，然后调整自己，适应现状。

环球慈善：你觉得大学生参与公益有功利目的吗?

袁岳：这一点我认为不重要。每个人干公益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想挣点名声，有的人需要增加社会经验，有的人是希望找点事做，有的人希望对将来自己创业有帮助。每个人动机不一样，我们倡导在公益活动中不问动机。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会改变的，就是说于公益可以各怀鬼胎而来，但最重要的是你从中收获了什么。即使你为了个人名望而做公益，但是你做的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没问题的。就像捐款，捐款的动机差距很大，但重要的是钱捐出来了，看实际效果。所以，如果公益要追问动机，那活儿就没人干了。

在支持大学生公益创投项目之前，“零点”公司早在创立之初就开始介入公益事务的调查与研究，比如1993年调查农民工问题，1995年研究防治艾滋病问题，1997年研究农药滥用问题，还有乞丐问题、慢性病人群问题等等。对社会底层现实问题的把握以及在国内外不断充实自己的学习过程中，使袁岳对公益这个开始被人们逐步关注的话题有独到的见解。

■“公益是普通人要干的普通的事，没钱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干，干到后来就是生活习惯了”

环球慈善：你怎样看公益这件事?

袁岳：公益是普通人要干的普通的事，没钱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干，干到后来就是生活习惯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很多人之所以觉得投身公益是一个很严重的选择，是因为他从小到大“私”惯了，从来都是只为自己想，只为自己家人想。有点“公”的事，好像就是特别了不得的事。像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参与社区服务，他不会觉得志愿服务是什么大事，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就像一个平常的爱好、习惯，就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环球慈善：作为“60后”，你小时候也会经常参加学雷锋做好事，这和今天的公益模式有什么不同?

袁岳：今天的公益活动不同于以

前，在于机制不同。关键是一个自我驱动机制。目前，我国公民公益活动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单位组织的，一部分是純粹个人愿意干的，第三部分是个人参与的组织发起的。过去没有的就是，我们哥儿几个组织起来，可以做更多的好事，“l+1=4”。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组织化的社会公益创意，要把它当个事业来从事。因为任何个人都会软弱，而当他组织化后就会彼此激励，调动能力也会加强。但是当组织过大，比如政府来干，它的缺点就是它总是关心大的东西，一刀切，很难关心某部分群体一我愿意关心的事。在这部分政府做不到这么细。比如血友病，10万患者，对于政府来说，这比艾滋病患者少很多；脆骨病，全国几万人，政府不可能为此专门通过什么政策措施。但是某人可能专门关注于此，于是招呼几个人共同解决，这就是我愿意干的事，但同时又是组织化的事。

所以，这是现在的公益组织最不同于过去的地方，是大组织号召的做好事和纯个人做好事的中间形态。

环球慈善：政府从慈善事业中全面退出，提法可行吗?

袁岳：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偏激和不妥的。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是从慈善事业中全面退出的。美国每年联邦预算一部分就是用于各州的社会活动和一些NGO项目。比如海湾综合征患者，老兵退伍组织可以从社会渠道募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预算下的社会慈善项目。还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方面做科研，另一方面有很多慈善资助。所以，所谓政府全面退出慈善的说法，是不妥当的，也是无知的。

环球慈善：你觉得比较理想的模式是什么?

袁岳：变政府拨款形式为公益基金管理模式，开放式的，透明操作。我国目前确实需要减少政府垄断，比如汶川大地震捐款，捐到最后现在变成政府财政预算的钱，这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上海在改革，民政部门设立公益创投基金，符合条件的公益组织都可以申请，甚至包括一些公民组成的社会公益小组。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香港就是这样，很多社区组织申请政府资助，政府专门有社会福利基金，有的组织开展项目叫“恢复社区记忆”，用于挖掘社区历史文化，这也可以去申请。所以，同样的钱，用这种模式，减少了暗箱操作，减少了行政拨款中的任意性，运用效力会大大提高。

目前，我的主张是第一步改善资助机制，第二步政府把纯粹资助领域和一些社会领域做出分工，突出政府资助的重点。

■“只有95％的草根组织死，才能让那活着的5％有带领的价值”

环球慈善：目前国内草根NGO生存艰难，怎样改善这种状况9

袁岳：并不是说只要是公益组织就能理所当然活下去。

从民营企业角度讲，每5年会有95％的企业生存不下去，草根公益组织也是一样，不能说草根组织生存状况艰难，就说在中国受天时地利的影响，不是的。大部分组织活着还是死了的原因是由你机制的模式决定的。我今天看到大部分公益组织的管理水平非常差，就像个体户一样，本来公益组织是“公”的，但他的反应方式很“私”。以他现有管理水平来说死95％是很正常的。只有那95％死，才能让那活着的5％有带领的价值，它们被人们认可接受并且自己也在不断完善。否则就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为只要干公益怎么干都行，其实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只能在类似于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被淘汰。

“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人看到我成为一个勤奋的博客作者、一个媒体主持人、一个校园中热络的讲者、一个半畅销书的作家、一个自得其乐的旅行家、一个在很多社会讲坛与主题活动中的社会活动家。但人们很少知道，过去的十年也是零点公司的第二个九年计划期……”

——袁岳博客

跟随着袁岳的博客，让读者看到一个空中飞人的跨界生活，想象着一个成功者的潇洒足迹。有媒体称之为“情趣袁岳”。这样丰富的人生体验是不是其理想的人生呢?

■“一个没有自己体验的人生不是属于自己的人生”

环球慈善：你理想的人生是什么，现在满意程度是多少?

袁岳：理想的人生，这个题目太大。我觉得能够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因为一个没有自己体验的人生不是属于自己的人生。这是很多青少年悲哀的地方。独生子女被父母包办的太多，他们只是实现父母要做的事，那不是他们的人生。我现在在大学演讲，还有写青春教育的书，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还青少年自己的人生”，其中包括部分的公益人生。

环球慈善：你的全球旅行计划实施到什么程度了?

袁岳：我现在已经去了76个国家，还有100多个，要走完。其中一半是纯旅行，不会掺杂商业任务。比如春节我去孟加拉国，我想研究研究这个国家。我的原则是大家都去研究的，我就不再作了；大家都去看的景点，我就不去了。

环球慈善：除了博客，你还有自己的私密日记吗?

袁岳：没有。写博客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以前我写日记，现在有博客代替。我从小就愿意出黑板报什么的，我是一个很愿意和别人分享和沟通的人。

环球慈善：你的财富观是怎样的?